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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天宝十二年（西元七五三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归国前，特来扬州拜访鉴真，鉴真决意乘遣唐使船渡日。为了避开官府及僧徒的阻拦，鉴真及其弟子于十月十七日夜秘密趁船离开扬州，普照从郑山阿育王寺赶来，大家在黄泗浦会合，一行二十四人搭上了遣唐使船，于十一月十五日夜启锚，这样，鉴真一行又踏上了第六次东渡的征途，次年（西元七五四年）二月到达当时日本的首都奈良，那时鉴真已经是六十六岁失明的老人了。

鉴真在日本居留十年，于西元七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圆寂于奈良唐招提寺，享年七十六岁。鉴真逝世前一年，由他的弟子思托根据鉴真的形像，制成等身大小的干漆夹贮坐像一尊，即是现存唐招提寺开山堂内的鉴真像。这是日本最早的以真实人物作为对象的优秀塑像，是中日美术史上的一件重宝。

鉴真东渡日本，不仅缔结了两国民间的牢固友谊，而且把盛唐文化全面地介绍给日本，对日本的佛学、建筑、雕塑、书法、工艺技术以及医药学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因此称他为过海大师。

这里仅就鉴真东渡日本後在医药上的影响与贡献作简要介绍。

过海大师、医药始祖

鉴真是盛唐文化中培育出来的人物。

鉴真生于唐垂拱四年（西元六八八年），扬州人，俗姓谆于，自幼便喜欢钻研各种学问。他十四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潜心研究佛教经典，对佛典的“五明学”下过很大功夫，尤其是对其中的“工巧明”（是研究历算、工艺技术的）、“医方明”（是研究药物及治疗疾病的）作过深入钻研。鉴真二十岁时，随他的老师道岸律师游学二京（洛阳、长安），当时，道岸的师父文纲、师兄弘景均应召来到京城，鉴真跟随这些名师学习佛学知识。鉴真从学的融济、文纲律师是律学始祖道宣的弟子，道宣与唐代医药大师孙思邈有极深的友谊。他们两人在医学和佛学方面是互相影响、互相学习的。现今治疗神经衰弱的天王补心丸，是道宣自己患心气不足时创制的。鉴真从这老师那里获得许多验方，鉴真後来带往日本的药方，其中日本佛教界常用的“奇效丸”，据说，此方是鉴真通过弘景而得自道宣。

鉴真的知医，更主要的是他曾经参予了广泛的医疗实习。鉴真随师进京参观时，有机会到“太医署”、“药园”等地参观学习；到“弘文馆”查阅古今图书。

鉴真自二京回扬州後，主持龙兴寺、大明寺工作，这些寺院均设有悲田、福田寺院，这是寺庙里附设的医疗慈善机构，鉴真积极参予其事，自制丸散膏丹，为贫苦民众送诊施药，从而积累了临床经验。鉴真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扬州，地处运河和长江的交通点，是当时中外交流的国际城市，鉴真在那里不仅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人物，而且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和药材，因此，掌握了药材市场上那套鉴别药材的道地、品种、规格、真伪和加工等方面知识。後来，鉴真在历次东渡过程中，特别是第五次东渡失败从海南岛回到扬州的旅途中，看到了许多南方的植物与药物。通过这些经历，不仅增长了医药知识，同时也积累了辨识药物的经验。

鉴真抵日後，除讲律授戒，传授其他技能外，积极进行医药活动。他初到日本後，因治愈了光明皇太后的疾病，皇室把备前国水田一百町赐给了鉴真。当时日本寺院也置有敬田、悲田、疗病、施药四院，隋唐年间，虽中国医药知识及医药典籍相继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对于鉴别药物品种的真伪、规格、好坏尚缺乏经验。鉴真抵日後，尽管双目失明，但是，他利用鼻子的嗅觉、舌头的味觉、手指的触觉，将有关药物的知识传授给日本人，矫正了过去不少错误；同时对于药物的收藏、炮炙、使用、配伍等知识，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日本人。

鉴真历次东渡，都携带有大量的药材与香料，据《东征传》记载：天宝二载十二月东下时，除用物、法器外，带有“麝香廿脐、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檀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都有八百馀斤；又有毕、诃黎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馀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天宝七载又拟东行，“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现今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收藏有六十种药物，据日本学者考证，这些药物有的是鉴真带去的，有的是鉴真同时代从中国运去的。

据传鉴真著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可惜早已失传。但在《医心方》里，还能找出三、四个方子来。鉴真逝世後，他的弟子法进在日本继续讲授医药，後来传其术的徒孙有东大寺的惠山、元兴寺的圣一、山田寺的行潜等。通过这些门徒，对日本医药继续发挥积极的影响。

隋唐以前，中国医药学通过朝鲜传入日本。雄略天皇、钦明天皇曾多次向朝鲜聘请医药师，雄略天皇时代应徵去日本的百济医师德来，抵日後定居难波（今大阪），後来子孙世代业医，世称难波药师。西元五六一年，中国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医药书约一六零卷到日本，这是中国医药正式传入日本的开端。隋唐年间，日本政府派遣的使团中，均有医师随行，其中也有专程来中国留学的医药生。据史籍记载，推古天皇三十一年（西元六二三年），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学成後回到日本。由此可见，鉴真东渡以前，中日两国的医药交流已有悠久的历史。据惟田浅常《皇国名医传》里指出，自鉴真东渡日本面授医药知识，使日本人真正掌握辨认药品之知识，从此日本“医药道避”。十四世纪以前，日本医道把鉴真奉为医药始祖，直到德川时代，日本药袋上还贴有鉴真的图像，可见其影响之深。

新修本草

七世纪上半叶，为唐朝建立的初期，当时社会上所通行的药学专书，是《本草经集注》，由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所编撰，成书时间大约为五世纪末至六世纪初。

陶弘景生活於南北朝对峙的江南地区，这使他在医药上的所见所闻，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本草经集注》记载的药物虽然有七三零种，但北方地区的药物很少，并且还存在著不少错误之处。

唐朝建立之後，为了适应当时医疗上的需要，西元六五七年，医药学家苏敬有鉴于此，特向唐朝廷提出了编修一部新的中药学专书的建议。据《唐会要》记载：“显庆二年……苏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谬，请加删补。”

苏敬的建议提出後，没有多久就被采纳了。唐朝廷指定苏敬、许敬宗等二十馀人担任修订中药学的工作。其中，大部分人本来是掌管医药的，也有掌管经籍图书的，这对编撰工作很有利。

为了能广泛地收集各地的药物资料，唐朝廷通令全国各郡县，把当地出产的药物，详细记录并描绘图样，送当时京城长安汇编，以便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补充。经过两年，西元六五九年编辑完成了《新修本草》这部药典之後，由唐朝廷向全国颁行流通使用，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它又被称为《唐本草》。

由于苏敬等编著者具有革新精神，因此孔志约在《新修本草》的序言写到：“本经虽阙，有验必书；别录虽存，无稽必正。”即是说，即使是以前《神农本草经》中没有记载到的药物，只要有效验的就一定予以收录；纵然是《名医别录》中已经有过记载的药物，若无疗效根据者必予以更正。为此，苏敬等人在编撰《新修本草》过程中，多方征询大众意见，注意采纳民间的用药经验。正如该书序言中所说的“普颁天下，营求药物”。

为了使药物能更好地具有其特性与疗效，《唐本草》还提出必须注意药物的产地和恰当的采药时间，并且也要考虑到气候变化对药物性能的影响。因此，这部药典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新修本草》全书五十四卷，包括本草学、药图、图经三部分。其中，本草学是记述药物的性味特点、产地、采制要点、治疗功效等；药图是根据药物实形态描绘的图样；图经是对药图的文字说明，诚为图文并茂。书内收载的药物，共有八四四种，比《本草经集注》增加了一百多种。其中如蓖麻子、浦公英等，都是新增加的具有特效的药物，并且还收载了一些外来药物如乳香、木香等多种。

此外，《新修本草》还介绍了以白锡、银箔、水银调配成填充剂，用于补牙，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补牙文献记载。

《新修本草》颁行流通後，在药物学上的影响甚大，不久流传到国外。西元七三一年，日本国内有田边史手抄的《新修本草》出现，这是日本来中国的留学者把它传到日本的。据十世纪初日本的古律令记载说：“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可见当时它在日本医学界所受到的重视。

《新修本草》具有相当高的疗效价值，但是，由于编辑者本身以及当时社会风尚所致，书中若干内容未能摆脱古代医学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如“炼丹”被列为上品，某些药物被夸大为具有“长生不老”的奇功等。此外，在编撰这部药典时，唐朝廷虽曾向全国广泛征集药物，然而，还是有若干被遗漏了，这些都是本书需要重加验证整理之处。

《新修本草》成书于一千三百多年前，其中“药图”与“图经”两部份内容在宋代以後失传了。“本草”这部分的内容，在唐代曾有手抄本藏于敦煌石窟中。

但是自西元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後，我国的大批珍贵文物被他国所盗劫。藏于敦煌石窟中的《新修本草》唐代手抄本，也先後被英、法所抢走。

现在，上述手抄本的有些残卷片断，分别被收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图书馆中。我国国内现在所看到的《新修本草》，是从流传到日本的手抄本影印来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