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谁把这个国家弄成这样”中，谷泽永一又写道： .4
平成2年（1990年）：
5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日，海部俊树首相对殖民统治谢罪。
平成3年（1991年）：
8月，《朝日新闻》刊登消息《原朝鲜人慰安妇，战后半世纪终于开口》。
12月，自称是原慰安妇的韩国女性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赔偿。
平成4年（1992年）：
1月，加藤弘一官房长官发表谈话称：“旧日本军对从军慰安妇的募集和慰安所的经营都有某种形式的干预，这不能否定”。
宫泽首相在日韩首脑会谈中对殖民地统治和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
7月，加藤官房长官发布从军慰安妇问题的政府调查结果，称“没有资料表明是强制性的”。韩国政府反弹，要求重新调查。
平成5年（1993年）：
3月，韩国政府提出日本的教科书应记述从军慰安妇的历史。
6月，高中历史教科书通过检定的九种教科书全都有了从军慰安妇的记述。
8月，NHK教育台播放《第五十年的从军慰安妇》；政府发表关于从军慰安妇的“最终报告书”，在没有证据表明是“强制”的情况下，河野洋平官房长官仍然表示谢罪。细川护熙首相发表先前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发言。
平成7年（1995年）：
6月，众议院通过“汲取历史教训面向和平的新决议”。
7月，“为女性的亚细亚和平基金”发起。
8月，村山首相发表“战后50年时的首相讲话”。
平成8年（1996年）：
6月，桥本龙太郎在与韩国总统金泳三会谈后，对从军慰安妇问题谢罪。中学社会科检定通过的七种教科书均记述从军慰安妇问题。
8月，开始支付原慰安妇的“赔偿金”，桥本首相发表“致歉信”。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谢罪（2）
从上述的记录中，中国读者一定会很快发现，在1982年至1996年的十几年中，日本政府对侵略中国所做的道歉是极其有限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要求也是极为克制的。以从军慰安妇而论，日本在中国的慰安所建的最多，中国女性是仅次于韩国女性的最大的受害者，但中国在这方面的追究却远远没有展开。在有关日本侵略历史的关键问题上，中国不得不做出有限反应的时候，右翼文人仍然加倍反弹。小室直树、渡部升一等人，竟把1982年中国对日本教科书将“侵略”改为“进出”的抗议，视为“国耻”。渡部升一当年曾发表题为《教科书问题?国耻一周年祭》渡部升一《教科書問題?国耻一周年祭》，原载《诸君！》昭和58年10月号。的文章，胡说日本政府事先要将教科书送给中国与韩国审阅。总之，他们对于日本政府、有关媒体所做的起码的、事实上还做的远远不够的反省行为，都不能容忍，并且横加指责。小室直树在《告日本国民》中，称河野洋平关于慰安妇的讲话“给后世留下了祸根”；说“从细川内阁开始，日本政府无论别人说什么（不，有时候即使别人没说），都只管道歉，以至成了毛病，条件反射似的变成了‘道歉偶人’”；说什么“这种无条件谢罪主义到了村山内阁达到极限”，“不只是内阁，执政党、在野党一起，进行了‘侵略’、‘谢罪’、‘反省’的大合唱。”他并借用19世纪英国政治家迪斯累理的一句话，把这称为“组织化的伪善”。小室直树还再次搬弄“国际法”，说在教科书问题上竟然在乎外国人怎么说，“这种事情在国际上没有先例。教科书问题纯粹是一个国内问题，外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抗议，就意味着没有把日本看作是独立国家。日本政府所应该做的，就是立即严词拒绝，此外断然不可。”小室直树《日本国民に告ぐ》，第54页。诚然，教科书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但日本教科书所应记述的问题，已经不是国内问题，而是“国际问题”了。小室直树写的哪本书，不涉及国际问题？既然涉及到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就可以说话，别国就应该对歪曲、掩盖、粉饰历史的行为，通过外交手段——也就是尊重该国主权的手段——予以正常的交涉。请问动不动就搬弄“国际法”的小室直树：这样做，违反了哪条“国际法”？
在日本侵略战争问题上，小室直树等右翼分子的“免罪情结”得不到满足，便摆出一派“皇国日本何罪之有”的无赖架势，抱着“与邻为敌”的狂妄、挑战的姿态，阻挠和谩骂任何道歉和反省的行为与言论。对中国、韩国等周边受害邻国提起侵略问题，更是咬牙切齿。他指责中国干涉内政，指责韩国提出慰安妇问题，指责前苏联及“共产国际”给日本共产党下达“洗脑”指令，指责美国人及麦克阿瑟司令在战后对日本实施“拔掉日本人的骨头的洗脑计划”，指责日本人为什么不反抗，从而“使美国取得了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占领政策的成功”，指责联合国是日本的敌人，断言日本“战后五十年间，日本向美国无条件投了降”，“日本真正的战败，是在战后”。总之，反华、反韩、反俄（苏）、反美、反联合国、也反（日本）政府，更反对日本战后的和平民主秩序。除了他所崇拜的天皇、“皇国”之外，什么都反对，恨不能回到当年对中国等亚洲邻国挥舞屠刀、大开杀戒的时代。这就是日本当代“右翼”显著的极端主义的特征。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曾做过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1）
日军侵略中国期间制造过许多屠杀血案，而南京大屠杀更是广为人知。日本右翼分子明言“南京事件”是卡在日本喉咙里的一根化了脓的刺。他们要抹杀侵略罪责，当然就要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事实上，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者进行审判的时候起，就有人预谋日后的翻案，这个人就是田中正明。
一、
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漫长的日本侵华史上，中国至少有三千多万人口在自己的国土上，死于日军的入侵及其枪炮之下。换言之，从甲午战争日军踏上中国领土，第一次制造旅顺大屠杀开始，就陆续制造了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残暴血案。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悍然攻进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在此后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里，烧杀抢掠强奸，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并且有组织或无组织地疯狂屠杀中国无辜平民，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这就是“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和欧洲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两起典型的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暴行，在东西方法西斯暴行中最有代表性。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联合国组织的远东军事法庭，通过严谨合法的法律程序对日本战犯进第七章“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行了公正的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有关责任者，如松井石根、谷寿夫等，都判处了死刑。随着审判材料公之于世，随着中日两国学术界对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日益浮出水面，并广为人知，这也使得那些沉溺于“大东亚战争”的迷梦中不思反省的右翼势力，感到难堪，坐立不安。只要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存在，所谓“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把亚洲人民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之类的说词，就难以自圆，露出破绽。因而，右翼势力要肯定“大东亚战争”，就必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换言之，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否定不了，日本右翼为侵华战争翻案就更为困难。正如右翼文人的代表人物渡部升一所说，“南京事件”就是卡在日本喉咙里的一根化了脓的刺，转引自田中正明《南京事件の總括》，第289页。不拔掉它，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右翼势力就不舒服。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开始和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日本社会中未经清除的军国主义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开始着手为联合国的“东京审判”翻案，为受到惩处的战犯鸣冤叫屈，并为日本军国主义洗刷罪名。而其中最重要的“作业”，就是否定、抹杀南京大屠杀。
其中，较早着手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是一个名叫田中正明的人。此人1911年出生于长野县，青年时代曾在日本右翼势力开办的“兴亚学塾”学习，并受到在兴亚学塾任教授的日本右翼法西斯主义代表人物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思想的影响。1933年加入松井石根为会长的、打着“兴亚”旗号实则琢磨如何统治中国及亚洲的“大亚细亚协会”，深得松井的赏识和信任，经松井石根提拔担任其秘书，并任该会机关刊物《大亚细亚主义》的编辑长，从此成为松井石根的忠实追随者。在此期间，曾随同松井石根到中国进行有关活动。1937年应征加入“中支那野战兵部队”。此间曾出版过《圣战?菊水部队从军记》（平凡社）的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书。1945年复员后回到家乡长野县，任南信时事新闻编辑长。1946年被联合国占领军指为战犯（G级），并予开除公职。此后，得知松井石根被判为A级战犯将被起诉后，旋即来到东京，频繁去鸭巢监狱探望松井，并旁听审判。在松井因对南京大屠杀罪案富有责任而被判处绞刑后，田中愤愤不平。在为松井举行的秘密葬礼上，田中第一次得知，参与东京审判的十一名法官中，有一个名叫拉德?比诺德?帕尔的印度法官与众不同，写出了一份长长的判决书，认为东京审判违反了国际法的“不回溯”的原则，不过是一种战胜国对战败国复仇的私刑等等，认定被审判的A级战犯“全体无罪”。这个判决自然未被采纳。但田中当时显然意识到这份无罪判决对将来翻案极有用处，于是通过东京审判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和松井石根的辩护人伊藤清，从帕尔法官那里秘密借来了判决书，雇佣打工的学生，将帕尔的百万字的判决书抄写下来，以待来日为松井石根及侵华战争翻案时使用。
二、所谓“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
到了1952年4月，也就是东京审判刚刚过去两年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对日策略的调整，田中认为时机成熟，遂将撰写的《真理的裁判?帕尔的日本无罪论》一书交太平洋出版社公开刊行。当年5月1田中正明
《帕尔法官的日本无罪论》书影
0日的《朝日新闻》用一整版作了广告，发行后第十三天就三次印刷，到6月印刷了六次，成为少见的畅销书。这可以说是日本战后、也是东京审判后第一本系统地试图全面否定东京审判的判决、为日本侵略战争全面免罪的书。因而在战后日本右翼言论史上，具有显著的标志性和代表性。到了1963年，田中正明在对该书进一步修订，又推出了《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慧文社初版），时至今日，多次再版。这本书将田中正明自己对侵略战争、特别是对南京大屠杀及松井石根的无罪辩解，与帕尔的判词搅混在一起，并常常将后者拿来印证前者，实际上应该称它为“帕尔与田中正明的日本无罪论”才较为恰当。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曾做过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2）
那么，被田中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不放的这个帕尔，是个什么人呢？笔者手头的有关材料不足，不过田中正明在《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中，对帕尔的生平有所介绍，而且帕尔后来曾四次访问日本，田中与帕尔也密切交往，帕尔甚至对田中说“你是我永远的孩子”。由此田中对帕尔的生平当有所了解，他在书后也附了一个《帕尔小传》，我们可从田中的介绍中大体看出一些眉目。
拉德?比诺德?帕尔（1886～1967），法学博士，出生于印度宾格尔邦，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1941年曾任加尔各答高等法院法官，1944年任加尔各答大学校长，1946年被当时的印度首相奈尔指派为东京审判法官。关于帕尔年轻时代的思想，田中正明写道：“1905年，他十九岁的时候，亚洲小国日本打败俄罗斯帝国的报道传到印度，他很受触动，曾回忆说：‘作为有色人种的日本，与北方的强大的白人帝国主义战斗并取得了胜利，这个消息使我们的心大为振奋。我们走过白人面前时故意昂首挺胸。我还记得自己和老师及同事们一起，每天打旗提灯参加游行的情景。我在对日本憧憬的同时获得了对祖国的自信，内心十分兴奋。我开始思考印度的独立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帕尔作为受西方白人统治下的印度人，有着强烈的人种观念，只知道“有色人种”日本把白人俄罗斯打败了，但却没有搞清楚那场战争是什么性质，不明白那是两个列强在中国领土上为争夺中国东北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从此以后他对日本有了特别的“好感”。
当帕尔被指派为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来到日本以后，“他就很快意识到他自己不值得与另外十位法官交谈，而是拒绝一切交往，一人呆在帝国饭店自己的房间里……专心调查与写作”。田中正明《パ—ル判事の日本無罪論》，第9页，小学馆文库2001年版。这也说明帕尔从一开始就认定日本战犯无罪，而与认为日本战犯有罪的另外十位法官话不投机，并拒绝交流。据说在审判接近开始的时候，帕尔接到女儿的电报，因夫人有病赶回印度探望。病床上的夫人对他说：“你现在担负着事关日本命运的审判重任，在你完成使命之前，我决不死，请你放心，快回日本去吧。”田中正明《パ—ル判事の日本無罪論》，第10页，小学馆文库2001年版。可见，在帕尔及其夫人眼里，是把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所谓“日本的命运”（实际上不是日本的命运，而是战犯的命运）混在一起的。根据这样一些关于帕尔的生平的信息，基本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作为一个来自长期遭受白人殖民统治国家的帕尔，一开始就对英美主导的东京审判怀有抗拒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帕尔却进一步从有色人种与白人的战争这样一种理念——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战争”的理念——出发，将日本发动的战争（当然包括侵华战争）作为亚洲有色人种对白人的战争，而予以特别的同情，导致了他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没有清醒的正确的认识。第二，帕尔对日本的侵华暴行本来就不了解，在先入为主的观念指导下，帕尔对日本侵华的野蛮暴行更是有意无意的予以忽略、淡化，对控方提出的大量资料证据表示了冷漠的怀疑态度，基本上不予采信。例如，在关于松井石根的审判中，帕尔认为，松井石根对南京军纪问题不应负责任，“虽然松井石根大将采取的措施（指整顿军纪——引者注）没有奏效，但也不能表明那些措施是不诚实的。在本案中，不能认为松井被告故意而且非法地无视法律的责任。”田中正明《パ—ル判事の日本無罪論》，第174页，小学馆文库2001年版。他还对法庭上出庭作证的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词表示了极度的不信任，称那些目击者是“因有偏见和臆测、很容易发生不着边际的妄想”，并对有关证词百般挑剔。田中正明《パ—ル判事の日本無罪論》，第171页，小学馆文库2001年版。帕尔法官的判词还在总体上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辩护，辩护十分牵强。例如，认为日本的那些战犯被告们没有“共同密谋”，不构成“共同密谋罪”。理由是那些战犯此前根本没有实际交流，如何“密谋”？他显然把一个复杂的国家机器看成了一个结构简单的小团体，认定只有谋面才能密谋；他又认为根据“事后法”来审判日本战犯违反了法律的“不回溯”原则。但是东京审判绝不是一般的刑事审判，它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屠杀犯罪，“事前法”又在哪里？至于说到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种审判都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换言之，审判者要有足够的权力（往往是国家权力）作为支撑。但东京审判既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同时又是正义的胜者对非正义的败者的审判。
显然，帕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些袒护和辩护都是不值一驳的，他对南京大屠杀事实不予采信的傲慢与顽固的态度，是对中国人民、特别是死于屠杀的中国三十万冤魂的亵渎，更是“国际法官”的耻辱。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帕尔表明了自己决不是田中正明所吹嘘的什么“国际法著名学者”（从他的生平来看，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官僚，并非真正的学者）。仅以帕尔在东京审判中的表现来看，作为一个“国际法学者”，他对当时的国际关系缺乏正确了解；作为一名“法官”，他缺少起码的良知与公正之心，总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糊涂法官无疑。然而，帕尔的这些谬论，却在此后被日本右翼学者——除了田中正明外，还有小室直树、渡部升一等许多人——反复征引，成为否定日本侵略罪责的理论根据。在对侵略战争整体上没有深刻反省、对战争责任者的惩处不了了之的情况下，帕尔的“无罪”判决，令日本许多人感激涕零，更有人称其为“日本的恩人”。战后，帕尔不顾年高体弱，曾四次来日本访问，并受到了日本朝野的隆重礼遇。1996年，帕尔的儿子来日时称：“父亲生前希望埋葬在京都。”（可见帕尔的“亲日”情怀非同一般）。在日本政界、财界的支持下，1997年12月，在供奉着许多“大东亚战争英灵”的京都灵山护国神社“昭和社”正面的山丘上，修建了一座气派的“帕尔博士显彰碑”。显彰碑的正前方的石碑上，镶着帕尔的画像。为对本国做出贡献的外国人士修筑“显彰碑”之类表达纪念之情，本无可厚非。但是，为这么一个无视历史事实、丧失了国际法官起码的公正与良知、宣布日本战犯“全员无罪”、妨碍日本社会战争反省的人树碑立传，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日本在侵略战争反省问题上的不良现状。不过，将帕尔的“显彰碑”与日本“大东亚战争英灵”碑放在一起，则似乎十分相称，其历史角色定位亦可一目了然。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1）
此后，田中正明又利用帕尔的“日本战犯无罪”的判决书，做了许多文章，出版了《日本无罪论》、《何为东京审判》等。他还出版了为“黑龙会”、“玄洋社”等臭名昭著的日本侵华右翼团体树碑立传、歌颂田中正明
《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书影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大东亚先觉传》、《亚细亚风云录》等书。而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所做的文章。
1984年，田中正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南京虐殺の虛構——松井大將の日记をめぐって》，东京：日本教文社，1984年6月版。这本书既是南京大屠杀的否定论，也是松井石根的无罪论。确切地说，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所以田中正明为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以松井大将的日记为中心”。作为松井石根的心腹人物的田中正明，一直把松井石根视为自己的主子，感恩戴德，所以每提到松井石根，必缀以“大将”的尊称。看来为松井石根翻案昭雪乃至复仇，已经成为田中正明活着的主要内容，就像江户时代的四十七个浪人为主人复仇即四十七浪人的故事，也叫“忠臣藏”，讲的是武士大名被另一个武士当众侮辱，其手下的四十七个浪人决计复仇，于是将侮辱主人的仇敌全家满门抄斩，然后剖腹自杀。这个事件后来被广泛流传，四十七个浪人作为复仇的“忠臣”受到了充分的赞美，并被改编为歌舞伎等多种文艺形式。从这个故事中可一定程度地窥见日本武士的心理构造。一样，是他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而要为松井石根翻案，就必须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两者互为表里。从《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中不难看出，田中正明为了给主子报仇，为了翻大屠杀的案，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中，田中正明详细介绍了松井石根的家世、生平，他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他在南京战役中的出色表现等。在田中正明的笔下，松井石根是一位富有修养的、热爱中国历史文化、关心现代中国命运、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人；在攻占南京过程中，松井石根又是军纪严明、指挥有方的大将。就这样，田中正明以日本传统武士特有的奴性心态，拼命往主子脸上涂脂抹粉，把一个指挥南京大屠杀、双手沾满中国三十万冤魂之鲜血的刽子手，打扮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以下简称《虚构》）共分七章。其中第一章《大屠杀派的虚妄》是全书的理论总纲，对战后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朝日新闻》及著名作家、记者本多胜一先生等“大屠杀派”进行了攻击，认为“大屠杀派”是无稽之谈。然后，为达到为南京大屠杀及松井石根翻案之目的，田中正明制造了一个理论前提，我们可以归纳为“资料等级论”。他说：“记述历史有一大禁忌，就是绝对不能以传闻为证据撰写论文或记事”；“正确的记述，当然有赖于正确的资料。资料可以分为一级资料、二级资料、三级资料等等。传闻资料属于三级资料以下。在严肃的审判中，这种资料应被认为没有采用价值而不构成证据。但是在东京审判中，由于不设伪证罪，致使这种三级以下的资料泛滥成灾，而且后来竟然被渲染成一级资料，甚至还写进了教科书。”在他看来，属于“一级史料”有以下几类（虽嫌冗长，但还是有必要译述如下）：
一、在南京被日军占领前就居留南京的第三国人士大约有二十七人。日军占领南京后，他们当中的十五人组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曾将日军的不法行为，不辨真伪、巨细无遗地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抗议，提出要求维持治安的有关文件。在他们的来函中，尽管有相当传闻和不实之词，但仍属于一级材料。
当时在上海的英国人办的《曼彻斯特卫报》驻上海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曾收集过不少资料，写成了《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书。他所采用的材料包括：一位“国际委员会”成员（可能是美国人费奇）给田伯烈的来函、“国际委员会”给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书，“国际委员会”给美国使馆阿利森、英国使馆普力德、德国使馆罗森等人的公函。此外，还有徐淑希根据上述材料编写的《南京安全区档案》。
二、除以上二书之外，还有兼任“国际委员会”的会计和秘书、事实上该会核心成员的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路易斯?S?C?史密斯（Lewis S.C. Smythe）博士写的《南京地区的战祸及城市村落的调查》，这是他对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对南京及近郊六县农村受害情况所做的调查。（中略）调查的方法是动员许多学生，两人一组，每五十户中抽出一户，对损失情况的调查是十栋房屋调查一栋，这样分别得出50倍、10倍的数值，其精确度是极高的。（中略）可以说是具有权威性的一级材料。
三、此外，《纽约时报》记者杜廷（F.Tillman Durdin）对日军占领南京前后的情况，也发回了相当详细的电讯稿。还有，《芝加哥论坛报》、美联社、路透社记者也都有报道。这些均可作为一级材料。
四、南京陷落的12月13日至翌年1月4日期间，跟随先头部队进入南京的各报社特派记者，摄影记者及新闻片摄影师等，约有一百二十人。这些人所见所闻，他们发表于当时的报纸杂志的新闻和记录，也都可以说是宝贵的一级资料。
五、松井大将的《阵中日记》，以及入城官兵的日记、手记、回忆录和见闻记等，都是一级资料。
六、各部队、联队的作战记录，宪兵队及法务部的记录，作战命令及其他命令，训令及指示等等。
第四、五、六类无疑也应包括中国方面的资料。田中正明《南京虐殺の虛構》，第23～25页，日本教文社1984年版。
在田中正明独出心裁划定的“一级资料”范围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田中是根据时间出现的先后来确定资料的价值的。他认为较早出现的“一级资料”都是“前期资料”，而后来在东京审判中提出的资料都属“后期资料”。这就等于根据资料出现的先后来判断资料的价值。换言之，越是“前期资料”（较早出现的资料）越可靠，反之则不可靠。倘若根据这样的逻辑，则警察破案时，第一天得到的资料一定最可靠，以后次第递减，这样，则案子破得越快就越准确可靠，现场破案最好。——这不是岂有此理吗？这种看法既违背常识与科学，也不具备任何法理依据。资料的可靠与否，关键要看资料本身是否符合事实，而与出现的时间先后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2）
值得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田中正明将受害者一方的申诉材料完全排除在“一级资料”之外了。事实上，从法学角度来看，在犯罪受害事件中，受害者的申诉是最有说服力的材料。田中正明将受害的南京市民的申诉，将东京审判中控方、证人提出的证据，统统斥为“夸张和胡说”，“带有政治意图”，而只能作为靠不住的“三级以下的不足取的资料”。这就等于完全否决了受害人申诉的权利。这就好比在一个杀人的刑事案件中，办案人把目击者的证言否决了，又把受害人的申诉否定了，最后作为证据的只有犯罪嫌疑人的辩解。这样审下来，结果明摆着：嫌疑人应予无罪释放。同样，假如根据田中正明的原则来审判南京大屠杀，则日本军队、松井石根必定“无罪”无疑。
值得注意的第三个问题，是田中正明将日军当时对南京的报道、记录、特别是松井石根本人的日记作为“宝贵”的“一级材料”，则是十分荒唐的。当时的日军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新闻检查和言论控制体制，许多日本学者已经对那种战时的舆论统治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表明那时凡是涉嫌“损害皇军形象”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一些言论、图片等，一律遭到封杀。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南京大屠杀后不久即来中国采访日本官兵，写出了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一定程度上如实描写了日军在进攻南京途中的烧杀抢掠、强奸放火等暴行。结果发表后石川达三被判刑，这在当时起到了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事实证明，此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日本言论者能够发表如实地、充分地反映日军暴行的文字，而只有颂扬“皇军”的“军国美谈”。田中正明却要把战时的这类东西作为“一级史料”，是他蓄意否定“南京大屠杀”之存在的狡黠伎俩。而且，松井石根身为大将，怎会不知大量屠杀平民与俘虏是犯罪行为？又怎么会在日记上留下大屠杀的记载？即便有，也必定被掌握并整理这本日记的田中正明所抹杀掉了。事实上，有研究者已经证实，田中正明在整理松井石根日记的时候确实做了手脚，而田中正明也只好承认，但又辩解说那是因为松井石根“独特的草书”难以辨认所致。把这样的东西当作所谓“一级史料”，岂不是蒙世欺人吗？另一方面，在东京审判中，松井石根曾辩称自己“不知道”大屠杀的实情，而“不知情”大屠杀并不等于“没有”大屠杀。不过东京审判的法官们显然是部分地采信了松井的辩解，给他的主要罪名是对屠杀行为“怠于管束”。假定松井石根对大屠杀“不知情”，那么，田中正明用这个“不知情”的松井石根日记，作为“没有”大屠杀的证据，这还有什么说服力呢？
值得注意的第四个问题，是田中正明把当时驻南京的外国人士的记录作为“一级资料”，这对田中正明实属迫不得已。因为外国人作为第三者的现场旁观者，其记录文字具有难以否认的价值。田中正明一上来就承认了它们是“一级史料”，似乎还显得较为公正。但他采用的却是一种“欲贬先扬”的手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先承认它们为一级资料，然后再想方设法将这些一级资料的价值一一否定掉。例如，对田伯烈的《外人目睹日军之暴行》及徐淑希的《南京安全区档案》，田中的结论是：“从这两本书中看，日军官兵入城后，到处杀人、强奸和抢劫，其不法行为难以胜数，似乎违法乱纪行为十分严重。但仔细分析，其中不乏虚构、夸张和重复，并且几乎都是传闻。”这样一来，先是被列为“一级资料”的资料，很快就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虚构”、“夸张”的“传闻”而毫不可信。所谓“一级资料”，实际上成了不入等级的资料。
就这样，田中正明所谓的“一级资料”，到最后只剩下了日军自己的堂皇记录，以及松井石根的日记。从这些“一级资料”中寻找“南京大屠杀”，自然是“子虚乌有”。田中正明的“资料等级”论，用心就在于此。
实际上，什么“一级资料”、“前期资料”“后期资料”之类，完全是田中正明作“历史研究”状的骗人招数。他在《虚构》中对资料取舍的标准，就是看哪些资料有利于抹杀南京大屠杀。只要能够帮助他达到抹杀的目的，他根本就顾不上什么“资料等级”、“前期”、“后期”了。例如，田中正明写这本书时，曾对当年受理国际委员会抗议函的福田笃泰，做了采访。按照田中正明的“资料等级”论，对福田的采访当然应属于“传闻”的、“后期”的“三级以下”的资料。但由于福田完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结果田中正明却拿这样的“三级以下”的资料来否认“一级资料”。这表明，只要有助于达到抹杀大屠杀的目的，田中正明就会毫不犹豫地将“三级以下”的资料凌驾于“一级资料”之上。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3）
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虚构》对日军大屠杀的事实，特别是那些广为人知的、有损“皇军名誉”的恶性屠杀事实，一一加以质疑。这其中包括“尸体桥”、江东门万人坑的问题，特别是屠杀中国人的数字——三十万人以上——等等问题，都加以狡辩、辩解，然后是抹杀。特别恶毒的是，田中正明把南京城的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暴行，全都嫁祸于中国军队。他根据当时日本的《朝日新闻》发表的声称是“外电”的歪曲报道，写道：“自12月7日蒋介石政府和军队首脑逃离南京，到13日南京陷落，这5天的时间南京城内全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国人自己进行了有组织的破坏’。中国军队抢劫、放火、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比日本军队轰炸、炮击所造成的损失，要高出十倍以上。”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些所谓“中国军队”的行为，与中国人的民族性联系在一起，说什么中国人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民谣，可见“当兵者无好人，好人决不当兵”；说从古代起中国军队就有抢劫的习惯。田中正明将中国历史上的兵匪（日本历史、各国历史上都有兵匪），与顽强抗日、置生死于度外的中国军队的官兵们故意混为一谈。这不仅是对中国抗日军队的仇视，也是对中国人整体的侮辱。假如中国军队是这样一些乌合之众，那么在南京保卫战中，在武器装备等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够消灭两万多日军，造成日军侵华史上一次最大数量的伤亡，则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一来，《虚构》一书的结论就很清楚了：日军没有大屠杀，在松井石根指挥下的日本兵是一支文明的军队，南京发生的一系列残暴事件，都是中国人自己所为，是中国人的自残。——试想，在和平年代竟能恬不知耻地发表这种“暴论”、丧失起码的廉耻和正义感的卑鄙无赖之徒，在战争时期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作为侵华日军之一员的田中正明及其崇拜的松井石根，当年在中国土地上都干了些什么，则可想而知。
四、“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十五个论据”的虚伪
《南京大屠杀的虚构》出版后，日本右翼给予高度评价，渡部升一在初版本的护封广告词中写道：“读了此书，如果今后有人仍然再提南京大屠杀，那就只能说他是煽动反日。”似乎此书可以一锤定音了，但田中正明的书出版后，很快遭到了日本有良知的正义学者的有力的质疑和反驳。在这种情况下，三年后的1987年，也就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五十年的时候，田中正明又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的基础上，补充了“新材料”、提出了“新观点”，在表述上也更加系统化，写成了《南京事件的总结——屠杀否定论的十五个论据》（东京：谦光社出版。以下简称《总结》）一书。右翼学者、东京大学教授小堀桂一郎在卷首“推荐词”中，称《总结》一书是对“南京事件”“这个难题的完全彻底的总决算”。这不是一般的溢美之词，的确，在迄今已经出版的日本右翼分子撰写的关于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几十种论著中，《总结》最早触及了南京大屠杀中的几乎所有的问题点，也使用了大屠杀抹杀论中所能使用的种种辩术，而且全书结构眉目清晰，有条不紊，可读性较强，在相关论著中最有代表性，此后不断被其他右翼言论所征引，影响很大。
田中正明
《南京事件的总结》书影
《总结》在序章之外共有十章，包括第一章《南京事件与东京审判》，第二章《南京事件与松井大将》，第三章《南京事件和教科书》，第四章《临终前的南京》，第五章《南京攻略战》，第六章《屠杀否定论的十五个论据》，第七章《为什么中国人称为“大屠杀”》，第八章《〈朝日新闻〉与南京事件》，第九章《大屠杀纪念馆、“万人坑”、“尸体桥”》，第十章《南京事件的伪造照片》。
其中，第一至第五章的主要内容大都可见于上述《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和《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两书。
第七章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负面，比《虚构》更为夸大，意在对中国倒打一耙。他说汉民族古代有“屠城”的习惯，中国人有“食人风俗”；说在1927年的那次“南京事件”中中国人“虐杀”了日本人等等。这些望风捕影的话与“南京大屠杀”本身已经不沾边儿，但可以暴露出田中正明的反华、仇华心理。“屠城”、“食人”之类是人类在极端状态下的极端行为，把它看成是中国人特有的风俗，纯属种族歧视的偏见。对日本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日本古代武士集团的火并中，“屠城”的情况不是没有；至于“吃人”，有资料可以证明，侵华日军杀死中国人后常常挖食心肝、或割食腿部、臀部肌肉，而且往往是集体共餐；再看一看大冈升平的小说《俘虏记》就知道，一直到了20世纪40年代，日本军人还在吃人，而且吃的是自己人。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4）
第八章是在《虚构》一书的基础上继续大骂《朝日新闻》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说那是“反日宣传”。《朝日新闻》曾经发表文章批判过田中正明的抹杀谬论，田中正明对此耿耿于怀。事实上，不光是田中正明，所有的日本右翼分子都恨、都骂《朝日新闻》。
第九章对中国南京建立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大加指责，说那是当年中国人的宣传，断言其中展出的“万人坑”及有关资料照片“真伪不明”，还说所谓“尸体桥”据确切史料记载，日军将屠杀的中国人的尸体填到南京江东门一带的一条河中，形成一座“桥”，并使车辆和人从上面通过，学者们称为“尸体桥”。也是不存在的。
在第十章中，田中正明指出著名作家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的题头照片、《朝日新闻》刊登的日军毒气战的照片等图片资料为“假照片”（或译“伪造照片”）。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作为被害者不可能当场拍摄日军杀戮的照片，而日军也有严格的明文规定，不准许拍摄日军杀戮中国人的照片，当时日军“陆军省报道检阅系”在1937年9月颁布的《新闻揭载事項許否判定要领》规定：
一四以下内容不需刊载：
（12）对我军不利的新闻照片；
（13）在支那兵或支那人逮捕审讯等的新闻照片，有可能给人以虐待感的；
（14）残虐的照片。不过，有关支那兵或支那人的残虐性的报道，不受限制。
（15）电影的审查参照本要领。
（详见《不許可写真》，每日新闻社1988年版，第223页）所以现在可以见到的有关大屠杀的照片并不多。而能够表明日军暴行的有限的照片，绝大多数都是当年的从军记者、日军官兵私人保留下来并在战后予以公开的，也有一部分是外国（西方各国）记者拍摄的。后来不同的研究者在辗转使用中对拍摄的地点、内容的说明不免产生偏差。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已出版的有关资料和书籍中，都时有发生。被日本右翼文人指出的反映日军暴行的所谓“伪造照片”中，有的是从抗战胜利后中国出版的有关图片集里选出来的。看来，今后我国在编辑和出版类似图片资料集时，对照片的来源、出处、背景、内容的真实性等需予以特别的辨别和认定，以免授日本右翼分子以把柄。学术研究中在史料使用及说明上难免出现个别偏差和错误，但就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的总体而言，这类偏差与错误是极为少见的。假如有一千张照片证实了南京大屠杀及日军在华暴行，而只有几张照片的拍摄的时间、地点、对象等尚不能证实，那又能说明什么？从田中正明开始，到东中野修道止，日本右翼瞪大眼睛找出的所谓“伪造照片”，且不论他们所谓的“伪造照片”是否就是“伪造照片”尚有很大疑问，即使这几张照片有问题，那也只是区区几张而已；不使用这几张照片，也丝毫不影响历史的结论。但考虑到田中正明等右翼分子一直专挑有关史料、报道、著作中的毛病，不是善意地指出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著作中的偏差与错误并帮助订正，而是以为有懈可击，将所谓“伪造照片”问题作为刺向南京大屠杀研究者、揭露者的利器，对有关著作者和出版者大肆诽谤，采取以局部否定全体、以个例否定一般、以非本质否定本质、以小失误否定全盘、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手法，实施其抹杀“作业”。他们动辄大呼小叫，蓄意渲染，目的是在日本读者中制造“南京大屠杀”为“虚构”的印象。然而，反观右翼分子自己所写的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书，却惯事移花接木、窜端匿迹、遮前掩后，谎言连篇。他们是严于责人，疏于律己，哪有公道之心可言！
统观《总结》全书，最值得注意的是第六章《屠杀否定论的十五个论据》。这一章的标题也就是全书的副标题，篇幅上占全书的约五分之二，是全书的中心所在，具有“屠杀否定论”的“总结的总结”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