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时候，现在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称为“南中”，是蜀汉的一部分。南中地区的豪强地主主要集中在朱提（今昭通）、建宁（今曲靖）两郡。其中最有势力的几个大族为霍、爨、孟三姓。爨氏是南中大姓、豪族。早在三国时代，诸葛亮亲征云南，平定南中，就“收其俊杰”为地方官吏，其中有个叫爨习最后官至领军。此后诸葛亮又将南中精锐的士兵充实到蜀汉军队，将剩余的稍差的士兵都分配给大姓娄、爨、孟、量等作为这些大姓自己的军队。公元399年，霍、孟二姓火拼同归于尽后，爨姓成为最强大的势力，到晋南北朝，爨氏已称雄南中，成为云南滇池地区最大的统治者。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记述爨氏家族的爨氏双碑建立在爨氏家族的故乡曲靖也就不奇怪了。
爨氏双碑的历史悠久，两块碑石的书法刻字艺术同样光彩照人，碑石的字体介于隶、楷之间，故著录家或视为隶书，或写作楷书，每不一致。此碑许多地方还保留着隶书的笔法和体式、如横画多作燕尾等，但更多地方则更近楷体。康有为说它是“端朴若古佛之容”。我们知道在中国书法碑刻的发展史上，东晋是书法艺术大放异彩的时期，行、草、楷三体书艺也在这个时期日臻成熟。当时的许多碑刻文字也开始发生着转变。可是在这个时期，在西南边陲，当地碑刻的文字却流行着一种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书体。篆刻着这种书体的碑刻又是被康有为称作“隶楷正则”、“古今正书第一”的爨氏双碑。这又是为什么呢？
之所以爨氏双碑的碑刻文字会产生“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情况，是因为虽然当时在东晋行、草、楷三体书艺已臻成熟，但在西南与北方，因远离江南东晋统治中心，流行的楷体尚未传播开来，加以立碑刻石，一直以来都讲究字体典丽端庄，于是就通用二爨碑这种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书体，又因二爨碑墓主都是一方霸主，写碑刻碑的人自然是那时的高手，所以采用了这种字体结合古今，笔法内刚外柔的写法。
爨氏双碑出土很早，记载《爨龙颜碑》碑刻的内容最早在元代人的著述中已经有记载，但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它的价值，自然就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很好地加以保护。直到道光六年，嗜金石考证的大学者阮元就任云贵总督，听说有这么一块碑刻，于是便风尘仆仆地赶往陆良访碑，结果发现此碑被丢弃在荒原之上。经过他的仔细考证，便在大爨碑左上部作跋，高度赞誉了大爨碑的书法艺术价值，他激动地写道：“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总督阮元。”其对大爨碑的推崇呵护，可见一斑。道光七年，他又令知州张浩建亭保护。阮元毕竟是个有识之士，又因为他的政治地位和在学术界的声望，一经他提倡，许多文人学者竞相传拓考释，《爨龙颜碑》从此声名大振。
二爨碑名重千古，四海皆知，历代书家对其崇拜有加。产生了许多不少趣闻轶事。抗战时期，有个叫卢蔚乾的书法家，专程来到曲靖观赏小爨碑以了夙愿，可是小爨碑亭内却驻有军人，没办法只能隔窗观赏。并借题作诗：“寻碑万里曲州来，悯怅碑亭锁未开，窗外共君窥宝子，绿荫檐下几徘徊。”第二天，他又赶去陆良访“大爨”，这次运气很好见到了原碑，卢蔚乾欣喜若狂，拿起笔来写道：“攀车冒雨访龙颜，路入贞元黝室间，感尔殷勤伴摩抚，夕阳西下泛舟还。”由此可见古今文人书法家对爨氏双碑崇敬的程度。 王陶之争 瘗鹤铭的作者之谜
王羲之喜欢鹅早已为人熟知，正因为他爱鹅，所以留下了一连串的故事和遗迹。但很多人不知道，王羲之还喜欢高贵雅致的丹顶鹤，同样也留下了不少故事。焦山瘗鹤铭摩崖便是一个和王羲之有关的故事。虽然摩崖的来历同王羲之有关系，但说到摩崖的作者，“书圣”这次就不能专美了，因为有另一个名人来和他竞争，他便是有“山中宰相”之称的著名道家陶弘景。
焦山是镇江著名的一个景点，相传东汉的著名隐士焦光曾经隐居在此山中，故而有这个名字。焦山矗立在滔滔长江之上，不仅风光秀丽，松柏银杏，争奇斗艳，更兼有寺院楼台，各式楼阁点缀其中，为秀美的焦山平添了浓郁的人文气息。在这竹林掩映，幽静深远的焦山中有一座定慧寺，定慧寺中有一幅著名的对联：“龛收江海气，碑出玉龙渊。”对联是由清朝著名的书法家伊秉绶所书写，笔风不凡，而对联的内容也正好点明了焦山的两大景点，“龛”指的是佛龛，这里就是指定慧寺，而其中的“碑”则写的是焦山另一样国宝，著名的瘗鹤铭摩崖，并且顺便说了一下瘗鹤铭摩崖两次被从滚滚长江中打捞出来的典故。
《瘗鹤铭》 瘗鹤铭摩崖是南北朝时期一块著名的摩崖刻石，关于这块摩崖刻石的作者，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论。
讲到瘗鹤铭摩崖，我们自然要讲一讲一个典雅而又非常吸引人的传说。
东晋著名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字写得千古一绝，他的爱好也非常的奇特。世人都知道王羲之喜欢鹅，为了买老道士的鹅，还免费帮道士抄了一遍《道德经》。可是人们恐怕不知道，王羲之除了喜欢鹅之外.他还喜欢另一样动物，那便是丹顶鹤。如果联系王羲之的字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王羲之为什么喜欢丹顶鹤与鹅了。鹅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有一股雍容的气质，表现了王羲之字体大气。而丹顶鹤与松竹齐名，表现了一种高贵和雅趣，反映在王羲之的字上就是一股典雅的气质。书圣的字外表大气，内里飘逸、雅致。字如其人，所以王羲之特别喜欢鹅与丹顶鹤。
定慧寺 相传有一次王羲之到焦山来游玩，看上了一对丹顶鹤，非常可爱，于是就买了下来，喜欢备至。但是由于丹顶鹤不便带回，所以回去之前王羲之特别委托他人代养。到了第二年王羲之想念这对丹顶鹤，于是又一次来到焦山，准备把这一对丹顶鹤一起带回家养。但是可惜的是当他来到焦山的时候，一对丹顶鹤已经病死了。深爱丹顶鹤的王羲之听到这个消息后痛惜不已，难过万分，来到埋葬丹顶鹤的地方独自神伤，并且挥毫为丹顶鹤作了一篇悼文，表达了自己的追思。瘗，就是埋的意思，瘗鹤铭表示的就是埋葬丹顶鹤的一篇铭文。后来就有人把王羲之的这篇悼文雕刻在焦山西麓的岩壁上。
瘗鹤铭摩崖雕成之后，马上吸引了历代的无数的文人雅士来此观读奇文，赏析书法。据说宋朝的大书法家米芾大热天的还特地来焦山，顶着毒辣辣的太阳观赏瘗鹤铭，著名的文学家陆游也同米芾一样，被瘗鹤铭摩崖所倾倒，只不过他来观赏的时候是严寒飘雪的大冬天，陆游同一群好友“踏雪观瘗鹤铭……慨然尽醉。”宋代诗人吴璩在《春日焦山观瘗鹤》的诗中写道：“游僧谁渡降龙钵，过客尽摸瘗鹤铭。”可见历代文人对瘗鹤铭的喜爱程度。
镇江焦山《瘗鹤铭》碑亭 瘗鹤铭受到人们的如此喜爱，但是正如定慧寺的对联中所提到，“碑出玉龙渊”。这块摩崖刻石曾经两次坠入江底，第一次是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时候，由于打雷闪电击中了刻石，导致瘗鹤铭摩崖碎成五块沉入江中，后来据传被打捞了上来。之后又坠入了长江，直到康熙五十二年才又被打捞了上来，打捞上来的是五块原石，残存有77个字。为了防止瘗鹤铭再次坠落，人们便把瘗鹤铭摩崖搬到了山上的定慧寺中，专门妥善保管了起来。
瘗鹤铭摩崖的命运坎坷，回到正题，瘗鹤铭的作者是谁，也正因为瘗鹤铭摩崖的坎坷而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如果从瘗鹤铭摩崖的典故出发，王羲之当仁不让的就是瘗鹤铭的作者。铭文的书法确实与王羲之的书法有一脉相承的特点，结体自然，文字排布浑然天成、气势飘逸，与自然相合成趣。同王羲之著名的《兰亭序》有异曲同工之妙。宋代著名的书法家黄山谷就认为这是王羲之的作品，称瘗鹤铭是“大字之祖”。
绍兴的题扇桥是与王羲之有关的另一处景点 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瘗鹤铭不是王羲之所书，而是由南朝的陶弘景所书。陶弘景是南朝著名的思想家，医学家，茅山派的创始人，号华阳真人。在南齐的时候，曾经出任高官，后来隐居起来潜心专攻道教。梁武帝萧衍曾经屡次邀请他出山，但是陶弘景一直拒绝，但梁武帝一有国家大事便会找陶弘景咨询。故而陶弘景又有“山中宰相”的称号。之所以说是陶弘景所书，一方面是因为陶弘景的书法也非常有名，字的风格直接来源于王羲之。另外还有一件萧梁天监年间的题字间接证明了瘗鹤铭是由陶弘景所书。虽说有这些证据，但是到目前为止，瘗鹤铭摩崖的作者仍然是一个谜，一个还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 字重人轻 郑文公碑书家未载史册之谜
名人的一举一动都受人关注，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聚光灯下，小小的一个细节都会被人广为流传。北朝著名书法家郑道昭有“书中之圣”的称号，他的摩崖刻石《郑文公碑》得到历代书法家的称颂。但我们却无法在史籍中找到他精通书法的任何记载。是嫌书法雕虫小技不值得记录，还是生不逢时，没有得到当时人的承认，抑或另有隐情？何以在史书上找不到一点痕迹？
山东云峰山摩崖刻石号称北魏书法艺术的三大宝库之一。整个云峰山总共有大小刻石35处，其中北朝刻石17处，宋代刻石10处，明清刻石各2处，不知道具体时代的刻石有4处。在这些摩崖石刻中，最为后人所推崇的，当属被清朝人称作“书中之圣”的郑道昭的《郑文公碑》。
《郑文公碑》拓片片段 说到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人们会习惯性的将目光投到南朝，因为那里有南北朝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家。但是在当时的北朝同样有一大批有名的书法家，郑道昭便是其中之一。郑道昭是北魏荥阳开封人，郑家与北方的崔、卢、王家一起被称作四大名门望族。郑家从西汉时期的大司马郑当时开始一直绵延不断，一直在朝廷出任高官。郑道昭的父亲叫郑羲，是北魏孝文帝的岳父。死后议定谥号为“文灵”。《郑文公碑》中的郑文公指的就是郑羲。《郑文公碑》是郑道昭出任光州刺史的时候所撰写的。《郑文公碑》有两块，分别被称为上下碑。云峰山的这块是下碑，上碑在天柱山上。两块碑刻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歌颂自己父亲品德的文章。
为什么说《郑文公碑》最受后人推崇呢？
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书法艺术境界的高超。《郑文公碑》在魏体书法艺术上或圆或方的用笔，圆转有致、浑厚强劲，康有为称此碑是圜笔的极致。而且郑道昭也不满足于传统圆笔追求秀美圆润的风格，在圆笔中融入了苍劲的涩笔，为圆笔作书开创了新路。整个碑刻浑然天成，在规矩中充满趣味，在结构上又分毫不差，结合了多种碑刻的特点。
另一方面，在乾隆嘉庆年间，为了纠正书法界书风萎靡不振的情况，阮元与包世臣等纷纷大力提倡碑学，把研习北朝的碑刻作为一种时尚，对包括《郑文公碑》在内的北朝碑刻推崇备至。包世臣在《艺舟双辑》中谈到“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得到了他的赞誉，郑道昭和《郑文公碑》从此名声大振。
郑道昭的《郑文公碑》既然如此艺境高妙，但是在《魏书》、《北史》上均没有为他列专传，仅附在《魏书》、《北史》的其父郑羲的传记中，但也没有提到郑道昭的书法。后人对此有很多议论，也有不少猜测。
有人认为，书法在当时北朝被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值得一提，但是关于这一点，有人用史书进行反驳，认为魏晋时期的许多书法家在史书上都有记载，与郑道昭同时代的一些善于书法的人在史书上也多有记载，比方说崔浩、崔光和卢玄等人。
另外有人认为，北朝善于书法的人，最初称道的是卢氏、崔氏两大士族。北朝书法深受崔、卢两家的影响。两家练习书法的传统和渊源都非常深厚，他们都师承名家，如以锺繇、卫瓘、索靖为师，经过数代人的薪火相传，一直以书法闻名。而荥阳郑氏以文章名闻天下，郑家在东汉时期还出了一个著名的经学家郑众。同时又因为郑家一向在政治上名声更大，所以郑道昭父子善书都不见于史书之中。
还有人认为，郑道昭父子善书的不闻名在于他们的书法艺术不受当时时尚的喜爱。历史的发展和当时历史情况的不一样，决定了人们对于同一艺术的不同的审美标准。郑道昭的书法以篆隶并重，方圆并用，行笔涩重，在实用的简便流利上不及当时其他的碑刻。从艺术气质上来看，郑道昭的书法比较质朴，少有精巧，细致的气息。处在像南北朝热衷艺术美，倡导玄学的年代，朴实的郑道昭的书法自然无法像同时代的其他书法家那样有名。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后来，郑道昭的字又被人极为推崇的原因，他的书法未得当时书法的风气之先，落后于发展的时代潮流，自然难以得到当时的喜爱。
现代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南北朝时期，正逢中国书法界字体的改革，向真书改革。而写真书的技法，直到南朝齐梁之际，北朝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之后，才为广大执笔者所掌握，所以在东晋“二王”之后，能传授“二王”法，推广新字体的使用者，能拥有真正的名气。而可惜的是到了郑道昭的时代，南北两地已经普遍通用了真书。他虽然工于书法，但对于推广使用新生字体已无法作出重要的贡献，所以没有被人所注意。
郑道昭的善书之所以不见于史书，各人研究有各人的道理。但现在看起来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但是虽然郑道昭的书法名气没有在史书上流传下来，但是他的作品仍然得到无数书法家的敬仰，著名当代书法家沈尹默就曾经盛赞《郑文公下碑》：“后来书家，唯登善《伊阙》，颜鲁公诸碑版差堪承接。” 盗贼猖獗 昭陵六骏碎身之谜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武皇帝，18岁出征，29岁登上帝位。11年的戎马生涯造就了唐太宗不朽的武功，同时也让他骑过的战马名声大噪。为了纪念它们，唐太宗特别请工匠根据马的画稿雕刻了赫赫有名的“昭陵六骏”。但时至今日，“六骏”的身上却布满了裂痕。西安从没有受到外敌占领，也没有重大战乱，何以会有人对“六骏”横加破坏？“六骏”的命运又如何多舛呢？
在西安唐太宗的昭陵中，有六块造型不同的战马石碑总是吸引着最多人的眼光和闪光灯的“关照”，这便是天下闻名的“昭陵六骏”。石碑上雕刻着唐太宗李世民曾经骑过的6匹战马。但这六块石碑的表面却布满了一道道的裂痕，像敲碎了一样，坏得很严重，究竟这六块石碑经历过怎样的身世呢？为什么碑石上会有如此多的裂痕呢？
原东庑自南第一骏——特勤骠
原西庑自南第一骏——飒露紫（此像于20世纪初被盗，现藏美国） 西安有句话说的好：“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作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这里埋葬了众多的帝王将相，流传着诸多的英雄史诗。而在这些众多的君主中，唐太宗李世民无疑是最受人们尊敬的一位帝王，他在位23年，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的“贞观之治”，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的皇帝，他所受到的赞誉在众多帝王中是少有的，或者说是独有的。
唐太宗在称帝之后，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唐朝逐渐富强起来。这里体现了唐太宗作为政治家的本色，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唐太宗的超群的军事才能。唐朝的江山几乎可以说是由太宗打下来的，李世民本人似乎也希望后人能记住自己的军事才能，但如何能不露痕迹地留下自己的功绩呢，嗜马如命的李世民在自己的战马身上找到最佳的契合点。
原东庑自南第二骏——青骓
原西庑自南第二骏——拳毛騧 唐太宗很有一套驾驭良马的本领，并且精通骑兵战术。在唐朝初年的统一战争中，总能看到他率领骑兵一马当先突破敌阵的英姿。在战争中，总共有六匹战马是最受李世民所喜爱的，他骑过这6匹战马南征北战，这些战马也为李世民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纪念这6匹战马，同时也希望借这6匹骏马来显示自己的军事才能，所以唐太宗在贞观十年11月埋葬长孙皇后之后便诏令将六匹骏马刻石列置于昭陵北麓祭坛内。同时也为这六匹骏马起了6个漂亮的名字，分别是：白蹄乌、青骓、特勒骠、飒露紫、什伐赤、拳毛騧。六骏的雕像据说是唐初著名的画家阎立本所绘制，唐太宗根据图画来写赞语，来讲述每匹战马的不同功绩。写完之后，再请工匠们根据原画进行雕刻。石雕每块高1.71米，宽2.05米，厚0.3米。工匠采用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方式完成。造型粗犷，雄健有力，神态生动，质感强烈。六骏的形象各不相同，有的原地待步，有的腾空飞跃，有的如将上战场，而有的又似刚刚厮杀完毕，各种形态栩栩如生。可以说昭陵六骏代表了唐朝初年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它打破了北朝之后从佛像雕刻中所承袭的呆板和俗气，为中国的石刻艺术吹进了一股清风。
原东庑自南第三骏——什伐赤
原西庑自南第三骏——白蹄乌 但令人痛心的是，这六块稀世珍宝却在20世纪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并且有的甚至流落海外。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飒露紫和另一匹骏马刻石被盗运国外，流落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在盗运中被发现，盗贼未能得逞。但在盗运过程中由于石刻过于庞大，盗贼为了方便运输和装箱，于是将六骏刻石都打成数块，这就是为什么在现有的6匹马的身上都有裂痕的缘故。历经沧桑的六骏图，现在西安碑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同时向人们讲述唐太宗所具有的非凡的军事才能，展现这位千古一帝的风采。 千金集字 圣教序碑来历之谜
唐朝的怀仁和尚为了光大佛教，主动承担雕刻《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为了使碑刻能够流传千古，怀仁特意请出了已经去世数百年的“书圣”王羲之来书写碑文，留下了一块书艺顶尖的碑刻。为了完整体现书圣的笔法，怀仁和尚会为其中的一个字一掷千金，留下了“千金帖”的美名，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千金一字”的故事。那么，唐朝的怀仁怎么会请到东晋的王羲之来写碑文呢？
成语有云：一字千金。讲的是战国时候秦国宰相吕不韦邀集众门客编写了一本《吕氏春秋》，为了显示自己这本书编的好，于是他将书悬挂在咸阳城中，宣称有谁能改书上的一个字，就赏千金。鉴于吕不韦的权势，自然没有人敢去要这千金，但是从此一字千金的成语便流传了下来。而在西安碑林中却有这样的一块石碑，真正是号称“一字千金”的“千金帖”。而且碑刻上的碑文是由去世数百年的人撰写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众所周知，唐朝的玄奘和尚前往天竺取经，历经千辛万苦，经历西域十六国，搜集了657部梵文佛经。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奉敕在长安弘福寺潜心翻译佛经。在佛经的翻译过程中，玄奘上书请求唐太宗为全部经文写序，太宗欣然应允。贞观二十二年序文写就，又由太子李治写了述记。玄奘和佛徒们认为唐太宗的这篇“序”是最有权威的“护法宝”，因而纷纷刻之于碑石，以志永存传世。玄奘先请唐代名书法家褚遂良用楷书写就，刻之于石，立于自己的藏经浮图大雁塔下，因之世称“雁塔圣教序”。
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 长安洪福寺高僧怀仁知道此事后，感到皇上为佛经写序是佛教界无比的光荣，于是产生了一个更宏大的刻碑意愿。他上殿面君奏道：“为了使陛下所书之序能永存于世，臣僧将邀请一位书圣来抄写序文，不知圣上意下如何？”
李世民也很奇怪，碑文已经由褚遂良写就了，现今还有谁的字能超过楮遂良的呢，就算有也只是在伯仲之间，何来书圣抄写呢？于是李世民就问怀仁和尚，书圣指的是谁？没想到怀仁脱口而出的是东晋时期的最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但又讲道：“朕一生唯雅好王羲之大师之字，如能使前朝草圣由天而降书写碑文，朕当拜之为师，可惜此皆白日之梦耳！”
可没想到怀仁和尚正色地奏道，这并不是什么白日做梦的事情，只要皇上你下一道旨意，号令天下，征集王羲之的笔迹，由我来认真辨认，仔细挑选，一定能够完成碑文字体的征集，完成一由书圣亲手书写的碑文。
唐太宗听后又问，天下王羲之的字有那么多吗？怀仁和尚回答，梁朝的梁武帝非常喜欢王羲之的字，为了教诸王学习书法，特别叫人在王羲之的书法中选择了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命周兴嗣“卿有才思，为我韵之”，让他将这一千个字编成一篇能贯穿起来的文章。周兴嗣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熬白了头，整理出来了一篇对仗工整、条理贯穿、文采斐然的《千字文》出来。千字文都能写出来，还怕凑不起一篇序吗？唐太宗闻言龙颜大悦，准了怀仁所奏，并封怀仁为征字刻碑总管禅师，专管征字、选字、集字和刻碑事宜。
于是怀仁便开始了这项费时、费事的艰巨“工程”。最初，怀仁主要是利用唐朝内府所藏的王羲之作品的文字，后来不够了，开始在民间广为征集。有时他获知某某人藏有王羲之的墨迹，不论路程多远，他立即上门求借；有的王羲之墨迹藏有者贪财，他便用重金收购。他不怕劳累地从征集来的大量王羲之的墨迹中筛选集字，为此损害了健康，倒贴进不少银两资财也在所不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怀仁本身也是一位书法家、一个王羲之草书的爱好者，他的集字刻碑不完全是为了迎合太宗皇帝的喜好，而是当作一项书法事业去潜心从事的。
集字《圣教序》 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写成序文时开始，直到唐高宗咸亨三年，怀仁和尚整整干了24个年头才完成了集字和刻碑的任务。因为在集字的过程中，为了补齐所缺之字，传说怀仁在集字过程中，有几个字怎么也找不到，不得已奏请朝廷贴出告示，谁献出碑文中急需的一个字，赏金一千。后人把此碑的拓本称作《千金帖》。这块历尽怀仁千辛万苦所刻成的名碑也就获得了“千金帖”的美称。又因为碑额下方横刻着七个佛像，所以民间也有叫它“七佛圣教碑”的。
怀仁集成的这通“千金帖”——《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以王羲之书法的特有风姿记载了玄奘法师天竺取经，繁荣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功绩。这部珍贵的名碑也是丝绸之路通中、南亚的最好佐证之一。 失踪千年 《颜勤礼碑》重见天日之谜
颜筋柳骨，学书法的人都知道，颜真卿的大名更是如雷贯耳。他的力作《颜勤礼碑》是晚年艺术成就的汇合，堪称极品。如此珍贵的文物在宋朝之后竟然神秘失踪，从此无人得见，成了难解之谜。民国时期，《颜勤礼碑》又突然出土，虽然断为两块，但基本完好，这一失与一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颜勤礼碑》何以会埋没地下数百年呢？
现存西安碑林的《颜勤礼碑》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在晚年的力作，用笔苍劲有力，气势磅礴，体现了颜真卿成熟的书法艺术。此碑自古便被人们用作练习颜体字的范本之一。但是很多练字的人恐怕不知道，如此著名的《颜勤礼碑》在问世数百年后竟然在宋代突然失踪，埋藏地底长达近900余年，直到民国才重见天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凡是学习书法的人都知道颜真卿，他是唐朝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同时他也是少数几个影响中国书法史的伟人之一。正是在他的创新之下，中国的书法跳出了南北朝的束缚，摆脱了王羲之父子字体的笼罩，走出了唐代书法家真正自己的新意。在这一点上，颜真卿可谓是功不可没的。同时他的人格魅力也是书法家中所少有的，正是这种艺术才能和人格魅力的相结合，使得颜真卿成为后人尊敬推崇的楷模。
《颜勤礼碑》拓片片段 这块著名的《颜勤礼碑》正是颜真卿晚年书法艺术成就高度成熟的作品。此碑全称《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公神道碑》是颜真卿为了纪念自己的曾叔祖父颜勤礼所书写的，当年颜真卿已经71岁高龄了。
颜氏家族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颜氏家族原来祖居山东琅琊，据说他们的先祖正是孔子门下最贤明的弟子颜渊，到了南北朝的末期开始迁居到陕西京兆一带。在颜氏家族中曾经涌现出一大批著名人物，而且个个精通书法。他的远祖颜腾之便是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的五代祖颜之推，虽然个人官做的不大，但却是著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影响深远的修身立业书——《颜氏家训》，在书中颜之推用精炼的语言来告诉子孙后代该如何生活、如何学习、如何处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著名的一部教育类读物。他的曾祖唐朝著名经学家颜师古，颜师古熟读经史，注《汉书》，疏经书，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大儒，训诂学家，同时颜师古也精通篆书。颜真卿的祖父、父亲和外祖父也都是著名的书法家和画家，可以说深厚的家学为颜真卿的成功打下了扎实的根基。生活在这个家族的颜真卿自然对同为书法家的祖先长辈充满着敬意，而本碑的碑主颜勤礼也是著名的篆书书法家。撰写本碑是已届古稀的颜真卿在对人生回顾之后，结合人生的经历对自己祖先的评价，这块石碑和一年后颜真卿所书的《颜氏家庙碑》有异曲同工之妙。
《颜勤礼碑》碑体立于唐大历十四年（779年）。楷书，碑文一通，175×90×22厘米，石碑的四面环刻，现在有三面的字可以辨认。用阳文雕刻的有19行，阴文雕刻的有20行，每行38字。左侧5行，行37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颜真卿一生写碑很多，都题有他的全部官衔，很长的一段。但只有这块碑只题了“曾孙鲁郡开国公”。细查历史，我们发现这块碑是他丢掉其他官职的时候所写的。
《颜勤礼碑》全面地体现了颜真卿的书法造诣，在布局上显示出了颜体的气势美，整篇文字纵横成列，疏密有致，浑然一体。创造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二王”的字体新境界。不愧是颜真卿晚年的力作。这样一幅名作自然受到人们的追捧，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在自己的《六一集古录》中也提到了《颜勤礼碑》。
但是奇怪的是，自北宋元祐年间《颜勤礼碑》忽然神秘失踪，近千年间不知去向。使得后人无法见其真迹。究其失踪的原因，据笔者揣测，人为的原因占多数，恐怕是宋代的某拓本商人在拓摹《颜勤礼碑》后，为了做到奇货可居，人无我有，于是偷偷的将《颜勤礼碑》埋了起来，使他的拓本成为孤本，从而导致《颜勤礼碑》失传千年之久。
《颜勤礼》碑拓片片段 而可幸的是，正因为《颜勤礼碑》被埋地下千年，所以逃过了许多人间的劫难，当被挖出来的时候，基本没有受损。民国11年（1922年），刘镇华任陕西省长时，修葺省长公署，卫队营长何梦庚在后院土中发现此碑。当把石碑挖掘出来的时候，石碑虽然中断成两段，但上下都完好无损，历历如新，能还原千年未见的颜体书法雄迈遒劲的本来面目。消息传出，当时的人们都以为神物出现，六年后《颜勤礼碑》被移往新城小碑林，到1948年再由小碑林迁至西安碑林，现在《颜勤礼碑》在西安碑林中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让人们在赏鉴颜体书法艺术的同时也不忘《颜勤礼碑》不凡的身世。 亦真亦幻 传国玉玺传授之谜
相传秦始皇刻制了一方传国玺，玉质，由李斯书写，玉工孙寿所刻。秦败，传国玺到了汉高祖手里。王莽建立新王朝，向姑妈皇太后索要“传国玺”，太后把玺扔在地上，说：你们几次三番索要这些“亡国玺”有何用？你们有本事何不自己刻制。史载其中一枚因此缺了一角，王莽得到后就用黄金作了镶补。后世说的“金镶玉”即指摔缺一角的“传国玺”。新朝亡，“传国玺”入赤眉军手，再入光武帝手。汉朝败亡，故事就多起来了。
刘邦入关中，秦王子婴缴出御玺，向刘邦投降。这套秦朝御玺便在汉朝世代传授，谁当皇帝谁得以执掌御玺，便有了“传国玺”的名称。后来汉朝分裂成三国，后又经历了两晋、十六国、南北朝，当隋文帝杨坚再度统一中国时，从各个政权缴获了好几套“传国玺”。隋亡唐兴，当时有一位学者徐令言就写了《玉玺记》，专门论述“传国玺”真伪和传授问题，可是他越辨越使人迷惑不解。秦始皇真的刻制过传国玺吗？子婴交出的御玺有几枚？玺印的文字是什么？采用什么书体？形制尺寸如何？隋唐获得的许多“传国玺”中哪一枚或哪一套是真的？可是至今尚未发现秦始皇刻制的御玺，“传国玺”仍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相传秦始皇刻制了一方传国玺，玉质，由李斯书写，玉工孙寿所刻。秦败，传国玺到了汉高祖手里。王莽建立新王朝，向姑妈皇太后索要“传国玺”，太后把玺扔在地上，说：我本想把这些玉玺作为我的随葬品，你们几次三番索要这些“亡国玺”有何用？你们有本事何不自己刻制。史载其中一枚因此缺了一角，王莽得到后就用黄金作了镶补。后世说的“金镶玉”即指摔缺一角的“传国玺”。新朝亡，“传国玺”入赤眉军，再入光武帝。汉朝败亡，故事就多起来了。
一、孙坚以豫州刺史率军讨伐董卓，董卓西逃，焚烧洛阳。孙坚入洛，军队驻扎在城南，有一口“甄官井”，上有五色气，军中将士皆惊奇，不敢取水，孙坚命人入井捞起了汉传国玺，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四寸，上钮交五龙，上一角缺。系当初汉内宫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掌玺官投入井中者。袁术听说孙坚得到传国玺，就扣留孙坚夫人，孙坚只得以传国玺赎之。
二、广陵海西人徐璆曾任汝南太守，又改任东海相，为官颇有政绩。汉献帝迁都于许昌，征召徐璆入许，半途中被袁术劫持，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不受，袁术就把他软禁在军中。及术败，璆得其“盗国玺”，及还许，上之。时司徒赵温问他：“君遭大难，还能保存此物吗？”徐璆巧妙地回答说：“苏武当年被困于匈奴而不失节，更何况此方寸之玺呢？”
三、蜀汉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诸葛亮等上书刘备，劝其称帝。书中言：当年关羽围襄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原在汉水中，辉影烛耀，灵光彻天。“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
四、刘渊于永嘉二年(308)称帝，建元永凤，迁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于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玺者增加了“泉海光”三字。刘渊以为正是符合自己名字的祥瑞之物，于是改年号为“河瑞”。
获得传国玺的故事还有许多，直至明清，还有人向皇帝献传国玺。不仅得玺的故事多，而且为编写传国玺的传授谱记、始末的文章也多。徐令言的《玉玺记》大概说：秦始皇取蓝田玉刻成御玺，李斯所书小篆，回文排列，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还有一枚上隐起为盘龙文，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方四寸钮五龙盘。传至晋怀帝，玺没于刘聪，聪死，刘曜得之，又传于石勒、石季龙、冉闵，历东晋、宋、齐、梁，侯景窃位，为景所得，景败，为栖霞寺僧永得之。陈永定三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献。陈亡，玺传于隋。《晋阳秋》也记载说，晋孝武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于慕容永处得玺，送到建业。其玺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蟠龙隐起文字，巧妙与传国玺同，但形制高，又玉色不太好。自晋至梁相传，称为“镇玺”。侯景败，侍中赵思齐挟以渡江，由兖州刺史郭元建获得，送给北齐帝，齐亡入周，周传于隋，隋文帝初也称它为“传国玺”，开皇二年改为“授命玺”。至开皇九年，平江南，得真传国玺，乃改前所得大者名“神玺”。徐令言面对多枚“传国玺”，他又提出了“镇玺”、“授命玺”、“神玺”等名称，显然他不能自圆其说，其实“镇玺”是唐代使用的名称，而“神玺”、“授命玺”乃是北周使用的名称。
传国玺一名最早出现在《汉书·元后传》：“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所指乃是秦王子婴降汉高祖时所献的秦始皇所用玺。汉文帝在诸吕乱刘氏之后以代王的身份即皇帝位，诸大臣奉上皇帝玺绶。汉昭帝殁，无子嗣，霍光、张安世等顾命大臣曾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但刘贺入宫后犯有不少错误，其中一条就是不重视皇帝玺绶，随手乱放。于是改立卫太子的孙子（汉武帝的曾孙）为帝，奉上皇帝玺绶。这是明确的两例。因此，王莽建立新王朝时也希望得到汉传国玺，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皇帝。于是发生了王莽让王舜向汉元皇后索取汉传国玺的事件。王莽败，光武帝得之，一直传至东汉末，确实世世传受。
两汉间世世传受的传国玺究竟是什么呢？其玺文是否确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呢？根据东汉人应劭、卫宏、蔡邕等人所著的有关汉朝廷官制礼仪的书籍如《汉官仪》、《汉官旧仪》、《独断》等，都说汉代所用的玺有六方，即皇帝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天子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汉代皇帝世世传受的玺本来就是这六方实用的、表示皇帝权力的玺印。直到《汉献帝起居注》，还是记载“皇帝六玺”，此外并无什么别的“传国玺”。
晋代虞喜《志林》始把“传国玺”和“皇帝六玺”合在一起而称为“七玺”：“传国玺者，乃汉高祖所佩秦皇帝玺，世世传受，号曰传国玺。案：传国玺不在六玺之数，安得总其说乎……汉官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且康’、‘永昌’二字为错，未知两家何者为得……吴时无能刻玉，故天子以金为玺。玺虽以金，于文不异。”虞喜为浙江余姚人，其祖由吴入晋为官。虞喜这段文章的意图甚明，为解释当时群臣所疑孙坚于井中得传国玺的事。虞喜意在为孙坚辩护，但这种辩护显得如此苍白乏力，再怎么辩，也不得不承认孙吴的黄金质六玺是自制的事实。
传国玺实际上是符命说与地方势力割据的产物。《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时的多种祥瑞，汉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声称：有一亭长一夜数梦，说有天公的使者告诉亭长：“摄皇帝当为真”，若不信，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翌日清晨视察亭中，果有一深百尺的新井。一般地说来，在改朝换代时，或天下大乱时，符命学说更加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制造的各种符瑞验证的事多如牛毛，有些正史还专列《符瑞志》、《灵征志》等专写符瑞的篇章，符命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显然是一些政治野心家别有用心的捏造，都想利用符命说来证明各自获得政权是符合天命的，同时利用它来巩固各自的地位。从传国玺玺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来看，显然是一种祥瑞、符命说的产物。明白了这一历史大前提，就不难理解传国玺多为当时得玺者所自制（当然也有传授的）的事实真相。武则天就非常清楚“传国玺”的真相，于是把表示君权神授的玺和皇帝实用的玺统统改刻成“宝”。
传国玺的正确名义应为：其一为秦始皇所刻的皇帝天子六玺，本来是皇帝处理政事的实用玺，也是皇帝权力的象征，由于汉代皇帝世世传授，就被称为“汉传国玺”，也可以简称为“传国玺”；其二，由于汉末军阀割据，三国鼎立形势渐趋明朗，孙坚、刘备之辈也不知道汉传国玺的究竟，于是自制“传国玺”，更捏造出神授符瑞的故事，其后各朝各国纷纷仿效，此类“传国玺”可定义为符命说的传国玺。
不过，要提请读者从七个方面进行思辨。
第一，从书体上看，秦始皇时代不作鸟虫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秦始皇统一文字，采用丞相李斯所创作的小篆书体。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秦始皇时期的碑刻、权量文字、诏版文字等，统统是很规范化的小篆，秦始皇怎么能作法犯法，反而在“传国玺”上用鸟虫篆呢？如图所示，“皇帝信玺”可信是秦朝御玺之一，也是规范的小篆书体，甚至可以说与李斯所写小篆如出一辙。可是多种古文献著录的“传国玺”文字都不是小篆，有的是鸟虫篆，有的是缪篆。所谓传国玺用李斯鸟虫篆的说法可不攻自破，而列位得玺的野心家自制传国玺的原形已露。要想在这些图样中辨认哪一方为秦始皇时所制的“传国玺”，也是徒费心机的。
第二，同一传国玺岂能有不同的文字？以上插图所示传国玺文字有两系，一为“既寿永昌”，一为“皇帝寿昌”，已明显不同。又有“既寿且康”者，《晋阳秋》说有“昊天之命”者，则存四种文字。刘渊得之汾水者曰“有新保之”，刘曜得之于龙门河水者曰“克寿永昌”，兰池赵婴所献为“皇帝玺”。同一传国玺而玺文歧出，得玺者所自作之迹昭然若揭。
第三，同一传国玺岂可尺寸不同？孙坚所得者方4寸，徐璆所得者“方寸”，慕容永所献者方6寸、厚l寸7分、高4寸6分，尺寸大小分明不同。
第四，同一传国玺，其钮制岂能不同《云麓漫钞》录有一方鸟钮、边刻“魏所受汉传国玺”，其玺文“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而其他文献所录传国玺或为螭钮，或为龙钮，钮制明显不合。故赵彦卫辨之曰：“此玺乃元魏时为之”。
第五，同一玺岂能质料不同？不仅“玉色不逮”而且南齐皇帝六玺和传国玺“皆金为之”。
第六，传国玺有数方的记录。《隋书·礼仪志六》记载：北齐高氏继承元魏制度，有传国玺一枚；高洋得辛术所献一枚；北周宇文氏有“授命玺”、“神玺”各一枚，隋灭陈又得一枚；是为五枚。宇文氏所得传国玺数不合，故改名。隋文帝显然因为所得传国玺数量不合，故沿用北周名称，不再相信有传国玺一物了。
第七，皇帝六方实用玺也有不合制度者。《南齐书·舆服志》所记七玺皆为黄金质。《隋书·礼仪志六》记北齐高氏所用皇帝三玺“并白玉为之”，天子三玺“并黄金为之”。孙皓投诚，交出的司马氏六玺也为黄金质。可见当时各方政权多自制御玺。 农家得宝 “皇后之玺”主人之谜
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狼家沟村，有一个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捡到一块精纯的石头，其父母知道这块刻有图案、文字而且洁白晶莹的白玉并非等闲之物，于是把它上交国家。专业的文物工作者一见，原来是螭虎钮（或称螭龙钮）“皇后之玺”，是难得一见的国宝！此玺发现的地点离汉高祖刘邦的长陵较近，可能就是高后吕雉所有。消息传到北京，发生了“红都女皇”的故事。
1968年9月的某一天，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狼家沟村有一个学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经过水渠时看见一块方整而白色的东西，觉得美丽好玩，就俯身拾起，随即在水渠里把它洗干净，发现它还刻有花纹和类似于老虎的动物，他就把它藏进书包背回了家。晚饭过后，孩子就向父母请教。孩子的父母是老实本分的农民，虽然不认识这块白玉上刻的文字，但知道这块刻有图案、文字而且洁白晶莹的白玉并非等闲之物，于是全家决定把它上缴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