诅楚文是秦王祝告神灵，诅咒楚王的一篇檄文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秦国与楚国之间的历史。
春秋时期的楚国是名副其实的霸主，春秋的历史可以看作是中原国家与楚国争霸的历史；而当时的秦国，除了秦穆公时期曾经短暂的称霸以外，一直以来只是固守在西部一隅，再加上本身实力不强，所以很少介入到中原大国之间的争霸中来，故而在春秋时期，秦国和楚国的正面交锋极少。
可是到了战国时期，天下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楚国在消灭了越国之后，基本占有了整个南中国。楚威王的时候楚国在徐州打败了北方大国齐国，之后楚怀王又击败了魏国，并再次出兵齐国。可以说当时的楚国军事力量极其强大，所以在山东六国合纵讨伐秦国的时候，五国公推楚怀王为纵约长（相当于六国联军总司令的职位）。当时的楚国，当时的楚怀王好不威风。
而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内“道不拾遗，家给人足”，国外击败魏国夺取河西，一跃而成为最强大的诸侯，秦王也有了一统天下的雄心。遍览当时的诸侯，有实力阻碍秦国统一天下，有实力能与秦国一较高下的也就只有楚国了。正如秦相张仪所说的：“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锋，其势不两立。”所以秦国要想统一天下，首先就要搞定楚国，即使无法一下子吞并楚国，也要寻找机会来打败它，削弱楚国的力量。
正因为有这个计划，所以从秦惠王开始，秦国便处心积虑的要攻打楚国。
但是军事打击是一个方面，可再怎么说楚国也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实力不容小觑，要击败它光靠自己的实力还不够。于是秦国便想到了用诅咒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击败楚国。在古人的心中上帝的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上帝帮助秦国而抛弃楚国，自然能够击败楚国。而要让上帝抛弃楚国就要诅咒楚国，用这种手段来让上帝抛弃楚国。于是秦国便请巫师来诅咒楚国，并将巫师的诅咒文字刻在石头上，以表示永远不会磨灭，只要楚国一天不灭，刻石上的诅咒就一天不会失效。
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来谈谈《诅楚文》的具体刊刻的时代了。由于史书没有记载《诅楚文》刊刻于什么时代，因而造成后世学者的争论。
欧阳修根据《史记》记载战国后期秦、楚两国相争的情况，提出《诅楚文》不是作于秦惠文王时，便是作于秦昭王时。按《诅楚文》最早叙述的是楚成王与秦穆公时代的事，又有“十八世”的记载，而从楚成王至顷襄王正好经历了十八代，所以欧阳修更倾向于《诅楚文》作于秦昭王时代，所诅之楚王为顷襄王。但后来，他又倾向于《诅楚文》作于秦惠文王时代。宋代的董君主张作于秦昭王时代。王柏根据《诅楚文》中有称“嗣王”的称谓，也就是继承王位的意思。而秦是自惠文王开始称王的，所以秦惠文王不可能自称“嗣王”，继承王位的一定是之后的秦昭王，并明确提出《诅楚文》作于秦昭王九年，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
郭沫若则主张《诅楚文》作于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其主要理由是，这年楚怀王因受张仪欺骗，发兵攻秦，战于丹阳，兵败后“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正是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秦王才向神祈求保佑，而诅咒楚王。所谓“嗣王”也应理解为“承继先人”之意。
关于《诅楚文》的成书年代可谓众说纷纭。依笔者认为，要确定它成书的上限有一定的困难，但如果要确定一个下限还是可行的。这个年代应该是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因为自当年的蓝田大捷之后，秦国对于楚国的战绩基本上是全胜，而且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如果说在这之前秦国人在心理上对楚国的军事实力还有一丝顾忌，借诅咒来壮胆的话。经过这场斩楚国甲士八万，俘虏楚国大将七十余人的蓝田大捷，秦国人再也不怕楚国了，诅咒也就没有了必要，一切战场上见分晓。 命运多舛 秦始皇泰山刻石屡屡迁移之谜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也是第一个登上泰山封禅的皇帝。威武的始皇帝将自己的功德篆刻在泰山刻石上，碑文出自李斯之手，然而这并没有给泰山刻石带来福气，相反泰山刻石的坎坷正从中而来。泰山刻石到底经历了怎样一个坎坷的历程？泰山刻石是如何“长脚”越走越低，最终一分为二？文字又是如何越来越少的？让我们跟随秦始皇的脚步来探索这些谜吧。
五岳之首的泰山是中国封建帝王心中的圣地。古人都认为泰山是离天最近的地方，而作为天子的皇帝为了表明自己的受命于天，都希望通过祭拜泰山来显示自己是真龙天子。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总共有七位帝王曾经登上过泰山，进行过祭拜泰山的封禅仪式。为了纪念登上泰山，帝王们总会留下一些碑刻来，而在这些帝王所留下的碑刻纪念中，最有历史价值的当推第一个登上泰山祭拜的秦始皇所留下的“秦皇泰山刻石”。但正是这块刻石在流传千年之后，竟然被无数次的迁移，从最初的位列泰山之巅，到最后埋没在泰山的荒草瓦砾之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泰山刻石遭到如此的迁移劫数呢？我们还得从泰山刻石本身讲起。
泰山石刻 泰山刻石原来是由两部分的石刻所组成。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游全国，来到泰山并且登上了泰山的最高峰进行祭天仪式。祭天之后，为了将自己统一全国的功绩昭布后世，秦始皇命人在一块高五尺的大石头上刻字歌颂自己的功德，留下了泰山刻石的上半部分。
秦始皇死后他的儿子胡亥即位，史称秦二世。这个昏庸的皇帝为了效法自己的父亲，也开始巡游全国，公元前209年他到达泰山，在秦始皇刻石的字的下边接着刻下了诏书和随从大臣的名字，来歌颂秦始皇的丰功伟绩。于是这便是完整的泰山刻石，当时刻字总计有22行，分东、西、南、北四面雕刻。其中前12行144字为秦始皇时所刻，后10行78字为秦二世时期所刻，两次刻字总共222字。
泰山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碑刻，其历史意义重大，同时它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也有极高的地位。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为了更好的统治管理国家，于是对六国的文字进行了整理，推行“书同文”，将秦国的小篆作为统一文字。而小篆的产生也为汉字逐渐演化成现今通行的汉字奠定了基础。
组织统一各国文字，并对小篆进行系统整理，树立统一标准的是秦相李斯，而据说两次刻石也都是李斯所书写的文字，可以说小篆的创始人来书写歌颂皇帝的碑文，自然是难得的精品，再加上当时的刻石都是皇帝亲临现场的，因此也要求刻字人书法水品特别高超，书写者和刻字者的完美结合，可以说秦泰山刻石代表了秦代小篆的最高水平，在书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泰山刻石自刻成之日起便一直矗立在泰山的玉皇顶上，由于没有人注意它的价值，所以直到宋朝为止，泰山刻石可以说是默默无闻。
北宋时候的宋真宗赵恒是个非常迷信的皇帝，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月，他为了感谢上天赐给他“天书”，于是亲自来到泰山封禅。皇帝要到，当地官员自然要准备礼物，可当时的兖州太守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的。没有办法，只得将自己所拓泰山刻石南面的40个字的拓本作为贡品进献给真宗。
泰山刻石作为贡品被进贡给了皇帝，一夜之间，原来默默无闻的泰山刻石立即变成了人们眼中的精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泰山刻石进行临摹拓写。但由于刻石暴露在野外已逾千年，风吹雨打已造成原先222字的碑刻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毁缺76字，仅剩176字可以辨认。
从宋代到元朝末年，泰山刻石还是在玉皇顶上，但是从明代开始，泰山刻石便开始不断被迁移。明朝初年，泰山刻石已经被人从玉皇顶上迁移到唐摩崖附近；明朝成化元年(1465)，有人在离唐摩崖十几步远的草丛中发现了泰山刻石；到了嘉靖时期(1522-1566)，泰山刻石又被安置到碧霞元君寺的侧室内；最后到清朝嘉庆21年(1815)泰山刻石被人从玉女池中打捞上来并被安顿在东岳庙新建的西宅内，而此时，经过如此坎坷迁移经历的泰山刻石已经变成了两块残石，刻石上也仅存10个字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泰山石刻频繁迁移呢？
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不断有人对泰山刻石进行拓写，使得刻石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从而最终无法再立足于玉皇顶之上了，并最终被搬到了唐摩崖附近；在此之后，一方面由于没有保护，从而风雨摧蚀了石刻上的文字，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拓片商人为了使自己的拓本独一无二而故意毁坏泰山刻石，从而导致石刻表面刻字的不断减少；最后自然灾害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泰山石刻在明代曾经被安置到碧霞元君寺，但到清乾隆五年六月碧霞元君寺一场大火后便失去了踪影，最后刻石被发现时已经残断成两半。正是因为种种人为和自然的原因导致中国最早的石刻到现在仅剩下10个字的残文。
清代中期之后，泰山刻石仍命运多舛，先后遭到过盗贼的劫掠和日本飞机的轰炸。直到解放后，泰山刻石才真正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被安置在重新修建的“读碑亭”之中，再也不会遭受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了。虽然泰山刻石只剩下了10个字可以辨认，但可喜的是宋代的泰山石刻的拓本已经找到，上有165个刻字，根据这个刻本，泰山石刻总共222字得以补全，人们终于可以鉴赏到中国小篆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了。 天灾人祸 华山庙碑刻被毁之谜
华山庙宇碑刻众多，其中汉代华山庙的汉隶碑是目前惟一有拓本的。拓本上方整匀称、气度典雅的汉隶究竟为何人所书？是广为认可的蔡邕，还是作者有意已经将自己的姓名放在了碑刻上？华山庙碑久已被毁，但到底是官员害怕受批评而故意敲碎？或者是在天灾中毁于一旦？
西岳华山，险峻异常，自古被认为属仙山之类，所以华山之上庙宇寺院众多，寺庙之内碑刻碣石树立其中；两汉隶书，庄重典雅，有肃穆凝重的庙堂气息，汉代是隶书崛起兴盛的时代，诞生了一个蔚为大观的汉隶书法时代。汉代的隶书石刻存世不可谓少，但是存世的华山汉代隶书却没有，只有一册华山庙碑的拓本向我们展示当年在华山之上仙气与典雅并重的隶书风采。那华山庙碑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华山的碑刻又是如何被毁的呢？
话说明朝万历皇帝(1573--1620)时候，著名的金石学家赵崡为了撰写《石墨镌华》，带着纸墨四处寻找著名的碑石来进行拓写。根据宋朝人的记载，在华山上总共有五块汉代用隶书书写的石碑，而隶书的成熟和鼎盛时期正是在汉朝，所以说这五块石碑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可是当他到达华山的时候，却发现这五块石碑统统都不见了，根本见不到真迹。即使退而求其次的寻找华山碑刻的拓本也很困难。最终还是发现了一本拓本，即东肇商所藏的《旧拓华山庙碑》一册，终于让赵崡见识到了汉代华山碑刻的风采。从此之后汉代华山碑刻便凭借“华山庙碑”的拓本流传开来。
《华山庙碑》 根据华山庙碑的拓本，我们知道华山庙碑全称《汉西岳华庙碑》，东汉延熹八年(165)立，是当时的郡守袁逢根据已经磨损的旧碑文重新刻就的，隶书，22行，每行37字。华山庙碑主要讲述了汉朝建立之后，几代皇帝将华山原来的淫祀改成祭拜天地的庙祀宫殿的事情和历史。
由于华山庙碑是东汉时期刻成的，而东汉正是隶书最鼎盛的时期，庙碑的隶书字体结体方整匀称，气度典雅，点画有致，是汉朝隶书书法的代表。所以华山庙碑得到后世许多人的称赞。郭宗昌《金石史》称其“结体运意乃是汉隶之壮伟者”；清朱彝尊更是推崇华山庙碑“当为汉隶第一品”；汪喜孙则评价它为“是碑在汉人八分书最为险劲，已开魏碑之先河。”华山庙碑自拓本发现后得到世人的赞誉，但在传播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
首先汉代的石碑极少有留书者姓名的，但我们看华山庙碑拓本的最后，却发现有“遣书郎书佐新丰郭香察书”一句，正因为有这句话，所以学者们对到底是谁书写华山庙碑历来存有争议。唐朝徐浩在《古迹记》中主张书写的人是东汉的著名书法家蔡邕，而上面最后一句话中的“察书”指的是检查校对书写的人，这个人叫郭香。但他并未提出充分的证据，说明何以是蔡邕所书。此说一出，影响甚大。如宋洪适《隶释》、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顾南原《隶辨》以及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都沿袭徐浩的说法。
明朝著名的金石学家郭宗昌和赵崡都开始对此说提出怀疑，而认为真正的书写者就是郭香察。赵崡在《石墨镌华》书前目录中《华山碑》下，题“郭香察书”；郭宗昌的《金石史》则直称《华山碑》为《香察碑》。现在的学者基本上已确认郭、赵之说为是，而以启功先生的文章论辩最详。
其次是关于华山庙碑到底是如何被毁，何时被毁的？民间流传有三种说法：赵崡《石墨镌华》中讲，华山庙碑在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还存在。后来有一个县令负责修建华山岳庙的石头大门，看到华山庙大殿上的题名者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便有些诚惶诚恐起来，生怕修建的石门与名人题词不配而受到批评。而当时华山庙碑已经年久失修，县令认为这样一件碑刻非但没什么价值更有碍观瞻，于是下令将碑刻碎为石头，用来砌石门了。郭宗昌则在华山庙碑的天启元年（1621年）拓本跋中写道：华山庙碑在几百年之前就已经被毁掉了。而顾炎武指出华山庙碑是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毁于地震中的。
这三种说法究竟哪一家是正确的呢，华山庙碑是何时被毁坏的昵？由于华山庙碑毁坏时间较早，而三个人所说的又都是传闻，所以要找到事情的真相，我们就要另辟蹊径，从别的地方入手。
《华山庙碑》 有一本叫《类编长安志》的书为我们找到华山庙碑何时被毁提供了一把钥匙，此书是元朝人骆天镶在1296年写成的，是根据北宋的《长安志》加以分类、删减并根据其他文献重新增补而编成的一部新《长安志》，全书卷十是“石刻”卷，其中叙述了碑刻140余种，这对于了解宋元时代关中附近的碑刻是有很大作用的。在此卷中骆天镶也提到了华山汉碑，而且只有一条，记载的是西岳石阙铭。在宋朝人的著作中，华山庙曾经有五座汉代的碑刻，分别是：西岳石阙铭、华山庙碑、华山亭碑、弘农太守樊毅复华下民租碑、樊毅修华岳庙碑。而完成于元朝初期的《类编长安志》中却仅仅记录了西岳石阙铭，这只能说明其余的四座石碑在此之前已经被毁，否则骆天镶不应光记石阙铭而漏了其余四座石碑。
这样一来，华山庙碑被毁的时间基本有了个大概，前述的三种说法，只有郭宗昌的说法比较接近，即华山庙碑在1621年的数百年前就已经毁掉了，相对的时间应该是在宋末元初的时间。至于是如何被毁的，恐怕还是脱不出自然损坏和人为破坏两种。但如果要找到真正的原因，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虽然华山庙碑早已被毁，但传世的拓本却不少，弥补了石碑被毁的些许遗憾。原石拓本传世者有四，即“长垣本”、“华阴本”、“四明本”、“玲珑山馆本”。“华阴本”与“四明本”现都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玲珑山馆本”拓本现藏香港中文大学，而“长垣本”现藏日本。 世界瑰宝 嘉祥画像石寓意之谜
嘉祥画像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艺术三大瑰宝。嘉祥画像石种类繁多，表现了许许多多的主题和故事。有人说，画像石反映了学术思想中多种思想混合的复杂状况；有人说，画像石代表了古人对生死的思想信念和礼仪习俗；有人说，画像石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反映。
嘉祥画像石出土于山东的武氏祠，位于嘉祥县城南30华里的武翟山村头，是东汉末年（公元145-200年之间）武氏家族墓地上的一组石构建筑上的画像石。总共有44块，这些汉代画像石画面题材内容之丰富、思想内涵之深邃、雕刻技法之精湛，居全国汉画像石之首，因为出土于嘉祥，所以又叫嘉祥画像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与同时期的埃及石刻、希腊瓶画并列为世界艺术三大瑰宝。
以双凤为主的嘉祥画像石拓片 武氏墓群石刻石阙画面和画像石画面的题材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神话传说类、经史故事类、现实生活类。以每石中的一层为一组，共98组，每组有的是一个故事，有的是几个故事。
第一类画像主要反映了汉代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老百姓的家庭饮宴、贵族们的狩猎郊游以及军事作战、亭台楼阁等。比如武氏墓群石刻前石室“令车”画像上，主车“令车”一辆，车上四维，车后四个骑者，另有一辆“主簿车”，一个送行者。主车前有两人骑马，带剑骑吏两人，步卒两人，迎者一人。这些情况同当时的文献记载完全相符。完全反映了汉朝人的生活。
第二类着重是历史故事。这部分题材主要反映了汉朝以及先秦时期的历史故事。并借助这些故事来宣传诸侯名臣、孝子义士等。嘉祥汉画石的历史故事中首先体现便是对忠臣的赞美，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周公辅成王的画像，以及为彰显忠义之士而作的“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豫让刺赵襄”等。嘉祥汉画石还有刻四组八个十三处孝亲故事，如“老莱子娱亲”、“汉休屠王”等。
第三种则是神话传说。该题材中占主要地位是天神雷公、风伯、雨师等；另外一些是传说中的圣君祖先有女娲、神农、黄帝、尧、舜、禹等。神话部分的画面内容极为精彩，实为中国艺术史上绚丽多彩的珍品。
嘉祥汉画石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示了中华民族演变、融合的发展轨迹，是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道德等方面的缩影。但它到底是刻在坟墓里的，中国有句老话叫“盖棺定论”，作为刻在坟墓里的画像，它除了装饰作用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用处呢？古今中外一直有不同的见解。
有人认为嘉祥汉画像石反映出汉代学术思想中多种思想互相渗透，儒学尚未占据统治地位的复杂状况。虽然说汉朝自汉武帝开始便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这并不说明，儒学已经在社会上占据了统治地位。
汉代提倡孝道、盛行厚葬、崇尚道家升仙思想的结果，中国人历来重视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汉画像石中只有孝道的故事画面，这些都来源于早期未被利用的儒学和传统的道家的思想。这也和当时统治者实际的政策相吻合。汉代统治者表面上采纳董仲舒等的主张，实际上他对各派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态度。在个人生活上他们笃信得道成仙的观念，千方百计寻找长生不老药；在政治上他实行的是“外儒内法”。社会的大风气也影响着百姓坟墓的装饰，反过来，老百姓的坟墓装饰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现实。
另外有人认为嘉祥画像石表现了汉代人对生死的思想信念和礼仪习俗。
观察嘉祥图像石上的图像我们发现几乎每块画像都充满了对人死后升仙所带来的喜悦和欢乐，人和动物无不处于飘逸洒脱状态，毫无悲哀痛苦之感，可见当时的人们把死当作了“极乐”，这与秦汉皇室的兵马俑墓葬严整呆板的造型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画像和石墓还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空间。它的特殊精神功用就在于，画像石墓的主人——死者从这里得道升仙；而间接的受益者则是家族亲属和邻里。直系亲属凭借如此精美的墓室来表现自己的孝心可以举孝廉、受美誉；亲朋邻里们则可以在这个特殊的公共空间得到精神上的抚慰和寄托。因此，这种“双赢”的建墓方式自然产生了如此多和精美的画像石。
还有人则用内部心理因素来解释嘉祥汉画像石。认为它所刻画的非现实世界——天国仙境，想像丰富形象夸张，表现大胆充满激情，以“画”代话，用形象化的图画语言表达了幻想。表明在汉代人的记忆里还大量保留着人类史前时期的行为和冲动的记忆，可以说他们比我们现在更接近原始人类。
汉代人幻想的仙境是汉代人把原始社会无意识的精神生活，转换为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自由梦想。因此，嘉祥汉画像石或者说是汉朝的画像石更直接、更有力地把汉民族的深层心理活动刻画在石块上了。
嘉祥汉画像石究竟承担起了如何的功用呢，现在我们的种种见解都只能是揣测，画像石真正的功用恐怕还是传播文化，将老祖宗的历史流传下去，其余的功用也只是附属品。 风雨漂泊 熹平石经颠沛之谜
《熹平石经》是中国第一部官定的石刻经书，从选择经书文本到最后的书写都极其认真。20余万字的碑文出自东汉末年著名书法家蔡邕之手，堪称一代精品。惜乎国宝命运多舛，《熹平石经》从董卓火烧洛阳城开始屡遭厄运，甚至沦为造房子的基石。时至近代，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下，残存的《熹平石经》又在井下度过八年抗战，直到抗战之后，《熹平石经》历经波折才回归碑林。
在西安的碑林里有一些残碎的石碑，虽说它们表面上都已经残破不堪，完全不能和碑林中的其他又高又大的碑刻相媲美，但这些石碑却仍然被人们非常小心的保护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些现在表面看上去残破不堪的石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定的石刻经书——熹平石经的残片，中国的学术和书法以及镌刻水平的第一次完美的结合就是熹平石经。上面曾经密密麻麻刻满了经书。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要把经文刻在石碑上呢？
我们知道，汉武帝为了统治天下人的思想，实行了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儒学一跃而成为封建的正统学说。西汉中后期，儒学大师们针对当时社会各项制度不完备的现实，用儒家经典阐述微言大义，有的人还直接参与到国家政治治理中去。东汉建立之后，儒学研究日益细致化、学术化，研究古文经学蔚然成风。古文经学家注重文字的训诂与考证，随着他们对古文字研究的深入，迫切感到要尽快规范经文的书写来规范整个学术的风气。而今文经学家讲究义理之学和经世致用，用所谓的“微言大义”的方法，不顾文献本身的意义而牵强附会地望文生义。儒家经典的今古文之争越演越烈，东汉朝廷为了平息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又因为许多争论是因文本的文字或句子出现的差别而起。于是在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议郎蔡邕、张训等上书要求正订六经文字。灵帝批准后，蔡邕、张训等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典选定正本、订正文字。由于当时正值碑刻盛行之际，七种典籍便被用隶书刻于石碑上，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成为我国第一部官定石刻经本。利用碑刻的形式来统一今古文之争，也反映出这些学者们希望自己所作出的书写规范能和石碑一起流传千古的内在心理。
在镌刻石碑前，首先由学者们对汉代通行的经学流派经书文本进行参考比较之后，选择其中最好的本子，确定为经书的标准文字；再由当时书法第一流的国手蔡邕用朱砂笔以隶书在碑石上写好经文；最后工匠依文镌刻。这项工程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起至光和六年（公元183）止，历时九年，共刻石碑46座，全部碑文约20万字。这部石经因刻于熹平年间，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或“一字石经”。
《熹平石经》残石拓片 熹平石经镌刻竣工后，立于洛阳郊偃师县太学（当时国立最高的学府）的门外，碑石均为长方形，约高1丈、宽4尺。碑顶以瓦屋覆盖，碑下有座。每碑双面刻文，经文自右向左直行书刻。这项由最高统治者钦定、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当时引起极强的轰动。《后汉书·蔡邕传》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其盛况可见一斑。
可是如此气势宏伟的石碑仅仅辉煌了七年，便开始了它多舛的命运。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董卓退守长安，临走之前放火烧毁洛阳城，其下属则对偃师的太学肆意破坏，石经开始被损坏。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北齐高澄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结果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还不到一半。
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运往长安，但由于隋官府不重视，竞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到唐贞观年间，魏征去拯救这些文化瑰宝时，已是十不存一。以后就仅剩些拓片和零星出土的碎石残片。
1931年，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从洛阳买到《熹平石经》残石，两面存字450字，非常珍贵。1936年运抵西安暂存文庙。当时日寇已逼近潼关，并开始对西安空袭。受命保存《熹平石经》的省考古会委员张鹏一先是将其埋藏于碑林东院。1939年，为了更好的保护石经，张鹏一又挖出了它乘骡车冒险出城，历尽千辛万苦将石经运回家乡富平县董南堡村，吊挂在家中一口枯井内，并要求家人不准随便开启井盖，不准走漏消息。1943年10月，张鹏一病逝于家中，临终前一再嘱咐家人要悉心保护石经，一定要完璧送归于右任。
抗战胜利后，张鹏一之子张午中惟恐石经发生不测，写信给于右任的好友张文生，希望其将残石尽快设法运走，后来张文生将《熹平石经》残石运至三原民治学校，不久又转运到于右任之侄于期家中。1952年，陕西文管会派人从三原运回残石，重新安置于碑林，结束了其13年的漂泊生涯。
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熹平石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风行隶书、碑刻盛行的结晶。它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对校对版本、规范文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说现在完整的熹平石经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自宋朝之后，不断又有残石出土，据说现在已经集存了8000余字，终于也可以让我们一窥熹平石经的原貌。 精妙三体 正始石经碑文书家之谜
中国的经学源远流长，三国曹魏时候雕刻的《正始石经》更是其中的珍品，因为其中一块碑刻上，不但雕刻了三部著名的古文经书，更重要的是碑刻上的文字用三种字体书写而成。三国时期，究竟是哪位著名的书法家能够用笔同时写出端庄的隶书、严谨的篆书和古朴的古文？是竹林七贤的嵇康？还是魏国书法名家卫觊？这一切都成了不解之谜。
雕刻于曹魏正始年间的《正始石经》是中国第二次石刻经书，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雕刻了《尚书》、《春秋经》和《左氏传》，所以又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正始石经》因为是用古文等所刻成，所以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对于这样一块重要的石碑，它究竟是由谁雕刻的，却一直存有疑问。
谈到石刻经书，自然要讲到经学。中国的学术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恐怕就要属经学了，自汉朝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著作奉为经典，要官员们和老百姓们牢牢记住，并运用这些经书来治理天下。
东汉末年由蔡邕所书写的《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块石刻经书，用隶书写成立于太学门外，对普及经学规范经书的格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由于东汉末年的董卓火烧洛阳城，导致《熹平石经》被毁于一旦。到了曹魏的时候，和平的岁月催生出文化的需要，当时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认为有必要对于经学再进行一次整理，并仿效《熹平石经》，将整理好的经书刻在石头上使之流传千古。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古文经学的势力抬头，认为熹平石所刻的是今文经，故古文经学家不服气，所以也要正式颁布古文经。
《熹平石经》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所写成的。为了更好的反映文化的变迁，在雕刻石经的时候，当时的文人学者决定用三种字体（古文、小篆、隶书）来雕刻石经，其中的古文采取的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写法，因而极具价值，因为雕刻于曹魏正始年间，所以石经叫《正始石经》，又因为经文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书体所刻，故又称《三体石经》。从曹魏正始二年(241)开始，总共雕刻了《尚书》、《春秋经》和《左氏传》，总共立有48块石碑，共有十四万七千个刻字。其后也许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和朝廷的更替，《正始石经》就再也没有雕下去。
《正始石经》 《正始石经》无论对研究经学还是战国古文字，都具有重要资料价值。尤其自晚清至近代以来，海内外学者考证这部石经以及研究它的内容和文字的著作很多。但这些碑文出自谁人之手呢？历代学者众说不一。
第一种说法认为《正始石经》是出于汉魏间的著名书法家邯郸淳之手。南梁时期，袁昂在《古今书评》评价邯郸淳的书法“应规入矩，方圆乃戒”。北齐魏收在《魏书》提到：“陈留邯郸淳亦与（张）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唐人李延寿的《北史》所记载的也略同上说。赞同这种观点的，还有宋人王应麟、清人阎若璩、孙星衍等。
第二种说法则将《正始石经》的作者定位魏国书法名家卫觊。卫觊系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是三国时期与钟繇齐名的最著名的大书法家。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0年）正式称帝以魏代汉的《魏受禅碑》，即是卫觊以金针八分书，在魏初可谓名盛一时，深得曹氏亲信。说卫觊书写《三体石经》最早源于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唐朝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引《四体书势》云：“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卫觊）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顾为武、冯登府及近人杨守敬也都主卫觊书写，他们认为如果石经不是卫觊写的，所谓的“石经失淳法”又为什么要写在卫觊传里面呢，正因为是卫觊写的，所以才要特别声明与邯郸淳的写法不同。
第三种观点认为是三国魏书家韦诞写的。吴维孝《汉魏石经考》中根据《魏书·江式书传》，主韦诞书，云“则正始之经其或出诞属之手欤？”韦诞之书，诸体并善，尤精署书，魏之宝器铭题，皆出诞手，又传诞作剪刀篆，并善飞白。
第四位被认为是书写者的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嵇康的书法很有名，著名书法理论家张怀瓘称赞他说“叔度（嵇康字）善书，妙于草制。”而与嵇康同时代的赵至则说亲眼目睹嵇康书写《三体石经》。《晋书·赵至传》云：“赵至字景零，代郡人也，寓居洛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嵇康的儿子嵇绍《赵至叙》亦云：“（赵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清人朱彝真《经义考》、刘传莹及周贞亮等根据这两条史料也都主张石经是嵇康写的。
而另有一种说法则认为是出于邯郸淳而由嵇康书写。此说流传甚广，影响至今。全祖望在《石经考异序》中首先提出此观点。近年来的数部大的著作中凡是提到“石经”、“三体石经”、“邯郸淳”和“正始石经”等条目时释文等皆取此说。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是张揖所书。王献唐《汉魏石经残字叙》据北宋郭忠恕《汗简叙略》并改动《魏书·江式传》文字，主张揖书。
综观上述六种说法，都可谓有道理。那么到底是谁书写了《正始石经》呢？经过对上述说法的考证，再加上对碑刻本身的研究。近人认为《三体石经》是多人合作之作，而非一人所写就。范邦瑾在《书法研究》上撰文《魏<三体石经>书人略论》提出了这种看法。从《三体石经》所刻碑文名字的字体大小，笔画写法和书法风格来看，极不相似。国学大师王国维《魏石经残石考》云：“品字式者古文、篆、隶三体似出一手，直下式者则三体似由三人分别书之，而书品字式古文与书直下式古文者亦非一手。不独书人不同，即文字亦不画一。”所以说《正始石经》非一人所书，而是由集体一起书写的。但讲到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书写石经时，由于原碑毁损严重，出土残石中均未见有书人姓名，再加上文献中也缺乏记载，只得暂时存疑，直到有新的史料出现。
《正始石经》的原石到北魏时期还保存在洛阳，孝文帝时，冯熙、常伯夫先后任洛州（今洛阳）刺史，取石板以建寺庙，这部石经遂遭毁坏。到清朝为止，只有残碑的拓本流传，石刻本身从清代光绪年间起，《正始石经》碑版的残石数次出土于洛阳地区，引起人们高度重视。《正始石经》的残片与拓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残片一窥中国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 毁存未卜 天发神谶碑下落之谜
中国古代的诸侯们一个个都想着做皇帝，都想得到老天爷的帮助，于是乎个个抢着表明自己是老天选定的皇帝候选人，于是一篇篇碑刻涌现出来，《天发神谶碑》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天发神谶”究竟是什么意思？《天发神谶碑》的鸡爪篆又是什么样的？这块著名的碑刻到底还在不在人世间？何以数十年来存在着迥异的两种说法？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个皇帝梦开始来寻找答案。
三国时期碑帖的书法特征主要是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三国除了曹魏之外，西蜀是确实没有石刻的，东吴的石刻也不多，以《天发神谶碑》最为著名，但是正是这块少见的东吴碑刻，其最终的归宿却是一个难解之谜。
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所说魏晋绘画“承汉末之遗势而顺进之”。所说魏国的书法无不因袭汉代。当时的碑版和写经仍然使用隶书或篆书，由此而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碑版有《受禅碑》、《上尊号碑》、《孔羡碑》、《范式碑》、《曹真残碑》等，书写经书的有魏正始《三体石经》等等。可以说是一派繁荣，但由于曹操以“不惜倾无量之资财，以博建立碑碣之虚荣”为理由，而严禁私人立碑，所以这时期的碑版虽然有些很优秀，但总体并不多。
作为曹魏同时期的吴国地处江东，其书法诡异与中原大不同，大有楚风。所以，吴国出现了一些极为著名的书法家，并留下了艺术价值很高的石刻。而其中最出名当属《天发神谶碑》。《天发神谶碑》亦称《吴天玺纪功刻石》，三国吴篆书碑刻。话说公元264年东吴皇帝孙休死后，为了保持国家的安定，大臣们决定要推选一位年长的宗室来继承皇位。于是选来选去，选中了宗室中最年长的孙皓来继承皇位。可是孙皓的名声并不好，为人残暴。继帝位后更加昏庸残暴，政局日渐险恶。276年，改元天玺，为了稳定人心，于是制造天降神谶文的舆论，以为吴国祥瑞而刻此石。《天发神谶碑》的“谶”字正是预言的意思。表明老天也同意孙皓做皇帝。所以此碑又叫《吴传皓纪功碑》。
《天发神谶碑》拓片片段 《天发神谶碑》在天玺元年(276)立于建业（今南京），相传是皇象所书（一说苏建书）。碑石在东晋刘宋时已断为三段（一说原是三石相垒而成），因有《三段碑》之称。全碑第一段21行，“诏遣”一行6字，“大吴”一行7字，余皆5字，第二段17行，满行27字，第三段10行，行3字，后有宋人二跋。
在中国书法史上《天发神谶碑》是一块非常奇特的碑刻。书碑者以隶书笔法写篆，凡横划皆如隶书之横画；凡直竖都写成倒着韮菜叶状，故称之为“倒韮篆”或“鸡脚篆”，文字犀利坚硬，险峻诡异，为大小篆以来所未曾有，所以很受金石、书法界重视；棱角分明的字形显示了威严厚重的力量，为历代书家所称道。南朝王僧虔说过：“吴士书也，无以校其多少。”宋黄伯思云：“吴时有《天发神谶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可见吴国之书都有点怪异，此碑尤其明显。康有为称碑刻“笔力伟健冠古今”。
《天发神谶碑》的笔法不但受人推崇，更成为后世书法家学习的楷模。居于扬州八怪之首的金农那一笔著名的“漆书”正是他融合了《天发神谶碑》的笔法所创造出来的。正所谓以质拙朴厚为体、楷书中杂有隶意。这一点正好和《天发神谶碑》的非篆非隶相得益彰。而至近现代以来，篆刻家往往采用鸡爪篆的书写形式入印，很有特点。
《天发神谶碑》的卓越艺术成就影响着一代代的书法家，为爱好者所摹写。但当谈到此碑的最终归宿问题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难解之谜。关于《天发神谶碑》的下落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
最流行的是被毁说。《天发神谶碑》最早在南京天禧寺。宋元祐六年(1091年)胡宗师将碑移至转运司后圃筹思亭，不知何时又移江宁学尊经阁，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校官毛藻在印刷《玉海》的时候，不慎失火，此石尽毁。但在1986年的《南方周末》却又出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说法：《天发神谶碑》还存于世上。
嘉庆十年(1805)，尊经阁遭受火焚，此碑确是也被烧，但后人在清理瓦砾时，将其挖出，重新安置在夫子庙大成殿附近，文化大革命时期，此碑被有关部门收藏保护，但三段只剩下两段了，1982年剩下的两段被移入南京长江路290号江苏省人民政府西花园内的“夕佳楼”，嵌于碑廊西壁左右两侧。
如果说第二种说法是事实的话，那东吴奇碑《天发神谶碑》当还在人世且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但奇怪的是此说虽已产生近二十年，但第一种“被毁说”仍流行于世，且不绝于书，看来要探究《天发神谶碑》的真正归宿，还要亲自去看一看原碑是否还在，嵌于夕佳楼的是否真的是原来的《天发神谶碑》。 南碑瑰宝 爨氏双碑受崇之谜
云南自古被人称作蛮荒之地，文化艺术方面远较中原落后，但在书法艺术大放异彩的东晋时期却出现了被后人称作“古今正书第一”的爨氏双碑。它的艺术成就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可。爨氏双碑上的字隶中有楷，楷中有隶，兼带魏碑笔法。这和当时中原地区的书法大为不同，这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好酒也怕巷子深”，爨氏双碑出土很早，出名却很晚，究竟是谁伯乐慧眼发现它的价值的？
在云南的曲靖市矗立着两块著名的碑刻，一块叫《爨龙颜碑》，另一块叫《爨宝子碑》，两块碑刻被合称为“爨氏双碑”，这两块碑刻自出土以来就广受书法爱好者的推崇，被称为“隶楷正则”、“古今正书第一”，被国内外学者和书法家视为“南碑瑰宝”。那这两块碑刻为什么会出土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曲靖呢？又为何会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与人们的推崇呢？
《爨宝子碑》拓片片段 爨氏双碑又称大、小爨碑，大爨碑即《爨龙颜碑》，小爨碑为《爨宝子碑》，双碑立于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时候。之所以分大小，是因为形制有差别，《爨龙颜碑》高3.38米，宽1.46米，字有927个，墓主龙颜享年61岁。而《爨宝子碑》仅高1.85米，宽0.71米，字有403个，墓主宝子享年仅23岁。碑刻上的文字记载追溯了爨氏家族的历史，并记述了爨龙颜和爨家的事迹。翻开历史查一查爨氏家族的历史，恐怕就能解开为什么爨氏双碑在曲靖的谜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