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
作者：王向远【完结】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社会上的右倾化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学者、文化人从极端民族主义的右翼立场出发，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极力复活“皇国”史观，为侵略中国及亚洲的历史翻案，抹杀史实、美化侵略、推卸罪责、散布反华仇华言论、毒化中日关系、混淆日本国民之视听，遂使右翼思潮成为一股持续不退的逆流。
本书以十几位有代表性的、民间身份的日本当代右翼学者文化人的主要著作为研究对象，站在中国民间学者的立场上，对他们美化和否定侵华历史、推卸侵略罪责、敌视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右翼历史观做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序（1）
左翼右翼之分虽然已经很陈旧，但直到今天，在认识和划分有关政治势力、派系构成、思潮走向时却仍然沿用。本书作为对日本“右翼学者和文化人”——简称“右翼文人”——的历史观及反华言论进行批判研究的著作，其关键词就是“右翼”及“右翼文人”。
什么是“右翼”？
“右翼”连同“左翼”一词起源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分别指坐在议院右侧议席上的具有保守倾向的人士（相对的是所谓有激进倾向的“左翼”）。也就是说，法国的“右翼”指的是议会中的由政治倾向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势力或政治派别。到了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右翼、左翼的区分带有国际性，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主义”的色彩。“右翼”倾向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左翼”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信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左翼和右翼的基本涵义。而到了当代，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成熟，人们常用“右派”一词来指称保守派、强硬派势力，而“右翼”的涵义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右翼”是“右派”中的极端者。这种界定尤其符合日本当代社会的情况。
谈日本的右翼，要从源头谈起。
日本右翼组织起源于明治维新时期，是日本谋划对外侵略、特别是对华侵略的直接产物。在起源上早于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早期日本右翼形成的显著标志是右翼组织或团体的出现。例如1881年成立的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为首的“玄洋社”，1901年成立的以头山满、内田良平为首的“黑龙会”，1919年成序章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立的以满川龟太郎为首的“犹存社”，1925年成立的以大川周明为首的“行地社”等等。各右翼组织都有自己明确的理论纲领，都具有强烈的“国家社会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性质。他们主张“忠君爱国”、“国家改造”，标榜天皇主义、国权主义、大亚细亚主义，都鼓吹日本要与俄国等列强争夺在亚洲的霸权，并要打入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从而使日本成为“亚洲的盟主”。近代日本右翼组织的基本成员大都是无固定职业的“浪人”或民间人士，其核心成员均处于民间在野的地位，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并不把目标定位于夺取国家政权，而是从民间与在野的立场上，对政府当局形成推动或钳制，在对外侵略的谋划与实施过程中，与政府形成了配合与依赖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起到了特殊的关键作用。对华侵略的“秘策”、纲领和设想，往往是由右翼人士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首先提出，然后影响民众思想和政府决策；详见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在对华侵略的实际行动中，往往是右翼分子先行踏上中国领土、进行种种间谍调查活动，并为日后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踩点、探路；而在政府内部因派别纷争影响侵华决策的迅速实施的时候，右翼分子又不惜采用恐怖手段，包括暗杀那些妨碍决策的军政要员，密谋、怂恿和策划少壮军官发动流血政变等暴力方式，推动日本当局的右翼化。对此，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的右翼分子林房雄曾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认为：“所谓‘东亚百年战争’实际上并不是由政府和军部策划、‘共同谋议’并加以实行的，而是被称为‘右翼’的思想家和行动家们促进、推进和准备的。”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第164页，夏目书房2001年版。林房雄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发表了许多谬论，但这句话大体是说对了。右翼势力，确实是推动所谓“大东亚战争”恶性发展的主要力量。而这一点也恰恰是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
鉴于右翼分子及其团体组织在日本侵略战争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曾对日本右翼进行了必要的整肃，取消了二百多个右翼团体组织，并对其核心人物予以处分，在一段时间里右翼势力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依日本的要求保留了天皇制，并对作为日本国家元首和三军总司令的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不予追究，这实际上等于庇护或保护了侵略战争的元凶，许多战争罪犯也由此免于追究。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由苏联、东欧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西欧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上的对立，并形成了长达四十多年的所谓“冷战”。美国以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为目的，对朝鲜、越南进行武装干预，并导致了50年代初的朝鲜南北战争和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自信已经将日本改造为民主国家的美国，转而将日本视为盟友，并把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战犯的惩治在美国看来已无足轻重，使这一惩治虎头蛇尾，最终不了了之。有些在战争中担任要职的人，在战后不久又堂而皇之地走上政坛，像曾任东条英机内阁部长的岸信介战败后曾被联合国法庭判为战犯（未起诉），不久又堂而皇之地复归政界，并任自民党的第三届总裁；被判为A级战犯的东条内阁外相重光葵，战后不久竟又官复原职，甚至在1956年代表日本出席加入联合国的仪式，不禁令人大发“时过境迁”之感慨。那些本来处于民间和在野位置的右翼分子，特别是曾被判为文化战犯的右翼文化人，也几乎未伤毫毛，其右翼思想、天皇制军国主义思想意识不但未被清理，反而由于对日本战败的不服气而变本加厉。在这种情况下，战前的老右翼分子在1952年美军撤出日本后，纷纷被解除软禁，重返政界、商界、教育文化界，并靠着战前的影响和人脉，迅速东山再起，许多右翼分子成为财团老板、会社社长、大学总长等，许多右翼文化人重新操笔，著书撰文，故伎重演，一如既往。以右翼分子、A级文化战犯德富苏峰为例，他在1945年12月被指控为战犯并被软禁，到了1951年2月，又可以继续写作他的多达一百卷的宣扬其军国主义史观的《近世日本国民史》，同时战后年轻的新右翼分子，如三岛由纪夫和石原慎太郎等，也开始登场。进入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和国力的增强，新右翼的队伍日益扩大。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美化并最终全面肯定日本侵略行径、否认侵华历史的思想言论公开抬头。例如老牌右翼分子林房雄、新生右翼分子的江藤淳、西尾干二等人，他们打着言论自由的招牌，虽不是大张旗鼓，但也开始肆无忌惮地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了。例如他们认为：战后日本人被迫接受了三种史观，一是站在美国立场上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二是站在苏联立场上的“帝国主义战争史观”，三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立场上的“抗日战争史观”。这三种史观日本人都不能接受，必须予以清理和批判，云云。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序（2）
从总体看，战后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日本的军国主义虽然在体制上被打倒，但在思想层面、在学术文化层面上，却一直未成死灰。尽管如此，一直到80年代末之前的四十多年间，右翼势力虽不绝如缕，但在一般民众和读者中并没有太大的市场，右翼文人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但80年代末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右翼的猖獗，表现为日本右翼由战后的非主流位置，一跃而汇入主流中。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被东京都选民选为东京都知事，这意味着右翼政客在日本国民中的影响扩大，也表明一些右翼分子长期一贯的民间在野立场已经有所转变，日本右翼势力已经融入日本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中。与此同时，民间在野的右翼组织和团体的数量和规模日渐扩大。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表明，目前右翼的团体已达九百多个，成员约有十二万五千人。1997年，右翼组织就举行了七十三次活动，1998年增加为一百七十四次，1999年则为二百四十九次，活动越来越频繁。
日本右翼文人在90年代后的猖獗，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从国内背景来看，90年代后的十几年间，日本经济遭遇了长期的“大不况”。经济的低迷、企业公司的大量倒闭、失业的压力、国民收入的减缓，使得日本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的迅速发展，更令一些日本人心态失衡，使右翼极端主义有了社会心理基础。从国际背景上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一系列事件使日本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负面报道和批判声音迅速增加，有关的文章、杂志、书籍大量出版。有不少人认为日本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日本作为战后的民主国家，却是“冷战的战胜国”，并为此感到自豪。日本战后对社会主义体制抱有期待的左派力量的回旋空间渐趋萎缩，整个日本社会发生了“向右转”的趋势，以至出现了被一些媒体称为“社会主义歧视”现象和“嫌中”（讨厌中国）情绪，由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厌恶发展为对中国的厌恶。一些原属于左派的人也像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日本共产党员那样，实现了“转向”，由左派转向右派；一些左派人士被蔑称为“进步的文化人”，受到了冷嘲热讽乃至猛烈攻击。而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标榜的日本右派势力，在日本政府、民间均取得了相对优势，这为“右翼”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和土壤。“右派”当然并不等于“右翼”，但“右翼”作为“右派”中的极端者，显然是随着日本社会的右倾化而活跃起来的。
90年代后的日本右翼——我们不妨称之为当代右翼或新右翼——呈现了许多新的特征。那就是在当代日本形形色色的右翼团体、右翼群体中，身处知识界、言论界的右翼学者、文化人——可以简称“右翼文人”——作为一种右翼势力，其作用和影响越来越突出。这是当代右翼（新右翼）的最引人注目的新动向。
这些“右翼文人”的主要身份是大学教授、学者，也有一些是具有一定成就的文化人、自由撰稿人。除了举办以学术为包装的演讲会等宣传活动之外，他们一般不像右翼市民团体那样采取暴力威胁、街头宣传、驱车广播、冲击会场等激烈的实际行动，而是主要靠发表右翼言论、著书撰文来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由于这些右翼文人一般都具有受到日本人尊敬的知识者的身份，其影响力大大超过一般右翼政治团体和右翼市民团体。他们当中，有人组织了右翼文人团体，如“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日本‘南京’学会”等，有的则不参加团体组织，以独立学者的身份从事写作。鉴于近现代史上的右翼分子惯事恐怖和暴力活动，名声不佳，当代右翼文人一般都忌讳别人把他们视为、称为“右翼”，而是标榜“国益”——即日本的国家利益，或标榜民族主义。如当代右翼文人的代表人物之一渡部升一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故意将近现代日本右翼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左翼的共产主义混为一谈，认为日本“战前的日本右翼，在社会制度和经济机构的看法上，与共产主义者和极端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不同”；“而现在被称为‘右翼’的言论人，没有一个人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以此来说明“右翼”的称呼对他们不恰当，而认为被称为右翼的人实际上是“考虑日本‘国益’的人”；另一个右翼教授藤冈信胜则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也声称“‘右翼’这顶帽子当然不适合我”，说自己是“新民族主义者”。这样的新的标签和标榜使得右翼文人具有更大的蛊惑性。另一方面，当代右翼文人虽不想承认自己是“右翼”，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公开向战后日本的所谓“左翼”挑战，这就在有意无意之间露出了自己的右翼真面目。他们不顾日本战后建立的是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国家、信仰共产主义和拥护一党专政的人微乎其微、连日本共产党都表示承认天皇和皇室等一系列事实，故意夸大日本“左翼”的存在，将日本战后一切反对侵略战争、批判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正义力量，统统划为“左翼”。将反对和反省侵略战争的学者文化人、像作家大江健三郎那样的民主主义者，蔑称为“进步的文化人”、“左翼文化人”痛加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右翼文人的右翼言论大有成为主流言论的趋势，许多右翼文人写的书成为轰动社会的畅销书，甚至学术性的右翼书籍也大受读者欢迎。一些大量发表右翼文人右翼言论的杂志，如《正论》《诸君！》《SAPIO》等订数较多，十分活跃，一些出版社如幻冬舍、展转社、德间书店、ＰＨＰ研究所、小学馆等以出版右翼书籍而出名，一些历史悠久的大报纸，如《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也逐渐走向右翼立场，且发行量名列前茅。可以说，右翼文人已经成为日本当代右翼势力的指导层和核心力量，当代日本社会的日益右翼化，与右翼文人大量的著书撰文所产生的影响密切相关。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序（3）
日本右翼文人的基本言论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以崇拜天皇及天皇制（及所谓“皇国”或“神国”）为基本特征的“皇国史观”。
天皇及天皇制崇拜，是日本右翼的基本的信仰，也是当代日本右翼文人的思想基础，也可以说是衡量“右翼”的首要标准。所有的右翼文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天皇及天皇制的崇拜者和拥护者。不少右翼文人还专门著书立说，宣扬天皇崇拜思想。如本书第六章所评析的小室直树，就曾写过《天皇的原理》《延续至今的天皇的奇迹》《天皇可怕》三本书，极力赞美并企图复活战败前的天皇专制制度，并对此做了宗教学上的论证。他极力复活“皇神论”，宣称天皇为“神”，明确提出“天皇是神”，是“现人神”，称“天皇延续至今是奇迹，是20世纪最大的、恐怕也是最后的奇迹”，对日本天皇及天皇制全面肯定和狂热礼赞。渡部升一也是一个狂热的皇室中心主义者。他在《昭和编》的前言中，宣称“日本的〔天皇制〕国体万邦无比”，并从皇室中心主义出发，坚持“天皇无战争责任”论。小林善纪在《战争论2》中为了甩掉“右翼”的帽子，先是声称“我也不是狂热的天皇主义者，‘右翼’这顶帽子当然不适合我”，后又忍不住强调日本是“神国”，认为“天皇的‘凡人宣言’不过是美国占领当局根据西欧的一神教的教义所强制的发言”。这种建立在天皇及天皇制崇拜基础上的历史观就是“皇国史观”。“皇国史观”的主要特征就是宣称日本及日本人从古到今万邦无比、完美无缺、高人一等，讲日本古代历史时绝不能强调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讲近现代史时绝不能讲日本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及烧杀抢掠的暴行，否则他们就斥之为“自虐史观”。这一反对所谓“自虐史观”的“皇国史观”，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自恋史观。
第二是免罪情结。
“皇国史观”所造成的精神病态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千方百计为日本的侵略开脱罪责的“免罪情结”。在叙述古代史的时候，当代日本右翼文人对古代骚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对16世纪末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大加美化；在叙述近现代历史的时候，他们几乎完全接受老右翼分子林房雄提出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把日本近现代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的“大东亚战争”；他们极力抹掉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责，他们把“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大前提故意隐去，把日本军队的入侵与中国军队的抵抗所引起的战争，看成是一种没有正邪之分的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战争，进而将战争责任推给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在他们笔下，历史上侵华战争中的历次“事变”，包括“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即七七事变）等，责任都在中国方面。他们对战后日本正义人士将日本的战争定位为侵略战争、并进行反省、道歉和谢罪的言论极为厌恶，对战后有关学者的严肃的历史著作大肆攻击，将承认并反省侵略战争的言论称为“左翼史观”并痛加批判，说那是“自虐史观”，是“左翼”对日本的“思想犯罪”。他们要求把战后历史教科书中的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记述全部抹掉和改写，并编纂出能够表现日本人“自豪”与“光荣”的新的历史教科书以取而代之，使日本年轻一代全面接受其以天皇及皇室为中心的“自恋史观”。当代日本右翼文人的这些所作所为都表明，在日本战败半个多世纪后，一些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侵略战争的狂热中、从“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没有从军国主义时代的道德沦丧、人道缺失、良知麻痹的精神状态中恢复过来。
第三是歧视、蔑视、仇视、丑化中国的反华狂热。
日本右翼文人具有强烈的对外意识，他们对当年抗日的、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怀有强烈的敌意。比如他们对美国人在战争中对日本军队的沉重打击、尤其是原子弹攻击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对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多有微词，由于对美国强大的畏惧和日美特殊的同盟关系，右翼文人虽然总体上说是“反美”的，但是却不得不有所节制。然而对于中国，右翼文人就肆无忌惮了。如果说全面美化侵略战争、为侵略免罪是出自日本右翼学者文人的一种“自恋”癖，那么，反华狂热则出自他们的一种“虐待”欲。所有的右翼文人都具有反共反华倾向，并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歧视”。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右翼文人便把矛头集中对准社会主义的中国，由于右翼文人骨子里是天皇专制主义的信奉者、侵略战争时期极权统治的崇拜者，所以他们标榜民主自由，并非真的崇尚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而只是作为攻击、反对中国的一种借口和手段罢了。面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右翼文人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日本要加强军事力量，对付中国威胁；同时又在“社会主义歧视”角度上，以一个“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称中国为“前近代国家”，产生出了蔑视中国的“黑暗论”与“崩溃论”，处心积虑地将中国妖魔化。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论调奇妙地并合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日本右翼的“中国观”。而且，这种反华狂热还殃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他们热衷于丑化、侮辱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极力淡化、否认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强调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抗拒，靠贬低中国传统文化来抬高日本文化。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序（4）
在整个社会日益右倾化的当代日本，“右派”当然很多，而作为“右派”中之极端者的“右翼”却是少数；信仰多党民主制度的反共人士也不少，他们当然属于“右派”，但他们并不一定属于“右翼”。日本右翼及右翼文人的三大精神病态是:崇拜天皇及天皇制的自恋史观，美化侵略战争的免罪情结，反对、仇视、蔑视、丑化中国的反华狂热。只有这三种病灶集于一身时，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日本“右翼”。这也是本书对日本右翼及右翼文人加以界定和判断的依据。
本书根据这一综合标准，对拟加评析的当代日本右翼文人做了反复的掂量与比较，加以严格的“筛选”，十分注意不将“右翼”宽泛化。首先他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典型的右翼分子，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右派”；其次他又不是一般的右翼学者文人，而是在日本一般读者中有着较大、乃至很大知名度的、在社会上影响较大或很大的在野的、民间的学者文人。这些人在当代日本思想史、言论史上，都将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对这些人及其代表性的言论与著作进行透彻的剖析和批判，可收到以一当十之效。
据此，本书所确定的以专章进行评析与批判的右翼文人有：已经死去的老一代右翼文人的代表人物、最早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作家林房雄；在题为《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的著作中系统地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进行辩护、加以美化的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日本右翼文化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首任会长、日本右翼文人的领军人物、电器通信大学名誉教授西尾干二；以大量散布右翼极端言论而知名的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和关西大学名誉教授谷泽永一；以批判所谓“自虐史观”为由，组织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鼓吹“历史教育改革”、宣扬军国主义史观的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从宗教的角度神化天皇及天皇制、从法律的角度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的法学博士、自由撰稿的学者小室直树；最早着手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史实、为南京大屠杀的罪魁松井石根鸣冤叫屈、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公正性的民间右翼文人田中正明；通过著书、演讲、组织团体等多种方式、千方百计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以系列漫画的形式将右翼思想形象化、通俗化，在漫画集《战争论》《台湾论》中集右翼极端主义言论之大成、被称为右翼“广告塔”的漫画家小林善纪。
上述这些日本右翼文人对言论自由的民主原则肆意加以恶用，散布不负责任的、肆意伤害中国人民、蓄意歪曲历史、任意抹杀史实的暴论，实质上是战前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文人对华文化侵略的继续。但对于这些右翼文人学者的言论活动，除了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炮制的《新历史教科书》在中国略有评介外，对其他右翼言论中国读者所知甚少。实际上，要全面了解日本右翼的思想言论，仅仅关注“新历史教科书”是很不够的，还要了解右翼学者文人的有关著作及其观点。而那些著作及其观点远比篇幅有限的《新历史教科书》更系统、更放肆、更极端、更露骨，而且有不少书大有销路，对读者的影响也超过了采用率不足百分之一的《新历史教科书》。
应该指出，上述的右翼文人相对于一亿三千万日本国民而言，是极少数，他们的言论当然不能代表全体日本国民。然而，我们也要记住，在日本近现代史上，像福泽谕吉、德富苏峰、北一辉、大川周明那样的右翼文人也是极少数，但却能左右和影响某一时代日本舆论的走向乃至政府当局的决策。何况如今的日本右翼言论的盛行、右翼书刊的大量发行，有着不可忽视的时代气候和社会土壤，对日本侵略历史和中日关系史知之不多的普通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有不少人对右翼思想言论表示赞同和共鸣。日本官方对右翼言论也由80年代的不以为然的态度，到90年代的妥协、听之任之乃至直接间接有所采纳。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日本右翼言论十分猖獗，并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在思想言论自由化、多元化的当代日本，右翼思想言论只是多元思想言论中的一元，而且现在看来尚未成为主流言论。日本也有不少有正义感和学术良知的学者和文化人明确反对右翼言论，并发表不少文章、出版多种著作对右翼言论加以批驳，走进日本的书店很容易看到右翼的书和反右翼的书往往放在一起，摆在同一个书架上。我们既不能忽视右翼言论造成的恶劣影响及其危害性、危险性，也不能将这些言论视为日本言论的主流。只要日本不复活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右翼思想言论就不会一统天下；但如果日本主流社会对右翼言论听之任之，则久而久之，右翼军国主义意识不是没有逐渐复活的可能。在中国，如果对日本右翼文人学者的反华言论和文化挑衅不予置理，久而久之就会被误认为是听任或默认。中国学者应该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日本民间右翼文化人的挑衅行为给予必要的回应。本书的写作宗旨，就是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对日本右翼极端主义言论进行剖析与批判，既要对他们的言论和观点加以评述，更要分析右翼病理形成的根源。
本书在对日本右翼文人的有关言论进行剖析与批判时，时刻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要用科学的、客观的历史观，反对其反科学的、主观臆断的历史观。右翼文人美化近现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抹杀侵略历史，尽管绞尽脑汁、想尽千方百计，但基本的手法却简单而又拙劣，那就是无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否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例如右翼文人中村粲断言“历史不是科学”，“将历史作为‘科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诡辩。这种诡辩在本世纪已变得不中用了”；右翼文人的代表人物西尾干二公然宣称“一切的历史都是神话”，“历史与神话等价”，“历史是我们制造的”等等之类的非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主观唯心的历史观，并在这样的历史观的支持下，肆意歪曲、篡改历史。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必须在揭露这种历史观的反科学性的同时，用历史事实来戳穿他们的谎言。
第二，右翼文人这种反科学的历史观，决定了右翼言论的基本特点，即以口出“暴言”为能事，肆无忌惮地实施语言暴力，表现为信口开河、虚浮无据、捕风捉影、哗众取宠、走火偏激、耸人听闻，以至漏洞百出，逻辑混乱。因此，揭穿和批驳右翼言论的最好武器，就是理论与逻辑，也就是用理论的明晰澄清其欺瞒，用逻辑的力量摧毁其诡辩。
第三，本书将日本右翼言论作为日本当代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加以清理、评析和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批判，而是在学术层面上的批判。为此，本书将主要论题，集中在铁证如山的、有公论的历史问题上。至于日本右翼文人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对中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批判和攻击，我只是在有限的段落不得不有所涉及，但并不打算展开。这不是故意的回避，而是坚信对于此类问题的判断不必性急，时间与历史早晚会给出证明、做出评判。
本书作为此类主题的专著，在我国目前还是第一本。笔者愿再次强调，本书将日本当代右翼言论加以解剖与批判分析为主要目的，是站在民间学者的立场上对日本右翼文人的文化挑衅予以必要的回应，同时向我国广大读者提供日本右翼文人的较为翔实的资料信息。因而本书当然不是什么反日的书——现在日本一些人将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及右翼势力的言论都说成是“反日”，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而是剖析和反击日本右翼言论的学术著作。对日本右翼进行批判，遏制右翼极端势力的横行，不仅是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学术界的急务，也是有正义感和学术良知的日本学者的责任。只有中日两国的学术文化界和舆论界共同对日本右翼言论的虚伪性、荒谬性加以揭露和批判，才有助于遏制右翼极端势力的猖獗，才能帮助人们认清日本右翼的真面目并将少数日本右翼分子与日本广大爱好和平的国民区分开来，这将有利于21世纪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作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1952年美国占领军撤出日本后，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特别是进入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美关系的巩固，美化、辩护并最终全面肯定日本侵略行径、否认侵华历史的思想言论开始抬头。其中，最早系统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是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嫌疑人的老牌右翼文人、作家林房雄。他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是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及军国主义史观死灰复燃的显著标志之一。
对日本现代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有些了解的人，对林房雄这个人恐怕都不太陌生。林房雄（1903～1975）出生于日本九州岛的大分县，原名后藤寿夫，幼时家境贫困。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事无产阶级文学活动，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不久因从事林房雄像
左翼政治活动而被当局数次逮捕关押，逐渐“转向”（变节），到30年代中期倾向右翼，并最终由极左变为极右，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成为拼命协力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林房雄作为《中日本右翼言论批判央公论》杂志社的特派员（从军作家即所谓“笔部队”）到上海战线从军，后又参加了日本法西斯文学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陆续推出了大量鼓吹侵略战争、美化侵华日军、歌颂“满洲建国”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污蔑丑化中国抗日军民、宣扬“勤皇文学”的小说、散文、评论等，其中包括《战争的侧面》（1938）、《大陆的新娘》（1939）、《青年之国》（1943）等。40年代初，他还数次奉命到中国东北、北京、南京等地，对中国沦陷区的文坛进行渗透，对沦陷区作家指手画脚，推销日本的“大东亚文学”，与汉奸作家、附逆文人频繁接触，受到了汪伪宣传部的高规格接待。1943年2月10日汪伪的《中华日报》曾刊登名为《沟通中日文学界林房雄抵京宣传部今举行欢迎会》的专题报道。一个署名“萧剑青”的人曾在2月22日《中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给林房雄——诗六章》的长诗，对林房雄大加阿谀吹捧，该报同一版还刊出了钱锦珊写的题为《酒后的林房雄》一文，对林房雄的酗酒醉态和胡话也予以阿谀奉承，可见林房雄在汪伪附逆文化圈是有不小影响的。
战后的1946年，林房雄理所当然地被指为文化战犯嫌疑人，并被开除公职，但不久又能从事文笔活动，发表了不少通俗小说、评论等。进入60年代后，“冷战”局势的严峻化、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林房雄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书影
，为日本右翼思潮的抬头准备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在此情况下，从1963年起，林房雄开始着手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即所谓“大东亚战争”进行系统的辩护和翻案，1963年9月至1965年6月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并将连载稿结集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共分十九章，约合中文三十万字以上，由番町书房1964年和1965年相继出版，后又合为一卷单行本、两册“文库本”（小开本的普及简装本）等多种版本，不断再版和重印，1974年又被收入《林房雄评论集》第六卷。由于该书当时是为杂志连载而写的，作为“学术性”著作来看，章节结构不严谨，史料引述随意，独断之处甚多，个人抒情不少，随笔风格很强。2001年又由东京夏目书房出版《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单行本，该版本护封广告词上称之为“名著”，显然是溢美之词。但以这本书的发行量、阅读量及其对日本右翼言论界的影响而言，它的确有“名”，在这个意义上似可以称其为“名著”。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有必要对它做详细的批判和剖析。
林房雄在书中217页声称：“我反复说过，我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并不是将日本走过的道路和日本的现状合理化，只是为了对‘历史的伪造’和‘民族精神的完全的丑化和否定’加以抵制而写的。”后一句话是实话，是本书的实质；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将日本走过的道路和日本的现状合理化”则是必然的，因此前一句话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欺人之谈。
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林房雄炮制出了一个核心概念，或称关键词，就是“大东亚百年战争”。“百年战争”论也就构成了全书的中心和主题。
林房雄写道：
有一种意见认为明治以后日本进行的战争，前半部分是民族独立战争，但后半部分却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这是一种折中的意见。这种分析无论是在左派那里还是右派那里都有。假如事情可以这样简单地加以分析的话，那么对近百年的历史即使不加任何说明，不用做任何实际研究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我才提出了“东亚百年战争”这一假说。（中略）正如我反复指出的，我的‘东亚百年战争’是一个假说。但所谓假说并没有卑下的意味。假说绝不是心血来潮或胡说八道；假说是为了学术、为了发现真理而设定的。众所周知，英语当中叫做theory，日语可以翻译成“理论”。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第131～132页，夏目书房2001年版。版本下同。
他还强调：“我的‘百年战争’是逼近日本历史和日本人真实足迹的假说。……不管左翼还是右翼，真实就是真实。”在林房雄看来，他提出的“东亚百年战争”的“假说”，是既逼近“真理”，又逼近“真实”的“理论”了。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解掉两个紧箍咒（1）
那么，林房雄的“百年战争”的“理论”是怎样展开的呢？
他首先试图重新界定两个概念，一个是“帝国主义侵略”，一个叫做“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关于“帝国主义侵略”一词，他说：有人把日本的战争叫做“帝国主义侵略”，“然而，遗憾的是，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大日本帝国根本不具备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格。在这一百年间，难道就因为日本曾占领过台湾、朝鲜半岛和卡拉夫特的南部及南洋的零星部分，就管日本叫做帝国主义吗？所谓帝国主义，并不是由皇帝制定国家政策的意思，如果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话，那么连埃塞俄比亚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了”。他接着说：“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在东洋有大唐帝国，成吉思汗的大元帝国，大征服者乾隆皇帝的大清帝国；在西洋有恺撒和欧格斯塔斯皇帝的大罗马帝国、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共产帝国。只有列宁的门徒才将‘日本帝国’放在这些大帝国主义国家当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第148页）林房雄以这几句话，就把日本帝国的“帝国主义”的帽子摘掉了。这也算是“东亚百年战争”假说中的一个“假说”吧，然而却是彻头彻尾的“虚假之说”。林房雄的“帝国主义”的崭新定义纯属独出心裁，与世界上一直公认的解释完全不同。例如日本最流行的《新明解国语辞典》对帝国主义的解释是：“牺牲其他小国的权益和存立，扩大自国的领土和权益的侵略倾向”。而林房雄却以日本侵占的别国的领土不够多，而认定日本不是帝国主义！这就好比一个盗窃者辩解说，自己偷的东西不够多，所以不叫偷窃；一个杀人犯辩解说，自己杀的人不够多，所以不能叫杀人。
第二个概念就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林房雄在第八章《右翼与法西斯主义》中，指责战后日本的“所谓进步学者”频频使用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军部法西斯主义”、“极右法西斯主义”之类的用语，是“先验的迷信”、是“非常可笑的话”。他指出，在意大利有墨索里尼的政党，在德国有希特勒的政党分别获得了政权，建立了极权主义国家。日本与他们结成了三国同盟，所以日本和意大利、德国一样同属法西斯主义——“这样的逻辑极容易进入俗耳”。他认为，这些词的发明者原本不是日本的“进步学者”，而是以苏联为首的联合国方面，所以假如在论文著作中使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之类的词，那就不能体现“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林房雄认为，将日本的“右翼运动”看成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简直是胡来，起码说是非学术的”。他的理由是：
日本的右翼运动的历史比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要早得多。即使不算幕末的维新时代，也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运动早约半个世纪。北一辉的《国体论及其纯正社会主义》写于1906年（明治39年），内田良平的黑龙会创立于1900年（明治33年），明治10年创立的平冈浩太郎、头山满的玄洋社从自由民权主义向“大亚细亚主义的转向”是1887年（明治20年），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的原稿早在明治18年就写出来了。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希特勒获得政权是1933年（昭和8年），墨索里尼进击罗马也不过是此前的十年，即1922年（大正11年）。
从年代上看，日本的右翼运动比墨索里尼、希特勒要早得多，而且性质明显不同。所以，他们在思想上也毫无关系。这种看法应当是正确的。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第182～183页。
为了给日本右翼正名，林房雄极力想将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右翼加以区分。他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他认为日本的右翼运动早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所以日本的右翼运动不是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无须林房雄辩白，谁都知道日本的右翼运动确实比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要早，而且日本民间的右翼运动确实未必受到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体制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与希特勒的德国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包括日本有良知的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才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正确地界定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即天皇独裁制度之下的对内独裁、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体制。林房雄所指出的日本右翼运动早于欧洲，只能说明日本的右翼法西斯运动比欧洲更有渊源，也更为凶顽。
林房雄企图为日本右翼运动摘掉“法西斯”帽子的第二个手法，就是认为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都是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的政党，而日本的右翼运动从来都没有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组织政党。他们总是以在野的浪人身份，在政治舞台的背后活动。林房雄指出的这一点也是事实，但却无法证明他的结论。相反，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不能把日本的以“忠君爱国”为特征的右翼运动简单地看作是欧洲的那种以民众选举的“民主”方式登场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日本右翼运动的目标与天皇制独裁体制国家从根本上看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右翼分子不可能试图推翻天皇制并取而代之。这就是日本右翼法西斯运动的特色。因此，国际学术界在给日本的右翼运动定性的时候，才加上一个限定词，称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林房雄的辩解在这个科学的定性面前，是牵强、浅薄、无力的。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解掉两个紧箍咒（2）
另一方面，林房雄也指出了日本右翼及右翼运动在“东亚百年战争”中有多大作用。他写道：
我想说明的是，所谓“东亚百年战争”实际上并不是由政府和军部策划、“共同谋议”并加以实行的，而是被称为“右翼”的思想家和行动家促进、推进和准备的。（中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