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执法人员依法搜查其苦心经营的“小别墅”和他搞受贿交易和腐化堕落的办公室时，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王玉山低下了罪恶的头颅。
公安人员在王玉生家中和办公室里共搜出存折28张，计9。708万元，别人借王玉生的欠款条10万元，各种债券、股票1。3万元，现金1800元。同时还在王玉生之妻的办公室搜出存折两张。所搜出的款项合计为23。188万元，还有一些不堪入目的女人照片、黄色录像带……执法人员经过彻底、认真的调查取证，查明经王玉生之手办的城市户口有26个乡、镇和部门的200多人（户），有关人员都不同程度地从财、物、人方面被“王大勒”“勒”过“一家伙”。通过审查核实，王玉生在此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受贿赂10万余元；除了他家的正常收入以外，还有2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他侮辱的女性达24人之多。
王玉生在认罪书的结尾写道：“我现在是人民的罪人，只能以一个反面教材来警悟那些没有犯罪或正在犯罪的领导者……”北海“炒地”盗财记原广西北海市市委常委吴志强等集体受贿案吴志强，原广西北海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1996年因受贿罪被判刑。
广西北海市，这个曾被称作北部湾盲肠地角的小渔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经济形势日新月异，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繁华而美丽的海滨城市。
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1992年春，以其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优惠的土地开发政策，卷起一场超常、令人瞩目的“房地产开发热”。在这股开发热潮中，一些党政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受贿；一些房地产公司则浑水摸鱼，为了搞到土地批文和好的地块，施展种种手段，大肆行贿。中央纪委等有关部门，按照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要求，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查处……炒地热热度几何面对北海市的“房地产开发热”，渴望一夜暴富的“冒险家”纷纷拥入。
至1993年年底，1200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和投机商杀进北海市，最多时每天有上亿元资金流入。人们把北京来的叫“中央军”，此外还有“川军”、“湘军”、“东北军”等等。有的客商开车几千里远道而来，什么事都不做便直奔工商局申请注册公司，工商局的同志问他们找没找到住的地方，他们说，住的地方不着急，先把公司注册了。问注册资金，他们便打开汽车后盖，搬出一捆捆的现钞……当时，北海市的国有土地开发实行的是“低门槛”的政策，这是国家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给北海的一项特殊政策。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北海市的开发和发展。应该说，当时出现的炒地热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但是，北海市市政府在执
行政策过程中出现过的对国有土地的开发转让严重失控，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原因。
北海市的用地控制指标是：1991年14平方公里，2000年90平方公里，2010年161平方公里。而到1994年8月，经市规划局划出红线图的土地却已达154平方公里。北海市18年的用地配置，仅两年时间便已用完！北海市先后兴办10个开发区，除两个经自治区和国务院批准外，其余8个开发区总面积15。44平方公里未按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批准。
如此超规模的土地开发，使北海“房地产开发热”从一开始便充满了投机色彩。由于炒家如云，你炒给我，我炒给他，使低地价变成了高地价。五六万元、十二三万元一亩的土地，被炒到了四五十万元，有的甚至达到上百万元，而如此高的地价又使后来的真正投资者望“价”却步。
说是炒地，实际上是在炒图纸。
按正常程序，用地单位向市计委提出立项报告，市政府批准后，市规划局选址（画出蓝红图），环保、消防等单位签批，然后，市规划局出具红线图给市土地局，市土地局按红线图征用土地，收取出让金并出具“土地使用权出让书”。但在炒地热期间，市规划局把红线图直接交给申请用地单位，用地单位未到市土地局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书”便开始炒卖，甚至在市规划局出具蓝线图后就开始炒。当时，北海市有一家较大的宾馆皇都宾馆，客商们云集这里。皇都宾馆大堂成了房地产交易所，有人称这里是房地产交易的晴雨表。出入此处者，相互一见面，便打开手提包，把用地规划图纸铺开，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生意便如此简单地做完了。
炒家如云，而供炒家们炒的土地毕竟是有限的。没有地怎么办？那就去“造”，从一份录像资料讲述的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炒地热到了什么程度。
1993年年初，北海市银滩旅游度假村开发管理委员会虚拟了一个岛，说是要在海中造一个岛出来，到香港举办房地产开发交易会，有个商家订购了这个岛上的土地。2000多万元的订金交出去了，而至今连岛的影子也没见着。于是，人们戏称此岛为“海市蜃岛”。
脱轨的炒作，给北海带来了矛盾与尴尬，也必然结出苦涩的果子。
到1994年年初，北海市房地产市场由热变冷，日渐萧条。许多不知炒了多少回的土地上，依然茅草丛生；有的从农民手中征来的土地，只有几头牛在那里啃着野草，而农民却失去了生活来源；原来6000元1平方米的写字楼，2000元也不再有人问津……北海市国有土地批租、出让过程中的严重混乱和房地产市场上的炒买炒卖，给违法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时间，贪污受贿之风盛行，腐败现象蔓延，上至市级领导，下至乡村干部，从党政机关到企业，都有人卷入。
正义之剑出鞘我国政府绝不容忍腐败。
1994年秋，铲除腐败之剑高高擎起。
这年7月，中央向全国各地派出反腐败工作检查组，到广西的第17组在检查中发现，干部群众对北海市国有土地开发及一些党政干部受贿问题反映十分强烈。
9月，由中央纪委、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审计署、海关总署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广西，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纪委以及北海市市委的支持下，司法机关协同作战，拉开了铲除腐败的序幕。
调查工作是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人说，调查工作会给已经滑坡的北海经济雪上加霜。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不断骚扰和恐吓调查人员。有一次，调查人员接到一个电话，问：“你们订的货什么时候取？”当回答“我们没订货”时，对方说：“怎么没订？不是两个骨灰盒吗？”
而最令调查组头疼的是，群众泛泛的反映多，具体线索却很少。正当发现了规划局局长陈成业的受贿问题，准备将其作为北海案的突破口时，由于陈的自杀而使一线曙光再次消失。
怎么办？调查组分析后认为，如果从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非法炒卖土地入手，极有可能从中发现党政干部受贿线索。
果然，这种选择很快见效。调查组在审查北海市京海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韩某时，韩某供认：他有一天与华阳房地产开发实业公司经理李某某聊天，李酒后说，今天办成了一件大事，钱给大家分了分。韩说不信。李说，告诉你存折号码，不信你去查。调查组从这一线索入手，历经几个回合，终于发现了北海市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吴志强等6人的受贿问题。
1995年4月的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了近100名干警以旅游团的名义进入北海。次日清晨6时，一场大雨过后，一次震动广西的大行动开始了。6个搜查组同时出击，分别对吴志强等人的家和办公室依法搜查，结果搜查出300多万元！
吴志强，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搜出其存折和现金近70万元，金首饰10多件。吴志强任海城区区委书记期间，通过为房地产商批地，收受巨额贿赂。据他自己交代，1992年10月，在一次吃饭时认识的个体户吴某求他帮助解决北海第二爆竹厂划拨回建土地，然后由吴某承包开发。一天，吴某搬着一个破纸箱来到他家，说，吴书记，咱们都是姓吴的，算一家子，这点钱给您用吧。这点钱是多少？20万元！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吴志强竟向调查组请求：这20万元算我一家子送的，就不要定受贿了，留给我女儿用吧！
王其仁，北海市土地管理局局长。搜出其现金、存折近60万元，金首饰30余件，高级手表20余块，还有一批高级家电等物品。
李小萌，北海市市政府接待办主任。搜出其存折和现金约40万元，牡丹卡、长城卡等各一张，护照一本，淫秽录像带20盘。
林家旭，市政府办公室秘书四科科长。搜查他家时，除了70瓶高级洋酒外，没有存折和现金。搜查过程中，林专门强调别动书架，说他最喜欢看书。他的异常倒引起了搜查人员的注意，仔细翻查书架上的东西，一个没有别的内容的小本子里，密密麻麻地记了一些数字，到银行一查，原来是他的银行存款记录其个人账户存款93万元。
这次集中行动，彻底打开了办案工作的局面，调查组与有关执法执纪机关乘胜追击，不断深挖，扩大战果。经过近两年艰苦细致的工作，共查处涉案人员123人，其中厅级干部5人，处级干部20人；涉案金额1。1亿元；挽回经济损失3500多万元。
私欲造成的“癌变”
山东省博兴县县委书记张型鲁受贿案张型鲁，原山东省博兴县县委书记。1996年6月因受贿罪被判刑。
1996年6月11日，这一天，对于原山东省博兴县县委书记张型鲁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这位曾经权倾一方、显赫一时的堂堂县委书记，因收受8万余元的巨额贿赂，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1995年10月初，博兴县检察院在调查博兴县原计生委主任张明受贿案时，曾涉及到一位关键证人，取证时，当检察院办案人员问他还给谁行过贿时，他神情诡谲地对办案人员说：“送过，可你们敢查吗？”办案人员立即回答说：“只要你确实送过，无论是谁，我们都会一查到底。”那位证人看了看办案人员脸上那坚定的表情，然后吞吞吐吐地说：“那好……我说，我还给张型鲁送过钱。”博兴县检察院感到此事关系重大，遂立即向地区检察院和滨州地委作了汇报，地委领导当即表态，无论此案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同时指出，此案要慎重，要避免有可能
出现的负面影响。
10月5日，地委几位领导先后找张型鲁谈话，希望他能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然而，张型鲁丝毫没有争取主动的表现，竟还信誓旦旦，表现出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姿态。
10月6日，滨州地委决定立即对张型鲁的问题进行初核，于是，一支由地纪委和地区检察院领导等7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成立了。
10月9日，地委领导决定再找张型鲁谈话。这一次，张型鲁只避重就轻地交代了5笔共计1万多元的受贿问题，又说都已经退回了（事后得知，张型鲁退钱是在6日晚上，也就是地委领导第一次找他谈话后的第二天连夜退回的）。
10月11日下午一上班，地委召开紧急办公会，决定对张型鲁的问题正式立案，并连夜将张型鲁夫妇带回了滨州。办案人员连夜对张型鲁进行谈话。此时，张型鲁还心存侥幸，不言实质。
办案工作进入相持阶段。
一天、两天、三天……
到第四天，在威严的党纪国法的震慑下，在我办案人员的强大攻势下，张型鲁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终于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了。
现年53岁的张型鲁，1962年毕业于山东省商业学校，同年分配到惠民地区行署商业局工作，1986年5月任地区商业局副局长，1988年任博兴县副县长，1990年3月任博兴县县长。1993年1月至案发前，任博兴县县委书记。
1991年岁尾的一天，张型鲁应邀到当时还在兴福镇挂职的原博兴县交通局副局长胡某家喝酒。也许是一种巧合，待胡某刚摆好酒菜，安某便不“邀”而至。菜是好菜，酒更是好酒，那用来助兴的话题当然也不会是毫无意义的闲聊。原来，安某承建了一项工程，现在早已完工，可对方因财政吃紧迟迟拿不出钱来。这次与张县长“不期而遇”，一直高攀无门的安某岂肯坐失良机？于是，一番交杯换盏、你唱我和之后，张型鲁兴致渐高，当场就把追款之事应承下来，夜深席终，脸红耳热的张型鲁正要上车，胡某的妻子拿着一瓶精装茅台酒匆匆地跑了出来，在递给张型鲁时还一再叮嘱说：“这酒你可一定要留着自己用哟……”当时，张型鲁或许的
确没有听见胡妻的话，或许他当时也没有听出那话外之意。回家后，张型鲁随随便便就把酒塞到床下。不久，张型鲁家里搞大扫除，发现这瓶酒竟是早已启封的，打开一看，从酒盒里掉出一叠钞票，一数总共5000元。
人的欲望一旦失控，便会如洪水般一发而不可收。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终于，张型鲁在“诱惑”这个魔鬼的牵引下，一步步向泥潭的深处走去……1993年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之后，张型鲁非但毫无悬崖勒马之意，反倒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他不仅完全没有了以往那种羞答答“犹抱琵琶半掩面”的姿态，而且还在追逐金钱的道路上大胆开拓出一条只有他张型鲁才敢试足的财路来。
在张型鲁看来，我掌握着博兴县的生杀大权，有了权就不怕没钱。你想升迁吗？拿钱来！
你想保住你的位子吗？拿钱来！你想调动工作吗？拿钱来！在博兴县，又有几人不愿巴结权势显赫的张大书记呢？
1994年7月，张型鲁到兴福镇检查工作，碰见了当时在该镇经委工作的某镇领导。
这位领导见四下没人，就从口袋里掏出5张面额为100的美元对张型鲁说：“给你500美元花花。”张坦然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另外，该人为处好上下级关系，个人晋升得到关照，送给张型鲁人民币7000元。
博兴县店子镇书记张殿强久居书记之位，意欲升迁，于是他来到了张型鲁家，奉上现金6000元。
张型鲁对张殿强很欣赏，满口应承给他提个县委常委干干。可惜没过多久，张殿强经济问题暴露，先锒铛入狱了。
1993年4月，胡某和安某多次找张型鲁，想为安某在乡里当教师的儿子调动一下工作。这天晚上，胡某和安某轻车熟路地来到了张家。张型鲁倒也“爽快”，张口就问：“想调到哪儿？”安说：“想调到县计委去……”5000元现金到手后，安某儿子的工作也便如愿以偿了。
自视甚高的张型鲁收钱是没商量的。
1995年四五月份，安某听说博兴县油棉厂有工程，便找到张型鲁请他给帮帮忙。之后，安某虽曾多次打电话找张型鲁催问此事，但张型鲁每次都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推托搪塞。
安又一次催问，张说：“这样吧，晚上到我家再说……”晚上，安某如约而至，奉上了5000元。又过几天，安再次来到张家问及此事，张说油棉厂的这项工程已经安排别的公司干了（事实上，在这件事上，张型鲁连问都没有问过一次，又怎么谈得上帮忙呢），安某无可奈何地准备离去，张型鲁竟还故作姿态地把安某叫住，示意要把那5000元退给他，安某又怎好收回呢？
私欲在膨胀，癌变在加剧。张型鲁对金钱和物质的欲望已经到了“欲罢不能”、“欲罢不忍”的程度。他不仅在家收、在办公室收，甚至在生病住院期间也不愿放弃每一个机会，儿子结婚更是他聚敛财富的大好时机。
面对滚滚而来的钱财，张型鲁的那位“贤”内助李某也激动得坐不住了，她不仅帮助丈夫收敛钱财，而且还赤裸裸地出面索要。1992年，李某在青岛看病时相中了一台高级组合音响，价值7230元，她当时就委托博兴县驻青岛办事处主任王某抽空给捎回来，可音响捎回之后，李某却根本不提钱的事。
此外，张型鲁凭借手中的权力，以办户口、招工、调动工作等为诱饵，先后几次与数名未婚女青年发生过不正当关系，在当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现已查明，张型鲁在任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大搞权钱交易，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其手段之恶劣，受贿次数之多，金额之大都是少有的。
张型鲁一案已经结束了，又一个腐败分子被清除出党，但此案很值得我们深思。
一个市委书记的堕落轨迹
原浙江省富阳市市委书记周宝法受贿案周宝法，原浙江省富阳市市委书记。1996年4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腐败不除国无宁日反贪公告大牢里的“市长”们1996年9月6日，富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葛扬安因涉嫌严重经济问题，被司法机关依法拘留。这一天，市委书记周宝法主持召开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通报情况。他在台上慷慨陈词，威言厉色，要求有问题的党员干部尽快向组织坦白交代。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周宝法也被省纪委“请”去了。应该尽快向组织上讲清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据调查，周宝法通过帮助有关部门、单位解决资金，受贿10次计8。09万元。
通过给企事业单位政策优惠，受贿6次计9万元。
通过封官许愿等方式，“卖官鬻爵”，在安排和使用干部过程中受贿7次计9。5万元。
1996年4月2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宣判大会，周宝法受贿40余万元，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周宝法之妻王瑞珠参与收受贿赂，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周宝法一案涉案人员众多，已有29人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和法纪的处理。其中原富阳市土管局局长吕维贤被杭州市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原富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汪培法被富阳市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原富阳市银湖开发区管委会招商部主任喻德来被富阳市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原银湖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蒋本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他是一个不讲政治的领导干部，于是在其周围聚集了一群狐朋狗友，在吃吃喝喝中走向堕落。
周宝法在一些富阳人眼里是个“肯帮忙的热心人”。堂堂市委书记，别人调动工作求他帮忙，他不厌其烦。小孩读书转学求他帮忙，他乐此不疲。甚至一些违反政策、法律的事求到他头上，他也一样有板有眼地“帮忙”。
于是，在众多的帮忙感谢声中，周宝法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送上门来的钱和物。
周宝法的妻子王瑞珠对判周宝法有罪颇感委屈。她说，我们老周从来都不白拿别人一分钱，他都是替人家办了事之后才收礼，帮了人家的忙之后才拿钱。
周宝法在看守所里也曾大言不惭地说，他虽然犯了受贿罪，但他是“三无牌”的受贿干部：一无故意受贿的动机；二无主动索要的情节；三无受贿后给国家和集体造成重大损失的后果。
周宝法喜欢吃吃喝喝，喜欢与社会上的一些厂长经理交“朋友”。
有一次，上级领导找他谈话，劝他注意自己的身份，不要到处吃喝。他听后很不服气地说，吃吃喝喝，这是联系群众，打牌搓麻将，这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有人说，周宝法是有请必到。富阳就这么点地方，今天在这家，明天到那家，吃了这家，不吃那家，也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久而久之，在周宝法的身边就聚集了一群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
这样的“好朋友”，周宝法在富阳有一大串。富阳市的一些干部说，社会上一些素质较差的私人老板，我们都不敢与他们交往，周宝法却与他们打得火热。
1991年，周宝法带领市里有关人员到富阳某私营厂考察，从此认识了该厂王老板。
1993年春节，王老板到周宝法家，送上1万元“红包”，说：“过年了，请你们自己买一点东西。”
生意人最讲究投入与产出的效益。过了不久，王老板听说市里准备搞个“亿元工程”，凡是村或企业的产值过亿元，都可享受政策优惠。一天，王老板对周宝法说，我们的企业产值虽未达到，但发展前途很大，请周书记扶持一把。
于是，周宝法跟分管副市长打了招呼，王老板的企业顺利进入“亿元工程”。
之后，王老板又给周书记送上3万元人民币。
有人说，周宝法的背后有一支工程队富阳市第二建筑公司。公司总经理楼齐尧与周宝法有着10年的交情，富阳稍大一点的工程，差不多都是由楼齐尧的公司承建。
1987年10月，楼齐尧趁周宝法的岳父住院送上1万元，1992年6月，楼齐尧承建了一幢7层楼的职工宿舍，在图纸会审时，因规划部门只同意建5层而未被通过。楼齐尧找周宝法帮忙，周大笔一挥：批准。事后，楼齐尧给周宝法送上1万元。1994年上半年，楼齐尧得知周宝法要在杭州购买商品房，趁机托周的弟弟送上两万元。
周宝法与楼齐尧打了整整10年交道，算得上是“老朋友”了。有一天，周宝法说，老楼，你不要到处打着我的牌子去办事，今天我告诉你，我周宝法可以叫你楼齐尧在富阳接工程，也可以叫你接不到一个工程。
楼齐尧一听，借着酒胆，大声说，今天我也告诉你，我楼齐尧可以叫你在富阳当书记，也可以叫你在富阳当不成书记！
是啊，周宝法拿了人家太多的东西，吃了人家太多的饭。
楼齐尧掌握了周宝法太多的丑事，太多的把柄。他们两人已经成了“难兄难弟”，虽然明知这是相互利用，但想分也分不开了。
什么叫身不由己？周宝法就是。
…………
就这样，周宝法这位市委书记被糖衣炮弹打得晕头转向，一步步走向深渊。
他是一个不讲正气的领导干部，于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人便投其所好，在赞歌声中权力进入了市常周宝法热心为别人帮忙的另一个原因，是想通过给别人帮那么多大大小孝公公私私的忙，向世人证明：在富阳，我周宝法就是家长。
1992年，周宝法的权力欲得到了充分满足。这年8月，他担任了富阳县县委书记兼县长。他感到顺气，感到舒心。在杭州市召开一次书记、县长读书会上，有同志提出，书记县长一身兼责任很大，压力很大，感觉很累，认为还是分开好。周宝法不以为然，他说，一身兼的最大好处是个人决策可以通过个人行为去实行，不会出现两架马车，可以提高工作效益。
周宝法一旦拥有“个人决策的基幢后，便设法体现”个人行为“了。凡事他都要插上一手，什么事都要他点头才行。
上有所好，下面一些投机取巧的人就会逢迎而上，凡事都向周宝法汇报。
于是工作中芝麻大的事也请周书记批示，请他签字。
于是他的周围总是围着一大帮人，前呼后拥。
周宝法的权力欲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眼睛也迷乱了。尤其在用人方面，他分不清良莠，想不到德才，起作用的只是两样东西“金钱”和“人情”。
富阳市物资局党委委员、物资联营公司经理王曙光与周宝法是老乡，王曙光一直想靠周宝法的关系提升为物资局副局长。
一次，周宝法跟组织部打招呼，说要提拔王曙光当副局长。组织部考查后认为王不符合条件，便否决了。
1992年3月，王曙光邀请周宝法夫妇到珠海等地游了一圈，又趁机送上1万元钱。
于是周宝法再次给组织部领导打招呼，并在市委党委会、书记办公会上推荐王曙光出任富阳市某开发区副主任。周宝法说，王曙光这个人有经济头脑，很会做生意，到开发区当副主任可以发挥他的“一技之长”。
同年10月，王曙光被任命为某开发区副主任。
然而，对王曙光的离任审计结果表明，这个被周宝法称之为“很会做生意”的人，在任物资联营公司经理期间竟亏损近1000万元！王曙光到开发区后呢，非但没赚分文，反而被人骗去数百万元。
1994年年底，当时任杭州继电器厂厂长的楼月根与周宝法出了趟差，回到富阳后便对人说，他要当副局长了。果然，1995年2月，楼月根真的被任命为富阳市二轻总公司副总经理。
许多人感到奇怪。
其实，早在1994年6月，楼月根得知周宝法为儿子买房向其弟借了6万元钱时，便对周宝法说，这笔钱由我来解决。我可以以联营做生意的名义打一笔款子给你弟弟，这不就冲抵了吗？
周宝法笑笑，不语。
事后，楼月根就以“联营咨询服务费”的名义将4万元打到了周宝法弟弟的账户上。
周宝法知道，楼月根可是帮了个大忙，这个忙当然是不会白帮的。
果然，没过多久，楼月根就为自己提职的事找了周宝法。周宝法与组织部打招呼，并在书记办公会上提名推荐。为确保对楼月根的提名在常委会上通过，周宝法亲自找常委们谈话，一个一个地做工作。当他找到纪委书记时，纪委书记发火了，说，这个人怎么能提拔呢？我这里有好多关于他的举报信。
然而，尽管纪委、组织部不同意，周宝法还是提拔了楼月根。
由于周宝法来者不拒，到了后期，他欠的“人情”越来越多，为了偿还“人情”，周宝法在干部使用上经常是先定人选再叫组织部履行手续。组织部要是不同意，他就搞临时动议，搞强行通过。这样的结果是，富阳市的局级干部急剧膨胀，局级领导班子成员平均6。25个，个别部门甚至有10多个正副局长，严重影响了富阳市的干部队伍建设。
1996年三四月间，周宝法在省委党校学习。社会上传闻他学习结束后就要调杭州工作。因此，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就赶到党校去，请周宝法吃饭、送钱送物。当时，杭州正推行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异地交流制度，富阳市的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已调离，新的领导还未到任。
周宝法及时把握了时机。4月16日，周宝法悄悄地从省委党校溜出来，赶到富阳主持召开了常委会，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一口气报了几十个拟提的干部名单。
在场的常委们一下子惊呆了。
周宝法一看这情形，连忙改口说，是不是太多了，多了可以少几个。
当然，周宝法的这个临时动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大多数常委的反对。
他是一个不讲学习的领导干部，于是其头脑被愚昧和迷信所充斥，一步步走进牢房。
周宝法属于那些比较典型的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他1945年出生于临安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母亲省吃俭用供他读书，直到高中毕业，毕业后他在家务农。1964年，他成为临安“小四清”样板工作队队员。1987年1月，调任富阳县委副书记，3个月后，就任富阳县县长。1992年，周宝法任富阳县县委书记兼县长，后任富阳市市委书记。
周宝法文化程度不算高，政治理论素养更是薄弱。
市委中心学习组每年都把制定的学习计划报给周宝法，他信手一扔，高高挂起。
一个人，头脑没有正确的思想武装，不健康的意识就会在头脑中滋长。周宝法不注意学习，久而久之，导致他思想政治素质低下，导致他精神世界的空虚，最终导致他理想信念的动遥富阳市体委有个凌某人，常常打着“科学测算”的旗号为他人算命，在富阳小有名气，一次，周宝法跟那帮“朋友”吃饭时，有人鼓动他“算一卦”，这一算，就把周宝法的心算去了。
凌某投其所好，周宝法心想什么，他就算什么，算得周宝法眉开眼笑。从此，周宝法与凌某交上了朋友。
算得次数多了，周宝法越发迷信起来。
每年新年过后，市委都要召开一次干部大会。周宝法坚持要把大会的日子定在正月初八。
周宝法开口讲话，第一句便是，今天是个好日子。
富阳有个新登镇，周宝法觉得这个名字吉祥。因此，每年新年过后上班的第一天，他都要到新登镇去一趟，以祈高升。
不但如此，周宝法还热衷于烧香求神。一次，他带了一批干部到温州考察，一路上，只要有庙宇，周宝法夫妇都要去拜一拜。
后来，每次遇事，无论公事还是私事，周宝法都不忘请凌某算上一卦。
与其说凌某人算得准，不如说是将周宝法的心思摸得准。
就在市人大主任葛扬安被拘留的那一天晚上，周宝法又一次请凌某算卦。
凌某问：“这次是谁来查的？
周说，是省纪委纪检二室。
凌问，二室管什么？
周答，管省管干部。
凌某装模作样地摆弄了一番后，说，周书记，这次查案不是冲着你来的，他们是来查其他人的。
凌某早已洞悉了周宝法的内心，他知道，周宝法肯定有问题，只是不敢向组织交代，所以只好借助于算卦来渡过难关。因此，凡是周宝法来算命，他一律说没事。
1996年9月，省纪委决定对周宝法采取措施之前的那个晚上，周宝法依然在请凌某算卦。凌某煞有介事地对周宝法说，这次有没有事，就看你能不能过了八月（农历），八月对你是一个关口，只要过了八月，原定的出国考察照常进行。停了一会儿，凌某又说，周书记，你放心好了，我看这次富阳的官场要大变动，只有你一个人没事，成为孤家寡人。
周宝法微微一笑，点点头走了。
在省纪委，周宝法懊悔地说，我一时糊涂，听信了凌某的话，错过了向组织坦白交代的时机。凌某害了我。
在看守所，周宝法又一次说到这事，他淡淡地说，现在我没有了权力，没有了自由，整天一个人闭门思过，真的成了孤家寡人。这样想想，凌某当时说的话还是准的。
是也？非也？
可悲也？可笑乎？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周宝法的堕落再一次向我们的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副市长栽倒在“金中富”
原江苏省南京市副市长钟裕辉受贿案1997年8月5日，南京市副市长钟裕辉，因犯有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
从人民公仆到人民罪人，钟裕辉经历了一个质变。有人说，“金中富”是个泥潭，钟裕辉自从涉足这个泥潭，便越陷越深。
“金中富”风波说到钟裕辉走上犯罪道路，不能不提起“金中富”风波。1992年3月，香港安家富公司派员到宁与有关部门联系，欲在宁开办一家从事期货业务的公司。有关部门经钟裕辉同意到深圳考察后，完全依据港方的虚假资信证明资料，拟写了由有关部门下属的外商投资咨询服务公司与香港安家富公司合资的南京金中富国际期货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中富”公司）的可行性报告，上报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1992年4月21日，在南京外商投资项目会审会上，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期货交易属国家禁止投资行业，所以在这次会上只通过了“金中富”公司可以立项的决定。但对该公司的经营范围规定为从事商品期货的咨询服务培训。4月26日，市计委、外经委据此对“金中富”公司可行性报告进行了批复。
香港安家富公司对此结果当然不满意，他们派出有关人员于同年5月1日在金陵饭店宴请钟裕辉，在酒足饭饱之后，港方代表提出扩大经营范围的要求，钟裕辉当即表态同意。
就在“金中富”准备开业时，国家外经贸部在得知“金中富”公司经营范围这一情况后，根据当时我国尚不具备开展国际期货业务条件的状况，于1992年6月20日以“92外经贸函字条368号特急函”致南京市外经委，明确要求取消“金中富”公司期货交易业务，变更经营范围。该市外经委及时向钟裕辉请示汇报，但钟裕辉却没加以理睬，于7月8日指示市外经委不作更改，责任由市政府承担。
在钟裕辉的庇护下，1992年6月，“金中富”公司成立。开业伊始，“金中富”营业大厅内出现了人头攒动、争相下单的热闹场面，资金翻番的奇迹时常发生，正当人们沉浸在遐想中时，该公司的客户就发生大面积亏损，在日本东京期货交易市场做红豆交易的客户更是血本无归。尽管“金中富”公司竭力辩解说，交易是按正常的渠道在进行，但种种反常情况表明，是“金中富”公司根本没有将交易指令传到国际交易所执行，而在严重违规，私下对冲，大肆侵吞客户资金。
从3月中旬开始，群情激愤的客户聚集到设在南京闹市区的市家电总公司二楼的“金中富”公司讨“说法”，要求该公司提供公司信息是否与国际期货市场同步显示的证据，拿出公司与国际期货市场之间成交的买卖单，一旦证实公司欺骗客户，公司就必须赔偿客户的经济损失。“金中富”拼命解释，但就是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证实。为此，引起了部分客户的强烈不满，终于导致了一部分客户的过激行为，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金中富”风波。
事件发生后，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南京市市政府专门组织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处理有关“风波”的事宜。在政府的大力协调下，“金中富”的风波被定性为“商务纠纷”。处理“商务纠纷”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于是客户纷纷诉诸法律。几场官司下来，“金中富”因拿不出有效的证据而败诉。
种种超乎寻常的迹象，终于使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部门下了决心：对“金中富”公司的港方安家富公司进行彻底调查。
纸是包不住火的。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终于在1995年初证实了安家富公司期货诈骗的阴谋，而与“金中富”公司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原南京市副市长钟裕辉也露出了狐狸尾巴。
“来者”不拒1993年5月，当时分管外经贸工作的钟裕辉率南京市政府招商团赴香港招商。此时正值“金中富”风波期间，香港安家富公司总经理陈某，副总经理邓某等人正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千方百计想要平息这场风波。
5月中旬的一天，邓某来到招商团的住处富丽大厦，力邀钟等一行到安家富公司考察。
在经过一番斟酌后，钟决定派市外经委等部门的有关人员前去考察。安家富的人员把考察人员带到了一幢很不起眼的大楼前，安家富的一块牌子也是歪歪扭扭地挂在门前，上了楼，几间不大的办公室也空空荡荡，全然没有一个正规期货公司应有的设施。
陈、邓一伙感到现在最重要的是抓住钟裕辉这条“大鱼”，为了他们最终的利益，他们把赌注押在了钟的身上。
陈精心准备了一块价值十余万港币的劳力士金表（经权威部门鉴定，此表非瑞士原厂原装劳力士表，1993年5月价值港币为14万元整），准备送给钟裕辉，但从内地到香港定居不久的邓说：“这么名贵的表，国内干部戴不出去，一般的表又没有意思，还不如送钱更实际些。”他的提议得到陈的赞同，于是两人重新准备了20万元港币和一大堆遮人耳目的安家富公司的资料又赶到富丽大厦。
陈、邓的到来，并没使钟感到多少意外，在落座后，陈、邓对刚刚发生的事进行了一番解释、表白，陈便迫不及待地掏出准备好的20万元港币塞给钟。面对巨款，钟的心里多少有点害怕，他慌忙推辞。几番来回后，陈便把钱交给了邓：“老邓，这钱你帮钟市长拿着。”
邓心领神会，此后，他以自己的名义（因没有钟的护照）帮钟把这笔钱存进了香港一家银行，钟返宁后不久，邓便在钟的办公室递上这20元万港币的存单。
在陈、邓的面前，钟裕辉的贪欲暴露无遗。
两天后，邓奉陈之命再次找到钟：“钟市长，这是陈老板给你买的一块名贵手表，请你无论如何要收下。”说着从包里拿出了东西。打开表盒，里面躺着一块俗称“满天星”的劳力士金表，表重141。79克，290颗大小不一的钻石镶嵌在表盘上，熠熠生辉。钟从心里喜欢它，便笑纳了。
既然收了，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港期间，钟裕辉一边招商，一边为己敛财，除了收受安家富公司的20万元港币和价值14余万元港币的劳力士金表外，还收受另一台商的贿赂5万元港币。
就港商让“金中富”公司港方副总经理邓某送给钟20万元港币一事，判决书是这样认定的：钟当时推辞未收，邓遂以自己的名字存入香港一家银行，然后将存单送给了钟。在查办“金中富”公司案件期间，钟怕此事败露，先后将此存单和其他赃款赃物一并转至他人家中藏匿。随后，钟又将该存单取回撕毁，但将存单日期、账号等记在工作笔记本里。1996年1月，检察机关将该款及利息共21。96万元港币从银行提出。鉴于这20万元港币是用邓子浩的名字存的，钟尚未实际取得该款，故未作受贿数额认定。该笔款由法院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另外，判决书认定，钟裕辉有20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清其合法来源，另有非法所得共计19万元港币、4700美元和价值30万元人民币的物品。
贪欲导致毁灭钟裕辉1966年大学毕业，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一定的造诣，业绩不俗，1988年1月，他当选为南京市副市长，主要分管财贸工作。
从副市长到人民的罪人，这一角色发生了质的变化，造成这一转换的根源是什么呢？
承担此案公诉人的两位检察官胡朝华、陆宁平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其自身的主观因素。钟平时不注意学习，组织观念淡漠，思想上出了问题，行动上则是在“请客送礼、吃喝玩乐”中逐渐丧失了警惕。从接受200多元的手表、1000多元的照相机开始，发展到涉足美国赌场拉斯维加斯、香港跑马尝澳门赌城等境外灯红酒绿之处。
钟裕辉的所作所为，有力地揭示了他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贪欲！
私欲铺写的悲剧
广东省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受贿案马红妹，原广东省汕尾市副市长。1998年5月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她说：“我认为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
1997年初夏的一天，汕尾市迎宾馆通往Ｃ楼的长廊上，款款走来了一个女人。她身着新潮套裙，腋夹精致皮包，细眼微眯，左顾右盼，感觉十分良好。她叫马红妹，“芳龄”54岁，汕尾市声名赫赫的副市长。此刻，仿佛又是来出席某个重要的会议般，她慵懒地推开了那幢别墅的门，这一推，也就推出了她那沉重的人生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