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牢里的贪官们》作者：钟剑 【完结】
简介
腐败，是改革开放的绊脚石，是社会发展的心腹大患。腐败，已引起我们国家的高度重视。本文将向读者展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几十位干部因堕落腐败而入狱的真实故事……
津门蟊贼现形记
天津市塘沽区副区长姚建华受贿案姚建华，原天津市塘沽区副区长。1994年10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1994年7月18日，天津的新闻媒体以大字标题披露：塘沽区副区长姚建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被依法逮捕。这是继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之后，津门又一大案要案。
姚建华其人濒临渤海湾边的天津市塘沽区，距市区约45公里，是天津市滨海新区发展战略三大开发区域之一。
时年49岁的姚建华，1964年毕业于苏州建筑工程学校，曾在建工部八局科研所、国家建委102指挥部当过助理技术员、技术员，担任过中建六局基层党支部书记、公司副经理。他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引滦工程中曾荣立三等功，1984年升任塘沽区建委主任，1987年当选为塘沽区副区长，主管城市建设和市容及交通管理工作。在驻塘单位和塘沽区工作了近20年的姚建华，为党和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不仅如此，他作风朴实无华，生活习惯简单，平时衣着朴素，既不吸烟又不喝酒，他的家庭幸福美满：爱人在天津远洋公司基建科是个副科长，女儿在一个外贸单位工作，全家人工作称心，收入可观，无牵无挂。在很多人看来，姚建华熠熠生辉，前程无量，群众希望他能为民造福，党组织对他寄予希望，不断委他以重任。同是这个姚建华，1994年6月，又暴露了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根据群众举报，经天津市纪委调查和天津市人民检察分院审查，姚建华在1992年9月至1994年2月，利用主管城建工作的职务之便受贿数十万元，已构成犯罪，触犯刑律。
声东击西，打开缺口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东风，又一次激起人民群众的反腐败热情，中华大地再掀廉政波澜，一封封饱含着老百姓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凝聚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信任与希冀的揭发检举信，飞向北京，投向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和执法部门，姚建华也成了众矢之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市纪委收到或从有关部门转来针对姚的问题的举报信就达6封之多。
1993年8月，市纪委调查组悄然进驻塘沽区。然而调查姚的问题面临着诸多困难。姚当时担任着两个上亿元合作、合资项目的总指挥，调查稍有不慎，就可能“打不到狐狸惹一身骚”。为了不影响区里的经济建设，调查组精心设计方案，决定用声东击西的方法，扩大线索，打开突破姚案的缺口。姚在塘沽工作时间较长，担任副区长以来，分管十几个单位和部门，位显权重，关系颇多，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调查组进驻塘沽后，消息不胫而走，有的人私下里口出狂言：“谁要是查姚区长的问题，我就跟他没完。”姚建华那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更是像魔影一样笼罩着办案人员。
群众反映，姚手中掌握着签批工程权、批租土地权、基建资金划拨权和分房权等。许多有求于此的人不惜重金，姚则是来者不拒。群众认为，姚有“八大金刚”，在其工作过的地方和其所辖单位有一个庞大的、以金钱和权力为纽带的关系网。他们沆瀣一气，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干着以权谋私的勾当。群众对姚建华问题的反映表面现象多，具体线索少。调查组便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走访，认真细致地排查每一个线索。他们既重视群众反映的每一个情况，又不拘泥于举报信中提供的线索，而是在深入群众之中逐步地扩大线索。
1993年9月，调查组在与区纪委有关人员座谈时了解到，有个人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曾讲到：个别区领导也是不给好处不办事。调查组认为这是个很有意义的线索，当即询问那个发言人的情况，可纪委的同志已经记不清了。调查组没有就此罢休，在区纪委的协助下，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位发言人，并从他的口中了解到当时所指就是姚建华。经调查证实，姚曾于1993年5月收受区城管监察中队送去的1500元钱。
1993年10月26日，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调查组开始了与姚的首次交锋。身为副局级干部的姚建华，对办案人员不屑一顾，依然摆出一派领导干部的架式。
初次交锋未果，市纪委领导便亲自出面与其谈话，几番苦口婆心的劝说，并没有触动姚建华企图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他仍是在沉默中揣摸着市纪委的底牌。直至主谈人打开天窗说亮话，他才感到市纪委找他谈话不是没有来头，确实掌握着他的证据。这时，他才不得不顺着提示交代了收过1500元钱和一条金项链的问题，而对其他经济问题却坚不吐实。
经历了这两次谈话的姚建华，一方面感到市纪委来者不善，另一方面又庆幸自己的问题没有更多地暴露。在区政府廉洁自律专题生活会上，姚建华把已经向调查组交代的问题又作了一番检讨，还按要求把关系单位送给他的金项链退交给组织。在他看来，这该可以瞒天过海了。颇有心计的姚建华虽无近忧尚有远虑，他似乎还不放心今后，似乎预感到什么，他做了最坏的打算，早在调查组进驻塘沽之初，他便开始有了要么防窃被盗、要么
负隅顽抗的准备。他把收受的金表退还给送表人，授意他爱人把存单存放到办公室去。夫妻俩把金项链和金戒指用小塑料袋和方便面包装袋里外4层包好，藏于开了膛的鱼肚子中，放在冰箱里冻了起来。可能是出于更深层次的考虑，搞土建出身的姚建华精心设计施工了更多的匿赃点。他亲自在木纱门的底框里挖了个槽，把存单嵌在里面后，又钉好木板，抹上腻子，刷了漆，看起来完好如初。他撕开盛着食用油的包装箱的瓦楞纸，把存单藏进去以后又粘好。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竟受到包馅馒头的启示，把兑换的美钞铸封在一水泥包中，放在烟道眼下部，并用水泥上下里外地封住，他还把巨额现金部分转移到原籍的亲属处，部分存放在个体工商户手里，部分兑换成美金存在北京的银行。为了掩盖罪行，姚建华可谓机关算尽，颇具匠心。迂回作战深挖线索1993年11月16日，一封署名“塘沽区一名老干部”
写来的举报信直接送达市委书记高德占的案头，信中揭发姚建华利用区政府招待所改建、区人大礼堂装修和去香港考察之机收受贿赂等问题。
市纪委领导连夜召集有关办案人员，研究突破姚的措施。根据举报信中提供的线索，决定首先解开姚与驻塘民工队的关系这个谜中之谜。他们在审计局、规划局、园林局、房管局和税务局等单位向有关同志一个一个地核实问题；在公安局的拘留所里，提审在押犯人，鼓励他们揭发检举，争取立功赎罪。在重点工程指挥部的会议室，同财务人员一起翻阅账目。在调查组驻地，接待一个一个知情人的揭发和检举。
在深入排查群众举报的线索中，调查组认为，姚建华让无锡艺华装饰广告公司装修区政府招待所工程，“艺华”公司在苏州姚的老家为姚母建一别墅的线索更具核查意义，决定派人南下苏州调查核实。
办案人员了解到，艺华公司是无锡一家从事房地产、房屋装修等业务的集体所有制公司，总经理胡铭。除无锡的公司本部外，在外地包括天津塘沽还设有分公司。而天津分公司的经理，正是胡铭之兄，后来成为姚案关键人物之一的胡正良。办案人员在询问公司如何承揽工程问题时，有知情人士介绍，现在承揽工程都要“回扣”、“好处费”开路，否则无法生存。办案人员即刻意识到，查清艺华公司在塘沽承揽工程的情况，很可能是个突破口。
4个多月迂回出击的成果表明：在与姚建华关系甚为密切的3个施工队中，姚与他原籍的一个民工队无锡艺华装饰广告公司的关系更为特殊。“艺华”在塘沽承揽的工程多是经姚介绍或通过姚的关系得到的。“艺华”为讨好姚，将他的小姨子调入该公司作管理人员，月薪由每月500元升到1000元以上。这些非同寻常的行为足以说明：权力和金钱把姚和“艺华”联在了一起；同乡亲情又使他们亲上加亲。种种迹象表明，姚案的突破口已日见端倪。
6月20日，市税务稽查分局审查了“艺华”的问题。6月21日，姚的小姨子被检察机关传唤。6月22日，“艺华”负责人也被传到市检察分院。在检察机关的传讯中，胡正良只是承认向姚建华送过一些烟、酒、土特产等，否认向姚送过现金。而姚的小姨子供认说：塘沽海滨浴场工程是通过姚建华介绍，由“艺华”总经理胡铭承包的。工程完工后，胡铭曾送给姚5万元人民币，但姚拒绝接受，后“艺华”作为“奖金”给了她，她将其中的2万元买了债券，3万元买了珠宝手饰，存放在无锡家中。
传讯结果表明：艺华公司有过向姚行贿的事实，但姚的小姨子为洗清姚，自己承担了责任。此时，案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严峻地步，一方面，现有证据还不足，他仍有与办案人员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传讯姚的小姨子和“艺华”负责人的时间有限，一旦把人放出去，串供势在必然，后果不堪设想。市纪委调查组全面分析了案情的进展情况：检察院的传讯虽没有取得姚受贿的直接证据，但姚的小姨子的供词却露出了艺华公司向姚行贿的问题：“艺华”否认行贿，姚的小姨子承担了责任，这种矛盾状况恰恰说明他们有约在先；调查中听到的反映也表明，姚不是个见钱不收的人，他曾在一次宴会上讲：“有人请吃就到，有人送钱就要，这算不了什么！”
攻其不备一举击溃1994年6月22日下午1时30分，一场艰难的谈话在市纪委一间办公室里进行着。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既不需要动用枪炮，也没有弥漫的硝烟。它是智慧的角斗，心理的争雄，更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谈话一开始，姚建华老调重弹，历数早已交代了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主动说清问题的姿态。当谈及与“艺华”的关系时，姚不时陷入长久的沉默。谈话在断续的沉默中进行。姚建华自以为与“艺华”的关系密切、可靠，加上他的小姨子穿插其中，早已商定好的攻守同盟会使办案人员束手无策，姚的这种自信心理并没有被办案人员的耐心开导所感化。
时钟已指向下午4时了，时间不等人。办案人员突然拿出有力的证据，直接询问塘沽海滨浴场工程的介绍人是谁。这一举着实让姚为之一震，他没想到会问起海滨浴场的问题。办案人员清楚，姚与海滨浴场工程负责人胡铭的关系一般，正因为如此，这个杀手锏击中了姚最没把握的薄弱部位。
他谎称是海滨浴场负责人介绍的。办案人员当即揭穿了姚的谎言，指出：“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无锡，他们怎么认识的？”姚沉思片刻后，声音颤抖地说：“再给我几天时间想想行吗？”办案人员紧追不舍：“不行，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今天是给你最后的机会！”
姚建华再次沉默，经过长达40多分钟的沉默后，姚建华终于张开了口，承认收了1。2万元，紧接着，又自言自语道：“是1。2万元还是6600元？”他似乎在作进一步的窥测，企图从中寻求一线负隅顽抗的希望。
望着办案人员利剑般的目光，听着办案人员斩钉截铁的口气，姚建华已陷入万般无奈之中，他有气无力地承认收过“艺华”2万元（实际上是3万元）。姚的最后一道防线终于崩溃了，随后他又交代了收受民工队和下属单位送的金表、金手链、空调器、照相机、电冰箱、微波炉等物品，总价值达2。5万余元。至此，姚建华特大受贿案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姚的问题已构成犯罪。
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姚被“冰结”，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坐着“奥迪”进到市委大院里来，眼下却要坐着警车离开这个天津市最高首府所在地。初审在挤牙膏式的气氛中进行。与此同时，检察机关执行搜查计划的人员已经赶赴塘沽。对姚家的搜查进行了近4小时，从中起获的赃款赃物有：现金人民币13650元、港元2250元、美金300元、大额存单和国库券7。18万元、玉钻戒10枚、金手链和带链坠的项链共6条、金耳环1对、翡翠饰品1件、微波炉1台、日产照相机2台及微型录像机等物品，总价值10万余元。
搜查为预审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姚建华深知事已败露，不好说“圆”这些贵重物品的来源，只得顺水推舟地交代了一些受贿的经过。7月2日，检察机关依法逮捕了姚建华。检察机关第二次对姚家进行搜查。在持续了5个多小时的搜查中，检察人员从鱼肚、纱门和废旧纸盒的夹层，以及用水泥封闭的烟道眼里，查获了大量的金饰品、
人民币、美元和存单，总价值达20余万元。
经检察机关继续审查发现，姚建华自1992年以来，利用职务之便，在签批工程、批租土地、引进外资过程中，大肆收受港商、台商和国内有关单位及其下属单位所送的钱物，已严重触犯刑律。1994年8月25日，检察机关依法以受贿罪对姚提起公诉。
1994年10月26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姚建华收受贿赂的总金额为42。143万元。鉴于姚坦白交代了大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所获赃款赃物被全部追缴，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故从轻判处姚建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4年11月21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维持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决。
姚案还涉及12名正、副处级干部。犯罪数额在万元以上的有4人，他们将接受法律的审判。其他人员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党纪政纪处分。
走向堕落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贪污受贿案李效时，原国家科委副主任，1994年4月因受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1994年4月11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洪亮有力的声音在庄严的大法庭内回荡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贪污公款，已构成受贿罪、贪污罪……依法数罪并罚，判处李效时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本院认定一审判决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终审裁定驳回李效时的上诉，维持原判！
宣判震人心弦。这是人民的审判，这是对那种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贪官”李效时作出的正义的判决。李效时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地位不断上升，处长、局长、湖北省科委副主任、《科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国家科委副主任，成为一名副部级领导干
部。在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总裁沈太福非法集资之初，李效时看到《科技日报》记者孙树兴采写的一篇题为《二十天集资2000万元》的报道后，当即提笔对长城公司进行非法集资活动作了肯定性的批示。第二天，他亲自将批示送到长城公司，并“接见”了长城公司中层以上干部。在“接见”时，他再次肯定长城公司这种做法的正确性，并挥毫题词“愿长城目标早日实现！”这使沈太福及其长城公司的职工“大为欢欣”。
李效时的这一批示，被沈太福广为利用登在许多报纸上，诱使更多的投资者上当受骗，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在李效时为长城公司题词后没过多少天，借出差之机，他从广东转道海南，“应邀”参观了海南长城公司。他对长城公司的员工们说：“我从深圳到广州到海南，宣传了一路的‘长城’，我觉得‘长城’所办的科技实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
科技实业！”在此后的许多场合、许多地方，李效时总忘不了要为长城公司做这样的“广告”。这一点沈太福十分清楚，也十分地感激，一直想“报答”他。
1993年3月3日下午，为沈太福鞍前马后奔波的孙树兴找到沈太福，对他说：“李主任对你们长城公司的事这么关心，你是不是要表示表示？”“那当然，”沈太福说，“长城公司的事给李主任增添了不少麻烦，确实应该有所表示。”“那就现在去吧。”两人商定后，沈太福即拿出现金4万元，装在孙树兴的手提包里，两人直奔李效时的办公室。
“我为长城公司的事担了很大的责任。”一见面，李效时开始自我表功。
“是啊，是啊，要不是有李主任帮忙，我们集资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烦的。”沈太福连忙点头，“真要感谢李主任对我们长城公司的关照啊！”
这时，按事先约定，沈太福先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孙树兴和李效时。
“李主任，长城公司的事让你受了不少牵连，沈太福送你4万元钱表示心意。”孙树兴讨好地对曾经是自己“顶头上司”的李效时说。“这钱，我是不能收的。”李效时意味深长地说，“拿这钱是要掉脑袋的！”一听这话，孙树兴便裹上钱离开了李效时的办公室。第二天，“聪明过人”的孙树兴匆匆赶到长城公司，以李效时三儿子的名字签订了一份4万元的北京长城公司“技术开发合同书”，办完手续后，孙树兴先到李效时的办公室，不巧人不在，他又赶到李效时的家中，还是不在，孙树兴便把装有
合同书和“分红结算卡”的信封从门缝下塞进了李效时的住室。
当晚，李效时看到这个价值4万元的信封，不声不响地装了起来。第二天，他又把合同书拿到办公室，锁进铁皮柜里。3月31日，沈太福被公安机关扣留。4月4日晚，明知大事不好的李效时马上给孙树兴打电话，催他赶快把合同书取走。两人在李效时办公室一见面，李效时就赶紧把合同书及有关长城公司的所有材料交给孙树兴，并自我宽慰道：“这下，我可就干净了……”不久，当中纪委就上述问题让李效时交代问题时，他却矢口否认：“我以党性担保，我绝没有经济问题！”回到家中，慌作一团的李效时便与妻子商量对策，订立攻守同盟。最后商定：由妻子陈淑贞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为李效时开脱……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经过司法机关的多方调查侦查，这个问题已经水落石出。
为了得到钱财，李效时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检察人员在侦查李效时一案时，又陆续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线索。种种迹象表明：李效时还有其他问题！3年前，在广东佛山科普器材公司，李效时认识了港商潘某某、梁某某夫妇。此后，李效时利用国家科委副主任的职务之便，多次给这俩人在大陆介绍生意，谋取利益。
1991年11月，李效时给潘氏夫妇打电话，说北京有一家公司可以与其合作做生意，让他们赶快来京。第二天，梁某某飞抵北京，李效时就带她到北京市同力制冷设备公司，介绍梁某某与同力公司经理白某某相识。此后他们就成了共同赚钱的贸易伙伴，而李效时不时地为他们提供多方面的便利条件。
几个月之后，梁某某在北京开办的银海公司经营不善，经与李效时等人商讨，潘、梁决定和李效时之子李某某在海南筹办一个公司。由潘、梁出资，李某某出面做代理。此后，对这一公司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李效时多次出面帮忙，使这个公司得到了不少实惠。梁某某说：“有李效时这样身份的人支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两年前，李效时的三儿子要出国留学。当时正在北京的梁某某马上拿出5000元港币，送给了所谓的“干亲戚”李效时，李效时收下了这笔现金。
1991年2月，李效时到国外访问，梁某某知道这个消息后，以在国外应当有一些钱“随身”为由，交给李效时美金1000元，李效时又是“照单全收”。1991年，李效时利用其特有的职务上的便利，帮助北京市同力制冷设备公司，把生产空调机的节能技术项目列入国家科委火炬计划。
一年后的夏天，李效时对公司经理白某某讲，他的父亲来北京后，感到首都的天气太热，很不适应，让同力公司给安装一台空调器。于是，同力公司经理便派人把价值3500多元的空调器给他安装上，而李效时分文未出……前些年，李效时曾创作了一部电视剧剧本《湖上没有枪声》。后来，他与西安电影制片厂联系准备投入拍摄，自己负责筹款。
1990年，长江流域一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在报刊上发表一篇防治地质灾害的宣传报道。这个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找到当时任科技日报社社长的李效时，经协商由《科技日报》刊登一个专版，收费价格为两万元。
为了得到这笔钱，李效时不让这笔宣传费转到科技日报社，而让将此款汇到《科技日报》湖北记者站的账户上。与此同时，李效时又对记者站的同志交代说，他写了一部电视剧准备拍摄，从宜昌搞了两万元赞助，要汇到记者站账上，云云。
根据李效时的要求，那个领导小组将两万元以宣传费名义，汇往湖北记者站。几个月以后，在李效时的授意下，《科技日报》在新闻版刊登了整版宣传防治地质灾害的报道。而当湖北记者站收到这笔钱，随即通知李效时的时候，作为报社社长的李效时便要求记者站分几次将1。2万元现金交给他，并要求把剩下的8000元以“电视剧拍摄费”的名义电汇科技日报社，归他使用……就这样，两万元人民币“神不知、鬼不觉”地流进了李效时的腰包，被他据为己有，随意开销。
既贪污，又受贿，这就是李效时！狡辩、抵赖、顽抗，走向堕落的李效时作茧自缚。他的蜕变再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劣迹斑斑的李效时迷途不知返，总想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狡辩。甚至当人证、物证摆在面前，他仍然不知认罪，不知悔过。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李效时自始至终进行百般抵赖，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开始，当中纪委的领导找他谈话，并向他出示了那份4万元的集资合同书时，李效时称他从未见过什么合同书。后来，在检察机关审讯他时，李效时又说集资合同书是他的妻子拿的，对这件事他根本就不知道。当大量事实证明他确实拿了集资合同书时，李效时又说：“我已退回去了。我既没有领过集资利息，又没有兑现现金，怎么能说我是受贿呢？”“司法机关是重证据、重事实的，你有没有罪得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我没有拿到这笔钱，当然不能算是犯罪。”李效时每一次都是这样为自己开脱。
当检察机关开始对他进行立案调查时，他于惊慌之中到处找人帮他销赃、毁灭证据，妄图逃避法律的制裁。就在检察机关依法拘留他的前几天，他甚至还上门“拜访”了几位法律专家，“咨询”有关法律问题，了解自己“究竟有没有罪、有多大罪”。
其实，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的李效时明白得很，他与妻子商定攻守同盟，指使亲属转移财产，竭力把责任推到其他案犯身上等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他多次对检察人员说：“我是国家科委副主任，你们不能随随便便就审查我！”在司法机关长达几个月的精心调查下，在大量无可辩驳的人证、物证面前，他的所有伎俩都变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
1998年3月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长时间、认真细致的审理，作出一审判决。法庭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1）项、第（2）项、第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李效时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部分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没收个人部分财产。
李效时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正义的判决让我们不由得想起40年前刘青山、张子善的伏法，这一切说明，人民的尊严、法律的尊严、共和国的尊严，容不得任何人的践踏和蔑视，不论是谁，哪怕他曾经是人民的功臣，哪怕他是高级干部。
李效时的堕落，发人深剩作为一名高级干部走上犯罪的道路，教训极为深刻。李效时一案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党中央提出惩治腐败的决策是及时的、必要的，而我们反腐败的历史使命又是多么的任重道远……警钟，必须长鸣！
失晚节权钱交易触法网自食其果
原云南省人事厅副厅长束开泰受贿案束开泰，原云南省人事厅副厅长。1994年因受贿罪被查处。
云南省人事厅副厅长束开泰帮他人购烟，收受贿赂26万元，最近被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已查明：1993年年初，海南省万宁县威利实业有限公司副经理林某某和其弟，通过该县人事局一副局长介绍，认识了束开泰。之后，二林多次到束家请束帮忙搞一点云南卷烟，并提供了江西樟树市烟草公司的介绍信，同时明确表示事成之后一定酬谢。面对诱惑，这位年届花甲，并已向组织递交了退休报告的副厅长动了心，答应了二林：试试看。
7月初，束开泰到玉溪卷烟厂为江西省樟树市烟草公司批到红塔山香烟500件，批价为每条72。50元。随后束开泰叫其子束强随同二林等人一起到玉溪办理购烟之事，并以事先谈好的条件，以每条86元转手给二林（二林又以每条87。50元出手给江西樟树市烟草公司）。86元与72。50元之间形成的差价共计33。75万元，二林从中先后三次送给束开泰“好处费”26万元。
束案交易内幕1993年春节前，束开泰受云南省政府指派，率团前往广东慰问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
事后，顺便携老伴儿到海南考察、旅游。
束开泰等人在海南省万宁县用午餐时，负责接待的万宁县人事局副局长要束过问一下一个叫大林的人的案子。
原来，大林原是海南万宁县大茂镇的一个农民，1987年，他看到云南卷烟销路俏，有利可图，便从海南来到昆明进行套购倒卖云南名优香烟的活动。到昆明后，大林伙同他人，先后两次套购倒卖玉溪烟厂阿诗玛香烟2150件，经营数额达170多万元。倒卖中被官渡公安分局查获，经官渡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官渡区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了大林有期徒刑。
大林出狱后，以有一笔经济账不清为由，不断找有关部门申诉。
束开泰从海南回昆明后，已是万宁县威利实业有限公司副经理的大林和其弟小林来到昆明，拜访了他，开始了往来。
1993年6月中旬，二林又来到束开泰家中：“束厅长，听说你是从玉溪出来的，云南卷烟很好销，能不能帮我们搞一点？”
“国家干部不能搞这种事。”束答道。
二林见束犹豫：“束厅长，现在谁不去搞？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你是老革命了，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很快就要退下来了，你不为自己着想，等退下来谁管你呀？”
这番话果真打动了束开泰，他沉吟了一下，终于表了态：“要多少？”
“搞2000件。”
“那我试试看。”
之后的一天，二林找到原昆明卷烟材料厂的何某某，得意地说：“我们能搞到玉溪烟厂的烟，有红塔山，也有其他品种的，一共是2000件。红塔山烟价是87。50元一条，现在需要一家烟草公司的介绍信，要二级站以上的烟草公司，你帮忙找找看。”
何某某是长期做烟草生意的，一听此话，赶紧找到了江西省樟树市烟草公司的业务员柳某某。柳一听能搞到烟，求之不得，当即按何的要求开了一封介绍信，很快交给了二林。
过了几天，二林又来到束开泰家，大林掏出介绍信说：“束厅长，我们是正规单位，有介绍信的，你尽管放心。”边说边递给束开泰。束接过一看，是江西省樟树市烟草公司的介绍信，就留下了：“等我有时间去试试看。”
事有凑巧，省人事厅在玉溪地区新平县搞养老保险试点，束开泰借机跑了一趟玉溪。住下后，束独自一人步行到了玉溪卷烟厂。
凭着樟树市烟草公司的有效介绍信，凭着他曾经任过玉溪父母官现在又是省人事厅副厅长的影响，束开泰马到成功，顺利地批到了香烟。
从玉溪回到昆明，束开泰把小儿子束强叫来：“我已给江西搞到烟了，红塔山价格是72。50元一条，共是1000件，红塔山、红梅各一半，只要到销售部去办就行了。我怕大林他们批了多少烟回来不如实讲，这种事又见不得人，出了事说不清，你跟大林他们一齐到玉溪烟厂办一下。”
于是，7月中旬的一天，束强和大林、柳某某一起赶往玉溪烟厂办购烟手续。
柳到了烟厂销售部找到负责人，说明了来意。已经接到通知的负责人验证了柳的工作证后，开给了一张“供给江西省樟树市烟草公司软包84型红塔山香烟500件”的条子，还注明了汇多少款，汇到什么账户。
至此，樟树市烟草公司通过大林等中介人，在束开泰的帮助下，正式批到红塔山香烟500件计2。5万条，只要拿着这张条子去付了钱，烟就是该公司的了。
在从玉溪回昆明的途中，柳坐在车上看着手中的条子，喜滋滋地说：“不容易，这条子要领导才搞得到。”大林得意地一指束强：“小束他爸就是领导。”这时，束强从柳手上要过条子：“怎么只是500件红塔山？为什么没有红梅？我拿回去问问。”到了昆明，柳欲将条子要回去好打款提烟。束强却不给了：“不行，你要把差价款先付了！这事是你到销售部办的，你应该相信了。”
原来，按他们事先谈好的条件，从玉溪烟厂买出的红塔山是72。50元一条，束强以86元一条出手给林某某，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差价共是33。75万元。这个差价就是束开泰“应得”的好处费。二林又以每条87。50元的价格将烟出手给樟树市烟草公司，每条加价1。50元，共计得介绍费3。75万元。
柳某某这边见到了手的条子又没了，赶紧去筹款。正好樟树市烟草公司的肖经理在昆明，一听还没拿到烟就要先付几十万元钱，感到风险太大，立即斩钉截铁地对柳某某说：“小柳，这笔业务不能做！”何某某听到这事，风风火火地找到肖经理等人：“这个批条是有把握的，是云南省人事厅的一个副厅长帮忙批的，而且玉溪烟厂也同意了。”肖经理一听是人事厅副厅长帮忙批的，心才放下来，但还是多了个心眼儿，防了一手：“我们款不够，只有7万。
你们也去想办法找一点。“言下之意是：大家都担点风险，万一搞砸了，吃亏大家吃。被500件红塔山钓得心里发慌的何某某等人，顾不了许多，东拼西凑了13万元，加上樟树市烟草公司的7万元一共20万元，交给了林氏兄弟。
天刚擦黑，林氏兄弟将钱用报纸包了，装在塑料袋内，直奔束摇＝耸遥？只有束强在家，二林满脸堆笑，将钱放在束强面前：“这是20万元，剩下的小柳说要发货后再付。”
束强抽出两叠100元票面的钱点了点，随后将烟的批条给了小林。
过了一会儿，束开泰夫妇回来了，坐定后，束很老成地问二林：“那些事给小束办了没有？”二林心里明白“那些事”是指什么，连忙说：“刚才给小束办了。
共有33。75万元的差价款，今天先送20万，烟厂那边由你根据情况处理。不够的以后再补。“束大度地说：”好，好，不客气。“二林走后，束开泰心里却发了毛，他虽是个领导干部，却一辈子也没有拿过这么多钱。看着这20万，束情不自禁地喃喃道：”这些钱到底合不合法？“一种不祥的预感促使他当时就说：”这20万一分也不能用，先放起来。“
有了第一次，以后的事就无所顾忌了。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小林又用塑料袋提着报纸包好的5万元钱来到束家，将钱交给了束妻。
过了一段时间，大林第三次又送了1万元钱到束家，束收下了。
至此，束开泰共收受人民币26万元。还有7。75万元好处费没拿到手，即案发。
束案侦破背景1993年9月2日，两封举报信放在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和反贪污贿赂工作局领导们的面前。这是两封简短的举报信。一封称：在“昆交会”前不久，省人事厅副厅长束开泰亲自找到玉溪烟厂厂长，批得红塔山香烟500件，后将烟卖给江西柿×市烟草公司的×××，另万宁县的×××、×××送现金××万元到束的家中。另一封则称：9月15日，束开泰又带海南万宁县的大林去玉溪批了500件红梅烟，据说支付了15万元送给束开泰，这次是一个人送的，不知道是否将15万元送给束本人。两封举报信的落款皆为：最知情者。
举报信不但简短，而且连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惟一可能的突破口就是只出现过一次的大林这个名字。但大林是何许人也，谁也不知道。虽然举报信上说大林是万宁县人，但仅凭一个名字到外省的一个县去找这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大海捞针也得去捞！我们别无选择。”
侦查人员立即出动，在昆明东奔西走，查找了数十家江西各地的烟草公司的驻昆办事处，终因举报信上没有说出具体的烟草公司，一无所获，徒劳而归。
两个多月的查找大林行动，毫无进展。已是殚精竭虑的侦查处副处长赵双怡突然感到大林这个名字似乎在哪儿见过，他紧紧抓住这一丝灵感，集中意念，使自己高度兴奋起来，在自己的“记忆库”里苦苦搜寻着。猛然，仿佛混沌中一道闪电，他终于想起自己在5年前办理曾某某一案时曾提审过一个叫大林的人。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转机，侦查人员立刻赶到省检察院档案室调出曾某某的卷宗，找出一份对大林的调查笔录，时间是1988年3月，地点是昆明市官渡公安分局收审站。顺着这个线索，侦查人员一鼓作气，终于在昆明火车北站大厂新村一幢农民出租的房子里找到了大林和他的弟弟小林。
关键的人物找到了，睿智的检察官们精心分析了大林的情况，针对他曾被判过刑的特殊经历，制定了一个绝妙的计划：佯攻假冒，暗取受贿。
12月23日，为不惊动二林，侦查人员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把二林请上了小轿车，直奔反贪局而去。行到半路，敏感的小林感到路线不对，立刻跳出了一个不祥的预感：“你们是检察院的？”大林也是一脸疑惑，但仍强自镇定。一见车进了反贪局的大门，大林脸色大变，随后一会儿要上厕所，一会儿要出去买烟，企图开溜，但均未得逞。检察官立即开始了佯攻：“大林，你们卖的500件红塔山是假烟，人家举报了。”
“不可能。”大林一听，顿时叫了起来。“不可能？你自己抽抽看。”检察官一扬手扔了两包红塔山烟在大林面前。
大林点燃烟，抽了几口，真是假烟，连忙又撕开烟丝看了看，辩白道：“这是假烟，但我们卖的烟是真烟，是从玉溪卷烟厂批出来的。”
“那你们的烟会不会在途中被人掉了包？”
“这我就不敢保证了。”
“你能证明你们卖的烟是从玉溪烟厂批出来的吗？”
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大林急切地说：“我们的烟是从玉溪烟厂批出来的，是通过人事厅束厅长批的，绝对不会有假。”逼急了的大林无意中供出了束开泰，还把批烟的过程简要地陈述了一遍。
“你在这笔生意中得了多少钱？”
“我得了8万，又结婚，又生孩子，差不多用光了。”大林答道。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么30多万差价款还有20多万给谁了？”
“给……”大林猛然悟到了什么，马上停住了口，反问道：“你们不是问假烟吗？怎么问到这上面来了？”随后就缄口不语了。
“到底给谁了？”大林还是不吭声。检察官抓住不放，穷追不舍。
大林终于无奈地开了口：“束厅长得了多少，我不敢说，说了我就完了。”
检察官抓住火候，趁热打铁，经过一番攻心、开导，大林终于交代了一切，随后小林也作了交代。
初战告捷，检察官抖擞精神，乘胜进军，紧接着又是一番内查外调，终于完全查清了束开泰受贿共计26万元的事实，并取得了确凿的证据。
1994年1月14日，束被依法逮捕，5月20日，被提起公诉。
老马“失途”记
原湖南省娄底市市长廖升阳受贿案廖升阳，原湖南省娄底市市长、市委副书记。1995年12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1995年12月14日，一个有几分寒意的冬日。原娄底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升阳被两名威武的法警押上了被告席。面对庄严的国徽、肃穆的法庭，他禁不住低垂下两鬓染霜的头颅，泪眼模糊……廖升阳曾被农民兄弟称为“草帽书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如果不是出于迷误，廖升阳本可以走一条洒满夕阳余晖的坦途，至少可以在市长任期届满后体面地退休，颐养天年。
他走过来的，确实是一条阳光大道。1955年，这个18岁的农家子弟在当地区公所参加了工作，4年后入党，历任公社秘书、革委会主任、区党委书记等职，前后在区乡辗转工作达30年之久。长期的农村工作，使他养成了一种与农民、土地一样朴实的感情。在那些经济困窘的日子里，他喜欢穿一双草鞋，戴一顶草帽，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聊生产、拉家常、交朋友。农民则爱称他为“草帽书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他先后在区乡十几个职位上工作，无数次评先受奖，其勤奋朴素的作风，群众有口皆碑。
权力既是责任，也是考验。而这种考验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1992年冬，廖升阳在换届选举中执掌市长大权之后，面临的更大考验是如何行使好手中之权。
权钱交易廖升阳步入歧途1993年1月，廖正式走马上任。此时正是娄底市抓住机遇加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光研究确定年内动工的重点工程就达10项之多，中小工程更是不胜枚举。最棘手的是娄底市第二自来水厂（简称二水厂）建设工程，因设计要求高，资金投入大，施工技术复杂，自1988年开始设计，直至1992年12月才正式开工，被人称为“胡子工程”。廖升阳上任后，兼任了工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二水厂工程总造价近1个亿，成为众人垂涎的一块“肥肉”。开工招标消息一传开，先后有10余支省内外施工队伍纷纷开进娄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远在偏僻山区的新化县某建筑公司经理康某，直到1993年年底才得到消息，顿时也动开了心思，但苦于本公司是四级企业，没资格参加投标（二水厂工程指挥部规定要二级以上施工企业才能参与投标）。再说自己在娄底没一个熟人。没有熟人难办事，要想将队伍拉进娄底，简直是“做梦娶媳妇想得美！”但为了能进军娄底这座新兴城市，在方兴未艾但竞争激烈的基建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康老板决定不惜代价，奋力一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