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通过个人收入的机制反映和增强社会的量子结构。例如，世界上参与体育运动的人不计其数，只有几千人能够以体育运动谋生。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斯蒂芬·卡普兰和乔舒亚·劳通过分析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和职业篮球运动员的薪水，发现了惊人的悬殊：1995年，有1259名运动员的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其中37名运动员年收入超过500万美元（与其产生的新闻效应相比，这个数目实在小之又小）。即使考虑了过去10年影响每个领域顶层收入的通胀，差距仍然非常大，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到2004年为止，收入水平在50万美元以上的运动员增加到了2000多人，而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运动员也才369人。当你意识到这些运动员是从无数才华横溢的人中间挑出来的，就能体会到369是多小的一个数字。位于顶层上的每一个精英，都称得上是万里挑一，甚至挑选比例还要更低。的确，有些顶级运动员会凭借技术之外的某些素质出名，如外形亮丽，穿衣服好看等。但是，像罗杰·费德勒或泰格·伍兹这类伟大的运动员，具有超人的技术，能比其他人更好地主宰某项运动，更吸引观众目光。他们理应获得天文数字般的收入。
名声和收入的高度集中在其他行业顶层也很常见，收入水平最能体现这一点。当然，也不是每个行业都是这样。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一个严重弊病体现在：最优秀的教师、医生和其他对人类知识进步作出贡献的人并没有像某些行业的顶层人士那样，获得应有的收入和奖励。
然而，在那些收入报酬能直接反映个人价值的领域内，少数人超过大多数人，甚至更少的人从少数人中异军突起的模式重复出现。1981年，芝加哥大学教授舍温·罗森以此为主题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题为《超级精英明星经济学》。他在论文中说：“某些经济活动允许个人酬劳和市场规模过分集中在一小群参加者手中。”由于科技进步提高了超级精英明星的透明度，强化了他们利用自身优势的能力，这种趋势也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