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八 章 巴蜀文学（3）

四川著名的文人学士还有杜甫和薛涛。杜甫在蜀期间的诗作进入成熟期和丰收期，仅在成都浣花草堂就作诗270多首，在夔州（属重庆市）作诗430多首。他的诗对社会有深刻的剖析和认识，堪称对当时社会的精辟论述。薛涛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诗作格律严谨，有很高的艺术水平。隋唐时期，巴蜀文学的名人还有王勃、杨炯、卢照邻、岑参等。他们在四川写下许多著名的诗歌，对推动四川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代时期的四川锦浦（即锦江）游乐非常兴盛。《十国春秋》卷四十九引宋景焕的《野人闲话》道：“每春三月，夏四月，有游花院者，游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填咽，贵人公子，华轩彩舫游百花潭，穷极奢丽。”此时，成都得天独厚的气候与生态环境再加上商业的持续繁荣，促进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如《蜀梼杌》中记载“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张澍在《蜀典》卷六中引《成都古今记》道：“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此外，还有米市、麻市、炭市、渔市等，韦庄在《怨王孙》中描写了成都繁荣的街景一角：“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鸣珰，绣衣长。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对行云散，不知今夜，何处深锁兰房，隔仙乡。”这些都给五代词人以更大的驰骋空间，促进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以韦庄为代表的花间派，就是在此时出现的。花间派也是我国的第一个词派，该派词人和同一时期的南唐词人共同开创了由唐诗到词的转换高潮。

五代时期的巴蜀集市中，市民、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游乐带有着浓厚的民间气息，如花蕊夫人在《宫词》中写道：“春早寻花入内园，竞传宣旨欲黄昏。明朝驾幸游蚕市，暗使毡车就苑门。翠辇每从城畔出，内人相次簇池隈。嫩荷花里摇船去，一阵香风逐水来。”这些坐享春风的游春女子成为当时西蜀词人着力描写的“模特”。如韦庄在《清平乐》中写道：“何处游女，蜀国多云雨。云解有情花解语，窣地绣罗金缕。妆成不整金钿，含羞待月秋千。住在绿槐阴里，门临春水桥边。”正是游春风尚的盛行，为西蜀词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素材空间。

此时，花间词“花”团锦簇、“花”枝招展，所见“花”字真是不胜枚举。花蕊夫人在《宫词》中多次提到赏花风尚：“殿前排宴赏花开，宫女侵晨探几回。斜望花开遥举袖，传声宣唤近臣来。内人相续报花开，准拟君王便看来。逢着五弦琴绣袋，宜春院里按歌回。”赏花是当时上层王公贵族所钟爱的一种游宴形式。后蜀后主孟昶就非常推崇赏花风尚，民间还以花市的形式延续对春天和百花的钟爱。如宋初张咏在《悼蜀诗》中写道：“……烛影逐星沉，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珰，骑马黄金络。酒市夜不扃，花市春渐作……”呈现出一幅生动的五代民间游乐图。

五代时，成都游乐之风除了得益于成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及相对和平的环境外，君臣爱好游宴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四库提要·岁华纪丽谱》记载：“成都自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悠闲，岁时燕集，寝相沿习……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为佳话。”由此可见，前蜀、后蜀的君主都喜欢游宴，这样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氛围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灵山秀水的潜移默化，不但如元稹在《寄赠薛涛》所写“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更蕴育了许多灵气十足的才子。此外，前后蜀的君主对文学都极力提倡。《谭苑醍醐·王锴藏书》中写道：“五代僭伪诸君，唯吴蜀二主有文学。然李升不过做小词、工画竹而已，孟昶仍表章五经，立石经于成都，纂集《本草》，有功于经学矣。”古代典籍中则称：“蜀王衍自童子即能属文，甚有才思，尤能为艳歌，或有所着，蜀人皆传诵焉。”包括帝王在内的上层贵族的提倡，势必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以作词、唱词为主的风气，文学史上花间派的产生也就成为自然。只不过这类作品缺乏现实性和深度意蕴，也与游乐风气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