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九 章 巴蜀文化名人（20）

1898年9月28日，杨锐等6人被押到刑堂行刑。听完圣旨后，他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慈禧等人炮制的伪旨。他们被押到西门外菜市口。就刑后的杨锐“血喷丈余”，观看的人无不惊叹。百姓将他的尸首暂殡于北京清字庵内，后来由他的儿子杨庆昶送回四川绵竹县安葬。

杨锐善于作赋，如《剑阁赋》和《烷花草堂赋》等篇就是他的上乘之作。但他最擅长的还是诗歌。起初，他喜欢杜甫诗作并模仿着写，但后来改学苏轼后，诗的格调变得清新豪迈。如《前蜀杂事》：“王气青城久发祥，旋看兔子上金床。红旗一簇愁眉锦，跨取西川作帝乡。”虽然他出身在封建家庭，但时时为国家和人民担忧。在最成功的《红叶》诗中，不但表现了对大自然的热爱，更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失望，诗的结尾写道：“征衫踏遍板桥霜，红树关山引恨长。鱼网几家乘晚渡，鸟啼无数送残阳。深林月出明官道，古木风高见驿墙。莫怪长年多感触，谢亭回首鬓毛苍。”

杨锐生前著有《说经堂诗草》、《隋史补注》若干卷、《政学笔记》一卷和《北征日记》一卷，还曾辑注过《晋书》。但由于他是“康党”，所遗文稿大多抨击时弊，涉及慈禧、荣禄、刚毅、袁世凯的很多，因此当时的人们不敢藏匿，大多数被销毁、散失，传世很少。

十二、刘光第

刘光第遗著

刘光第（1859—1898年），清末维新变法人士、戊戌六君子之一、近代诗人。字裴村，四川富顺人，祖籍福建，著有《介白堂诗集》、《衷圣斋文集》等。

刘光第在幼年时，父亲就已去世，家境贫困。母亲王氏在艰难中送子读书，每天只能买三文钱的豆渣作菜。但她对刘光第的学习管得非常严，光第往往三更回家，鸡鸣时就起床。光绪六年（1880年），21岁的刘光第参加县考，考为童子试的第一名。在当时的县官陈锡囹的赏识和帮助下，他继续攻读，游学于成都锦江书院。他23岁考中举人，24岁中进士，担任刑部广西司主事之职。

刘光第在刑部供职有10多年。在此期间，他居住在修复寓所，除了上班办理公事外，从不结交权贵应酬筵席，经常闭门读书埋头著作。当时刑部受贿成风，刘光第不但不接受，而且办事谨慎、一丝不苟。有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贿而要他“枉法之”，他严词拒绝，得罪上司而失去了升官的机缘。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刘光第非常关注战局，但所听到的消息却是清军接连战败，于是奋笔写出了《甲午条陈》，除了要求“严明赏罚”、“下诏罪己”、“隆重武备”外，还尖锐地指出：“自古政出多门，鲜有成事，权当归陛，乃得专图。”还让光绪帝自己掌权搞好国家，不要受慈禧的摆布。上司见到这段文字不敢代为上奏，申斥他说：“讲这种话，轻一点讲是‘标新希进’，要充军；重一点讲是离间两宫，挑拨帝后母子关系，要就地杀头的。”

1898年2月，维新运动逐渐走向高潮，保国会成立。刘光第和友人杨锐等人一起前往参加。6月11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并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开始实行变法。通过康有为向光绪帝保荐，刘光第被召见。他向光绪帝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变法主张，由此受到光绪帝的赏识。次日，光绪帝即授予刘光第四品卿衔，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合称“军机四卿”，参与维新变法，总揽朝廷的纳谏大权。刘光第与谭嗣同同值一班，整天批阅奏文，拟出处理意见后呈给光绪皇帝裁夺。但维新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激化了朝廷内部的斗争。9月11日，湖南守旧党曾廉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罗织了很多罪状，并上书请杀。光绪帝将其交给谭嗣同，逐条给予驳斥，谭嗣同表示愿“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见状也挺身而出，在谭嗣同的驳语后写道：“臣光第亦请先坐罪”。对于此事，梁启超后来专门谈过，他说：“裴村之在京师，闭门谢客，故过从希焉。南海先生则未尝通拜答，但于保国会识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呜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维新派被捕后，刘光第也在军机处被捕入狱。翌日，在京做官的四川人联名“具疏”，要求释放刘光第、杨锐等人。但未加审讯，慈禧就下令将所有人员处死，时间为9月28日。刘光第当即提出抗议：“未讯而诛，何哉？”在去刑场的路上，他叹息道：“吾属死，正气尽！”临刑时，他又一次提出质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监斩者无话答对。受刑后，虽然头被砍了下来，身躯却“挺立不化”，围观的群众纷纷拿出香蜡纸烛为他招魂。刘光第死后，家乡人把他的灵枢寄放在莲花庵内，外省前来吊唁的人数以百计，而京城的吊唁者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