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谁把这个国家弄成这样”中，谷泽永一又写道： .2
在侵略中国问题上，渡部升一和谷泽永一认定“日本没有侵略支那”。他们主要举出两点理由。
首先，他们认为，“日华事变”（即七七事变）时日军所呆的地方是“支那为了引诱外国人所设立的共同租界”。这样一来，谷泽就把日本军队“所呆的地方”——包括台湾、辽东半岛、整个中国东北三省乃至后来的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当然也包括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等超过中国领土的一大半地区，都视为“支那为了引诱外国人所设立的共同租界”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了抗击外国入侵而筋疲力尽，谈何“引诱外国人”！渡部故意把日军占领地与根据条约设立的“租界”混为一谈，简直是流氓无赖的泼皮话，不值一驳。但值得注意的是渡部升一、谷泽永一对所谓“租界”的合法性的无条件的肯定，却隐含着另一种既处心积虑又弄巧成拙的悖论。当年的清政府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威逼下，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以保护侨民为由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兵权。然而渡部、谷泽及其他日本极右翼文人们，一方面标榜“大东亚战争”是反抗欧美列强的“自存自卫”的战争，一方面却又在借不平等条约屯兵中国这个问题上，绝对站在西方列强一边，肯定西方侵略的合法性。渡部说：“北支事变（指七七事变——引者注）的时候，不只是日本军队，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都有军队。”《封印的昭和史》，第230页，德间书店1995年版。在我们看来，“都有军队”恰恰只能说明日本和这些西方列强一样是侵略者，也更说明所谓“大东亚战争是把亚洲从西方列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是骗人的谎言。既然是反抗西方列强，那就应该以否定西方列强强加于东方（中国）的侵略行为作为大前提。而渡部却把日本和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驻兵，作为日本“无战争责任”的一个理由。更何况日本军队的实际上的驻兵地域，早已大大超出了“条约规定”的十二个驻兵地点。当年的日军挑起战端的丰台及卢沟桥地区，就完全不属于驻兵范围，因而日军在卢沟桥地区举行演习本身，就是日本右翼所说的“不法事件”。
渡部、谷泽“日本没有侵略支那”的理由之二是——
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谋略。当时的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内战中接连失败，根据地一个一个被剥夺。为了打破这种极为危机的状况，就让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开战，自己得渔翁之利。渡部生一、谷泽永一《拜啟韩国、中国、ロシア、アメリカ合眾国殿：日本に“戰爭責任”なし》，第25页，光文社1997年11月。
这种说法在战后日本右翼文人中早就存在了。右翼分子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中、中村粲在《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都极力兜售此说。渡部和谷泽在这里基本是抄袭田中正明、中村粲等人的观点。田中、中村等人认定这是中共在《战士政治读本》上写着的。例如，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中写道：
据原中国共产党军队军官葛西纯一先生所编译的《新资料?卢沟桥事变》（197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行）一书透露，阴谋的主要策划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刘少奇。书中说：“七七事变”（中国称卢沟桥事件为“七七事变”——葛西注），是刘少奇领导的一队抗日救国学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实行的一次决死的行动。由于“七七事变”，企图发动第六次围剿消灭我们党的蒋介石南京反动政府，被迫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日本陆军作战。其结果，灭亡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田中正明的此书有中文译本，以上引文请见中译本，第96～9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然而这个所谓的《战士政治读本》是个什么东西，在“葛西纯一”这个人物提起来之后，中国的抗战史研究者至今没有发现。葛西纯一也未能出具实物或实物图片，所以不能排除是有意的虚构。而且，仅以上引用的几句，就露出不少破绽，如，1974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早已经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遭打倒。在这一年，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行这么一本歌颂刘少奇的书，是绝对不可能的。此外，“决死的行动”之类，也纯粹是日语式的表达方式，不是地道的中国话，更不合中国共产党的言语方式。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2）
而渡部升一和谷泽永一却根据这种无法证实的、捏造的材料，断言“卢沟桥事变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谋略”。这就完全丧失了历史学者应有的严谨。凡了解一点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国共两党就为“谁是抗日的主导力量”而展开了论战。毛泽东就曾写文章批评蒋介石，说他抗战时蹲在峨眉山上，抗战胜利后却要下山来抢夺胜利果实。接着国共两党就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激烈内战。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军”（解放军）的读物上出现所谓《战士政治读本》那样的旨在表明共产党是抗战中的主导力量的宣传内容，或许是可能的。然而，这却不能证明“共产党先开第一枪”是成立的。在暂时没有实物而不能实证的情况下，仅从逻辑上看，“卢沟桥事变是共产党策划的”这个结论也是完全不合历史逻辑的。对此不妨略加分析。
众所周知，战前、战时的日本政府是极为仇视共产党的。在日本国内，到1935年，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员大规模搜查、逮捕、入狱、强迫写“转向”（变节）声明，甚至使用特务盯梢、严刑拷打（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特务逮捕的当天即被拷打致死）等种种手段，基本上将日本共产党“肃清”干净了。日本侵华时，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是中国国民政府“抗日容共”，因此要予以“膺惩”。可见当时的日本是把共产党视为不共戴天之敌的。在中国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实行斩尽杀绝的“围剿”政策时，要说中国共产党当时竟然能够拥有“让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开战”的能力，如何可能呢？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人，竟然如此默契地配合“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谋略”，未免太弱智了吧，竟然如此甘愿上共产党的“圈套”，为了共产党的“渔翁之利”而不惜打一场战争。蒋介石、国民党的智力若如此低下？日本人的智力若如此低下？今天的谷泽与渡部之类的日本右翼分子，以自己的小聪明和幻想力，编造出“共产党先开第一枪”、“共产党让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开战，自己得渔翁之利”这样鬼话来欺骗现代日本年轻一代的读者，真是对日本读者的愚弄，也是对历史的愚弄。假如共产党员真要做“渔翁”，那就应该在抗日烽火燃烧起来后，袖手旁观、等待日本和国民党两败俱伤，自己坐享其成，“收渔翁之利”。可是事实上，连当年的日本军队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军队在占领区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最怕、最恨的也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参见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第15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共产党及八路军为抗日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成为幅员广大的敌后地区的唯一的抗日武装力量，为消耗和牵制日军、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做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也恰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抗日，在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后，成为敌后中国民众的依靠和希望，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支持，其势力反而迅速壮大，也进一步获得了存在的合法、合理性。想当年日本将“防共”作为入侵中国的一个理由和借口，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这恐怕是日本侵略者也始料未及的吧。此后，渡部升一的“中共开枪”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与一位自称是“孔子的第××代孙”的中国人合作写的一本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的中共军，在卢沟桥向日本军队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两方面同时开枪。虽然细节经过有不同的说法，但无论如何开枪事件是中共所为。他们认为那样一来，日本军和国民革命军就会互相攻击，就会开启战端了。”（见渡部升一、孔健合著《中国人和日本人哪个残酷和狡猾？》第55页，德间书店2000年版。）
渡部升一、谷泽永一不但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反过来，谷泽和渡部进一步把日本描写为委屈的受害者。他们全面否定战后日本的和平民主秩序，认为是“战后民主主义毒害了”日本，而战前的日本简直就是理想国。自诩“历史通”的谷泽永一甚至说出这样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从古代开始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一直就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国家”！渡部升一、谷泽永一《拜啟韩国、中国、ロシア、アメリカ合眾国殿：日本に“战争责任”なし》，第236页，光文社1997年版。他们全面否定东京审判的公正性和合法性，认为东京审判是战胜国集团使用的“私刑”，东京审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裁决是“历史的伪造”。他们认为溥仪在东京审判中所说的“是日本军硬要我当皇帝”是一个“谎言”，断言东京审判“不仅是对日本，而且是对文明本身的蹂躏”。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中国反咬一口，把中国的固有领土西藏、新疆乃至所谓“满洲”（中国东北地区）都说成是“国家”，说中国“现在仍在侵略着”这些“国家”！他们故意混淆“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竟然像现代的恐怖主义分子那样，完全无视现行国际法，也完全不承认国际公认的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地位与尊严，这无异于向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叫板和挑战，简直就是国际黑社会分子和跳梁小丑之所为。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也包括中国）是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连日本这样少有的所谓“单一民族国家”实际上也并非那么“单一”。日本的北海道就曾经是“虾夷人”居住的地方，冲绳原来称为琉球，历史上本来不属日本而属中国，从前琉球岛上的居民许多也并非日本人。假如按照渡部、谷泽的逻辑，人们倒是应该向这二位教授请教：“现在仍在侵略”北海道的是谁？“现在仍在侵略”琉球岛的又是谁？！
我们记得，渡部升一曾写过一本题为《日本人的气概》的书，宣称只要日本人坚持不谢罪，就会恢复日本人的自豪，就会保持日本人的“气概”。公然对韩国、中国、俄国、美国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这就是他的“气概”吧？然而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强盗的“气概”，是无赖的“气概”，是小丑的丑态毕露而已。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宣称“日本没有战争责任”（3）
我们还记得，渡部升一曾和另一位右翼人士冈崎久彦合作写过一本题为《受尊敬的国民，有品格的国家》一书，认为只要将日本的历史粉饰一新，日本就会成为“受尊敬的国民，有品格的国家”。然而，倘若日本国民不幸都是渡部、谷泽这号“国民”，则世界各国人民谁会“尊敬”你？倘若日本是由这号“国民”组成的“国家”，则其国家的“品格”又何在耶？
我们还记得，谷泽永一和渡部升一曾合著了一本题为《谁把历史弄成这样？》的书，指责战后反省侵略战争的人“糟蹋”了日本历史。然而，相信有正义和良知的读者读了《日本没有战争责任》这类书之后，就会禁不住发问——究竟是“谁把历史弄成这样”？
我们还记得，谷泽永一曾写过一本书，题为《恶魔的思想》，将战后和平、民主的思想视为“恶魔的思想”。然而，相信有一定判断力和良知的读者，读完《日本没有战争责任》这本书后就会明白，什么才是“恶魔”，什么才是“恶魔的思想”！
所以，本章借用谷泽使用过的“恶魔的思想”作为大标题，是要把“恶魔的思想”这一专利品，“完璧归赵”地奉还给谷泽永一。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藤冈信胜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
作为东京大学教育专业的教授，藤冈信胜以反对历史教育中的“自虐史观”、“黑暗史观”为标榜，提出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组织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对抗“马克思主义史观”和“东京审判史观”，并以此为理论根据重新解释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现代史，将日本的对外侵略正当化。可以说，藤冈信胜的自由主义史观，就是乔装打扮的军国主义史观。
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创始人是藤冈信胜（1943～）。此人现为东京大学教育系教授。他从1994年起，在颇有影响的《社会科教育》《诸君！》《现代教育科学》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攻击日本战后教育、全面否定日本现行的历史教科书的文章，呼吁进行所谓“近现代史教育改革”。他指责战后日本中小学的近现代史教育是失败的，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没有国家意识，对国家的历史缺乏自豪感，视野狭窄、自我封闭。这种指责虽然不无以偏概全之嫌，但多少触及了日本当代教育的一个侧面。他所指出的问题，实际上不单是当代日本存在的问题，也是所谓“饱食时代”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着多方面复杂的根源。但藤冈信胜却把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简单地统统归咎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认为是历史教科书向学生灌输第五章乔装打扮的军国主义史观了错误的历史观所致。他把这种所谓“错误的历史观”称为“反日史观”、“黑暗史观”，并进一步概括为自我虐待的“自虐史观”。基于这种认识，近十几年来，藤冈信胜网罗一些教育界的右翼人士，包括几名大学教授副教授、有关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中小学（含“高校”即高中）的教谕（校长）及历史教师，乃至自营业者、职员等，于1995年组织了名为“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团体，并出任该“研究会”的“代表”。为宣传所谓“自由主义史观”，藤冈创办了《近现代史的教学改革》季刊。1996年底，藤冈还参与了另一个右翼文化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详见本书第三章），并在该会中任副会长。近十几年来，藤冈信胜陆续出版了几本宣扬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书，其中包括《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超越善玉、恶玉“善玉”、“恶玉”是日本名词。源于江户时代通俗读物《草双纸》中脸上画有“善”字的好人或画有“恶”字的坏人，后专指好、坏，或好人、坏人。史观》（明治图书1996年3月）、《被污辱的近现代史》（德间书店1996年10月）、《“自虐史观”的病理》（文艺春秋1997年9月）、《被束缚的近现代史》（德间书店1999年10月）、《国民的疏忽》（与西尾干二合著，PHP研究所1996年、2000年增补文库版）以及编著《教科书不教的历史》（1～4册，产经新闻社）等。同时，他还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中的其他右翼学者一道，相互唱和，紧锣密鼓，通过专题座谈会、演讲、辩论会、对谈、到政府部门上访、给政府大臣写公开信等种种形式，蓄意造势，在日本教育界、文化界掀起了企图否定日本侵略中国及亚洲的历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风潮，在日本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自由”（1）
藤冈信胜在《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超越善玉、恶玉史观》一书的前言中，他对所谓“黑暗史观”和“自虐史观”做了以下概括：
藤冈信胜
《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书影
由于明治维新，农民丧失了幸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工人的剥削更为严重，工人运动遭到镇压——诸如此类的谎言甚嚣尘上，这就是“黑暗史观”；从明治初年日本就对大陆一路侵略下去，蹂躏近邻各国，最终国民深受其害——如此专门描述日本的暴虐无道的，是“自虐史观”。这就是历史教科书的基调。更为严重的是一群在历史教育界有着很大影响的教师和研究者们。这些人在心理上把自己置于日本这个国家之外，像谈论别人的坏处一样地，不遗余力地暴露日本的“恶行”。形成这种心理的基础，无非就是相信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即社会主义必将在日本实现这一幻想。所以，对现在的社会兴师问罪，就是对未来理想的皈依，就能显示自己的思想水平之高。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善玉?恶玉史觀を超ぇて》，明治图书1996年版。
在这段话中，显示了藤冈信胜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某些基本信条。换言之，“自由主义史观”的实质，一是要摆脱所谓的“黑暗史观”和“自虐史观”，二是要对抗社会主义信仰。这就是自由主义史观所要的“自由”。
首先，在他看来，历史教科书写了一些负面的历史事实，就是“黑暗史观”。而“黑暗史观”当然是错误的、要不得的历史观。换言之，作为历史教科书，就应该不写“黑暗”、只写“光明”才行。这与战争中的日本“皇国史观”，与林房雄、中村粲的“大东亚史观”、与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观，同出一辙。关于这一点，藤冈信胜参与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会及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叫山本夏彦的人讲的一段话最为明确，他说：
关于教科书，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说自己国家坏话的教科书，那不叫教科书。自己的国家即使干了坏事，也秘而不宣，那才是教科书。哪一个国家都是这么干的，这是常识。转引自西尾干二《歷史を裁判愚かさ》，第66页，PHP研究所1997年版。
这是哪家的常识？日本右翼学者动辄以“中国的历史都是共产党的宣传”为由，否定中国学者撰写的历史著作的可信性，然而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说中国的“坏话”的地方、反思和批评中国的地方简直太多了。“不说自国的坏话、不写自国的坏事”，这绝不是哪个国家都有的“常识”，而只是战时日本流行的“皇国史观”及军国主义史观的“常识”，是藤冈信胜及日本当代右翼学者们的史观和信条。也正是从这一信条出发，藤冈信胜把如实承认日本对邻国的侵略，称为“自虐”和“自虐史观”。
第二，藤冈信胜将所谓“自虐史观”的形成，归结为“社会主义必将在日本实现这一幻想”。这句话的意思无疑等于说战后的日本是一个信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国家。换言之，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岂不可笑？藤冈得出这样荒唐的结论，是事出有因的。藤冈自述自己曾经信仰过社会主义，自称战后自己的思想中有两个支柱，一是“对所谓社会主义的幻想”，一是“心理的和平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幻想到了20世纪70年代因读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写的书而开始动摇，到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体制在苏联和东欧的崩溃而彻底幻灭。随后，他对日本近现代史的认识也随之变化。在他看来，过去日本关于战争问题的认识是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而形成的，既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那么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共产国际史观”乃至与之相关的“东京审判史观”，都应该摒弃并予以批判。这就是藤冈信胜的从“左”向“右”转的思想逻辑。实际上，藤冈信胜压根儿就不理解社会主义，也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史观是一种唯物主义史观，唯物主义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的。唯物主义史观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就已形成，在文艺复兴后的近代西方臻于体系化和理论化。马克思主义史观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但马克思主义史观不等于唯物主义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作为一种学说，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这种现实政治事件也无甚关联。事实上，在非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有大量的学者信奉唯物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事实上也有信奉非唯物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藤冈信胜因社会主义信仰破灭而抛弃尊重史实的唯物的史观，使自己的史观来了一个彻底的颠倒，这除了说明他的思想与信仰的浅薄之外，还显示了他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实在是一种蔑视历史事实的、极其主观的、唯心的、褊狭的历史观。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自由”（2）
关于所谓“自虐史观”，藤冈信胜在《“自虐史观”的病理》前言部分的一开头又写道：
“日本人以杀人为乐，简直太疯狂了。杀死一千万人，有多么高兴！过去的人太奇怪了”；“太可怕了，日本人真是人渣儿，日本的耻辱！他们的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
这是学了历史之后的小学生的感想作文。作者是宫城县小学校的六年级学生。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到处都有。
“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人以上”；“两个日本军官展开了斩杀百人的比赛”；“日本兵实施了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作战”，以诸如此类的违反事实的材料、从事教育的教师，在日本不胜枚举。不管是旧敌国的宣传还是日本报纸的误报，只要是能够纠弹日本的，无论什么都坚信不疑。这些教师把这些东西灌输到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的头脑中，却麻木不仁。（中略）孩子们所说的“人渣”，指的是谁？不是别人，正是孩子的祖父母、曾祖父母那一辈日本人，是走过苦难的历史、创造了今天之繁荣、与我们血脉相连的祖先。孩子们在诅咒、在纠弹自己的祖先。归根到底，这是传统的断裂，是历史的丧失，是伦理的崩溃。假如这样的教育持续下去，日本这个国家，精神就要解体。
把自己的国民说成是史无前例的残酷无道的人类集团，把自国历史描绘为恶魔的作为，对自己的国家进行鞭笞、咒骂、纠弹，可以把这种对历史的看法、精神态度称为“自虐史观”。“自虐史观”是战后的日本社会、特别是传媒与教育界染上的病灶，是一种宿疾，是一种不断繁殖的癌细胞。这种病根不除，则日本就不能成为健全的国家。藤冈信胜《“自虐史觀”の病理》第3～4页，文艺春秋社2000年版（文库版）。
在这里，进一步表现了藤冈在日本侵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迷顽。他认定“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人以上”、“两个日本军官展开了斩杀百人的比赛”、“日本兵实施了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作战”等历史事实，都是“违反事实的材料”，而拒绝承认。在他看来，承认了这些，那就是“自虐史观”。而他不予承认的理由，是因为祖先不能骂，因为那一辈日本人“走过苦难的历史、创造了今天之繁荣”，这就无异在说，日本今天的繁荣是靠“那一辈日本人”“创造的”。换言之，日本今天的繁荣是在侵略战争时期创造的，而不是战后的日本人民在和平、不战的情况下创造的。这种说法既暗含了“战争有功论”，也暗含了“侵略有理论”。同时，他认为对自己的国家过去的所作所为不能“诅咒”和“纠弹”，否则就“是传统的断裂，是历史的丧失，是伦理的崩溃”。这暴露了藤冈信胜等右翼学者的精神病理，即拒绝反省、拒绝忏悔、更拒绝悔改。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源与构造（1）
以上引述的两段话，已经将藤冈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实质暴露出来了。但我们仍有必要对其内在构造加以剖析。
首先，藤冈信胜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提出，有一定的思想认识根源。他曾强调，“自由主义史观”是对外部“敌意”的抗拒。在《什么是自由主义史观——从自虐的历史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藤冈信胜《自由主义史觀とは何か》，原载《諸君！》1996年4月号。后收入《侮辱の近現代史》。等文章中，他认为日本战后之所以形成了“黑暗史观”、“自虐史观”，是三种压力综合促成的结果。第一种压力来自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对日本近现代历史做了歪曲，例如把明治维新说成是半封建性的不彻底的改革，认为强化天皇专制制度是封建性的遗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史观的看法。藤冈认为应该将这种史观更贴切地称为“共产国际史观”，说这是“共产国际”为了推翻日本的天皇制而进行的宣传。藤冈认为第二种压力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说战后美国占领军有计划、有预谋地对日本国民实施“洗脑计划”，即通过夸大宣传日本的战争犯罪，而使日本人都怀有罪恶感，而美国主导的惩治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就是美国人“洗脑计划”的最大步骤，它使日本人相信自己有罪，从而抹杀了日本的国家意识，这就是“东京裁判史观”。藤冈认为第三种压力来自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说这些国家把近代自己的落后状态归咎于日本的侵略，出于本国的利益而不断要求日本向他们谢罪，藤冈将此称为“谢罪外交史观”。
在《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一书中，藤冈认为，“马克思主义史观”与“东京审判史观”在战后合而为一，在“否定日本这个国家”这一点上是共通的。所以，他称“东京审判史观等于共产国际史观”。为此，他声称：“日本人永远不能被源于外国的国家利益的历史观所束缚。在经过了战后半个多世纪，即将迎来21世纪的今天，必须在自己的头脑中思考自国的历史，让自己的腰杆儿挺直。”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53页。为此，他提出了所谓“自由主义史观”。
为了树立自己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藤冈信胜在《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一书中，首先对此前影响很大的林房雄、中村粲、渡部升一的历史观作了评析，并强调他与这三个人的史观的不同。
他认为，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有三个问题。一是林房雄称“大东亚战争”为“迫不得已的战争”是一种“谛观的宿命论”；二是林房雄由于受宿命论的限制，“没有产生向未定的可能性的领域进行探索的意欲”；三是在那场战争中“日本国民有三百五十万的牺牲者”，而林房雄却将战争中“支配国民命运的政治指导者的责任全面免除了”；第四是他借用另一位学者林健太郎的说法，认为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缺乏想象和煽情，而陷于了一种“过度的历史主义”。因此，藤冈的看法是：“林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作为向东京审判史观的抗议而具有一定意义，但它却不能成为我们观察近现代史的依据。”
关于中村粲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藤冈认为该书的执笔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对“东京审判史观”的反拨，在这一点上与林房雄的书完全相同。“全书几乎百分之百地都是为日本辩护”；“这种写法似乎在哪里见过。对了，战前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的写法”，中村粲的书“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完全是相同的逻辑”，连书中的标题都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一模一样。藤冈继续评论道：“坏的全是海外诸国，日本一点都不坏。”“而东京裁判史观呢，坏的全是日本，其他国家一点都不坏，是日本侵略的被害者。这种看法是一面之词，有欠公正，应该拒绝接受。但因此而认为日本完全是正确的，那也是空想。应该承认，英、美、中、苏都有各自国家的意志，他们的国家行为中也有恶的要素。而在含有恶的要素的国家意志中，只有日本的国家意志一点没有恶的成分，只有日本是‘和平的天使’般的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结果，中村粲的历史观，作为‘东京审判史观’的反动，正好将正反两面颠倒过来了。”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74页。
关于渡部升一的《从日本史所看到的日本人?昭和篇》，藤冈认为他与林房雄、中村粲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有所不同。说渡部升一没有肯定“大东亚战争”。藤冈认为对“大东亚战争”的肯定有三种类型。一是“意图的肯定”；二是“状况的肯定”，三是“结果的肯定”。其中“意图的肯定”最积极、最根本。而渡部升一的肯定只是“状况”与“结果”的肯定，他因此甚至得出了“渡部展开的议论，毋宁说是‘大东亚战争否定史观’”。读过渡部升一的文章或著书的人都不难看出，藤冈的这种看法实在是牵强附会。渡部升一在肯定日本侵略行径的问题上，与林房雄、中村粲之流不过是“伯仲之间”罢了，而在措辞的强硬和力度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无怪藤冈关于渡部史观的看法在作为单篇文章发表后，即受到一些日本读者的质疑，认为渡部升一并没有否定“大东亚战争”。
在此基础上，藤冈信胜提出了自己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有关日本近现代史的基本观点。在《什么是自由主义史观》一文中，他概括了五条。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源与构造（2）
第一，“明治维新是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为了避免成为殖民地的危险，而建立自己的国民国家的伟大的民族主义革命”。这一判断与“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划清了界限，突出了其“民族主义”立场。
第二，“明治前半期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靠发挥民间活力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成功的。在这个意义上看，所谓‘自上而下’这样通说是值得怀疑的”。由此，藤冈便否定了明治政府的天皇专制性质。
第三，“假如没有俄国的威胁这一远东的安全保障问题，日本就不会成为军事大国……日清、日俄两场战争，是在远东的战略环境的强制下不得不打的自卫战争”。在这里，藤冈的这一“自卫战争”的结论与林房雄、中村粲、渡部升一等一切右翼文人如出一辙。
第四，“日俄战争后，由于美国对日本的敌视政策，使日本出现了战略选择上的错误”。在这里，藤冈将日本的侵略行径归咎于“美国对日本的敌视政策”，虽然表面上承认“战略选择上的错误”，但言下之意，“错误”的根源在美国而不在日本自身。
第五，“关于战争的原因，只有日本才是‘恶’的这一‘东京审判史观’，与‘日本一点也不坏’这一‘大东亚肯定史观’都是片面的”。藤冈声称，他对日本近现代史的这些看法，可以叫做“自由主义史观”。藤冈信胜《自由主义史觀とは何か》，原载《诸君！》1996年4月号。后收入《侮辱の近現代史》。
以上五点，除了第五点之外，其余四点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基本相同。换言之，林房雄、中村粲也好，渡部升一也好，藤冈信胜也好，在肯定日本侵略这一点上，实是大同小异。所谓“大同”，表现在他们都在千方百计为日本侵略战争辩解、都在想方设法为日本的侵略免罪。“小异”之处，无非是在一些表述方式上、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有所区别而已。藤冈信胜之所以煞费苦心地表明自己的史观与林房雄、中村粲、渡部升一等人的不同，除了其标新立异的心理因素作怪之外，其目的是要将自己的“自由主义史观”打扮得更漂亮些。他似乎明白，像林房雄、中村粲那样明确站在极右立场上无条件地、赤裸裸地断然肯定日本侵略行径，毕竟太偏颇，难以服人，于是就想强调与他们的不同点。而与此同时，藤冈当然也明白，通过反对所谓“黑暗史观”、“自虐史观”来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本意，实际上与林房雄、中村粲等人完全相同，为了以示“区别”，他就想起打出“自由主义”这一旗号，试图用“自由主义史观”来粉饰“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同时用“自由主义史观”来否定“共产国际史观”和“东京审判史观”，另外还可以表明自己的历史观不蹈前人覆辙，独辟蹊径，走的是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以蛊惑人心、混淆视听。真可谓“一石三鸟”。
就这样，为了使“自由主义史观”这一幌子更惹人注意，更有蛊惑性，藤冈将他的“自由主义史观”涂上了多种油彩。
首先，藤冈信胜自称，他的“自由主义史观”的提出受到了日本社会学学者富永健一的启发。富永认为，战后世界的冷战构造，是由“东”与“西”两极对立构成的，在意识形态上，也相应流行“保守”和“进步”两分法，而位于中间位置的自由主义，却被包含在两者之中。自由主义作为落后的资产阶级思想，曾遭到了否定的评价。战前自由主义被占有优势地位的保守主义所否定，战后又被占有优势地位的“进步主义”所否定。“其结果，〔在战后〕自由主义一次也没有到来”。富永的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实际上战后日本学术界思想界既不属于保守主义、也不属于“进步主义”的“自由主义”是有相当势力的，甚至可以说是学界的主流。藤冈接过富永的“〔在战后〕自由主义一次也没有到来”这句话，大言不惭地宣称：“随着社会主义的崩溃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有了最终的结论，在日本历史上自由主义〔史观〕的时代才开始到来。”转引自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158～159页。
藤冈在为自己的自由主义史观寻求理论根据的时候，还将日本当代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视为同调，在《司马史观的说服力》藤冈信胜《司馬史觀の說得力》，原载《サンサ—ラ》（德间书店）1996年6月号，后收入《污辱の近現代史》。及《从司马史观看到的日本近现代史》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92～113页，明治图书1996年版。等文章中，他对司马辽太郎的日本近现代史的看法推崇备至，称为“司马史观”。众所周知，在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历史时代中，司马辽太郎高度肯定明治时代，称明治时代是“现实主义的时代”，而批判昭和时代，称昭和时代是“极端的官僚主义”。藤冈信胜认为“司马史观”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健康的民族主义”；第二个特征是以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繁荣为最高目的的“现实主义”；第三个特征是“对所有意识形态的东西统统不相信”，藤冈认为这是因为司马看到了“20世纪的日本深受左右两翼的意识形态的危害”；第四个特征是“对官僚主义的批判”。藤冈认为，由于有了这四个特征，司马史观具备了自由主义史观的实质内容。
藤冈信胜还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为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寻求佐证。他认为，日本近现代史大约四十年为一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明治维新以后的第一个四十年，是一个内外政策基本正确的时期。第二个周期是从日俄战争开始到战败的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间，日本处于迷走状态，着手侵略亚洲，招致国际孤立，最终走向自暴自弃的战争，并逐步走向破局的时代”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154页。。第三个时代是战后的日本像不死鸟一样从战后的虚脱状态下站立起来，终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时代。他认为，从日本近现代史上看，“第一和第三个时代靠自由主义的政策而成功，第二个时代则相反，因而招致失败”。因此，他认为他提出的“自由主义史观”是以日本近现代史为依据的。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源与构造（3）
乍看上去，藤冈信胜的这些理论主张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似乎无可厚非。然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他理论上的破绽，并看出其险恶用心。
第一个破绽，藤冈一方面认定“20世纪的日本深受左右两翼的意识形态的危害”，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111页。相信福永提出的战后日本“自由主义一次也没有到来”这句话的正确性，一方面却又把明治头四十年和战后四十年，总共八十年的时间称为“靠自由主义的政策而成功”的时代。在一个“靠自由主义政策而成功”的时代，而没有“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是可能的吗？假若没有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自由主义的政策岂不成了空中楼阁了吗？这个矛盾悖论在藤冈那里是不可克服的。他既要攻击和否定战后的历史教育和战后的历史学研究的主流成果和主流结论，就只好不承认战后的历史学界是“自由主义”，而坚持说是“东京裁判史观”、“共产国际史观”即“自虐史观”，是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史观”。
第二个破绽与第一个相联系，即：藤冈一方面承认日本战后是成功的时代，说“第三个时代，是战后的日本像不死鸟一样从战后的虚脱状态下站立起来，终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时代”，是“靠自由主义的政策而成功”的时代，另一方面却又拼命攻击战后的思想教育界，认为战后日本的承认反省侵略战争的主流历史观是错误的，战后的历史教育是失败的。但藤冈没法说明：为什么这些“错误”恰恰没有妨害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成功”，而相反地，在“第二个四十年”，即侵略战争时期，日本奉行了藤冈所崇奉的国家主义的、赞美自国的“皇国史观”，却导致了日本的失败？为什么藤冈所指责的战后“自虐史观”及自虐史观的教育，却带来了战后日本的“成功”？日本在战后的成功能够证明日本战后教育的失败吗？
第三个破绽表现为，藤冈一方面承认第二个周期，即是从日俄战争开始到战败的四十年，“日本处于迷走状态，着手侵略亚洲，招致国际孤立，最终走向自暴自弃的战争，并逐步走向破局的时代”。这样的文字表述在藤冈的著作和文章中极为罕见，但毕竟从表面上看，这句话还算是承认了日本的侵略。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对如实承认、如实记述“第二个四十年”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行径的战后历史学界和教育界的一些正直的人士，表现了极大的厌恶和愤慨，将他们统统斥之为“自虐史观”，而完全予以否定，并在最近十几年间，不遗余力地对他们加以攻击。
四、“自由主义史观”的虚伪本质
藤冈对战后日本教育界和历史界正义力量的攻击，更能暴露他的“自由主义史观”的虚伪性。
近十几年来，藤冈一直都是站在极右立场上，攻击日本战后日本历史学界和教育界的。作为非历史学专业出身、以教育学为专业的他，对日本近现代史本无认真研究，因而他一面虚伪地声称要超越“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面却只能把右翼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和结论，奉为真经，全盘接受，并极力在教育界、在教育学领域，通过种种方式加以兜售。藤冈采取的策略是，在抽象的层面上，有时不得不承认日本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在具体问题上，则一个一个地对日本的侵略历史及事件，加以抹杀和否定。当个别的、具体的侵略否定光了之后，“侵略”就被抽象化，侵略也就不称其为“侵略”了。和其他右翼学者一样，在否定具体的侵略历史事件时，藤冈从“南京大屠杀”和“从军慰安妇”两个事件的否定入手。
关于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门外汉的藤冈和专门琢磨此事的其他右翼学者相比，并没有什么新见地。但他站在教育学的角度，把否定南京大屠杀作为克服所谓“自虐史观”的关键一步，所以格外喜欢在这两个问题上胡搅蛮缠，其多篇文章和几部书都涉及这个问题。他除了全盘接受其他右翼学者的观点外，还在概念上、在数字上做文章。例如他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屠杀人数问题只是一个心理问题。他说：“相信更大的数字，或者期望相信更大的数字，能够使自己的心理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数字成了衡量道德性的一个尺度。相信〔屠杀〕三十万人的，比相信二十万人的，道德更高尚，相信四十万人的又比相信三十万人的道德更高尚。相信最大数字的人，可以最严厉地纠弹日军的犯罪，于是便得到了最大的道德满足。”他接着说：“很多的教师不是被这种观念所束缚吗？以前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很明白这种心理。（中略）这种心理状态就是自虐心理。”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194～195页。就这样，藤冈就把严肃的历史数字变成了一种“心理问题”。又如，藤冈对“屠杀”（日语为“虐杀”）的概念做了一通辨析，说“军人杀害民间人士可以称‘虐杀’，而杀死敌方的士兵则属普通的战斗行为，不能叫‘虐杀’”。日本军队在南京杀的是“残兵败将”，这叫“歼灭”，是战场上合法的战斗行为，不能称为“虐杀”。在他的脑子里，侵略与被侵略没有区别。此外，藤冈还写了一篇题为《南京事件?从军日记的自白可信吗？》的文章，全面否定原侵华日军东史郎先生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行径的《东史郎日记》，称那是“谎言”。原载《現代教育科學》1996年7月号；后收入《自虐史觀の病理》，第194～209页。当美国女学者张纯如女士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南京暴行》在美国出版并成为畅销书后，藤冈信胜与一个名叫东中野修道（详见第八章）的右翼分子，联袂炮制了一本书——《〈南京暴行〉的研究——中国的情报战的伎俩与战略》原文《ザ?レイプ?オブ?南京の研究——中国にぉける情报战の手口と战略》，祥传社1999年版。，对张著无理挑剔，并断言张纯如的书是在为中国搞什么“情报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