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谁把这个国家弄成这样”中，谷泽永一又写道： .6
富士信夫（1918～）也是旧军人出身。此人1938年毕业于海军学校，1939年加入海军练习航空队做飞行生，1941年在霞关航空队司令部工作，1944年为海军少佐，1945年任台湾第29航空战队参谋。据说他在战后作为法庭工作人员曾旁听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即东京审判的全过程，这也为他此后围绕东京审判做翻案文章，打下了基础。
1988年，富士信夫的《我所见到的东京审判》（上下卷）出版，该书对东京审判的全过程，包括开庭、罪状认否、检查方的立证、辩护方的立证、被告的个人立证、检查方的反驳立证、辩护方的再反驳立证、辩护方的最终辩论、检查方关于辩护方的最终辩论的回答、判决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叙述，但绝不是客观的叙述。富士信夫在结语部分，对东京审判的公正性进行了全面否定，断言“判决未基于事实”，断言审判中收集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的证言“完全不可信”；说所谓“屠城”是中国人的固有思想，“只要中国人抱有这种思想，那么日本方面无论怎样对中国大声说：‘南京大屠杀事件是虚构的’，都无济于事”；富士信夫《私の見た東京裁判》（下），第572～573页。讲谈社学术文库1988年版。认为东京审判中同盟国试图给全世界留下一个尊重法律的印象之目的，并没有实现，并“遭到了必然的失败”。他与田中正明一样，对来自印度的帕尔法官的关于日本无罪的判词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东京审判史观”就是把日本过去的一切行为视为侵略、视为犯罪，视为恶的历史观，“这个‘东京审判史观’本身对今日的日本仍有极大的恶劣影响”。
《我所看到的东京审判》出版十年后，富士信夫又在此书的基础上写成了一本新书，题为《“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东京审判的欺瞒》，以“南京大屠杀”为中心，对东京审判进一步做出了彻底否定。实际上这本书的许多内容与《我所看到的东京审判》雷同，只不过在材料的剪辑方面稍见凝练，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主题更为放大而已。渡部升一在该书广告词中称：“富士氏的这本书从东京审判的检证中暴露南京大屠杀之虚构，是弥足珍贵的。”见《“南京大虐殺”こうして作られた》封面护封。富士信夫在该书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作为具有常识的日本人，我在阅读、检察、辩护双方提出证据时，确实感到检查方提出的证据中包含了大量的歪曲、夸张和虚妄，同时感到辩护方提出的证据中，合情合理的记述很多。”这当然只是富士信夫的“感觉”而已。抱着为侵略战争及南京大屠杀翻案的动机，要推翻一个公开、公正的世界性审判做出的结论，除了可以为日本右翼作心理安慰之用外，毕竟是徒劳无益的。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一种思潮（1）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明显地进行了新老两代的更新换代，而且抹杀论者的身份背景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老一代的抹杀论者如田中正明、畝本正己、富士信夫等大都是旧军人的身份，到了90年代中期，非军人背景的大屠杀抹杀论者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其中既有松村俊夫松村俊夫（1926～），此人没有学术研究的任何训练和经验，从公司退休后，写出了他唯一的一本书《对“南京大屠杀”的疑问》（原题《南京大虐殺への大疑問——大虐殺外国材料を彻底分析する》），由展转社1998年出版。作者因断言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是个“假证人”，而受到夏淑琴本人的“侵害名誉”的起诉。那样的退休的公司职员，也有板仓由明板仓由明写了《彻底检证?南京事件的真实》（原题《彻底檢证?南京事件の真實》，由日本政策研究中心事业部1991年出版）、《确实如此：南京事件》（原题《本当はこうだった南京事件》，由日本图书刊行会1999年出版）等书。他的“彻底检证”与“确实如此”的结果，是说日军在南京只杀过一万人，这似乎比那些将大屠杀一笔抹杀的“抹杀”派要“好”些，但实际上只是五十步百步之差，本质上与抹杀派没有多大区别。、大井满大井满出版了《编造的“南京大屠杀”》（原题《仕组まれた“南京大虐殺”》，展转社1995年出版），从叙述南京战“战史”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进行歪曲和否定，最后还对所谓“南京大屠杀谎言”形成的根源做了分析，对“进步的文化人”、东京审判、日本的新闻媒体的有关宣传报道进行了攻击。那样的民间人士，而其骨干力量，则是现任大学教授。如本书在以上章节中已经剖析过的、散布南京大屠杀抹杀言论的中村粲、藤冈信胜、渡部升一、谷泽永一、小室直树等都是大学教授。更有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立命馆大学教授北村稔北村稔（1948～），主攻中国近现代史，著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研究》等书，近著《“南京事件”的真相》（原题《南京事件の真相——その实像をまとめて》），作为“文春新书”由文艺春秋社2001年出版。该书与其他右翼学者的书不同之处是，极力显出学术研究的客观姿态，貌似冷静，甚至在后记中声称要从邓小平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立场研究“南京事件”，在书后列出的参考书中也没有列出抹杀派的论著。但通观该书，他只不过是对此前右翼抹杀派提出的一些基本论点，刻意加以学术性的包装。尽管他似乎暂时还没有参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之类的右翼组织，但属抹杀派无疑。等抹杀派的新人，还有以画漫画为业的小林善纪。抹杀论者不仅在构成上多样化，抹杀的方式、途径也趋于多样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抹杀论的组织化。本书在以上章节中提到了1995年由藤冈信胜发起成立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1997年由西尾干二发起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成为90年代中期后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重要据点。活跃在其中的骨干人物有藤冈信胜（详见本书第五章）、漫画家小林善纪（详见本书第九章）、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等人。
90年代中期后抹杀论进一步猖獗，除了日本金融危机加深导致经济“大不况”、日本政治整体的保守化趋势加重这样一种综合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氛围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触因。首先，美籍华人女作家、学者张纯如女士张纯如（1968～2004），美籍华人女作家，南京大屠杀问题研究者,著有《中国人在美国》和《南京暴行》两书。自从她的《南京暴行》一书出版后，数年来不断受到怀疑是日本右翼人士的恐吓信和骚扰电话，不堪其烦，2004年11月9日饮弹自杀。有些媒体认为她的自杀与日本右翼的威胁和骚扰有关。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所引起的抹杀论的反弹。张纯如撰写的《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1997年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据说十二次重印，发行量超过十二万册，这使日本的大屠杀抹杀论者坐卧不安。藤冈信胜和东中野修道合写的《〈南京暴行〉的研究——中国的情报战的伎俩与战略》一书，称张纯如的书是“中国人特有的反日宣传的书，是煽动性的宣传……是战时宣传战在六十年后的再现，是中国的情报战的产物”。他们断言，南京大屠杀二十万、三十万人之说，是美国占领军通过东京审判对日本进行“洗脑”的宣传，张纯如的书在美国成为畅销书，是美国宣传战的再现。他们认为，如果对此听之任之，“让中国的情报战略得逞，就会剥夺日本的自豪，就会让战后的历史在今后重演”。出于这样的维护日本人的所谓“自豪”的考虑，藤冈和东中野慌忙写成此书，对张纯如的著作大加反击。同时，日本其他右翼团体也与藤冈、东中野的论调相呼应，例如，一个名叫“日本青年协会”的右翼组织在其机关刊物《祖国和青年》1998年9月号上，举办了一个题为《反日国际保卫圈如此形成》的专栏，发表了《国际反日组织的女将张纯如》《中国的目的是制造日美分裂——“南京大屠杀”宣传的背后》等文章。再如，1999年7月，《SAPIO》杂志1999年7月14号开辟了一个特辑，名为《日本为什么被当成靶子：“南京大屠杀”的宣传谋略》。在此特辑中，浜田和幸称：“支援张女士的团体背后，有中国政府。”铃木明、井泽元彦称：“围攻日本的‘南京大屠杀’这场牌，是美国做出来的，然后递给了中国。”还有人指出：“中国的这场‘战争游戏’的目的是使日本无力化，然后由它来支配亚洲”等等。
总体上看，近年来以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为首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是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核心阵地。1998年以后，他们为抹杀南京大屠杀进行了种种政治与社会活动。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一种思潮（2）
1998年初，藤冈信胜及“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组成了一个附属组织“宣传性照片研究会”，目的是“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伪造影像、伪造照片加以分析”。右翼分子很清楚当年拍摄的有关图片资料对南京大屠杀有着特殊的证实作用，所以从田中正明的《南京事件的总结》开始，就不断提出“伪造照片”的问题。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又抓住张纯如著作及其他有关著作在图片解释、使用上的不尽一致之处，而断定这些图片资料是拼接和“伪造”的。在此“宣传性照片研究会”的影响与推动下，以自民党地方议员为中心结成了所谓“考虑和平资料馆问题的自治体议员网络”，目的是要求“纠正战争博物馆中的偏向”，认为那些暴露日本侵略行径的历史图片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要求把这些图片从日本各地的各种“和平纪念馆”、“战争纪念馆”中撤下来。同时，由于有关日本学者、记者和作家撰写、揭露日军暴行的著作为铁的事实，几乎无可辩驳，他们便在其中的资料照片上大做文章。例如，著名作家森村诚一的揭露日军“731”细菌部队的《恶魔的饱食》（光文社）、“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写的《新编三光》（光文社）、笠原十九司教授的《南京事件》（岩波书店）乃至美国作家张纯如的《南京暴行》，都被右翼分子挑出图片使用上的问题。右翼分子利用《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纸和《正论》、《诸君！》、《SAPIO》等杂志，对有关作者发起猛烈攻击，并以所谓照片使用不当为理由，否定其全书的可信性，有的出版社不堪压力而被迫将未销售的书撤架收回。
不仅如此，藤冈信胜还和一批右翼的东京都议会议员们，策划组织“思考东京和平之市民会”，并受到右翼倾向严重的发行量名列前茅的报纸《产经新闻》的支持，对那时正在拟议中的“东京都和平祈念馆”的计划展出内容进行干预，不同意该馆展出那些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内容。到1999年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后，“东京都和平祈念馆”便被完全冻结。
1998年6月12日，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中村粲、小山和伸（神奈川大学教授）等人，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上举行记者招待会，面对三十多名记者，极力主张“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攻击张纯如的书歪曲事实、使用伪造的图片资料。
1998年8月1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主办的题为“‘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的集会在东京大学召开，田中正明、犬饲聪一郎、东中野等人参加，东中野作了演讲，对张纯如的著作进行了攻击。自此以后，东中野修道等在日本各地经常举行类似的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演讲。
1998年9月26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又搞了一场集会，题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张纯如的《南京暴行》是怎样伪造历史的？”在东京新宿的三省堂文化会馆举办。藤冈信胜做了《宣传性照片的真面目》的演讲，东中野、犬饲聪一郎做了《〈南京暴行〉完全破产》的演讲。
1998年12月12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主办的题为“情报?思想战怎样进行的”集会，在东京大学教育系举行，藤冈和东中野作了报告。他继续鼓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以美国为舞台展开“情报战”，断言这是“反日谋略作战”，并将抹杀“南京大屠杀”作为“情报战?思想战”来看待。
1999年7月31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主办的藤冈、东中野合著的《〈南京暴行〉研究》一书的出版纪念会在东京的九段会馆举行，同时举办了题为“对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以最后一击”的“连续演讲会”，据称参加者有一千多人。讲演者东中野修道的讲题为《张纯如的〈南京暴行〉的研究》，藤冈信胜的讲题为《作为反日宣传的“南京大屠杀”》，西冈香织（军事史研究者）的讲题为《从报道战线所见“南京事件”》，色摩力夫（浜松大学教授）的讲题为《从战时国际法所见“南京事件”》。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及“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员，还将否定南京大屠杀加以“运动化”，以县为单位，在日本全国各地建立起了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地方组织，一般起名为“思考南京事件真相××县民会”。藤冈、东中野在这些组织中频繁进行抹杀演讲与宣传。同时，这些右翼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承认南京屠杀史实的学者及市民团体所进行的合法的学术文化活动。例如，1999年10月，千叶县的市民团体准备在千叶县的柏市市民文化会馆放映由中国拍摄的历史资料影片《南京1937》（导演吴子牛，1995年出品），而“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及“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下属的“思考南京事件真相的千叶县民会”，便对市政当局施加压力，要市政府不要提供场馆，结果放映只得取消。该片计划在横滨的电影院放映时，右翼分子上台撕破了银幕，并在街头开动宣传车对上演加以野蛮阻止，最后也只好取消放映计划。《南京1937》在其他地方的遭遇也都如此。迫于右翼的压力，该片至今在日本一直无法放映。在一个号称“言论自由”、甚至“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是世界上言论最自由的国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报告及“世界无国界记者协会”历年报告语）的日本，其“言论自由”竟然如此！藤冈信胜及“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一直标榜的“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对于日本学者的相反的意见，他们也极力封杀和压制。如1999年10月，在山形县计划举办“《南京1937》讲演与电影集会”，并邀请日本著名学者、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笠原十九司教授作演讲，结果仍遭到“思考南京事件真相山形县民会”的胁迫和压力，组织者顶住压力使演讲如期进行，市政职员对会场严密警戒，笠原十九司由“机动队”保护着进行完演讲、并在机动队守护下离开会场。2000年2月，作为对笠原十九司教授的回击，东中野修道也在山形县举行了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演讲会。不用说，东中野的演讲时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和威胁，也不必有任何保护。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日本当代社会右翼化的严重倾向。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一种思潮（3）
2000年1月23日，在日本右翼势力的策划下，“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集会”在大阪举行，以“和平”为目的而建造的“和平大阪”为会场，集会的中心内容是听取东中野修道的抹杀演讲。此前，中国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强烈要求取消这次集会，但日本方面置若罔闻，使这次右翼大集会得以举行。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1月24日，中国南京市民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广场集会，对日本的大阪集会表示强烈抗议和愤慨。
2000年8月，“思考南京事件真相琦玉县民会”，在浦和市集会，集会名称为“定说现在被颠覆——‘南京虐杀彻底检证’琦玉县民会”，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两人做了一唱一和的演讲。该集会的宣传广告中写道：“尽管先前的大战过去了五十五年，但以中国、韩国为首、一部分美国的议员也卷入其中，无端提出了伴随着赔偿要求的‘战争责任’问题，而且声势越来越大。南京事件作为象征常常被利用，以干预日本的外交等各项政策、严重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为了打破这一现状，就要检证真实、了解争论，为此县民志愿者举行集会。”这段广告词充分表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及其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等日本右翼分子，已经完全将“南京事件”政治化了。
2000年10月，东中野修道在所供职的亚细亚大学发起成立所谓“日本‘南京学会’”，并就任“会长”。该学会指南声称“本学会是为超越见解的分歧，作为学术研究交换意见之场所而建立的”。但实际上，该会的二十多名顾问理事等均为抹杀论者，同时还笼络不完全抹杀南京大屠杀，但将屠杀数字大为缩小的研究者——例如秦郁彦秦郁彦（1932～）是“南京事件”及日本近代史有影响的研究者，现任拓殖大学教授。他在《南京事件》一书中认为日本在南京只杀害了四万人，被称为“虐杀少数派”。加入东中野的这个“日本‘南京’学会”后，秦郁彦与“抹杀”派来往密切，并常常在一起发表有关“南京事件”的“对谈”。。“日本‘南京’学会”除频繁举办研究会、演讲会等活动外，还创办了学会刊物《日本“南京”学会年报》，专门发表抹杀论者的言论。而这些活动又与东中野所在“亚细亚大学”的支持有密切关系。“亚细亚大学”是侵华战争时期做过政府文部大臣、战后被作为战犯拘押、并被开除公职的太田耕造在战后创办的、以战时的“大亚细亚主义”为基本理念的私立大学，而现任大学理事长日本私立大学的“理事长”（又名“总长”）一般是学校的法人代表和最高决策者，“学长”（校长）等管理人员均由理事长招聘任命。的濑岛龙三是曾任日本侵华关东军参谋、后在日本政界商界十分活跃的右翼人物。早在70年代，濑岛龙三就在美国的大学做过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的系列演讲，是继林房雄之后较早为“大东亚战争”翻案的人。他的这些演讲到了1998年整理成《大东亚战争的实相》一书，在日本正式出版发行。书名为《大東亞戰爭の實相》，PHP研究所1998年7月初版，2000年又出版文库版。关于濑岛龙三的详细情况，可参见共同通信社社会部编《沉默のFILE——“濑岛龙三”は誰か》，共同通信社1996年初版，新潮社新潮文库1999年版。在这样一所由右翼势力控制的大学中，东中野的抹杀活动得到了全面支持是很自然的。据他在《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后记中称，他的研究得到了该大学“特别研究费”的资助。
五、新一代抹杀论者的“旗手”东中野修道
由以上评述可以看出，在近年来的南京大屠杀抹杀“作业”中，最积极和最活跃的人物，就是东中野修道。可以说东中野修道是日本右翼文人中新一代抹杀论者的“旗手”。
东中野修道（1947～）1971年毕业于鹿儿岛大学，1977年在大阪大学读“博士课程”，现任亚细亚大学法学部教授。他的专业自称是“日本思想史”，在此方面出版过《社会思想史的历史十八讲》《东德的社会主义体制研究》《国家破产——东德社会主义四十五年》等。前者是一本讲义式的普及读物，后两书重复很多，实际上是同一本书。因而，东中野在日本思想史及东德研究方面几乎没有建树。笠原十九司教授在谈到东中野的学问问题时说：“虽然有两本书，我当初认为他是东德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者，但问了好几个德国现代史研究者，他们都没有听说东中野这个人……其知名度低得几乎近于无名”。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日本人》，第175页，柏书房2002年版。这位在思想史方面研究不出东西的东中野，却凭着他在政治上的嗅觉，偶然而又必然地加入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行列。据他在《〈南京暴行〉研究》的后记说，有一次参拜松阴神社时，遇到了一位据说是参加过南京战役的旧日军大队长代理，从他嘴里听说“南京大屠杀，我没听说过，也没见过”，东中野称“这句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成为我这个门外汉进入南京研究的契机”。这可以说是一个偶然，但也是必然。东中野在社会思想史的论述及东德社会主义研究中，就表现出了右翼政治倾向和露骨的反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由对日本战前的右翼国粹主义的颂扬，自然转化为对日本战败的反抗、对抗战取得胜利的中国的敌视、乃至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仇恨与蔑视，这是一个必然的逻辑过程。与渡部升一等老牌右翼文人一样，他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等书中，继续故意使用“支那”、“支那人”这一蔑称来称呼中国及中国人，就表现出他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蔑视。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一种思潮（4）
对中文一窍不通、对中国历史文化近乎无知的东中野，如何研究“南京事件”呢？他在《〈南京暴行〉研究》的后记中，曾交代了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他写道：
在“南京屠杀”有还是没有这个问题上，要证明“没有”，是很困难的事情。可以说直接证明它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宇宙人有没有？有谁能够证明？或者“透明人”不存在，但谁能证明？（中略）要证明宇宙人或透明人不存在的间接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见过宇宙人或透明人的人站出来，然后看他提出的证据确凿吗？这是否是真正的证据？一个个具体仔细地加以调查。
然后，对这些证据和证言，只要不能确认它没有一点儿不明了、不合理的地方，就不能断言宇宙人或透明人是存在的。这就是证明宇宙人、透明人不存在的、虽然间接但又是唯一的证明方法。我对“南京”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如此。
对东中野而言，这真是一个高明的、也是“唯一的证明方法”。实际上，这不仅是东中野个人的研究方法，也是所有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所使用的方法，只不过东中野把它表述得最为集中、最为坦率罢了。
然而，这显然是一种反科学、反理性的研究方法。其非科学、反理性的症结之一，就是将南京大屠杀这三十多万中国人的鲜血与生命写成的铁的历史事实，视为与宇宙人、透明人一样的子虚乌有的东西。这就好比若干年后，有一个日本学者看到了一个名叫“东中野修道”的人写的书谎话连篇，觉得太丢日本人的脸了。因为“生也晚”，他当然没有见过“东中野修道”这个人，但他觉得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著作家们已经有很高的道德情操了，那时的日本根本不可能出现此等靠说假话沽名钓誉的伪学者。他认为这个“东中野修道”是假的，从来不存在，因为光凭《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这样的资料、甚至一个被称作“东中野修道”的人的照片及其他材料，根本不能断定“东中野修道”的存在；这些照片和书，乃至有关其他人的证言，都是伪造的、不可信的。结论是：“东中野修道”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
——这就是东中野修道在研究“南京事件”中使用的方法和逻辑。
这种方法的荒谬性，首先在于把实际存在过的铁的事实，作为一种值得怀疑的、根本不存在的“宇宙人”或“透明人”，并在此前提下来证明其虚假性。实际上在进入“研究”过程之前，结论早就准备好了，而所谓“研究”和“检证”无非是对现有的历史资料窥间伺隙、索垢寻疵、千方百计找出哪怕是“一点儿不明了、不合理的地方”，横加挑剔、借题发挥、无事生非而已。
其次，这种方法在其荒谬性中也包含着一定的欺骗性，由于他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并使用了学术研究中常用的质疑、论证、证明等手法，很容易使一般读者上当。近三十多年来日本右翼文化人极力把“南京大屠杀”加以“学术化”，其用心就在于假借“学术研究”之美名，骗取读者信任，而行“抹杀”之实。诚然，历史是历史学研究、也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应当不断地对其进行学术研究。但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学术研究”，与将南京大屠杀蓄意加以“学术化”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加以“学术化”的本质，就是质疑“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就是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虚拟化，非史实化。在日本右翼文人那里，将南京大屠杀“学术化”不过是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代名词。如果认可东中野修道的这种伪科学、反科学的方法大行其道，那么，今后或许还会有人依照同样的方法，根据其需要任意抹杀所有他想抹杀的历史事实。譬如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这一史实，可能将来会有人将此问题加以“学术化”，通过学术的“研究”来寻找哪怕是“一点儿不明了、不合理的地方”。譬如有人说“原爆”的时间是8点15分，有人说是20分；有人看到了很多尸体，有人看到很少，有人说自己没看见；有人主张死了七万人，有人主张十二万人，有人主张十三万人，还有人主张十四万人；有人后来回忆说当时是晴天，有人说当时是阴天，有人说是晴间多云。总之，不同体验者、目击者说法不一。东中野所说的“不明了、不合理的地方”不是“一丁点儿”，而是不少。而且研究者还进一步断言：现有的关于“原爆”的图片资料、证言等都是恶意的伪造，美国那样的尊重人权的国家绝不会干出那种事，结论是“原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是日本人的虚构。——假如出现了这样的“学术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知东中野等日本右翼分子做何感想？
用这种反科学、反学术的方法炮制出来的东西，学术的价值自然是“接近于零”。东中野的代表作《“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更是如此。但这本书出版后，右翼同伙却打出“学术研究”的旗号纷纷喝彩。如藤冈信胜吹捧说：“此书的出现，使南京事件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由于这本书，而构筑起了批判张纯如《南京暴行》的学问的桥头堡。”《〈ザ?レイプ?オプ?南京〉の研究》，第229页，祥传社1999年版。漫画家小林善纪也吹捧说：这本书“作为最新的研究，最可信赖……作为历史研究是无可辩驳的。”东中野修道
《“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一种思潮（5）
混迹日本右翼阵营的假冒日本人的黄文雄甚至更肉麻地说：这本书“可以说是现阶段世界最高水准的学术研究成果。”邱振瑞译《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序，第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1年版。实际上，这本书所涉及到的一切问题，在此前别的右翼文人的同类书中都有涉及，东中野修道用了八年时间炮制的这本书，实际不过是一本“编著”，这就表明了“南京大屠杀”在“学术”上的招数已经用完。翻开近来东中野修道编辑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最前线》一书，其中收录的抹杀“论文”全是陈词滥调，表明了大屠杀抹杀论者的末路。东中野修道并没有提供一条新材料，只是对南京大屠杀抹杀更手狠，出言更放肆，手法更狡猾、观点更偏激、结论更荒唐。但他却集中了右翼文化人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几乎一切主要论点，诸如认为日军屠杀中国俘虏符合“国际法”啦，认为在南京烧杀抢掠的不是日军，而是中国军队及所谓“反日搅乱工作队”啦，认为当年在南京的外国人关于大屠杀的记述都是不可信的啦，还和松村俊夫一样，认为至今仍健在的南京大屠杀中的受害者和见证人之一的夏淑琴夏淑琴当年全家十三口人除自己幸免于难外全部遭日军杀害。近年来，针对东中野修道、松村俊夫指她为“假证人”，夏淑琴老人以“名誉侵害罪”，向南京中级法院提出起诉。女士是个“假证人”。特别是东中野还在该书卷首插载了五张被认为是经中国人或美国人“伪造”的照片，并且做了放大、局部特写等处理，以便给读者留下强烈的视觉印象。第一张是一个小男孩坐在被炸毁的铁道旁大哭的照片，据说是照相人把小孩作道具有意拍照的；第二张是被斩首的一排头颅的照片，据说是用“国共内战中被杀的政治犯的头颅”而栽赃于日军的；第三张是扛枪的日军与中国女性走在一座桥上的照片，据说那不是日军押送她们强奸、枪杀，而是“护送”她们回家的。现在看来，这张照片可能是日军当年的“宣抚”照片，即日军为了宣传的目的而拍摄的，这样的照片流传至今的不少。东中野在成千上万张真实的照片中，只挑出三张这样的不能确定背景与内容的照片刊于卷首，其意图显然是以偏概全、混淆视听。至于第四张，则东中野无端“推测”被砍下的、嘴里叼着烟头的头颅是“美国摄影记者的戏谑之作”，妄言砍头者不是日军。第五张则以挥刀砍头的人“穿的不是日军的正规服装”为由，断言是中国兵扮演的伪照。所谓“不是日军的正规服装”，指的是挥刀杀人的日军上身未穿制服，但他身后的三个站着观看砍头的人，显然穿的都是“正规”的日军军装。人们也完全可以“推测”：这位杀人者看来砍了不止一个中国人的头颅，以致累出了汗，脱掉了上衣。
从以上评析可以看出，《“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可以说是南京大屠杀抹杀论的集大成。右翼同伙对它的吹捧与喝彩，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抹杀论者在史实面前注定失败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从一开始就注定归于徒劳和失败。笠原十九司教授在《南京事件与日本人》中曾说过：“在历史学研究中，由史料所证实的历史事实是研究的共同出发点，这是最基本的准则。在这个意义上，南京屠杀作为历史事实，是历史学界的定说。南京事件的论争，也应该从这里出发。在日本国内，有关南京事件的专门资料，大部分已编成九卷资料集而公开出版。历史学者基于历史研究的成果而撰写的历史学类的辞典，都有‘南京大屠杀’、‘南京屠杀’、‘南京事件’的词条，并对史实作了解说。而且，现在的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世界史教科书的大部分，都有南京事件的记述。”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日本人》，第186页，柏书房2002年版。并认为在此情况下，右翼分子的“否定运动明显失败了”。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日本人》，第162页，柏书房2002年版。
毫无疑问，单从学术角度看，正如笠原教授所说，由于日本有学术良知的一批日本学者教授，包括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先生、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先生、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著名历史学家洞富雄先生、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先生、著名学者、《教育与人权》主编津田道夫先生等人踏踏实实的学术研究，都卓有成效。特别是洞富雄先生编辑的《南京大残虐事件资料集》两卷（青木书店1985）、小野贤二、藤原彰、本多胜一编《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大月书店1996）、藤原彰著《南京大屠杀》（岩波书店1985）、吉田裕著《天皇的军队与南京事件》（青木书店1985）、洞富雄著《南京大屠杀的证明》（朝日新闻社1986）、“南京事件调查委员会”编写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13个谎言》（柏书房1999年）等书，都给抹杀派的伪学术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其中，《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13个谎言》一书，对抹杀派提出的主要论点概括为十三条，并一一做了极有力的批驳。被批驳的十三个谎言是：
第一，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时捏造出来的，事实上不存在；
第二，此前日本人谁也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所以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第三，当时的国际社会没有报道南京屠杀，所以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第四，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所以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第五，当时南京市人口只有二十万，怎么可能屠杀三十万，所以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第六，两个日本少尉的所谓“百人斩”杀人比赛是当时的报纸捏造的，不可信，不存在；
第七，崇善堂、红十字会的尸体掩埋数量不可能有那么多，所以不存在；
第八，日本的山田支队对一万五千名“俘虏”（实际上含有大量平民）本来是打算释放的，但因为他们反抗，日本军为了自卫才将他们击毙，所以不是屠杀；
第九，战争中的杀人不叫屠杀，杀掉便衣兵、投降兵、败残兵，不违反国际法；
第十，屠杀、强奸的目击者的证言，互有差异和矛盾之处，因而不可信；
第十一，南京战役中的烧杀抢掠行为，原本是中国人的“反日搅乱工作队”干的，然后又栽赃于日本军队；
第十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净是伪造品；
第十三，承认南京大屠杀派历史事实的所谓“南京大屠杀派”，是被“洗脑”了的、具有“自虐”心态的日本左翼。详见《南京大虐殺否定論の13のウソ》。
《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13个谎言》的执笔者，包括井上久士、小野贤三、笠原十九司、藤原彰、本多胜一、吉田裕、渡边春己等，都是严谨自律、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忠诚于科学与学术的人。由于这本书史料丰富、运用恰切，评述公允、准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抹杀派至今未能对此书提出像样的反驳。当然，为此这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正义学者也遭到了右翼抹杀派的嫉恨，被他们骂作“反日学者”。但他们为维护历史事实与学术尊严，对抹杀派毫不让步，也表明了日本当代社会和学术界良知尚存。
在历史事实面前，在日本一批真正的学者专家的卓越的研究成果面前，日本右翼的南京大屠杀抹杀论，从学术上讲是彻底失败了。但是，右翼势力、右翼教授文人们现在所搞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研究”，特别是以东中野修道、藤冈信胜为代表的新一代抹杀论者，他们的主要精力早已投入于右翼政治活动，是自知在学术上成就无望，转而进行社会投机活动的假学者和伪教授。对他们而言，学术上失败并不算失败。在政治上，他们不但没有失败，而且越来越猖獗。日本当代社会的右倾化趋势，日本政府及有关团体对他们的听之任之，日本的许多财团对他们的财政支持，都使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环境。而他们炮制的一本本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书和一篇篇文章，他们在电视台等媒体发表的大屠杀抹杀论，把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历史铁案搅得云山雾罩。在大屠杀史实的肯定论与抹杀论的较量中，一般日本读者不免莫知所从、将信将疑。把历史搅混，恰恰是右翼抹杀论者要达到的基本目的。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后记
十几年来，我所写的十几本书，有一半直接或间接的与日本有关。这次，有机会到日本任教两年，正好与我拟定的关于中日关系的几个研究课题在时间上重合，为收集日文资料提供了方便。2004年3月底我到达日本京都后，几乎天天钻图书馆，逛书店，一年中购书一千余册。在此过程中渐渐发现，日本右翼学者文人写的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仇华反华书籍随处可见，还有不少是畅销书。有时候我和日本的友人及学生、先生们聊天，谈起某某右翼教授的某某书，许多人竟耳熟能详，这使我暗暗吃惊，也平添了许多的好奇心和关注心，逛书店时就陆续一本本将这些书买回，由消遣式的随便翻阅，到一本本、一页页仔细地看，越看心情越不能平静。同时也感到，面对这些日本右翼学者文人的猖狂的文化挑衅，我国学者竟然还没有一本专书予以系统的回应和批驳，是太不应该了。到了7月份，当我完成《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后，决定立即动手写一本研究和批判当代右翼学者及其言论的书。
正好，暑期我回国度假，8月份辗转威海、西安、太原，一连参加了三个学术会议。这三个会议分别是关于比较文学、日本文学、东方文学研究的，而对当代日本右翼学者的研究批判，则属于政治学、历史学及国际关系史领域，与文学议题无关。然而当我占用会议上宝贵的时间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与会者们却给我以热烈的呼应。在其中的威海和太原两个会议上，我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竟成了晚间学术沙龙中唯一的话题。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也大大增强了我研究这个课题的责任感和自信心。9月底我再次回到日本后，开始动笔写作。到2005年3月份全部完成。平均每月写出三万多字，这在我的写作进度中算是比较快的了。这当然得益于我在日本的宁静而单纯的生活（除了每周有三天讲12节课、每周有两三次与日本友人及学生聊天之外，其余全部是读书、思考与写作。）和寒假二个月的封闭式写作。没有杂事，没有干扰，睡眠充足，也就有了效率。
日本右翼言论批判本来我给这本书起的名字是《日本右翼文人的精神病理——皇国史观?免罪情结?反华狂热》。正如副标题所显示的，它包含了对日本右翼文人历史观与中国观这两方面言论的剖析与批判，并写出了九章书稿。后来在审稿和修改的过程中，我参酌各方建议，将本书论题加以集中，只对日本右翼历史观加以剖析与批判，而将涉及右翼反华言论的评析部分（即原稿第十章及其他章节的有关内容，计两万余字）予以删除，这样也更符合“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的总体要求，同时，书名也相应地改为《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
由于篇幅有限，我所评析的当然不是当代日本右翼言论的全部，更没有点到所有值得注意的右翼学者和文化人，因而本书实际上只是一个右翼言论的批判纲要，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重视。我想，今后要对右翼言论加以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与批判，还应该就若干重要专题做进一步的研究，这些专题至少应该包括：
一、“大东亚战争自存自卫”论与“解放亚洲”论；
二、昭和天皇“无战争责任”论；
三、南京大屠杀“虚构”论；
四、从军慰安妇“自愿”论；
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简称东京审判）“不公正”论；
六、反省历史即是“自虐史观”论；
七、靖国神神社“参拜正当”论；
八、中国“反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