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权力都很大，因此美国金融界的旋转门现象能产生全球性的影响。这个集团广泛地进行政策安排，如开放边界，放松管制，降低税收。该集团还赞成债务重整，对坏债进行紧急援助，如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后美国实施的“布雷迪计划”①；1994年年末到1995年的墨西哥“龙舌兰危机”②期间，美国进行干预以避免墨西哥发生金融灾难。在许多方面，这并不是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是因为只有一个集团，它的某个成员从这一项工作转到另一项工作。这个集团的成员熟悉全球局势，受过良好的教育，消息灵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成功的。毫不奇怪，他们提倡的许多东西是好的，值得贯彻。但是，制度中的平衡手段在哪里？许多人会受到这些决策的影响，如纳税人必须为一些紧急援助买单，填补因私募股权公司里的富有投资商减免税款造成的财政窟窿，民主的监督又在哪里？难以想象，由一个既不懂金融业也不懂全球局势的国会发挥监督者的作用会是怎样的情形。显然，依赖这个由金融精英集团提供大部分高级决策人员的行政部门更不可靠。
某一天下午，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离白宫仅两个街区的办公室里对我说：“现在，议员同商界人士、技术人员对全球经济管理的认识的差距如大西洋一样大。换句话说，你见过几个议员对世界运作的了解能比得上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以说，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一个问题——全球经济运作如此复杂，政府如何管理这些你不懂的东西？如果政府做不到，商界介入是很自然的。这是否就是原本所设想的，是否符合每个人的最佳利益，有待大家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