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需看几个例子就能感觉到不同权力集团精英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产生的影响。在写作本书的时候，高盛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包括高盛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小布什政府的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弗里德曼，范妮梅金融公司前任负责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高级顾问詹姆斯·约翰逊。在高盛公司内部，我们发现了很多的前任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前副国务卿鲍勃·霍尔马特、前财政部副部长约翰·罗格斯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任行长杰拉德·科里根。
其他的大公司也一样。摩根士丹利的董事会有白宫办公厅前主任厄斯金·鲍尔斯，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劳拉·泰森，证券交易委员会前首席会计师唐纳德·尼古拉森。花旗银行的董事会有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约翰·道奇和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雷曼兄弟的董事会有进出口银行前行长约翰·美康伯和前海军少将马沙·约翰逊·伊万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聘用前政府官员最多的是美国国际集团，包括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前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菲尔德斯坦、前任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前任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证券交易委员会前首席会计师迈克尔·萨顿，和前“能源沙皇”弗兰克·扎布。
当然，名单不限于美国，和重要金融机构有联系的国际领导人的名单也很长。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离开首相府以后加入了凯雷投资集团，秘鲁前总理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加入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2006年，我在达沃斯主持一个欢迎巴基斯坦总理阿齐兹的小组会，他在绿厅和我们闲谈时提到了他在花旗银行工作的经历对他进入政坛有很大帮助。
这些人在政府和公司之间的旋转门进进出出，即使他们为避免利益冲突尽了最大努力，人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样两个联合体的世界观正在相互融合。美国决策机构的上层是一个小集团，该集团的许多成员在政府任职前后都会在国际化和高薪酬的商业组织里工作。所以，少数几个全球大公司的议事日程能和美国政府高层的政见产生共鸣。这也填补了由于美国公众和一些当选议员的无知而造成的权力真空中的一部分，导致的结果是立法过于偏向金融机构。在本书写作时，有项政策争议很大，私募股权公司设法说服了国会把公司的“附带收益”看作“资本收益”而不是“普通收入”，造成巨额的税收减免（从45%直降到15%）。许多人，就连沃伦·巴菲特等金融界的领袖，都把这看成极大的不公平，反对派已经发起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