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谁把这个国家弄成这样”中，谷泽永一又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等亚洲各国，围绕着先前那场大战〔对日本〕不断讹诈的时候，这些人却无条件地接受这些讹诈，并形成了一种习惯。那些讹诈也并不是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提出来的，只是他们单方面的大放厥词，对我国进行攻击，表达他们的不满，还在报纸上起哄。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都是无视现代国家的正式手续的非正式的恫吓。（中略）而这些执言论界之牛耳的人们，却站在北京政府和京城（疑为汉城——引者注）的立场上，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为他们呐喊助阵，却只把日本视为恶人。他们已经抛弃了为日本的国家利益说话这一责无旁贷的使命，相反地，却在维护对方国家的利益。重视别国的利益，做别国的代言人，损害自己国家的重要利益的那些人，我们应称之为卖国贼。（中略）卖国贼是卖国的人，是叛国者；叛国者，就是背叛自己的国民；而背叛自己的国民，就是蔑视国民。谷泽永一《反日の日本人の思想》，第10～12页。
这就是谷泽永一为他所“告发”的十二名战后“执言论界之牛耳”的人所写的判词，罪名是“卖国贼”，罪行是为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说话而不为日本说话，是为“叛国罪”。他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将战后日本思想、学术和言论界的主流，都视为“左翼”。他特别把矛头指向日本共产党员，说别的国家的共产党虽然讲阶级斗争，但也爱国，只有日本的共产党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日本的共产党全都是“反日的日本人”。他还煞有介事地说，1923年共产国际《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即所谓“1923年决议”），给日本的定性是“前近代”、“半封建”，这个纲领给日本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反对日本，而后来又成为日本“进步的文化人的圣经”。对于谷泽的这一“发现”，渡部升一大为赞赏，他在该书的广告词中甚至这样写道：
有一个词叫作“世纪大发现”，一般是就自然科学而言。而在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上，堪称“世纪大发现”的发现，是由谷泽永一来完成的。
为什么日本的那些了不起的人物，那些获得文化勋章的文化人、学者们，那样蔑视日本及日本人，不断地发表那些耻辱、卑屈的言论？打开这个谜的钥匙，终于找到了。
那就是昭和七年共产国际发出的“纲领”。共产国际针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发表纲领加以非难，除日本以外，是没有过的。为什么？这种邪恶的精神控制仍然持续至今，而人们却浑然不觉。不读本书，就不配谈昭和的思想状况。这是一本没有夸张的、日本人的必读书。见《恶魔の思想》护封勒口广告词《世纪の大发現》。
渡部升一以他那惯用的耸人听闻的方式，宣布了这个所谓荒唐可笑的“世纪大发现”。然而实在是个“狂犬吠影”式的病态幻觉。
谁都知道，所谓“共产国际”作为20世纪初的产物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在那些被谷泽“告发”的日本的无党派自由学者中，有谁还会念念不忘那个“1923年决议”，并且还要贯彻这个决议呢？而作为日本人的谷泽永一至今却依然“杯弓蛇影”，这只能说明他作为一个“曾经”的共产党员据谷泽自己说他当年曾加入过日本共产党，四年后又退了党。，仍然没有摆脱旧的意识形态的思维。换言之，他仍然抱有加入共产党时代的那种极左的思维方式（“极左”与“极右”往往互相转化）。照他的看法，战后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一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了。
谁都知道，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天皇制政府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将日本的共产党扼杀殆尽，战后的日本则是以反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美国的盟友。谷泽、渡部不顾这样的基本事实，得出此等结论，岂不无知、可笑之极吗？实际上，与其说谷泽搞了一个“世纪大发现”，倒不如说谷泽和渡部们“发现”了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纷纷崩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日益不受欢迎的日本社会，可以用“共产主义”这一词来诬陷、丑化他们所嫉妒的那些成就卓著、有真才实学、并且不拘泥于任何意识形态束缚的老一辈学者们。
被谷泽永一“告发”的十二个人除了大江健三郎外，还有十一个人。其中——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对“反日的日本人”的“告发”（3）
谷泽告发的第一个人是大内兵卫先生。生前历任东京大学教授，法政大学总长，东大名誉教授。因为他承认日本和德国、意大利一样实施了侵略，谷泽就说他是“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犯”的主张者，便称他为“历史的伪造家”。
被谷泽告发的第二个人是当代著名思想家鹤见俊辅先生。谷泽给他安上的罪名是说“苏联一切都好，日本一切都坏”，是日本的投降为“无条件投降”论的“谎言”的散布者。因为在谷泽看来，日本的投降不是“无条件投降”，而是“有条件投降”（较早提出这个看法的是右翼评论家江藤淳）。
被谷泽告发的第三个人是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是因为丸山真男认为战前日本存在法西斯主义运动，而且认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是日本社会的“中间层”即“小市民阶级”。谷泽认为这是丸山“对国民的弹劾”。
被谷泽告发的第四个人是已故东大教授、法学家横田喜三郎先生。因为横田作为法学家当年曾支持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东京审判”。而谷泽则认为：“东京审判是强制进行的私刑，因为它没有法律依据。”据此，谷泽称横田喜三郎是“为了自己的荣达，而蹂躏法律精神的人”，是“反日的日本人的第一号”；又因为横田主张废除天皇制，这对谷泽这样的“保皇派”而言更是不能容忍，所以谷泽说：像横田“这样彻头彻尾的坏人往哪儿找去呢？”
被谷泽告发的第五个人是已故著名出版家、岩波书店社长安江良介先生。因为安江良介及岩波书店出版了许多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书籍和刊物，谷泽便称他为“进步的文化人的总代理”；又因为安江曾对朝鲜说过一些好话，于是对朝鲜、韩国极为仇视的谷泽便又称他为“对金日成无条件投降的冒牌的出版人”。出于对岩波书店的仇视，到了2001年，谷泽永一与渡部升一还合作写了一本全面攻击岩波书店及其出版的《广辞苑》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广辞苑的谎言》，2001年由光文社出版。《广辞苑》是在日本影响最大、使用最广、堪称权威的语汇与百科辞典，几乎家喻户晓，几十年来不断修订再版，常销不衰。因为《广辞苑》释义严谨科学，对若干历史词条的释义，与渡部、谷泽等日本右翼的观点相左，故招致谷泽、渡部的攻击。他们指责素以学术严谨著称的《广辞苑》是“左翼系统反日、日教组先生们爱用”的辞典，是以“照搬马克思主义”、“断言共产主义才是正义社会”的辞典，是“彻底袒护中国、朝鲜、韩国”的辞典，是“为中国四千年历史的谎言涂脂抹粉的”辞典，是“对日本文化无知、对支那文化盲目礼赞”的辞典，是“没有爱国心”、“篡改历史”的辞典，是“日本人嫌弃日本的有代表性”的辞典，是收录“天皇制”这一词条的、“反天皇的左翼用语”的辞典，是“依靠辞书的权威而从事毒辣勾当”的辞典，总之，“《广辞苑》是愚者的乐园、疯子的天国”。
被谷泽告发的第六个人是著名学者、原学习院大学讲师、已故的久野收先生。谷泽最不满的，是久野对“左翼系统的出版社的编辑施加影响，甘为进步的文化人的后台”，并在座谈会等场合，推荐进步的文化人写“反日言论”的书；是因为久野反对日本扩张军备，是因为久野对天皇制不感兴趣。由此，谷泽把久野收称为“自称进步知识分子的小丑式的人物”。
被谷泽告发的第七个人是著名思想家、学者加藤周一先生。谷泽称加藤先生为“进步的文化人的麻醉师”，因加藤周一曾赞赏过芬兰，谷泽就侮辱加藤周一要使日本“成为苏联的从属国”，是“把祖国卖给苏联的‘A级战犯’”。
被谷泽告发的第八个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及中国问题专家、已故的竹内好先生。因为竹内好在有关著作中曾对中国做了一些客观的描写和评价，谷泽便说竹内好是“服务于支那谷泽永一不用“中国”一词，而用对中国的蔑称“支那”。的顽固的反日的日本人”，终生都是“北京政府在日本的忠实的代理人”；又因为竹内曾说过“日本的文化在历史上曾隶属于中国文化”这样的话，使沉溺于自恋症的谷泽不可忍受，称这种“隶属论”，是对日本的“侮辱”。
被谷泽告发的第九个人是社会活动家、原九州大学教授、已故的向坂逸郎先生。由于向坂先生在其著作中对社会主义作了一些肯定的评价，惯事党同伐异的谷泽永一便称他为“最不负责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并以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和东欧瓦解为据，对向坂大加揶揄和攻击。
被谷泽告发的第十个人是现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学者坂本义和先生。因坂本先生批评日本资本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战后对亚洲是以“经济的进出和‘侵略’为特征的”，谷泽便把他称为“把日本断定为经济侵略国家的诡辩家”，是一个“骗子手”。
被谷泽告发的第十一个人是大江健三郎。详见上述，在此从略。
被谷泽告发的第十二个人是著名历史学家、曾历任法政大学、东京大学教授、东大名誉教授，已故的大冢久雄先生。大冢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认为日本近代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近代社会，还缺乏近代精神，谷泽便把他称为“全面否定近代日本的国贼”。
在对众多著名学者的“告发”中，“告发”者的狂妄、蛮横、偏激、走火入魔的日本“自恋”病态也暴露无遗。在谷泽永一那里，日本这个国家从古到今，完美无缺，世界第一，因而除了歌颂之外的一切言辞，都要不得、听不得，都属于“犯罪行径”，都属于“卖国贼”行为，都应该加以“告发”——在日本战败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像谷泽永一这样的人，仍然站在战时军国主义立场上，如此谩骂进步的文化人，殊不知自己作为退步的文化人实已“退步”到了战时军国主义的年代。一个身为“教授”、“名誉教授”、以学者自任的人，却深深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淖之中，公然反对“进步”，并以“退步”为荣，并且到了如此偏执狂的地步，岂不是“教授”的耻辱、学者的耻辱、日本人的耻辱吗？这种文化人在日本近现代史上何其多也！正是这号人，与右翼政客、军人合谋，使日本一步步走向侵略别国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之路，最终损人利己太甚，招致灭亡。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所谓“国益论”和“新忧国论”
谷泽永一如此，渡部升一亦如此。
渡部升一否定日本的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也有其特定的思想基础。他在《渡部升一的“国益论”入门》（1996）、《国益的立场》（1996）、《渡部升一的新忧国论》（1997）、《上升之国、下沉之国》（2000，以上均为德间书店出版）等著书中，标榜所谓“国益论”和“新忧国论”。其中，后三本书是他在“电视东京”的“渡部升一的新世纪欢谈”专栏所作的谈话节目的基础上整理成书的。他在该电视节目中散布其“国益论”、“新忧国论”，既谈历史问题，也谈现实社会，每周半小时，达五年之久。他在《渡部升一的国益论入门》一书的前言中称：“每周的对谈不一定都和历史有关，单纯谈论事实问题的也很多。但无论哪种情况，我都不忘记‘怎样做才对日本的国益有利？’”渡部升一《渡部升一の国益論入門》，第8页，德间书店1996年版。由于他打着“国益”（国家利益）的招牌兜售右翼极端主义思想，故似乎颇能迷惑一些电视观众，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国益的立场》一书的前言，渡部升一又说：
每天每日，电视、报纸、杂志、周刊等各种情报信息泛滥。可是在这丰富的信息情报中，各国反日的工作员、或者被他们操纵的〔日本〕人，对这些信息加以巧妙加工的情况不在少数。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讨厌日本人及日本人的历史，也就是公开或隐藏地干着摧垮日本人自尊心与自豪感的勾当，打掉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元气……渡部升一《国益の立場から》，第1～2页，德间书店1996年。
这种论调与上述谷泽永一的论调简直就是一个鼻孔出气。同时，和谷泽一样，渡部也决不容许别人提日本历史上的“恶事”。在他看来——
日本有影响力的媒体和为数众多的政治家，对于日本过去的恶事，针小棒大地加以夸张，甚至连谎言都相信其有。然而对于中国现在的恶事却守口如瓶；对于中国和高丽（指朝鲜——引者注）的国益很热心，对日本的国益却漠不关心。不仅如此，甚至还有祸害之心，而媒体则推波助澜。
提倡“国益”、忧国，在战后的日本往往被贴上“右翼”的标签。然而，其他的国家——如美国，即使那些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在美国国家利益问题上，用日本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就是右翼。不，是超右翼。只要想想有好几个美国公民被另外国家的人从美国绑架，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中略）我曾经和几个在美国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人交谈过。这些人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说在美国的国威这个问题上的想法、看法，给人的感觉是比日本的右翼更右。今天的中国和高丽，为了自己的国益而干事的人，可以说是比右翼还右翼的超右翼。渡部升一《渡部升一の新忧国論》，第2～3页，德间书店1997年。
在这里，渡部升一实际上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右翼。但是，“右翼”或“右翼分子”，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国家，作为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者，都不算是一个褒义词。这一点渡部自己十分清楚。于是他在不得不承认自己为右翼之后，却把美国、甚至中国、朝鲜的维护“国益”的人，看成是比右翼还右翼的超右翼。换言之，他是说自己这个“右翼”和别国的那些“超右翼”比较起来，“右”得还远远不够。可见，渡部升一完全把“右翼”和“国益”即“爱国”混为一谈。若照他的标准，德国的希特勒、戈培尔、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之类的祸国殃民的人、日本近现代历史上那些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人，都是“国益”者无疑。实际上，渡部升一就是站在这样的右翼立场上，为日本历史上的对侵略战争富有重要责任的人——特别是昭和天皇——全面翻案、全面肯定、全面美化的。“国益”、“忧国”是渡部升一这位右翼军国主义者往他自己脸上贴的金。而他的“爱国”、“国益”其实质就是“日本优越论”、“日本中心论”、日本是“亚细亚的盟主”论。究其实质，就是要重温“亚细亚共荣圈”的旧梦。这一点，在1994年出版的《亚细亚共円圈的时代》原题《アジア共円圈の時代》。该书由渡部升一与台湾出生的附日作家、商人邱永汉合著，由PHP研究所1994年出版。（“円”即日元——引者注）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显著。在这本书中，渡部取“亚细亚共荣圈”的谐音，提出了“亚细亚共円圈”这一概念。他宣称美国经济及美元就要没落，而今后整个亚洲将是日元的天下，“这个过程就是将未实现的亚细亚共荣圈，变成亚细亚共円圈的过程”。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谁把历史弄成这样？”（1）
在对谷泽、渡部的右翼极端主义的思想构造略加剖析之后，再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站在右翼立场、“国益”立场上的，借着谈日本的历史及亚洲的历史，来兜售他们的自恋史观的吧。
渡部升一、谷泽永一关于日本历史的右翼论点，首先集中地体现在他们合著的一部书当中。这部书的名字叫做《谁把日本历史弄成这样？》。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日本历史教科书总检点”，是以全面攻击和否定日本战后历史教科书为宗旨的。但这本书实际的中心，与其说是“检点”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不如说是他们站在右翼国家主义、日本中心主义立场上对从古到今的日本历史实施的篡改。
在谈到日本古代史的时候，渡部和谷泽像西尾干二等其他右翼文人一样，极力证明日本古代的文明多么悠久、多么独特、多么优越。而要证明这一点，首先就要设法贬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明。他们不敢承认、并极力贬低中国文明在古代东亚的中心地位，甚至因为“中国”这个词有“中心之国”的涵义，而拒绝使用。渡部升一几乎在每一本自著及合著的有关日本历史的书（如《从日本史所看到的日本人》、《渡部升一日本史快读》《封印的昭和史》及《谁把历史弄成这样？》等）的“前言”之后，都附带一段“附记”，其中云：
本书中，对“支那”和“中国”区别使用。“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的略称，而作为地理的、文化的概念不适用。在表示地理的概念、或贯穿诸王朝的民族、文化的概念的场合，则应使用与英语的CHINA相当的“支那”。本来“中国”这个词，是与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这些蔑称相对而言而被使用的美称，日本理应加以拒绝。此处引文见《渡部升一の昭和史》，第12页，其他有关各书也大同小异。
作为日本人，渡部当然知道，“支那”这个词从近代以来，在日本人嘴里说出来，就带有强烈的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蔑视意味。从这一点上看，日本人所称的“支那”与英文的CHINA的情感色彩完全不同。在英文中CHINA是中性的，意为中国，而日文的“支那”却与日本近代侵略中国的漫长历史相始终。当年中国人听日本人张口一个“支那”，闭口一个“支那”，那种屈辱的感觉是何等强烈，今天的读者只要翻阅一下当年留学日本的著名作家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有关作品，就很清楚了。因而，日本战败后的1946年，日本政府曾明文要求日本的各媒体一律不再使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今天，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右翼文人渡部升一、谷泽永一等顽固的反华分子，却仍然我行我素，故意口口声声“支那、支那”，并公然企图将此合法合理化。这简直就是一种无赖行径，也是对中国的肆意挑衅。诚然，“中国”是中国的“美称”，在渡部等人看来，中国的“美称”就是名不副实，“日本理应加以拒绝”。那么，“日本”是不是“美称”呢？“日本”的意思似乎是“日之本”，即“太阳升起的地方”，难道因为日本实际上从来就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是一种虚构的“美称”，中国人就可以在公共媒体上、在著作中称日本为“倭国”或“倭寇”吗？何况，不管渡部们承认不承认，“中国”毕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东亚地区就是“中心之国”，也就是“中国”，这是历史上的众所共知的常识，且名副其实。
对“支那”一词的纠缠，既表现了渡部、谷泽对中国的仇视心理，又暴露了他们那“日本自恋”的病态。在《谁把历史弄成这样？》一书中，自大、自恋的“大日本”民族主义情绪洋溢其中。他们从现行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仔细寻找那些他们认为难以说明日本历史的自豪与荣耀的句子，并大加挞伐。以下只以几个主要问题——包括“天皇”的由来问题、古代中日文化关系及遣唐使问题、倭寇问题这三个问题为例，对渡部升一与谷泽永一的自恋史观略加剖析。
首先是古代“天皇”及其由来问题。众所周知，作为日本古代史的常识，在“大化改新”之前，是没有“天皇”这一称呼的，当时称最高统治者为“大王”。对此，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基本上做了如实的叙述，但谷泽和渡部对此十分不满。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所引为自豪的悠久的“皇统”的历史，就大打折扣。他们指责教科书编写者的意图是“把皇室的传统能缩短一年是一年，能缩短一个月是一个月”，“将日本的传统尽可能地矮小化”。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有皇帝，日本古代有天皇，日本敢称自己的统治者为“天皇”，正是“体现了对支那的对抗意识”，“是日本人的主体性的表现”。认为“在当时的东亚中，敢对支那皇帝对等相称，拥有这种气概的，只有日本人”。所以日本人在古代比其他东亚国家厉害。为了不让《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关于皇统的神话受到质疑和挑战，他们贬低现在的考古学，认为历史研究偏重考古学的成果，是“战后历史学的最大的缺陷”。他们认为教科书中出现的把古代天皇称为“大王”，“就是因为相信了出土的四块金石文，而完全无视《古事记》《日本书纪》”。在他们眼里，还是《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神话传说比科学的考古学更可靠，应该坚信不疑。主张“日本的正史必须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为坐标”。谷泽和渡部对《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皇统神话的迷信，首先就是要证明日本的历史比中国还要悠久，就像渡部所说的，“在日本有着和‘皇帝’同格的‘天皇’，而且这个传统比支那还要长”；其次就是维护一种国家宗教。不光是渡部和谷泽，几乎所有的日本右翼都是天皇制的狂热信徒，他们都像宗教徒崇拜圣书一样崇信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皇统神话。早就有学者指出，在日本，衡量一个人是否属于右翼分子的一个首要标准，就是看他对天皇的态度，就看他信不信“皇国史观”，这是千真万确的。渡部和谷泽坚信：“日本的特色，就是‘有建国神话的国家’，是‘有皇室传统的国家’。”实际上，右翼分子的历史观都是渡部与谷泽这样的“皇国史观”，都是皇室中心主义者。皇室中心主义的实质就是日本中心主义，日本中心主义的实质就是“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大东亚共荣圈”迷梦。它与日本的对外侵略和扩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谁把历史弄成这样？”（2）
与天皇崇拜相联系，在谈到日本古代历史的时候，谷泽和渡部对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日本文化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的记述，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例如，“东京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这么一段话：
5世纪，大和国家的大王，为了使中国的皇帝认可他作为倭王的地位及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军事指挥权，就频频向中国的南朝派遣使节。中国的历史书中，就记载着一个姓武的倭国大王，给中国皇帝送去的信。转引自《こんな歷史に誰がした》，第32页，クレスク社1997年版。
接下去简要介绍了那封信的大概内容。
这本来是中日关系史中的定论和常识。但是渡部却对这段话极为反感，断言：“这本教科书想要说的，就是日本是支那的属国。”谷泽接着附和说：“是啊，因为没有〔支那的属国〕那样的历史事实，所以不能写‘就是支那的属国’，但他们希望孩子们产生误会，于是就介绍了那封信。”他们断言“支那的史书不可靠”。渡部升一甚至胡说什么“日本与支那有国家间的交易，但正式的外交几乎没有”。为了说明古代日本的独立性，他们连古代日本与中国有外交关系这一史实都不敢承认。出于同样的原因，渡部、谷泽对日本学者提出的日本民族起源于大陆的骑马民族，即“骑马文明说”这一学说由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江上波夫提出。渡部和谷泽批判该说时，未点江上波夫的名。也十分反感，说这“很可笑”，认为“这个骑马民族说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它与日本人中根深蒂固的对外来文明的尊敬心理、与舶来崇拜心理相契合，仅此而已”。渡部还由此提出：“关于古代日本的外来影响这个问题，要进一步予以慎重地检讨。日本古代文化受高丽文化的影响这一说法也应检讨。因为这其中有许多可疑的东西。”在他眼里，古代日本对外来文明不接受，那才是日本的光荣。
在谈到日本平安时代的历史的时候，渡部升一和谷泽永一不得不承认日本曾向中国唐朝派遣过遣唐使，不得不承认日本文化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所认为的在古代“支那的文化总是比日本高”这一想法，是“绝对不应该的”。站在文化自恋主义的立场上，与其说他们肯定了遣唐使，不如说他们更赞赏公元894年日本中止遣唐使。他们认为，当年的菅原道真决定中止遣唐使，是因为他意识到“支那的文化，已经没什么可学的了”。同时，为了证明日本文化的伟大，他们又极力贬低朝鲜文化（他们称为高丽文化）和中国文化，说中国文化没有连续性，没有发展的动力了。
在谈到历史上的“倭寇”问题时，谷泽永一、渡部升一从全面美化日本历史的需要出发，对倭寇也加以美化。在历史上，即公元13～16世纪，九州岛等地的日本人，带着武器，成群结伙，不断到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进行走私贸易，并常常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绑架人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尤其深受其害，历史上将这些日本海盗、劫匪称为“倭寇”。“倭寇”当然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但是，谷泽永一和渡部升一却为倭寇翻案，说“倭寇不是侵略者”，不但不是侵略者，而且在渡部升一看来，“倭寇本来就是日本雄飞海外的壮举，应予肯定的评价”；谷泽则称倭寇“是日本人值得自豪的海外进出的第一号”。于是，侵略就是“雄飞海外”，就“值得自豪”。这是渡部升一、谷泽永一一贯的逻辑。
美化倭寇侵略的手段就是把倭寇的形成归咎于中国。渡部升一说：“倭寇本来是生意人，当初是以明朝为对象做买卖的，但支那这个国家有史以来，就是没有贸易这个概念的麻烦的国家。不管怎样，支那的皇帝认为自己就是全世界的统治者，所以没有外国这个概念，和外国的贸易并不存在。”这简直是缺乏历史知识的信口胡说，把倭寇的侵略的原因反过来推到中国一方，是渡部们的老套手法。众所周知，走私，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都是一种不法乃至犯罪行为。而身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渡部升一教授却在为走私寻找依据，实在匪夷所思。而且，渡部显然不知道，中国是古代从事对外贸易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和外国，例如和西方的古罗马、阿拉伯诸国展开贸易的时候，日本人大概还处在史前的不毛时代吧？“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没有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如何传遍古代世界？渡部喜欢恶用的“支那”（CHINA）这个词又是怎样来的？渡部升一的此番高论，又一次证明他的历史知识少得可怜，他的自恋史观的病态也令他头脑发昏。
而谷泽永一对倭寇则另有一番高论。他说倭寇不是海盗，而是“武装贸易业者”；说倭寇本来不存在，是当时的中国地方官僚制造出来的，“那些被朝廷命令取缔走私贸易的地方官，实在被逼无奈，如果照命令去做则有危险，不照命令去做则会受处罚，所以，不得已，他们才在交上的作文中，制造了‘盗寇’这个词。”谷泽如此将他个人的想象性“作文”当作“历史”，并煞有介事地高谈阔论，只能表明以“历史通”自居的谷泽永一（他曾写过《历史通》一书），所谓的“通”原来是一窍不通！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谁把历史弄成这样？”（3）
此外，渡部升一还把倭寇与中国的华侨相提并论，说华侨有很多，他们“大都抛弃了自己的国家，住在了当地。可是倭寇却一定会回到日本。这也证明日本从那时起就是一个多么好住的国家！”日本“好住”与否，那是渡部升一自己的感受，但倭寇“一定会回到日本”，则未必是倭寇觉得“日本好住”所以一定回去住，而只能证明作为侵略者、作为强盗的“倭寇”决不会取得在当地居住的任何许可，在中国、朝鲜也决不会有立脚之地。事实上，历史上曾有多股倭寇，却并不如渡部升一所说的因为“日本好住”而“一定会回到日本”，他们就是赖着不走，并且深入中国福建、江西、湖南诸省为非作歹竟达十几年之久，最后被中国人歼灭才算了事。
四、所谓天皇“无责任”，战争“有外压”
关于日本历史，渡部升一曾经出版过《历史的读法》（1979）、《从日本史所看到的日本人》（分古代编?镰仓编?昭和编三册，1993）、《历史如此开始》（1992年初版，2003年改题为《渡部升一的日本史快读》再版）、《昭和史由此更生》（1995年初版，2003年改题《渡部升一的昭和史》再版）、《封印的昭和史》（与小室直树合著，1995）、《贤者学历史》（与冈崎久彦合著，1997年初版，2002年改题《受尊敬的国民，有品格的国家》再版）、《日本人的气概》（1998）等多种著作。这些著作大部分内容自我抄袭、大同小异，而且多属于其他右翼文人喋喋不休的陈词滥调，包括宣扬“皇国史观”，美化日本侵略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否定从军慰安妇的存在，对战后联合国方面为惩处战犯而举行的东京审判大加指责、全盘否定，对战后日本以和平、民主为基调的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及历史教科书极为厌恶，对日本政府就战争问题向中国、韩国道歉的言论大加攻击，对1995年日本政府通过的表示放弃战争的《战后五十年决议》非常不满，等等。这些言行都是一般右翼分子共同的言行。在渡部升一的这些宣扬右翼极端思想的书籍中，《从日本史所看到的日本人?昭和编》渡部升一《日本史から見る日本人?昭和編》，祥传社1993年版，后出版文库版。一书出版较早，有些观点带有渡部升一较强的个人色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以下我们只以该书（以下简称《昭和编》）为例，看看渡部升一是怎样从昭和时代（公元1925～1989年）的“日本史看日本人”的。
渡部升一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第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他认为日本的明治宪法有个根本的缺陷，“在明治宪法中，为了突出天皇亲政、天皇大权，而使得首相和其他大臣的地位没有差别。各大臣各司其职，辅弼天皇，所以在天皇看来他们都是一样的”；“起草明治宪法的伊藤博文，担心天皇的权威变小，而不愿制定一个有着强大的首相和强有力政府的宪法”。在他看来，由于政府和首相的不够强有力，导致军部的权力膨胀，其行动常常超越政府，就出现了所谓“统帅权干犯问题”，就形成了军部与政府并立的“二重政府”。在“支那事变”中，“政府一再向世界和国民强调‘不扩大’方针，而处于当事位置的军部却不断将战争扩大。国家的战争指导者究竟是谁？明治宪法的缺陷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候暴露得那样明显”。
乍看上去，渡部升一所说的似乎不太乖离事实。日本的军部在战争期间实在十分地跋扈。但渡部的企图并非要指责军部的跋扈，而是要为天皇开脱战争责任。如上所述，作为一个右翼分子，渡部升一是一个狂热的皇室中心主义者。他在《昭和编》的前言中，对他的尊皇思想有一段自述，其中写道：
那时，我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视点。
欧洲——乃至全世界各个地方——其王家的系图均与神话中的诸神联系在一起，但最后全都灭亡了。为什么只有日本还保持着古代的传统形式？如果说日本是能够维持古代传统的唯一一个王朝的话，那么，日本的国体岂不是万邦无比的吗？
就这样，我在德国的大学校园里，发现了日本国体的万邦无比的明确的根据。那时距今已经四十四年了。我那时二十六岁（1956年左右）。
（中略）
距今三十年前，在美国做客座教授回来不久，我就认为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写一本关于日本人及其历史的书。……渡部升一《日本史から見る日本人?昭和編》，第5～6页，祥传社文库版2000年。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谁把历史弄成这样？”（5）
可见，《从日本史看到的日本人》的中心思想，就是宣扬天皇“万邦无比”的优越性。实际上，这种书在日本侵略战争期间多得很，现在渡部的这本书尽管有一些新的视角，例如并不像战争中那样肯定军部，但本质上不过是“皇国史观”的老调重弹而已。
战后的皇室中心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坚持“天皇无战争责任”论，渡部升一也不例外，而且还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彻底地为天皇开脱，并为此而用了《昭和编》的四分之一的篇幅。但是，这显然是徒劳的。明治帝国宪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伊藤博文在《宪法释义》中写道：“兵马的统一乃至尊的大权，专属帷幄之大令”；另一方面，天皇亲自颁布的《军人敕谕》中，明确写着“军人不得干政”，即要求军人只能听指挥，而不能干预政治。换言之，从明治时代一直到日本战败及1947年新宪法的确立，日本的昭和天皇都是法定的日本军队的大元帅，即最高统帅。日本的军队是天皇的军队，所以在“满洲事变”后日本军队普遍由先前的“国军”改称为“皇军”。日本近代政治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日本政府内阁的短命，内阁和首相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但对外侵略的大政方针却丝毫不变，这就是因为有了天皇的绝对的权力和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议会或许对军部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但天皇却有。准确地说，只有天皇才对军队有约束力、统帅力。实际上，日本侵略史上历次重要的军事行动，都是天皇最后决定的，而且是由天皇发布开战命令的。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与决策机关“大本营”就设在皇宫内。据记载，在侵华战争期间，昭和天皇常常是一天到晚身着戎装，紧张专注地指挥着战争，为此取消了在海边散步的习惯，令身边的人极为“感动”。参见：全国各县代表新闻五十社执笔《支那事變皇国之精華》，第1页，上海每日新闻社1939年1月版。这里根本不存在渡部升一所说的“统帅权干犯问题”，假如真有谁干预、“干犯”天皇的统帅权，那就必将被定为“大逆罪”而受到惩处。1936年2月的“二?二六”事件（一些少壮派军官因搞政变遭处决）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日本全国准备“一亿玉碎”，连中小学生和妇女都在军训，打算与“敌人”鱼死网破。美国投下原子弹后，也看不到日本打算投降的迹象。在各个战场上，不知有多少人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而赴死。可是，就在天皇宣布投降的“玉音放送”播出之后，各个战场上的日军的拼死抵抗却戛然而止，立即放下武器，没有一处日军违抗天皇的命令。可见日本军队是如何地绝对服从天皇的指挥。因此，渡部升一从所谓“明治宪法的缺陷”来为天皇开脱战争责任，是拙劣的和徒劳的。
渡部升一就这样否定了天皇的战争责任。同时把“扩大”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军部那里。但是请读者注意：渡部压根儿就不承认日本有什么战争责任，因而他当然也就不会承认日本的军部有战争责任，而只是认为日本的军部将战争“扩大”了。接下来，在《昭和编》的“从世界史看大东亚战争”一章中，渡部在否定天皇的战争责任后，又进而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
渡部升一认为，有三个“外部条件”，或者说是三个“外压”，迫使日本不得不进行“大东亚战争”。他写道：
第一，是美国排斥日本移民问题。由此让日本人清楚地看到人种的差别歧视。国民从感情上觉得，决不能盲目地服从白人所制造的世界秩序。
第二，由于美国制定了“赫里?斯姆特法”这样一个空前的贸易保护的恶法，世界陷于了无限的经济危机。为了对抗这一法律，英国在奥塔瓦会议上决定结成一个布罗克经济圈。不像英国那样拥有广大殖民地的日本该怎么办呢？……
第三，支那大陆严重的排日、侮日运动，使奉行不干涉内政和归还既得权益为支柱的非帝国主义的币原外交“币原外交”，指的是1924年6月就任外相的币原重喜郎提出的对华外交思路，即所谓对华“不干涉内政”。这是在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高涨和国际压力之下，在对华政策上做的一种调整，其特征是对中国推行经济侵略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方针。成为不可能。渡部升一《日本史から見る日本人?昭和編》，第10～11页。
渡部升一的这些论调，与中村粲、西尾干二等右翼文人的论调基本相同。渡部升一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全都归结于这些外因和“外压”，是十分荒谬的。第一，美国当年所排斥的，是整个亚洲的移民，也包括华人移民，但中国人并没有因为美国的白人搞种族歧视，就要发动一场战争，而日本却发动了战争，并且最先发动的是侵略中国、而不是侵略美国的战争。第二，美国人、英国人结成什么经济圈，是一种经济贸易行为，这种行为在当代世界更是屡见不鲜，况且这种经济圈并没有制止日本人的和平合法的对外贸易。因为美国出台一部保护本国贸易的法律、因为英国结成一个经济圈，就发动对第三国——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完全不合逻辑。第三，所谓“支那大陆的严重的排日、侮日运动”，确实存在。但是“排日”、“侮日”的原因是日本侵略中国，假如日本没有侵略中国，那么以中日历史上传统的一衣带水的邻邦关系，中国人不会专门“排日”、“侮日”。何况，日本人是不请自来，中国人是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上“排日”。倘若日本不在中国横行霸道，哪会有什么“日”可“排”呢？
渡部的老搭档谷泽永一为《昭和编》这样一本无视和歪曲历史事实、充满偏见、谬误的书，写了一篇“解说”附于书后，肉麻地将其称为“将历史一锤定音的现代史名著”。其中写道：“现代著作家所必要的，就是独立自恃的气概。自从出版处女作随笔集《真正的人的构造》（昭和47年，现讲谈社学术文库）以来，渡部升一坚持其独立不羁的姿态，在此延长线上达到了圆熟的境界，现在又倾注全部身心，将令人刮目相看的现代史送到世人面前。我真想叫一声：‘壮哉’！”
五、“敬告韩国中国俄国美国：日本没有‘战争责任’”
正是这种臭味相投的狼狈搭档，促使两人合作写出了另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
《敬告韩国中国俄国美国：日本没有“战争责任”》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1）
书名虽冗长，但意思相当露骨。这两位右翼分子以致信的形式，向韩国、中国、俄国、美国这四个战争受害国家和反法西斯主义国家，明确地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
日本如何“没有战争责任”呢？
至于“日本没有战争责任”的理由，实是陈词滥调，什么美国人搞种族歧视啦，美国人策划搞垮“日英同盟”啦，美国出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超高税率的关税法从而损害日本的经济利益啦，美国对日本搞石油禁运啦，等等。他们援引昭和天皇在战后对战争原因的总结，把美国的“人种歧视”称为战争的“远因”，把石油禁运说成是“近因”。一句话，引起战争的原因全不在日本方面，日本打仗是迫不得已的，日本的战争是“自卫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