著名的虢季子白盘 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淮军将领刘铭传率军打败了驻扎在江苏常州的太平天国军队，就把护王府当作自己的治军衙门。有一天，刘将军到各处的军营中处理完军务后回到衙门，晚饭后，洗理已毕，照例伏案阅读。可是他总是被马厩里不时传出金属相击的丁当之声干扰着，既不能入神地阅读，还不如去看个究竟，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响，他打着灯，走进马厩一看，原来自己的坐骑正用舌头舔着马槽外壁的铜环，铜环与槽壁碰击时发出了响声。马槽则是一件制作精美而硕大的铜盘，盘里已经空无一物，原来宝马并未喝够水，就以这种方式要求主人加水。幸亏马槽空着，才使刘铭传有机会看到铜盘内底有数行规整而秀美的铭文。这是从哪里弄到的马槽？谁家竟会奢侈到如此程度？把马槽也制作得如此精美？刘铭传叫来了马夫为马加料加水，并讯问了马槽的来历，马夫说是护王府中原物。刘铭传虽然行伍出身，可自幼也熟读四书五经、史传和百家诸子之学，是太平天国运动使他弃文从武。虽未弄清马槽的来历，但刘铭传已有几分明白：那恐怕是一件传世的宝物。第二天，他让马夫另外找一个马槽。把铜盘换出，洗清后放到府内。刘铭传禁不住要详细察看，一读铭文，虽然仅识了六七分，便已知这是西周虢国的国君季子白为纪念打败了洛水一带的猃狁（西周的一种少数民族）而制作的铜盘。不仅这百余字的铭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一件书法精品。再仔细察看四周的纹饰，也很精致美观，器皿的造型长方，四角滚圆。可是令他费解的是这件精美的铜盘难道真的就是古代的马槽？虢国的封地当在陕豫一带，虢君的器皿怎么会出现在江苏常州的？
刘铭传像 寻访之下，刘铭传得知：道光年间常州出了一位进士徐燮钧，在陕西眉县任知县。徐氏有一次经过宝鸡虢川司的一个村庄，无意间向一个农家院落内瞥了一眼，见一个农民正在向一个铜盘内倒水饮马。徐氏顿时被这硕大精美的器皿吸引住了，不自觉地走进了院落，同农民作了一番交谈，农民对铜盘一无所知。徐氏透过水看到了盘的铭文，心想：即使是一个马槽，若是古代的遗物，也堪为一宝。于是将随身携带的银子同农民作交易。银两虽然不多，但那个农民也是出生以来头一回见到这么多银子，交易成功。徐氏告老还乡，铜盘也随身带回常州。其实徐氏也并未真正了解铜盘的价值。太平军占领常州后，徐氏的家产被洗劫一空，但太平军也不知道铜盘的功用和价值，搬到护王府里照旧把它当作马槽使用。现在刘铭传把它搬到衙门里，有空就察看、把玩，由于没有太多的古文字考释经验，也没有足够的青铜器知识，一时也说不准它究竟是什么宝物。
同治十年（1871年），刘铭传在得到朝廷的封爵后返回故乡，请了一些饱学之士帮助考释，方始明了盘铭的全文，此盘应该定名为“虢季子白盘”，约为西周夷王时所铸造。大家祝贺刘氏获得宝盘。刘铭传用朝廷赏给他的银两造了一个盘亭，并作《盘亭小录》，记录得盘的经过，说明造盘亭的原由等。刘铭传在明白了宝盘的价值后希望大家保密，可是刘氏得宝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人来到刘府希望一睹珍宝的风采，都为刘铭传谢绝，据说连帝师翁同龢想求见也遭到拒绝。后来刘铭传主持台湾建省，任巡抚，为一方封疆大吏，宝盘在安徽合肥的家中珍藏也就安然无恙。
光阴荏苒，一晃就到了20世纪30年代，宝盘传至刘铭传的第四代孙刘肃曾手中。民国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欲以重金购买宝盘，遭拒绝后，刘镇华竟亲率喽罗到刘肃曾家以武力威逼，但刘肃曾一直不屈服。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刘镇华逃之夭夭。可是日本侵略者也觊觎着宝盘，刘肃曾机智地将宝盘珍藏妥后出走他乡。日军在刘家一次又一次的搜索均告落空。抗战胜利后，刘肃曾刚返回故乡，新任的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就找上门来，以让刘肃曾担任县长为条件，要他交出宝盘，遭拒绝。后来李氏对刘肃曾采取威逼、讹诈等手段，都被刘肃曾逐一化解。虢季子白盘在刘家的保护下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刘肃曾把宝盘捐献给国家，得到党和国家的褒奖。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考古发掘获得的青铜盘不少，可是像虢季子白盘这样硕大精美的铜盘仍然是惟一的一件。虽然经过不少青铜器专家的研究，至今仍不能确定这个宝盘的功用，有如下几种不同的见解：一、有不少学者认为那就是马槽。从陕西的农民到太平军的马夫，再到刘铭传的马夫，无一不认为它是最合适的马槽，只是奢侈一些而已。制作精美的马槽就不能成为国宝吗？
二、文献所记载的盘是同另一种器皿匜相配着使用的，匜是一种洗手器，盘是盛水器，一人持匜浇水，一人洗手，流下的脏水则由盘承接着，洗完手就把脏水倒掉；盘当然还可以派其他用处，但总体上犹如现在的洗脸盆。可是，这种见解存在的缺陷是：哪有这样硕大且重的洗脸盆，一家人一天会洗许多次手，倒脏水就成了大问题。从出土的小型盘看，那才是同匜相配的盛水器。
三、从器皿的尺寸大小和形状看，它类似于后世椭圆形木质浴盆，应该是浴盆，就是古文献所记载的“鉴”的一种。这种见解虽然也存在倒水的问题，但洗澡的次数毕竟少于洗手的次数，器皿外壁的环就是为便于抬着倒水而设计的。这种鉴的另一种用途就是在殡葬时放在尸床底下，而鉴里盛放冰块，以防尸体过早地腐烂，因为礼制规定公卿大夫去世要停尸七日，若在夏天，以冰防腐是必需的。而古人早有在冬天里贮藏自然冰块的习惯。
这三种意见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而第三种见解略占上风。 两次出土 抗战时期大盂鼎和大克鼎下落之谜
大盂鼎和大克鼎的长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的重要资料，而且器形硕大精美，先后为苏州潘祖荫用重金购得。“八一三”事变，日本兵侵占苏州，于是一批又一批地派人到潘家搜索。潘家是怎样保住宝器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潘氏后人潘达于将两件宝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护鼎的故事才向世人揭晓。
上海博物馆于1952年开馆。其青铜馆中陈列着闻名遐迩的大盂鼎和大克鼎，使广大市民有幸第一次同时赏览两件珍宝。这两件珍宝凝聚了苏州潘氏家族收藏的许多艰难险阻，经历了权贵诱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搜索，两件珍宝曾一度隐没不见，日本强盗认为此二器已经毁于战火。最后为潘家的传人潘达于女士在1951年正式捐赠给国家，宝鼎隐没之谜才大白于天下。
著名的西周大盂鼎 大盂鼎通高100.8厘米，口径78.3厘米，重153.5千克，侈口，深腹，二立耳，环底，三柱足。鼎腹外颈部和足部饰兽面纹。器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向大臣盂阐述的西周建国的经验，文、武、成三王灭商立国的过程，告诫盂不能沉湎于酒，要以其祖先南公为榜样，辅助康王治理好国家。康王赏赐盂车马、衣物和1726个奴隶。铭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大盂鼎约在道光初期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一说出土于陕西眉县。此鼎出土后就发生岐山首富宋金鉴同县令周庚盛之间的争夺，后为左宗棠所得。左宗棠为了感谢潘祖荫的救命之恩，遂将宝鼎送给潘氏。
大克鼎于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任家村。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平口折沿，深腹，二立耳，三柱足。鼎腹外表饰大环带纹，足上端饰兽面纹。内壁有铭文28行，共290字。记载了克对祖父师华父所立功绩的颂扬，赞美他辅助周王室管理好国家，以及他所具备的美好品德。克因祖父的功勋而担任了传达周天子命令的重臣。周孝王赏赐克衣物、土地、奴隶和乐官。铭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大克鼎出土后为天津的金石学家、历史学家柯绍忞所得。潘祖荫得知后便寝食不安地朝思暮想起来，终于以重金把它购买到手，内心的高兴之情难以言表，遂刻制了“宝藏第一”印章一方，以志纪念。可是潘祖荫在购得大克鼎的当年就去世了。祖荫没有子孙，临终前就将自己所有的收藏交给胞弟潘祖年，并叮嘱弟弟一定要把它们视为珍宝，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地爱惜它们，尤其是大盂鼎和大克鼎。
西周大克鼎 潘氏是苏州的名门望族，有“贵潘”、“富潘”两支，祖荫属“贵潘”。祖荫的祖父世恩曾历任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大官，担任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和太傅衔。祖荫之父名曾绶，为世恩第四子，道光时举人。祖荫（1830-1890）字伯寅，咸丰二年进士及第，官至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由于潘祖荫没有子女，生前曾以侄子（即祖年的两个儿子）立嗣，可是祖年的两个儿子也先后谢世，没有孙子。于是从世恩的第三子的一支中过继承镜为孙。承镜娶苏州丁家女子为妻，可是才结婚三个月就去世了。为了让潘门丁氏挑起守护家财的重任，就要她改姓潘，名达于。祖荫去世后，其弟祖年赶至京城料理丧事。可是在京城的潘宅不断有权贵光顾，其中尤以旗人、陆军部尚书、直隶总督端方，更是使尽了威逼利诱的一切伎俩，企图占有两件宝鼎。
大盂鼎和大克鼎同毛公鼎并称为三宝。端方曾购买了几件小克鼎，深知大克鼎及另外二宝价值。潘祖年到京，端方亲自登门，提出要潘家出让二鼎的要求。早得兄长叮嘱的祖年婉言谢绝，可是端方死缠不放，祖年也进行八方周旋，并在暗中做好了将宝鼎运回苏州的准备。机会终于来了，借口服满孝期后，要运兄长的灵柩回苏州，将灵柩和祖荫在京的财产全部提前运抵苏州的潘宅。端方由于知道祖荫的丧期，稍有麻痹，没料想祖年会提前走，又没料想到祖年的船会分数条线路走，中了祖年摆布迷魂阵的圈套。恼羞成怒的端方弄到了江苏巡抚的大任，成了潘家的父母官，对潘家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幸好光绪帝命端方出国考察，回国后又移任他处，辛亥革命起，端方被杀。潘氏全家紧绷的心终算可以放松了。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虽然潘家对于家藏宝鼎秘不示人，可是二鼎早已声名远扬。“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兵逼近苏州。苏州居民纷纷离家逃难。当时的潘家主持人潘达于深感重任难当，于是决定将宝鼎深埋地下。她嘱长年在家的木匠做了一个大木箱，又请了两位可靠的潘氏兄弟，掌着油灯，在夜晚撬开了住房地坪的方砖，深挖一个土坑，连着干了两个晚上，将二鼎装于大木箱，再将装妥的木箱深埋地下，照原样铺好方砖，不露丝毫破绽。这就是两件宝鼎的第二次入土。同时把潘家的其他藏品如书画、书籍之类藏到了比较零乱的柴房的隔墙内。日本兵占领苏州后，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强盗到潘家搜索、抢劫，有的是漫无目的的乱抢，有的是得知了潘的收藏情况后有目的地搜索。日军驻苏司令松井曾受上司之命查问过潘家的收藏，派了一批军队在潘家的庭园掘地三尺，最终也没有找到宝鼎，他只好以毁于战火作搪塞。
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一晃就过了八年。因为苏州城的地下水位很高，潘达于女士担心在地下沉睡的宝鼎会被腐蚀，于是要自己领养的子女和潘氏宗族的可靠兄弟将宝鼎挖了出来，果然大木箱已经腐烂，潘达于决定把它们堆放在一间不起眼房子内，用一些破旧衣物、旧家具等杂物把宝鼎掩盖起来，又将门窗钉死，以示此房间从不住人，也没有人经过。这就是两件宝鼎的第二次出土。好在经过日本强盗的洗劫后，人们已经不相信潘家还藏有什么宝物了，有些知道两鼎的人还以为已经被日本强盗抢走了。
怀着深爱祖国文化的潘氏家族在历尽了许多艰难险阻后，终于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捐赠给国家，了却了几代人的愿望。这也是盛世出宝物的一个实例。 深宫藏宝 散氏盘尘封故宫之谜
散氏盘以其350字的铭文和奇妙的书法著称于世，本来为江苏扬州的收藏家所拥有，但民国政府成立后为什么会在北京故宫发现？新中国成立前夕，散氏盘被运到台湾，可是日本方面却声称日本也有一件散氏盘。究竟散氏盘原来就有两件，还是有仿制品？若为仿制，台北故宫和日本孰为真品？
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青铜器散氏盘，与毛公鼎、大克鼎、大盂鼎一样，以其长篇铭文和精美的书法著称于世。散氏盘的铭文共19行，每行19字，最后一行为8字，共350字。内容是一篇涉及西周中晚期诸侯国之间围绕土地分配问题发生的一场公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散氏盘于乾隆中叶出土，为扬州的一位盐商购得，并长期珍藏在扬州的住宅中。著名学者阮元是江苏仪征人，有机会一睹真容并进行考证，将其定名为“散氏盘”。“散氏盘”从此名扬天下，当时的拓本价格已十分高昂，许多达官贵人甚至外国人也觊觎着这件天下名器。
西周散氏盘 自从阮元定名为散氏盘后，百余年间相沿不变，著名学者王国维也称它为散氏盘，并在阮元考证的基础上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但郭沫若认为不应定名为散氏盘，而应该定名为“矢人盘”，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它不是盘，因为它的底足部位较高，而应该是豆。但不管怎样，这仅是一个器物名称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围绕散氏盘，还有许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
第一是这件宝物的制作年代。一说为西周中期之物，一说为西周晚期之物，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它是周厉王时代的器皿。可是由于铭文未说明某王的谥号，终成难以考证清楚的谜。
第二是铭文说散氏拥有散邑及周边地区的土地和山林川泽，并有周王室的官员作证。那么西周究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呢，还是封建主拥有自己的领地，是私有制国家？铭文说，关中畿内的矢、散二地为邻近的封地，矢人屡次侵犯散氏封地的边界，掠夺土地和财物。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考证：矢人拥有的疆界相当于现在陕西及武功一带，散邑的疆界相当于大散关、大散岭以东陈仓一带，散氏盘的出土地点当在散国地界之内。散氏向周王告状，在周王的调解下，矢人不得已同意以田园二区作为对散人的赔偿，并且发誓将土地交付散人后，永不毁约，否则就照田价付罚金。这场官司中还具体规定了这两块赔田的区域、疆界，并由两国共同派官吏勘定后交接。周厉王还派一个叫仲农的史正（官名）到场作证，仲农完成使命后，遂将新界地图交与人，并留下左券。在这种情况下，散人鉴于矢人平素的行为，一方面通知其他各国与矢人断绝交往，另一方面仍怕他们毁约，于是就把这场官司的全过程及矢人的誓约铸在铜盘上，作为永久的证据，以防不测。这场有趣的官司揭示了一个历史的破绽：你周王室不是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周天子是最高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吗？那么为什么散氏能够胜诉，而且派官员确证散氏所拥有领地的边界呢？矢人还可以实行有条件的转让了呢？究竟是否反映西周晚期井田制度的动摇及其王室权力的削弱，还是西周自建立之初的“封藩建卫”就实行的这种制度？虽然一时难以解决西周真正的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但是散氏盘铭文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足以反思的依据，这就是散氏盘的历史价值之所在，十分珍贵。
第三是散氏盘本为扬州的收藏家所有，后来为什么却在清朝宫廷内发现？并且据称日本也有一个散氏盘。自从阮元将散氏盘铭公之于世后，人们却一直不能见到这件珍宝的真容，以至于认为它已经失踪，有的学者还认为它已经留洋到了日本，直到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故宫，散氏盘也再度为世人所见。百余年间它竟然就在清宫中，真可谓藏于深宫人未识！原来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冬，两江总督阿毓宝从一个盐商手里购得此盘，作为嘉庆皇帝50生辰的礼品，入贡紫禁城。散氏盘进入皇宫后，一直被闲置于深宫，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诸朝，因宫中贡品实在太多，又加之管理不善，竟无人知道它的下落，以至于传出此盘已经毁于圆明园大火的说法，遂宣告“失踪”。直到1924年3月，留居故宫一寓的溥仪派人核查养心殿的陈设，才意外地发现了它！起初还以为是赝品，后以旧拓本相对照，并经专家的鉴定，方知它确属国宝。溥仪知道后，立即令人拓出50份，分赠臣属。后来溥仪被赶出皇宫，此盘与其他文物一起归故宫博物院珍藏；1949年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携往台湾。至于有人认为它到了日本，也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当时的扬州收藏者曾复制过两件，其中一件为日本人购买，并运到了日本。另一件复制品则不知去向。
散氏盘虽然存在不少难解之谜，但它的珍贵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 慧眼识真 晋侯苏编钟散聚之谜
晋侯苏编钟的特别之处是每一个器物上的铭文不是单独成篇的，而是下钟连着上钟读，而且铭文有铸成的，也有后刻上去的。先是由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从香港的古董市场上购回14件，当14个编钟运回大陆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老马失蹄”，直到另外2件编钟在晋侯苏墓地找到，与这14件组成一套完整的编钟后，这才成就了“老专家慧眼识宝”的精彩故事。
2002年夏，上海博物馆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了山西晋侯墓地青铜器展。进得展览大厅，在轻轻的古钟音乐声中，观众们仔细地欣赏16个一套晋侯编钟。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外壁都用利器刻凿规整的文字，刀痕非常明显。每钟的文字连读成篇，共有355字，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它们不仅是晋侯墓地最重要的器物，也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可是这套编钟是分两次获得的，当获得首批14件时，被普遍地指控为伪物。其真伪之谜直到找到另两钟后才真相大白于天下。
晋侯苏编钟，现藏上海博物馆 这套编钟为研究西周历法提供了可贵的记录。铭文记有7个干支历日和5个记时词语：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生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根据这些资料，专家们认为：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通过对8号墓中的木炭等样品进行碳14测年，在公元前816-前800年之间。《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年），所以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属厉王，晋国用的是周历。《史记·周本纪》载厉王三十七年出奔，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共和”。以厉王出奔之年为“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则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该年依建丑（以夏历十二月即丑月为岁首）：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是十四日；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卯（当是辛卯）”是十八日，“既死霸壬寅”是二十九日；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是初七（“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按干支推出的日期与月相能相合，可知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不误。因此可定厉王元年为前877年。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证实。
铭文还具体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绩，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
晋侯苏受王命，去征伐夙夷部落。战斗共发生了三次。首次就获得胜利，晋侯斩首120人，活捉23人。周厉王闻讯后，亲到战场视察，晋侯亲率士众杀进夙夷的阵中，再次斩首100人，抓获11人。厉王命晋军乘胜追击，晋侯斩首110人，抓获20人，晋侯的部属斩首150人，抓获60人。厉王回到成周后，要召见晋侯，苏便来到成周，厉王亲赐鬯酒、弓矢和马匹。铭文补充了史书的失载。
晋侯苏编钟还证实了西周晋国的都城在曲沃。汉代以来，诸多史籍未能明确记载晋都之所在，更不记晋侯墓的所在地。这套编钟既证实了曲沃就是晋国的都城，又证实了曲沃北赵村发现的就是晋侯墓。
14件编钟从香港古玩街购回时，很多文博专家认为是伪器。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出访香港，有一位富翁陪同他游览香港古玩肆，并答应说：你看中了什么文物，我掏信用卡。在琳琅满目的古玩街上，马老看中了14件编钟。马老的话音刚落，这位爱国的港商大吃一惊，倒并非为了钱的问题，它们仅标价十余万港币，便宜极了！而是惊讶这位蜚声海内外的专家竟然也会看走眼，因为香港有很多收藏家，大家一致认为它们是仿制品，是伪器。他好意地提醒马老要仔细看看。马老越仔细看，就越是坚定地要购买这14件编钟。就这样买定了！编钟运回上海博物馆后，很多专家慕名前去观看，而绝大多数人认为马老真的看走了眼，马老这回上了大当。认为这14件编钟为伪器，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其一是器皿还能见到铜的黄色，锈蚀的程度不对；其二是铭文显系后刻，不是铸成的；其三是每器的铭文根本就读不通。可是马老还是坚持认为是西周晋侯的编钟。要说明它们是周文物，知识渊博的马馆长解释说：器皿一直深埋地下，由于最近才出土，故锈蚀的程度不够，甚至还能见到铜的黄色；铭文虽为后刻，但是系当时的后刻；铭文并非一器一铭，若把它们连缀着读，就通顺了。
马老的解释虽然有理，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拿出铁一般的证据。马老立即写信给正在山西省晋侯墓地进行考古挖掘的专家，询问有没有发现另外的晋侯苏编钟。因为根据铭文的推断，还应该有刻有“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类话语的一二个钟。可是回答令人失望，说是晋侯苏墓已经挖掘完毕，并未见有编钟。马老再度写信，要求在回填土时仔细查找。考古工作者遵照这位老专家的要求，在回填土时进行了仔细的翻捡，奇迹出现了！两个形体不大的钟出现了！他们兴高采烈地把此消息告诉马老，并告知铭文，稍大的为“年无疆，子子孙孙”稍小的为“永保兹钟”。“年”字正好上承第十四个钟的铭文的最后一个“万”字。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这样，晋侯苏编钟遂成完璧。
那么14件编钟怎么会出现在香港古玩肆的呢？原来在1991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发现成片的春秋时期墓葬。省考古所组织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挖掘，可是因为要麦收，考古队的民工走了，考古工作暂告停止。这片发掘中的春秋墓葬才停工不久，便发生了猖狂的盗掘，大量文物被贩子运往海外。14件编钟就这样到了香港。
马老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慧眼识宝的佳话却永远流传在文博界。 众说纷纭 曾侯乙身世之谜
湖北省随州擂鼓墩古墓出土了迄今全世界最大、数量最多、时间最早、制作最为精美的整套编钟。编钟共有65件，分三层吊挂在钟架上，每一件编钟上都铸有“曾侯乙作持”及其所属的音程和钟名（即音名）。对编钟主人曾侯乙的考释，目前学术界存在三种意见。
1978年的5-6月份，在湖北省随县（今随州）的擂鼓墩古墓中取出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数量最多、时间最早、制作最为精美的整套编钟。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套编磬，及鼓、琴等乐器数十件，古墓穴简直就是一座音乐厅。编钟共有65件，分三层吊挂在钟架上，基本上就是编钟演奏时的悬挂方式。每一件编钟上都铸有“曾侯乙作持”及其所属的音程和钟名（即音名），每一件钟体都有两个击奏点。根据专家们的研究，编钟所反映的音乐理论、实际的演奏方法、编钟的铸造工艺等重大问题都已经逐一解密，而且能使用编钟演奏现代音乐。可是编钟的主人曾侯乙是哪一代的曾国国君却至今仍是一个无法考释清楚的谜。学术界存在三种意见：一是夏代始封的姒姓曾国；二是西周始封的姬姓曾国；三是随即曾国，姬姓。
曾侯乙编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在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确实有关于曾国的点滴记载，曾可以写作缯、潧、鄫等。根据专家的考证，上古中国存在过姒姓的曾国和姬姓的曾国，并且两个曾国同时存在过很长一段时间。姒姓的曾国也写作缯，是夏代的封国，其地在古申国的北面，就是现今河南南阳之北，那一带在春秋时代成为楚国方城的缯关。商汤灭夏后，把缯国的居民迁到河南新郑和密县之间的潧水一带，这条河流可能因缯的居民而称为潧。周灭商，又迁缯国的居民于山东省临沂苍山附近的曾鄫，此鄫也可能因缯的居民所居地而产生的新字。鄫为西周的子爵诸侯国，并同西周王室保持一定的婚姻关系。可是到了春秋时代，曾同东周王室一样每况愈下。有一次，宋襄公召集了曹国、邾国、曾国的国君或大臣在曹国南部会盟，曾国的国君没有及时参加。会盟后宋、曹的君臣又到邾国去进行国事活动，曾国的国君只得匆匆忙忙地赶到邾。宋襄公因曾子的迟到而恼怒，命邾君把曾子抓起来，就像牛羊一样被杀了当作祭祀土地神的牺牲。这是一次春秋时代残酷的“人祭”。其后的曾国就投靠了鲁国。至春秋中期，曾因有鲁国作靠山，便对邻国莒国不作防备。莒国乘鲁国无暇顾及的时机，就把曾国灭了。曾的贵族和部分居民逃到鲁国，便以曾为姓。按照姒姓曾国逐步衰亡的轨迹，战国中后期的曾侯乙不可能是姒姓曾国的后裔.更没有力量和技术铸造成如此硕大而精美的编钟。可是春秋时的灭国措施一般只是迁走其民众，不准祭祀亡国的崇拜物而已。姒姓曾国的贵族和民众仍有可能迁到其他地方再图发展。再说，山东境内的曾国是否就是夏代始封的姒姓曾国还缺乏必要证据。
曾侯乙编钟钟架铜人 有的学者根据一些曾国的青铜器铭文，认为在河南的曾国是姬姓的曾国，在西周昭王、穆王时代，对南蛮用兵，同时把原先分封在陕西、山西的姬姓诸侯国迁移到汉水流域，以作为周王室的南方屏障，曾国就是在那个时代迁到了原来姒姓曾国的居地，故又有了一个姬姓的曾国。同时迁到汉水流域的有应、霍、随等，史书上称它们为“汉阳诸姬”，都是伯爵国家。到西周后期，姬姓的曾国已经比较强大，曾经同申国、戎人和其他诸侯国一起保护周平王东迁，故有可能升为侯爵。上个世纪70年代，在河南省新野县发现了不少曾国的墓葬，出土了一些带有铭文的曾国青铜器，表明那里确实存在过一个曾国。而且在湖北省的随县、枣阳境内也曾经出土了不少带铭的曾国青铜器，表明原来在南阳、新野一带的曾国逐步向东向南迁移，约在战国中后期迁到了随县。至于曾国迁移的原因即是出于对楚国的礼让，正由于这一原因，曾国博得了楚王的好感，在楚惠王获悉曾侯乙去世的讣告后，还铸造了青铜礼器相赠。从曾国青铜器的分布情况论及曾国的迁移路线和范围是对的，可是怎样解释随县、枣阳一带出土的春秋前期的曾国青铜器呢？有的学者就比较轻率地说：那是后来带过去的。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是作为一个长久地存在的、又是一个比较强人的、有地位的诸侯国的大范围迁移，毕竟缺乏必要的证据。更何况随县本来是姬姓随国的所在地，曾国怎么占有随地的呢？随国又到哪里去了呢？
提起随国，人们都会想到有关随侯珠的故事。随侯有一次外出打猎，见一条被砍伤的大蛇，随侯就为蛇敷药包扎、喂它食物，见蛇减轻了痛苦，就离开了。过了若干年，随侯打猎经过为蛇包扎的地方，突然见汉水里窜出一条大蛇，口衔明珠，自称是来报答上次随侯的救命之恩的。随候由此而获得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也称明月珠、随侯珠。我们可千万不要做随珠弹雀的傻事哦！
姬姓随国为侯爵，史书称“汉东诸姬随为大”，楚武王扩张国土，其大臣建议：只要把随国征服了，就等于抓住了汉水流域各姬姓国的牛鼻。楚武王听取了这一建议，不惜带病亲征.虽然在行军途中因“心荡”而猝死，但其他将领密不发丧，继续前进，兵临随城。随侯在得不到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同楚国订立了城下之盟。于是随楚两国相安无事。春秋后期，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攻打楚围，一直攻进楚国的郢都。吴国曾以同为姬姓为由，要求随国作为后援，遭到随侯的拒绝。吴国因遭到南边越国的攻打，迅速从楚国撤军而回。
随侯因坚守盟国的信誉而受到称赞。可以说终春秋之世，随都是姬姓随国的所在地，到了战国中后期，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曾国来？于是有的学者认为随国即曾国，就像魏又称梁、韩又称郑一样。这样就把两个地域大体一致的姬姓诸侯国统一了起来，以解决曾侯乙编钟拥有者之谜。可是，随国为什么又可以称曾呢？众所周知，魏可以称梁，是因为魏都大梁（今开封）；韩可称郑，是因为韩国都郑（今河南新郑）。可是随本来就有一个姬姓侯爵的随国，并非姬姓曾国的都城。由此可见，曾即随，随即曾的见解仍需商榷。
湖北随州古城墙 众所周知，曾侯乙墓还出土了不少竹简，却是随葬物的清单，于曾国的历史不记一字。后来在擂鼓墩发掘了2号墓，虽然也是一座曾国国君的墓葬，但是其规模、随葬物均没法同曾侯乙墓相提并论。要解开曾侯乙编钟的拥有者之谜，仍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钤印金块 战国流通金币之谜
春秋时期管子用金币逼使莱莒两国成为齐国附庸的故事很精彩。战国时代的齐国有一个好逸恶劳的人，因“见金不见人”而犯下抢夺黄金的大罪，反映了当时的拜金思潮。可是，旧时都把先秦甚至汉代文献中所记的“金”或“黄金”解释成铜，认为那个时代的中国还没有使用贵金属黄金。当印有“郢爯”或“陈爯”等字样的金块大量出土后，人们才认识到，原来中国很早就使用金币了。
北宋著名的科学家、知识渊博的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当时出土的钤有印记的金块，称这种金块为印子金。时过境迁，人们不知道印子金究竟是什么样的？由于古文献记载的“金”在很多情况下是指铜，那么印子金是铜还是黄金？印子金有何用途？有的学者认为是战国的金币，可是战国时代有可能将黄金铸造成流通货币吗？
在解开这些谜底之前，让我们先来读两个故事。
春秋前期的齐桓公为了称霸中原，重用曾经谋杀过他的管仲。管仲确实是个贤者，建议齐桓公说：若要称霸，首先使自己的国力强盛，要国力强盛，就得兼并附近的莱国和莒国，以消除后顾之忧。而兼并这两个小国不需动武，只需采用经济战略就可以达到目的。莱国和莒国境内的山上多灌木，经常砍伐后当柴薪卖给齐国。而齐国有金矿，管仲就要齐国多开采金，铸成金币，以金币大量购买莱国和莒国的柴薪。莱君和莒君在获得重利后觉得种柴薪比种粮食要好，可以多出许多倍的利益，于是下令全国民众在耕地上也种灌木，不种粮食。第一年，齐国还是照常购买莱莒的柴薪，第二年，齐国就不再购买柴薪了，以至于莱国和莒国的粮价暴涨，比齐国的粮价高出二百余倍。莱莒两国的民众无法忍受，就纷纷投奔到齐国，莱莒之君无法维持正常的秩序，不得不接受作为齐国附庸国的条件。这个故事记录在《管子·轻重戊》中。文中出现了“金币”二字，可是春秋前期是否真的已经流通黄金货币了呢？管仲真的有如此先进的经济思想吗？这篇文章是不是后人所写呢？也是无法考证的。
《列子》和《吕氏春秋》记载了一个相同的故事：齐国有一个人，做梦也想得到大把的金。一天早晨，他起床后披着衣服就往热闹的市场走去。市场的“鬻金者”已经开张。那个梦想得金的人走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了两把金就逃，结果被抓，送到官府。为官者大怒，喝问他：你为何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拿别人的金？偷金者答道：“殊不见人，徒见金尔。”那时候他只看见金不看见人。一语破的，他原来是一个十足的拜金者。故事中的“鬻金者”可能是类似于后来开钱庄的人，他在市场上提供借贷、兑换，以此获取利益。
这两个故事的情节虽然不同，但是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一种共同现象，即拜金心理或拜金思潮已经产生。莱君、莒君和那个梦想得金的人都是拜金者。既然拜金者已经找到，拜金思潮也已经产生，那么“印子金”就应该是战国时代的流通货币了。
要证实印子金就是战国时代的流通货币，还必需有更多出土文物。1974年4月，在河南扶沟县的古城址出土了一个青铜壶，内有金币392块，总重量为8183.3克。其中有小块楚国爯金（包括印有郢、陈等字和无字金币）、再金版、金饼、马蹄金（样子像马蹄，故名）等不同的形制，金饼多被切割成扇形小块。类似于扶沟古城址出土的一壶内装有多种形态的黄金货币的情况，还见于河南襄城县王洛乡北宋庄村出土的陶罐所藏金币，江苏盱县铜壶所藏金币，等等。到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有近百次考古发现，黄金或藏于铜壶，或藏于陶罐，数量多少不等，分布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等省，分布范围广，出土数量多，有的是随葬品，有的是窖藏品。根据同一器皿中装有多种形态的黄金的现象判断，那些黄金应该是当时的流通货币，生前挣得后藏于壶（罐）内储存，死后便成了随葬品或窖藏品。而且由于这么丰富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印子金有了清晰的了解。
印子金铸造于战国时代的楚国，铸造成整版整版的，每版由16小块组成，为便于切割，小块与小块之间有较深的凹槽。一般会在各小块上钤印“郢爯”、“陈爯”、“郢”、“陈”等字样，也有漏印的情况。郢为楚国的都城；陈是陈国的都城，楚灭陈国后属楚。楚国主要在这两座城市中铸造金版。从出土的印子金有整块的、有小块的，也有残整块的情况看，就是在流通过程中被切割的。如此说来，印子金就是战国时代楚国的黄金货币似乎可以成为定论。
可是那些整版的爯金大小、重量不一，被切割的小块爯金就更难以一致。它们能够被用作金币吗？能，当然能！回答是肯定的。它们是当作称量货币流通的。那么黄金是贵金属，锱铢必较，斤斤计较，应该用天平砝码称。战国时代有天平砝码吗？有。目前考古发现了数套天平砝码，有的属楚国，有的是秦国的，也有的是齐国的。把出土的天平砝码同爯金联系起来看，爯金之“爯”就是稱的省文。因此印子金就是战国时代的称量货币。而那些马蹄金、麟趾金（样子像麒麟爪，故名）、金饼等，也都是称量货币，马蹄金和麟趾金一般不被切割开，而金饼也被割成扇形的一块一块。有鉴于许多出土材料，已经有《所言黄金的意义》、《楚国爰金》（爯一度被释作爰）等论著问世。
尽管如此，可是印子金是否真是称量黄金货币，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称量货币在当时的价值是多少？既然众所周知的楚国使用的是铜质蚁鼻钱，为什么还要铸造发行金币？金币同蚁鼻钱关系如何？多少蚁鼻钱折当多少重量的金币？诸多问题还有待于发现更多的材料才能解答。 汉币疑案 白金三品真伪之谜
安徽六安和陕西眉县出土过龙纹圆形、马纹方形、龟纹椭圆形的金属物，有些古钱币专家认为就是汉代的“白金三品”。如果六安和眉县出土的金属物确实是“白金三品”，那么它既可以证实史书的记载，又弥补了中国古代钱币史的遗缺，虽然是小小的钱币，也算得上是国家珍宝！一个让人猜测两千多年的“白金三品”似乎就此可以找到答案了。当然，有更多的钱币学家认为，现在下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
汉武帝实行货币改制，用金、白金、赤金三种金属铸造钱币，金为上，白金次之，赤金为下，就是黄金、银锡合金、铜。另外还使用白鹿皮制作的“皮币”和玉璧。一尺见方的白鹿皮的边缘画（或绣）以紫色的图案，值40万枚铜钱。宗室王侯在朝觐天子时，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可见皮币和玉璧是汉武帝时最上乘的货币。黄金五铢钱主要用于对有功将帅和大臣的赏赐，赏赐的钱币应该用于流通。铜钱就是最常见的五铢钱。而白金铸造的钱币最令人迷惑不解。
《史记·平准书》曰：“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汉书·食货志》作了相同的记载。司马迁和班固是西汉和东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应该亲眼见到白金三品的实物。而且西汉铸造的白金货币数量甚富，再加上私铸和盗铸，为数更多。可是从西汉后的二千余年间，除南朝顾烜的《钱谱》描述过白金三品外，再也未见其他著录，更遑谈有收藏家收藏的实物传世，使得近现代钱币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以至于怀疑史书记载的真实性。
1986年6月，安徽省六安县有一个农民在翻地时挖出了一个陶罐，内有一些类似于钱币的金属物。经专家研究后，报道说，陶罐内有龙纹圆形饼状金属物二枚，马纹方形金属物一枚，龟纹椭圆形金属物二枚，及五铢钱二枚。龙纹圆形物直径54厘米，厚0.4～0.6厘米，重109克，造型类似于汉代的金饼，一面为凸起的龙纹，另一面微凹，边缘铸一圈外文字母，内部钤印两个阴文印；马纹方形物上边长3厘米，下边长2厘米，宽32厘米，残重18克，一面为隆起的马纹，一面凹凸不平，有鎏金残存；龟纹椭圆物长4厘米，宽2厘米，厚0.2厘米，残重l1克，一面为穿山甲背，鳞纹片片，上部有一个0.5厘米见方的印记，另一面也钤有两个0.5厘米见方的印记。这三种金属物上所钤的印记似乎是大篆文字，可是都已经模糊不清，给研究者造成了困难。
事有凑巧,1990年10月，陕西眉县常山镇也出土了一枚龙纹圆形、三枚马纹方形和一枚椭圆形金属物。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四铢半两钱。有几位敏捷的钱币学家将公布的材料作了对比研究，认为它们都是西汉的遗物，而且造型、尺寸、重量和印记都基本相同，尤其是对眉山县出土的这些金属物作了取样化学分析，结果表明是银、铅、锡、铜的合金。他们马上将两地出土的金属物联想到汉武帝时所铸的“白金三品”，于是立即兴奋起来，开始引经据典，撰文发表各自的见解，从“白金三品”铸造的材质、形制、重量的差小、与“白金三品”一起通行的铜钱等方面进行论述，认为安徽六安县和陕西眉县两地出土的三种形状的金属物就是《史记》和《汉书》记载的“白金三品”实物！
如果六安县和眉县出土的金属物确实是“白金三品”实物，它们既可以证实史书的记载，又弥补了中国古代钱币史的遗缺，还可以用来证实其他不甚明了的文物，虽然是小小的钱币，那可也算得上是国家的珍宝！
有的学者确实将它们同20世纪20年代在陕西、甘肃一带出土的“铅饼”作了对比研究。从那个时候起，两省陆陆续续发现了三百余枚铸有外文的铅饼，其尺寸、重量、造型和印记同两地的“白金三品”相类似。中外学者也曾对那些铅饼作了不同程度的考证和研究，有以下的结果：一、正面的纹饰为龙纹或蟠螭纹；二、背面边缘的外文有可能是希腊文、拉丁文、安息文或其他文字；三、印记的篆书应为羌，或爪，或是一种符号；四、铅饼的用途可能是勋章，可能是某种器物的盖子，也可能是某种信用物，还可能是钱币；五、虽然多数学者认为是钱币，但是它们究竟是哪国的古钱币呢？于是有大秦国说、安息国说、天竺国说、龟兹国说、于阗说、汉柿子金饼说、白金三品说，五花八门，凡是可合理地想到的见解都已经提出来了。及学者们从六安县和眉县出土的“白金三品”联想到那些“铅饼”时，于是认为：早先被误认的“铅饼”就是“白金三品”中的“白选”！这样，一个存在二千余年的“白金三品”之谜似乎就此找到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