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泽永一和渡部升一的极右翼立场，是非常明确和高度自觉的。他们是国家主义者，是战时的德富苏峰那样的“大日本主义”者。他们对日本的天皇制的历史传统缅怀不已，对明治维新后的天皇专制制度及对外侵略政策赞赏有加。另一方面却对日本战后社会中的民主主义思潮十分仇视，把勇于反省侵略战争、主张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友好相处的、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人士，蔑称为“进步的文化人”和“反日的日本人”、“反国家主义者”，并把他们作为敌人大加抨击。谷泽永一曾断言：
这些称为“进步的文化人”的一伙人的目的，就是要削弱日本这个国家，打掉日本国民的元气，把日本搞成一个涣散不堪的社会，并最终把日本变成共产主义的附属国。
所谓“进步的文化人”，采取的是反国家的、反日本的态度。他们背叛我们的国家，非难我们的国家，对我国的过去和现在都加以攻击。……这伙反日的日本人，对国民无比轻蔑，以强奸民意为快乐，目的是使国民丧失气概。他们的反日言论像毒气一样，不知何时开始在日本列岛蔓延开来。谷泽永一《こんな日本に誰がした》，第2页，クレスク社1995年版。
这是谷泽永一在《谁把日本弄成这样？》一书中的序言中写下的一段话。谷泽永一是何右翼面目，读者看完这段话即可一目了然。在这本书里，他把日本历史上反抗专制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及各党派，包括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党等，统统骂作“卖国奴”。而他要集中“告发”的，则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因而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对战后民主主义的代表者大江健三郎的告发状”。谷泽把大江健三郎视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代表人物，罗列种种罪状，对大江加以“告发”和声讨。他断言大江健三郎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大江丑化了日本人，讨取外国人的欢心。谷泽永一之所以告发大江，是因为大江对天皇及天皇制不够戴敬，并且以“自己是战后民主主义者”为由，拒绝接受天皇授予的“文化勋章”；是因为大江对日本社会有所批判，在诺贝尔奖受奖辞中将日本称为“暧昧的日本”；是因为大江反对日本侵略战争，承认并反省日本近现代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历史，并认为战时的日本人处于“狂信”状态；是因为大江在战败五十周年的时候说出美国人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日本人要以此为机会加以反省。最后，谷泽永一把大江健三郎称为“出卖日本的人”，将日本臭名昭著的奥姆真理教的教祖麻原彰晃与大江健三郎相提并论，得出了“麻原彰晃与大江健三郎是同一类型的人”这一结论，断言“麻原彰晃与大江健三郎这样的人，是现代的反面教师”。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对“反日的日本人”的“告发”（2）
谷泽永一在“告发”了大江健三郎以后，还嫌不解气、不过瘾，又一鼓作气，写出了《恶魔的思想——12个叫作“进步的文化人”的国贼》谷泽永一《惡魔の思想——“進步的文化人”といぅ名の国賊12人》，クレスク社1995年版；1996年由PHP研究所出版文库版，改题为《反日の日本人の思想》。一书。对日本战后十二名著名的文化界、学术界人士，冠之以“进步的文化人”这一蔑称，一一加以“告发”。对这本书，作家阿川弘之赞赏说：“我认为没有比‘进步的文化人’那样更妨害战败国日本的重建的人了。以前我称他们为‘战后犯罪人’，谷泽先生称他们为‘反日的日本人’，尖锐地指出他们所标榜的‘民主主义’和‘进步主义’不过是‘亲苏容共’的代名词，认为像这样把祖国骂倒的共产主义者，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谷泽自己在该书前言中则称：“战后五十年间，占据我国论坛、误导日本舆论的‘进步的文化人’们，实在应该说是罪孽深重。现在，跟他们算账的时候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