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达沃斯的精英们似乎代表一种新的紧张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原有的紧张关系上新加一重。离米尔斯的时代已有半个世纪之久，达沃斯精英现在代表的紧张关系是：虽然民族—国家作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单位的老观念历经400年不衰，但国家已无法应对各种跨国界的需求，而且跨国权力中心也不断宣传国际主义者或超国家主义者的主张，因此国家的影响力和地位都每况愈下。
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全球主义对地区主义。战斗的焦点是重新分配，但分配的不是财富，而是主权和权力。当米尔斯注意到“贯穿中欧和亚洲心脏地区分界线的每一边，都有一个不断扩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的连锁”时，他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这种动态发展的端倪，尽管当时还是冷战时代。也许正是通过这种观察，米尔斯暗示了冷战的迫切形势已经推动了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内部的全球化势力——联盟、贸易、基础设施的连接和机构的联系。
即使今天的精英不同于米尔斯所研究的精英，但他提出的几个核心问题依然存在。冷战结束以后，许多人都认为有关社会形态的论辩已经结束，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还没有达到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西方自由国家对于政府和经济生活的观念是治理社会的最佳途径的思想共识。最明显的反例出现在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核心分歧——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2007年达沃斯会议争议的焦点转到高管薪酬上，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比一般员工的平均工资高出350倍到400倍是否公平。其他与会者努力探讨全球穷苦民众的困境，这个场景看似有些讽刺，因为满屋子的全球富人在考虑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的30多亿人的命运。社会差距越拉越大，一些人认为全球化是双速的——给一些人提供加速的福利，而告诉另一些人等着，等着全球化给他们的儿子辈和孙子辈提供福利。
当然，全球精英和其他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精英集团引人注目的唯一理由。如果有人要了解权力、争取权力或者反对权力，了解谁坐在社会秩序之巅是必不可少的。发现我们中间谁最成功和最有权势，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有多么不同，也是极为有趣的。莎士比亚笔下那位被围困的理查二世①并不全是因为绝望才说：“天哪，让我们坐下来讲讲国王们死亡的悲惨故事。”我们总是特别喜欢听国王们的故事。历史本身就是讲那些顶尖人物的故事——他们失去最多、获得最多、权力最大、魅力最大。
精英是时代的主人，也是时代的缩影。他们告知世人如何受到尊重，如何取得成功，如何得到和使用权力。他们也反映出世人如何面对位处顶层的人，什么样的缺点我们能忍受，什么样的缺点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精英显示出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在整个历史中，我们创造了精心编织的神话，以证明精英建立或主导的制度的正当性，并且维系这些制度。过去一千年来，权力从神祇与地主阶层手中释放出来，功绩制度大行其道，如韦伯的新教伦理思想和霍雷肖·阿尔杰的白手起家小说。达沃斯的参与者对我们的时代有何看法？认为今天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有何不同？对今后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有何看法？他们拥有什么样的神话？他们如何看待世人？
精英是时代的主人，也是时代的缩影。他们告知世人如何受到尊重，如何取得成功，如何得到和使用权力。他们也反映出世人如何面对位处顶层的人，什么样的缺点我们能忍受，什么样的缺点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精英显示出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在整个历史中，我们创造了精心编织的神话，以证明精英建立或主导的制度的正当性，并且维系这些制度。过去一千年来，权力从神祇与地主阶层手中释放出来，功绩制度大行其道，如韦伯的新教伦理思想和霍雷肖·阿尔杰的白手起家小说。达沃斯的参与者对我们的时代有何看法？认为今天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有何不同？对今后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有何看法？他们拥有什么样的神话？他们如何看待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