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里，我们已提到美国人的原野理想。现在不妨用上述两种对立的"达.5
境，船队和人数规模都很大，不像是当时的日本所能发动。学者们也已经证实："
倭寇"里有日本人，但头目都是中国人。 他们是宋代以来已成气候的沿海豪强，
在海外早建立关系，如今被明廷禁令变成"法外"的海盗。中国当时海上力量的强
大，反而表现在这些非法分子身上，他们有大型船队。在对"倭"作战时，曾一度
傲视世界的明帝国海军没有踪影，甚至连有效的海岸巡逻也不见。待海盗登陆深
入内地，占领县城和卫所后，才由陆军将领戚继光等人去围剿。
由于海禁越禁乱子闹得越大，明穆宗(1567-1572)朝只好让步，局部解禁，在
国家垄断之外允许有限度的"私营化"，限在漳州一个口岸。明神宗则于1589年把
民间能出海的船只限定为每年八十八艘。这不只太少，也太晚。至此时，明帝国
的海洋朝贡体系已经七零八落。在葡萄牙人的新体系里，"中国贸易"变成澳门--
果阿--里斯本路线和澳门--长崎路线的一个环节。西班牙人亦建立漳州--马尼拉
环节，和他们的马尼拉--墨西哥的阿喀普可(Acapulco)环节在菲律宾接驳。
十六世纪末，英法荷继葡西等国在海上称霸。他们为了打击后者的专利，从
事的海上活动是军商贼不分。和明朝把自己最优秀的航海人员*上梁山、变成海盗
、反攻祖国的情形相反，英法荷的海盗是他们的海军之源始，政府鼓励他们去劫
掠西葡船只。英女王伊利沙白对这种海外活动，甚至像现代买共同基金般作逐次
性的有挑选的投资。
西欧新教和旧教国家的斗争，不限于商战和殖民战，他们把宗教战争也带入
平静的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在新旧教国家的火拼还未开始，葡萄牙人已夹着"十字
军东征"的狂热而来。他们对回教商贾的航路尽量堵塞，对回教徒动不动就屠杀，
尤其在攻占印度洋最富庶的商埠麻六甲时曾进行屠城。后来葡萄牙逐渐收敛恐怖
行动，适应印度洋原有的商业网。
从葡萄牙人开始，西欧人把印度洋的贸易接驳上欧洲的市场，把它变成西方
中心的世界系统的一个环节。从前，大西洋国家必须从中间人--意大利商人和亚
洲的回教商人--手上获得东方货品，如今亲自在印度洋占了一席地。他们如无力
用白银去支付南洋的香料和中国的精致品，就在印度洋从事跨国贸易(country
trade)，就地累积商业资本。例如，明朝与日本断绝邦交，两国之间的贸易就落
到了葡萄牙这个中间人手里。他们把日本需要的中国货贩运到日本，在那里赚了
大量的白银后，又回过头来购买欧洲人渴望的中国产品到欧洲去抛售。
葡萄牙人还成立在海上收"买路钱"的制度，但他们没有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葡萄牙国王像南印度和南洋的土王一般投资海洋贸易，和他们一样都没有现代公
司的观念，其作风也一概是国库与私库不分，国家收入与商业盈利混淆不清，有
盈利也不见得投资于其他有生产性项目。25 而且葡萄牙这类的旧教国家，其动机
也非纯为利润。葡萄牙人不断强迫土著皈依天主教，引起反感，根本不利于做生
意。法国人一开始只注重传教，生意做得并不成功。在远东只有菲律宾一处殖民
地的西班牙，则视把土著变成天主教徒为首要任务，并相当成功，该地如今成为
亚太地区最天主教化的国家。
因此，我们不看谁先占据印度洋这个当时世界经济的枢纽--盖盘踞旧大陆中
段的回教文明早已把它化为内海--而是看谁为这个枢轴地段带来了革命性的新组
织原理。它是英荷等国的贡献。这个新原理就是唯"私利"是图，撇开宗教甚至政
治。1622年，葡萄牙人在波斯湾口的据点荷尔穆兹(Hormuz)--该地的使团两个世
纪前曾乘搭郑和的船到过中国--被英国攻占。在1580至1640这段期间葡萄牙是与
西班牙合并的，而1622年的英国外交政策极注重与西班牙结盟，但还是受了英属
东印度公司之请侵占了对方的海外据点。在这里，非但私库不为公库所沾，政府
的行动自由反被私营公司的利益左右。26
荷属东印度公司也是只顾私利，至于政府，是该替它服务，它对政府却无任
何义务。它的董事会宣言里居然包括有公然"卖国"的权利："公司在东印度群岛夺
取的地方与据点是私商的财产，不得视为国家的征服，私商有权把它们卖给任何
人，甚至是西班牙国王或联合省（即祖国荷兰）的另一个敌国。"27 十七世纪初
，为了共同对付西葡，英荷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共享亚洲贸易。但荷属东印度
公司在东印度群岛的大班眼里只有公司的利益，在1623年把侵入他地头的同盟国
英国人进行屠杀。
十七世纪是荷兰人的海上霸权时期。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初攻占了葡
属东印度群岛。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想分一杯羹，被荷兰人驱逐，只好专心发展印
度。荷兰人则往亚太区发展，在德川幕府"锁国"以后，成为唯一的欧洲人在日本
长崎还保留据点的。他们搞"中国贸易"也想弄一块象澳门那样的落脚地，遂强占
舟山群岛，1623年明朝地方官叫他们去台湾落脚，根本没把台湾当做中国领土。
1641年，荷兰人把麻六甲从葡萄牙人手里夺了过来。1656，他们又攻占葡属锡兰
。
十八世纪则是英法两家"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争霸的时代。先是法国人
发明用土著组成公司军队的方法，英国人效尤，并于1763将法国击败。由一家英
国公司在印度洋建立"大英和平"后，英国人就继续东进搞"中国贸易"，在贸易逆
差无法平衡的情形下，遂在孟加拉种植鸦片贩卖给中国人，挑起鸦片战争，从此
中国不能维持锁国，被强迫纳入西式"全球化"。
"海洋中国"是否成气候?
自南宋以来，华南已逐渐形成一个"海洋中国"的胚胎。但因为面对东海和南
中国海的海岸地区不宽大，无法和西方海权发源地的地中海比较，它总无法形成
一个可与大陆帝国抗衡的力量。在一位美国学者眼里，明代的华南沿海是大陆中
国与从海上来的外人之间的折冲地带，华南的海上豪强虽然不得已时充当一下"倭
寇"，但他们通常扮演的角色是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人。这个夹缝地位显示他们本身
无法形成强大的自身认同。 28
但自南宋以来，华南也是抗拒北方征服者的最后基地。这类对抗一般是北胜
南，而后者的反抗余波总会荡漾于海外，使南北战争导致内陆中国与具雏形的"海
洋中国"的对局。临安陷落后，宋室逃到泉州，图谋以市舶司使蒲寿庚的船队为根
基继续抗元，蒲为波斯人后代，他把全部船舰投降了蒙古，元水师乃得在崖山海
战中消灭南宋。宋亡后，宋遗臣还想到占城继续抗战。明朝夺得天下期间，元末
群雄不服朱明者逃遁海外，而太祖始有海禁之令。明成祖篡夺建文帝之位，仍担
心乃侄远遁海外以图复辟，为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之一。至1644年清兵入关，
南明在江浙福建的小朝廷都依靠海上势力，其中包括海盗郑芝龙。他是"倭寇"的
后身，年轻时曾居日本平户岛，与日本妇人结婚，生下儿子郑成功。后来，就是
这位中日混血的海寇之后在台湾继续抗清。
郑氏的海上力量强大，足以在1661年驱逐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翌年，郑成功
想进一步攻占菲律宾，建立海洋帝国，因去世而中止。台湾田赋收入少，多赖海
上贸易维持国用，因此郑氏台湾具海洋帝国的雏形。它是第一个与大陆中国公然
对抗的海上政权，对大陆帝国的威胁远胜于明初，因此清初的海禁甚于前代。清
廷靠荷兰人帮助灭掉郑氏后，逐步放松海禁，后与西洋人贸易中频频发生事故，
至十八世纪后期遂把它限于广州一埠，倒退到唐朝的水平。
这不是"海洋中国"的全体命运，还有海外华侨的故事。华人对亚太地区和南
洋的殖民早于西洋人。但因为国家非但不支持，还视为"天朝弃民"，因此海外中
国人的生存采取"寄人篱下"方式，变成后来世界各地所有华侨的一个模式。
当西洋人就在中国前门处建立殖民地，华侨的这个模式就已造成。例如，西
班牙人未能像葡萄牙人一般在华南弄到一个据点，唯有在菲律宾从事"中国贸易"
，并全面依赖华商从漳州进货到马尼拉，因此引来大批华人定居马尼拉。但中国
人有自己的儒教文化，很难为天主教所吸收，因此他们变成像西班牙本土的犹太
人，只在经济上有用，除此之外则构成一个威胁。在菲律宾，华人的人口比西班
牙人还多，使后者寝食难安。结果，明末发生两次大屠杀。1603年那次把两万人
的华侨社群全消灭。事后，华人移民又陆续从福建来到，发展成一个三万人的社
群。至1639年，第二次大屠杀时又被干掉两万。
对这些在自己前门口发生的惨案，明廷漠不关心。第二次明朝已接近灭亡，
自顾不暇。第一次是万历年间，也不闻不问。1740年，荷兰人在爪洼的巴塔维亚
（今耶加达）亦对华侨进行屠杀。此时，已经是清代的乾隆盛世，也不见北京有
何反应。
中国人寄人篱下式的生存方式，使他们夹在白人统治者和当地土著之间，为
前者服务而为后者所憎恨，把南洋的经济发展起来但对自己的命运却无法控制。
这个遗产至殖民地时代结束后仍为华侨之大患。在战后独立的东南亚国家里，排
华的事情常见发生。1998年印尼暴徒蹂躏华侨妇女事件，两地中国政府的反应和
明清两朝差不多。
海洋时代的大陆帝国
西方海权的兴起，最初并不代表陆权的衰落。如果我们身处十六世纪，最看
好的当是回教势力。回教文明在蒙古时代受了很大的打击，虽然其腹心地带的西
亚已走向"大漠化"，但其疆域却随着突厥人的武功而向外延伸。哥仑布发现新大
陆后，土耳其帝国仍进军东南欧，至1529年甚至围困欧洲心脏地带的维也纳。十
叶派的伊朗也在十六世纪初诞生，是波斯帝国在突厥人领导下的重造，亦是现代
伊朗的奠基。1526年，瘸子帖穆儿的后代侵入印度，仍自称是"蒙古人"，建立辉
煌的莫卧儿帝国。葡萄牙人在南洋一带横行，导致许多土著倒向回教，造成回教
地盘西起摩洛哥、东至菲律宾南部，北达土耳其斯坦，南及黑色非洲。
换而言之，当西方开始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并占据美洲这个新大陆之同时
，回教在欧亚非旧大陆和印度洋都发展了新地盘。其在南菲律宾和西非沿岸的势
力，甚至还沾到了一点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边。在十六世纪的棋盘上布成这样一个
局，其实顶不坏，谁会预测它后来会变成输家。
在西洋海权时代，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则变成中俄两国的天下。这两个定居
的"火药帝国"从东西夹攻，把最后的草原帝国消灭殆尽。1581年，俄罗斯已派哥
萨克人进入西伯利亚，至1639抵达太平洋岸，1647年开始侵略黑龙江流域，后为
清帝国所阻。满清以"边疆国家"覆灭明朝，未入关以前已经降伏漠南蒙古。入主
中国以后，代表定居帝国向内亚洲进军，于十八世纪中期消灭盘踞新疆的漠西蒙
古势力，并重新控制了西藏。至此，内亚洲被中俄两国瓜分几尽，剩下的西土耳
其斯坦在十九世纪被俄国吞没。
满清上承明代，但把疆域扩大一倍，加入了满蒙藏，重建了广义的"天下"。
从漫长的中国史来说，清代该是中华大陆帝国"功德完满"的阶段。历朝的第一大
患--传统的内亚洲防线问题--被它基本解决。清朝也把历代的内部威胁--外戚、
宦官、强藩--控制到最低程度。它又是历代最儒家化的皇朝，连皇帝都谨守它的
教诲，因此没有太坏的君主，在现实的限制下最接近儒家的德治。清代学术是传
统学问的总结帐，不但把儒家经典全部整理了，诸子百家也考据普遍，似乎旧学
问也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清代中国在西洋人面前吃瘪，并非中华帝国已经走向
颓废，反而是发生在它各个方面都臻于完善的时刻。
无疑，在西方称霸海洋时代，掌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帝国仍有对抗的余
地，甚至还可以造成分庭抗礼的气势--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俄国。中国在现代革命
以后也起而效尤。但回顾过去五个世纪，不论在政治、社会、思想、文明各方面
，开风气之先的仍然是西洋的海权国家。大陆帝国背负传统的包袱--无论农耕帝
国还是草原帝国的--比较沉重。
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都必须设定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才能把广袤的大陆帝国
维持不解散。
在"后蒙古"时代的俄国，恐怖的伊凡为了建立专制国家，已把中古的王公消
灭殆尽，代之以"服役贵族"。彼得大帝进一步把这个阶层栓在国家役使的功能上
。该时社会上极大多数人已降为农奴，彼得将其奴役加深，去满足服役贵族的需
求，作为他们被国家奴役的补偿。俄国专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是自相矛盾的，一
方面利用传统的东正教来控制愚昧的农民，另一方面用实施某程度的欧化（现代
化）来肯定现形式的国家机器之存在，以及其铁腕手段的合理性。在处理帝国境
内的其他民族上，俄国模式采取的是强制性俄化政策。这个模式唯有中央不断施
用高压，才不导致分崩离析。
中国模式在近代之前该说是最"平民化"，它至宋代基本上淘汰了世袭贵族阶
层，用科举的方法从民间挑选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流动性很大，也代表了各地
区。他们组成文官体制替皇权的秩序服务，但比较不脱离草根。它的治理方法是
维持社会均平，不让出现太大的阶级分化。它也力图减轻城乡矛盾，避免造成西
亚和南亚的军事集团和都市豪商勾结共同剥削农村的格局。它最成功的莫如防止
军商勾结，保障了内部和平，但代价是只能采取守势的国防政策，不能像西欧那
般不断把军火工业推往前走，用战争来养活武器市场。
自宋代以来，市场化和契约化已经变成普遍，因此国家不再能采取秦汉时代
那种"抑商"手段。事实上，帝国的庞大领域有赖商业网络凝合，北边的国防军需
亦得靠商人运转。因此，这个时代的"抑商"，是将商人活动限制在维系大一统国
家这个目的之内，不让他们形成本阶级的意识。这个措施相当成功，即使到了帝
制晚期，商人资本仍倾向朝土地方向发展，亦即是和文官集团认同。同一个保持
稳定的意向，也令帝国政府对任何"海外关系"极端不信任。
这整个意识形态体现的是儒家"平天下"理想。但正如现代中国的革命政权的
教训所示，一个有均平天下理想的统治集团，在发挥它的功能的同时，也会堕落
为国之大蠹，自身变成制造社会两极化的媒介。它虽然防止了军商勾结，但引来
的也会是同样不妙的官商勾结。到了这一田地，均平天下的理想就转由农民战争
来执行。中国的农民起义，从东汉的"太平道"到清代的"太平天国"，都是打着均
平的旗帜。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植根于中国文化深层的特色。中国这样一个能把世界最
庞大的人口保持在一个历久不散的团体内，其付出的代价是各单元都不该走向分
化，也不能过分垄断。一位西方学者把西方近代初期的企业组织方式和同代的中
国作比较，指出：初期的西方企业家已有控制生产过程各环节的意欲：从采购原
料，到分派给各地的纺织户，到再分派给加工单位，到回收，都一把抓。在帝制
晚期的中国，很少有操纵生产作业全部过程的情形。可能是中国的市场机制比较
发达，各种服务在市场上都可以购得，因此出现"用商业代替管理"的安排。"但总
体来说，一个累聚成规模庞大的工业，不是靠扩充生产单位的体积造成的，而是
凭市场串连日见增长的大群小生产者，整个结构各部分之间的直接功能整合尽可
能低。"29 从目前流行的文化解释看问题，可视为不能让一方垄断，"让大家都有
口饭吃"的心理。
中国是这一千年来世界上政治、社会、文化最稳定的地区。这个罕见的成就
也是致命伤：新的结构性的变动难以产生
中国历史的"长时期"结构
第一个"中土"帝国其实已结束于汉帝国的覆亡。与西方罗马帝国不同，中华
帝国的框架屡次获得新生。蛮族入侵使罗马帝国永不复元，却被中土文明多次吸
收为新血液。例如，隋唐帝国上承北魏，乃具鲜卑血统的统治集团与汉人士族合
作的产品。在野蛮民族的汉化使北方获得更生的同时，中原旧族则移植和开发南
方。于是，一方面中土旧体制获得持续，另一方面地盘却从北温带扩充到亚热带
。隋唐以后南北两区得赖大运河这条大动脉整合。在中国本部以外，隋唐"第二帝
国"也将中土帝国规模扩充为东亚帝国的规模。
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这个模式重复出现。隋唐"第二帝国"解体后，宋明两
个中土皇朝都先后亡于"外族"的蒙古与满州，后两者重建"天下"都比前者成功。
同时，这类中国化的边疆国家又把东亚帝国扩充到内亚洲。
另一方面，宋上承唐代华南地区兴起的趋势，使经济重心移到江南，并顺理
成章地走向海洋。这个轨迹可勾画如下：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国从北温带延伸到亚
热带，第二个千年则出现从亚热带走向热带的冲动。在忽必烈派遣海军去打爪洼
，以及明成祖用更庞大的海上力量"下西洋"这些宏伟的业绩背后，是沉默的中国
商旅和移民朝同一方向推动的波浪。唐代在华南只开广州一埠，从宋到元，甚至
包括国家垄断的明代，在沿海--尤其在华南--都设有一连串的海口在吐纳着远洋
贸易。这一带可以说已经变成大陆帝国的"经济特区"。
因此，第二个千年造成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发展重心由北移向南、由西移向
东。今日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调整南北的先进和落后关系，但这个对比还是比
较轻微的，难题是如何发展整个大西部。
的确，第一个千年末，中国的首都已经越来越往东移--从长安到洛阳到开封
。从宋朝开始，首都--开封、临安、燕京--都得靠在大运河边上，因为它是南北
经济的大动脉，而较落后的北方越来越依靠富庶的华南支持。至于古代的"关中"
，早已被这个时代潮流远远抛弃于后。
既然如此，为什么首都一定得设在北方? 为什么政治中心不能和经济重心合
而为一。答案是：政治中心非但必须在北方，而且还必须处于北方国防线上，除
非这个朝代不是大一统政权。事实上，中国历来定都于南方的政权都是半壁江山
。在古代和中古，对中国的威胁多来自西北方和正北方，因此国都亦设在长安或
洛阳。然而，从755年的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亡国的肇机皆来自东北
地区。刚进入第二个千年，这个地区已兴起史无前例的新型边疆国家--辽与金--
它们成为宋朝的大患。继起的蒙古则在灭金的条件下灭南宋，而造成汉人的天下
首次全亡于"外族"之手。后来明亡于清、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及共产党之取代国
民党，都从东北开始。
因此，在近一千年，除了弱宋，北方的首都也必然设在农耕和草原交界的东
北国防线上--金、元、明、清都奠都于燕京。历来能统一或征服中国的武装力量
也必来自北方，甚至连两次成功的北伐--明室和国民政府--都不例外。明朝不过
是将蒙古人赶回漠北，蒙古人放弃对汉人的统治，回到塞外仍然是一个游牧帝国
，继续对缩小了的中国造成威胁。至于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则是半壁江山。
内亚洲既然是帝国第一防线，自南宋以来形成走向海洋的华南则势必屈居附
庸地位，它用"南粮北调"的方式支援北边的国防。而南北的这种协调也成为整合
面对内亚洲的华北和面向海洋的华南的唯一可行方式。但是，这个双面神(Janus
-faced)式的帝国归根结底仍然是大陆性质的，它对不能整合的"海洋中国"部分会
感受威胁。明清两代都实行海禁。台湾在清代开始成为对大陆中国的一个具体威
胁，这个威胁至今照旧。
当葡萄牙侵入印度洋的时候，它的人口约一百万，只抵中国沿海的一个大县
，其海上力量不见得超过明代的沿海豪强。但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大西洋国家如今
都把人口疏散到海外去，尤其是英语民族，从一个岛国繁衍为美国、加拿大、澳
洲等大国。在二千年前期，世界上的空地还很多。中国在这个千年内不面向海洋
的后遗症是造成今日人类百分之二十三局促在百分之七的可耕地的现象，在世界
史上是一个反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时代已经结束。迈入了核战时代，内亚洲还是沿
海是第一国防线的问题也变得无谓。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太空和电子资讯的时代，
用什么态度应付它，足以构成一个新的挑战。在这个转型期间，回顾一下这一个
千年是怎样走过来的，它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性格，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局面，留下
了今日的难题，是十分应时也是十分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