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目前钱币学界、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大多数学者还是十分冷静。认为把六安县和眉县出土的金属物当作“白金三品”为时尚早，因为存在以下两个大问题而使它们不成立：一、从出土的西汉的黄金五铢钱看，其铸造的质量相当精良，就连上林三官铸造的铜钱也很精良，而那些所谓“白金三品”太粗劣；二、既然是汉朝铸造的钱币为什么用外文？于理不通，不符合汉武帝好大喜功、宣汉朝国威的精神。汉武帝时铸造“白金三品”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 相马模具 马踏飞燕用途之谜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后期的墓葬出土了一件奔马和飞燕组合的铜器，马的一足踩在飞燕的背上，三足腾空，作昂首嘶鸣状，是一件人见人爱的青铜艺术品，人称“马踏飞燕”。许多书籍把它作为插图，甚至成为中国旅游业的标志性图案。然而，关于马和鸟的名称，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1969年10月在甘肃武威雷台发现了东汉后期的墓葬。此墓虽然曾被盗掘，但考古工作者仍清理出二百多件完整的文物，其中有39件神态各异、体格健壮、神采飞扬的青铜奔马。有一件奔马的一足踩在飞燕的背上，三足腾空，作昂首嘶鸣状，充分表现了一匹速度超过飞燕的骏马，是一件人见人爱的青铜造型艺术品。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马踏飞燕。许许多多书籍把它作为插图，并成为我国旅游业的标志性图案。人们在欣赏之余不禁会问：汉朝人为什么会铸造这些美轮美奂的青铜马？学者们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已经成为中国旅游业标志图案的马踏飞燕铜奔马 由于对作品中飞鸟的不同见解，就会引起对作品的不同理解。飞马所踩的飞鸟是燕子吗？至今出现了燕子、乌鸦、龙雀、燕隼等四种不同的见解。
一、初看时，它身躯和翅膀都较小，疾飞时翅膀稍向后，与身躯平行，这正是燕子飞行的姿势，故有不少学者认为它就是燕子。燕子是飞行速度很快的鸟，作品用燕子作衬托，以喻骏马奔驰的速度。
二、可是仔细察看时，鸟首和眼睛似鹰，而鸟尾并没有剪刀式的分叉，所以它不可能是燕子，而是隼。隼科飞禽中有一种头部和双目似鹰，身躯和翅膀也较小，飞行姿势同燕子，故名为燕隼。甘肃、青海一带有这种鸟，当地人很熟悉这种鸟，俗称青条子、土鹘、蚂蚱鹰、儿隼等。飞行速度奇快，用燕隼来衬托出骏马奔驰的速度，也是一目了然的。
三、有的学者认为是龙雀，也就是风神飞廉。《离骚》有“后飞廉使奔属”句，《汉书·武帝纪》记载了武帝因崇信风神而铸造铜飞廉，并为之建造“飞廉馆”一事。东汉明帝还专程到长安把铜飞廉运到洛阳，可是被董卓销毁了。由于把飞鸟视为神鸟，于是这一作品就成了马神。
四、由于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中出土了《相马经》，其中有“一等逮鹿，二等逮麋，三等可以袭乌，四等可以理天下”数语，故有的学者认为“马踏飞燕”青铜造型是一种“相马式”，即相马的模具。既然是一种相马式，那么骏马踩的飞鸟应该是乌鸦，故其翅膀较宽，尾巴方形而略呈弧形。《相马经》所说的等级以第四等最为上乘，而能“袭乌”的马则仅次于“理天下”者。
在这四种观点中，第一和第二种观点未考虑到它的实用价值，称它为纯粹的造型艺术品，确实不为过。第三种观点认为它是马神崇拜的产物，似乎也不无道理。而第四种观点不仅能获得更多的证据，而且能认为它是实用的相马模具同造型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
提及相马，人们总会想到先秦时代的相马专家伯乐。秦穆公时有人要把一匹瘦得皮包骨头的马处理掉，伯乐见了，认为是一匹骏马，只是饮食不当而使马显得病瘦。后经伯乐的喂养调理，果然是一匹罕有其匹的宝马。有人向他请教相马的技术，他认为应该“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伯乐善于相马的名声越来越大，以至于向他求教的人越来越多。据说伯乐为了方便人们的学习而画了相马图，写成了《相马经》。伯乐的儿子自以为得父亲的真传，十分自负。他熟记了《相马经》中“隆颡昳日，蹄如累麴”一语，便拿着相马图出去寻找良马，不久便回到父亲的身边，说已经找到了一匹好马，并作了一番描述，认为“略与相同，但蹄不如累麴”。伯乐根据儿子的描述，心知是一只青蛙，为儿子的愚蠢而恼怒，转而变怒为笑，说：“你找到的好马只是善于跳跃而已，可是驾不了车。”成语按图索骥就是出自于这个故事。按图索骥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拘泥于成法、食古不化的愚蠢行为；二是指按照线索去寻找，易于获得。
当然，绝大多数人会得益于《相马经》和相马图的。汉朝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创造。武帝是一个特别喜爱宝马的人。张骞通西域的一个原因就是为汉武帝寻求西域的宝马，曾找到过“汗血马”和“天马”献给武帝。有一个相马专家东门京，铸造了铜马法献给汉武帝。武帝得到东门京进献的铜马，真是喜出望外，把它们作为相马式而立于鲁班门外，并把鲁班门改称为“金马门”。这一举措对于马种的选择和养马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东汉著名的将领马援真可谓戎马一生，战功赫赫，“马革裹尸还”就是他提出的豪言壮语，在战争之余他还写成了《铜马相法》的著作。
有了这许多材料，于是有的学者认为“马踏飞燕”是汉武帝时东门京所献的铜马式之一，也有的学者认为就是马援《铜马相法》中所说的相马式。可是“马踏飞燕”通高仅35厘米，不可能立于宫阙的大门旁，也小于《铜马相法》中所记“高三尺五寸”的高度。以汉尺等于23厘米计，则有80余厘米，《铜马相法》之铜马要高出“马踏飞燕”一倍多。
还有一些学者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综合了《铜马相法》、《齐民要术·相马经》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相马篇》等文献材料，从“水火欲分明”、“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红而有光”等十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各种特征处处合辙。认为“马踏飞燕”即使不是东门京所铸的相马式、也不是《铜马相法》中的相马式，但就是汉朝的相马式，有可能是前两种相马式的缩小了的复制品。尽管如此，为什么不对同时出土的39件铜马作一番综合的考察和解释呢？它们为什么不可能是随葬品呢？如果“马踏飞燕”是相马式，那么另外38件铜马是否也是相马式呢？汉朝的相马式究竟有多少呢？ 惊世发现 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之谜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在一次施工时发现了两个陶瓮和一个银罐，其中装有一千多件文物，包括金银器271件、金银铜钱币466枚、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还有玉器、玛瑙、琉璃、水晶等各种器物。如此数量丰富、品质精良的国宝，它们的主人是谁？是什么时候埋藏的？为什么要将它们埋入地下？
2004年12月底，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上海博物馆举办了“周秦汉唐文明展”，展出的一百多件国宝中，何家村窖藏金银器尤其能显示大唐帝国的繁盛气象。
何家村出土的莲瓣金碗 何家村位于西安市的南郊，陕西省公安厅的某收容所就在何家村。1970年10月，收容所为了建造新房而挖地基，当人们把浮土挖到80厘米深的时候，发现了两个陶瓮和一个银罐，陶瓮腹径60厘米，高65厘米；银罐高36厘米，腹径26厘米。两瓮一罐中装有一千多件文物，包括金银器271件、金银铜钱币466枚、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还有玉器、玛瑙、琉璃、水晶等各种器物。由于获得的金银器数量多，器物种类丰富，品质之高，其中有许多是国宝。它们是了解中国古代制作和使用金银器历史的见证，对于研究丝绸之路也具有重大的价值，因此考古学家称何家村遗宝的发掘是一次划时代的考古发现。在对何家村遗宝进行深入研究时，产生了一些疑问：它们的主人是谁？何时埋藏的？为何埋入地下？
在介绍这些疑惑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这些国宝所反映的工艺、思想、社会生活和相关的历史文化。
金器中最为珍贵的当数纯金的鸳鸯莲瓣纹碗和宝钿团花纹杯。高5.5厘米、口径13.5厘米、重391克的鸳鸯莲瓣纹金碗，造型优美，通体錾刻美丽的纹饰：底部为连珠纹，就像一颗颗珍珠均匀地连接成了圈足；腹部以鱼子纹为地，双层莲瓣纹，莲花的花瓣凸起（内壁则为凹形，显系采用锻压技术制成），精细美丽；莲瓣中有荷叶和其他花卉，鸳鸯嬉水，生动可爱，也有的花瓣中为飞奔的狐狸，肥胖健壮，可抚可掬。此碗的制作显然是受佛教思想艺术的影响，可是为什么狐狸也同莲瓣有关？图案的设计者究竟是何用意？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不管怎样，这个金碗是已知唐代金银器中最为富丽华美的器皿。
镶有金狐狸的桃形连体银盘 另一件精美绝伦的金器是高6厘米、口径6.9厘米、足外径3.6厘米、重230克的金筐宝钿团花纹杯，胎厚体重，制造工艺精良，采用翻砂、锤锻、焊接等工艺。器皿的表面有八朵如意云纹、四个团花，团花由扁形金丝缠绕而成，再用焊接法固定到杯体上，这种工艺也称“掐丝”。圈足也是用焊接法固定到杯体上的，握手把也是焊接的。当你举起这个通体飞金流光的金杯为他人祝福，或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祝福时，会产生何种美好的遐想呢？
此外还有铁胎鎏金龙、铁胎鎏金八角杯等。
银器中更加不乏精品。狩猎纹高足银杯，敞口圆唇，银杯的足部比较奇特，似乎在一个一般圈足下特意地加接了一个双层高足。杯体以鱼子纹为地，以一条凸棱纹和一条线纹将杯体分成三个部分，凸棱纹以上和线纹以下为缠枝纹，中间部位为狩猎图案。猎者骑在奔驰的马背上，弯弓搭箭，正向落慌而逃的狐狸射去。四个猎者均匀地分布在画面上。整幅画似乎在向人们叙述着中世纪中国的狩猎文化。
银器中最令人赞叹的是一个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壶，壶身通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腹部长径11.1厘米、短径9厘米、底足长径8.9厘米、短径7.2厘米，重549克。壶的舞马、弓形提梁、壶口盖、同心结皆鎏金，盖用银链同壶身系连。银壶本身造型优美，通体抛光，工艺精湛，再加上两面鎏金的舞马衔杯图案，骏马的头部系戴绸带结成的大花和飘带，随着马的舞姿而飘动，而且壶体的两面，舞马的姿态有所差别，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大唐赛马的一斑。据载，唐玄宗每年在生日（八月五日）的这一天，都会在兴庆宫勤政务本楼举行盛大的庆典，接受群臣的祝贺，并举办生日宴会。训练有素的盛装舞马表演也是一项重要的祝寿活动。当时的一位宰相张说曾作有《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其中有“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的诗句，意为：在庆典中更加精彩的是口衔金杯伴随着音乐而舞蹈的盛装马舞，那些舞马最终好像也受气氛感染而如痴如醉。诗句所描绘的场景正与银壶上的舞马衔杯图相符。还有鎏金双狮纹银碗、鎏金花鸟纹银碗、鎏金双狐纹双桃连体形银盘、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等，都是美轮美奂的珍宝。
何家村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银壶 然而这批珍宝的主人是谁？为何埋入地下？何时埋藏的？目前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首先，由于用钻探的考古方法探知何家村在唐朝长安城的兴化坊遗址之上，兴化坊为唐邠王王府所在地，两瓮一罐当在邠王府遗址出土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何家村遗宝的主人就是唐邠王李守礼。埋藏的年代在盛唐的后期，约公元八世纪末。持这种意见的学者并没有提出比较充分的埋藏理由。
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遗宝出土于兴化坊，邠王府及其住宅也确实在兴化坊，可是兴化坊并非全属于邠王，还有其他达官贵人，准确地说，遗宝并不在邠王府及其住宅的遗址出土，因此遗宝的主人是当时的一位达官贵人，究竟是谁，还有待于获得更丰富的考古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最后解决。埋藏的年代应该在唐德宗(780-805)时。持此见解的学者也没有提出比较充分的埋藏理由。
第三种观点倒是提出了充分的埋藏理由，那就是因为突发的泾原兵变。唐德宗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德宗于建中四年(783)调泾原（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兵东征。五千名东征将士到达长安时正遇大雨，却没有得到朝廷应有的犒赏。饥寒交迫的将士哗变入长安城。德宗命令长安禁军镇压，却无人响应。无奈之下，德宗出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哗变的将士拥立朱泚为大秦皇帝，朱泚率军杀死李氏宗亲七十余人，又包围乾县一个多月。后来这支叛军虽然为李怀光和李晟率军镇压平息，但突如其来的兵变对都城长安的震动非常巨大。因此就有达官贵人将积聚的财宝埋入地下，入埋的时间就是公元783年。持此种见解的学者认为何家村遗宝准确的出土地点是当时的租庸调使（主管赋税的官员）刘震的住宅遗址，因此遗宝并非个人财产，而是收缴上来的赋税及官府的财宝，因突发事件而来不及上交朝廷，只能作埋藏处理。这种意见虽然理由最为充足，银铤、银饼及钱币也可以认为是收缴的典型税，但是具有皇家气派的其他珍宝究竟属于哪个官府的呢？收缴的财宝能积聚到数百件而不上交朝廷吗？还是存在一定的迷惑。 不翼而飞 天圣铜人失踪之谜
北宋御医王惟一于天圣年间研制成功供针灸教学用的针灸铜人，这是一件由体表和内脏解剖相结合的青铜仿真模具。天圣铜人是世界上最早的仿真医学教学模具，共做成两个，一个放置在北宋宫廷的医官院内。两具铜人坎坎坷坷地传到明朝，以后便不翼而飞了。
针灸是中国医学特有的一种技术。公元1027年，北宋御医王惟一研制成功了供针灸教学用的人体模具，它是由体表和内脏解剖相结合的青铜仿真模具。裸体体表布满了人体穴眼，教学时用黄蜡封住体表，体内灌满水银（亦可灌水），当学习者以针刺中穴眼时，汞就会流出，以此来检验学习者的优劣。由于针灸教学铜人铸造于北宋天圣五年，人们就称它为天圣铜人，也可称试针铜人或针灸铜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仿真医学教学模具。王惟一不仅成功地创制了试针铜人，而且撰写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既绘制了铜人图，又说明了所有的穴位。
天圣铜人共造成两个，一个放置在北宋宫廷的医官院内，一个放置在首都汴梁（今开封）的大相国寺仁济殿内。为便于叙述，前者简称“铜人官”，后者简称“铜人寺”。
天圣铜人 公元1126年“靖康之难”起，汴梁为金人占领，北宋王朝被迫南迁至临安（今杭州）。1128年宋金议和，金朝以宋朝交出天圣铜人为条件之一。而“铜人寺”据说流落到湖北襄樊。南宋学者周密的《齐东野语》记录了“铜人寺”的情况：“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脏腑无一不具。其外腧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又说：“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章叔恭是周密的舅父，周密听舅父说起过试针铜人（即天圣铜人），也见到过舅父所画的两幅铜人图，铜人图还刻印过。文中提到的赵南仲就是赵葵，赵葵是襄阳知府赵方之子。“铜人寺”流落到襄樊，为赵方所得，由其子赵葵献给朝廷，是合情合理的事。再说周密是一位认真的学者，所记事物皆可信。既然周密记载了“铜人寺”的情况，那么金朝应该得到了“铜人官”。后来蒙古人灭金，又建立了统一的元王朝，两具铜人都为元朝所有。据说铜人由于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以及过多的使用，已经昏暗难辨了。元朝灭亡，二具铜人又传至明朝。由于铜人体表的穴眼和穴位名已经看不清了，在正统朝和嘉靖朝曾经依样仿制了两个铜人，于是将天圣铜人束之高阁。
明末战乱迭起，事出蹊跷，二具铜人不翼而飞。当代著名医学家马继兴教授对铜人的下落作了探究，称“天圣铜人官”于16世纪流传到朝鲜。几十年后又被日本人加藤清正发现，掠至日本。日本人曾经为获得天圣铜人而轰动一时，日本医学界尤为高兴，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立即仿制出“宽文铜人”（因制于日本宽文二年，故名）和一些木质小人，以广泛地用于医学教学。18世纪日本江户幕府医学馆由民办改为官办，规模较大，天圣铜人、宽文铜人和小木人都搬进了医学馆。明治维新运动兴起，江户幕府医学馆停办，那些铜人和小木人为帝室博物馆所收藏，帝室博物馆即后来的东京国立博物馆。马继兴教授在察看了铜人后认为：此铜人与北宋的雕刻、绘画作品相对照，其外貌和体态特征颇相似，具有相同的时代风格；“全像以精铜为之，脏腑无一不具”也与史书记载相吻合；其外形的骨度、身体的长宽和各部位比例大小也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记相符；穴位名和定穴法也见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此铜人也可以自由装卸。故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铜人即“天圣铜人官”。
然而，现在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陈列的天圣铜人真的就是“铜人官”吗？连日本学者也提出了怀疑。1958年日本出版的《关于医学的古美术聚英》认为：此针灸铜人为江户幕府医学馆旧藏，为明朝所铸。是由室町时期的名医竹田昌庆到中国时受赐于明朝皇室，于永和四年(1378)带回日本的。日本另一个学者石原明氏撰《青铜制之铜人》一文，也认为此铜人可能是明朝根据北宋天圣铜人仿制的。可是他们的共同缺点是未提供文献记录，都是一种猜测。因为公元1378年是明朝建立后的第十一年，百废待兴，庶事草创，不可能掌握仿制铜人的技术，再说洪武帝朱元璋也不会把国宝赐给一个外国医生。
如果说日藏针灸铜人就是“天圣铜人官”，也还有疑问。因为经过专家的核对，日藏铜人的穴位数比《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记多出11个；而且根据周密记，其穴名应该是错金的文字，可是该铜人的穴位名不是错金的。有此两处不符，也确实难以令人信服了。当然我们对这两处不符也可以作如此解释：一是《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记穴位可能有漏，也有可能后人在铜人的体表增加了11个穴位，因为在铜人上钻个孔是容易的事；二是周密《齐东野语》所记“错金文字”乃是“铜人寺”的情况，“铜人官”有可能与“铜人寺”有所不同。如果这两个假设能成立，那么日藏针灸铜人还应该是“天圣铜人官”。
“铜人官”之谜尚未解决。我们再看“铜人寺”的下落。目前也有两种说法，一说它在明末就不知去向，一说是在清末丢失的。
如果两具铜人并未毁于战火或其他的人为破坏，那么仍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鱼龙混杂 宣德炉真伪之谜
明宣宗于宣德三年（1428年）下令工部铸造宫廷和宗庙用的各种鼎彝。当时负责铸造的是工部尚书吴中，太监吴诚监督，一次性铸造了大批鼎彝，除了皇宫内各宫各殿以及各部衙门配置了符合礼制的鼎彝外，还赐给各名山寺院。由于这批鼎彝选料精，铸工精，“宣德炉”就成了天下名器。又由于宣德炉都用于皇家，人们极难得到，于是出现了仿制品。到嘉靖、万历年间，铸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宣德炉”随处可见，仿制之风延续到当今社会，为宣德炉的鉴定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明朝建立之初，庶事草创，宫廷中所用的礼器或者铸造不精，或者阙如。嗣后又发生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夺取政权后定都北京。北京宫廷中所用礼器也是粗率的，或者沿用元朝器皿。及朱棣的长孙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明朝已经经历了60年的历史，天下太平，海内富足。明宣宗于宣德三年(1428)下令工部铸造宫廷和宗庙所用的各种鼎彝。当时负责铸造的是工部尚书吴中，太监吴诚监督。先由礼部参考了宋代的《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等图书，又根据宫中所藏的柴、汝、官、哥、钧、定各窑的瓷器，绘制成器物图，加上所用工料的预算，进呈皇帝批阅。经批准后，雇用工匠，一次性铸造了大批鼎彝，除了皇宫的各宫各殿各部衙门配置了符合礼制的鼎彝外，还赐给各名山寺院。由于这批鼎彝选料精、铸工精，“宣德炉”就成了天下名器。又由于宣德炉都用于皇家，人们极难得到，于是仿制宣德炉就能获得厚利，到嘉靖、万历年间，铸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的“宣德炉”随处可见，有的仿制得比较精良，有的则粗制滥造，仿制之风延续到当今社会，以至于为鉴定宣德炉的真伪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当宣德皇帝览阅大臣们呈报的用料单时大吃一惊。原来用料单开列着：暹罗国进贡的洋铜39600斛；赤金800两；白银2600两；倭国白水铅17000斛和黑水铅8000斛；日本生红铜1000斛……其他点色用的各种矿石也多得惊人。宣德皇帝于是下令再度核算，至少得减去二成。吴中和吴诚接到圣谕后立即着手裁减，重新造出清单，并对所有开列的用料逐一作说明，如“三佛齐国紫啡石原册三百斛，裁减六十斛，实该二百四十斛。此石作鼎彝点染紫葡萄斑色用”。新造的清单经皇帝批准后，于宣德三年五月初一日开始领料、做铸造的准备工作，六月十五日开工，十一月完工，共造3365个大小不同、形制有异的鼎彝，并造清册进献。清册对于鼎炉的形制、大小、分量、色泽、图案及存放的地点等都作了交待，比如：“太庙奉先殿七代帝后共十四位，供奉‘子子孙孙万年无疆鼎’十四座。仿《绍兴鉴古图》式，鼎式四方，高一尺二寸四分，耳高二寸一分，口方径一尺四寸，腹深七寸，足高一寸六分。十二炼洋铜铸成，周身熟棠梨色。腹间铭字，填以黄金；四铺千乳，填以白银。以供列圣几筵。伏愿圣子神孙，万万年蕃衍无疆云。”文中所云“十二炼”指经过十二次提炼。据说铜材在经过反复提炼后，会发出珠光宝气。除了在同一处陈列的鼎炉是相同的以外，各处及各种不同用处的鼎炉各不相同。最高级的鼎是“十二炼洋铜，周身赤金纯裹”，最低级的恐怕是用于御厕的深腹鼎，乃是不施金的藏经纸色。总之，三千多件鼎炉彝器形制繁复、色泽多种、图案有异，实在难以说得清楚。这一批鼎彝铸成后，吴中和吴诚等人都得到宣德皇帝的嘉奖，同时，宣德皇帝还要求他们利用剩余的材料加铸甫、簋、壶、尊、俎豆等器皿。
宣德炉投入使用后，马上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据说第一批仿制品出现于宣德五年，仿制者为曾经参与宣德炉铸造的吴邦佐。有人说他窃取了剩余的材料进行仿制，可是皇宫的东西是不易窃取的（王朝灭亡时是例外），再说，窃取的材料岂敢堂而皇之地落上名款；有人说他网罗了那批工匠，用一般的铜材进行多次纯炼后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不过，这批仿制品都铸有“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吴邦佐造”或“工部员外臣李澄德监造”的楷书款，仿制得比较精良。其后，不管掌握宣德炉铸造技术的，或仅知一般的铜器铸造技术的，都在仿制，而且仿制的数量越来越多，以至于形成了仿制的派别，北京的仿制品为北铸，河南的仿制品称为南铸，苏州仿制的即为苏铸。明朝灭亡时，不仅在南京各衙门的鼎彝宝器被窃，而且在北京故宫中的许多皇家器具也大量被盗。由于真的宣德炉也流传到民间，既促使收藏家产生以重金求购的欲望，更为造伪者大开方便之门。于是鱼龙混杂，更加真假难辨了。
1979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览”中陈列着一件宣德炉，侈口小圆唇，扁鼓腹，桥耳，三个锥形足。炉身为暗紫色，间有茶色云纹斑，器表通体鎏金和贴有大小不等的赤金片。从三个锥足的跟部可以见到炉本身的铜质所呈的金光色。炉的外底正中有1.9×2.5厘米的、扁方的、阳文“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款。根据这些特征，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是现存宣德炉中比较好的一个，甚至可以认为是明朝宫廷中流传出来的。可是也有专家认为此件宣德炉不过是仿制得比较好的，离开真宣德炉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有的专家甚至认为现存的宣德炉没有一件是宣德三年工部所造的。当然，也有专家认为至今已经不存在宣德三年所造鼎炉的观点有失偏颇，无法辨别真假的观点也是一种无知。当时所造的3365个鼎炉不可能一件也不存在，只要我们按照当时的礼部尚书吕震所编的《宣德鼎彝谱》去认真查找，不仅北京故宫就可能有，台湾故宫也可能有，明十三陵更可能有。笔者就在青海省的瞿昙寺见过圆形鼎状大香炉，就是宣德皇帝赐予的，器表“商金”（即包金），或有斑驳，但至今仍然通体黄亮，并可以从斑驳处看到炉体的铜质也是金黄色的。 失而复得 黄金编钟重见天日之谜
乾隆为庆贺自己80岁生日，下令铸造一套16枚黄金编钟，所用黄金多达一万多两。编钟按照古书记载的名称铸造，现在仍旧金光灿烂地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内。民国时，政府派了大批专家在故宫挑选国宝，装箱运到西南大山里珍藏，可是专家们并没有找到这套黄金编钟，这件事成了民国政府的难言之隐。这个谜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为两个保护编钟的有功人士所道破。
乾隆是我国历史上好大喜功的皇帝之一。好大喜功一方面为中国作出了某些卓越的贡献，另一方面却会耗费大量的民脂民膏。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庆贺自己的80岁生日，下令铸造一套黄金编钟，所用黄金多达11439两，再加上人工、配料等，耗资远不止这个数。围绕乾隆的生日庆典，清朝政府耗资巨大，铸造编钟就是其中的一项。编钟共16枚，按照自古记载的编钟名和清朝掌握的音乐理论铸造，现在仍旧金光灿烂地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内。据称编钟能演奏美妙的音乐。这套编钟曾经隐没不见，后来又是怎样失而复得的？
陈列在故宫博物院内的黄金编钟 如前所述，西周后期的晋侯苏编钟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一套16枚青铜编钟实物。用黄金铸造编钟则是清朝的首创，康熙五十五年(1716)曾经铸造过一套，可能为庆贺65岁生日所造，乾隆五十五年再造一套。两个“五十五年”，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易序》说五十五为天地之数，清朝两个皇帝的内心深处在为自己在位五十五年而庆贺，为与天地之数相合而庆贺，为得天地之助而庆贺。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测。清朝的黄金编钟主要用于各种盛大的庆典活动时演奏《中和韶乐》，比如元旦、冬至、帝后的生日、皇帝的登基、皇帝的大婚、祭天、祈雨、庆祝丰年等，黄金编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使用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
乾隆黄金编钟所用的黄金数量如次（以所用黄金的分量排列）：(1)无射924两；(2)应钟888两；(3)南吕874两；(4)夷则873两；(5)姑洗787两；(6)蕤宾764两；(7)林钟755两；(8)仲吕741两；(9)夹钟714两；(10)太簇681两；(11)黄钟615两；(12)倍无射610两；(13)大吕587两；(14)倍夷则560两；(15)倍南吕536两；(16)倍应钟530两。《清史稿·乐志》说钟的大小、高短、腹径都一样，但厚薄和容积不一样，故编钟的音阶是靠钟壁的厚薄来区分的。钟体用两条环形线分成三个部分：下部铸成圆饼式乳丁，供敲击之用；中部为浮雕龙纹，并标明钟名；上部为云纹。钟钮为连体双狮，四足牢牢地抓住钟体，供悬挂之用。精美的造型，富丽堂皇的图案，金光灿烂，真是美轮美奂的稀世珍宝！可以想像，每当清王朝举行重大的庆祝或祭典时，别提演奏的音乐有多么的美妙，就是这套编钟一陈列，再加上其他乐器的陪衬，则充分体现出皇帝的尊贵无比和天子的至高无上！
乾隆皇帝画像 可是我们知道黄金器皿发出的声音并不悦耳，黄金性软，是经不起击打的，而编钟上并未留下什么击打的痕迹。那么乾隆的黄金编钟是否以黄金为主的合金？如果是，那么是什么样的合金配比？史书仅记录了所用黄金的数量和编钟的形制，并未见什么合金配比，这也是一个难解的谜。
有道是盛极必衰。这套编钟虽然仍为乾隆以后各帝相沿使用，但是挽救不了清朝衰亡的命运。嘉庆皇帝时期开始兴盛的鸦片贸易使大量白银流出海外，而鸦片严重地危害了中国人的健康，于是在道光年间爆发了鸦片战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持续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几乎摧毁清王朝。内忧不断，外患频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了。由于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并未没收爱新觉罗氏皇室的财产，及抗战爆发，民国政府派了大批专家在故宫挑选国宝，装箱运到西南大山里珍藏，并派一支军队保护。可是专家们并没有找到乾隆年间所铸造的黄金编钟。黄金编钟的隐没不见，一时成了民国政府哑口难言之隐。这个谜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为两位保护编钟的有功人士陈亦侯和胡仲文所道破。
原来民国政府不仅没有没收清王朝的财产，而且并未将末代皇帝溥仪逐出宫门，把他安排在紫禁城的后半部，还每年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生活费。可是皇室过惯了侈靡的生活，溥仪经常命人到宫中偷运珍宝，向银行作抵押贷款。1924年又将黄金编钟偷出，由溥的岳父荣源出面向北京的盐业银行抵押贷款，得40万银圆，由清宫内务府与盐业银行签订了“关于金宝、金册、金编钟等押款的合同”。同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当然再也无力赎回编钟了。
黄金编钟流出宫外也为民国政府察觉，开始追寻其下落。北京盐业银行行长一面矢口否认抵押一事，一面派人将编钟转移到天津盐业银行，藏于天津法租界中街盐业银行库房的夹墙中，由天津盐业银行经理兼银行会会长陈亦侯负责保管。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特务就盯住陈亦侯，并派日本驻天津的副领事紧逼陈氏交出编钟。陈觉得难以保住国宝，就暗中派人到香港请示总经理，可是得到的回复却是“毁掉”二字。也就是要把编钟熔化后铸成金条。
陈亦侯在无奈之下找挚友胡仲文商量对策。胡仲文同陈亦侯一样，是一位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两人决定将编钟转移到胡仲文经管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地下室的一个密库内。于是找了两个可靠的工友，四人共同秘密地将编钟藏妥，并立下誓言：守口如瓶，不畏威逼，不为利动。
过了没几天，日本特务失去了耐心，于是派了军警到天津盐业银行大肆搜查，当然一无所获。而陈、胡二人也乘机放出空气，说编钟早被熔化后改铸成金条运走了。因此当时的人们都相信：稀世珍宝已经永远消失了。陈胡二人这才稍感太平。天津解放后，他们将编钟交给人民政府，1953年重返故宫。 千年遗物 鼓形石刻年代之谜
有人说这是在石头上见到的最早的人类笔墨，有人说它是秦国刻石，还有人评论说“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这十个鼓形的石头究竟是什么东西？上面雕刻的是不是文字？它到底承载了怎样一些历史文化内涵？从发现这些石鼓起，这一切都仿佛成了一个不解之谜。更离奇的是，历代文人学者考证石鼓的年代，最早与最晚的前后竟然相差1300多年！
唐朝贞观年间，在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出土了十个像鼓一样的石头墩子，高二尺，直径一尺多，上细下粗顶微圆，四周刻着一些文字。石鼓的出土立即惊动了当地官府和附近的老百姓，而石鼓上有文字这条消息，则更是让人好奇。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把文字刻在石碑上来作纪念，古已有之。千古一帝秦始皇巡视江南刻石大海以传颂自己伟大的功绩；东汉的时候，大将军窦固率领汉军大败匈奴，也让著名的文学家班固写了一篇炫耀大汉朝武功的文章“勒石阴山”。可是一般刻字都是刻在方方正正的石碑上，而这里的字怎么就刻在石鼓之上了？这让当时的人百思不得其解，更让人疑惑的是石鼓上究竟刻的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十个石墩并非像当时人所说的是石鼓，这种制作得像圆鼓的石头有自己的名字，叫“碣”，也就是圆顶的碑石。而这十块碣石上的文字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考证，发现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叫做“大篆”。所谓“大篆”就是从西周的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它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也讲到：“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正因为是太史籀所著，所以后来也把大篆称作“籀文”。而这次所发掘的石鼓上的文字正是大篆这种字体流传到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所以更显得弥足珍贵。
那石鼓上的这些大篆都记载着什么事呢？
经过对十个石鼓上所刻的文字的解读，学者们发现每具石鼓上刻有四言韵诗一首，共十首。诗的内容是关于周王派使者到秦，秦公与周王相约河边巡猎的盛况。故也称“猎碣”。“猎”就是打猎。这十块石碑就是为了纪念秦公与周王到河边打猎这件事情。十首诗的体裁为四言诗，修辞、用韵、诗风俱与诗经相近，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也有人说这些诗是“讽宣王畋猎之所作”。和《诗经》中的很多是一样，都有特殊的意义。
正因为所刻的这些石鼓文历史悠久，而且是所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所以它一出土，便受到了文人学者的广泛关注。
石鼓文片段 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和著名的诗人韦应物都曾经先后作《石鼓歌》来纪念这个珍贵文物。为方便读者，录韦应物的《石鼓歌》于兹：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令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而韩愈在《石鼓歌》中也写道：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珮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在韦应物和韩愈的诗歌中，都提到了周宣王，可见他们两个都认为石鼓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那究竟是不是呢？这个谜团从石鼓出土的那一天起便存在着争议。
唐宋时代的学者，多认为石刻是西周时期宣王时史籀的作品，除了韩愈和韦应物的诗作持这一见解以外，《元和郡县志》也说：“石鼓文在县（天兴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盖记周宣王畋猎之事，其文即史之迹也。”可见李吉甫也认为石鼓是西周的遗物；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
还有一些专家虽然同意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作品，但是认为刻制的时代不能远至周宣王。宋人郑樵认为《石鼓》是先秦之物，雕刻于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和马叙伦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这个说法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距周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
而在近现代的学者中，用功最深，考证最全面的当属唐兰先生，他的《石鼓年代考》分别从铭刻的发展，文学史的发展，新词汇的应用，大篆文字字型发展以及中国书法的发展等八个方面来证明石鼓文应作于秦献公时期。无论结果是否正确，其考证态度值得我们所尊敬。
上述学者认为石鼓是先秦西周时期所刻，但不少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依据石鼓文诗歌上所记载的天子六马，而汉朝的天子有六马，故而认为石鼓文作于汉朝；而元朝人马定国则以“字画考之”，最后考证出石鼓文是宇文北周时期所作的，并且写了万余言的文章来论证。以上专家所定的年代，最早的在公元前800余年，最晚的在公元500余年，前后相差1300多年！
虽然至今，石鼓文所形成的确切年代尚不明确，但集合各家的论证，基本上认为石鼓文创作于公元前766年到公元前659年之间的，是由秦国大篆所书写的。
石鼓文的创作时间固然还无法确定，但石鼓文的书法价值却早已为世人所公认。石鼓文字势雄强浑厚，朴茂自然。用笔匀圆挺拔。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其著作《书断》中指出：“（石鼓文）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文学大家和书法大家对于石鼓文更是倍加赞誉。
十块猎碣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可是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也不乏珍爱和破坏的故事。石鼓在唐代出土后，在韩愈的主持下，把它们移至长安太学的庑廊内加以保护。可是安史之乱后，石鼓散失在野外，饱经风雨之磨难。直到北宋王朝的建立，才又组织人力将它们迁到都城开封，为了保护文字的本来面貌，再也不让它们经受磨难，还用黄金镶嵌在所刻的文字里。可是好景不长，金人攻占开封后便把它们迁到了北方。金人当然不会理解石鼓的文化价值，贪婪地把黄金取出，对文字损害较大。元朝灭金，又未对石鼓作妥善的保管。明清的统治者亦然，故我们现在看到的石鼓文已经斑斑驳驳，很难辨认了，有的石鼓已经几乎字迹全无，以至于我们已经不能全面了解石鼓文的历史和文化的价值了。 祈祷神助 《诅楚文》问世之谜
秦国与楚国在战国时期为了争夺天下，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从刚开始互有胜败，到后来秦军屡败楚国，把楚军打得节节败退，直到最终灭亡。秦国何以最终胜利，历史多有评论。宋朝时候发现的《诅楚文》似乎给我们另外一些证据：秦国除了在正面战场作战之外，还用了别的一些特殊的巫术邪法来诅咒楚国。秦国为何要用巫术来诅咒楚国？难道秦国最终胜利是靠巫术取得的？这些疑问让我们对诅楚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中国的文字发展史上，石鼓文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上承金文，下启小篆。是金文向小篆过渡的书体，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这些石刻文当中，以《石鼓文》和《诅楚文》为代表。而其中的《诅楚文》更是由于其所特有的诅咒与神秘性，引得人们广泛的关注。
《诅楚文》总共有三块刻石，出土于北宋时期。一块叫做“巫咸文”，出土于陕西凤翔，326字；另一块为“大沈厥湫文”，得于甘肃平凉，318字；第三块为“亚驼文”，为洛阳刘氏所藏。虽说这三块刻石分别出土于不同的地方，但这三块刻石都反映了同样的主题：秦国通过巫师向老天祈祷，历数秦国和楚国交往的历史，希望诅咒楚国和楚国的君主，让自己的军队能够在战场上打败楚国。究竟为什么堂堂的秦国要通过巫师祈祷并且刻石成文的手段来诅咒楚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