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谁把这个国家弄成这样”中，谷泽永一又写道： .5
田中正明提出的否定屠杀的“第一个论据”是“当时南京的人口”。田中正明认为，所谓死了三十万到四十万人，可是当时南京的人口就没有那么多。据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的公文记载是二十万人；又据日军俘虏的中国军官的记录，南京的“非战斗人员是十万人”，“南京市民大约有二十万人”，南京防卫军五万人，合在一起，顶多只有二十五万人。
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者，无一不在当时的南京人口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当然知道，一口咬定当时南京的人口总共才二十来万人，那么“屠杀三十万”不就不攻自破了吗？然而，实际上这二十来万人只是南京大屠杀后的幸存者。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繁华都市。据《南京市人口资料》记载，截止到1937年6月，南京市的人口有一百零一万多。参见《南京市档案馆资料》，编号1—4—90。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时，有半数人疏散逃难，日军占领南京后，另有十几万未能从南京撤出的中国军队官兵，还有城外倒流过来的难民。这表明，南京失陷后、大屠杀实施之前的人口至少有五十万以上。经日军在南京一个多月的大屠杀后，人口却变成了二十来万。这剩余的二十来万人绝大多数都待在“国际安全区”内，才得以幸免于屠杀。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5）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二个论据”是“难民归来，人口急剧增加”，田中正明说：从国际委员会的公文看，日本军进入南京城后，人口增加了，而按照东京审判的说法，南京被占领后，烧杀抢掠持续了六个星期，那么在这种治安状况下，人口怎么会有增加呢？又据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路易斯?S?史密斯博士在1938年3月所做的人口调查，南京的人口是二十二万一千一百五十人，加上统计遗漏和移动中的人口，则可以推定南京的当时的人口是二十五万至二十七万之间。“这就证明了南京治安的迅速恢复，就近避难的人开始回迁。”
这个所谓“论据”可以作为田中正明的“反论据”。国际安全区的人口当时确实是增加了，但这只能表明“安全区”外的人们在大屠杀的恐怖中，都尽可能逃到了国际安全区来了。所以从安全区当时的人口统计来看，自然是增加了。在日军大屠杀疯狂期过去之后，也就是相当于田中正明所说的“治安恢复”之后，不排除有故土难离、逃难在外衣食无着的市民及近郊农民，为收拾残垣断壁重新谋生，而逐渐回迁的可能性——即田中正明所说的“难民归来”。田中正明提到的史密斯博士的人口调查是在1938年3月，那时大屠杀的疯狂期已经过去了大约两个多月，故人口调查有二十多万，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切都只能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而不能帮助田中正明否定大屠杀。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三个证据”是“没有人看见累累的尸体”。他说：按东京审判时有关证人的说法，说当时的南京到处都是尸体。但是当时入城的官兵、还有一百多位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谁也没有看到。占领南京三天后接受记者采访的贝茨教授高兴地说：“有秩序的日本军队入城，和平早一点来到南京，那比什么都好。”（东京日日新闻12月6日）日本官兵不必说，十五个国际委员会委员，五个外国记者，他们作为第三国人，谁也没有看见中国方面的证人所说的那种悲惨情景。
实际上，田中正明提出的这条所谓的“证据”是十足的谎言。贝茨在日军入城三天后，似乎还没有发现大屠杀的展开，或者面对凶残的日军只能曲意逢迎。但贝茨后来在东京审判上曾站出来为日军大屠杀作证，这令田中正明十分失望和不满，认为贝茨说法前后不一，因而不足信。但日军大屠杀持续六个星期，贝茨在日军入城三天后说的话，怎能不因后来目睹的大屠杀而改变？而且，现有大量原日军士兵日记、回忆录、外国记者当时的报道、有关资料照片等等都表明，“累累尸体”的记载简直不胜枚举。就连日本“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南京战史资料集》（东京偕行社1989年版）本来是为否定南京屠杀而编辑的，但其中仍有不少可以证实大屠杀存在的文字。可见要将大屠杀完全毁尸灭迹，并不容易。只是田中正明对“看见累累尸体”的材料硬是一律视而不见，而幻化出“没有人看见累累尸体”的谎言，奈何！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四个证据”是“国际委员会的日军犯罪统计”。说国际委员会提出抗议的日军暴行事件有四百二十五件。但是连该委员会的史密斯书记长也承认，这些事件并没有得到证实，而且告发的内容互有矛盾，这有当时接受抗议的福田笃泰的证言可以证明。即使将他们说的不法事件加在一起，结果是：杀人四十九起，伤害四十四起，强奸三百六十一起，强制带走三百九十起，掠夺一百七十起。“杀人只有四十九起，哪里也看不出有什么大屠杀。”
在这里，田中正明将国际委员会当时收集、记录到的屠杀暴行的个例，等同于日军暴行的全部。“国际委员会”当时只有十几个成员，在日军严厉控制的南京城内信息渠道不畅，耳闻目睹很有限，怎么可能收集到大屠杀的全部案例呢？况且，大部分情况下，被屠杀者既已成为日军刀枪下的冤魂，则不可能跑到国际委员会申诉。因而，国际委员会当时掌握的日军屠杀暴行的数字，只是冰山一角。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五个证据”，是“难民区安泰、感谢的信函”。他说：居住南京的妇女、儿童等非战斗人员都居住在国际委员会管理的安全区域内。“可以说安全区安泰，就等于当时的南京市民安泰。为什么？就因为全体市民无一例外都聚集在那里。”国际委员会委员长拉贝曾致函日军，对“日军没有炮轰安全区”表示感谢。日军还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陈汉林总代表写来的感谢日军“赏赐”的信。
的确，“国际安全区”是相对“安泰”，日军似乎也没有在安全区内实施大屠杀，这是事实。但许多人逃到国际安全区，只能证明“安全区”外非常凶险，这只能证明日军的大屠杀主要是在安全区外实施的，只能证明未能逃到、来不及逃到安全区的中国人，大都成了日军大屠杀的对象；只能证明除安全区内的二十来万人外，其余都成了大屠杀的牺牲者。“国际安全区”只是南京市的一块特殊区域，不等于“南京市区”的全部。田中正明用“国际安全区”的“安泰”，不能证明南京市内没有发生大屠杀。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六个证据”是“架空的俘虏大量杀害说”。他首先说明激战中击毙俘虏是“当然的战斗行为”，“并不违法”，并举出1945年7月八万名德军俘虏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被集体屠杀”，来证明“战争是多么残酷无情”，为屠杀俘虏正当化寻找根据。田中正明否定了报上曾刊登的原日军伍长关于屠杀俘虏的证言，说在南京俘获的俘虏主要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释放，二是使役，三是充作“维新政府”的“绥靖军”。
众所周知，由于唐生智“背水一战”的冒险战略，使得南京失守后，中国军队失去退路，无法及时撤出，致使数万士兵在长江岸边无船过江，遭日军屠杀后被江水冲走。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官兵除了阵亡者外，几乎全部被屠杀干净。日军对这些俘虏的屠杀，既然是成千上万的屠杀，当然就是有组织和有计划的屠杀，充分暴露了日军的残忍无道。而田中正明等日本“大屠杀抹杀派”却以“战争残酷无情”为由，轻描淡写地为屠杀俘虏的犯罪行径开脱。归根到底，这种“残酷无情”的战争本来是日本人侵入中国、强加于中国人民的，日军发动这一“战争”本身就是罪大恶极的侵略战争，更不必说在战争中大量的屠杀了。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七个证据”是“崇善堂埋葬十一万人的谎言”。田中正明认为东京审判中提出的慈善机关“崇善堂”埋葬了被日军杀害的十一万人，是编造的，认为这是后来中国方面为东京审判准备材料而组成的“南京地方法院检查处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所杜撰的，而组成这个委员会的十四个团体中，也包括崇善堂在内。田中认定这类材料属于“后期材料”，没有可信性。他还特别举出一个叫阿罗健一的人（详后）提出的一个“关于崇善堂的重大发现”，即他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了1935年“南京市政府行政统计报告”中的记载：崇善堂的“事业内容”不包括“埋葬”、“葬礼”等活动。而且崇善堂因为财政原因一度停顿，直到1938年9月才恢复。这与中国方面所说的崇善堂在事件发生后的四个月总共埋葬十一万具尸体是有很大矛盾的。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6）
崇善堂作为慈善团体，不是殡葬机关，当然不从事尸体掩埋。这不是阿罗健一的什么了不起的“大发现”。研究证实，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为史无前例之暴行，面对“同胞遍地惨死”的现状，作为慈善机构、具有一百四十年历史、靠不动产有稳定收入的崇善堂，在资金相对缺乏的情况下，仍然组织人员和汽车，雇佣不少小工，分组作业，先城里后城外，历时四个月艰苦劳动，掩埋了十一万具大屠杀牺牲者的遗体。而且当时从事这种掩埋的，还有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程兆奇在《掩埋三题》该文收入程兆奇著《南京大屠杀研究》，第212～22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中，日本学者井上久士先生在《遗体埋葬记录不是伪造的史料》该文收入日本“南京事件调查委员会”编《南京大虐殺否定論の13のウソ》，第120～137页，柏书房1999年版。中，都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史料，证明了崇善堂、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的尸体掩埋的史料是无可怀疑的。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八个证据”是“史密斯博士的战争受害调查”。田中正明认为根据这个调查，因军事行动死亡的有八百五十人，因日本士兵的暴行而死亡的有两千四百人，被绑架（下落不明）的有四千二百人。说从这个报告的记载来看，没有发生大屠杀。
在这里，田中正明又一次故伎重演，将外国人当时不完全的调查统计作为完全数字来利用。在日军大屠杀中，被日军“灭门”而全家罹难的不在少数，对此史密斯不可能当面调查；而被屠杀者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南京当地人，而是未能及时逃走避难的外地人。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有大量外地人口从事工商业、服务业活动，他们大部分租房而居，日军侵入南京后烧杀抢掠，这些人是最大的牺牲者。人死了，房屋财产化为灰烬，史密斯及其学生们如何去当面调查？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九个证据”是“何应钦上将的军事报告”。田中正明说，当时的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何应钦在1938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其他部分都有详细的统计报告，而惟独不提日军的残暴行径。田中正明认为这表明没有南京大屠杀。
这里首先必须明确：从逻辑上讲，何应钦报告提不提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反过来说，即使何应钦在那时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则田中正明也必然设法以“中国政府的一面之词”等理由予以否定。所以，何应钦的报告与南京大屠杀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不能用来互证。何应钦为什么不提南京大屠杀，只有何应钦本人最清楚，我们现在只好推测。首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连首都都丢掉了。此事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的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耻辱。事实上，当时南京的外国人士（如田中正明提到的杜丁）就批评蒋介石、唐生智等扔下士兵自顾逃脱。所以，何应钦在国会上的军事报告中不提三十万人被屠杀事件，不无暂时回避舆论指责的考量。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和《南京事件的总结》两书中，都提到日本产经新闻社出版的根据蒋介石日记编辑的《蒋介石密录》一书中，有蒋介石1938年1月22日的日记，其中有“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伤亡六千人”一句。对此田中正明评论道：“隐瞒自己的伤亡数，夸大敌方的死伤是战时宣传的常态。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南京战果统计，敌人死伤是八万六千人，恐怕有点夸大。但蒋说六千人，未免太少了吧？”（《虚构》第206页）且不论蒋介石这话是否为右翼倾向极浓的《产经新闻》的恶意伪造。即使假定蒋介石确实说过此话，则可表明当时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官逃出南京后、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消息是多么的闭塞；同时此话也表现了蒋介石在南京战役失败后无可奈何自我安慰的心理状态。其次，当时的南京处在日军占领之下，时间长达七年半之久，国民政府对伤亡数字无法进行统计，而且这种统计本身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精力与时间，在没有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之前，何应钦在报告未提南京大屠杀，这更可说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伤亡数字的认定是慎重的，也说明后来提出的数字是经严谨的调查之所得，是可靠的。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个证据“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记录”。田中正明说中共在1938年6月发行的《军事杂志》上，虽然提到了南京战役，但没有日军大屠杀的记录；与中共干部一同起居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留下了从延安到汉口的详细的日记，其中也有关于南京陷落的感想文字，却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因之，中国方面的“‘南京大屠杀’的合唱开始于东京审判，到那时为止南京事件并不存在”。
田中正明的这个“证据”与第九个“证据”属于同一类性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当然也不可能做关于大屠杀的调查，故未提南京大屠杀。这只能表明中共的严谨态度。只有等到日本战败后才有可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详细调查，所以，南京大屠杀到了东京审判时，真相已经得以大白于天下了。有谚语云“时间是最好的证人”。南京大屠杀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可以掩盖一时，但终究会水落石出。换言之，水落石出需要时间。这再次表明，田中正明处心积虑预设的“前期资料”、“后期资料”说，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对法律和公正而言，材料不分前后，只分正确与否、可靠与否。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一个证据”是“国际联盟没有作为议题”。“第十二个证据”是“美英法都没有提出抗议”，“第十三个证据”是“美国英国的新闻媒体几乎没有触及”。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7）
实际上这三个所谓“证据”说的都是一回事。根据已有的中日学者的大量研究和史料证实，日军大屠杀大都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他们将中国人成批成群驱赶到河沟、洼地、江畔，然后扫射“处理”。这样“处理”便于尸体掩埋，或容易让江水冲入大海。而暴露在南京的主要街道上的尸体则不占多数，故短期内清理完毕。另一方面，日本占领南京初期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对南京进行了严密的信息封锁，不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在刺刀枪炮底下的中国人幸存者为保生存也不敢提供、无法提供事实真相。正如田中正明所说：一直到了“事件的第二年（1938年）夏天，美、英、法等国媒体提出视察南京战迹，日军对他们说OK，他们十五六个人乘专机到达南京”。（《总结》第224页），而这时距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半年；又如田中正明所说，国际联盟第十八次大会是在1937年8月13日至10月6日召开的，第一百次理事会是在1938年1月26日开幕的，第一百零一次理事会是在5月召开的，这些会议均在这些记者采访之后。在消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国际联盟没有将南京大屠杀作为议题，岂不是很正常的吗？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四个证据”是“没有颁布钳口令”。说日本教科书上写的“国民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是“谎言”，说当时日本军部政府都没有颁布关于“南京事件”的钳口令，而只有“流言蜚语取缔法”，也没有禁止对“南京事件”的报道。
此条“证据”更是不值一驳。众所周知，日本战时已经完全没有言论自由，新闻报道全在军国主义战时体制之下，并用一系列的法规予以强制实施。在此情况下，完全不必对“南京事件”特别发出所谓“钳口令”。因为日军在中国屠杀无辜中国人已经是家常便饭，南京大屠杀虽然数量巨大，在日本军部政府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发特别的“钳口令”，意味着实际上已经有了控制舆论和信息的全面的“钳口令”。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五个证据”是“没有目击者的‘大屠杀’”，说当时的日本记者没有谁看到过南京大屠杀，并援引阿罗健一在1986年的《正论》杂志上发表的旧日军及其随军记者的访谈来证明自己的结论。最后还把自己也摆了进来，以“笔者所看到的南京”作为证据。
田中正明的“没有目击者的大屠杀”，完全是欺世之谈。“目击”到南京大屠杀、如今见诸于文字资料的，不知凡几。例如，著名的东史郎先生不是目击者吗？然而田中正明等日本右翼分子对此一律采取不承认的蛮横态度，并指这些目击者为“污蔑”，为“损害皇军名誉”。这样将目击者抹杀掉了，在田中正明眼里就“没有了目击者”。同时，田中正明又搬出了阿罗健一在80年代对原侵华日军及随军记者的采访作为依据，说他们都“没有看到屠杀”。采访那些死不反省的侵华分子，让他们来作证明，则无异于作伪证，结果当然只能是“没看到大屠杀”。问题是，田中正明早在《虚构》一书中，就表示“后期资料”不可信。这些对老兵的采访文章难道不是田中正明所说的那种“后期资料”吗？这前后的矛盾，说明了田中正明“证据”到此处，仍然无法掩盖南京大屠杀真相，只好顾头不顾尾了。最后甚至把自己也拿出来作“见证人”，实在是自欺欺人的拙劣伎俩而已。
总之，田中正明是日本右翼分子中大屠杀抹杀派的代表。他将其后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投注于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辩护、对日本战犯的美化、对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的抹杀。他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南京事件的总结》等书中，表现了一个抱着为侵略战争免罪、为战后被处死的松井石根等战犯复仇的强烈冲动，显示了为掩盖罪行而不择手段的那种病态的顽固与执拗。田中正明这种献身于“抹杀”事业的执著“精神”、他在实施其抹杀“作业”中所使用的手法、所寻找的“空子”、所提出的论点、所下的判断，所做的“总结”，为后来的右翼抹杀论者们——如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小林善纪等人——悉数继承，并“发扬光大”。而且从抹杀论者的手段伎俩与“水平”上看，田中正明的后继者们，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田中正明。可以说，田中正明及其抹杀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形成的日本右翼文人南京大屠杀抹杀思潮的一个源头。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幻》（1）
到了20世纪90年代，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小看的右翼思潮。除了以上各章提到的之外，还有铃木明、富士信夫、板仓由明、畝本正己、大井满、东中野修道、阿罗健一、田边敏雄、北村稔等一批右翼文人，或撰文著书，或举行公开演讲，或在电视台露面讲话，形成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的大合唱。
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思潮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8月底至12月，朝日新闻社资深记者、著名作家本多胜一（1932～）从中国采访归来后，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了他在中国的采访录《中国之旅》。《中国之旅》依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击者的亲口诉说，记述了大量真实具体的事例，并配以图片，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做了如实的揭露，从而在日本社会及一般读者中引起了一定震动，也使日本一些侵华老兵以及日本右翼势力难以自安。如果说田中正明在50年代初写书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最初动机是为其崇拜的偶像铃木明《南京大屠杀之幻》书影
松井石根翻案和复仇，那么，70年代从右翼文人铃木明开始的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思潮，直接的触发点则是对本多胜一以及《朝日新闻》的反弹。
第八章作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杀抹杀论铃木明是第一个站出来反驳本多胜一、为南京大屠杀“辩诬”的人。此人1929年生于东京，毕业于立教大学，曾在“东京放送”《调查情报》任编辑长，后成为自由撰稿人。1972年，他在右翼刊物《诸君！》四月号上，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之幻》原文为《“南京大虐殺”のまぼろし》。其中“まぼろし”一词的当用汉字是“幻”字。涵义是“虽然有人说见过听过，但现实中是否存在还不能确定”（据三省堂《新明解国语辞典》）。中文难以翻译，故直接移译为“幻”较为稳妥。。次年3月，铃木明《南京大屠杀之幻》及此后发表的其他文章合为一集，以《南京大屠杀之幻》（以下简称《幻》）的书名，由文艺春秋社出版，成为70年代后第一本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书。《幻》包括《南京大屠杀之幻》《向井少尉为什么被杀？》《走向南京之路》《南京?昭和12年12月》《中岛师团长干了什么？》等五篇采访文章。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是采访中国受害者与目击者而写成的，铃木明在《幻》中的材料则完全是对当年参加“南京战”的日本各地旧军人的采访，并以他们的回忆与陈述为主要内容，另加铃木明本人的评论与推测。以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罪犯的回忆为依据，来抹杀南京大屠杀，其可靠性、说服力从根本上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必定会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
《幻》中影响最大的一篇当属《向井少尉为什么被杀？》。铃木明似乎很明白，要否定或淡化日本侵华罪行，就首先要否定和淡化南京大屠杀，而要否定南京大屠杀，则要首先对当年被日本报纸广泛宣传、后来本多胜一在《中国之旅》中再次提到的“百人斩”——两军官在中国的杀人比赛事件予以否定。《向井少尉为什么被杀？》的主旨就在于此。铃木断言，所谓“百人斩”纯粹是《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浅海一男杜撰出来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之言”。铃木明根据的是当年“百人斩”的凶手之一向井少尉的申诉书。该申诉书称：当时的记者浅海一男要找一个“有趣”的消息写一写，并说想把向井写成“勇士”，于是向井答应给他提供素材，浅海就据此写出了“百人斩”。这种拙劣的辩解在当时即被法庭否决，“百人斩”的两位犯罪分子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因而被判处死刑。铃木明却又把早就被否决的、漏洞百出的犯罪嫌疑人的申诉和辩解，再次作为主要依据来翻案，则根本就没有说服力。假如像“百人斩”这样被当时的日本媒体反复转载和宣传、几乎家喻户晓的“勇士”新闻都是假造的，那么，可以想象日本当时的所有的战时新闻则全都是假造的。而在当时严酷的军国主义言论控制下，编造于日军不利的假新闻，恐怕《东京日日新闻》不敢，记者浅海一男更不敢。尽管该报道文章中不排除铃木明所谓的“军国主义流夸大的表现”，但两个凶手提着沾血的大刀，得意洋洋的并肩合影留念，这是可能被“夸大”的吗？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铃木明试图抹杀“百人斩”之后，不少右翼人士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做抹杀文章，其途径和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例如日本右翼文人、以夸耀日本民族的优越性而著称的山本七平（1921～1991）专门为否定“百人斩”写出了一本书，题为《我眼中的日本兵》。此书被认为是关于“百人斩”的篇幅最大、最详细的书。但话说的再多，也难以抹杀事实。从其中的《日本刀神话的实态》《不适应白刃战的日本刀》等文章中，可以看出山本七平为抹杀“百人斩”确实绞尽了脑汁。例如他竟在“日本刀”上做文章，说日本刀不是“实用品”，而是“工艺品”，“在实战中用了一次就成了废品”，所以用日本刀杀不了那么多人。这两篇文章收入山本七平的文集《私の中の日本軍》，文艺春秋社1976年版；1997年又收入《山本七平ライブラリ》第2卷。日本固然有作为“工艺品”的“不实用”的日本刀。但侵华日军竟然把这种无异于儿童玩具的、管看不管用的日本刀随身带到中国战场上来，恐怕是山本七平先生的“想象的游戏”吧。中国学者程兆奇先生在《再论百人斩》一文中，援引已故日本刀博物馆副馆长、日本刀专家佐藤寒山（1907～1978）在《日本刀概说》中的话：“日本刀的特色被公认为实用，是因为（1）不会折断，（2）不会弯曲，（3）而且特别锐利。”程兆奇《再论日本刀》，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这足以证明山本七平所谓的“日本刀是工艺品”是在向读者撒谎。然而用日本刀杀不了几个人的荒唐的结论在此后竟被抹杀论者多次援引，来证实“百人斩”在“物理学”上的不可能。可见抹杀派为了达到抹杀的目的，简直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幻》（2）
《南京大屠杀之幻》出版后，铃木明仍坚持不懈地努力做着抹杀工作。1987年，他抱着为“抹杀”搜集材料的目的，来到中国，并参观了南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到1999年，他又出版了一本新书，题为《新?南京大屠杀之幻》，显然是具有《南京大屠杀之幻》的续编的性质，但他的抹杀手法做了一些改变，自称“不使用日本的材料，不会见日本人，只使用在中国出版的资料、只询问中国人，来写一本新的《南京大屠杀之幻》”铃木明《新?南京大虐殺の幻》，第507页，飞鸟新社1999年版。。他在有关中文资料中寻找一些他认为可以用来质疑南京大屠杀的材料，特别是从不同中文资料的相互不一致的记述中，寻找可钻的空子，往往望风捕影、肆意邪推。比如，在第十三章中，他认定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澳大利亚人田伯烈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立场不够中立，其《外国人所见日本军暴行》一书实际上是他与国民党宣传部的人一起写的。铃木明《新?南京大虐殺の幻》，第289～295页，飞鸟新社1999年版。诚然，任何一个人当时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都不会绝对“中立”，除非他丧失了正义感。从法理上看，一个杀人犯罪现场的目击者，怀着对罪犯的愤慨而挺身为受害者作证，他没有在罪犯与受害者之间保持所谓的冷血的“中立”，但他的作证却是真实有效的。因而，以田伯烈跟中国有何关系，来证明他所目睹的事实不可靠，是徒劳的。纵观铃木明的这部新书，凌乱琐屑，推测、感想与史料相混杂，“抹杀”无效，只是平添了许多的“幻”而已。至此，铃木明的蓄意抹杀，显然是走进了死胡同。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阿罗健一搜罗的所谓“证言”（1）
在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幻》出版之后，接着仍用同样的采访日本侵华日军官兵的手法来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是一个阿罗健一《南京事件?48个日本人的证言》书影名叫阿罗健一（1944～）的右翼文人。他从1984年到1986年，对参与侵略南京的六十七个日军官兵进行了联络，当面采访了其中的三十五人，又与十一人进行了书信联系，并把对这些人的采访整理成了一本书，题为《纪闻?南京事件》，1987年由图书出版社出版。到了2002年，阿罗健一又对该书做了补充，采访的人增加到四十八人，书名也改为《“南京事件”?48个日本人的证言》（以下简称《证言》），由小学馆收入“小学馆文库”出版。阿罗健一为《证言》所写的“后记”带有结论的性质，现摘要译述如下：
面对转遍了南京、对各处情况都有所目击的日本人的证言，我们的脑子里浮现出怎样的印象呢？
在南京，见过所谓“南京大屠杀”的人，四十八人中没有一个。这是第一点。从那之后过了九年，在东京审判中提到南京暴虐事件的时候，几乎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其次，从四十八人证言中，可以看出没有对市民和妇女的虐杀，特别是对于妇女儿童的虐杀，谁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有人不断地讲：南京到处都是尸体，道路上沾满了血迹。然而，从四十八人的证言中，完全看不到。东京审判所说的那种悲惨的事情，恐怕是架空的。
对于一般市民是这样。但对军人稍稍有点不同。
对于中国兵的处断场面，有几个人看到过。把中国兵赶到扬子江上射杀，或者在城内射杀。在进攻南京的途中也有人见过这样的场面。扬子江江面上过了许久之后仍有被处断的许多尸体。由此推察，所谓南京事件，就是对中国兵的处断了。
虽说如此，大多数证言者认为，说这就叫屠杀，那就未必正确。那不值得大惊小怪。那是战争、是战场。
（中略）四十八人的证言者中有军人。从他们的证言来看，没有人对中国兵特别地虐待。（中略）
如证言中所讲，中国兵拒绝投降，打算和日本军队战斗到底。即使被打得走投无路，也不投降，不打算当俘虏。到了最后阶段，中国兵脱掉了军服，混入市民中。中国兵脑子里没有战时国际法的概念。
另一方面，对中国兵加以处断的日本兵，对这种事情也没有隐瞒，其中也有故意让媒体记者看到的场面。因为士兵们认为对中国兵的处断是战斗的继续，没想到后来被指为虐杀。
那么，对中国兵的处断，从战时国际法的角度怎么看呢？
现在的研究者，看法不一。
一种看法，认为司令官逃亡，中国兵脱掉军服，藏起武器、混入市民中，这种情况下不能把他们看作俘虏。日本不应该受到指责。
相反，另一种看法认为，到了最后中国兵应该受到人道的待遇。处断是违反战时国际法的。
还有人认为，即使处断，也得经过军法会议通过，这样就无可指责了。
总而言之，所谓南京事变，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兵的处断。
由于是战场，悲惨的场面也有若干。试图逃跑的中国士兵中，也有从城墙上掉下来摔死的。可是，既是战场，这也是平常的光景。四十八人证言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此。阿罗健一《“南京事件”日本人48人の证言》，第314～316页，小学馆文库2002年版。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阿罗健一搜罗的所谓“证言”（2）
在这份“后记”乃至《证言》全书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阿罗健一的采访不是客观公正的学术行为。他所选的四十八个人竟然全都异口同声地否定大屠杀的存在，与现在已经编辑出版的日本同类资料集，哪怕是从抹杀的角度编辑的“谐行社”出版《南京战史资料集》也很不一致，这不符合战后日本老兵对战争看法的总体情况。现有大量资料表明，战后日本老兵反省侵略战争的虽然不占多数，但也有一部分人是有所反省的。阿罗健一的这种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异口同声，其本身就是他主观偏见的最好证明。这种从作者的意图出发来选择采访对象的做法，本身就不可靠，而得出的结论又是百分之百否定大屠杀，就更暴露出其露骨的抹杀论的倾向性了。
阿罗健一所搜罗的四十八人的证言，是战后不思悔改的军国主义余孽的自我漂洗，当然丝毫不能推翻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血案，因此不必一一反驳。但我们仍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阿罗健一难以掩饰的若干真相。阿罗健一的结论是没有对平民的大屠杀，但不得不承认有对中国兵大量的所谓“处断”，而且说大量的中国兵是脱掉军装混到老百姓中间的。然而在所谓“战场”上——请注意：受访者和阿罗健一仍把被占领的南京视为“战场”——日军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怎会仔细分辨哪些人是军人、哪些不是军人，哪些是俘虏、哪些不是俘虏呢？现有大量的史料表明，在攻入南京城之后的至少半个月内，侵华日军没有分辨兵与民的耐性，事实上也难以分辨。关于无差别虐杀俘虏的问题，连“抹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大井满也不得不承认：“结果，有在追击战中被射杀的，有虽表示投降却又被射杀的，还有虽投降了还表现出反抗之意而被射杀的。总之是在激烈战斗中，要将这些加以明确区分是不可能的。似乎只有将他们一视同仁了。”（见《仕組れた“南京大虐殺”》第200页，展转社1996年）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是将军人与市民混杂的人群，统统作为军人一起“处断”了事。许多场合的大屠杀实际上就是假借着“对中国兵的处断”而进行的。后来又借着所谓“兵民分离登录”将国际安全区内的“中国士兵”——实际上包括并非士兵的绝大多数青壮年——都挑出来，并统一“处断”了事。
且不说这类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是滔天大罪，就是“处断”无意抵抗、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也是极其严重的犯罪行径。为什么？就因为日本军队是入侵者。侵略中国、攻入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本来就犯大罪了，而大规模屠杀原本抵抗侵略、后来无力抵抗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那就是罪上加罪；而且不光是屠杀这些士兵，还屠杀无辜市民，更是罪不可恕。
对日本侵略中国毫不反省的阿罗健一等日本右翼分子，把“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大前提故意隐去，把日本军队的入侵与中国军队的抵抗所引起的战争，看成是一种没有正邪之分的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战争。这表明在日本战败几十年后，这些日本右翼分子仍然没有从侵略战争中道德沦丧、人道缺失、良知麻痹的精神状态中恢复过来，抑或根本就无法恢复。可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还不知羞耻地动辄侈谈什么“国际法”。阿罗健一在《证言》后记中反复说到“战时国际法”，把日本军队说成是懂得并遵守国际法的模范，并特别提出“中国兵脑子里没有战时国际法的概念”。这简直是拿“国际法”开玩笑。请问阿罗氏：日本军队浩浩荡荡、派遣大军飘洋过海入侵中国，攻占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先是用战斗机野蛮轰炸，然后入城实施屠杀，是根据哪一条“国际法”？日本人侵略祸害中国前后达七十多年，什么时候把“国际法”放在眼里过？“国际联盟”曾多次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日本又何时在乎过？日本侵略中国本身就是最严重的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径，而作为野蛮的侵略者还侈谈什么“国际法”，岂不等于一个杀人犯在搞道德讲座？！历史事实早就证明，中国人、中国军队才是真正懂得、并严格遵守国际法的。连坚持认为“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的前野彻（1926～）先生，在其《战后?历史的真实》一书中，也这样写道：
中国在蒋介石的“以德报怨”的方针下，〔对日本的〕领土要求、赔偿要求一律放弃了。对于杀害了很多自国国民的日本军人，也不加害，而且很快让解除了武装的日本人回到自己的国家。托中国的福，出兵中国的日本兵，最早得以安全回到故乡。而在南方（此处指南洋各国——引者注）很多的日本军人被作为B、C级战犯受到惩处，被处以死刑。而最大的受害国中国却赦免了一切。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
当时还少不更事的我也觉得纳闷。如果中国说九州是中国的领土，那也没有办法。日本人都是这么想的。
与被扣押在苏联的那些先辈形成对比，出兵中国的先辈们对于中国的宽大之恩无限感激。象棋界的升田幸三先生、小说家山冈庄八先生在中国出兵组也对我说：“不能忘掉中国的恩情啊。一定要把这些告诉子孙后代们！”前野彻《戰後?歷史の真實》，第127～128页，扶桑社文库2002年版。
当年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不仅无条件地宽大和释放了犯有一般侵略罪责的日军官兵，而且放走了罪大恶极的战犯冈村宁次，接着又放弃了对日本索取战争赔偿。这其中当然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与难言的政治动机，并不符合当时深受日军祸害的中国人民的主流民意。但仅从伦理学的角度看，这的确是出乎日本人意料的“以德报怨”。如果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按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的逻辑，对放下武器的日军实施屠杀以示报复，不能说违背情理。但中国人没有那样做。这除了中国人的善良美德之外，也是因为中国人懂得“国际法”，包括阿罗健一说的“战时国际法”。不仅懂得，而且模范地加以遵守。相比之下，阿罗健一采访的那些本来受到中国人宽大而顺利归国的日本老兵，却违法犯罪成性，在垂暮之年仍不认屠杀的老账。对这些老兵而言，蔑视“法”不用说，在道德伦理上就已经彻底沦丧了。对中国宽大政策不领情、不知恩，对侵略罪行的不忏悔、至今还欺瞒作伪的行径，已表明他们作为最丑陋的那部分日本人，在人格上也已经无可救药地堕落了。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畝本正己与富士信夫的抹杀论
除了阿罗健一这样通过采访侵华老兵达到抹杀南京大屠杀的目的之外，还有若干田中正明那样的老兵出身的人，自己跳出来，以当事人、见证者的特殊身份，炮制抹杀文章。其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畝本正己，一个是富士信夫。
畝本正己在当年日军攻入南京时，是独立轻装甲车队的小队长，战后曾任防卫大学教授。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于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作业”中。他加入了主要由侵华老兵组成的“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参与编辑出版《南京战史资料集》及《南京战史》（偕行社1989年）。其中，《南京战史资料集》将侵华老兵的有关日记、从军记有选择地编辑起来，出发点当然是为了抹杀南京大屠杀，但即使如此，其中的不少文字仍直接和间接地透露出日军暴行的信息，这就证明事实无论怎样掩盖也盖不严实，因而该资料集有时也被揭露大屠杀暴行的学者所征引。1992年畝本正己出版专著《史实的歪曲》（阁文社），就是试图从侵华日军的日记等所谓“一级资料”入手，否定屠杀的存在。他1998年出版的专著《真相?南京事件?拉贝日记的检证》（文京出版）针对影响很大的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拉贝日记》一书加以证伪，想方设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证实《拉贝日记》是“事实无根的编造”。此前早有田中正明等将《拉贝日记》斥为“难以令人相信的反日的书”，此次畝本正己以专著的形式，对这个结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他首先称拉贝所供职的西门子公司与中国关系密切，说拉贝还受到了持“亲中姿态”的德国驻华大使维克特的影响，以说明拉贝不可能在中国与日本之间保持中立的立场，然后对《拉贝日记》的有关记载一条条地进行证伪。对此，中国的南京大屠杀问题研究专家程兆奇先生曾撰写了专门的长文，对畝本正己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读者可以参阅。程兆奇《〈拉贝日记〉是“无根的编造”么？》，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