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西尾干二本人陆续出版了《历史裁决的愚蠢》《沉默的历史》《国民的历史》《国民的教育》《西尾干二的思想与行动》（三卷）等书。他还与人合作编写了《国民的疏忽》《新历史教科书》《极权主义的足音》等一系列书籍，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招魂和翻案。特别是西尾与另一位右翼学者藤冈信胜合著的《国民的疏忽——历史教科书危险》一书，全面攻击和否定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公开提出要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犯罪行为从教科书中删除，呼吁各校采用他们编写的教科书。该书1996年由PHP研究所出版单行本，2000年5月经修补后出版袖珍开本的“文库本”，并在有关企业和财团（其中包括东芝、富士通、佳能、住友电器工业、三菱重工业等）的资助下向全国有关基层教育机构免费发送。1997年，西尾干二将他与另外三个右翼文人小林善纪、藤冈信胜、高桥史郎关于教科书问题的演讲稿整理成《与历史教科书的十五年战争》一书，由PHP研究所公开出版，从各个不同角度宣扬了右翼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的主张。2001年，西尾干二又编辑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主张》一书，由德间书店刊行。该书收录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几个骨干，包括西尾干二、高森明敕、高桥史郎、坂本多加雄、藤冈信胜、田中英道、八木秀次等八人的八篇文章。有的文章宣称日本的教科书决不能屈从邻国的要求，不能容许外国“干涉内政”，否则会“留下祸根”；有的文章对中国、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倒打一耙，说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净是歪曲事实”西尾干二编《“新しい歷史教科書つくる会”の主張》，第55页，德间书店2001年版。。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国民的历史》畅销的背后
在著述方面，西尾的代表作是《国民的历史》。他自称这本书是“受‘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委托”写成的。《国民的历史》是一部大部头的日本历史书，多达774页，1999年10月由右翼倾向鲜明的产经新闻社及附属的扶桑社发行发售。这是西尾干二迄今为止关于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的观点与看法的集大成。西尾干二《国民的历史》
其他的几本书，如《历史裁决的愚蠢》《沉默的历史》及合著《国民的疏忽》等，与《国民的历史》在观点和材料上重复很多。因此，只要集中剖析这一本《国民的历史》，则西尾干二的右翼极端主义面目即可现出。
《国民的历史》初版本据说发行了35万册，产经新闻社大肆宣扬“一天卖一万部”，制造畅销书的声势，到后来据说实际发行了75万册。为什么这样一部硬面精装的、看上去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部头的学术书，会成为罕见的畅销书呢？首先从经销策略上看，这本五厘米厚的书，定价仅有1900日元，只相当于同类书定价的一半。和《国民的疏忽》一样，此书的出版和发行得到了有关财团和企业的更大的支持，不但定价低，而且大量免费发送。据日本学者俵义文先生在《“编纂会”的运动与〈国民的历史〉》《徹底批判〈国民の歷史〉》，第302～303页。大月书店2000年。一书中披露，“在这所谓‘畅销’的背后，是在全国各地的免费散发。对中小学校及校长、教师、教育委员、地方议员和市民等，便使用‘孩子的教育和未来的父母思考会’这样的名义，免费送书。同时，‘编纂会’的成员还拿到学校去，配发给同事和学生们。在东京的某些居住小区，挨家挨户的信箱都被放上了此书。在广岛，则在火车站发送。又，在自民党的讲演会上，该书像三百日元的小册子一样被赠送。在东京中野区，教育长在校长会上，向该区的区立中小学校长赠送该书。……这样散发的册数，全国超过了数万册到十万册，估计费用在一亿日元以上。《教科书通信簿》也和《国民的历史》一起作为宣传品散发。就这样，人为地制造了畅销书，制造了一个话题，制造了‘国民是如此的支持’这样一种舆论。”这背后没有社会上右翼力量、特别是财团势力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在这样的宣传推销策略之下，《国民的历史》在读者中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原宇都宫大学教授、历史学者石部正志先生谈道：“有一天，我的一位老朋友打来电话，说：‘读了《国民的历史》，真开了眼了。原来以前的历史观都是错误的。著者西尾先生真是勤奋呀！引用了那么多的书，实在是博学、认真的人呀！’”对此，石部先生分析说，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之所以卖得不错，被一些人称赞，可以归为三个原因。“第一，从褊狭的国家主义、民族排外主义、国粹主义、军国至上主义的立场，认定既有的历史科学的成果是错误的、是已经破产的学说，并对此一笑置之，加以轻蔑，使那些没有历史学修养的人读起来觉得很痛快。第二，作者引用了不少古典著作的片段，使读者产生了此人很博学的错觉；第三，文章、文体浅显，全书叙述没有系统性，随便翻阅起来，可以不求甚解，这样读者反而觉得作者博学和权威。结果，对其中那些国家主义、民族排外主义、国粹主义、军国至上主义的部分留下了强烈印象。这就是这本书希望达到的目的。”石部正志《〈国民の歷史〉の誤れる绳文觀》，《徹底批判〈国民の歷史〉》，第50、61页，大月书店2000年版。
那么，日本社会的右翼势力为什么如此看好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这本书、如此热心兜售这本书呢？这个问题只有从《国民的历史》本身去寻找答案了。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一万年日本文明史”的虚构（1）
《国民的历史》，顾名思义，是以日本国民为中心的日本通史，作者从古代一直讲到当代。但《国民的历史》并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严谨的叙述形式，而是以时代为经线的专题论集的形式，所选择的专题并不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是以能否充分发挥作者自己的主观见解为转移；换言之，一切目的是要说明日本的历史是如何独特、如何悠久、如何伟大、如何辉煌，日本国民是如何文明、如何智慧、如何道德、如何美好。而为了说明这一切，就时时拿日本与中国、韩国、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做比较，因此，更多的篇幅是“比较文化论”，涉及外国的篇幅甚至超过了讲述日本的篇幅。对此，西尾干二在该书的后记中也承认：“本书关于中国、欧洲及美国的记述，比起关于日本的记述更多，充满了对外国的关心。”从这一点上看，这本书的书名可以说是名不副实，与其说是日本“国民的历史”，不如说是“日本国民与外国人比较论”。而在外国人的论述中，涉及中国与日本比较的部分最多。通过这些比较，西尾干二要导出的结论是：“皇国”日本万邦无比，世界各国惟我“大日本”独尊。
从这一前提出发，在讲述日本古代历史的时候，西尾干二最大的“发明”之一，是将日本文明从中国文明圈中独立出来，并把日本文明说成是与中国、埃及、印度等最古老文明并驾齐驱的文明圈。因而，全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作为一个文明圈的日本列岛》。他把日本的绳文土器文明说成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他写道：“旧石器时代被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即使在后石器时代，即使到了后期，这个日本列岛也没有人类文化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固定观念长时期支配着日本考古学。然而，这次的新发现表明，〔日本〕属于前期旧石器时代，其年代与爪哇人、北京猿人是相同的。而且从年代方面看，甚至是比他们更古老的遗迹。”（《国民的历史》第55页）接着，西尾干二兴致勃勃地介绍了日本近来的“考古新发现”，即在现在的古川市的上高森、高森两地发现的“旧石器”，并据此将日本“绳文文明”上推到了一万多年。得出了“绳文一万年持续的日本史”、日本古代的文明是“与古埃及文明并列的长期无变动文明”这样的惊人的结论。中华文明最多也就能够上推到五千年前，而日本文明一下子就上推了一万多年前，日本文明自然就不再属于世界史学界公认的“汉字文化圈”，而是比中华文明古老得多的文明。可惜，西尾干二引以为据的高森、上高森遗址发掘，不久就被证实是捏造，是个别所谓“考古学家”为了满足一些人的民族自豪感、满足自己的成名欲而蓄意策划的骗局，被媒体揭露后，引起日本社会一片哗然。参见《旧石器发掘捏造のすべて》、《發掘捏造》两书，每日新闻旧石器遗迹取材班著，每日新闻社2001年、2002年出版。当然，西尾的高论也就如沙上之塔，不攻自破了。
西尾为了更进一步将日本文化从中华文化圈中剥离出来，又在日语问题上大做文章。强调日语是一种“所属系统不明的孤立语”，不属于汉语语系。这个看法不是西尾干二的创见。但是，为了说明“日语和汉语根本无关”，西尾干二却把日语的特殊性强调到了极端。他说日语“无视汉语的声音，将语序颠倒”，认为“这可以说是日本对中国语的一种侮辱”；说日语的“训读的成功使日本文化自立”等等。实际上，说日语“无视汉语的声音”，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训读成功”后，模仿汉语发音的“音读”仍然是日语中与训读并列的两种基本的发音方法，这是人所共知的日本语的基本常识。西尾干二作为学语言文学出身的人，当然不至于不懂这点常识，但他的主观意图是强调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摆脱与“自立”，强调日本语对所谓“汉意”（汉文化精神之意——引者注）的挣脱。他认为，日本人从古代就有崇拜外国的心理条件，而他的“《国民的历史》就是要抵抗汉意”（同上，113页）；“《国民的历史》就是要想方设法打倒汉意”（同上，第111页）。为达到这一目的，对汉语一窍不通的西尾却对汉语大加贬损，说什么：“汉字汉文的传达力有必然的局限。其缺点就是极其粗糙、只能表现死板的定型的东西。汉字汉文是一种不完善的语言。它不能表现情绪，逻辑、道理之类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品词的分类，没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的区别，没有像日语的助词那样具有重要作用的‘てにをは’之类的词。所以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不能严密地传达。”（同上，第133页）在西尾笔下，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汉语简直就是原始言语的水平！立论可谓大胆之极，在偏见和大胆之外也暴露了他的语言学知识的贫乏。西尾得出这样结论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日语比汉语先进得多，优秀得多，从而从语言学的角度把日本文化从中华文化圈中摆脱出来。他说：“〔日本的〕文字当然是从中国来的，但是却显著的变形了、日本化了。因此，日本不属于中华文明圈。正如前面说过的，言语和文字是两回事。言语是比文字更根本的东西。众所周知，日本语和中国语甚至连亲属语都算不上。”（同上，131页）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一万年日本文明史”的虚构（2）
带着这样的“日本自恋”情结，西尾干二对中国的一切都尽力加以否定。在史学方面，他特别专设一章（第七章），对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述日本人的古代文献——陈寿的《三国志》中的《东夷传》“倭人”条（简称“魏志倭人传”）的史料价值加以全面贬低和否定。众所周知，在日本古代史研究中，《魏志倭人传》一直受到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并据此确定了日本大和朝廷的位置和年代。西尾的看法是，《魏志倭人传》被尊重的理由是因为它是有关日本的最古老的文字文献，“然而，正因为如此，我相信这个材料的历史资料价值几乎没有”。他认为《魏志倭人传》将日本古代男人描写为“鲸面文身”、“木绵招头”，把女子的装束描写为“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类，“完全和南方的民俗一样了”，“是按古代中国人的固定观念写出来的”，因而是不可信的。大约在西尾眼里，都到公元3世纪了，日本人怎么可能是这副原始的模样呢？日本民族已经拥有了“一万年的文明史”了嘛！不推翻、不否决《魏志倭人传》，他的“一万年文明史”的理论就难以成立，而且他的民族自恋的心理也忍受不了这种描写，所以只好一否了之。于是西尾断言“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人……对邻国的记录不正确”，“中国正史的水平低下”，《魏志倭人传》“是历史的废墟”，远不及8世纪日本的神话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因为《魏志倭人传》没有“像《古事记》《日本书纪》那样的丰富的人间的关怀的内容”。西尾写道：《魏志倭人传》“其水平低下，一读便令人吃惊得哑口无言。只是写‘谁在什么地方干了什么，或者发生了怎样的事情’，这不过是年代记、是克罗齐所说的‘历史的僵尸’罢了。实际上，《魏志倭人传》连历史年代记的水平也没有达到。（中略）它不是历史资料，是不正确的距离推定和地形描写及幻影一般的人物的动作的连缀，是真正的废墟。”（同上，第168～169页）西尾还说：
中国人本来只有实际的现世主义的思考，缺乏宗教的神秘主义倾向。远古时代存在的神话不知何时被抹掉，而被王权成立时期的合理的政治意识所取代。因此，以西洋近代科学为基础的事实的正确、历史的客观性，在中国历史中是不能指望的。排除了神话的‘看上去合理’的记述方式，几乎总是带有政治偏向，总是伴随着中华中心主义的歪曲。西尾干二《国民の歷史》，第119页。
这一段对中国史学的评价是连“看上去合理”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因为作者的逻辑极其混乱。在西尾看来，中国历史学著作没有“以西洋近代科学为基础的事实的正确、历史的客观性”，是因为“中国人本来只有实际的现世主义的思考，缺乏宗教的神秘主义倾向”，也就是说，要是有了“宗教神秘主义倾向”，而没有“实际的现世主义思考”，中国历史才能具有“以西洋近代科学为基础的事实的正确、历史的客观性”。德国文学专业出身的西尾，竟然不知道近代西洋史学“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事实的正确、历史的客观性”，正是在与中世纪盛行的那种“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另一方面，说中国的“几乎总是带有政治偏向，总是伴随着中华中心主义的歪曲”，那么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又如何呢？这两本书本来就是为了确认天皇的正统性而编写的，基本上是天皇的传说、传记和家谱，带有远比中国史书更强烈的“政治偏向”，而且又带有日本“中心主义”。为什么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政治偏向”、日本“中心主义”不妨碍其史学价值，甚至更有史学价值，而中国的史书却因此而没有史学价值了呢？这种露骨的矛盾和混乱，是西尾干二对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评价的双重标准所造成的，是十足的偏见。
为了证明日本文明的独特和先进，西尾极力主张“与中华秩序诀别”，他批评吉川幸次郎、贝冢茂树、宫崎市定等老一代汉学家未能摆脱“中国中心观”，断言以他们为代表的“日本的东洋史学迄今为止不过就是中国中心史观、忠实于中华思想的历史学罢了”（同上，340页）。西尾为了“与中华秩序诀别”，还在社会形态、政治与官僚制度乃至城市建筑等方面，全面论述日本古代文明与中国的不同，证明日本古代在各方面都比中国先进，甚至原本模仿长安的布局而设计建设的奈良都城与长安城的某些不一致，也被他用来说明日本文明的独特。后来日本遣唐使的废止，更被他看成是“我国国风文化的隆盛时代的到来”的标志。似乎遣唐使一断，日本文化就跟中国文化无缘了，就跳出中华文明圈了，就不再接受中国文化影响了。实际上，如果西尾稍有一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常识，他就应该知道，在遣唐使废止之后，日本仍然大量持续不断地接受中国文化，例如哲学思想上对朱子学的受容（接受），在文化技术方面对中国金属冶炼技术、印刷技术的输入，在物质文化上对丝织品、陶瓷器的进口，一直到了江户时代，中国的《本草纲目》、《天公开物》、《农政全书》等，都传入日本并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影响。江户时代的锁国时期，日本是借助于中国书籍才对西洋有了最初了解的。这是日本史上的常识。日本接受中华文化的恩惠与影响，一直没有间断过。
对于江户时代二百七十多年的“锁国”（断绝与外国的直接联系），绝大部分的历史学者都认为锁国是日本幕府政权为了防止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入、阻止各地诸侯与外国的贸易而实行的闭关自守政策，锁国导致了日本在近代落后于西欧诸国。但西尾干二却认同一位名叫大石慎三郎的历史学者的观点，对锁国给予相反的评价。他认为江户时代没有“锁国”这个词，事实上也没有“锁国”。他认为幕府发布出国戒严令是一种“自我集中”的智慧，是表明日本从“亚细亚旧经济圈的独立”；而当时的德川幕府没有与清朝缔结正式的外交关系，则表明日本可以无视中国的存在了，“是因为日本无论在外交上、出版经济上都已经拥有十分的自信了”，“是因为进入江户时代以后，率然出现了‘中华的华就是日本’这样一种意识。林罗山不必说，山鹿素行之后，一直到本居宣长，‘中华的华就是日本’这样一种神州不灭的意识出现了”（同上，404页）。因此，西尾断言：“‘锁国’这个字眼儿是虚构的。由这一虚构的膨胀所导致的劣等感是近代历史学家的错误。”（同上，第415页）
就这样，在西尾干二的笔下，日本的历史比别的国家都悠久（已经有“一万多年”了），日本历史上的一切东西，包括像“锁国”这样的被公认为是退守的负面的东西，都成了正面的、值得全面肯定的东西了。日本民族、日本国家，从一万年前就是一直这么“伟大”，到了明治维新就更加“伟大”，日本在近代没有落后于西方，明治维新“比西洋的革命更革命”，总之，在所有方面，日本都是世界上最优秀、最伟大的。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对侵略历史的全面美化（1）
抱着这样的民族自恋情结，必然走向鼓吹对外侵略的民族扩张主义，因而，也就难怪西尾在谈到日本对外军事侵略与扩张行为时，都一律给予无条件地高度肯定了。例如，在论述到日本幕府时代的历史时，西尾干二对16世纪末派兵侵略朝鲜的丰臣秀吉给予高度评价，称“以武力统一天下的丰臣秀吉，开始以极大的自尊和自信来处理对外关系。这使他成为立于当时世界最前沿的政治家”；丰臣秀吉希望“通过朝鲜抑制中国，将天皇宫殿迁到北京，自己镇守在宁波，建立一个帝国，使天皇得以居高临下，统治整个东亚。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理想而出兵朝鲜，此外岂有他哉。没有比这更能体现日本人最早萌发的近代意识了”。（同上，第376页）他还写道：“日本的崛起未必只靠明治维新和日俄战争。早在很久以前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始活动了。为什么所谓的倭寇在海上很活跃？为什么秀吉出兵朝鲜？为什么支仓常长支仓常长（1571～1622），仙台藩士，曾奉命出使欧洲搜集情报。敢于到西欧去进行侦察外交。假如把倭寇看成海盗的话，那么，葡萄牙、西班牙不也是海盗吗？”（同上，第374页）
在有关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问题上，西尾干二自然是完全赞同林房雄、中村粲、田中正明等日本右翼学者的“大东亚战争史观”，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予以粉饰与美化。关于日本侵略朝鲜问题，西尾提出，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三个关键问题不能越过。“第一，在近代日本的出发点上，面临着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美国、德国等列强强加的具体的武力威胁……明治的日本人是多么惶惶不安呢！这种不安应该是叙述历史的基本依据。”“在这种惶惶不安中，本来可以依靠的中国（清）成了连自国的领土保全都做不到的官僚老废国，而朝鲜不过是他的附属国。这是第二个关键问题。”“中国和韩国尽管无能，却对日本没来理由地抱有优越感，成了日本的一种难以处理的、麻烦的、棘手的存在。两国都禁闭在陈腐的东夷思想、中华思想中，从一开始就怀有‘可恨的东夷小日本’的侮日感情，这也是他们今天对日感情的原点。两国对欧美的进出比较宽大，而对我国的进出，则视为‘暴发户、小日本’而百般刁难。”（同上，第508～509页）西尾干二强调，以上三个关键问题也是叙述近现代日本史的前提。“不把它作为前提的话，就不能叙述日本的近现代史”。可以说，所谓“三个前提”是西尾的日本近现代史的理论基础。
西尾干二为什么如此强调这“三个前提”呢？原因很清楚，第一个“前提”，可以帮助西尾说明日本的近代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而做出的必要的回应，是“自卫”的行为；第二个“前提”可以帮助西尾说明，日本“进出”（侵略）中国和朝鲜，是为了朝鲜的独立和改革，也就是帮助朝鲜从腐败的清国独立出来，促其改革并实行近代化；“如果任由清国控制朝鲜半岛，半岛就会成为俄国或欧美的势力范围，日本就要丧失独立，或者被瓜分和统治。”第三个“前提”，是要帮助西尾进一步强调所谓“日清战争”的合法合理性。对此西尾自己写得很清楚：“日清战争是日本挑战固守中华中心思想的华夷秩序，并把它摧毁的东亚特有的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干涉战争，也是日本从中国圈的独立战争”（同上，第529页）。这些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百多年前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竹越三叉等军国主义御用文人早就鼓噪过的陈腐不堪的侵略有理论，并非新鲜货色。但西尾在讲授日本近现代史之前，首先强调“三个前提”，在理论的逻辑上自然是“青出于蓝”了。但无论“侵略理论”怎样精致，总是不能将谬误变成真理，总是难以自圆其说，仍然是不值一驳。请问西尾先生：日本凭什么侵入到中国和朝鲜领土来“自卫”呢？把本来“从属于清国”（实际上并非从属，而是一种密切的国际关系）的朝鲜变为从属于日本，这就叫做“朝鲜独立”吗？西尾在讲述日本古代史的时候就反复强调日本不属于中华文化圈，为什么在讲到“日清战争”的时候，又说是“日本从中国圈的独立战争”呢？既然本来就不属于中国圈，那又谈何“从中国圈独立”出去呢？
从这三个“前提”出发，西尾干二对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等亚洲邻国所进行的一切侵略行径都予以肯定。他用了两章的篇幅强调近代以来“美国首先将日本作为假想敌国”，说美国人在贸易、移民等多方面欺负日本，因而“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对于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及全面侵华，也完全重弹中村粲等人的老调，把责任推给中国，说中国的排日运动、抵制日货、杀害日本士兵等才是“九?一八”事变的原因，而七七事变的爆发则是偶然的，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尾干二在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上，较之其他右翼学者，是别出机杼，另有一番新说。他在《大屠杀与战争犯罪》一章中，论述了“大屠杀”与“战争犯罪”的区别。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所收他在右翼组织“历史研究会”上的演讲题目，就是《日本与纳粹的罪行能相提并论吗？》，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十分自负。他极力说明日本的“战争犯罪”与纳粹的“屠杀”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他根据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希特勒注释》一书，将德国纳粹的犯罪归纳为五种情形：第一是有计划地杀害德国国内的病人和残疾人，包括医院中的犹太人；第二是在占领东欧后，将吉卜赛人集中起来加以杀害；第三就是在占领波兰后，对该国的知识分子进行有组织的屠杀；第四，在俄罗斯占领区，对俄国人进行屠杀；第五是消灭犹太人。根据这五点特征，西尾认为，纳粹德国的这些犯罪与日本的战争犯罪性质不同，因为纳粹的行动并非出于军事目的，而是政治意志的表现。“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在中国还有其他前线的犯罪——在战争进行中对俘虏及非战斗人员中所进行的非人性的行为等——这些事实肯定存在，但是，它与波及整个欧洲的对犹太人及其他人的‘最终处理’是决不可混为一谈的犯罪”（同上，第731页）。在西尾看来，战争犯罪是无论哪个国家在战争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比起真正的非战争的“大屠杀”来，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所犯的充其量是“战争犯罪”，而不是“屠杀罪”。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对侵略历史的全面美化（2）
显然，西尾干二是在玩弄有关战争与犯罪的概念游戏。他把日本的犯罪定位于“战争犯罪”，并将一切在战争中的杀戮行为都称为“战争犯罪”。这样一来，交战双方当然互有伤亡，因此双方都是“战争犯罪”；双方都是犯罪，那就谁也别追究谁，也就等于没罪——这是西尾干二的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比起非战争状态下的因政治、种族等原因发生的“大屠杀”来，日本的“战争犯罪”简直就算不上什么，所以西尾在这里敢于使用“战争犯罪”这个词，表面上承认是“犯罪”，实际是说明“战争犯罪”不算真正的“犯罪”。在这里，西尾干二完全将战争中性化了，他完全不区别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界线，不区别侵略战争和抵抗侵略的战争的界线。而且在他此前的论述中，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却也是为了“自卫”，那时候他跟所谓“西方列强”区分了“挑战”与“自卫”的界线，而在日本和中国等被侵略国之间，却又完全抹平了侵略与被侵略的界线，这就是西尾所持的双重标准，也表明了他在逻辑上的混乱不堪。另一方面，将某些国家因为种族、政治意识形态原因所发生的乱杀无辜的政治迫害或国内战争，拿出来与日本的侵略做比较，也完全是缺乏可比性的牵强附会。要说种族，日本侵略中国难道不是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的种族侵犯吗？国际战争常常就是民族（种族）之间的战争；要说政治意识形态，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不也常常搬出“防共”、“反共”的借口吗？“防共”、“反共”岂不就是意识形态吗？况且，西尾提出的有关国家发生的国内“屠杀”材料的可信性首先就有问题。即使属实，德国纳粹的大屠杀是纳粹的罪，丝毫不能说明日本军队的旅顺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日军使用的毒气战、济南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等就不是屠杀。西尾的这种处心积虑的对比，丝毫都不能帮助日本免罪或减轻罪责。因为“侵略战争犯罪”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都是一种历史上最严重的犯罪。“侵略”本身就是对别国国家主权、国民尊严的践踏，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而侵略战争中的“屠杀”更是“侵略加屠杀”，亦即罪上加罪。而且，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约七十年间，死于日本枪炮刺刀之下的中国人有三千多万，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有数字统计。据说希特勒在二战时期屠杀的犹太人是六百万。相比之下，日军在屠杀方面，与纳粹德国不只是在伯仲之间，而是独占鳌头、遥遥领先了。
五、惟我独尊的“皇国史观”的复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尾干二《国民的历史》在许多问题上无视历史事实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战后日本史学界公认的有关研究成果及结论，提出挑战、并彻底否定，似乎有不少新见。但是，骨子里，西尾干二在《国民的历史》中所体现的历史观是陈腐不堪、在世界上早已臭名昭著的唯我独尊的“皇国史观”。这种“皇国史观”从江户时代后期的本居宣长，到近现代的德富苏峰、平泉澄、大川周明之流，几乎没有变化，那就是“日本主义”、大和民族主义、日本民族优越的种族主义狂热，是对中国、朝鲜及亚洲邻国的轻蔑与敌视。正如日本著名学者、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岩井忠雄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国民的历史》是“再版的皇国史观”，是“排外的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岩井忠雄《戰後ナシナリズムと皇国史觀》，《彻底批判〈国民の歷史〉》，第50、61页，大月书店2000年版。。可以说，《国民的历史》的出笼是日本右翼极端势力“日本自恋症”大发作的显著症候。
《国民的历史》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书，不如说是一部右翼文人的思想表白，是“日本自恋症”生出的一个毒瘤，根本算不上是历史著作，其学术价值接近于零。西尾干二在《国民的历史》中所表明的错误的史学观念，已经证明《国民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反历史的、反常识的。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就是日本右翼的“皇国史观”的核心，是战后被民主思潮推向边缘、暂时有所收敛的“皇国史观”的沉渣泛起。作为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核心，“皇国史观”对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记载的为神化天皇的神话抱有类似宗教般的狂信，因此“皇国史观”又集中体现为“神话史观”。用西尾的话说就是：“历史与神话等价”（同上，第116页）；“一切的历史都是神话”（同上，第118页）。而“神话史观”又往往意味着对中国史学、对中华文化的贬损与否定，其实质是一种反华史观。
在《国民的历史》中，西尾干二在彻底否定了中国史书对日本的文字记载的价值后，却对日本神话推崇备至。为了证明文字产生之前的神话更有价值，西尾发了一番宏论，他说：
历史并非开始于文字，文字以前也有历史。文字和言语不同，言语和行为不同。文字不及言语，言语又不及行为。与行为的一次性的深、多样性的广比较起来，言语是不完全的、表面的、浮游的；而和言语的一次性的重和多样性的复杂比较起来，文字更是不完全的、表面的。文字不具备正确传达言语世界的能力；至于行为世界，文字几乎力不能及。文字不过是记号、符号而已。西尾干二《国民の歷史》，第115页。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对侵略历史的全面美化（3）
这实在是一段奇文，相信稍有点语言学常识的人都会忍俊不禁。按西尾的说法，“行为”是文化的最高等级、“言语”次之，“文字”更次之。换言之，越是只有“行为”没有“言语”的人群，文化越高级，越是只有“言语”没有“文字”的人群，文化越先进。照这样的逻辑，猿猴等动物只有“行为”，没有“言语”，所以猿猴比人强；原始人只有“言语”没有“文字”，所以原始人比有“文字”的文明人更先进。西尾就是照着这个逻辑，认为当时没有“文字”的日本人，远比有了“文字”的中国人更高级，出于没有“文字”时代的日本神话，比中国史书的文字记载可靠——西尾干二教授的头脑混乱到如此程度而不自觉，还配做电器通信大学的教授吗？我在此不得不提醒西尾先生：在你看来神圣无比的记载着日本的“行为”和“言语”的神话集《古事记》，最初却是用“文字”——从中国学习过去的汉字记录和书写下来的日本语，你不会不知道吧？而《日本书纪》本来就是用汉语书写的！假如没有你瞧不起的“文字”与“汉字”，你的《古事记》还“记”得成吗？你相信《古事记》，殊不知实际上也等于相信了“文字”即汉字。除非你能证明那《古事记》不是拿文字记录下来的，而是你西尾在公元8世纪之前拿摄像机拍下来的日本人的“行为”、拿录音机录制下来的纯粹的日本人的“言语”！
西尾贬低文字（汉字）、贬低中国历史文献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其“神话史观”，以便从根本上使日本历史摆脱“中国文化圈”，满足其“皇国”优越的自恋心理。西尾明白，如果拘泥于中国史书上的“文字”的记载，日本古代“一万年文明”的论断就不能成立；只有彻底否定以记录史实为特征的中国史学，只有标榜“历史不是科学”，才能建立其“神话史观”，才能使日本跻身于“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的行列。为此，西尾提出：
在广义上说，一切的历史都是神话。
歌德说过：“过去的一切事情都是一种象征。”正如艾伦斯坦?贝尔德拉姆关于历史与神话仪式的著名的命题所表述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对历史的纯粹事实加以完全的、客观的把握。关于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发生于过去的事件的象征和比喻。历史与过去事情的复原绝不是一回事。历史是活在现在的我们当中的新的构成物。依照这样的看法，把遥远的过去某地方的外国人所记录的东西，无原则地设定为绝对不可动摇的纯粹史实，是错误的。我们拥有从复数的诸事实中找出真实，并加以再创作的权利。西尾干二《国民の歷史》，第119页。
这段话已经把西尾的历史观表述得很清楚了。这是一种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是一种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的神秘主义史观，这也就是日本“皇国史观”的一种特色。在这种史观里，“一切的历史都是神话”，“历史与神话等价”；“历史不是科学……历史是言语的世界，是由言语支撑的不确定的人类智慧的集积，是与对未来的希望、不安、欲求紧密相连的人类解释的世界”；“历史因民族不同而写法各异，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西尾干二《歷史を裁く愚さ——新しい教科書のために》，第37页，PHP研究所1997年版。所以“历史是我们制造的”西尾干二编著《迫りくる“全体主義”の足音》，第37页，小学馆2001年版。。在另一本书中，西尾干二还把“以本国为中心的历史观”说成是“世界上的常识”，认为“中国人写历史的话，就肯定是以中华思想为中心；阿拉伯人写历史的话，肯定贯穿着伊斯兰中心主义；欧洲人写历史的话，那肯定是欧洲中心主义”。西尾干二、小林よしのり、藤冈信胜、高桥史郎《歷史教科書との15年戰爭》，第113页，PHP研究所1997年版。然而，谁都知道，在世界历史上，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都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成为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文明的中心，这是历史事实，不是说他们是中心他们就是中心。然而，日本文明在何时有过这样的“文明中心”的历史呢？西尾干二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别的国家或民族可以把自己写成世界文明的中心，日本为什么不能？在他看来，“如果日本不首先在自己国内采取世界以我为中心自我旋转的那种傲然的、豪迈的自我意识，那还成何体统？”西尾干二、小林よしのり、藤冈信胜、高桥史郎《歷史教科書との15年戰爭》，第113页，PHP研究所1997年版。在这种非科学的、神秘主义的、病态自恋的历史观的指导下所“制造”的《国民的历史》，怎么会有一般历史书应有的那种科学性、客观性、可信性呢？所以，《国民的历史》中随处可见的歪曲史实、隐瞒真相、信口雌黄、胡言乱语等一切不经之谈与无稽之谈，都是见怪不怪的事了。
西尾在《国民的历史》的后记中称，《国民的历史》是他代表“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向日本的未来投出去的一块石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员也宣称，《国民的历史》是他们的“新历史教科书”的“试作版”。此话不假。可以说，《国民的历史》虽然不是历史教科书，但却将西尾干二及他主导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历史观，全面地呈现了出来。后来，西尾干二及“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员联合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就集中贯彻、体现了《国民的历史》的历史观。到了2001年4月，该教科书通过了文部省的检定，不久由扶桑社出版。但由于日本国内外各界的强烈批评和抗议，实际采用这本“新历史教科书”的学校却少得可怜，据说使用这本历史教科书的学生只有五百来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采用率近乎为零”。这种结果似乎超出“编纂会”的意料，所以他们惊呼这是“异常的结果”。西尾干二在气急败坏之余，组织了高桥史郎、佐藤胜巳、石川水穗、田中英道、中山茂男等一帮右翼人士及附日派文人黄文雄，赶写了一本题为《日益迫近的极权主义的脚步声》的小书，对那些批评“新历史教科书”的团体和个人大肆攻击，称他们为“过激派”、“新左翼”、“卖国贼”，虚吠“韩国、中国、朝鲜组成了反日统一战线”，污蔑中国的历史观是“极权主义史观”，煞有介事地惊呼日本受到了“极权主义”袭击详见西尾干二编著《迫りくる“全体主義”の足音》，小学馆2001年版。。实际上，西尾干二对“新历史教科书”的前景，还是有着自己的现实判断的。早在1997年，他就说过：最可怕的是现在的教科书不变，“变化是首要的目标”。西尾干二《歷史を裁く愚さ——新しい教科書のために》，第73页，PHP研究所1997年版。从这个角度看，西尾干二要使教科书“变化”的目标已经在逐渐实现。在1999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员之一、右翼政治漫画家小林善纪就得意地说：“慰安妇问题也好，南京〔大屠杀〕问题也好，一有抹杀的发言就招致冰冷的目光，被贴上右翼的标签。那已经是两年前的状况了。”“如今，即使公开发言〔否认侵略历史〕，空气也宽松多了。”小林善纪、竹内义和《自虐でやんす》，第8页，幻冬舍文库2000年版。进入21世纪的这头几年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更是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淡化侵略历史、弱化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倾向。张海鹏、步平主编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一书第十章《世纪之交日本教科书的“改恶”》对此有着详细评述，读者可参考。在这方面，西尾干二《国民的历史》及其历史观无疑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对“反日的日本人”的“告发”（1）
渡部升一、谷泽永一是两个臭味相投的右翼文人。他们在其合著和独著的大量书籍中，将日本战后有学术良知的、勇于反省侵略战争的学者及作家称为“卖国贼”而进行恶毒攻击并予以“告发”，以所谓的“国益论”来包装和兜售极端国家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美化天皇及天皇制军国主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全面翻案，并公然叫嚷“日本没有战争责任”。
谷泽永一（1929～）和渡部升一（1930～），两个人年龄相仿，职业相同——都是大学教授（谷泽为关西大学教授，渡部为上智大学教授）。和西尾干二、藤冈信胜等有所不同的是，两人似乎渡部升一、谷泽永一部分著述书影
都没有组织或参与任何公开的右翼团体，而是标榜独立的学者姿态。但两人成伙，三人成帮。谷泽永一与渡部升一在右翼思想上十分接近，而且在文风上也非常相似——语言刻毒，口无遮拦，出语惊人，言语独第四章“恶魔的思想”断，强词夺理，以偏概全，还擅长不加节制地加以自我复制，许多书在材料观点上反复重复使用，以致大同小异，这反倒成为他们在读者中兜售自己的言论、扩大其影响的一种策略和手段。由于臭味相投，两人常常合作著书。他们至少合作撰写过六本书——包括以攻击战后和平教育为主题的《谁把历史弄成这样？》，把20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危机（所谓“平成金融恐慌”）的责任推给日本内阁大藏省，并大骂大藏省为“国贼”的《国贼是谁？》，对著名辞书《广辞苑》横加挑剔的《〈广辞苑〉的谎言》，站在右翼立场上对日本近现代史加以歪曲描述的《封印的近现代史》《破禁忌的近现代史》，还有全面否定侵略历史的《敬告韩国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没有战争责任》。此外，两人有时还为对方的书作序、或者写“解说”互相加以吹捧。尤其在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方面，在宣扬自恋史观方面，在仇视和攻击中国方面，这两个“一”——“谷一”和“升一”——可谓绝妙搭档。因而，本章将他们放在一起，一并加以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