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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剑 当前章节:15603 字 更新时间:2026-6-23 01:29

有一次,孟某在我(注:宋锡九)的房间。我说,孩子想买台彩电,就是不好买。孟马上讲,我给你买一台吧,我在保定有熟人,批发价,买好我用车给你送去。后来有一天,孟告诉我,电视机已经给你送到涿州的家里了,并给了我一张发票,1000多元。以后我要给钱,孟说,别给了,我自己想办法解决,好说。以后,孟请我为周某的户口农转非签字。后来,孟从北京搞到一批平价钢材,他想高价出售一点,用来弥补他在建材公司经营的亏损。

他写了报告,我又签了字,同意变通解决。

宋锡九到阜平之初,瞻仰了烈士陵园,那时他一腔热血,一身抱负,立下“后人当继先烈志,只做公仆不做官”之志但最终他食言了。

他以“贪官”留名。

刘炳臣从1987年3月至1989年8月,任阜平县常务副县长。

刘炳臣一到阜平,就有人给他放话了:阜平是老区,是山区,是贫困区,工作很艰苦,有什么困难,或要用钱,你就说话。

起初,他客气地一笑,不以为然。后来,就起变化了刘炳臣自己追述:“第一步是想要不敢要。在一些人暗示或公开表示送钱物时,内心想要,但难下决心,心里处于矛盾状态。第二步是从不敢要到试试看。记得第一次收到别人送给的4500元钱时,自己还推说以后再还,当时思想上处于不好意思状态。第三步是从不好意思到心安理得。

如在石油供应紧张时,我从指标外给石油部门批了几十吨柴油,他们就给了我500元钱,说是提成。我说,提成我要,以后我还给你批。第四步是从来者不拒到难以自拔。这时,金钱已经迷住了心窍,什么法纪观念,什么党性原则,都已忘得一干二净……“思想演变与行为堕落同步。

刘炳臣在县里既管人事,又管财贸。他很重实惠。税务局一名干部巴望得到提拔,送来1000元钱,刘收下;有人因倒卖木材被罚,刘收下事主的1000元钱后,马上写了条子,让“适当减免”;县化工厂为了得到刘的关照和少缴产品税,表示了2000元的“意思”以后,刘就不再过问化工厂拖欠税款问题;有个包工头要承包县财政局办公楼工程,刘应允给办一下,于是,衣袋里就进了2000元的“酬谢费”;春天的一个晚上,有两人到了刘的住处,东拉西扯一通,看似有事,谈又无事,稍坐片刻,起身要走,错身之际,一人顺手掀开刘的褥子,塞进一个包包,刘返身一点,又是2000元……自1988年8月至1989年8月的一年里,刘炳臣月月有“收入”!

阜平穷,阜平落后。

王振荣、宋锡九两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在任期间,正逢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阜平老区甩掉穷、甩掉落后、发展经济、改变面貌的机遇却断送在他们手里!不仅如此,由于两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全军覆没”,导致了阜平地区腐败现象大范围地迅速蔓延,王振荣、宋锡九等人也实际上成了腐败的“保护杀。

阜平县有个有名的化工厂,它是阜平的支柱企业。厂长吴明被王振荣等人树为县里的一杆旗,成为省县闻名的“优秀企业家”。

可是化工厂在这位“优秀企业家”的把持下,工厂成了“大权大捞,小权小捞,无权偷摸”的黑窝,违法违纪总金额35万元,6人有严重经济问题,4人被依法逮捕,其中仅吴一人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就达10万多元!就在吴及其一伙人大肆侵吞国家资产的同时,县委竟发出文件“向优秀共产党员吴明学习”。

好端端的一个厂子被掏空了。当年投资是1934万元、国家贷款达2300万元,5年下来,资不抵债竟达2000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革命老区的建设非常关心,在财力、物力上都给予很大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进一步扶持老区经济建设,对阜平实行政策倾斜。仅1984年,全县用于发展企业的贷款就有1。5亿元。可几年折腾下来,全县企业总亏损额就达4800多万元国家的钱填进了黑洞。

听听阜平新民谣吧大庙穷了,和尚富了,群众苦了,领导发了……

阜平啊,你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

1990年12月,一封阜平数名离退休老干部起草的揭发信辗转到了战争年代曾在阜平工作过的著名作家魏巍手中。信中从七个方面列举了阜平县的大大小小43个腐败问题。

老干部们恳请“中央派人下来调查,救救老区人民!救救阜平!”

老作家愤怒了。

他提笔给江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写信:“……真让人触目惊心。如果全部属实,则在县级单位可算是个腐败的典型了。”

江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对来自阜平老区人民的呼声极为重视。他们都作了重要批示:由中纪委、中组部、河北省委组成一个精干的班子,去深入调查一下。江总书记还发人深省地指出:“果真是这样,岂不是共产党自己要搞垮自己吗?”

1991年5月,中纪委、中组部、河北省委联合调查组进驻阜平。经过一年的工作,使阜平的反腐败斗争有了突破性进展,腐败现象蔓延的趋势得以遏制,调查处理了大量违纪违法问题。在整个阜平腐败案中,有34人被检察机关逮捕,这之中就有王振荣、宋锡九、刘炳臣、杨法成、刘邦锦等5名原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当武装干警将王振荣等押上警车时,阜平的干部群众倾城出动,欢呼党和政府为阜平人民消灾除患!

铁窗里的县委书记

原江西省泰和县县委书记陈作善受贿案陈作善,原江西省泰和县县委书记。1993年因受贿罪被查处。

1993年10月23日,下午2时许。

吉安宾馆院内静悄悄,在一楼某房间内,一个头顶微秃的中年男子,仰身假寐在床上。他闭着的眼内,眼珠却在不停地转动。他,就是原江西省泰和县县委书记陈作善,因涉嫌受贿,10月21日开始,被安排到吉安宾馆接受审查。

连日来,虽经百般抵赖和狡辩,一直没有向组织吐出实质性的东西,但调查人员洞若观火的犀利目光,使陈作善不寒而栗。不行,不能坐以待毙!他心中一激灵,悄悄睁开眼睛,观察着调查人员的动静,当确信他们并未注意到他准备逃跑的动机后,便起身到卫生间,拧开水龙头,让水哗哗地响着。然后,悄悄地推开一扇通气窗,见左右无人,突然跃上窗台,疾步奔出院门,迅速汇入街道上的人流之中。

几分钟后,吉安市郊通往外界的各主要交通要道上的警灯闪烁,同时,市内街道和主要公共场所也频频出现许多寻人的小车……此时的陈作善,已潜入他早已熟悉的吉安市北门街一套豪华的商品住宅里。时而端详手中锋利的菜刀,时而忐忑不安地倾听私宅主人介绍外面布关设卡的情况。脱逃的路被堵死了,只剩下自绝的道。当死神微笑着向他走来之际,陈作善惧怕了。权衡再三,他战抖的手放下利刃,慢慢拿起了电话筒……走投无路的陈作善,自首归案。

1990年秋天的下午,天气让人困倦难耐,而一个电话,使时任萍乡县城乡关区委书记的陈作善精神为之抖擞。汕头某公司经理林某某,从报刊上获知萍乡县某印染涂料厂的新产品在市场上很畅销,便想得到该产品的生产技术,给交谊尚不很深的陈作善挂了个投石问路的电话。陈慨然允诺:“此厂归我管!有没有生产这种产品,我过问一下。”

当林到萍乡县后,才知该项产品的配料秘方掌握在厂长李某某一人手中,其他人无法弄到,只有求助于陈作善了。

陈说:“李某某能当上该厂的厂长全靠我,我去做李的工作肯定没问题!”没过几天,陈直言不讳地说:“技术转让的事已联系好了,你给我多少钱?”林答:“这个技术转让最好不超过10万,其中给你3万。”次日,陈作善、李厂长、林经理3人共赴同乐酒楼进行“同乐”:林经理乐得技术,李厂长乐得两万元,陈作善乐得3万元。

事情总是开头难,贪污、受贿、勒索大概也是,只要有了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就是很轻松自然的事了。陈作善的罪恶也是这样开始和发展的。

1991年5月,陈作善一个电话,区矿管局局长立马赶到。陈坦言:“我有一个小舅子,在湘东八塑厂工作,现在厂里不景气,想学开车,但他家里经济一般,能不能在煤矿关照一下?”6月1日,关照结果立现:参加驾驶员培训的介绍信和2400元培训费到了陈作善手中。

1991年,陈作善的堂叔准备建私房,动工前,陈的电话同时钻入四建公司和下属某煤矿领导者的耳膜。于是乎,价值1。8万余元的建材便悄无声息地无偿使用在私房上,还有5000余元的购砖差价,也准备归由四建公司的领导拿回“技术处理”。

当然,诸如购买优惠价的钢材及解决占地纠纷等“些许小事”,就更不在话下了。经陈作善如此多方“招呼”,其堂叔仅花费7万余元就建起一栋五层楼房,而其出售私房第二层的价格就为5万元。对堂侄这无微不至的关怀,其堂叔“心有灵犀”,从出售私房第二层的得款中拿出1万元,转“酬”给陈作善。

1991年春节,城关区高坑镇个体煤矿矿主李某,到陈家拜年,出手“孝敬”陈4000元,陈欣然笑纳之后,隐感不满足。因为1989年6月间,萍乡市整顿小煤窑,已将李某的部分采区划为封闭之列。为保住既得利益和扩大采区,李到处游说,疏通关系,欲将该矿改挂区属煤矿的牌子。经陈书记鼎力相助,才得以遂愿。“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区区4000元之邪李“,何以能报陈书记之大”桃“?

1991年5月,陈作善以堂叔建房缺钱为名,由李陪同前往其堂叔家,让李出钱,而陈为债主,“借”给其堂叔1万元。5月20日,陈又以自己需钱用为由,将李出资的1万元从堂叔处取回归己。为省却前面那不必要的“借贷”步骤,间隔月余,陈打电话给李:“我堂叔建房钱还不够,你那里还有钱吗?”于是另外的1万元就又“跟着感觉”溜进了陈作善的口袋。

1991年,珠海某公司总经理朱某,曾打电话找陈作善,要陈为该公司生产的唐三彩壁画寻找生产合作伙伴,条件是提供技术并包销产品,合作者要一次性付5万元的包销费。朱同时告知:“多要到的包销费归己。”

1992年5月,已调任泰和县县委书记的陈作善,在江西省委党校学习期间,结识了赣州地区某县县长陈某。机会来了,他向陈县长介绍了有关事宜后,说“朱要包销费8万元”,并给陈县长留下了写给朱经理的字条,要朱接洽赣州来人。不久,陈县长电话告知陈作善,事情已经办妥。按“君子协定”,朱经理付给陈作善酬劳2万余元。

“千里做官只为财”。在“孔方兄”的刻意熏陶下,陈作善开始寻求更直截了当的权钱交易,以达到“过把瘾”的境界。

1992年8月,县农行行长谭志明被陈作善“莫名其妙”地带往珠海“考察”。谭不失时机地进言:泰和县有一位靠做贩猪生意起家的“大老板”陈××,赚钱后举家迁往深圳,我有他的联系地址……真是相见恨晚!

陈老板除盛情款待家乡父母官外,还不厌其烦地介绍沿海房地产的“开发热”,并不辞辛劳地“导游”,诱得陈书记馋涎欲滴……火到猪头烂,时机成熟!陈老板开口:“我想在泰和县贷款100万元,到深圳搞房地产,赚到钱定来感谢!”谭志明拿调:“贷这么多款,我不敢做主。”陈作善发话:“你能贷就尽量贷,尽量帮他解决。”谭志明自寻台阶:“100万元太多了。”陈老板见好就收:“先贷60万元,40万元以后再申请。”陈作善拍板同意并在贷款申请上签字。事后,陈老板没食言,送给陈作善、谭志明各5万元。

陈作善在萍乡的熟人江××,离职搞个体装潢,想通过陈在泰和搞点业务。端午节,江登门拜访。陈说:“小江,我要购房,你借2万元给我。”两天后,江给陈送去1。5万元。陈作善说:“我在泰和帮你搞个业务,你跟我去,这钱就作介绍费给我。”车抵泰和,陈作善找到县交警支队大队长刘××:“给个面子,你们所里的装潢给我一个老乡搞。”就这样,此项已由建筑公司承包的装潢业务被面子“调包”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哀哉,现年38岁的陈作善,在被“孔方兄”紧紧拥抱了3年之后,终被送上了审判台。

只缘贪婪沦为囚

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受贿案王建业,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1993年因受贿罪被查处。

1993年9月30日,汕头国际机常这是一个艳阳高照的金色秋天,一架银灰色豪华波音757客机,圆满完成了从泰国飞往汕头的飞行,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一个耷拉着脑袋的40岁左右的男人正被几名检察官押解着走出,出了机场口后,检察官将这名男子押上警车,随后朝广州方向疾驶而去。

他,就是王建业,一个索贿受贿逾千万元的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这是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受贿案犯。

1952年8月20日,王建业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可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伴随共和国滚滚向前的时代步伐,王建业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和初中的课程,可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过早地结束了他的学业。1968年9月,和其他绝大部分同龄人一样,王建业打起背包、意气风发地到吉林省德惠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年仅16岁的他,初次品尝到人生的艰辛。

两年后,王建业通过各种途径,又回到长春,在长春市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一干就是8年。

1978年,在结束动乱、拨乱反正之后,国家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王建业幸运地成为第一批考生,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吉林省财贸学院。

大学毕业后,王建业被分配到吉林省财政厅工作,几年后,就被提为科长。

1986年2月,王建业调到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工作,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王建业平步青云,1987年任财贸处副处长,1990年任处长。

王建业身为计划局财贸处长,直接掌握着深圳市每年的进口物资免税指标和外汇额度的审批大权。此时,求他办事的人趋之若鹜,纷纷使出浑身解数,不惜一切代价地试图接近王建业。在王建业的身后,每天约请他吃饭的各路“公关小姐”不计其数。

此时的王建业,功成名就,权倾一方,对于一些公司、企业的经理来说,能请到王建业吃饭,就是莫大的荣幸。但是,王建业却没有很好地珍惜这一切,而是把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资本,大搞权钱交易,疯狂索贿受贿,其数额之大、手段之恶劣,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王建业非常“精明”,选择了几个由个人承包的公司为目标,因为这些公司送给他钱之后可以不从账面上反映,而这些私人承包公司只要从王建业手中批到进口免税物资指标或外汇额度,就能赚到大钱。于是,两者一拍即合,狼狈为奸。

深圳市某建材公司业务部经理黄某,充当了向王建业输送“炮弹”的急先锋。

1992年1月,在王建业荣任处长之后,黄某将一份申请递到了王建业的案头上,要求给予两万多吨免税钢材进口指标。过了几天,黄某请王建业到宾馆吃饭,酒足饭饱之后,王建业主动提出:“批给你钢材之后,你要给我提成一部分利润。”

黄某心领神会:“我会的。”

到了8月份,黄某如愿以偿,得到了两万多吨的进口钢材指标。8月13日,黄某便吩咐其公司业务员到银行去以“王建业”的名字开户,存进了人民币40万元,然后由黄某亲手将此存折送到王建业的手上。

王建业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40万元,由此迈出了犯罪的第一步,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犯罪道路上越滑越远。

同年12月2日,在王建业的帮助下,黄某又得到了一笔2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这一回,王建业又主动向黄某提出需要一笔外汇。

黄某问:“你要多少?”

王建业答:“40万美金。”

黄某又问:“购买美金所需的人民币怎么解决?”

王建业道:“你自己负责搞。”

3天后,黄某用人民币230多万元买了40万美金,汇到了王建业指定的境外账户上。

1993年4月,黄某所在公司急需外汇支付货款。于是,黄某再次找到王建业,请求王为他安排一笔外汇额度。

王建业当即表示同意,但却给黄某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黄某必须用王建业给的106万余元人民币购买50万美元汇到王指定的境外账户上。

黄某略为一算,不管如何,106万元人民币是绝对买不了50万美金的,但迫于无奈,只好表示同意。

深圳市某集团公司下属公司经理刘某,是王建业选中的第二个目标。此人办事利索,嘴巴较严。在王建业的帮助下,刘某先后获得了进口免税钢材近2万吨、胶合板9000立方米和7吨石油的指标。

1993年3月4日,深谙王建业嗜好的刘某约请王建业来到一间深圳某著名的桑拿浴室。一阵舒筋松骨之后,两人来到休息室里,王建业漫不经心地对跄乘?:“我急需一笔钱,你负责帮我搞。”

“要多少?”

“至少300万。”

“可以。”

短短几分钟,这场谈话就告结束,连服务员送来的咖啡也来不及喝了。一个星期后,刘某分两次将人民币312万余元汇到王建业指定的账户上。

1993年6月,深圳市外汇市场的调剂价十分高,深圳市某建材公司经理郑某找到王建业,希望能批到一笔外汇额度。

王建业暗自高兴,知道这又是一块到嘴的肥肉,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对郑某说:“你先写个报告吧,我尽量争取安排15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给你,不过,你要把其中的60万美元额度给我使用,并想办法汇到境外。”郑某当即表示同意。

6月24日,王建业经手审批了15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给郑某承包的公司后,将人民币339万元汇到该公司账上,要求郑某赶快给他购买60万美元汇到境外。

“含而不露”是王建业受贿的一个主要特征。作为财贸处长,他比谁都清楚339万元是买不到60万美元的,不足部分怎么办,其实在行贿和受贿双方都是不言而喻的。

6月28日,郑某用人民币440多万元购买了58。8万美金汇到王建业指定的境外账号上。这样,除去王建业汇给的339万元人民币外,王建业实际上向郑某索取了人民币100多万元。

第四个粉墨登场的是史燕青。史燕青,1988年12月在深圳某报社当了一个月的记者,后来又在深圳市企业家俱乐部干了半年,1989年8月借聘到蛇口石化公司工作,1993年1月任该公司综合业务部副经理。

1993年5月,蛇口石化公司急需外汇支付货款,而当时深圳市外汇价格极高,外汇市场经常处于有价无市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再次推出“王牌”,叫史燕青去找王建业商量。开始,王建业没有同意,因为他知道,与国有企业打交道,并无多大油水可捞。后经史燕青再三鼓动,并声称从中可以捞到差价,供两人共同使用,王建业终于露出笑容,叫史燕青尽快写出报告。

史燕青回到公司后,按照王建业的主意,向公司撒了一个大谎,说3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包在自己身上了,但这笔外汇额度是她个人的朋友从北京弄来的,而且只有15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是按牌价给公司使用,另外的150万美元外汇额度,公司要以当时深圳的市场调剂价购买。公司同意了。

6月4日,王建业经手批给了蛇口石化公司3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随后,该公司根据史燕青的要求,将452万元的差价汇到史燕青指定的账上。史燕青又将其中的150万元汇到了王建业指定的账上。

就这样,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王建业索贿受贿人民币630多万元、美金78万多元,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受贿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王建业尽管极力伪装自己,而且把赃款全部转移到境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这一切,仍然逃脱不过群众的火眼金睛。

1993年6月,一封举报信寄到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举报信只有短短的一页纸,而且内容也十分简单:蛇口石化公司史燕青勾结计划局的人利用批外汇额度,从中受贿。

这封短短的举报信,引起了深圳市检察院熊秉权检察长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召集主管反贪工作的冯百友副检察长一起研究,决心从这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部门和当前反贪斗争的重点部门打开缺口,把特区反腐败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侦查处奉命开展了对此案的调查工作。一开始,检察官们从外围入手进行摸查,初步掌握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计划局审批外汇额度和进口免税物资指标的程度;二是史燕青已将其公司的452万元转走。

检察官及时将调查情况向冯百友副检察长作了汇报。冯检察长听完汇报后当即指示:迅速将史燕青秘密传唤。

7月1日晚,检察官与当地派出所的同志敲响了史燕青的房门。此时,史正在打电话,听到门铃响后,忙问:“找谁呀?”

派出所民警回答:“我们是派出所的,来查户口。”

史燕青在电话中告诉对方有人来查户口后,过来把门打开。检察官与派出所同志一拥而入,向史燕青亮明身份并出示了传唤证,随即开展搜查工作。

检察官们从史燕青的住处搜出了两本洪都拉斯护照。护照上用的是化名,检察官们从照片上认出,一本是史燕青的,另一本就是王建业的。

至此,史燕青勾结计划局里何人、涉嫌受贿的是何人,就再明白不过了。

搜查工作继续进行,突然有人敲门,敲门的就是王建业。原来刚才与史燕青通话的是其弟弟,在电话被切断后,史燕青的弟弟略感不妙,就将情况告诉了王建业。王建业二话没说,马上驱车赶到。

门被打开了,史燕青一看是王建业,为了掩护他不受连累,连忙说:“你找错门了。”

检察官对王建业并不陌生,本来正准备去找他,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撞个正着。

王建业见此情形,准备开溜。检察官上前一步将他拦住:“我们是市检察院的,正在执行公务,请出示你的证件。”“我没有证件。”王建业诡辩道。“那你是属于‘三无’人员吧,请跟我们走一趟。”检察官随机应变。王建业终于按捺不住:“我是市政府的。”“我们早就看出来了,如果没认错,你就是王建业吧。”此言一出,王建业一下子愣住了,只好束手就擒。

艰难的审讯工作开始了,而王建业却自恃作案手段高明,拒不承认其犯罪事实。

但是,尽管王建业表面上佯作镇定,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在内心里却自知罪孽深重,暗地里寻找出逃的机会。果然,7月4日凌晨,王建业在被检案院传讯后,深感事态严重,匆忙畏罪潜逃。为了不留下把柄,他还先后打电话给几个主要行贿人,和他一起逃跑。

王建业跑了!事态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

此事非同小可,办案人员火速向深圳市检察院领导作了汇报。市检察院一方面加紧布控,另一方面立即报告市委和广东省检察院。

省检察院王骏检察长接到报告后,当即下令:组织精干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尽快将王建业缉捕归案。与此同时,省检察院陆成景副检察长亲自带领得力干将赶赴深圳,与深圳市检察院一起研究对策,部署缉捕方案。

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协助下,王建业在泰国居住的公寓里被抓获。当他发现站在眼前的竟有来自中国的检察官时,两条腿像筛糠似地不停发抖,最后瘫倒在地。

9月30日,王建业被押解回国,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伸手必被捉

原中国农业银行教育部主任谢本元受贿案谢本元,原中国农行教育部主任。1994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994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4起局、处级干部经济犯罪案件,其中原中国农业银行教育部主任谢本元(副局级)受贿案引起人们关注。谢本元从1964年到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工作至今,从普通工作人员到信用合作部主任、商业信贷部主任、教育部主任,一步一个台阶。他入党20年,担任过机关党委委员。

就是这样一个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干部,居然利用商贷部主任职务之便,收受了7万余元的贿赂,人证、物证俱在,谢本元亦供认不讳。

东窗事发担任农行教育部主任的谢本元,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担任农行商业信贷部主任时收受了辽宁省沈阳市木兰电子集团公司的贿赂款竟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

1993年9月,辽宁省沈阳市木兰电子集团公司的人员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该公司经理孙某用公款行贿,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初步调查了解到,此案涉嫌农行谢本元的经济问题,遂指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此时,坐在农行教育部办公室的谢本元得知事发,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满脸愁云。慌忙中,他将现金分装在两个信封袋内,环视着可以存放的地方。终于决定将钱袋放在位于办公室墙角的地毯下面。电话铃响了,他不敢接,楼外警笛的尖叫声,刺痛着他的心。他绝望了,自首吗?他随身带着受贿的1万元钱的存折,犹豫着,徘徊着。

1993年9月2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传讯谢本元。谢本元被依法传讯到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步向深渊1989年3月底至4月初,全国农行信用合作处长会议在广东省顺德县召开。作为中国农行信用合作部主任的谢本元主持这次会议,会议结束后,顺德县农行行长胡某约谢本元上街购物,并让顺德县某营业所营业员带会议机动费1万元陪同。在商场,先由胡行长为谢本元选购两架照相机(日本产美能达牌X300型、日本产理光牌XF300型),价值4953元。谢本元提出买一台录像机(日本产松下牌G33型),价值3200元,上述物品价值8153元,该款全部由顺德县农行支付。从1964年至今,谢本元兢兢业业25年,这是他迈

出为官不洁的第一步。从此,谢本元在3年之内,利用担任商业信贷部主任职务之便,从贷款中伸出了手。

巧取豪夺1992年4月,阔别数年的某报社记者田积金(另案处理)带广东省南海县某部门书记A和南海县某服务公司经理B,找到同乡、校友谢本元帮助解决临时贷款。谢答应帮忙,并给广东省农行商贷处C亲笔书写字条,令其给予解决。

同年5月9日,广东省农行批下贷款规模1000万元。6月中旬,田积金到南海县采访期间,A对田的帮助表示感谢,并提出准备在北京市设立办事处,由田积金、谢本元等人组成。田积金建议组织几个人做“顾问”,A等人表示同意,并讲明每月每人发放“顾问费”300至500元,其任务是引进资金,提供市场信息。田积金回京后同谢本元及北京另两家报社的两名记者商量,三人均同意做经济顾问。

6月下旬,南海县A等到北京,带来聘金及聘书。

1992年8月,谢本元主持农行与南海农业生产服务公司联合贷款1500万元,并签订了贷款协议。

同年10月,谢本元收取田积金转交南海方面“顾问费、活动费”5000元。

同年11月,在海口市全国农业银行商贷处处长会议期间,谢本元收取广东省农行C转交南海农业生产服务公司酬谢费5000元。

1993年,谢本元收取田积金转交南海方面“顾问费、活动费”2。75万元并全部据为己有。

1992年8月,田积金在为四川省都江堰华夏钙制品公司总经理W联系引进资金中,又找到同乡、校友谢本元,要求其给予支持。谢本元遂给成都市农行商贷处处长S写信联系,并打电话请S催办。1992年12月,该公司获贷款290万元。

在联系贷款活动中,华夏钙制品公司经理W指出为当地引进资金的人,根据本地政府政策可以奖励,并同意田积金的建议,聘用田积金、谢本元等4人为“顾问”,每月发聘金每人1000元。

1993年1月,谢本元收取田积金转该公司“顾问费”1万元。1992年8月,江苏省江阴市石油产品供销公司在北京同中国农业银行签了联合贷款1500万元的协议。

1992年11月,全国农业信贷处长会议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会议期间,牡丹江市农行信贷科长M要求谢本元在海南帮助联系拆借资金2000万元,以支持牡丹江市农行信托投资公司在海南做房地产业务。谢本元让海南省农行农业处处长K、主任谢某帮助解决,就此双方达成拆借资金2000万元的协议。1992年12月,M来京,在谢本元办公室交给谢1万元,表示酬谢,谢将该款据为己有。

1992年8月,沈阳市木兰电子集团公司通过沈阳市农行信贷处长Y介绍,申请1993年度在北京同中国农总行签订联合贷款2000万元的协议。同年11月,全国农业信贷处长会议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会议期间,沈阳市木兰电子集团公司财务部主任H在海口市农行招待所送给谢本元1万元表示酬谢。1993年1月,沈阳市木兰电子集团公司经理S、财务部主任H到北京酬谢总行领导,又送给谢本元3000元。谢本元将以上1。3万元现金据为己有。

这样,谢本元在担任农行商业信贷部主任期间,仅半年的时间里便收贿赂款高达6。55万元。谢本元从一个副局级干部堕落成罪犯。身陷囹圄,他在铁窗内反思并自书了犯罪的思想根源,但现在悔之晚矣。

1994年6月3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谢本元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大量收受他人贿赂,数额巨大,其行为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已构成受贿罪。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判处谢本元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没收全部非法所得。

贫困县里的贪官

原浙江省泰顺县县长王文标受贿案王文标,原浙江省泰顺县县长。1995年因受贿罪被判刑。

浙江省泰顺县是个贫困县,至今仍有一些村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然而,就是在这方贫困的土地上,作为一县之长的王文标,却将贪婪的手,伸向了那里的父老乡亲,与此同时,也把自己投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

1992年下半年,泰顺县搞并乡扩镇工作,战州乡部分乡民听说战州将被并入别的镇,便委托泰顺县隧道工程公司经理陈某到县里活动。身负重托的陈某,在一天晚上来到了王文标的家里,请他想办法把战州乡保留下来。王文标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事不是几句话能解决的,慢慢来吧。”一见此状,陈某拿出带来的两条“中华”香烟和一些礼品,还有用信封装好的5000元钱,放在客厅的桌子上,对王文标说:“我经常在外面跑,这次来没带啥东西,这点钱你买点东西吧!”王文标并未推辞。

1993年春节后的一天,为打探消息,陈某又来到王文标办公室,再次请王文标帮忙把战州乡保留下来。陈某临走时,往王文标办公桌的抽屉里塞进一万元钱。

王文标假意推辞了一番,最后又收下了。可是,几天后,他对前来打听消息的陈某说:“看来把战州乡保留下来是不行了,因为其他乡也有这种想法。不过,以后你们地方或你个人有什么事情,我会帮忙的。”这样,陈某所托之事不但没有办成,而且付出的钱也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二)

作为县长,如果有了私心,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是会有许多空子可钻的。

1992年12月,泰顺县土产公司准备在平阳县螯江建一幢综合楼。当时由于建筑工程很少,因此,承包商们都要竞争这项工程。平阳县建筑装潢公司经理叶某为得到这个工程,多次找到王文标,王文标也几次到平阳招投标办公室为其“游说”。最后,平阳招投标办公室定下由叶某公司承建这项工程。为“感谢”王文标,1993年7月,叶某送给王文标5000元钱。但是,这次王文标却和以往不同,着实推辞了一番,但最后还是边收钱边说:“那你以后打死也不能说啊!”原来,王文标推辞是假,怕查是真。

1995年1月,综合楼竣工了,叶某再次送给王文标一万元。

从此,叶某便紧紧地“贴”上了王文标,每到春节,叶某都去王家拜年,甚至连王文标大女儿结婚、小女儿外出读书、王文标五十大寿,都送去成百上千元。

(三)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王文标手中的权力不仅吸引着众多生意场上的人,还吸引着一些渴望“升官发财”的人。

1993年三四月间,泰顺县一干部吴某有一亲戚,其所在的仕阳坑源底矿山发生纠纷,托吴疏通,吴某揣上由其亲戚提供的5000元钱送给王文标。于是,王文标不辞辛苦进行了疏通。随后,吴某又托王文标帮其调动工作。由于已经得到了好处,王文标也欣然同意。

1993年9月,吴某到新单位后,为得到一个“好位置”,不惜血本,再次拿出一万元送给王文标。1994年1月,吴某果然官升一级,被任命为雅阳镇党委书记。权钱交易在此已完全不用掩饰了。

(四)

在多次受贿中尝到甜头的王文标,如今更不能自拔了。光别人送他还嫌不够,他开始张口要了。

1994年三四月间,王文标与泰顺财税局副局长陈某在温州开会。一天,王文标向陈某说:“自己有部‘大哥大’该多好哇!”陈某马上“领悟”了这位上司的意思,说:“这个我替你想办法。”

陈某为何对王文标这么恭维?原来王文标曾帮他把两个女儿安排到了两个好的单位工作。最重要的是,王文标把他从粮食局副局长的位置调到财税局任副局长。

陈某总想找机会“回报”,王文标暗示他买手机,陈某当然欣然应允。

1994年12月底的一个晚上,已等得不耐烦的王文标,一个电话把陈某叫到自己的家中,说:“组织上已决定把我调到市里工作,马上就要走了,‘大哥大’办的怎么样了?”

陈某答:“我明天就去买。”王文标思前想后说:“在泰顺买不方便,缴费要到泰顺来。”陈某立刻会意:“那我把钱给你,你自己去买好了,过几天你到我家来拿钱。”几天后,王文标果真来到了陈某家,收下了陈送给他的2。2万元手机钱,临走时,又收下了陈送的4000元钱。

2。2万元巨款,陈某是从何处得来的呢?

陈某应了以个人名义买手机给王文标,但他当时手中没钱,财税局的资金又不能用。怎么办?他突然想到了泰顺县财税局直属税务所所长何某,让他想办法。结果,何某又找到了泰顺县国营陶瓷厂的会计董某,要董某想办法搞点钱。该陶瓷厂是直属税务所的纳税户,董当即回答,现在厂子亏损,没有办法。何某说:“我考虑一下,可用给陶瓷厂降低税率的办法搞这笔钱。”他还指示将该厂税率降低1。

1%左右,这个“对策”果然灵验。第二天,为王文标购买手机的钱就得以圆满解决。然而,这一“对策”带来的是国家的钱被塞进了王文标的腰包,泰顺县的贫困帽子越戴越重。为此,王文标身陷囹圄,要度过数年的铁窗生涯。

一个副市长迟到的忏悔

原吉林省舒兰市副市长王玉生受贿案王玉生,原吉林省舒兰市副市长。

悔之晚矣副市长这是一个副市长无力的忏悔: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是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培养成一名大学生,希望我成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但我却利用职务之便,在办“农转非”户口问题时,大量收受和索要他人钱物,强奸妇女,已经构成了受贿罪和强奸罪,法律将把我送上审判台。

我无限悔恨自己,决心认罪伏法。这是我罪有应得……这个忏悔的人名叫王玉生,现年54岁,原为吉林省舒兰市主管公检法的副市长。从一介书生,到副科长、科长、副县长,最后得到了副市长的头衔……市场经济的风起云涌,使得他头脑发昏、发热,被“向钱看”的邪风刮晕了头,滑向了钱与色的深渊……嗜钱嗜色毁仕途“要办农转非,必找王大勒。”

这是曾流传在该市的一句顺口溜。近两年,正赶上“县变市热”,该市急需办一批城镇户口。于是王玉生大发户口横财的“机遇”终于来到了:钱多能快办,钱少得慢办,有女人立即办,没有金钱或女人天天上门也别想办!

下面这组蒙太奇镜头,再现了他那嗜钱如命的肮脏历史和令人切齿痛恨的堕落行径。

镜头之一:他姓黄,家有五口人,只他自己是城镇户口,想给家里人都办成“农转非”。

听说王玉生办户口说了算,每人要1000元,于是他东拼西凑总算筹齐了4000元钱,到县城把钱交给了王玉生。可等了一年也没办成,钱也不给退,去向王玉生索要,他却横眉冷对,矢口否认。可怜黄某的4000元血汗钱,打水漂一般无影无踪了……镜头之二:这是一个当事人的自述。

有一次,我和王玉生说起了我小姨子和连襟的“农转非”之事。“王大勒”的贼眼紧紧盯着我妻子,心不在焉地说:“这事包在我身上,好办!只是……”我听出他话外有音,需要表示一下。没过几天,我去王玉生的办公室巴结他,对他说:“我连襟也没有钱,只给你凑了2000元。”我把钱递给他,他连推辞也没推辞,还说:“我现在正需要钱用,既然你拿来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救救急吧!”过了几天,我又给他送去了2000元钱,他接过钱说:“钱送得很及时,这下可救了我的急了,我就不客气了,过几天,你没有时间就别来了,让你爱人来看看,好办!

好办!”真是没办法呀!这年头说女人办事比男人强,再说咱也不会说话,又是求人办事,只好让妻子去了,直到夜里11点多钟,妻子才回来。她回来后一言不发,眼睛直直地望着我。我很害怕,摇晃着问她。她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告诉我,她让“王大勒”给“那个”了。天呀!我脑袋像要爆炸了!这条披着人皮的色狼,我要去告他,可是又一想,求人办事,又已经送了4000元,只得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镜头之三:吕某有个20岁的女儿,长得漂亮,人又聪明,几次招工都被看中了,但都因为不是城镇户口而告吹。为此,吕某找到王玉生,问他能不能帮着办一下户口。王玉生看了看吕某女儿的照片,笑眯眯地说:“你如果急需,我这里有户口,不过你得给我4000元钱。”吕某说:“我没带那么多钱!”王玉生说:“让你女儿明天必须送来我才办!”第二天,吕某打发女儿给他送去2000元钱。王玉生对姑娘说:“这不行,还得给2000元。”姑娘十分着急:“先欠您2000元,凑齐后一定给!”王玉生色迷迷地盯着她,抓住她细嫩的手抚摸着说:“钱太少了不行,要不然,你陪陪我,我少要你1000元。”姑娘根本不懂他的用意,准备陪他在办公室坐一夜。夜里,他强暴了她……多行不义必自毙王玉生利用办户口的“特权”,除了索取金钱、物品外,更要女人。他盖豪华别墅所用的钢筋、水泥、木材、砖瓦、沙石……全部材料都是要来和别人送来的;至于金戒指、金项链、大彩电、组合家具、高级音响、照相机、摩托车……同样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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