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红，即使是偶尔“面”临“对方”自夸的场合，也会替他“脸”红，热血
会冲到耳根子里，甚至背发冷汗。因此，如果有中国人像美国总统候选人那样公
开地说：“我将是你们选出来的最好的总统，请投我一票！”就真正是“晤怕面
增”。
因此，中国人不是互相铲平的话，就是白我铲平，即使在家庭内，如果子女
当众说自我欣赏的话，上一辈就会作出做人要谦虚一点的告诫，或者，掉过头来
，如果母亲当客人的“面”称赞自己女儿，后者亦会急着抗议：“阿妈啊！……
”
一个人如果不具备制造吸引力的心理化学，即使穿上华服或抹上浓妆，也是
无补于事的。不论一个人如何妆扮，无知无欲的儿童化心理状态、中性化的外观
与体态、不见七情六欲的“好人”表情，或因“非性化”而造成的不愉悦表情—
—无论是“嬲爆爆”、“面臭臭”，抑或“吃冷猪肉”——都会破坏整个美感效
果。一般来说，香港人的衣着比美国人还要讲究，有的还引进“名牌”欧洲时装
，然而，因为身上缺乏鲜明的“性格”轮廓，因此并不能达到法、意人士同样的
效果，反而会给人一种着在空架子上的感觉。
外形的美感往往是“性格”的表现，因此，不一定要华服与盛装，更主要的
因素是符合自己的个性。例如，在美国校园中看到一些从乡下来的女学生，一年
级时还穿得很整齐，但也很“土”，上了二三年级后，她们就让自己的“个性”
发挥出来了，有时梳起个非洲发型，穿起比较不整齐的服装，反而更胜于前。因
此，如果不具备心中挥洒自如这个“个性”的因素，那么，即使学别人身上穿着
好看的衣服，面上涂上化妆品，也不见得创造了什么美感。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陆，女的几乎一律是“清汤挂面”，男的则
一律被搞到像“霉干菜”一般，再加上黯淡的建筑物，结果，灰色就成为了人文
景色的主调。这基本上是一种反对生命的气氛。因为，连懂得一点常识的人都会
知道：如果将一个人放在五颜六色的百花圃中，他的心理景色也必定会被照亮起
来，人也跟着“活”起来；然而，如果将他放在一个四面灰墙的斗室中，他的心
理景色也势必变成灰色，而人的精神也会“沉”下去。
有人认为，这是大陆当时经济落后的结果。笔者绝对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来
，80年代以前的大陆服装，为了将人的线条掩盖起来，往往就用掉过多的布料。
例如，男装的裤．除了裤管过于宽大之外，还将束腰的地方定在肚腹之上，而不
是像国外那般定在腰下。因此，如果不是为了“道德上”的原因，就至少可以 省
下十亿尺布。此外，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就没有如汉族那样搞到“霉干菜”一
般。笔者到过新疆，发现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的服饰就很鲜艳，女的全部带耳环
，而且，他们穿的其实也不算什么民族服饰，反而有点接近苏联境内以及中东的
土耳其人西式服装。然而，在这些地区，凡是汉族气氛所到之地，就是灰压压的
一片。
此外，也不能说这是“封建残余”，因为，这个铲掉“个人”吸引力的“存
天理，灭人欲”倾向，只有到了建国以后一个特定的时期，才发扬至最高峰，而
且还在群众性的广大范围内展现。这是典型的中国人“良知系统”的表现，而不
是什么“封建社会”的表现。今日处于真正“封建社会”下的阿拉伯人，反而产
生了比西方男士更具雄风的男性，他们懂得如何去制造自身的魅力，就如同游牧
民族懂得如何去培养良马的鬃毛色泽一般。至于中国的男性，则往往是垮垮的。
这个由“死亡崇拜”造成的灰色景象，其实只是不生不死状态在外形方面的
一个表现。这个状态，一方面保证每一个人的生物性的生存（亦即是“身体化”
的需要），另一方面却不让整个生存具有太大的吸引力。这种心态，往往还反映
在其他方面。例如，当时有中外合资拍电影之举，在剧本方面总因浪漫情节过多
而屡遭中国方面要求删改，因此，外国电影丁作者就说：把情节弄得越乏味，中
方就越容易接受。
显然地，一个人在一方面不让自己有吸引力，在其他方面也不会注重吸引力
的，而且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因素存在。当时有一位替公司常驻北京的美国旧
同学告诉我：她曾经将一个样品交付大陆的工厂试制，同时也将同一样品交托其
他国家试制，这种试制是竞争性质的，看谁试制得最好，就将这个产品交 给它去
生产。然而，当时中国公司将试制品交回来以后，却走了样，她去询问，得到的
答案却是：“你们的要求太高！”使她对中国人缺乏“优胜”的观念感到大惑不
解。
确实，一个使自己也不具有吸引力的人，又怎会去考虑到其他事物的吸引力
。中国文化搞“自我压缩”的“死亡崇拜”，的确也做到了对好的与坏的感觉都
麻木的状态——它是生中之死，换而言之，是一种慢性死亡。
到目前为正，“人”的状态并不是顶理想的，他还可以朝更好的方向进展，
因此尼采认为“人”是一个必须被超越的东西。
存在就是“胃”感知
王绍培
存在就是被感知，这是英国哲学家贝克莱的著名短语，也是他的哲学意
见。这当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换个角度去看，他的话其实比较近情近理
呢。
或者说比较近中国人的心思。王阳明的《传习录》中有这样一段：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
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
于寂。尔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林语堂也是感官至上或者肉体至上主义者。他说：
鬼魂或者天使，如没有肉体，真等于一种可怕的刑罚：看见一泓清水，没有
脚可以伸下去享受一下；看见一盆北平或长岛的鸭肉，却没有舌头可以尝它的滋
味；看见烘饼，却没有牙齿可以咀嚼；看见我们亲爱的人们的脸蛋，但我们无法
把情感表现出来。
王阳明的话比较诗意。林语堂的话比较“食意”———因为他两度说到吃。
写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孙隆基多次说到中国人之爱吃、善吃，确是世界
第一。比如，他说，先是在香港、后来在台湾，都看见一层又层的酒楼，这是世
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的现象。在日本，倒是有一层又层的书店，也是世界仅见。
孙隆基写到：
在美国人的文化潜意识中，对过分强调“吃”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在清教徒
文化的深层，恍惚隐约地会意识到：贪饕是一个人不会“得救”的外在行为密码
。
日本人按说更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对“吃”的态度更像清教徒，他
们食物的量总是那么不足。在宫崎骏的动漫《千与千寻》中，千寻的父母一开始
就因为状如饕餮之徒大快朵颐而变成了猪——这个意象看来也是意味深长的。
孙隆基看见的酒楼连城的现象，现在也在深圳以及其他经济富裕的地方出现
了。“食街”显然是城市中最具扩张性的空间，它迅速地进入每一个社区。在食
街，永远车如流水马如龙。
你可以从老百姓的话里知道，吃其实就是我们的终极价值或谓终极关怀。当
听说某人去世，有人问，他吃没有吃过，喝没有喝过？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个
问话的人就会说，那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如果这个人要表达一下他的存在观
，那应该是：存在就是“胃”感知。
中国文化与政治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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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人口基数的比例，全球拥有６０亿人口，中国拥有了１３亿，占全球
人口的２１％，再怎么样摊上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概率不至于为“０”吧，但事
实上，我们的确为“０”，究竟是何原因促使它为“０”呢？这引起我极大的兴
趣想探个究竟。
文字做为文明的标志，现在有史考证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甲骨文，然甲骨
文的成形源于最初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眼睛对外界事物的映象，并通过
大脑思维的加工，整合成一个象形的标记表达在特定范围内人个体从印象认识到
抽象认识的一个符号。
然做为中国第一次“文艺复兴”的“春秋战国”为什么能出现“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这文艺百舸争流的格局？刚开始，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尝试着
用“五·四”来解释这一现象，倒还可以行的通，难道历史真的有惊人的相似之
处？！那是一段诸侯割锯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的过度阶段，在那物资匮乏的特
定时空，吞并与反吞并，凭借的是武力悬殊的对比。而此期间中国的文艺也正上
演着兼并与反兼并的思想撞击，这种环境正是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温室和成长周期。后来秦赢政干掉了其他６国，完成中国历史上的第
一次政治割锯的整合，建立起第一个王朝。中国的文艺也开始由“双百”的局面
逐暂被老孔的“一‘支’独秀”所代替，并渐渐地成为中国封建贵族的文化干流
。中国文艺也从学术流派的对垒演变成政治的附属物。
在隋朝中，中国文艺虽谈不上有什么建树，但可以说它是一个聚结的阶段，
为唐朝文艺鼎盛养精蓄锐。但好景不长，这“流光溢彩” 唐文艺很快就被中国历
史上的第一次“文艺截流”——“梵书坑儒”所摧残，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次明
显的用政治手段干预文艺悲剧。从而使着中国文艺陷入了低谷。这一点也可从中
国文艺的传承方式得到一些应证。从“唐诗――》宋词――》元、明曲” 其表现
手法上是越来越隐晦、委婉。到了清朝曾有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
的句子，而走上了断头台，用政治手段干预文艺走向了极端，但也在这期间出现
了《红楼梦》、《西游记》这样表达迂回却不乏抗争的巨著。
到了近代，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五·四”，促成其形成的社会环境
和春秋战国并没有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只不过是时空上的不同，其社会背景与政
治气候是相同的。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较量，以春秋
战国比起来揉合进去了很多政治成份。
到了现代，“文革”是中国历史的第二次文艺截流，这一次比历史上任何一
次都来的彻底和惨绝人寰。这一场浩劫已经把中国仅存的文艺化整为零，虽然只
有１０年，但它的出现形成了整个中国文艺的断层带。
自从文艺与政治揉合到了一块时，文艺就成了政治的附属品，这决定了必要
时它必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似乎奠定
和贯穿整个封建王朝的政治格局。中国文艺是中国政治的附属物，这使着中国文
艺被局限中国政治的框框内，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发展势态。由于组成中国皇权政
治是一个具有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型结构，而这种结构也影响了中国文艺，这
就好比中国政治是一棵树，中国文艺是这棵树众多支干的一个分支，不管支干如
何成长，它还是立足于这棵树。
政治与中国文化关系就是“父子关系”，而这关系就决定着中国文艺受制于
政治，那么，老子打小子是理所当然，也是老子教化小子的途径（手段），因为
老子是为小子好“望子成龙”嘛！；小子对老子偏激、出格或表现有所反逆，这
还了得，这不是挑战权威！对老子不敬！立即遭到扼杀和压制。所以，在中国你
不必惊慌，“道德完人”和“刽子手”可以是汇聚一身于一人。
但中国政治又是怎么样？中国的官员为什么对“父母官”的称呼乐此不疲？
，喜欢把自己当成是人民的“父母官”，这里也就折射出中国王朝政治的一个深
层结构问题：虚化自己对公共资源的占用，强化自己对民众的作用，按照立法原
则“权利＝义务”，官员享用公共资源，那么就必须为民众提供服务，这是体现
“权利＝义务”，但“父母官”的出炉，适合中国人的习惯思维，那么官员享用
公共资源是应该的，教化他的子民也是应该，但从不体现义务，这样说有点抽象
，打个比方吧，我们叫我们的官员为“父母官”这无形中就体现了官与民是“父
子关系”，“父亲”的名字子民是不能随便乱叫的，这样就勾勒出“金字塔”型
政治构筑的基本原理。而这此，在西方你根本找不到，而是老子叫小子是直呼其
名，或小子叫老子也是直呼其名，这体现西方政治范畴是以一种平等关系为基础
的。
虽然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按理说，文艺应该从政治上被剥离出来形成
一个独立的干流，可惜的是我们身上流淌的血液已经被原来的运作思维所渗透和
定格。但多年来我们业已形成的一个文化体系是与中国政治为基础向外的辐射型
，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常，因为它已经溶入到我们的血液中。打个比方，
我向你问路，我该怎么称呼你？叫‘同志’？（这话要在广东立马遭白眼，其实
这词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歧义了）那么用“喂”，对方会不会认为你没大没小
的，而不于理睬你的问题？这么一来“大伯、大哥、叔叔”就理所当然成为了首
选了，或许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感觉这很正常，但只要你静下来好好地想一下，那
就是极不正常了，这也折射出我们的政治是一种亲族关系的政治。原本我和我问
路的对象是一组陌生的关系，可这么一叫，这询问者与被询问者的关系是不是马
上出现了一种“层递关系”，虽然我们在潜意识中并不一定完全这么认为，但实
事上这样的表达方式就是一种层递关系，因为我管我询问的对象叫“大伯、大哥
、叔叔”，是不标志着我们的关系已经晋级？你是我的长辈，我在“金字塔”构
筑的体系中，把你往我的上游放，使你成为我暂时的“大伯、大哥、叔叔”那接
下来的逻辑是不是你该回答我的问题？这就是政治派生出来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社会观念里始终是把亲族关系放在了第一主体，然后围
绕这一体系延伸出去，由亲疏来决定对人的态度，这就是中国文化与政治联婚而
产生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畸形。
比如再看看我们的司法结构，在我们传统的法律观念里头不存在不讲情面的
这个原则，所以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就成为了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独特的“
杂合词”（为什么叫“杂合词”因为我也分不清它到底是属于词类的那一种［名
词、动词、形容词、介词……］所以我自己管它叫“杂合词”）中国的法官要权
衡的一个很大成分叫“情理”，而这些在西方的法官看来，是太不可思议了，因
为他们所尊循的是一种契约关系，比如一个家伙上国道上抢劫，在中国非严打期
间和严打期间，法官的量刑是绝对不一样的，这里面所涉及的还是一个政治的问
题，严打期间犯事，那就是“顶风作案、影响恶劣”，那什么又是顶风作案和影
响恶劣呢？因为作案者挑战的是权威嘛！所以本来判２０年的案子，在严打期间
就有可能被拉出去“砍”了，这在西方法官系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为这法
律的弹性和可拉伸的幅度太大了。
中国皇权政治体系中还有一条主线也一直贯穿始终，并延续至今。这种奇特
的皇权政治的派生物也是中国社会独特的，绝无仅有的。比如我们的父母常用“
听话”来评价孩子好坏，我们的某些上级官员也用“听话”来评价一个好下属，
这是政治范畴里的尽忠问题，是否尽忠被当成判断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并成为单
位领导选拔的一种依据。这都是中国政治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有文
化”。
发展建立一个健康的文化体系，就必须把文化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形成一个独
立的干流，如果不能改造深层结构的问题，那就不必指望能拥有一个健康的文化
体系，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成为我们根深蒂固价值观的一部分了。
不要害怕批评，社会总是在批判中成长，绝对不是在一片歌功颂德中壮大。
受伤的心灵需要的是倾诉的对象，堆积的熔岩寻找的是岩浆的出口，这是唯一的
出路，也是历史的进步。
大约在十七八年前，有一本书悄悄地在大学里流传，与其说书，不如说是一份复
印本，篇名叫“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名为孙隆基，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
名字。据说他是香港人，而且到美国留的学。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份复印本，书角
已经卷起，字迹模模糊糊，不知道已经是原本的第几代曾孙，上面还布满了各色
各样的手印、油迹和警句式的批注——我已记不清有多少人曾经向我借阅过，虽
然不是禁书，但毕竟是港台出版物，物以稀为贵。
那个时候，正是“文化热”如火如荼的时候。文化人见了面，就要谈文化。
书也是这样，只要染上“文化”二字，就立即洛阳纸贵，印个四五万册，是家常
便饭之事。在这本书里，孙氏不仅谈文化，而且还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这就不能
不撩拨起大家的好奇心了。
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运动，如今的正式学名叫作“新启蒙运动”。在那
场运动中，有两个热中之热，一个是中国文化热，另一个是深层结构热。那个时
候，改革阻力重重，知识分子相信，之所以如此，乃是中国的国民性有问题，中
国文化有问题，一言以蔽之，民智未开。故此，知识分子乃重祭五四之大旗，继
续前辈启蒙之大业，深入揭批传统中国文化。恰巧，文化热中，有两位西洋学者
在中国红得发紫，一位叫弗洛伊德，另一位是列维·斯特劳斯。弗洛伊德告诉大
家，不要看文明人模狗样的，其实人的意识有表层、深层之分，那深层的潜意识
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弑父情结，可怕得很。斯特劳斯又将这表层、深层推演到
了文化身上，拼命挖掘文化的深层结构。
于是，大家相信，人性也好，文化也好，原来都有其不可告人的深层结构，
启蒙就是将深层发掘出来，让被二千年专制迷魂汤灌昏了的平民百姓幡然醒悟。
就像刘心武当年那篇脍炙人口的小说：《醒来吧，弟弟！》。
是啊，永远敬爱的鲁迅先生不也借狂人之口，横竖睡不着，索性起来翻圣人
之书，最后从书缝里面读出两个字：吃人？吃人的文化，吃人的国民性。那就是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那本传阅得已经破破烂烂的复印本，颇得鲁迅之遗风，通篇揭露的就是中国
文化的吃人本质。我后来才知道，孙氏对鲁迅颇下研究苦功，又是史学出身，所
以，挖起中国的祖坟来，可谓快准狠。当年，风靡一时的港台作家，李敖、柏杨
之辈，再加上这位孙隆基，都有史家背景，疑古疑古再疑古，揭批揭批再揭批，
将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的捉鬼精神大大发扬光大了一番。
1980年代，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也是一个无知者无畏的年代。文化，
对于今天的文化人，已经变成一块敲门砖，是为稻粱谋的饭碗。而对当年的启蒙
者来说，却是一部真诚与之作战的风车。当时光流逝，风景不再，回眸当年的唐
·吉诃德精神，不能不忆起这本《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几乎与李敖、柏杨作
品齐名的战斗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