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样的转换，日本侵略中国就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为了遏制俄国南下，或为了阻止“西力东渐”。这样一来，日本的侵略战争就被说成是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压制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行动。站在这个角度上，中村粲甚至把幕府末期积极主张对亚洲侵略的思想家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经略”（即侵略）亚洲的主张与阻止“白人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并给予高度评价，说他们“果敢进取的经略大陆”的思想，使得日本“面对西洋帝国主义的咄咄逼人的侵略，不是停留在被动的抵抗上，而是由积极的海外经略来防遏白人帝国主义，谋求亚细亚的再兴”；又说：“19世纪中叶，我国的邻邦清国老病不堪，失去了抵抗西洋殖民主义的能力；朝鲜只知有个宗主国清国，而不知世界大势，面对列强的威胁而懵懂无知、浑然不觉。上述的明治思想家们毫无疑问是东亚的先觉者，是意识到了西力东渐的威胁，并敲响警钟的人。除了他们东亚各国中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第29页）。这样一来，日本对中国、朝鲜的所有侵略行径，就都有了防止“西力东渐”、解除“列强”威胁的冠冕堂皇的说词，“日本侵略亚洲”这一主要矛盾就被淡化了、乃至合理化了。中村粲用以转换战争中主次矛盾的伎俩，并非他个人新发明，而是侵略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核心，也是在中国略地杀人的最常用的借口。看来，战后日本右翼学者为日本的侵略历史辩护和翻案，也只能到那腐臭不堪的军国主义理论垃圾堆中寻求灵感了。
中村粲在《大东亚战争的起因》中声称：“俄国是明治时代的最大的威胁”，说“在整个明治历史中，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毫无疑问是俄国”。此话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稍懂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甲午战争之前，即明治初期，日本“征韩”的最大障碍不是俄国，而是中国。中国不但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假想敌”，也是日本眼中最大的“现实敌人”。当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中国，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统治的中国已经不足以成为日本的对手之后，“最大的假想敌”才转向俄国。日本之所以在明治中期以后将俄国视为最大的假想敌，当然是因为当时的俄国是日本占领朝鲜、进而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最大障碍。换言之，日本要实现他的“大东亚共荣圈”，就必须与俄国对决。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要求日本归还战争后霸占的辽东半岛，就仿佛要日本将吞下的肥肉吐出来。日本人不吐，于是对俄国开战，在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为瓜分中国而进行的肮脏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结束后，形成了俄国占领“北满”、日本占领“南满”的格局，日俄两国遂在1907年7月30日以协约的形式，正式互相确认了两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瓜分。到了这个时候，日俄两国已经不再是中村粲所说的“最大敌人”的关系，而是分赃者之间的关系。此后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迅速扩张，引起了原本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驱逐俄国的美国的不满。美国欲利用其雄厚的资本打入东北地区，为美国的资本和商品寻求出路，这就引起了美国与日俄两国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俄国却又联合起来排挤美国，于1910年7月4日两国再次签订了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协约，从内容上看近乎是对美国的防御同盟；而对中国而言，则是日俄对中国的进攻同盟。换言之，在这个时候，日本与俄国成了伙伴。因此，中村粲所说的“在整个明治历史中，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毫无疑问是俄国”，完全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胡说。
中村粲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将日俄两国之间为瓜分中国东北而进行的肮脏战争和丑恶交易，说成是东方人与西方人、黄种人与白种人的人种之战。换言之，是把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争夺的战争，说成是日本为了亚洲有色人种而与白种人所进行的种族之战。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中村粲说：“日俄战争是有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胜利，是立宪国家对专制国家的胜利。日本的辉煌胜利，给在西洋列强的压迫下呻吟的后进诸国以很大冲击，日俄战争促使全亚洲觉醒和奋起，从此民族独立运动汹涌澎湃，不断扩大。”（同上，第115页）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以种族战争史观粉饰侵略（2）
中村粲将“大东亚战争”中的“日本侵略——中国（亚洲）抗日”这一根本矛盾转换为白种人与黄种人的种族矛盾，不但从根本上否定了日本的侵略性质，而且也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在中村粲所说的整个“大东亚战争”中，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是一种既相互冲突、也相互利用的矛盾与依赖的关系。“大东亚战争”期间，日本从来都没有与整个“西方列强”为敌，而是哪个西方强国妨碍了日本的侵略，日本就将矛头对准哪个国家；相反，哪个国家不妨碍、默许、容忍乃至支持日本的侵略，日本就与哪个国家结成盟友。在西方列强中，直接与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是俄国，所以日本就把俄国视为敌人。与此同时，日本又在西方列强中寻求盟友，甚至与西方列强一道侵略中国。例如，1900年日本作为“八国联军”中唯一的一个非“白种人”成员，以保护侨民为由和西方列强一起来中国烧杀抢掠，那时日本考虑过阻止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吗？1902年1月，日本和英国在伦敦签署“日英同盟条约”，承诺双方互相承认各自在中国的“特别的利益”（英国在中国南方、日本在东北的“利益”），相约“日英一方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与第三国开战时，一方应严守中立，并防止别的国家参战”；“他国与日英同盟交战时，日英双方应给予援助”。这个“日英同盟条约”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日本与英国建立了军事、政治上的全面合作关系。对此，中村粲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说：“就是这个日英同盟给了日本人以自信，成为和俄国对决的一个靠山，并在日俄战争中起到了防止法国参战的作用，故意义极其重大。”又说：“日英同盟是此后二十年日本外交的最大支柱，是任何人都没有疑问的。”（同上，第95页）中村粲在《大东亚战争的起因》中也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是凭借日英同盟，才将德国赶出了山东半岛”，而由日本取而代之。1905年，日本与法国签订日法协约，规定相互确认对方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支配权。可见，没有西方列强的合作，日本的侵略和扩张就不可能顺利得逞。到了1918年，在对付刚刚诞生的苏维埃联盟及其共产主义方面，日本又与西方列强有了一致的利益。为了干涉俄国共产主义革命，日本就与美国、英国、法国结成了同盟军，共同出兵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日军侵入西伯利亚地区四五年之久，最后在苏联军队及当地居民的抵抗下才不得不撤兵。后来，日英同盟破裂后，日本又在西方列强中寻找了新的伙伴，于是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以及意大利这样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结成了臭名昭著的轴心国，并一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历史事实都表明，日本从来都没有无条件地与西方列强为敌，而是与妨碍其侵略扩张的西方强国为敌，而又与支持其侵略扩张的西方强国为友。换言之，日本与西方强国是敌是友，都取决于那个西方国家是否与日本形成利益冲突，是否妨碍了它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而作为与日本“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中国，一百年来却一直被日本作为敌人。而且对于中村粲之流的右翼势力来说，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他们的敌人。可见，中村粲所谓的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阻止“西力东渐”、日本的胜利是“有色人种对白人的胜利”之类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日本所谓的“大东亚百年战争”中，妨碍日本独占中国和亚洲的最大敌人除了顽强抗日的中国之外，就是俄国（后为苏联）和美国。对此，中村粲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把“大东亚战争”的性质概括为：“（一）围绕门户开放主义的日美抗争；（二）和共产主义的战斗。”（同上，第656页）实际就是这个意思。中村粲明确写道：“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败退，俄国由于革命而持续动乱没有余力，法国已经占领了印度支那，虽然在支那的租借地仍然维持，但其势力显著衰弱。只有美国，大战以来，作为世界的债权国而显示实力，拒绝加入维尔萨尤条约维尔萨尤条约：1919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与战败国德国之间在法国的维尔萨尤签署的条约。含有国际联盟规约及德国的领土、赔偿、军备等内容。，将其关注的重点由欧洲转向了远东。在大战中，与在满蒙、支那和太平洋进出的我国形成了正面对抗。”（同上，第176页）而长期支撑日本外交的“日英同盟”也因为俄罗斯帝国的灭亡和德国的衰败而失去价值，并于1923年中止。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后来日本为什么将美国作为称霸亚洲的最大敌手。接下去，中村粲极力渲染美国对日本如何钳制和压迫，说美国国内如何“排日”，如何出台不许日本人加入美国国籍和限制日本向美国移民的法案，特别是美国如何在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签署《九国条约》而限制和剥夺日本在中国的权益，等等。当时日本为大势所趋，无可奈何不得不签署了九国条约。而九国条约的基本精神是“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的完整”，显然有限制日本在中国的野心的意图。而恰恰是“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的完整”，对于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的日本来说，越来越难以遵守，使得中村粲至今仍愤愤不平。他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说：“这个九国条约，对我国重视日华关系的大陆政策，原则上做了否认，因而对我国约束甚大。”“此后，一直到大东亚战争结束，美国充分利用九国条约为依据，非难日本的大陆政策。在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支那事变的时候，都以违反九国条约作为非难日本的根据。”（同上，第182页）所以日本也就于全面侵华后的1938年11月正式宣布不承认九国条约。
上述连中村粲也明确承认的史实都清楚表明，日本与俄国、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列强的关系及其变化，实际上都是与日本侵略中国的需要为转移的，侵略中国及亚洲才是日本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根本宗旨，而从侵略时期直到现在的中村粲之流所标榜的“阻止西方列强入侵亚洲”云云，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排斥其他列强，“独霸亚洲”、“独霸中国”的代名词罢了。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所谓“当事双方都有几分责任”（1）
中村粲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的另一种手法，就是不放过一切机会地强调：战争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引发的，因此“加害者”和“被害者”难以截然区分，战争双方都有责任。他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序章中写道：“一直以来，只有日本才是加害者，中国和韩国是‘被害者’被作为一种定论，成为两国的公定史观。对此提出异议，成为我国学界、教育界、言论界的禁忌。但是，本书就是要大胆触犯这个禁忌。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争斗，当事双方都有几分责任。”为了证明日本也是“受害者”，为了证明“双方都有责任”，中村粲对日本在中国的历次屠杀暴行或是轻描淡写，或是一笔抹杀，却对日本所遭到的“损失”大事渲染。例如，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中村粲特别记述了几次针对日本人的所谓“惨案”或“屠杀事件”。其中，一次是所谓“尼港事件”，说的是1920年侵入西伯利亚境内的日本军队，“被俄罗斯人、朝鲜人、中国人组成的四千多名共产游击队包围在被风雪围困的尼港市……我守备队大部分战死，居留民一百四十名被投到监狱”。如果这个“尼港事件”确有其事的话，那么现在看来，那完全是当地抗日武装对日本侵略军实施的应有打击，与所谓“虐杀事件”丝毫沾不上边儿。再如，1928年的所谓“济南事件”，即日本侵华史上著名的“济南惨案”，日本为了维护自己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担心北伐军的推进会使军阀张作霖失去北京而进入东北，从而妨碍日本对东北的独占，便肆意阻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从青岛出发，抢先占领济南，在济南城挑衅北伐军，竟将前去进行外交交涉的蔡公时割去耳鼻，并大肆屠杀中国民众及两所医院的伤兵六千多人，杀伤一千七百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当时的日本军方却故意向日本国内民众夸大北伐军的“暴行”，将十三名日本人的死亡说成是“三百多名日本侨民惨遭杀害”，并极力渲染中国人的“惨虐”细节。这些歪曲报道早已被历史学家澄清，但中村粲却依然以当时的歪曲报道为据，以《酸鼻！日本居留民被虐杀》为小标题大事渲染，但对日本军队屠杀中国人的行径只字不提。又如1937年7月29日在北京通州发生的“通州事件”，中村粲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第十三章第五节以《惨！通州事件》为标题，对中国人如何“屠杀”日本人，极尽夸张和煽情地描写。说“中国的保安队不仅攻击我守备队及特务机关，而且对日本居留民挨家给予袭击，对无辜的居留民（包括多数老幼妇女）进行抢夺、施暴、凌辱、杀戮，极尽各种残暴之能事。中国兵特有的猎奇式的杀害和处刑的场面，在光天化日下展开”。称中国人共杀害了二百六十名日本居留民。然而，“通州事件”是怎么发生的？那是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大举全面侵入中国不久，派飞机在北京上空狂轰滥炸。疯狂轰炸中，竟然把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伪“冀东政府”的保安队所在地作为轰炸目标，使保安队死伤惨重。侥幸未被炸死的保安队的官兵，忍无可忍之下对日本人倒戈，实施报复，遂发生了所谓“通州事件”。事情发生不久，一个从通州现场逃脱的名叫安藤利男的人，当时曾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了《在通州对日本人的大屠杀》一文，可以证实上述情况。他写道：“不管怎么说，这个轰炸事件（指日军轰炸冀东保安队事件——引者注）导致了冀东保安队下决心倒戈，这是事实。假如没有这个轰炸事件，通州事件的惨剧就不会发生。这个轰炸事件才是通州事件肇始的元凶。”《通州の日本人大虐殺》，载《“文艺春秋”にみる昭和史》（一），第463页，文春文库1995年。可见，“通州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日本七七事变后大举侵华；日本居留民被杀，起因于日本军队用飞机对北京狂轰滥炸，责任全在日本方面。中村粲愤愤指责日本战后的教科书、媒体只字不提通州屠杀。可实际上这有什么好提的呢？提出来只能加重日本军队的侵略罪责，只能证明中村粲在前面所说的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是未动枪炮、“和平进城”之说纯属假话。值得注意的，中村粲在本节中的最后一小节，小标题是“没有通州事件，就没有‘南京事件’”，他的意思是，日本军队“四个月后攻入南京所爆发的若干报复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这就等于承认了日本在南京大屠杀是对通州事件的“报复”，换言之，就等于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与中村粲在第十五章中极力抹杀南京大屠杀，形成了前后的矛盾。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所谓“当事双方都有几分责任”（2）
反过来，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一切行径，中村粲则千方百计，事事化小，乃至化了。如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那个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全面剥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主权的极为蛮横的要求，而中村粲却说这些要求“并不过分”，理由是“二十一条”中有些要求只是“希望”，而且实际上这些要求并没有被一一兑现。他反过来指责当时中国“对‘二十一条’的内容于国内外大肆进行歪曲夸张的宣传，而招致了不必要的误解，并使‘二十一条’成为以后中国排日运动的中心题目”；还指责中国国会在1923年通过“‘二十一条’无效”的决议是单方面的。对于“二十一条”这样的“要求”做如此辩解，却对日本人在中国制造的骇人听闻、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等历次血腥屠杀事件，中村粲则是极力抹杀。按中村粲的“大屠杀”标准，通州事件、济南事件中日本人被杀二百来人（？）就把他称作大屠杀的话，那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一次屠杀几百个无辜的中国平民，对日本军队来说是家常便饭，不在话下了。因此，这样的屠杀也就微不足道，在中村粲的书中丝毫也不可能找到。即使日本制造的是成千上万人的大屠杀惨案，如平顶山大惨案等，中村粲也只字不提。甲午战争中日本人登上中国领土在旅顺制造的屠杀六万人的血案，即“旅顺口事件”，由于美国记者的目击和报道，而广为人知。而中村粲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却说什么那只不过是“流行于世界的夸大报道”，当时的旅顺是个小地方，不可能有六万人可供屠杀，说被杀的不是市民，而是换成便装的中国士兵。又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成了“文明”国家了，已经懂得尊重“国际法”了，因此不可能有残暴行为。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村粲称为“南京事件”，因为它太骇人听闻了，在人类近现代史上，恐怕只有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才可与之相提并论。中村粲自知讲“大东亚战争史”的时候不得不提南京大屠杀，所以专设了一章，标题叫《新“屠杀”考》，但他要做的，就是试图说明南京大屠杀的不存在。虽说是“新考”，但与专事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右翼文人铃木明、田中正明、村松俊夫、东中野修道等“专门家”（详后）比较起来，也没有什么新货色。无非是说南京大屠杀“谁也没有见过”啦，是东京审判时“捏造”出来的啦，十五万具尸体如何能够由崇善堂、红十字会的那么几个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埋葬完毕啦。结论是：说日本人大屠杀，说日本人强奸、抢劫、放火等，都是中国人“宣传”出来的，“那是中国人根据自己传统的风俗和屠杀习惯而创作出来的故事。像以上那种猎奇的蛮行，日本人干不出来”（同上，第434页）仅从这一句话，就暴露出中村粲的“日本自恋症”已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自恋症的病入膏肓，使得他不愿正视日本的负面文化史。中村粲先生该不会没读过日本古典名著《平家物语》吧，那上面的残酷场面多不多？中村粲是否读过日本学者写的《暴力的日本史》南条范夫：《暴力の日本史》，光文社1970年版。、《日本死刑史——活埋?火刑?分尸?斩首示众?绞首》森川哲郎：《日本死刑史：生埋め?或あぶり?磔?獄門?絞首刑》，日本文艺社1996年版。、《日本拷问刑罚史》世间良彦：《日本拷问刑罚史》，柏书房1996年版。、《日本拷问处刑残酷史》柳内伸作：《日本拷问处刑残酷史》，にちぶん文库2002年版。之类的学术著作？看看日本历史上有没有“猎奇的蛮行”和残酷的暴力？对本国人尚且如此，而日本兵在屠杀他们所蔑视的“支那人”的时候，其残酷和蛮行的想像力，恐怕不会亚于今天的中村粲在抹杀南京大屠杀方面的想像力吧。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对十五年侵华战争的全面翻案（1）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十五年、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八年的史实，中村粲又是怎样解释的呢？
第一，对“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及此后日本人全面侵占满洲，并扶植傀儡政府炮制“满洲国”，中村粲首先强调这是中国排日抗日的结果。他称当时说中国政府实行“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以前与日本等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日本受到损失；说满洲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迅速“赤化”，排日浪潮更为激烈，排日教育更为彻底，“打倒日本”的口号响彻全国，而且说这些排日运动是在国民政府的组织指导下进行的。对此，中村粲得出的结论是：“满洲事变不是原因，比起原因来更多的是结果。换言之，满洲事变不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出发点，而是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排日侮日的必然的结果。”（同上，第302页）就这样，中村粲彻底颠倒了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中国为什么排日抗日？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日本侵入中国、危害中国，然后才有中国的排日抗日吗？
第二，中村粲说满洲“独立”“是满洲人自己的愿望”，“并不是日本随便描绘出来的梦想”。然而，事实上，“九?一八”之后满洲绝不是独立，而是失陷于日本人，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所谓“满洲人自己的愿望”就是让日本人在满洲为所欲为吗？况且中村粲所说的“满洲人自己”是谁呢？他说是“憎恨张作霖军阀统治的文治派的知识人”。即便如此，这些人能代表“满洲人自己”吗？众所周知，中国近代长期处在军阀割据状态，正如日本历史上长期处在藩阀割据状态一样，即使那些不喜欢张军阀的“知识人”想要摆脱军阀而独立，也并不意味着愿意让日本人取代军阀来统治“满洲”。
第三，中村粲判定“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理由是说这块地方历来不是汉族人居住的地方。他说孙文等中国同盟会的成员，也没有把东三省看成是汉民族的领土。“在回顾满洲两千年的历史的时候，可以知道满洲民族曾经征服过中国，但汉民族没有支配过满洲。在汉、唐、明几个朝代汉族的势力确实达到了满洲，但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在地域上也限于南满、辽东的狭小部分，回顾历史，可以说满洲是满洲民族的，汉民族主张对满洲的领有权，是没有根据的。”（同上，第330页）所谓“满洲不是中国领土”这也不是中村粲发明的观点，而是近代以来那些为日本侵华服务的御用“满洲学”学者们得出的共同“结论”，这显然是十分荒唐的。荒唐之处就在于他们或是出于故意或是出于无知，完全混淆了“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的关系。中国从来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多民族的、以民族融合为历史特征的国家。连日本这样一个号称“单一民族”的国家，也有民族的不同。按中村粲的荒唐逻辑，说日本阿依奴（虾夷）族人所世代居住的北海道、千岛等地，从来都不是日本领土，行吗？当然不行。中村粲故意将某某地方历史上不是“汉族”的居住区，与某某地方不是“中国”领土两者画上了等号，是对民族国家常识的亵渎，实在不值一驳。“满洲不是中国领土”，难道是“日本领土”吗？“满洲不是中国领土”能作为日本侵占“满洲”的理由吗？
第四，中村粲还从日本经济的角度，援引侵略战争时期日本的军国官僚的话，来说明满洲对日本是如何重要。他甚至把战犯、前首相近卫和东乡外相的话搬出来，作为立论根据。说什么那时日本人口增加很快，吃饭成问题，必须在开发台湾、朝鲜之外再开发满洲；发动“满洲事变”是为了打破欧美对日本的经济封锁，“打破西方的禁锢寻求生存之道”。在中村粲看来，为了“日本人的生存”，侵略中国、牺牲中国就是自然的和必要的。这种论调与当年纳粹希特勒以“寻求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为由屠杀犹太人、侵略整个欧洲一样，是何等相似的强盗逻辑！
关于七七事变，中村粲和所有美化侵略、拒不反省的日本右翼分子一样，坚持说七七事变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是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员先开的第一枪，幕后的策划者是刘少奇。所以“真凶”是共产党、刘少奇。关于七七事变问题，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尊重历史事实的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充分地、大量的研究，足以证明是日本军队先行开枪挑衅，引起事端，以寻找侵入关内的借口。那是时任华北日军第一联队长的牟田口廉也首先下令向中国军队开枪的。时过七年之后，牟田口廉也已升任中将，担任在缅甸的第十五军司令官时，对此事仍念念不忘。对此，当代日本历史学者儿岛襄在《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写道：
牟田口中将与其说是一位缜密的计谋家，不如说是果敢的行动家……他常常感慨说：“大东亚战争，说起来，是我的责任。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引发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想必须给这场战争一个了结。”兒岛襄《太平洋戰爭》（下），第119页，中公新书1966年版。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对十五年侵华战争的全面翻案（2）
历史事实如此清楚，原本无可置辩。但中村粲们很清楚，谁先开第一枪这个问题，可以用来大做文章，需要在这上头给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找一个借口。如上所述，中村粲曾把日清战争说成是为了朝鲜独立，把日俄战争说成是为了阻止俄国南下，把出兵山东说成是保护日本侨民，把占领满洲说成是为巩固日本的国防和日本的生存。日本的这些目标后来都实现了。问题是已经侵占了几倍于日本的土地，还要得寸进尺地大规模全面侵略中国，要找一个什么“理由”才说得过去呢？想来想去，只有把中国军队说成是挑衅者，才能找到理由，那就是：中国人先向日本人开枪，所以日本就要惩罚你。用当时日本各种媒体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来说，就叫“膺惩暴支”。用中村粲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支那事变……是被〔中国〕挑起的军事行动，以膺惩肇事的支那为目的”（同上，第655页）。为了使这个结论成立，就需要把先开枪的说成是中国人。这就是中村粲等侵略战争的美化者千方百计纠缠“第一枪”问题的奥秘。为此，中村粲对中日学者发掘的大量史实和大量研究成果故意视而不见，只管兜售“中国人先开枪”的怪论。日本在占领东三省后，急欲扩大侵略范围，并制定了周密的入侵华北的计划，以实现幕末以来吉田松阴、佐藤信渊等许多日本“志士”、军阀、政客的“大东亚”的梦想，所以日本人早晚要开这一枪。日本要侵入华北，总是要找一个借口的。这不是事先的假设，而是为历史事实所证实了的。更何况，当时的日本早已经侵占了东三省，对中国而言，日本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侵略者。而且，日本依据早先与腐朽软弱的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以“防义和团、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在华北长期驻扎军队。义和团不存在了，日本军队却还是赖着不走，后来又肆意扩大驻军与军事活动的范围，在本来不属于十二个驻军地点的丰台及卢沟桥大肆举行军事演习，以伺机挑发事端，这本来就已经属于地地道道的侵略行径了。别说中国军队没有开枪，就是中国人对这样的侵略者开了枪，难道不是理所应该的吗？中村粲却反诬中国军队“违法”，岂不荒谬吗？
关于日军在中国的最为臭名昭著的野蛮暴行——南京大屠杀，中村粲也列了一个专章（第十五章）《新“虐杀”考》，为日军的暴行开脱和辩解。他认为中国方面的“南京调查委员会”（1945年7月成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描述纯粹是“文学的修辞和空想”，他写道：
例如……说“〔日本兵〕打人用左手和右手各打一个耳光，然后再踢一脚，名为‘三面合击’。”“三面合击”这个名称和“三光作战”一样，多么带有中国风格啊！日本人想不出这样的名称，日本人一听就会直觉地感到不对头。
关于奸淫，是这样描写的：“〔日本兵〕让父亲奸女儿，让哥哥奸妹妹，让公公奸儿媳；或者割乳房，破胸破腮，拔掉牙齿，惨不忍睹。”近亲相奸不是我国的风俗，恐怕是把中国人自己的传统习俗和屠杀，假托在日本人身上而进行了上述创作。像上述的猎奇的蛮行，日本人干不出来。中村粲《大東亞戰爭への道》，第434页。
中村粲一旦需要为侵华日军开脱罪责的时候，就故意装出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无知之状。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他当然应该知道，日本古代的“猎奇的蛮行”很不少，日本古代人很早就发明了一系列别出心裁的残杀方式。如奈良、平安时代，将人捆在柱子上倒插水中的“水刑”，将人体做成“大”字形捆在木架上竖起来，用长矛从阴部刺入，通过腹腔胸腔一直穿到口腔，名为“串刺”……至于近亲相奸，即乱伦的习俗，则日本古典名著、日本人引为自豪的《源氏物语》中就有大量描写。但是似乎还没有谁把古代日本人的这些野蛮行为与现代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直接联系起来，而中村粲却津津乐道于古代中国人如何“嗜虐”、如何“残暴”，如何“野蛮”。罗列这些除了可以满足他丑化中国人的阴暗心理之外，对于抹杀日本军队的“文明”的南京大屠杀又有什么用处呢？以此拙劣手法对日本兵的南京暴行加以开脱，除了当今的日本右翼分子看了会拍手之外，有谁会相信呢？
至于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人的数字真实性问题，中村粲断言这个数字是东京审判（指战后联合国为审判日本战犯而设立的远东军事审判法庭）时编造出的一个“神话”，是一个“令人捧腹喷饭的中国式的超级算术”计算出来的谎言。接着中村粲自己也来了一个“算术”演算，来否定当时的控方提出的“崇善堂”、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掩埋十多万具尸体的史实。他写道：
即使粗略计算，搬运一个人的尸体并加以埋葬，也需要四个人吧。在河畔被杀的、吸了水的尸体很沉，处理起来应该很费劲。这样算下来，十五万五千具尸体的处理，就需要六十二万人的男性劳动力……这么庞大的从事埋葬的劳动力，是怎样平安无事地活下来的呢？控方是想说：中国人一批一批地被虐杀，同时又一个劲儿地从事尸体处理吗？这种情景是可以想象的吗？中村粲《大東亞戰爭への道》，第437页。
现存档案史料和中日有关研究专家的研究已经证实，当时的崇善堂、红十字会所做的不是中村粲想象中的将尸体一一搬运、放入墓穴的那种“埋葬”，这不仅是因为人力物力不够，而且也是因为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南京，中国人死者也不会拥有那分尊严。因而，中村粲式的“算术演算”推算出来的“六十二万人”之类的数字，完全是架空的东西。正是因为有十五万具尸体需要掩埋，当年以崇善堂、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才想方设法克服资金短缺、人力缺乏等种种困难，只崇善堂就动用了汽车等工具，组织了四个掩埋分队，雇佣了不少临时人员，在城外则得到当地农民的协助。在这种情况下，掩埋“作业”还是从大屠杀后的1937年12月，一直持续到次年4月。这都是有案可查的历史事实。中村粲对南京大屠杀及日军暴行，只是极力抹杀，至于历史事实与逻辑，则完全顾不得了。至于他抹杀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其他谬论，例如认为“没有一张屠杀的‘全景写真’”就等于没有发生屠杀等等，显然是从田中正明等南京大屠杀“抹杀”专家那里抄来的，本书将在第七、八章中详论，在此从略。
在对“大东亚战争”做了全面辩护和美化之后，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的“终章”中，中村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总之，回顾近代史，可以发现我国是一个领土欲望极小的国家，和欧美列强相比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征。我国的对外行动大体上为两个原理所决定、所支配。这就是国防上的安全和民族的生存。为了确保国家民族的安全，而进出他国；为了生存或者自存的目的而向他国要求权益，但即便如此，对领土的要求几乎没有。中村粲《大東亞戰爭への道》，第654页。
“对领土的要求几乎没有”？！颠倒黑白强词夺理恬不知耻如此！观止矣！至此，中村粲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本应具有的起码的学术水准和道德良知，也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丧失殆尽。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发起（1）
近年来日本最猖獗的右翼文化组织就是所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该会的发起人和第一任会长就是西尾干二。此人站在极右翼的立场上，打着反对“自虐史观”的旗号，通过写作著述、社会活动等多种不同方式，篡改历史，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其代表著作《国民的历史》玩弄历史于股掌之上，全面复活荒谬绝伦的“皇国史观”，集中暴露了右翼势力的自恋史观。
西尾干二，1935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文学系德国文学专业毕业，并获东大文学硕士及博士学位。长期在电器通信大学任教授，退休后被聘为该大学的名誉教授。西尾干二的著述较多，20世纪90年代前，他曾出版了《欧洲的个人主义》《与尼采的对话》《欧洲图像的转换》《日本的教育与德国的教育》《教育与自由》《关于人生的价值》《行为的思索》《历史的不安》《自由的悲剧》等有一定的学术意味的书。在这些著作中已经体现出了他反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国际化、自由化的保守主义倾向。90年代后，西尾干二的右倾保守倾向日益膨胀，并逐渐走向学术思想界的右翼乃至极右翼。他在《奉劝劳动锁国》（1989）一书中“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不久以后出版的《新的日本历史开始了》封面书影。封面人物为“编纂会”核心成员的漫画像
，提出“外国劳动力使日本灭亡”，主张劳动锁国论，并在电台与报纸上与异见者展开辩论。1992年去东欧国家旅行，回国后出版了分析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瓦解的《极权主义的诅咒》一书，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厌恶感。
日本右翼言论批判西尾干二对教育问题、尤其是对历史教育问题十分热衷，曾担任第十四届中央教育审议会成员。他在《教育与自由》（1992）一书中，猛烈批评日本政府文部省对学校的教育改革不力，认为日本现有的历史教科书不能向下一代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1994年7月，他发起成立了由学术界、财界、政界官员等二十人的研究小组“路之会”，就政治经济及媒体舆论等问题，每月举行一次讨论，并发行会刊。同年11月，西尾干二和中村粲等右翼学者一道加入了自民党右翼团体“历史研究委员会”任讲师，并在会上做了《日本和纳粹的罪行能相提并论吗？》的演讲，认为不能将日本的战争犯罪与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罪行相提并论。出于对日本的一些中学历史教科书如实记述日本侵略战争史实的不满，他于1996年底发起成立了以争取删除现有教科书中关于侵略战争记述为目的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并任会长。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副会长、理事、监事）包括藤冈信胜（东京大学教授、副会长）、高桥史郎（明星大学教授）、伊藤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坂本多加雄（学习院大学教授）、田久保忠卫（杏林大学教授）、田中英道（东北大学教授）、芳贺彻（东京造型艺术大学学长）、西部迈（评论家）、小林善纪（漫画家）等较有名气的学者、文化人。到2002年，该会在西尾干二退休、成为“电器通信大学名誉教授”后，由东北大学大学院教授田中英道任会长，副会长和理事也做了一些调整，其中较为引人注意的京都大学教授、右翼学者中西辉政入会并成为理事。在同年12月2日举行的“编纂会”“发会式”暨记者招待会上，西尾干二代表“编纂会”宣读了如下声明：
历史教育问题，在上次大战失败后半个世纪以来，被反复讨论，但对于历史的歪曲不但没有得到纠正，近年来反而愈演愈烈。
尤其是今年度通过检定的七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近现代史的记述，将日清、日俄战争定位于侵略亚洲的战争。而且，进而将明治国家本身作为恶、将日本的近现代史断定为犯罪的历史。例如，将证据并不充分的“从军慰安妇”的强制征用写了进去，这是自我罪恶史观的必然产物，也可以说是由自国历史丧失而导致的国民意志崩溃的一个象征性事例。
到底应该怎么办？在战后五十年间，将世界一分为二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历史观在日本共存，历史教科书的记述就是这两种史观混杂的很好的例子。虽然从原理上讲是对立的，但是，作为对日战胜国否定日本过去历史的两个历史观，却在战后知识人的头脑中合而为一地共存着。其结果，就是导致了日本自身历史观的丧失。
众所周知，冷战结束后的东亚局势不容乐观。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独自的历史形象，拥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意识，而不是苟且偷安地认同他国的历史认识。特别是刚刚具有幼小的民族主义萌芽的我国，和正处于初期民族主义爆发期的近邻亚洲各国，假如在历史认识上趋同，其结果必然带来我国的屈服。这就会使得上述的历史丧失症更加严重。
我们在此将重新思考战后五十年，返回“历史是什么”的本义的追问中。我们要告知各界，我们的目标是努力恢复任何一个民族都无一例外所具有的自国的正确历史，要编写并提供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自信的具有良识的历史教科书。
希望得到各界各层的指导和支援。见《歷史を裁く愚さ——新しい教科書のために》，第48～50页，PHP研究所1997年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召集人：
阿川佐和子（随笔作家）
小林善纪（漫画家）
坂本多加雄（学习院大学教授）
高桥史郎（明星大学教授）
西尾干二（电器通信大学教授）
林真理子（作家）
深田佑介（作家）
藤冈信胜（东京大学教授）
山本夏彦（随笔作家）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发起（2）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发起与成立，得到了日本社会各界具有右翼思想倾向的团体组织、企业与个人的赞同和赞助。其中不乏一些著名人物，如现任东京都知事、日本右翼在政界的总代表石原慎太郎、三菱重工工业会长相川坚太郎、野村证券株式会社常任顾问相田雪雄、日本合成橡胶公司董事长朝仓龙夫、中外制药株式会社社长上野公夫、富士通株式会社会长山本卓真、BMM东京株式会社会长种子岛经等几十名企业界老板；还有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会田雄次、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林健太郎、伊藤隆、千叶大学教授秦郁彦、常磐大学教授冈田英弘、国际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饭田经夫、学习院大学教授坂本多加雄、福冈女学院大学教授平川佑弘，新松下村塾塾长涛川荣太等几十位学术界教育界著名人士；还有八木义德、深田佑介、井泽元彦、北方谦三、佐藤爱子、林真理子等十几位著名作家，政治与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国际问题评论家藤井升、评论家村上兵卫、文艺评论家江藤淳、佐伯彰一、国际问题研究家小室直树等一批评论家与学者。详见《新しい歷史教科書をつくる會贊同者名簿》，载《新しい日本の歷史が始ま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幻冬舍1997年版。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围绕着“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日本各界的右翼势力又一次纷纷靠拢在一起。由此可见，“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并不是一般的教育或学术团体，而是一个以为军国主义全面翻案为总体目标的日本全国性的右翼组织。本着这样的目标，从那以后，以西尾干二为中心的“编纂会”在文笔著述和社会活动两个方面齐头并进，近年来高密度地在日本全国举行演讲会、专题座谈会，造成了不小的声势，使这个“编纂会”由一个历史教育的团体组织很快发展演变为否定侵略历史、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的右翼政治性团体，成为近年来日本社会上“历史改篡派”的最有影响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