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活动在民间，而且经常是隐蔽的存在。像德富苏峰那样的人毋宁说是例外。玄洋社的头山满和黑龙会的内田良平的“官运”怎样我不知道。以荒尾精、根津一、宫崎滔天为首的《东亚先觉志士传》中的数百个“右翼人”全部一生都是“浪人”。陆羯南不过是一个记者，冈仓天心去了美国，大川周明和北一辉都是浪人学者。
围绕所谓“满洲事变”、“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都是出自军部首脑机关“共同谋议”的结果所做的“学术的考证”，不过是可笑的勾当。“主战论”全是从民间来的。在“大东亚战争”中，这些人影响了“青年将校”们，他们频频发动计划，终于促使军部上层和政府付诸行动。
“右翼”是什么？这些人都是惯于搞暗杀的人？是从公司和政治家那里拿钱而生存的无赖？是穿着纳粹制服，冲进左翼游行队伍中捣乱的日本式法西斯？是妄图再建古老日本而倒行逆施的危险之极的凶暴的地下组织？
不！绝对不是这样。这样的人如果有，那也不是我所说的右翼。据我所知，日本右翼的源流和本质绝不在于此。尽管事实上那些所谓“善良的市民”对“右翼”的评价并不好，这也并非始自今日，战前就不好。除右翼团体内部或者周围的理解者外，世间常把他们看成“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暴力团”，这一点连右翼自身也承认，其理由很简单。
他们绝不是“善良的市民”，而是常常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浪荡者”，是“无法者”，因此他们和金钱与权力无缘。他们常常密谋政变，这是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与“青年将校”结合以后的现象，而他们的“无法者性”实际上最不适合掌握政权。正像高杉正作所说的“庙堂那样的地方不是真正的男子汉所呆的地方。拥有权势时间一长，就会滋生腐败腐蚀男人的灵魂”。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性論》，第164～165页。
林房雄认为，“这才是浪人的精神”，“是日本右翼精神的源流”。他认为，日本的右翼绝不是所谓的“黑暗势力”。那么右翼究竟是什么“势力”？林房雄表面上并未下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是，显而易见，他对日本右翼及右翼运动的评价是积极的和正面的。他在为“右翼”“正名”。为什么要对战后被大多数日本人唾弃的“右翼”涂脂抹粉？原因很清楚，林房雄要为“大东亚战争”翻案，就必须给“右翼”贴金。在以上引述的林房雄的话中，有一句话应特别给予注意，就是“‘东亚百年战争’实际上并不是由政府和军部策划、‘共同谋议’并加以实行的，而是被称为‘右翼’的思想家和行动家促进、推进和准备的”。林房雄并不是每一句话都错，这句话大体是说对了。“右翼”及其影响下的极右势力，是推动“大东亚战争”的恶性发展的主要力量。而这一点也恰恰是普通中国读者最意想不到的。日本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特殊性也恰恰就在这里。
林房雄就是这样把“帝国主义”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这两个词，即被他视为束缚日本、束缚他的“百年战争史观”的两个“紧箍咒”摘掉了，或者自以为摘掉了。并由此企图把侵略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日本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或自以为解脱出来了。然后，他开始系统地铺排他的“东亚百年战争”史观。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大东亚百年战争”论的展开（1）
林房雄极力把日本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为了“自存自卫”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战争，说什么“大东亚战争形式上看上去像是侵略战争，本质上却是民族解放战争”；“日本看上去最终失败了，但目的却达到了”，那是一场虽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但也十分悲壮和光荣的战争。林房雄还写道：“美国把这叫做太平洋战争，日本则把这称为‘大东亚战争’，各有历史的原因。美国的理想是‘白色的太平洋’的实现，日本的理想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美国人把它叫做‘太平洋战争’是可以的，但日本人也应该堂堂正正地称之为‘大东亚战争’。”（同上，第206页）
林房雄认为，日本所进行的那场战争，即“大东亚百年战争”，最早从美国人柏利的“黑船”来到日本海岸的1853年之前就开始了。柏利的黑船来到日本的七年以前的弘化年间，就有荷兰、葡萄牙的舰船在日本近海出没，从那以后，幕府和各地方诸侯就为抵御洋人的入侵而东奔西走，也促使日本的许多人开始探讨和琢磨如何“攘夷”的问题。林房雄对幕府末期、明治维新前夕的吉田松阴提出的“北割满洲、南收台湾吕宋”的侵略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主张、佐藤信渊提出的吞并中国的“宇内混同秘策”、岛津齐彬提出的“大陆出击策”与“富国强兵策”等，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些人的主张并不是侵略，而是为了“促使清国（即中国清朝）的改革”，同时也是为了阻止西洋人侵略东洋。他进而提出，“大东亚战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是日本与侵略东洋的西方人的战争。最初是“不发枪炮的战争”，几年后便发展为九州的萨摩藩与英国之间武力冲突的所谓“萨英战争”。那场战争使英国舰队受到重创，虽不能说是日本“胜利”了，但却也显示了日本顽强抵抗的能力；虽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也没有让英国人占领国土。林房雄强调说：“萨摩的‘抵抗’远远超出了英国人的预想，这一事实希望读者给予注意。”（同上，第41页）他强调那次萨英战争“迫使英国人放弃了会付出很大牺牲的军事行动，而转到‘和平的强力外交’上来”。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西洋人的目的没有得逞，才有了此后的日本人与中国、与俄国的战争，而“假如那个时候ABDF包围圈“ABDF包围圈”，A指美国，B指英国，D指荷兰，F指法国。已经包围了日本，那么此后的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就都不会发生了，西方列强也就没有必要在一个世纪后的所谓‘太平洋战争’前夕完成对日本的ABCD包围圈“ABCD包围圈”，A指美国，B指英国，C指中国，D指荷兰。了”。（同上，第46页）林房雄写道：在整个亚洲全部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时候，“只有日本是个极为罕见的例外。从土耳其帝国到大清帝国的东方，各个帝国在东渐的西洋文明面前，像纸糊的城堡一样溃灭了，只剩下了残骸，而日本这个极小的岛国却没有加入那‘被剪了毛的羊’的行列中”。（同上，第47页）
林房雄在这里所写的日本最终未被西洋人占领，大概符合历史史实。但他对其中原因的分析却是极其片面的和简单化的。实际上，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在当时的亚洲只是一个弱国、一个小国、一个贫瘠的岛国，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可与中国同日而语。日本没有西方人所渴求的资源，没有西方人所需要的特产，没有大陆国家那样的广阔市场，地理上处于东北亚死角，也不是西方列强东西进退的交通要道。因而，在当时的西方列强眼里，日本的重要性与亚洲大陆各国相比要小得多。历史资料可以表明，那时没有一个西方列强打算占领这个在当时看来并没有多大经济与政治价值的岛国，没有一个西方列强愿意付出代价把日本变成殖民地。这是日本在亚洲没有成为日本西方殖民地的真正原因。正如东南亚的泰国没有成为殖民地不是因为泰国强大，而是列强有意如此；日本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绝不是列强不能，而是列强不为。否则，凭幕府末期日本藩阀割据的混乱分裂局面，凭在人数和面积上最多相当于中国一个县的萨摩藩，就能使得英国人改弦更张，这种看法也太“小儿科”了吧。说什么日本人顽强抵抗，比得上此前中国人的顽强抵抗吗？中国人的抵抗远比日本人顽强而且持久，在18世纪的中法战争中将法国人赶了出去，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中，敢于销毁英国人的鸦片，与英国人枪炮相见终究未能抵御西方的坚船利炮，其中的原因，无数的历史学家、评论家都有评说，在此不必赘言。无论如何，应该承认最早给西方人以重创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日本没有成为西方殖民地，也绝不是林房雄所称的是日本顽强抵抗的结果，日本没有成为“加入那‘被剪了毛的羊’的行列中”，绝不是因为日本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主要是因为日本身上没有那么多“毛”可剪。
而且，日本正是借着西方各国忙于在中国等亚洲大陆瓜分势力范围、无暇过多顾及日本列岛的宝贵时机，开始了自主自愿的近代革新——明治维新运动；同时，也正是中国及亚洲各国沦为西方殖民地的惨重教训，才使日本得有前车之鉴，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明治维新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学习中国、鉴戒中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搞起来的，而不是如林房雄等褊狭的日本民族主义者所自负的那样，仿佛日本人维新的成功是因为“脱亚”——即不屑与中国人、朝鲜人为伍的结果。林房雄自豪地声称当时日本拥有那样的“敢于抵抗西洋强权的‘国力’，同时蕴藏着那么多能够直接接受西洋文明之能力的‘人才’，真是不可思议”（同上，第50页）。这洋洋自得的话，除表明其民族自恋的褊狭外，也显示出他的历史知识的贫乏，这才是真正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大东亚百年战争”论的展开（2）
林房雄接下去继续演绎他的“百年战争”的逻辑。他认为，正是因为日本成功地抵御了西洋人的武力入侵，又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才使得日本更具有了与西方抗衡的能力，所以西洋人在当时和此后总是压制、干预日本，妨碍日本的发展，而且西方人当时逼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使日本“五十六年间在不平等条约下受苦”，日本就只好按照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的“挑战与应战”的理论，面对西方的“挑战”而“应战”了。他把一百多年间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的一切侵略行径，包括“征韩论”、“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日韩合并”、“满洲建国”、“日支事变”（即七七事变）都归结为日本对西方“挑战”的“应战”，是“与西洋的对决”，认为这些都是日本顶着强大的国际压力所进行的“拼命的反击”，随着这种压力的增大，最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也使“大东亚百年战争”达到顶点。
然而，这纯属虚构。
首先是所谓“征韩论”。“征韩论”是明治维新初期西乡隆盛西乡隆盛（1827～1877），日本明治维新“攘夷”运动、“废藩置县”的最早组织者，因提出尽快进攻朝鲜的“征韩论”而卷入政治斗争被迫下野，并在与明治政府作对的“西南战争”中兵败自杀。后世日本主流舆论尊称他为“大西乡”，作为明治维新的功臣给予高度评价。等人提出的侵略和吞并朝鲜的主张，这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第一步。但林房雄却认为，把“征韩论”视为日本侵略亚洲的第一步只是“左翼历史家的观点”，他声称：“我只把这种观点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硬套用，我则把‘征韩论’看作是‘东亚百年战争’的一环。这是由维新革命达成国内统一的日本，面对西欧列强最初的、然而有些性急的反击计划。因为性急、因为过早，所以挫折了。”（同上，第93页）他又说：“只有把明治6年西乡派的征韩论作为‘东亚百年战争中的挫折的反击’来理解的时候，才能够接触事情的真相吧。对手不是朝鲜，也不是清国，而是‘东渐的西力’，是欧美列强。”（同上，第94页）在这里林房雄把西乡隆盛赤裸裸的“征韩”、“东邦经略”即征服韩国的“近代倭寇”式的强盗计划，硬说成是为了对抗欧美列强的义举。众所周知，当时的朝鲜是一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独立国家，有自己的皇帝、有自己统一的国土和人民。试图对这样一个和平国家加以征服和吞并，其性质只能以“侵略”一词来概括。历史资料表明，当时的欧美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企图“征韩”，日本“征韩”与“抵抗欧美”何干？退一步说，即使哪个欧美国家当时也要“征韩”，那又与大海彼岸的日本何干？林房雄将日本征韩论与抵抗欧美联系起来，完全是别有用心的生拉硬扯。“征韩”的实质就是日本为了扩张，为了削弱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最终侵占朝鲜，舍此岂有他哉！林房雄在书中引用了近代日本思想家内村鉴三内村鉴三（1861～1930），宗教思想家，曾倡导日本基督教的独立。在《有代表性的日本人》中的一句话，反倒可以说明林房雄的“抵抗欧美”论站不住脚。内村鉴三说：“他（西乡）的征服东亚的目的，与当时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有必然联系。日本要与欧洲列强比肩，就要扩张领土，就要振奋民族精神。我相信这种使命感他是有几分的。”这就说对了。“征韩”不是什么为了抵抗欧美，而是日本要学欧美的样儿，像欧美一样侵略他国，拥有自己的殖民地，即“要与欧洲列强比肩，就要扩张领土”，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征韩”绝不是林房雄所说的那种对欧美的“应战”，而是主动地向世界“挑战”，是日本模仿西方列强对亚洲邻国动刀宰割的开始。
众所周知，日本侵略亚洲的第二个步骤是所谓“日清战争”，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在谈到“日清战争”的时候，林房雄只字不提日本攻打中国的卑劣目的，不提日本在“日清战争”中在中国的领海内和领土上所犯的残暴罪行，不提日本在旅顺登陆后对六万中国人实施的大屠杀。他只是一味强调，日清战争是得到日本全国上下的热烈支持的，不仅是普通国民，就连内村鉴三那样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中江兆民中江兆民（1847～1901），思想家，受法国的卢梭等人的影响，宣扬自由民权论，1890年任众议院议员。著有《三罪人经纶问答》、《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那样的民主主义者，都支持攻打中国。在他看来，全体日本人都支持的战争就是合理的战争，日本天经地义就是要在中国拥有自己的地盘和权益。
关于日俄战争，林房雄强调，日本在“日清战争”胜利后得到的台湾和辽东半岛，在战后不久却受到了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三国干涉”，三国竟然逼迫日本签订《朴次茅斯条约》，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而日本迫不得已退出辽东半岛之后，俄国却又乘虚而入，于是，日本举全国之力向俄国开战，并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关于1910年的“日韩合并”，林房雄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合并朝鲜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而进行的，对朝鲜民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只是我要强调，合并朝鲜作为‘日本的反击’也是‘东亚百年战争’的一环。”（同上，第216页）他认为，被指责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日韩合并及日本强制朝鲜签订的《修好条约》，实际上是“日本面对清国和俄国的压力而进行的自卫和抵抗”。
林房雄把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说成是对中国和俄国的抵抗，简直是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那时中国已经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此后在日本等列强的觊觎之下难以自保，在朝鲜已完全没有影响力了，还值得日本来“抵抗”吗？至于说“抵抗”俄国，四年之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日本当时就是以“抵抗俄国势力南下”的名义发动战争的，然而那并不是什么“抵抗”，是日本主动出击，是日俄两国为争夺利益和霸权在中国的土地上所进行的一场肮脏的对华侵略战争。
林房雄称，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的强大，进一步对美国形成了压力，引起了美国的所谓“恐日症”，美国为了对付日本，而“动用一切军事、政治、外交上的谋略将日本逼上穷途末路，基本做好周密的准备和必胜的战争体制”（同上，第202页）。“美国要建立一个‘白色的太平洋’的狂热与日本的‘亚细亚防卫’的热情都在百年前就产生了，经过一个世纪的酝酿，终于在昭和16年12月8日爆发”。
林房雄就是这样极力淡化“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极力说明“大东亚战争”的对手是以俄国、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大东亚战争”是日本为反抗西方压迫而进行的自卫战争。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的所谓“满洲事变”，对全面入侵中国的所谓“日中战争”，林房雄都以“抵抗西洋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一言以蔽之。如果是日本在自己的领海或领土上打一场驱逐西方列强的战争，则“抵抗侵略”还说得过去。而事实却是日本军队侵入了中国广大地区，对中国人烧杀抢掠，而作为野蛮的侵略者，却自称是在“抵抗侵略”。从这等无耻谰言中可以看出林房雄这等日本右翼不良文人已经堕落到何种地步！不过，应该说明的是，林房雄的这些说词并不是新见解和新发明。早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日本全面侵华时期，就有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大川周明为代表的御用文人，写出了《英美东亚侵略史》、《英美亚细亚侵略史》之类的书，将日本的侵略行径美化为“抵抗侵略”，把日本侵略军打扮成保护中国免受西洋侵略的“英雄”。然而战争结束近二十年了，林房雄仍然抱住战争时期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史观恋恋不肯放手，并且极欲发扬光大。比起当年的大川周明来，就更为厚颜无耻了。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纵然失败却是无悔”（1）
从这样的“东亚百年战争”史观出发，林房雄从各种角度全面“肯定”了“大东亚战争”，他的结论是：“大东亚战争”“纵然失败却是无悔的战争”。由于对“东亚百年战争”的全面肯定，林房雄对战后联合国方面对日本战犯进行的“东京审判”也做了全面否定。他扬言：
我不承认“东京审判”，在一切意义上都不予承认。那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复仇，也就是战争本身的继续，与所谓“正义”、“人道”、“文明”毫无关系而且是对这些伟大理念的公然的蹂躏，是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虐杀俘虏的行径。
对于这种恬不知耻的“审判”，我想和全体被告，想和全体日本人民一起高喊“我们就是有罪！和天皇一起有罪！”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第118页。
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日本人从天皇到一般人都有罪，谁又能怎样！林房雄继续说道：“不仅仅是太平洋战争，就是包括日清、日俄、日支战争在内的‘东亚百年战争’中，明治、大正、昭和三位天皇都签署了宣战诏敕，都自动身穿大元帅的军装，以大元帅的资格而战，皇族的男性也作为军人而战。在与东京审判所使用的‘战争责任’一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战争责任’无论天皇还是皇族都有。这没有辩护的必要”。（同上，第119页）这番话将林房雄常常因为酗酒而呈现出的无赖相，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了。这是在没有敌手的战场上摆出的英勇无畏相。林房雄明明知道美国占领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于是在战争结束近二十年时，又把天皇拉出来，声称天皇与全体日本人民一样有罪，俗话说“法不责众”，全体都有罪就等于全体都没有罪。这也是林房雄为侵略战争开脱的一种手法。
基于这样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史观，林房雄在书中的最后一章即第十九章，对战后日本“进步的文化人”对战争的反省做了尖酸刻薄的讽刺。林房雄认为，日本无罪，也不必对谁谢罪。他说，在战后，竟有“向世界各国派遣谢罪使节”那样的“痴呆言论”，“‘特别是对中国（谢罪）’这一派至今仍有余势力”。他写道：
这种类型的亲中共派评论家到北京去的时候，“参观凄惨的废墟，导游的中国青年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破坏留下的，就感到抬不起头来”。读了这种报告文字，感到这简直是莫名其妙的话。日本军占领北京，几乎是无血入城，也许打了十炮二十炮，但留下“凄惨的废墟”的战斗及破坏行为应该没有。……留下凄惨废墟的，是圆明园宫殿，这是1860年英法联军破坏掠夺焚烧留下的。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1900年。担任翻译的中国青年大概是说“这是列强帝国之一的所为”，这位“良心的评论家”就理解为是日本帝国主义干的，就脸上发烧而抬不起头来。这种现象就是战败后痴呆现象的一种表现，和正确的历史观离得太远。
（中略）
这是战争中“圣战意识”的反面，不过是加害妄想。战争犯罪的十字架不应该仅仅由日本人来背负。倘若人类全体不把战争责任承担起来，根绝战争的日子就永远不会到来。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第440～441页。
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出版上卷后记中，林房雄写道：
对于战后日本的“进步的”历史学家们所肆无忌惮歪曲、丑化了的日本历史，我断然抵抗。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第451页。
在下卷后记中，他又写道：
日本正在繁荣着。但是，心灵的旗帜却不再飘扬。被强制地历史的割裂和战争犯罪意识，使大多数日本人无精打采、心如死灰。为了恢复在那充满苦难的“东亚百年战争”中顽强战斗的日本人的自豪和自信，我写完了这本书。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第451页。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纵然失败却是无悔”（2）
这些话可以看作是林房雄写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最后结论和根本宗旨，也是他的“东亚百年战争”史观所能得出的必然结论。他要极力表明的是，既然“东亚百年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了抵抗西方列强而迫不得已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那日本人就不必谢罪，在中国人面前不必“脸红”，不必“抬不起头来”；日本人没有加害于中国，因为战争是“人类全体”的，不是日本单方的，所以战后日本“进步的文化人”的谢罪意识、脸红、抬不起头来，都不过是“加害妄想”所造成的，是“败战痴呆现象”。这些惊人的结论表明了林房雄作为一个“人”的良知完全处于麻痹状态，作为一个作家则完全处在一种“东亚百年战争”的虚构幻觉状态，完全没有从“大东亚战争”的迷梦中醒过来。他的“东亚百年战争”史观，将近现代日本不同阶段的战争看成是一场有始有终的“百年战争”，不加区别地将战争的敌手说成是“西方列强”，从而回避、淡化乃至抹杀了日本对中国及亚洲各国的侵略性质，实际上也就等于把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长期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抛在了日本的“百年战争”的敌手之外，因此林房雄的这套“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符合历史逻辑，不过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军国主义顽固分子荒谬史观的大暴露而已。原本不值一驳。然而，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在林房雄死后却一再被右翼文化人所“肯定”、继承和发挥。他那打着学术的幌子，以历史著作的方式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做法，为后来许多人所效法；他的“加害妄想”一词，被后来的右翼学者文化人进一步整理概括为“自虐”、乃至“自虐史观”一词，成为刺向有良知的反省战争的日本人的一把匕首；他关于“东京审判”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复仇”的看法及对审判的彻底否定和不承认，为20世纪80～90年代新一代右翼学者、文化人全面否定东京审判及所谓“东京审判史观”开了先端。总之，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是战后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否定侵略战争、美化军国日本的自慰、自恋史观的祖师。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中村粲其人
中村粲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是一部为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而无视基本史实、颠倒黑白、强词夺理的伪历史著作。其基本见解与侵略战争时期军国主义御用文人、与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的那些人的侵略理论一脉相承。中村粲标榜的所谓“民族主义”的历史观，是以弱肉强食的赤裸裸的社会生物主义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历史观。在他的书里，“强权就是真理”、“侵略有理”的军国主义信条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继林房雄以后，在80年代以后的日本，为“大东亚战争”翻案的第二代人出世了。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一个名叫中村粲的人。
中村粲何许人也？
在中村粲的大作《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的版权页上，有一段字数不少的介绍作者的文字，综合其基本内容如下：
中村粲，1934年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青年时代就积极参加右翼活动。1970年为“批判”代表日本正义之声的日本主要媒体《朝日新闻》和NHK的所谓“偏向报道”而走向街头，进行讲演宣传活动。1971年至1972年之间，他不断在《朝日新闻》社本部门前发表攻击性的演说，并参加声讨《朝日新闻》的游行。1972年，中村粲积极参与反对田中内阁决定与台湾“中华民国”“断交”，反对日本与中华人民第二章一本全面彻底的为侵略历史翻案的书共和国建交的声援运动。从1975年起，每年的12月8日，他都带领学生参拜靖国神社。也是从1975年起，屡屡带领学生去日本自卫队进行入队体验。1986年，围绕着所谓“藤尾发言”，与韩国学者展开的有关日韩历史的争论，中村粲主张在“日韩合并”问题上韩国方面也有责任（《文艺春秋》及韩国杂志《新东亚》同年12月以《激突！日韩大斗论》为题发表）。此后，在1995年战后五十周年之际，为反对“国会谢罪决议”问题，而参与了四千人的抗议集会和国会请愿游行示威。同时，在反对NHK和《朝日新闻》社的偏向报道的集会游行及阻止谢罪决议形成的运动中，也冲锋陷阵。自1994年7月起在《正论》杂志上连载《NHK定点观察》，展开了对NHK的批判运动并发起拒付NHK接收费运动。1995年，中村粲参与编辑的《东京审判未采纳辩护方资料》（全八卷）获第43届菊池宽奖。同年，对朝日新闻社《论坛》的采稿基准给以批判并提出起诉。1996年，中村粲认为有偏向的历史教科书被检定合格是一种违法行为，并针对文部省进行游行示威，与文部大臣直接谈判。同年，在《正论》月刊上与历史学者林健太郎就历史问题反复展开讨论。1997年，以“学生没有学习违法教科书的义务”为题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中村粲现任独协大学教授，专攻日本近代史，任昭和史研究所负责人，“NHK报道考评会”负责人。著作有《日本辩护论》（研究社出版）、《大东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政策研究中心）、《慰安妇问题的虚象与实象》（国民会馆）、《张鼓峰事件》（国民会馆），《何谓“合并韩国”》（日本政策研究中心）。合著有《朝气蓬勃的大东亚战争》（展转社）、《日本不是侵略国家》（善本社）、《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展转社）等。
一般地说，作者简介虽以第三人称叙述，但多出自作者本人之手。由以上简介可以看出，中村粲是日本当代极为典型的极右翼文人和活动分子。不仅通过文字著述的方式，也通过“挺身”参与各种右翼活动的方式，在日本右翼圈中十分活跃，而且本人也颇以此为荣耀。1996年，中村粲在独协大学成立“昭和史研究所”，该会的主要成员是右翼团体“胜共联合”的骨干成员，其宗旨是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攻击战后历史学及日本历史教科书。直到最近（2004年10月9日），这位年近七十的中村粲还兴致勃勃地在日本电视台第六频道与几个右翼国会议员及黄文雄等附日派华人举行反华座谈会，唾沫四溅，大放厥词。
中村粲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其基本目的是把战争责任从日本身上推卸干净，为此他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做了全面的辩护、辩解和美化，对历史事实进行了为我所用的歪曲与变形。其中，有两份材料最有代表性。一个是以上提到的合著《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这是1994年由日本上层右翼政客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所谓“历史研究委员会”历次讲演的文集，于1997年出版，中村粲是在该“委员会”讲演的第一个人，讲题为《大东亚战争的起因》，较为集中地展示了中村粲的右翼史观。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因为已有中文译本，一般读者可以参考，此不详论。此外，最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中村粲“大东亚战争”史观的，则是《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村粲《大東亞戰爭への道》，展转社1990版。一书。
据中村粲自己说，该书是1982年作为在大学的讲义而开始写作的，到1984年11月陆续出版了《学生用大东亚战争史》第一至四卷，在文艺春秋社的《诸君！》杂志（这是一个具有明显右翼倾向的杂志）1989年5月至10月号上连载。据中村粲自称连载引起“颇大的反响”，使他由此“进一步明白了国民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连载后作者又进行了补充整理，并以《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为题，于1990年由日本出版社中以出版右翼书籍而闻名的展转社出版。中村粲在该书绪言中称：“从《学生用大东亚战争史》算起，统共用了八年，才写成了这一本书，不由心生感慨。”的确，中国人全面抗日战争用了八年，中村粲编造这本《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也用了八年，既要寻找对他的观点有利的言论，又要琢磨如何对史实加以歪曲利用，真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了。中村粲最后写成的这部书长六百六十多页，约合中文四十万字。到2004年，已重印十一次，估计发行量不在少数。经网上查询已被日本的八十家图书馆收藏，非通俗读物中的图书馆收藏率算是较高的。该书护封上的广告词写着：
那场战争究竟是什么？是侵略还是自卫？从珍珠湾以后五十年，再到东京审判史观的全面反论！迷走的日本人的自我确认的出发点！（中略）是向战后禁区的大胆挑战。以高屋建瓴的崭新的历史观对大东亚战争加以明快的解释和评价。在大学讲坛上吸引了无数学子的讲义，现在作为国民的“教科书”登场了。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为洗刷“污名”而篡改历史（1）
《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全书由前后的序章、终章和正文的二十章构成，正文各章以历史线索为纵线中村粲
《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书影顺序展开，各章题名依次为：第一章近代日韩关系的开始；第二章日清战争；第三章日俄战争；第四章日美抗争的开始；第五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第六章美国的报复——华盛顿会议；第七章国际协调的幻想；第八章革命“支那”和共产主义；第九章对赤色“支那”的应对；第十章“满洲事变”；第十一章围绕北支的日华关系；第十二章国共内战和西安事件；第十三章“卢沟桥事件”的真相；第十四章战火，从上海到南京；第十五章，新“屠杀”考；第十六章对支和平的努力；第十七章防共的战斗；第十八章与美国关系的恶化及我国的对策；第十九章日美交涉；第二十章日本的和平努力落空。可见，这是一部系统的、具有学术著作外部特征的专著，较之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所引述的材料丰富得多，与此同时，偏见、谬误也更多。
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的绪言中，中村粲阐明了自己写作此书的宗旨，他写道：
大东亚战争究竟是什么？在侵略战争史观风靡一时的时候，许多追求真相的国民在内心里对此抱有理所当然的疑问。本书就是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视点和新的解释。
在战后滔滔的自虐风潮中，一味相信东京审判的判决，认为那个战争的过失在日本方面，对祖国的过失错误内外翻扬，自以为得计。这样的学者、言论人不在少数。他们笔下的历史书、历史教科书或者日本历史，尽一切可能对日本加以丑化，并以“进步”自居。
笔者相信，战争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不能单方面地认可日本有罪的史观。（中略）本书和同类书的不同点，就是对日本善意和诚实的和平努力——即使它像沙滩上的文字一样消失——也要努力给它一个正确的评价。由历史的再检证而进行自我确认——可以说笔者的志向归根结底就在于此。虽说如此，我并没有将大东亚战争加以超出事实的美化，这一点，虚心翻阅本书的读者会有所理解。……中村粲《大東亞戰爭への道》，第1～2页，展转社1990年版。
在序章《历史问题》中，中村粲进一步明确地说明了自己写作本书的目的和策略。他认为，“战后，我国最大的问题是历史问题，就像一个被打上前科者烙印的人，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被历史判定有罪、背着‘侵略者’污名的日本，要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完全的复权是决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中村粲的目的是要为日本洗刷“侵略者”的“污名”，而洗刷“污名”的目的是要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完全的复权”。但是，日本究竟是不是“侵略者”？历史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中村粲明确采取了为我所用、极为主观的历史观和历史态度。他声称，历史本来就不是“科学”，“将历史作为‘科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诡辩。这种诡辩在本世纪已变得不中用了”。按中村粲的逻辑，既然历史“不是科学”，那么历史就变成了“非科学”，写历史也就变成了与写诗、作小说一样的行当了——这就是中村粲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也是日本当代右翼学者共通的历史观。例如另一个名叫西尾干二（详后）的右翼学者就明确声称“历史是由我来制造的”、“历史等于神话”。中村粲等日本右翼学者很清楚，要歪曲和掩盖日本的侵略历史，最大的障碍就是“历史事实”本身，那是用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鲜血写成、尸骨堆成的史实。只要正视它，右翼分子就只能却步；只有无视它，抹杀它，中村粲之流才能放开手脚为所欲为地构筑其自恋、自慰的“大东亚史”。然而，有一点文化教养的人都应该知道，在文史哲为核心的“文科系”中，哲学求真理、历史求真实、文学求审美，这是常识。假如历史可以根据某些人的需要而胡编乱造，而掩盖或歪曲，那么历史不就成了日本式的“时代小说”或“历史小说”了吗？而像中村粲这样不把历史当科学，为达到自己的特定目的而写成的《走向大东亚战争的道路》之类的书，除了可以展现作者的诡辩术和伪造伎俩之外，还有什么可信性呢？然而中村粲是一方面不承认历史是科学，另一方面又极力试图使人相信他笔下的历史是可信的。这就形成了一本正经的学者面目和歇斯底里的无赖诡辩纠缠在一起的奇妙的反讽。中村粲有时也会说出实话，如他说“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履历书”，对一个民族来说很重要。但中村粲却认为这份履历书不是由历史本身写就的，是可以在历史过后随便改写的。按着这样的逻辑，中村先生假如可以再活几年，那就有可能反过头来重新改写他的履历，称自己不是一个以研究历史为业的人，而是一个小说家和诗人，只要这么一写，中村粲先生就拥有了“小说家”和“诗人”的“履历”（如果他感到有必要的话）。这样做行吗？这是在作伪证，于道德于法律均不容许。然而，中村粲为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日本改写“履历”，干的正是这种勾当。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为洗刷“污名”而篡改历史（2）
中村粲对日本历史的最大胆的创意和改写，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者”的帽子摘掉，把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关系颠倒过来。他认为，这样做十分必要而且迫切。否则每逢日本发行新的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每逢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每逢日本政要发表关于战争问题的看法的时候，都会遭到中韩两国的“干涉”。这是不能容忍的。他说：“每当‘教科书’和‘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日中之间纠纷时，中国方面喜欢使用的说词就是‘反对将战争加害者与被害者混同起来’。这种‘日本＝加害者’、‘中国＝被害者’的图式，是日中近代史中中国方面的‘公定史观’的基本构造。（中略）‘中国被害者说’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人要日本人跪拜磕头的一张王牌。只要承认这种论调，我国未来将永世不能摆脱对中国的主从关系。”他认为，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想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历史写得好一些，这是自然的。“得到他国的‘理解’和‘承认’才能写自己的历史的国家，一个也没有”；日本人写自己的历史倘若还需要得到中国的认可，“那日本就不算是独立国家而是附属国了”；又说，“正如别的国家的历史无一例外都是民族主义的，我国的历史也应该是民族主义的”。
中村粲的这些振振有词的高论，乍一读颇有气势，实则荒谬不经。众所周知，日本近现代史，是不断欺凌、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由此，日本的近现代历史已经不是单纯的“日本历史”，而是与中国的被侵略史密不可分的历史。假如书写日本古代史，完全不提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不提日本的遣唐使及其在日本历史文化中的作用，那就不是科学公正的日本古代史。古代史是如此，日本近现代史更是如此。从明治维新前后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的历史，从不断地密谋侵略中国，到局部实施侵略，再到1937年全面侵华，构成了日本近现代史的主线。日本近代发展资本主义，也离不开对中国“赔款”的勒索、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对中国市场的侵占。很大意义上可以说，近代日本的军国化、暴富化，是以中国的贫困化、苦难化为代价的；换言之，日本近代资本的原始积累及暴发户式的膨胀，是以牺牲中国、侵略中国、加害中国为主要前提的。这是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的铁的历史事实。既然日本近现代史与中国有这样深刻的关联，那么写日本近现代史不涉及中国，可能吗？就以中村粲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为例，这是中村自称的“日本自己的历史”，但是其中却有那么多内容不得不涉及到中国。既然涉及到中国，中国人就有权利说话，有权利要你说真话，有权利抗议你对历史的伪瞒和对中国的侮辱。退一步说，假如你中村粲所写的日本近现代历史、或假如任何一个日本人、任何一本日本教科书所写的日本近现代历史，故意只字不提中国，那中国仍然有权利说话，因为你不提中国这一行为本身，就等于抹杀对中国的侵略史（这样只字不提中国的历史书现在还没有，但将来日本右翼会玩弄这一招也未可知）。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以种族战争史观粉饰侵略（1）
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一书中，中村粲摘掉日本的“侵略者”或“加害者”帽子的主要手法之一，就是从“大东亚战争”史观出发，将战争的根本矛盾，即“日本侵略——中国被侵略”（或日本侵略亚洲——亚洲各国被侵略）转换为“西方人压制日本——日本反击”，转换为“黄种人日本抵抗白种人俄国”这样的种族矛盾。这就从根本上改写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把侵略与被侵略的矛盾转化为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种族矛盾，以掩盖、粉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