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九 章 巴蜀文化名人（13）

苏洵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曾自言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言当世之要”，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一整套关于政治革新的主张，认为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必须“审势”、“定所尚”。其次，他还主张“尚威”，加强吏治，以此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从而振兴大宋王朝。曾巩曾说苏洵“颇喜言兵”，而他的《权书》十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制敌》、《上韩枢密书》和《上皇帝书》等文章都论述了一些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借古讽今地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则更进一步地揭露了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就是残民。在《兵制》中，他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强国主张。《权书》则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又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并且强调以强攻弱、避实击虚、善用奇兵和打速决战、疑兵、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写的论文见解颇为精辟，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并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出“胸中之言”，还主张文章应该“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除此之外，他还对不同文体的要求和写法进行了探究，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其中就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的文章进行了非常精当的评论。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有着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曾在《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中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曾巩在《苏明允哀词》中称赞他的文章为“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他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但又富于变化。他在《上田枢密书》中自评道：“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抒情散文虽然不是很多,但也有许多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在《张益州画像记》中，讲述了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则是借物抒怀，赞美了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诗虽然不多，但内容很有见地，如《颜书》、《答二任》、《忆山送人》、《欧阳永叔白兔》、《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是佳作。宋书《石林诗话》中称苏洵的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但从整体来看，他在诗方面的成就仍远逊于散文。

苏洵的著作在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留存于后世的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祐集》十五卷等。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第一次走出四川到京城考试，第二年和弟弟苏辙考中同榜进士，深受当时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嘉祐六年（1061年），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轼幼年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后来，父亲苏洵在汴京病故，他请假扶丧回归故里。熙宁二年（1069年），回到朝中任职，由于不认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所以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1071年）至元丰初期，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元丰二年（1079年）因诗文诽谤朝廷而获罪下狱，后侥幸获释，被贬到黄州。后来，因哲宗亲政大量启用新党，苏轼被一贬再贬，最终到了海南。宋徽宗登基后，大赦天下，苏轼得以返回京城，但在经过常州时逝世，享年66岁。生前著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