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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把philology结束了。过午进城，先到静轩处，不在；又访荫祺，不在；到盐务里去访他，仍不在；折回来又访他，依然不在。同虎文约定晚上找他。这许多时间，怎么过呢!——无已，乃独往天桥。我又看到一些我看到就难过的现象，不，其实不是难过，至多可以说看到就使我发生异样的感触吧。我又看到人们怎样在生活压迫之下，发出来的变态现象。总之我又看到一切我不愿意看到的。但对这些，我却一向有着极大的趣味。我把时间消磨过了。

回到北大三院，适逢电灯出了毛病，黑天黑暗，我径自摸了进去。没找到印其，又摸了出来，摸到西斋。当时真如丧家之犬，一切对我都不熟悉，何况又在黑暗里。还好，我找到虎文。他桌上的那一点蜡烛的光明，知不道给了我多大的慰藉呢!

同虎文到杨丙辰先生家，谈到十点半，睡在西斋。

十二日

早晨到西城去找静轩，找到了。又同到中大访沛三，不遇。

十点半回校。因为这两天来跑的路比较多一点，所以累得回校后即大睡。

晚上读iliad和h.lderlin的诗。

在长之屋里，见到吴世昌。看到长之作的《梦想》，他把他自所希望的，梦想将来要作到的，都写了出来，各方面都有。我也想效一下颦，不知能作到不.我写的，恐怕很具体，我对长之这样说，是的，我真这样想。

十三日

早晨就向自己下了紧急命令，限今天把homer的iliad读完。早晨没读了多少，因为心里好想看h.lderlin。过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被人拖走了，拖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肚子里灌满了豆浆，接着又是上体育。满以为晚上可以把过午的损失补过来，于是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又被人拖走了，是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灌了一肚子豆浆——在这两拖之下，我只好点蜡了，果然读完了。

十四日

一天过得实在都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明天又要补考philology，所以只好留出一部分时〈间〉去勉强看一看。这种勉强真是无聊得很，但是究竟读了几首h.lderlin的诗，也差堪自慰了。

晚上上文艺心理学，讲的是移情作用，我觉得颇有意思。

十五日

早晨又补考了philology。真讨厌，讲的四六不通而又常考，何不自知乃尔。

过午上german lyric，问了steinen几个关于h.lderlin的诗的问题。我想，以后就这样读下去，一天只读一首，必须再三细研，毫无疑问才行，只贪多而不了解也没有多大用处。

忽然又想到下星期要考古代文学，终日在考里过生活，为考而念书呢.为念书而考呢.我自己也解答不了。

十六日

今天大部分时间都消费在读odyssey上。

母亲的影子时时掠过我的心头——久已想写的《心痛》到现在还没写，写文章就真的这样困难吗.一想到写，总想到现在的匆忙。我现在真的感到匆忙了。但是想下去，想下去，匆忙，匆忙，没有完，也没有止，文章还有写的日子没有.我必需在匆忙里开出一条路来。

十七日

几日来，给不愿读而非读不可的书压得够劲了，一切清兴都烟似的消去。忙里偷闲读一点h.lderlin，也有同样匆匆之感。

现在不敢向前看——前面真有点儿渺茫。我现在唯一自慰，不，其实是自骗的方法，就是幻想着怎样能写出几篇好的文章，作点有意义的翻译。然而就这幻想也就够多么贫乏呢.是的，真的是贫乏，但是，说来也脸红，我早知道蓬莱没有我的份，只好在这贫乏里打圈子。

今天读virgil的aeneid。觉得在结构上，颇有点像模仿odyssey。

十八日

生活太刻板了，一写日记，总觉着没有什么东西可写。我现在的生活的确有点刻板，而且也单调，早晨读书，晚上读书，一点的变化就是在书的不同上，然而这变化又多么难称得变化呢.

过午看篮足球赛。我虽然对两者都是外行，但却是有球必看，既便在大考的当儿。

晚上荫祺来，他要我替他解决学校问题。

十九日

早晨虎文同张君嘉谋来。听虎文说，张君德文非常好，这使我很羡慕。

饭后，同他们到圆明园去玩。我对有历史臭味的东西总感到兴趣——你〈能〉从芦苇里想象出游艇画舫来，能从乱石堆里想象出楼阁台榭来。圆明园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风很大，我们绕着湖转了一周。看风吹在水面上拂起皱纹，像渔人的网，又像一匹轻纱。

二十日

早晨读h.lderlin的诗。

过午作十八世纪的reading report。打handball。说到运动，我是个十足的门外汉，但是对handball我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喜欢它的迅速和紧张。晚上因为听到吴宓说古代文学明天不考，心里猛然一松，又觉得没事干了。

二十一日

今天真地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干了。平常是，一没有事情干，总想到自己所喜欢的书，于是我又想到了h.lderlin。看的颇不少，而且也感到兴趣。

过午看清华对志成赛球。

晚上上朱光潜课，讲的是感情移入之理由。不知为什么，我在他班上，总容易发生“忽然想到”之类的感想，今天又发生了不少。也许他讲的东西，同我平常所思索的相关连，我平常所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正给解决了。

二十二日

昨天晚上终于下了决心，要写《心痛》。点蜡点到十二点，没写完，而且自己也不满意。这篇文章在我脑里盘旋了不知多少天，而真的心痛一天也不知道要袭我几次，但是一写成文章却费了这样大的力量，结果只是使自己都不满意。我仍然要问，写文章真这样困难吗.

晚上，因种种刺激，又发生了心烦意乱的毛病，大概也可以叫作无名的怅惘罢。这种怅惘的袭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不知从什么地方。初起时，仿佛像浓雾，渐渐扩散开来，糊住了我的全心，黏黏地。

二十三日

说也怪，一上文学批评，因为吴老先生讲得太坏，不愿意听，心里总觉得仿佛空下来似的，于是去想，《心痛》的开始就是在文学批评班上想出的，今天又去想，结果又续写了点《心痛》。

看穆时英的《公墓》，技巧方面还不坏。

接到清平寄来的贷费，心里仿佛又一松。经济问题还真能影响人的心情。关于《烙印》的几句话在《诗与批评》登出来了。

二十四日

因为功课又松了下来，心情也跟着松了。于是又犯了旧毛病，觉得没有什么可作，书也不愿意多念。

早晨是游神似的在图书馆东晃西晃，过午仍然游神似的在图书馆里东晃西晃。

晚上吴宓请客，是西餐。我正式吃西餐，这还是第一次，刀叉布前，眼光耀目，我莫明其礼拜堂了。于是我只好应用aristotle的学〈说〉——imitation[12]，同席的有王力[13]先生。他谈到他留法的经过，没有公费，没有私费，只凭个人替商务译书挣钱，在外国费用又是那样大，这种精神真佩服。其实说佩服，还不彻底：最好说，这给了我勇气。因为我的环境也不容许我到外国去。但是环境（经济的）不能制人，由王力先生证之——在佩服以下，这不过是私衷里一点欣慰而已。

二十五日

早晨看langfeld的aesthetic attitude[14]。

过午在长之屋闲谈，看清华对辅仁足篮球赛。

我最近很想成一个作家，而且自信也能办得到。说起来原因很多，一方面我受长之的刺激，一方面我也想先在国内培植起个人的名誉，在文坛上有点地位，然后再利用这地位到外国去，以翻译或者创造，作经济上的来源。以前，我自己不相信，自己会写出好文章来，最近我却相信起来，尤其是在小品文方面。你说怪不.

这几天来，我就闲闲落落地写着《心痛》。因为我想把它写成一篇很好的文章，所以下笔不免踌躇起来。

二十六日

虽然是星期，但却没能读多少书，因为自己觉得，星期日本来应该进城的，竟没进城。只读一点书，也就觉得比不读强多了。

看老舍的《离婚》，很不坏，比《猫城记》强多了。

几天来，老想到要写文章。根本没有文章而自己以为是个作家，不是很滑稽的事吗.

二十七日

早晨仍然读h.lderlin。

过午只是东晃西晃，没作什么事情。接着又上体育，所以一直到晚饭，终于也没作什么事情。

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还是又继续写了点《心痛》。至于完了没有，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还不知道是否再有烟士披里纯之类的东西光临我，让我再写下去。其实，截止到现在，说完也就可以算完了。

晚上从体育馆出来，看到东边墙外的远处，红红的一片。到了屋里，因为高了一点，才知道是山上的野火，不过太远了，看不真切。但是我却能想象到，倘若看真切了，应该是怎样有意思呢。

又看到金星（herr陈告我的），比别的星特别亮。我到图书馆去的时候，再看，已经没有了。

二十八日

没作什么有意义的事，连h.lderlin也没看。

但是也究竟作了件有意义的事，比一切别的事，我以为，还更有意义，就是我把《心痛》写完了。以前我写文章，自比为鸡下卵，其困难可知。但这次写，却没感到怎样困难，除掉开始写的时候。也许因为延长时间太长，散碎地写起来的缘故。说到延长时间长，我不能不感谢吴可读，因为一大半自以为满意的，都是在他班上写的。说来也有点奇怪，写到某一个地方，本来自己以为已经穷途末路了，但又不甘心就完结了，一上吴老先生的班，他一讲，我心里一讨厌，立刻不听，立刻拿出纸来写，立刻烟士披里纯不知从那儿就来了。今天收尾，也是在他班上，写着的时候心里颇形痛快，自以写得很好，而且当时还幻想着说不定就成了中国小品文的杰作，但是拿到屋里再看的时候，热气已经凉了一半，虽然仍然承认写得还不坏。

二十九日

明天就要考古代文学，又不能不临阵磨一下枪。但是这枪磨起来，并不感到困难，感到的只是讨厌。整整一天，无时不想去磨，同时又无时真想去磨，七零八碎地磨了一点，好坏只看明天的运气了。吴宓又要稿子，限制到五百字，我替他写了一篇《离婚》的review，短短的一篇，却使我感到困难。不是难作，而是意思太多，难定取舍——终于点了十分钟的蜡，才作完了。

三十日

考古代文学，运气还不坏，不过在上班前，满以为，而且预备，可以畅所欲为地去看书。然而吴大先生忽然跑到我后边坐起来，摸着傅东华译的《奥德赛》大看，频摇其头，嘴内频出怪声，而且连呼“不好”。我虽然也偷看了点书，但是却不怎样“畅”。

考过了照例是不想念书，今天也不例外。心里空空然，漠漠然，不能附着在一定的东西或地方上。晚上把《心痛》抄完了，但是只能算是初稿，将来恐怕还要修改。几天来，都有关于写《心痛》的记载，看来不知道我take它多serious[15]，费了多大劲，但其实却不然。只是零零碎碎地心血来潮的时候写一点，也就写完了。这种“时候”大半都是在吴可读堂上（在这里，我证明habit of thinking[16]），并没费多大劲。

高中国文教员一年

1934年夏季，我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毕业即失业”，可见毕业后找工作——当时叫抢一只饭碗——之难。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家庭经济已濒临破产，盼望我挣钱，如大旱之望云霓。而我却一无奥援，二不会拍马。我好像是孤身一人在荒原上苦斗，后顾无人，前路茫茫。心中郁闷，概可想见。这种心情，从前一年就有了。一句常用的话“未雨绸缪”或可形容这种心情于万一。

但是，这种“未雨绸缪”毫无结果。时间越接近毕业，我的心情越沉重，简直到了食不甘味的程度。如果真正应了“毕业即失业”那一句话，我恐怕连回山东的勇气都没有，我有何面目见山东父老!我上有老人，下有子女，一家五口，嗷嗷待哺。如果找不到工作，我自己吃饭都成问题，遑论他人!我真正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然而，正如常言所说的那样“天无绝人之路”，在这危急存亡的时刻，好机遇似乎是从天而降。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梁竹航先生，有一天忽然来到清华，告诉我，我的母校山东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他来问我，是否愿意回母校任国文教员。这真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喜讯，我大喜若狂。但立刻又省悟到，自己学的是西洋文学，教高中国文能行吗.当时确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和做法，认为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这个看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能写的人不一定能教。何况我只不过是出于个人爱好，在高中时又受到了董秋芳先生的影响，在大报上和高级刊物上发表过一些篇散文，那些都是“只堪自怡悦”的东西，离开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有一段颇长的距离。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到高中去担任国文教员呢.而且我还听说，我的前任是让学生“架”走的，足见这些学生极难对付，我贸然去了，一无信心，二无本钱，岂非自己去到太岁头上动土吗.想来想去，忐忑不安。虽然狂喜，未敢遽应。梁君大我几岁，稳健持重，有行政才能。看到了我的情况，让我再考虑一下。这个考虑实际上是一场思想斗争。最后下定决心，接受济南高中之聘，我心里想：“你敢请我，我就敢去!”实际上，除了这条路以外，我已无路可走。于是我就于1934年秋天，到了济南高中。

一 校长

校长宋还吾先生是北大毕业生，为人豁达大度，好交朋友，因为姓宋，大家送上绰号曰“宋江”。既然有了宋江，必有阎婆惜，逢巧宋夫人就姓阎，于是大家就称她为“阎婆惜”。宋先生在山东，甚至在全国教育界广有名声。因为他在孔子故乡曲阜当校长时演出了林语堂写的剧本《子见南子》，剧本对孔子颇有失敬之处，因此受到孔子族人的攻击。此事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注意与愤慨，在《鲁迅全集》中对此事有详细的叙述。请有兴趣者自行参阅。我一进学校就受到了宋校长的热烈欢迎。他特在济南著名的铁路宾馆设西餐宴为我接风，热情可感。

二 教员

我离开高中四年了。四年的时间，应该说并不算太长。但是，在我的感觉上却仿佛是换了人间。虽然校舍依旧巍峨雄伟，树木花丛、一草一木依旧翁郁葳蕤；但在人事方面却看不到几张旧面孔了。校长换了人，一套行政领导班子统统换掉。在教员中，我当学生时期的老教员没有留下几个。当年的国文教员董秋芳、董每戡、夏莱蒂诸先生都已杳如黄鹤，不知所往。此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在兴奋欣慰之中又杂有凄凉寂寞之感。

在国文教员方面，全校共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共有十二个班，每一位国文教员教三个班，共有国文教员四名。除我以外应该还有三名。但是，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却只有两名。一位是冉性伯先生，是山东人，是一位资深的国文教员。另一位是童经立先生，是江西人，什么时候到高中来的，我完全不知道。他们两位都不是作家，都是地地道道大学国文系的毕业生，教国文是内行里手。这同四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英文教员我只能记起两位，都不是山东人。一位是张友松，一位是顾绶昌。前者后来到北京来，好像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审。后者则在广东中山大学做了教授。有一年，我到广州中大时，到他家去拜望过他，相见极欢，留下吃了一顿非常丰富的晚餐。从这两位先生身上可以看到，当时济南高中的英文教员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至于其他课程的教员，我回忆不起来多少。和我同时进校的梁竹航先生是历史教员，他大概是宋校长的嫡系，关系异常密切。一位姓周的，名字忘记了，是物理教员，我们之间的关系颇好。1934年秋天，我曾同周和另外一位教员共同游览泰山，一口气登上了南天门，在一个鸡毛小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凌晨登上玉皇顶，可惜没能看到日出。我离开高中以后，不知道周的情况如何，从此杳如黄鹤了。最让我觉得有趣的是，我八九岁入济南一师附小，当时的校长是一师校长王祝晨（士栋，绰号王大牛）先生兼任，我一个乳臭未干的顽童与校长之间宛如天地悬隔，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曾几何时，我们今天竟成了同事。他是山东教育界的元老之一，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脾气倔犟耿直，不讲假话，后来在五七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他对我怎么看，我不知道。我对他则是执弟子礼甚恭，我尊敬他的为人，至于他的学问怎么样，我就不敢妄加评论了。

同我往来最密切的是张叙青先生，他是训育主任，主管学生的思想工作，讲党义一课。他大概是何思源（山东教育厅长）、宋还吾的嫡系部队的成员。我1946年在去国十一年之后回到北平的时候，何思源是北平市长，张叙青是秘书长。在高中时，他虽然主管国民党的工作；但是脸上没有党气，为人极为洒脱随和，因此，同教员和学生关系都很好。他常到我屋里来闲聊。我们同另外几个教员经常出去下馆子。济南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馆子，由于我是本地人，我们都去过。那时高中教员工资相当高，我的工资是每月一百六十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每人请客一次不过二三元，谁也不在乎。我虽然同张叙青先生等志趣不同，背景不同；但是，做为朋友，我们是能谈得来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骑自行车到济南南面众山丛中去游玩，骑了四五十里路，一路爬高，极为吃力，经过八里窪、土屋，最终到了终军镇（在济南人口中读若仲宫）。终军是汉代人，这是他降生的地方，可见此镇之古老。镇上中学里的一位教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设盛宴表示欢迎之意。晚饭之后，早已过了黄昏时分。我们走出校门，走到唯一的一条横贯全镇的由南向北的大路上，想领略一下古镇傍晚的韵味。此时，全镇一片黢黑，不见一个人影，没有一丝光亮。黑暗仿佛凝结成了固体，伸手可摸。仰望天空，没有月亮，群星似更光明。身旁大树的枝影撑入天空，巍然，森然。万籁俱寂，耳中只能听到远处泉声潺湲。我想套用一句唐诗：“泉响山愈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仿佛远离尘境，遗世而独立了。我们在学校的一座小楼上住了一夜。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夜。第二天早晨，我们又骑上自行车向南行去，走了二三十里路，到了柳堡，已经是泰山背后了。抬头仰望，泰山就在眼前。“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泰山的青仿佛就扑在我们背上。我们都不敢再前进了。拨转车头，向北骑去，骑了将近百里，回到了学校。这次出游，终生难忘。过了不久，我们又联袂游览了济南与泰山之间的灵岩古寺，也是我多年向往而未能到过的地方。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我同高中的教员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

三 上课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高中共有三个年级，十二个班；包括我在内，有国文教员四人，每人教三个班。原有的三个教员每人包一个年级的三个班，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年级剩下一个班，三个年级共三个班，划归我的名下。有点教书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给我造成了颇大的困难，他们三位每位都只有一个头，而我则须起三个头。这算不算“欺生”的一种表现呢.我不敢说，但这个感觉我是有的。可也只能哑子吃黄连了。

好在我选教材有我自己的标准。我在清华时，已经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最欣赏我称之为唯美派的诗歌，以唐代李义山为代表，西方则以英国的swinburne、法国的象征派为代表。此外，我还非常喜欢明末的小品文。我选教材，除了普遍地各方面都要照顾到以外，重点就是选这些文章。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同其他几位国文教员是不会相同的。

我没有教国文的经验，但是学国文的经验却是颇为丰富的。正谊中学杜老师选了些什么教材，我已经完全记不清了。北园高中王崑玉老师教材皆选自《古文观止》。济南高中胡也频老师没有教材，堂上只讲普罗文学。董秋芳老师以《苦闷的象征》为教材。清华大学刘文典老师一学年只讲了江淹的《恨赋》和《别赋》以及陶渊明的《闲情赋》，课堂上常常骂蒋介石。我这些学国文的经验对我有点借鉴的作用，但是用处不大。按道理，教育当局和学校当局都应该为国文这一门课提出具体的要求，但是都没有。教员成了独裁者，愿意怎么教就怎么教，天马行空，一无阻碍。我当然也想不到这些问题。我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了一些中国古典诗文。我的任务就是解释文中的典故和难解的词句。我虽读过不少古典诗文，但腹笥并不充盈。我备课时主要靠《辞源》和其他几部类书。有些典故自己是理解的，但是颇为“数典忘祖”，说不出来源。于是《辞源》和几部类书就成了我不可须臾离开的宝贝。我查《辞源》速度之快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为了应付学生毕业后考大学的需要，我还自作主张，在课堂上讲了一点西方文学的概况。

我在清华大学最后两年写了十几篇散文，都是惨淡经营的结果，都发表在全国一流的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因此，即使是名不见经传，也被认为是一个“作家”。到了济南，就有报纸的主编来找我，约我编一个文学副刊。我愉快地答应了，就在当时一个最著名的报纸上办了一个文学副刊，取名《留夷》，这是楚辞上一个香花的名字，意在表明，我们的副刊将会香气四溢。作者主要是我的学生。文章刊出后有稿酬，每千字一元。当时的一元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穷学生拿到后，不无小补。我的文章也发表在上面，有一篇《游灵岩》，是精心之作，可惜今天遍寻不得了。

四 我同学生的关系

总起来说，我同学生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我那年是二十三岁，也还是一个大孩子。同学生的年龄相差不了几岁。有的从农村来的学生比我年龄还大。所以我在潜意识中觉得同学生们是同伴，不懂怎样去摆教员的谱儿。我常同他们闲聊，上天下地，无所不侃。也常同他们打乒乓球。有一位年龄不大而聪明可爱的叫吴传文的学生经常来找我去打乒乓球。有时候我正忙着备课或写文章，只要他一来，我必然立即放下手中的活，陪他一同到游艺室去打球，一打就是半天。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我的前任一位姓王的国文教员是被学生“架”走的。我知道这几班的学生是极难对付的，因此，我一上任，就有戒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避免蹈我前任的覆辙。但我清醒地意识到，处理好同学生的关系，首先必须把书教好，这是重中之重。有一次，我把一个典故解释错了，第二天上课堂，我立即加以改正。这也许能给学生留下一点印象：季教师不是一个骗子。我对学生决不阿谀奉承，讲解课文，批改作业，我总是实事求是，决不讲溢美之词。

五 我同校长的关系

宋还吾校长是我的师辈，他聘我到高中来，又可以说是有恩于我，所以我对他非常尊敬。他为人宽宏豁达，颇有豪气，真有与宋江相似之处，接近他并不难。他是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的亲信，曾在山东许多地方，比如青岛、曲阜、济南等地做过中学校长。他当然有一个自己的班底，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其中除庶务人员外，也有几个教员。我大概也被看做是宋家军的，但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杂牌。到了学校以后，我隐隐约约地听人说，宋校长的想法是想让我出面组织一个济南高中校友会，以壮大宋家军的军威。但是，可惜的是，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不善活动，高中校友会终于没有组织成。实在辜负了宋校长的期望。

听说，宋夫人“阎婆惜”酷爱打麻将，大概是每一个星期日都必须打的。当时济南中学教员打麻将之风颇烈。原因大概是，当过几年中学教员之后，业务比较纯熟了，瞻望前途，不过是一辈子中学教员。常言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他们的“高处”在什么地方呢.渺茫到几乎没有。“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于是打麻将之风尚矣。据说，有一位中学教员打了一夜麻将，第二天上午有课。他懵懵懂懂地走上讲台。学生问了一个问题：“x是什么.”他脱口而出回答说：“二饼。”他的灵魂还没有离开牌桌哩。在高中，特别是在发工资的那一个星期，必须进行“原包大战”，“包”者，工资包也。意思就是，带着原工资包，里面至少有一百六十元，走上牌桌。这个钱数在当时是颇高的，每个人的生活费每月也不过五六元。鏖战必定通宵，这不成问题。幸而还没有出现“二饼”的笑话。我们国文教员中有一位我的师辈的老教员也是牌桌上的嫡系部队。我不是不会打麻将，但是让我去参加这一支麻将大军，陪校长夫人戏耍，我却是做不到的。

根据上述种种情况，宋校长对我的评价是：“羡林很安静。”“安静”二字实在是绝妙好词，含义很深远。这一点请读者去琢磨吧。

六 我的苦闷

我在清华毕业后，不但没有毕业即失业，而且抢到了一只比大学助教的饭碗还要大一倍的饭碗。我应该满意了。在家庭里，我现在成了经济方面的顶梁柱，看不见婶母脸上多少年来那种难以形容的脸色。按理说，我应该十分满意了。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我有我的苦闷。

首先，我认为，一个人不管闯荡江湖有多少危险和困难，只要他有一个类似避风港样的安身立命之地，他就不会失掉前进的勇气，他就会得到安慰。按一般的情况来说，家庭应该起这个作用。然而我的家庭却不行。虽然同在一个城内，我却搬到学校里来住，只在星期日回家一次。我并不觉得，家庭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

其次是前途问题。我虽然抢到了一只十分优越的饭碗，但是，我能当一辈子国文教员吗.当时，我只有二十三岁，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没有梦想当什么学者；可是看到我的国文老师那样，一辈子庸庸碌碌，有的除了陪校长夫人打麻将之外，一事无成，我确实不甘心过那样的生活。那么，我究竟想干什么呢.说渺茫，确实很渺茫；但是，说具体，其实也很具体。我希望出国留学。

留学的梦想，我早就有的。当年我舍北大而取清华，动机也就在入清华留学的梦容易圆一些。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痴心妄想想留学，与其说是为了自己，还不如说是为了别人。原因是，我看到那些主要是到美国留学的人，拿了博士学位，或者连博士学位也没有拿到的，回国以后，立即当上了教授，月薪三四百元大洋，手挎美妇，在清华园内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实在会让人羡煞。至于学问怎样呢.据过去的老学生说，也并不怎么样。我觉得不平，想写文章刺他们一下。但是，如果自己不是留学生，别人会认为你说葡萄是酸的，贻笑大方。所以我就梦寐以求想去留学。然而留学岂易言哉!我的处境是，留学之路渺茫，而现实之境难忍，我焉得而不苦闷呢.

七 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滑稽剧

在苦闷中，我亲眼看到了一幕滑稽剧。

当时的做法是，中学教员一年发一次聘书（后来我到了北大，也是一年一聘）。到了暑假，如果你还没有接到聘书，那就表示，下学期不再聘你了，自己卷铺盖走路。那时候的人大概都很识相，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人赖着不走，或者到处告状的。被解聘而又不撕破脸皮，实在是个好办法。

有一位同事，名叫刘一山，河南人，教物理。家不在济南，住在校内，与我是邻居，平时常相过从。人很憨厚，不善钻营。大概同宋校长没有什么关系。1935年秋季开始，校长已决定把他解聘。因此，当年春天，我们都已经接到聘书，独刘一山没有。他向我探询过几次，我告诉他，我已经接到了。他是个老行家，听了静默不语；但他知道，自己被解聘了。他精于此道，于是主动向宋校长提出辞职。宋校长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听了刘的话以后，大为惊诧，立即“诚恳”挽留，又亲率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三驾马车到刘住的房间里去挽留，义形于色，正气凛然。我是个新手，如果我不了解内幕，我必信以为真。但刘一山深知其中奥妙，当然不为所动。我真担心，如果刘当时竟答应留下，我们的宋校长下一步棋会怎么下呢.

我从这一幕闹剧中学到了很多处世做人的道理。

八 天赐良机

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在我无法忍耐的苦闷中，前途忽然闪出了一线光明。在1935年暑假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忽然接到我的母校北京清华大学的通知，我已经被录取为赴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我可以到德国去念两年书。能够留学，吾愿已定，何况又是德国，还能有比这更令我兴奋的事情吗.我生为山东一个穷乡僻壤的贫苦农民的孩子，能够获得一点成功，全靠偶然的机会。倘若叔父有儿子，我决不会到了济南。如果清华不同德国签订交换留学生协定，我决不会到了德国。这些都是极其偶然的事件。“世间多少偶然事.不料偶然又偶然。”

我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一年国文教员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