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谁把这个国家弄成这样”中，谷泽永一又写道： .3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源与构造（4）
所谓从军慰安妇问题，众所周知，是日本军队侵略战争时期实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将朝鲜、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妇女（其中大部分属良家妇女）作为性奴隶，以供日本军人发泄性欲的历史事件。据中日学者的研究，仅中国就有至少二十万妇女先后被迫沦为从军慰安妇。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中国和朝鲜一样，是从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的受害国。藤冈显然认识到这是日本侵略史上的一个极大的污点，所以也是全盘接受一些右翼学者的否定说，发表数篇文章，称慰安妇是战场上的普通的卖淫行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军队都有此种情况；说那些慰安妇是自愿的，不是日军强迫（“强制连行”）的，因此不能称为“从军慰安妇”。而“从军”一词只能对军属、从军记者、护士、僧侣而言；说日本军队“干预”慰安妇问题，并不等于“强制连行”；说那些原为慰安妇的老妇女说的话不可信，其中多有讹诈，等等。他对原日军军人吉田清治1983年出版的《我的战争犯罪——朝鲜人强制连行》一书披露慰安妇真相，大为愤慨，写了《职业的撒谎家——吉田清治的真面目》，对吉田进行恶毒的、然而又是没有说服力的人身攻击。破口大骂吉田清治“简直就是一个麻原彰晃”。藤冈信胜《職業の詐話師——吉田清治の正体》，原载《現代教育科学》1997年2月号。他坚决反对将从军慰安妇问题写进教科书，认为“性的问题没有必要写进教科书”，否则就是一种“反教育的行为，是对孩子的精神侮辱”。他甚至举例说：前些年报纸上报道的一个女人将情人的生殖器割掉了，此事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但能把这事写进教科书吗？在这里，藤冈将从军慰安妇问题仅仅看成是一个普通的“性的问题”，并把它与当代日本的社会绯闻“割生殖器事件”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此人无耻卑鄙到了何种地步。
为了达到将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等历史事件从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彻底抹去的目的，藤冈信胜还进行了一系列非学术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活动：直接用公开信的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甚至直接踏进政府部门，胁迫有关政府官员表态。例如，1996年，他发表了《给文部大臣的公开信》，藤冈信胜《文部大臣への公開書簡》，原载《VOICE》（PHP研究所）1996年10月号。称“做慰安妇的女性都是职业的妓女”，“慰安妇的强制连行不是事实”，要求“立即”从历史教科书上删除慰安妇的记述。1997年，藤冈信胜与西尾干二等“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员一起，来到文部大臣杉隆的办公室，向文部大臣出示了一张日本某历史教科书上刊载的一幅画，那是表现日本军队的残暴行径的一幅画。画面上有一位中国妇女半裸露着上身，被反手捆绑在柱子上，一个日本兵手拿匕首即将行刺。这是当年日本随军记者从中国拍摄的一张壁画。藤冈、西尾等人以此壁画胁迫文部大臣表态——“刊载这种壁画的教科书合适吗？”逼得文部大臣当时说出“〔这事〕我也不知道”；“这是教科书上的吗？”“这样的教科书真的通过了检定吗？”“我也是有爱国心的”等等。然后藤冈将这些细节写进文章公开发表，以证明文部省官员的失察。由于文部大臣事后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藤冈便在文章中大骂“文部官僚下贱”。《日本人は常識に還れ——文部大臣の“愛國心”を問ぅ》，原载《サンサ—ラ》1997年3月号。
此外，藤冈信胜虽未写出专门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全面赞美与肯定日本侵略历史的史观在他及“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编纂的《教科书不教的历史》（第一册）《近代日本与战争》一栏文章中，也有充分的暴露。例如，藤冈信胜及“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把“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说成是日本“对中华思想的反抗”的战争；把与俄国争夺中国领土的日俄战争说成是“给成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亚洲和非洲人民以摆脱束缚、争取独立的希望和意志的战争”；将1928年日军出兵济南所制造的济南大屠杀，说成是“由蒋介石的北伐而引起的”；把“满洲事变”的根源说成是“中国方面的排日侮日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把“大东亚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的战争，而且是“把欧美列强的殖民地统治势力从亚洲驱逐出去”的战争。藤冈信胜?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教科書が教ぇない歷史》（1），第148～198页，产经新闻社1996年版。再如，在《教科书不教的历史》第二册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七七事变后不久（7月29日）发生的所谓“通州事件”。藤冈信胜?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教科書が教ぇない歷史》（2），第44～46页，产经新闻社2000年版。该文大谈中国的保安队如何“虐杀”日本人，却只字不提日军轰炸（据说是“误炸”）当时亲日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造成中方人员严重伤亡，才导致保安队愤而起义，并进一步将“通州事件”说成是“日中全面战争的契机”。这样的表述甚至比中村粲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的有关表述更加无赖。
这些都是从林房雄、中村粲以来，日本右翼学者喋喋不休的陈词滥调。藤冈标榜“自由主义史观”有异于“大东亚肯定史观”时，曾批评中村粲的书“全书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为日本辩护”，“这种写法似乎在哪里见过。对了，战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的写法”，说中村粲的书“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完全是相同的逻辑”——而统观藤冈信胜的全部言论和行动，这岂不是他自己的自画像吗？
很清楚，藤冈信胜的历史观是不折不扣地属于极右翼的军国主义史观。这一点在他的许多言论中表现得相当露骨。例如，在与一位名叫秦郁彦（此人通过“研究”，将南京大屠杀的数字缩小为“四万人”而在日本知名）的人在一次公开“对谈”中，公开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抨击所谓“反体制的民众史观”。藤冈指责现在的教科书“依然采取的是陈旧的反体制的民众史观，认为正义常在民众一边，国家作为邪恶的东西应该打倒”。藤冈信胜《歷史教科書よりひどい教師用“虎の卷”》，原載《諸君！》1997年2月号。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在记述慰安妇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教科书所表现的是“强烈的反体制的能量发泄”。藤冈信胜《慰安婦強制連行?虛構の证明》，原载《現代教育科学》，1996年11号。藤冈在这里指责的所谓“反体制”，当然是指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体制。在他看来，反对这种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就是“自虐史观”；换言之，不反对这种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则是藤冈所主张的立场。
这一切都在表明，藤冈信胜标榜的“超越善玉与恶玉”两极史观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是极其虚伪的、富有欺骗性的。自由主义，按日本辞典上的通常解释，它是与国家主义、集团主义相对的、更强调个人思想与行动的价值、同时也不损害他人自由的一种人生观和人生态度。藤冈信胜肯定和认可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体制，不允许别人反对这种体制；藤冈信胜为了伸张自己的“自由”，而极力干扰、干预、阻挠、破坏日本广大教育工作者、历史研究者的学术良知与自由。这还叫什么“自由主义”？这难道不是对“自由主义”的亵渎吗？藤冈信胜所标榜的“超越善玉与恶玉的史观”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将日本的战争视为“善玉”，还谈何“超越”呢？所谓“超越”，所谓“自由主义”，不过是他玩弄的骗人的把戏而已。藤冈信胜在战争认识问题上，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之类的“肯定史观”只是名堂、旗号不同，实质毫无区别。“自由主义史观”只不过是他掩饰其右翼军国主义史观真面目的一副假面。换言之，所谓“自由主义史观”只不过是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军国主义史观罢了。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天皇教”的狂热信徒（1）
渡部升一曾吹捧说：“在现在的日本社会、人文科学系统的学者中，要举出一个天才的人物，我想第一个就应该是小室直树了。”法学博士小室直树确实是右翼文人中的一个“天才”，他将狂热的“天皇教”崇信与理性、逻辑的法学混为一体，以大胆出格的立论、强词夺理的诡辩，在攻击中国、抹杀侵略等问题上频发极右的“暴论”，并以此招徕读者。
小室直树（1932～），东京人，东京大学法学博士，曾在美国留学，并曾任东京大学讲师。近二十多年来以大量炮制、撰写右翼言论为主业，和渡部升一、谷泽永一、西尾干二、藤冈信胜等人相互呼小室直树部分著述书影
应，属于日本学界、言论界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渡部升一关系密切，两人一起撰写过《封印的昭和史》《国家自行崩溃乎？》等书。渡部升一在为《国家自行崩溃乎？》所写的序言中，对小室直树大加吹捧，说什么“在现在的日本社会、人文科学系统的学者中，要举出一个天才的人物，我想第一个就应该是小室直树了”。这位“天才的人物”在右翼文人的圈子里确实是一位“天才”：他在东京大学的本科专业是数学，后来却走向了社会科学历史与人文研究领域，而且著述之多，可谓等身。在他出版的多种著第六章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结述中，广泛涉及到政治、法律、经济、历史、法学、国际关系等方面。20世纪70～80年代，他写过《埃及帝国的崩溃》《苏维埃帝国的末路》《韩国的悲剧》《危机的构造——日本社会崩溃的原型》《为国民而写的经济原理》《为国民而写的战争与和平》《天皇的原理》《天皇可怕》《延续至今的天皇是个奇迹》《社会主义日本的崩溃》《资本主义中国的挑战》等著作，其右翼面目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
首先是对天皇和天皇制的崇拜和赞美。
和渡部升一一样，作为右翼分子，小室直树对日本天皇及天皇制全面肯定和狂热礼赞。而且为此至少写了三本书，即《天皇的原理》《天皇可怕》（均为文艺春秋社出版）和《延续至今的天皇是个奇迹》（PHP研究所），极力复活“皇神论”，宣称天皇为“神”，对天皇及天皇制顶礼膜拜。
众所周知，对侵略战争富有关键责任的昭和天皇，在战后不得不正式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由此，作为一种“政教合一”（“国家神道”与君主立宪政治合一）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天皇制宣告终结，从而奠定了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础。但日本战败五十年后，小室直树却又来极力赞美并企图复活战败前的天皇专制制度，并对此做了宗教学上的论证。在《天皇可怕》一书中，他明确提出“天皇是神”，是“现人神”，并对日本的天皇与基督教的神做了比较，认为“天皇具有基督教的神同样的神格”，即“肉体是人，本性是神”，在“完全的人的同时又是完全的神”。作为“神”，只有天皇能够判定孰是孰非；作为“神”，天皇能够左右任何东西而不被任何东西所左右；作为“神”，天皇能够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他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天皇，日本的明治维新及近代化才能取得成功，“天皇给予日本国民以实现近代化的权威和力量”。小室直树还将日本的天皇制与中国等其他国家作了对比，重弹“皇国日本万邦无比”的老调。在《延续至今的天皇是个奇迹》一书中，小室直树称：“延续至今的天皇是奇迹，是20世纪最大的、恐怕也是最后的奇迹……20世纪被称为革命和战争的世纪，在战争和革命的狂澜面前，由来已久的王冠全都被打掉了……挽战争与革命的狂澜于既倒的唯一的奇迹——就是延续至今的天皇。”小室直树《奇迹の今上天皇》卷首，PHP研究所1985年版。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日本的天皇是神，正是因为“日本人是‘天皇教徒’”，所以才有“延续至今的奇迹”，才成为日本的骄傲。
小室直树的这些言论已经完全不具备学术意味，而是“国家神道”的宗教狂热。试问：既然天皇是“神”，是无所不能的“神”，这个“神”为什么没有“保佑”日本军国主义圆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在中国及世界人民的抗日战争及反法西斯战争面前，这个“神”的“权威和力量”又在哪里呢？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天皇教”的狂热信徒（2）
小室直树如此美化天皇、试图使“天皇”再次由“人”变成“神”，变成战败前的那种所谓的“现人神”，这在民主与科学意识进一步深入人心的当代日本社会，乍听上去似乎是一种可笑的“复辟”行为。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种新时代的“皇神论”包藏着日本当代右翼文人的“深谋远虑”，其核心目的是为全面肯定天皇主导下的对外侵略设置前提——如果天皇是“神”，那么天皇将是衡量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如果天皇是神，那么作为“神”的天皇就不可能犯错误，换言之，天皇的任何决策都是正确的，天皇领导的侵略战争也是正确的；如果天皇是“神”，那么战后日本就不应该反省侵略战争，更不应该追究战争责任。小室直树在《延续至今的天皇的奇迹》的最后一章中明确写道：“天皇的责任只是就神灵而言的”，“天皇没有政治的责任”，“日本国民不能追究天皇的责任”。而且，将天皇还原为“神”，复辟小室直树等右翼文人所缅怀不已的天皇制政体，也是对他们所痛恨的由美国人所设计的战后民主政治的一种否定。可见，将天皇还原为“神”，是小室直树等右翼文人的“一箭多雕”、“一石多鸟”。
正因为如此，这种“天皇是神”的可笑迂腐的奇谈怪论，却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日本渐渐有了市场。有人称小室直树的言论“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底力，起初似乎是异端之说，却能逐渐占有正统的位置”。这是《天皇恐るべし》一书的护封封底上的一句话。《天皇恐るべし》，文艺春秋社1986年版。此话如果指“天皇是神”而言，确实不假。这里有事实为证。2000年5月15日在“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祝贺会”上，时任日本政府首相的森喜朗发表了“日本国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的讲话，该讲话引起了日本政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应，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更有之。2000年8月，日本著名出版社“小学馆”出版了一本大阪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加地伸行（1936～）编辑的一本书，题为《日本不是“神之国”吗？》，收录了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十几位著名人士的文章，将“神国讲话”的不同侧面的反应辑为一书。从该书可以看出，“皇神论”、“神国论”在当代日本很有市场。一些学者、教授对“神国日本”、对作为神的天皇充满缅怀之情。例如右翼学者、埼玉大学教授长谷川三千子称：森喜朗首相的发言值得认真倾听，“‘皇国史观＝恶’这样一个图式，完全是占领下的洗脑教育所造成的。对被洗过的脑子再来一次清洗，从而了解皇国史观真正意义，难道不是很重要的吗？”她还说：“我认为将‘皇国史观’这个词从污名当中拯救出来、予以平反昭雪是必要的。”《日本は“神の国”ではないのですか》，第127～128页,小学馆文库2000年版。国学院大学教授大原康男也认为，从古至今，日本统合的中心是天皇，“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是丝毫不成问题的，“要让日本独特的‘神’的观念自觉起来！只有这样，人们对日本是神国这一点才坚信不疑”。《日本は“神の国”ではないのですか》，第178～179页。可见，小室直树的“皇神论”所代表的，是一些右翼分子共同的政治信念。
二、搬弄“国际法”为侵略免罪
小室直树的右翼面目，在其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一系列言论中暴露得最为集中。
小室直树对中国的“批判”，不仅停留在一般的历史问题上，而是在日本近现代史的研究中直接切入中日近现代关系史，其目的是否定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为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为“大东亚战争”翻案。
在《日本的败因——为了胜利而学历史》（讲谈社2000）一书中，小室直树断言：“大东亚战争是亚洲的解放战争”，“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理由是：“大东亚战争的主敌是美国，副敌是英国，当时这两个国家都是别国所不能比拟的超级大国，小小的日本怎么能侵略他们呢？”在此，被日本烧杀抢掠达十五年之久的中国，为抗击日本奋战了八年的中国，连个“敌人”的资格也被小室直树剥夺了。如此“不以中国为对手”，只把中国当猎物，成了他抹杀侵略的一种伎俩。在他声称的以美英为敌的“大东亚战争”中，日本最终失败了，所以提出要“否定大东亚战争”，但“否定”的理由只是在“大东亚战争”中日本“失败”了。他否定的只是“失败”，而肯定的却是侵略战争。他之所以要研究“日本的败因”，就是为了下一次的“胜利”——这就是《日本的败因——为了胜利而学历史》一书的主旨。
在《封印的昭和史》（与渡部升一合著）一书中，小室直树对日本“昭和史”上侵略中国及亚洲的行径一概否定。和所有右翼文人一样，小室直树否定日本的侵略，首先表现为拼命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他断言，南京大屠杀是战后日本的媒体和所谓学者们捏造出来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原因是：
比起欧美人、比起中国人，日本对大屠杀更为厌恶。……中国正史（政府编纂的正式的历史书），一次屠杀几十万人的记录，有大量记载。军队的大掠夺也很平常。而日本人则没有大屠杀的习惯，即使信长信长，即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武士首领，以残忍著称。——引者注也杀得不多，最多两万人吧。大屠杀之类的故事，在经书中也没有，神父、牧师也不讲《约书亚纪》，这是因为日本人对大屠杀过于抵触的缘故。
从孩子的时候就经常接触大屠杀的是欧美人、中国人。
那种事连听都没听说过的，是日本人。
这种差异简直有天壤之别。小室直树、渡部升一《封印の昭和史》，第26页，德间书店1995年版。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天皇教”的狂热信徒（3）
小室直树说日本没有大屠杀，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日本历史上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决不少见，而且远比别国为多。这是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是一个武士当道的国家，日本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武士集团不断火并、相互杀戮的历史。日本古典名著《平家物语》中所记载的源、平两个武士家族之间为争夺政权所进行的血腥杀戮就是一例。最后源氏将平氏一族，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斩草除根。平氏后裔只有一个幼儿幸得掩护而逃脱，其余全部被斩尽杀绝。别的例子无需再举了，因为《平家物语》在日本如同中国的《三国演义》，其故事情节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遗憾的是以忧国爱国自居的小室直树，却对自国的古典如此无知（故意无知？），也显示了此人立论的无端与武断严重到了何种程度。
作为一个“法学博士”，一个经常搬弄“国际法”的人，小室直树否定日本侵略历史、力图为侵略罪责“免罪”的手法，不只是使用上述那种强词夺理的独断手法，更是别具一格地带上了其他右翼学者所缺少的“法学”色彩。
1995年，当时的日本国会通过了《战后五十年决议》，其中承认日本过去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为“侵略行为”。对此，日本右翼分子十分不满。小室直树称日本国会的这个决议“侮辱了日本的名誉”。理由是：从法学上看，“‘侵略’一词还没有定义。而且‘侵略’一词给人的印象极坏”。在他看来，那些支持该决议通过的国会议员们在没有弄明白什么是“侵略”之前，就断定日本有“侵略行为”，是“侮辱了国家的名誉”。而日本《刑法》第230条有“名誉损毁罪”，应该启动“纳税者诉讼”程序予以追究，云云。这些狂妄言论暴露了作为“法学博士”的小室直树是多么肆无忌惮地玩弄法律。请问小室直树：你认定由选民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通过合法程序通过的决议为“损害国家名誉”，有什么法律依据？日本国会代表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你小室直树又能代表谁？不知日本现行法律中有没有“侮辱国家罪”之类的罪名，你小室直树说国会“侮辱”了日本，你这是不是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侮辱”，该不该承担“侮辱国家”的罪责？
再回到小室直树所说的“侵略没有定义”说。他写道：
看看国际法，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侵略”一词用的很多，但是却没有正确的概念规定。给“侵略”下定义，是难题中的难题，至今没有解决。当我们使用“侵略”一词时，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国会议员显示了其无知和不负责任。竟然将如此难以界定的“侵略”正式写进国会决议，而不成立专门委员会，不充分地请证人作证，真可以说岂有此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侵略战争和其他战争没有区别，战争就是战争。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过于残酷，不想再打了。为了制止战争，而兴起了战争违法化的潮流。
1927年9月24日，在国际联盟第八次全会上，禁止一切侵略战争。（中略）国际联盟禁止战争，虽然特别是禁止侵略战争，但是没有实效性。当然也就无法明确侵略战争与其他战争的区别。
国际联盟对于小的纷争……可以经联盟的调停加以解决。
但对于大国之间的战争，则束手无策。
满洲事变（昭和6年，1931年）的时候，也有多次调停，经过种种尝试都无济于事。
关于日本军队从满铁（南满洲铁道）附属地的限期撤兵问题的理事会决议案，赞成者十三票，反对者只有日本。由于当时的日本是常任理事国，所以可以否决。
在总会，则是四十二对一，日本在联盟中完全是孤立的。
但日本国并没有被宣布为侵略国。
不记住这一点，任何议论都毫无意义。小室直树、渡部升一《封印の昭和史》，第40～42页，德间书店，1995年版。
归纳小室直树以上的意思：当时“国际上”并没有对侵略战争下出一个定义，在“侵略”没有定义的情况下，“战争只是战争”，也就没有什么“侵略战争”，也就不存在“日本的侵略战争”！
在这里，法学博士小室直树犯了一个逻辑学上的常识性的错误。即先有概念，还是先有实体。例如，如今威胁人类的“艾滋病”被科学家定义之前，是否就不存在“艾滋病”？在小室直树看来，没有“艾滋病”的概念，就等于没有艾滋病；没有对“侵略”的界定，就没有“侵略”——这就是小室直树的逻辑。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天皇教”的狂热信徒（4）
动不动就搬出所谓“国际法”来蒙混读者的小室直树，大概不会不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法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并不存在。小室直树所说的“国际联盟”，是1920年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提议下成立的现代史上最初的国际性组织，但它的常任理事国是英、法、意大利、日本四个国家（后德国加入，美国作为发起者却未加入，俄罗斯也未加入），因此它只是一个欧亚列强的俱乐部，而不是一个由所有主权国家参加的类似后来的联合国那样的国际组织。这样的组织所制定的所谓“国际法”，根本就不具备国际法的普遍价值。何况正如小室直树所说，日本在这个组织中作为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所以这个国际联盟根本就无法制止日本对中国的满洲地区的入侵；又如小室直树所说，不是这个国际联盟没有界定什么叫“侵略”，而是认定满洲不是日本领土，在中国的土地上屯兵是侵略行径，在此前提下，国际联盟除日本之外的所有成员才一致要求日本从满洲撤兵。日本否决了这个决议，就意味着日本不接受国际联盟的关于“侵略”中国的裁定。换言之，不是“国际法”对“侵略”一词没有界定，也不是“日本国没有被宣布为侵略国”，而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以自己的“否决权”粗暴地否决了“国际联盟”中其他国家的意志，不认可国际上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认定。张口闭口“国际法”的小室直树所搬弄的，实际上是历史上被日本军国主义蹂躏、践踏的残缺的“国际法”。在日本的践踏下，这个国际组织及其法律当然就不可能发挥其维护国际和平的作用，事实上也没有有效遏制日本的侵略。因而，小室直树以所谓的“国际法”没有界定“侵略”一词的含义为由，来否定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徒劳的。
小室直树玩弄“国际法”的伎俩还不止于此，接下去，他又写道：
1935年，意大利军队侵入爱琴奥比亚。
国际联盟宣布意大利为侵略国，而且开始了经济制裁。可是，满洲事变的时候，对日本却没有发动任何制裁。
1939年，苏联军队侵入芬兰，苏联作为侵略国被〔国际联盟〕除名。
国际联盟，将侵略作为非法的行径予以禁止。可是，什么是“侵略”却没有明确的界定，而是在事后用宣言或制裁的方式，来判明这是侵略、那不是侵略。
中国曾要求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但却无人响应。
国际联盟认定满洲事变、上海事变不是侵略。
相反，对意大利侵入爱琴奥比亚、苏联军队侵入芬兰，却规定为侵略。在东京审判中，把满洲事变看成是侵略战争，或许是受到了接受这一裁决的进步的文化人的蛊惑，相信的人还不在少数，所以有必要提起上述事实。小室直树、渡部升一《封印の昭和史》，第42～43页，德间书店1995年版。
既然国际联盟“将侵略作为非法的行径予以禁止”，却又不界定“什么是侵略”，真是岂有此理！国际联盟以什么为依据“将侵略作为非法的行径予以禁止”？国际联盟之所以认定“意大利侵入爱琴奥比亚、苏联军队侵入芬兰”，那时因为爱琴奥比亚不是意大利领土，芬兰不是苏联领土，“以武力的手段强行进入、占领他国领土者，就是侵略”，这难道不是国际联盟断定意大利、苏联的行径为侵略行径的基本依据吗？事实上不是没有界定，而是小室直树故意抹杀这样的界定。由此，小室直树对国际联盟及其法律究竟了解多少，首先就成为一个很大的疑问。退一步看，就算“没有”小室直树所说的那种“界定”，国际联盟既然要求日本撤出满洲，那就意味着在“界定”了日本的行径为“侵略”之后所作出的一种认定。假如不是“侵略”，那么国际联盟除日本以外的成员国为什么都一致要求日本从中国满洲地区撤兵呢？所以，小室直树所谓“国际联盟认定满洲事变、上海事变不是侵略”，纯粹是骗人的谎言。事实应该是：国际联盟认定日本为侵略，但被日本否决。至于把有没有受到“经济制裁”作为衡量是否为“侵略”的依据，更是“风马牛”。迄今为止，一个国家受到国际上的经济制裁，可能是因为它有侵略行为，也可能是因为其他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但另一方面，明明是侵略行径，却没有受到经济制裁的事例，却举不胜举。因为人类迄今为止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全公正的国际社会。日本入侵中国后，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国际联盟”的经济制裁，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导致了日本此后侵略行径的肆无忌惮的扩大，也证明了当时的“国际联盟”已经成为不负责任、难负责任的国际组织。换言之，假如当年的“国际联盟”具有今天的联合国这样的作用，则日本的侵略或许将会受到一些遏制。但是，在日本全面发动侵略战争，将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为“大东亚战争”后，国际上是对日本有“经济制裁”的，例如，美国等国曾经对日本实施了石油禁运。这一经济制裁使许多日本右翼分子至今仍愤愤不平，并把这解释为日本偷袭珍珠港、从而突入太平洋战争的起因。小室直树怎么反而忘掉这一至关重要的“经济制裁”了呢？
对日本侵略史上制造的最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小室直树也搬弄所谓“国际法”加以狡辩、否定与抹杀。他在《封印的昭和史》中，设有《从国际法看南京大屠杀》的专章。其中写道：
“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是在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提出来的。
在此之前，连个影儿也没有。
为什么在东京审判中忽然冒出来一个“南京大屠杀”？
现在经种种研究，逐渐真相大白。
是因为要捏造一个“对人道的犯罪”的罪名。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天皇教”的狂热信徒（5）
所谓“对人道的犯罪”，在此前的国际法上完全没有。“对于和平的犯罪”也同样没有。
那么，杜撰这一罪名有何必要呢？
其必要性，是因为要复制“纽伦堡审判”。
纽伦堡审判的背景，是发生在阿西比茨的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战争中的“犹太人的大屠杀”激起了联合国国民的愤慨，这种骇人听闻、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不追究行吗？
在联合国中，这一呼声很高。
追究国家的战争责任，变为对个人的惩罚。
这种想法，在此前的国际法中没有，也是史无前例。
最大的问题，就是根据事后法进行审判。
根据事后法处刑。
而这，是现代法律最大的禁忌。
针对并非当前的犯罪，事后制定法律，并予处刑，这是绝对不应有的。
现代法的根本原则，就是“不回溯”（不往上推）的大原则。小室直树、渡部升一《封印の昭和史》，第119～120页，德间书店1995年版。
综合小室直树的意思，他是认为，战后联合国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从国际法上看是不公正的。第一，这种审判是用“事后法”的审判，违反了“不回溯”的原则。第二，用惩罚个人的方式来追究国家的战争责任，也是国际法中没有先例的。
“免罪情结”如此的焦灼，才使得这位“法学博士”发表了这种对法律基本原理的根本无视、完全无知的荒唐之论。
事实上，从世界各国法律史上及法理上看，先有了偷盗行为，然后才有惩罚偷盗行为的法律；先有了杀人行为，然后才可能有惩罚杀人犯的法律。这是常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事后法”，而不可能存在绝对的“事前法”。战后远东军事法庭对组织、指挥和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判，使用的确实是“事后法”，因为此前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军国日本屠杀中国人那样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也就不可能存在相关的适用法律。但“事后法”并不违反“不回溯”的原则。稍查阅一下各国现代法律就会明白，所谓“不回溯”，是有一定期限的。现代法律都明确规定了“不回溯”的具体时限。所谓“不回溯”，决不是指今天制定的法律只适用于今天，对昨天、前天则无效。如果那样的话，每天都需要废除昨天的法律，每天都需要出台新的法律，岂不荒唐！因此，“不回溯”原则是相对的、有限期的、有条件的。假如没有“不回溯”原则，那么，从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登上中国旅顺屠杀六万和平居民开始，日本在七十年间侵略中国所制造的一个个惨案，都应受到追究和审判。但远东军事法庭根据“不回溯”原则，只把审判的有效时限界定为“太平洋战争期间”。这虽然对受害方中国人民来说，还不够公平，但毕竟有利于维护现代法律的“不回溯”的基本原则，因此中国并没有提出异议。
至于小室直树所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追究国家的战争责任，变为对个人的惩罚”的指责，更是无理取闹。作为法学博士，小室直树有没有“法人”的概念？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让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和义务的个人（法人），承担某一群体组织的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南京大屠杀中，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日本军阀，已经不是普通的作为“自然人”的“个人”，而是作为军国日本的责任人，负有策划、指挥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作为战犯当然要受到应有的惩处。同样，东条英机首相等人，对日本扩大侵略战争负有直接重要的责任，当然要负自己的责任。小室直树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这些无理指责，只能证明他对至今仍通用的国际法怀有敌意。由于怀有敌意，他甚至这样污蔑联合国及其国际法：
联合国这样想：
虽说迄今为止的国际法上没有，那也不能放过〔日本〕。
那就制造一部新的国际法，断乎加以处置。
那么，制造一部什么样的国际法呢？
那就是“对于和平的犯罪”、“对人道的犯罪”吧。
（中略）就这样，“纽伦堡审判”搞起来了，而原封不动地复制“纽伦堡审判”的，就是东京审判。
没有比这更混蛋的了。小室直树、渡部升一著《封印の昭和史》，第125～126页。
在小室直树笔下，联合国——这个战后由绝大部分主权国家形成的空前规模的国际和平组织，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联盟”，却像一个心血来潮、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上的黑社会集团——小室直树的狂妄和蛮横可见一斑。这样一个对国际社会、对现行国际法怀有强烈的敌意、有意作对、并肆意攻击的人，还有资格侈谈“国际法”吗？扛着“法学博士”的招牌招摇过市，岂不是个绝妙的自我讽刺吗？
小室直树对联合国的敌意和仇视，在《国家自行崩溃乎》小室直树、渡部升一著《自ら国家を潰すのか》，德间书店1993年版。一书中有集中表现。在这本书里，他对联合国进行了恶意攻击。明确判定“联合国是日本的敌人”，因为“联合国是对日军事同盟”；说联合国宪章中至今写有“日本是敌国”的条款。所以联合国是日本的敌人。因此他呼吁“日本不要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无理的”，并高呼日本“退出联合国吧”！
这一切近似疯狂的语言都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抗日战争虽然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了，但小室直树之流的当代日本右翼分子，其立足点，其思维方式仍后伸在、停留在日本的侵略战争时代，这不是通常所说的“冷战思维”，简直就是“热战思维”。右翼的非理性、疯狂性和危险性就在于此。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谢罪（1）
否定日本的侵略历史，与拒绝对侵略战争反省和道歉，对右翼分子而言是相辅相成的。小室直树正是站在旧日的军国主义立场上，以右翼极端主义的姿态，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做任何形式的道歉“谢罪”或反省，并对任何有关的道歉、谢罪都大加抨击。他在1997年出版的《告日本国民——没有自豪的国家肯定灭亡》一书，自称是对德国思想家费希特在法国占领下的柏林所作的《告德国国民》的讲演的模仿。在这本书中，小室直树夸大其辞地叫嚷日本处于“国家危机”中，抨击所谓“自虐史观”、“反日史观”，抨击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所做的任何反省和道歉，认为这些使日本国民丧失了“自豪”，而“没有自豪的国家肯定灭亡”。他极力美化、缅怀日本近代的侵略历史，再次宣称天皇是“神”，将侵略战争时期的天皇专制体制说成是“臣民没有差别”的、“官僚与民众休戚与共”的理想社会体制；相反，却对战后日本和平、民主社会极度不满，对日本正义媒体、对日本战后和平教育、对政府官员在外交场合对侵略战争道歉，横加指责，乃至破口大骂。总的看，《告日本国民》是对日本战后社会的和平、民主秩序的宣战，也是对发动侵略战争死不反省、死不道歉的右翼宣言，反映出了所谓“平成恐慌”（90年代的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日本经济不景气）时期日本右翼势力的狂躁心态。无怪乎右翼分子、以千方百计为东京审判翻案而著名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堀桂三郎称赞这本书讲得“真痛快”，希望“全体国民认真倾听”；藤冈信胜则感觉这本书“好像给孤立无援的我派来的百万的援军”。见《日本国民に告ぐ》护封勒口广告词。クスレト社1995年版。
在《告日本国民》中，小室直树认为，日本的“谢罪外交和自虐教科书是日本国的致命伤”，并耸人听闻地说，有了这两个致命伤，日本成为一个“失去自豪感的国家”，而“失去自豪感的国家，必然灭亡”。他指出，由于日本的“财政破产”和“教育破绽”，“日本灭亡的征兆已经十分明显”。他特别指责日本政府官员对中国、对亚洲其他受害国家的那些十分有限的、起码的道歉。他用倒打一耙的手法，莫名其妙地把日本的反省侵略战争的正义声音称为“法西斯主义”，断言“在日本，法西斯主义已经开始”！而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模式”就是：
反日的日本人的骚动——媒体将骚动加以扩大——以此为契机外国人加以干涉——日本政府屈服于外国对内政的干涉。
小室直树还以图表的形式，列出了“模式化了的、被扩大再生产的‘反日史观’的恶性循环过程”，大体内容如下：
昭和57年（1982年）：
6月，各媒体报道“教科书检定，‘侵略’改为‘进出’”。
7月，中国、韩国抗议。
8月，宫泽喜一官房长官发表谈话，称“订正教科书是政府的责任，检定基准的修正要考虑到近邻各国”。
9月，铃木善幸首相访华，表明政府有责任订正教科书的记述。
11月，在检定基准中增加“近邻各国条项”。
平成元年（1989）：
5月，《朝日新闻》刊登《日本应该向朝鲜和朝鲜人民正式道歉》，此后，要求战后赔偿的呼声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