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清单和我们对文化回应的定义中，我们再次仅仅从观察到的事实的角度总结了民族志的证据。对从最原始到最高度发展的文化行为的归纳性概览告诉我们，所有的生理过程都已经规范过，即参照特定目的而形塑过。它们和人工制造的装备一起直接与人体解剖生理学和人类活动目标直接相关。我们也已经看到所有的这些文化回应都是集体地实施，并且遵照一系列传统规则。
在考查针对每种生物需求的文化回应的特征中，我们发现没有一件文化器具是单纯仅有一种用途，即仅仅针对解饿或生殖或安全或保持健康。实际情况是，几个系列的制度相互勾连，它们在每条链锁内又彼此相关，但基本上又全都在每个单独的标题下出现。我们满足于再次得出如下结论：即我们的制度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具体分析的合法单元。当然，制度的多重显现以及生物需求与制度化回应之间缺乏一一对应关系的难题，还是要求我们再费些笔墨作进一步讨论。
然而，我们又在分析的过程中遇到一个不同概念。我们发现人类活动还能根据类型、主题对象和特定目的而分类。我们到处都看到成系列的经济利益和组织，成系列的教育的影响，成系列的习俗或法律制约，以及成系列的政治权威。这四种功用性需求，似乎是作为人类的主要活动类型而分布于家庭、年龄级、民族、合作团队或秘密会社。
然而，要证明功能和制度这两种分析类型密切相关并非难事。回到我们对制度结构的讨论和图表显示，我们看到除了宪纲、活动和功能之外，在我们的图解上还有三个主要、具体、明确的位置：人员、规范和物质装置。如果我们的分析正确，那么显然物质装置的维护和运行、所有权的规则、生产和处理的技术都必须是所有这些组织化活动体系的相关伴生物。同样明显的是，人员也必须像工具那样不断更新和替代。因此，以生理指导、一般教导或习艺期等方式进行的训练是蕴含在制度结构本身中的一个过程。规范的概念就意味着矫正，同时也意味着诱导人们遵循规范和防止越轨的强制要素。组织和制裁的根本概念都是权威的概念，同时也是服务和特权上的分化和差别。因此，政治结构也是能从我们的图解分析中推断出来的一个事实。
关于宪纲和功能，我们目前还没有构成这个概念的必要元素。显而易见，宪纳首先是习惯法的一部分，支撑它的是对传统中的神话要素的回顾，我们把宪纲描述为群体对价值、目标以及他们所组成的制度的重要性的定义。因此，宪纲的形成和规范的程序化都意味着文化中的象征角色的全部理解。这一点我们很快还会转回来讲。至于功能，我们已将其定义为需求的满足。至此，我们只是全面分析了生物或基本的需求，也间接指出了衍生、次生、功用性驱力或文化需求的不可避免性。然而很显然，这个概念指的不过是科学分析的类型，人类行为的另一种类型，尤其是当我们把它应用于一个完整的制度时。
这把我们带回先前提到的问题，即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功能地与单独一个需求相联接，也没有一条规则与单独一个简单的文化需求相联接的事实。如果我们把事实看得更仔细，就知道这对我们没有什么不要。文化不是也不能是对特定生物需求的特定回应的复制品。文化回应包括许多附加的功用性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某些综合功用性的产生及其维持最适合于一系列内在需求的满足。
当我们考察家庭时，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总是首先将它与其同体繁衍的需求相联系。然而，即使是通过对简单的生物学因素的考虑：即人类婴儿完全依赖于其直接社会环境，而且这种依赖持续的时间又很长，我们也能得出如下结论：为婚媾和生殖而组织起来的天然两性男女群体，也同样必须组织起来以应付对子代的漫长照料和教导。由于他们显然必须在密切接触中和相同的空间范围内进行这些生物性或半生物性的活动，所以他们对于安全、舒适、运动等方面的身体需求就通过为生殖而确立环境基础的那同一套物质装置和习惯与规则的体系来满足。因此，家庭就总在生育的基础上整合，而且通过邻近原理，一整套的需求，包括营养及与健康、清洁和身体舒适相关的需求，就在家庭组织内一并得到满足。因此，我们在每个家户内都看到活动的经济体系和权威的分配。而训练年轻新机体的过程则是满足婴儿的初级需求，保护它并指导它早期生理阶段的过程的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组成地缘群的邻居群体会共同对生殖的法律方面，尤其是对求爱以及针对乱伦和通奸而从巫术上认可的禁欲等道德规则的维持感兴趣。
在许多方面，食物供给——即使在最原始的部落中——也不能视为纯粹的家内事务，而要涉及地缘群体，有时甚至涉及更大的群体。我们不难证明：任何像氏族或政治意义上的部落这样的更大群体，都不能与单一的需求有任何一对一关联，不管这需求是基本的还是功用性的。政治组织和它的防御、侵略或大型部落集会之类的活动，当然都要求有饮食、居住和气候等某种形式的保护。因此，无论考察的是氏族、年龄级，还是军事力量或一个部落的议事会，我们都必须确定需求和驱力的整个范围。在成功的操作过程中它们必须得到满足。即使转而考虑最高级文化中的高度成形的制度，即以职业分工为基础的制度，我们也会发现它们很少能以一个简单和特定的功能来定义。银行系统显然是首先关心提供信贷和进行投资以及企业的资本化。尽管如此，它同时也是一个训练制度，因为习艺期作为每个制度不可分割的部分存在于每个文化中。每个制度都有最起码的特殊化规则和附则，它们至少组成其日常和传统的特点。因而，每个银行系统都有其法律的，也是政治的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考察任何特定需求，我们总是无例外地发现各式各样的组织化群体，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满足这个需求。甚至在我们的社区，健康由医院、医生和护士来照料，这可以说是在科学医药的宪纲上组织的医疗专业。然而，我们还有信仰疗法，基督教科学从业者，直觉整骨法，精神分析医生以及新鲜空气、冷水、生食或阳光一元论者，他们通常都随时准备以自己的单方来治疗所有疾病。
这是否意味着制度的功能根本不能定义呢？当然不是。当我们遇到一个组织化的、确立的活动体系时，功能的整体定义总是有必要确定它们的基本性质，并将它与其他附属功能联系起来。比如，我们曾反复强调家庭是一个生殖单位。然而，文化的生殖包括着对年轻人的训练。为此，就要在一个家庭中提供经济的和物质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生产，年轻人的机体或文化发育以及对他们进行部落生活提供所需的常规地位和物质装备，就是家庭制度的功能。我们或可更简明地表述：家庭将新机体的原材料转变为部落或民族的正式公民。这样的一条定义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当应用于田野工作时，它要求以观察到的事实作为答案，并为任何跨文化的考查提供一个比较的基础。
地缘群体的整体功能在于为了联手和合作控制，为了居地和领土的开发和保卫组成一个邻里组织。在此，我们的定义显然意味着一种着眼于明确的边界定义，对土地所有权（land
tenure）的陈述，包括对土地的生态和文化分类的描述以及对有关于这些土地的活动的描述和分析。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主要的食品生产活动，如采集、狩猎、渔捞、种植以及家养牲畜的繁育。如果用可观察的事实加以明确的分析，这个定义还涉及权威的分配和自治法的定义，特别是在它协调和界定群体内每个家户的活动的意义上。我们还必须研究地方神话以及巫术、宗教、娱乐庆典和艺术生产的协调，并以作为传统的携带者，作为表演的受益者，并作为旨在于设计、设立和组织这些活动的法人实体的地方群体为参照。
因而，我们看到，尽管我们的定义初看之下显得有些“模糊、乏味和无用”，但实际上它们是含有可用于田野调查中视角组织的诸多对策的压缩公式，而这正是科学定义的独特标志。它必须首先要求对经验事实作有图式、有导向的科学观察；它还应该简单定义见并之于观察的每一领域之中的各种现象的最大通用标准。因而，这些从功能的角度上得出，因而每一项都具有最大的贴切性和确定性的定义，才会对民族志事实的比较研究及其发现有用。功能方法的贴切性在于，它并不装做能对出现于某个文化中的难题的解决方式做出精确预测。然而，它断言：既然难题衍生于生物需求、环境条件和文化回应的性质，那么它就既是普同的又是绝对的（categorical）。
我们可以说明，部落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功能，就是为了治安（policing）、防御和侵略而组织力量。这里，“治安”一词显然意味着最起码的司法功能，即为了强制实行规则而组成法庭和社会组织的单数或复数的部落权威。年龄级的功能是，把发育过程中出现的生理学和解剖学特征以及它们向文化范畴的转化加以协调。会社的功能是，用一个特设（ad
hoc）的组织来实施特定的目标、兴趣或理想。组织中的特定功用和活动都指向这个共同目的。在职业群体中，我们看到技能、技术的贯彻，而教育、法律、权力之类的活动则构成该群体的整合功能。再强调一遍：只有那种肤浅和外行的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才会以为这些定义中的方案太抽象和模糊以至毫无用处。它们的用处显然取决于把每个抽象术语转换成具体的问题。我们已经在为地缘群体下定义时示范过这种转换，每个民族学者在其他用例中也能进行类似的转换。
对于同时通晓文化研究和科学原理的读者来说，或许同样清楚的是，功能概念主要适用于描述。我们可以说通过引入这个概念，我们在提倡一种新的启发式原理。这强调另外一种新研究类型的绝对必要性。这主要体现于考察某些机制、组织形式、习俗或观念如何在一方面扩大人类潜力的范围，而在另一方面又如何把某些限制加之于人类行为。简言之，功能论就是对于文化作为一个决定原理究竟为何物的考察。特别是把它作为向个人和集体生活标准提供的附加物的考察。
这也许能破解一种经常重复的批评，即认为一个文化现象的功能总是在于显示它如何起作用。作为事实的陈述，这种批评绝对正确；作为方法论的指控，它却显露了人类学家当中认识论智能的低水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功能论者坚持，在描述一把餐叉或羹匙时，我们还必须提供它们怎么使用，它们如何与用餐风度、宴会礼仪、做好的食物和菜肴的性质以及与餐桌、杯盘、桌布、餐巾这类餐具的摆放相关的信息。反功能论者会抗议说，毕竟有些文化根本不用羹匙、餐叉或餐刀，因此，功能什么也没有解释。对此我们只需指出，对科学的思想家来说，解释只不过是对一个复杂事实的最恰当描述。针对功能论的这种批评派生于对于前科学第一因或“真正原因”的渴求，这使它根本不能证明为什么一种特殊形式的鼓或喇叭、餐具或神学概念在一个文化中的流行。在对“起源”和“历史原因”的持续搜求中，即在无文献、无记载的朦胧王国中对既无历史又未留下任何先前进化痕迹的民族的历史过去和进化开端的搜索中，这些弊端更为显而易见。事实上，正如我们屡次强调的，除非我们能证明历史事件具有充分的科学决定因素，而且我们能在记录完好的资料基础上证实这些文化因素，否则历史就什么也不能解释。在民族学或历史学中过于司空见惯的是：对“真正原因”的搜求完全依赖于因为所知不详而无法限定的假设范畴，在其中玄想可以凌空翱翔而不受事实节制。
以餐叉为例，它是把一口固体食物从盘子里运送到嘴里的工具。一旦在可观察的文化的范畴内界定其功能，我们事实上就已经找到了有关其“最初起源”的最充分证据。人类历史上的这一重大行动——因为使历史学家和进化论者通常深感兴奋的正是如餐叉、鼓或挠背器的起源这类琐碎事物——正是产生在今天仍在保持这些器物及其使用的同样作用力的限定之下，其功能也体现在今天仍在活跃的文化之中。由于餐叉形式、其功能及其在作为文化现象的共餐之中所处的一般场景，在我们看到它的任何地方都可被证明具有相同的实质，所以对于其起源的惟一明智的假设就是：餐叉的起源就是这种用具能承担的最低任务的操演。同理，假如我们研究它的传播或任何其他历史经历，我们在此就必须作一个荒谬的假定：餐叉可以在使其用途完全不当——即与个人或集体的任何需求无关的条件下使用。否则我们就有理由推定，可以用如下公式科学地容纳其历史归宿：餐叉在对它有需求的地方传播，并根据新的需求和当地文化中新的共同决定因素而改变其形式和功能。
当我们考虑我们的一些最复杂的文化成就时，那种轻视功能，认为它在本质上是同义反复，因而不关痛痒的观点就会露出类同于思想懒惰的真面目。飞机、潜艇和蒸汽机都是这方面的例子。显然，人不需要飞行，也不需要与鱼为伴；或者在一个他既在解剖学业不适应又在生理上无准备的媒介体内活动。因此，在界定任何这类发明物的功能时，我们不能以任何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来预测其出现的真实过程。然而，从科学的描述和理论上，一个聪明的文化研究者惟一能做的就是：揭示出这些发明物与人类知识状况的关系，与由于这些发明而变为可能的目的、意图和活动的联系，以及与这些机制对于把人类体能延伸到人类文化整体的结构和运行的影响的关系。在此，真正的和聪明的历史学家都会完全循着功能论者方法的线路进行研究。他不能专注于“形式”，而忽略“功能”。他必须处理整体的现象，评估其出现的所有决定要素，以及它的恒久和系统采用所带来的全部相关后果。
这样，我们才开始看到人类文化里的派生需求的性质。这个概念显然意味着文化给人以衍生的潜力、能力和力量。这也意味着人类活动领域的巨大扩展——超越在赤裸机体的内在能力之上和之外的扩展——加之于人许多限制。换言之，文化把一种新的特殊决定要素加之于人类行为之上。
11．衍生需求的性质
现在我们需要更精确地定义什么是那些衍生需求。我们或许可继续称之为文化驱力。它们被加之于人，乃是因为人自身具有如下倾向：扩展其安全和舒适、进入运动领域探索、加快其速度、制造既能生产又能破坏的机械、以庞大防护装置保护自身并建造同样的进攻装置。如果我们的衍生需求或文化驱力的概念正确，那么，某些新的行为类型就蕴含在所有的文化反应中，恰如每个关键序列各自的位置一样地严格和确定。换言之，我们有必要表明人必须在经济上合作；他必须建立和维持秩序；必须教育新的和成长中的每个公民机体；并且必须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实施某种强制。我们还必须表明这些活动在任何地以何种方式发生并如何相互结合。最后，为了弄清这些衍生过程和需求层次，我们还必须说明经济学，知识，宗教和法律机制，教育培训和艺术创造是如何直接或间接地与基本的——亦即生理的——需求相关联。
让我们先讲衍生文化驱力的严格性和制约性。整个人类，以及每个社会中的个体，在初生之际都是赤裸的机体。他们没有武器，没有防护，亦没有装备。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的构造禀赋颇为有限。他缺少天然武器如利爪、尖牙、毒囊之类。人的牙齿不足以锯木凿石，双手不利于掘地或杀牲。但作为替代，人制造出锋利而沉重的武器，能够击中远处的目标；他发明和改进工具用以掘土，用以杀死或诱捕地面、空中和水里的猎物；他借用动物的毛皮或以植物的纤维制作纺织品。这一积极要素，这种为了对自身有利而从对环境的持续长久开发中获取的优势，明显而又巨大。当然，人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即行为上的格外制约也显而易见：他必须按时工作，知道怎么干活儿，并随时准备在工作时依靠其同事。
然而，我们能否说，人们对文化规则的服从与对生物制约的服从是一样地绝对呢？一旦认识到对文化器具——无论何等简单或复杂——的依赖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我们马上就能认识到，在社会合作或符号精确性上的失误，会立即带来简单生物意义上的直接损坏或长时期损耗。
就生物决定因素而言，人类在打猎时，未必非要用标枪或弓箭；或使用毒镖；也不是非用栅栏、掩体或盔甲来保护自己不可。但为了增强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力，这些装备一旦被采用，就变成生存的必要条件。在此，我们可以一一历数人文依赖要素，其重要性均已变得不亚于任何生物性铸就的关键序列的执行。设想任何直接危险以及在文化上不可避免的表现：当猎人面对一个解剖学上装备更强的动物时，徒手相搏的结果必是自身伤残或致死。他使用的器物——矛、弓箭或枪——在工艺上必须精良。在此关键时刻，他在操作技能上不容有任何闪失。在集体远途狩猎中，武器和合作伙伴都必须适时适地发挥作用。在此，若要万无一失，则符号交流必须充分。此时此地，对于自我保存的生物驱力的最终实现而言，物质设备的经济化生产和技术质量，基于培训的技巧、知识和经验，合作的规则以及符号的效能，就如同任何纯粹的生理因素一样必不可少。
让我们简单考虑失误的深远后果。无论关注的是一个原始部落还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看到：为了生存，他们不能单纯依靠环境中的现成之物来满足其饮食、穿衣、强身护体。为生产所有这些器物，他们必须遵循技术规范，调节集体行为，并通过一系列活动来使知识、法律和伦理传统保持活力。如作分析，这些活动可表现为经济的、法律的、教育的、政治的、科学的、巫术的、宗教的以及伦理的。物质设备、社会团结、个人培训以及能力发展等方面若出现长期退化，则最终不仅导致文化解体，而且会引发饥荒、大规模疫病、个人效能衰退，当然，还会有明显的人口下降甚至灭绝。
既然一种原始或发达文化的集体整合功能提供满足生物需求的手段，则集体生产的每一方面就其最广的含义而言，就像全面充分执行所有的关键序列一样，是生物学上的必要。在原始文化中，坚持传统——通常被描绘为保守、奴性或不自觉——完全可以理解，只要考虑到人类的知识、技术和物质设备超简单，他们就越得明确地维系一种有效的工作水平，那里的可替代手段极少，承载知识和传统的人数也有限；因此，固守已知的和能有效实行的传统必然极为重要。
在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中，我们有一整套明确的手段，用以保证遵循我们的科学传统，我们的经济组织，以及我们传递思想和原则的符号的精确性。
在此，如果我们想检验严苛性（stringency）和衍生需求的原理，我们大可参照当今历史性世界局势的戏剧性演示。整个世界战争的爆发并不仅仅是实施破坏。很明显，这种功用性方法（instumental
approach）的最终目标也是生物学上的：即消灭人类机体。然而，即使在这里，也常有获胜军队通过瓦解和迷惑对手，并迫使其投降而间接地达到目的者。不过，这种整体战争还有经济战、勇气的较量以及宣传相伴随。于是我们看到，假使在经济战中，一个现代大国能将饥饿乃至营养不良状况加之于对方，那么通过对组织食品生产或进口的那套机制加以破坏，就能迫使对手投降。如果通过经济战，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应被切断、摧毁或被劳工所破坏，那我们就再次看到，一套大规模的功用性装置的破坏将如何间接地通过许多中继而影响一个现代大社区的生物效能。在战争状态下，通过削弱或破坏组织、士气和人们之间通过符号建立的关系，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就能击败另一个国家。通过实施第五纵队策略而进行的宣传战，有时能造成一套所谓的社会学上的迷向符号系统。在制服挪威时，德国间谍对挪威部队下达欺骗性命令，这些正确编制的符号命令就是被放置在虚假的，即被错误理解的当局的位置上。
对所有这些事实的具体过程的一个更充分思考将表明，借助于暴力格斗、经济进攻和宣传的战争，只有当其最终达到人类福祉的生物层次时，才能作为一种强制手段而生效。杀戮、伤残、置身于可怕的声音和光线，都直接作用于身体和神经系统。伴随着难民全体逃亡、道路阻塞和天寒地冻而在荷兰低地和法兰西恐怖地带发生的混乱，都只能以人类躯体和生理上的痛苦及直接的人体活动的紊乱来描述。
因此，我们首先看到，衍生需求与生物需求具有相同的严苛性，而这种严苛性总是与机体的欲求密切相关。我们也看到，它们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进入人类有组织的行为结构。最后，我们看到，即使像学问和研究、艺术和宗教、法律和伦理之类高度衍笺活动，也正如它们与组织化行为、技术，以及交流的准确性相关联一样，尽管多经几次转换，最终还是与维系人类生存、保持健康和机体效率的正常状态的必要性明确相关。总之，我们的概念和论据从未超出为充分理解所必须的经验层次分析——即一种正确、客观、充分的事实描述——之外，这一点几乎无需强调。
现在，我们只须将结果列表并对各条目加以简明扼要的定义。并列两栏中的左栏梗概陈述迄今为止出现在我们分析中的文化的功用性驱力，而相对于这些驱力的文化反应则简要地列于右栏：
驱力
反应
1．文化的工具设备和消费品必须被生产、使用、维持，并被新产品替代。
1．经济
2．有关技术、习俗、法律或道德规定的人类行为必须在行动和制裁中编构、形成和调节。
2．社会控制
3．维持每种制度的人力资源（human
material）必须得到再生、型塑、训练，并授予部落传统的全部知识。
3．教育
4.每种制度内的权威必须予以确认，授以权力、赋从强制推行其命令的手段。
4．政治组织
我们不必从第一组条目入手。我们已经证明它们何以被视为严苛，并把一种新型的衍生驱力强加于人类行为之上。我们也已证明了衍生的过程，因而已把文化活动的功用决定性与该制约力的基本来源——即生物要求连接起来。
关于第二栏，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经济活动总是形成更一般制度——诸如家庭、氏族、领地群体、政治部落或年龄级——的组成部分。即使在原始阶段时，人类就按特定的制度原理来组织自己。一队食物采集者，一个有组织的狩猎或捕鱼群队，一个联合从事社区农业劳作的人们群体，这都是原始层次上的主要经济制度。随着文化发展，出现了特定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群体。在最高文化中出现的工业、财政、银行业、合作社和消费者协会组织，就更不消说，都是典型的支配性经济制度。
然而，重要的是认识到：文化的经济体系，就其整体而言，所意味的不仅是生产、交换、商品消费的各种制度的描述性清单，而且还是对控制整个社区的经济通则的分析。经济学是对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研究。财富随着进化水平，或随着环境的差别而迥然不同，并且还取决于由传统所界定的一系列法律规则或价值观念。对于这一整体过程的综合研究，始于生产要素，交换和分配的组织，以及财产部分被消费、部分被用作权力工具的方式。这种整合研究要考虑特定文化中支配着每一具体经济制度的通则。它也是对于每种特定制度的一种附加研究。在以更灵活的术语定义诸如土地、劳动、资金、企业组织，而这些术语又不能从我们自身文化中直接借用的时候，古典经济学理论必须部分地加以检验，部分地加以重构。
然而，在我看来，古典理论的总体结构经过修正后仍可应用。“土地”的分析——亦即产权，选择性使用的意义上的所有环境资源，以及从神话、巫术、宗教和本土爱国主义的意义上对它的欣赏——当然必不可少。劳动组织与“土地”相关，但它主要是与家内的功能分化，或与氏族制度，或与最终导致奴役的社会分层的某些形式相联系。这对田野工作者是个描述上的难题。但它能为关于人类经济态度的普遍理论提供宝贵的比较材料。以功用性财产作为形式的资本概念，可能还包括积累的食物，在原始经济学里如同在古典理论里一样有用。销售与交换的组织明显导致仅仅作为善意象征的交换问题。关于交换的机制和手段也出现了颇为复杂的问题。许多人类学记载错误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对货币概念的随意使用。的确，如果人类学家分析过这个概念的基本组成要素，并研究过特定商品作为价值标准，交换的共同手段，以及延期付款的尺度等用途，并为作为商业交易通用媒介的货币的逐步发展和整合的历史提供了资料，那么，人类学家或许早就为经济发展史和我们对货币的了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然而，我们无需在此详述原始经济学各种方法和原理的专业性。这里的重要之点是：物质装备持久更新需求的功能性反应这一问题，确立起具体制度分析所不能涵盖的一种方法和一个理论视角。在此，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问题：即文化作为一个整合的机制，如何组织起来以满足出自一个象征性反应的整合连贯系统的功用性驱力。这样的答案将包含——或至少把我们引向——我们对于经济决定论，或对于在多重动机下实现的复杂行为网络中的经济限额和经济动机的更完整定义。我个人将用“经济的”这个形容词形式来定义人类行为中与所有权即财产的使用和处理权有关的方面，亦即物质货品的具体占有。显然，这个定义还意味着经济价值的概念，即那种由文化决定，旨在要求某种排他性占有权，从而可以排除他人而实现对物质财产的使用、消费和享受的特殊冲动。
我们的第二个条目是社会控制。它断言每个社区都存在着供其成员认知其特权和责任的手段和方式；存在着使每一个体大体上充分履行义务并从而得到其特权的适当满足的强制性理由和机制。最后，它断言如果发生背离或违犯，就会有某些手段来重建秩序并使末实现的要求得以满足。某些简单社会缺少具体明确的法律制度，这经常导致民族志作者对这一功能问题的忽视。然而，我们在此阐述的方法证明：一种长久和有力的，即使是衍生的需求，也必须得到明确而充分的反应。所以，我们的方法主要是对更充分、更定向和更有效的田野调查的呼唤。在此，定向的重点即有必要研究个体在生命历程中被灌输以各种规则的方式。这显然是教育问题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在这里或可称之为规范的或法律的方法，它把观察者的注意力导向训练的方式，即从最初的阶段一直到充分的部落启蒙或习艺期，它不仅促成对部落传统的普遍尊敬和服从，而且昭示出背离或违犯传统的后果和处罚。人们可能发现，力量或强制暴力的因素多出现在培训和操练阶段，而不是出现在违犯习俗之后的惩罚中。众所周知，在所谓的原始人中，父母的权威松弛无力，不过，作为家庭权威的补充或替代，还存在其他的强制训练机构：游戏伙伴团体、启蒙营地的严格纪律、为培养男孩或青年参加经济事业或军事活动的严苛习艺期，以及伴随着教育或生理发展过程的一套有组织的制裁体系。在此，良好的田野工作者还必须更全面地记述公众舆论对一个人从孩童到成年施加压力的实际方式（actual
manner）。
另外，在成熟个体变成某一机构成员的年龄段上，驱使他正确承担角色的绝大部分制裁并不是来自群体内部中心权威的组织化实施，不管这是一位家内群体的长辈、氏族的族长，还是一个领地群体的头人或小部落酋长。最严苛、最强制的结果来自所施与所报（service
and counter－service）的直接挂钩，来自通过直接经验而感受的强制力，其中的任何懒鬼、无能之辈，或不诚实的合作者都最终会被淘汰于机构之外，沦为被放逐或被排挤者。他因而会逐渐地、或多或少地沉沦到完全无足轻重或百无一用的境地。那时他就只能通过更严格、更充分地重新履行其职责来拯救自己。只有对原始生活的规范层面做出如此细致、具体和综合的研究，我们才能学会理解通常被描绘为“原始人对规则、习俗和禁忌奴性的遵从”的真正性质。至于教育，我们只需在此重申：具体的机构极为少见，培训、操练，以及正确的态度和礼法的灌输过程，都内在于每个制度的运行。这些制度当中最重要的显然是家内团体。但人们将会发现，每个组织化制度都提供了特定的习艺期，即新加入的成员首先要学习生意（trade）、社会职责、礼仪和伦理等方面的规则。
我们对于人类组织中的政治方面的定义可缩小为：群体之中有权威的个体对他人使用的直接强制力。从观察肉体暴力实际发生的场合，其所依据的方法和法律限制，以及允许其发生的原因入手，我们将进而研究其如何一方面被转换为服从和默认的态度，另一方面是有限的及合理的或其他的专制和滥用权力的态度。显然，无论是在和平关系中还是在战争环境下，暴力的组织都明确地与一个群体相对于与之共同生活的其他群体的地位有关。
12．人类文化的整合驱力
我们前述所有的论点，都意味着行为规则是已知的，并且经由传统而传递。在我们的宪纲概念中——这对我们的制度分析极为重要——我们讲到了惯例规则的形式，神话学的理念，以及规定和整合组织化群体行为的价值。
然而，只要我们还不能在文化分析中界定诸如语言、口头或书面传统、某些主导信条概念的性质，以及微妙的道德规则被整合进人类行为的方式等等现象，所有这些就仍然是空中楼阁。尽人皆知，这一切都主要基于口头教导或语言文本，即基于整个符号王国。我们将试图证明符号是所有组织化行为的基本构成要素；证明它肯定在文化行为最早出现时即已生成；证明它是一个可以作为客观事实来观察并进行理论分析的对象。这与我们能观察物质器具、群体的集体运动，或界定习俗的形态并无二致。这里提出的中心命题是：符号，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对原生机体的修正。它把一种生理驱动力转形为一种文化价值。
在参照很简单的文化来讨论这个问题以寻求文化的“起源”时，我们将再次运用检验文化现象——复杂和简单文化皆然——的这一步骤，以探索控制文化行为各方面的恒久和必然的含意。因此，起源的概念对我们就仅仅意味着区分相对于文化的前文化（pre－culture）活动的起码的充要（necessary
sufficient）条件。如果我们考虑人与环境之间的某些最基本适应，诸如居所、温暖、衣服、食物或武器，我们会发现，它们意味着机体和环境两者都有所改变。这个普遍原理明显地贯穿于最高到最低的层次，这是我们业已充分确立的原理。让我们暂且面对想象的文化起源时的情形。我认为依据我们关于现代的刺激——反应心理学、关于动物训练、关于婴儿心理学和民族志证据等方面的知识，我们虽然不能重构文化起源的确切时刻和形态，但肯定能重构从动物行为转变到文化行为的充要条件。我们知道，不仅是猿类——例如叶尔基斯（Yerkes）、柯勒（Kohler）、祖克曼（Zuckermann）在研究中实验过的各种猿——而且所有的表演动物，从大象到跳蚤，以及巴甫洛夫（Pavlov）、贝希特列夫（Bechterev）和赫尔（Hull）实验过的老鼠、豚鼠和狗，都能发展出很复杂的习惯。它们学习的灵活性和范围固然有限，但已经大大有助于证实动物能做发明，能被训练使用工具，能操作较复杂的装置，能鉴别价值象征（value
tokens），因而能通过实际上相当复杂的文化装置来满足它们的基本需求。
依据这些材料，我们已能阐明几条通则。由于文化研究者的难题与心理学家的难题截然不同，我们的陈述还难以完全符合刺激——反应心理学的一般理论，况且心理学本身目前也处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刺激——反应心理学家主要致力于对学习过程的全面分析。对于文化研究者，这项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学习的总体情境和所有的介入因素。举例讲，心理学家特别关注他自己的演示和角色，并且常常把实验的一般背景视为当然，而文化研究者则不是这样。
我们人类学家能把动物实验的情境投射于文化起源，其方式在于分离出形成习惯所必须的主要因素。我们的前人类（prehu－man）祖先显然能够发现促成个体习惯的某些方法，并为达此目的而使用某些手段。取得这些成就的一套决定性基本要素，首先包括强烈的机体驱力的存在。如由营养需求、再生产需求，或我们称为身体舒适度的那套复合体系所提供的驱力。这些驱力表现为饥饿、性欲、疼痛、逃离直接危险、避开有害的环境和场合等。对应于条件作用的装置，肯定应该是直接满足的缺乏，以及达到满足目标所需的特定手段。柯勒详细记述了被关在宠里的黑猩猩如何能通过清晰的功用性判断而得到食物、伴侣及其他可欲的目的。这意味着在自然条件下，高等猿类或前文化的人类祖先能选择物品，想出技术，并因此而开始功用的，然则是前文化的行动。这些习惯可能是由个体在强化机制——即在功用性操作后提到的满足中养成的。就我们的文化分析而言，这种强化机制不是别的，而是个体机体验力、手段及满足之间的内在直接关联。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工具、武器、居所和求爱的有效方法等都能被发现、发明和转化成个体的习惯。每一种类似的个体操作和成就，对于前文化的个体，正如对动物一样，都意味着将一件有形物体作为一种可用器具，将对它的使用作为强化的习惯，以及对驱力、习惯和满足之间的整合联系的鉴别。换言之，人工制品（artifact）、规范、价值在动物学习中已经存在，并且可能在类人猿及所谓“缺失环节”的前文化行为中即已存在。然而只要这些习惯还属于个体的即兴发挥，而不能成为整个共同体所有个体习得行为的基础，我们就仍不能妄谈文化。前文化动物的成就和能力与我们称之为文化的稳定、持久的组织活动之间的转变，其间的人为区别界限就是我们所说的习惯（habit）与习俗（cus－tom）。在此，我们必须强调即兴使用的器具与传统地继承下来的各种人工制品之间的区别；发明与再发明的习惯形态与为传统界定的规则之间的区别；零星的和个人的成就与持久有序的和群体行为之间的区别。
所有这些都有赖于一个群体把个人成就的原理纳入到可以与群体内其他成员交流的传统中去的能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传统还要能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这意味着，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能知悉一种技术装置的形式、原料、技术及价值，知悉获得食物、安全或配偶的方法。在探究关于知识、组织和鉴别力等所有这些要素据以标准化的确切方式之前，我们必须断言：这个过程明确意味着一个群体的存在，以及其成员间的一种持久关系的存在。因此，离开社会背景而讨论象征体系没有任何作用，就像假定文化能不需要人工制品、技术、组织和象征体系的同时出现而起源一样没有作用。换言之，我们已经能断言，文化的起源是同时出现的几条发展线路的整合：认识功用性物体的能力，对其技术效能以及其价值，即其在目的性序列中的位置的鉴别力，社会纽带的形成以及象征体系的出现。
13．功用性实施的关键序列
我们已经陈述了从关键序列的概念中总结出的文化功能分析，即驱力、其生理实现与机体满足状态之间的关系。把我们的新分析纳入先前的图表，将会很有作用。
功用性序列图表
驱力（1）
→功用性表现
1．物体（object）
2．技术
3．合作或传统
4．情境场景
→驱力（2）
→实现
目标-反应
→满足
在此，我们用图表代表了关键序列的文化对等物。这代表了与需求满足相关的任何一种活动的典型人类行为阶段。该表格与我们前列表格的不同首先在于，它插入了功用性表现，使之成为实用系列中的一个基本环节。我们还复制了驱力这一条目，并用数码标志加以区分。
这表明一个事实：始于所有的动物学习、习惯形成之后的动物行为和人类的所有文化活动中的最初驱力，并不是直接导向目的，而是导向手段并借此达到目的。由于我们先前的大量论述与这一事实有关，因此，我们无需赘述之。
驱力（2）代表这样一个事实：功用性阶段充分完成后，营养或性欲、消除疼痛或有害于身体条件的即时驱力直接导致生理表现，不管这种表现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享乐的满足还是疼痛的消除。然而，强化虽然也指驱力（2）能得到有效满足的情形。既然功用性表现是该系列的一个构成部分，所以强化，或如生理学家乐于称之的“次生强化”（secondary
reinforcement），就附着于整体的功用性表现，及其所有组成部分：人工制品、技术、合作规则和情境场景（context
of situation）。所有这些要素都渗透着生理决定的、令人舒适的气氛。它们以衍生或次生方式成为欲求的对象；它们浸透了标志着关键序列成功实现的愉悦气氛。简言之，机体对于功用性要素的反作用与食欲迫力对于直接回报它以生理愉悦的物体的反作用相同或至少相似。我们可以用价值一词的最广泛含义来定义机体对有助于满足其需求的某些物体、规范或人的强烈和不可克制的依恋。有趣的是指出，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文化中符号的主体要素。符号，按其常用的最粗略定义方式，就是指某物代替另外一物；或指代号或符号包含着的一个观念、一种情感或另外某些由内省而知的“意识”实质。我们会看到，所有这些定义都受到了形而上学思想的濡染。事实上，符号并不见于代号与人类思维内容的神秘关系中，而见于一个物体、一种手势和一项行动与受其影响的机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此看到，一个物体、一种技术手势以及另一个人及其行为的存在，是如何通过关键序列的功用性扩展而成为对功用性活动表现的召唤或诱因。我们的图表表明，必要的工具、技术或合作方式逐步变成一个实用信号，就像食物对于一个饥饿的机体是个实用符号，或雌性动物对于雄性动物（反之亦然），以及水对于干渴、火对于寒冷一样。然而，我们还必须更充分地表明，功用性表现的内在符号如何得以公开、充分、恒久和可传递。
然而，在我们展开此点之前，先证明行为的功用性分析与制度的概念及其组成部分紧密相应，也很有趣。上图包含了作为功用性表现定义的项目、物体、技术、合作和传递以及情境。在具体分析中，这意味着人类通过在确定环境背景下运用人工制品，通过直接或传统的合作方式——它意味着重新制定业已建立的经验过程——来达到目的。显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他们都遵循习得的、他们文化的传统技术。把它与前面的图表（91页）相比较，我们能看到物质装备与环境情境和所用的物体直接相应。技术和合作规则应当被置于规则的标题之下。合作概念显然是指人员，传统学习的概念也是如此，因为这只能通过组织的事实而获得。那我们将驱力（1）和驱力（2）这两个概念放置何处呢？在此应当插入补充说明：将驱力分成两部分是抽象的必要手段。它阐明了驱力是功用的和任何简单关键序列的必要先决条件这个事实。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必须始终记住驱力是整合的，它在整个序列中起作用，控制序列的所有阶段并总是导向最终阶段，即满足。然而，我们分离这个概念的策略表明，功用性表现中的所有要素之所以取得价值，乃是因为驱力的最初阶段把受条件制约的机体导向功用性设置，并因此而赋予它文化价值。直接基于机体冲动并被满足强化的驱力（2），由于与驱力（1）紧密相连，而为所有功用性要素提供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