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与省属Ａ公司经理屈某进行联系，得知Ａ公司对在娄底施工兴趣不大，但愿意参加二水厂工程投标。这正中康老板下怀，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口头联营协议，即由具有投标资格的Ａ公司出面投标，中标后则由康的公司打着Ａ公司的牌子负责施工，并向Ａ公司缴纳4。5％的施工管理费，康某也挂名为Ａ公司的“经理助理”。互利互惠，两不吃亏。下一步是打通娄底官场上的“关节”。这也难不倒这位“雄心勃勃”的康老板。他很快找到了颇有神通的银行职员唐某，通过唐某介绍，结识了曾在娄底市任过副市长的杨某（事后，杨、唐分别从康手中得到信息费3。4万元和1。8万元）。1993年12月9日，经杨某引荐，康老板一行第一次拜见了上任刚好一年的廖市长，得知二水厂一期工程投标已结束，二期工程“可以考虑”。
事情进展如此神速，令康老板心花怒放。钱能神通，利益的链条将原本交情不深的人紧紧地连在一起，环环相扣，谁个不肯卖力？
1994年的新春即将来临。康老板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将娄底的情况电告Ａ公司，并提出“给有关领导拜个早年”。春节前的一天，Ａ公司经理范某亲临娄底。康准备了一份“薄礼”价值4190元的1条金项链和1枚金戒指，托范转送给廖升阳。当晚康、范、杨、唐4人赴市长办公室拜访，提出带资600万元投入二水厂工程建设、参加项目投标的要求，得到市长允诺：“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考虑。”
一诺值千金。会晤结束告辞后，范单独杀了个回马枪，将金器送与廖升阳。廖起初不收，范豪爽坦言：“这与我们投标中不中标毫无关系，本人还是讲交情的。”盛情难却，市长只得将金器带回家交给夫人。此后不久，他就委派指挥部有关人员赴长沙实地考察Ａ公司。
考察结果令人失望，所谓带资600万元全是谎言。尽管如此，廖升阳在听取实情后仍然坚持：Ａ公司要参加投标。
因有些人反对Ａ公司参加投标，投标问题尚未最后定局，康欲进一步加大“感情投资”。
2月初的一天晚上，他约指挥部的张某陪其去市长家“拜年”。此等巴结上司的美事，张某岂有不陪之理！康拿了两万元现钞，又到商厦买了礼物，连钱带物放入塑料袋中，一同来到廖家。市长不在家，夫人出面接待。闲谈一会儿，两人起身告辞。张某临别时还没忘叮嘱一句：“放在你家桌子下面的那个包，要收好。”廖妻也没太在意，回屋顺手将袋子提进了卧室。
3天后，廖妻在清理物品时，发现袋里有大量现金，即告知廖升阳。廖就把子女一齐喊进卧室，追问钱的来由，都说不知。最后还是夫人回忆起张某的“叮嘱”，才估摸到是张送的。
市长随即唤来张某。张宽慰他道：“Ａ公司经理送的。这事你放心，不会出问题。”廖升阳仍感不妥，探问此人为人如何。张说，此人靠得住，放心。廖妻将两万元锁进了密码箱里。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康老板的一番心血没有白费。在3月1日的工程指挥长会议上，廖市长关于Ａ公司参加投标的意见得到了传达贯彻，Ａ公司被正式确定为投标单位。3月23日，指挥部在市委迎宾馆召开颇有规模的招标会，市长亲自赶来坐镇。省属Ａ公司所向披靡，一路过关斩将，两次投标均以高分中标。旗开得胜，两公司不过是串通玩了一套“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工程旋即落入了康老板之手。
市长与大款成了朋友一来二去，廖市长和康老板成了“忘年交”。一个有权，一个有钱。有钱的没权，有权的没钱，彼此帮衬，真是“相得益彰，优势互补”。
这时，康的施工队伍遇到了新的难题，工程进度款屡被拖欠，工程质量需重新标定，价款要增加，施工人员多次向指挥部反映，均未获解决。康老板闻讯后心急火燎，于7月4日开着私家小轿车，带着3名公关小姐从新化本部赶赴娄底。抵达后即打电话，约市长当晚到大富豪酒家晤面。碰巧当晚全城停电，黑灯瞎火，康担心廖升阳不会赴约。晚7时许，廖升阳摸黑走进了包厢。康示意厢内的小姐出去，从包里取出事先包好的两万元现钞递给他：“一点小意思，请笑纳。”廖不受，大款也顾不了斯文，趁着天黑没人看见，硬是扯开他的衣兜将钱塞了进去。此举刚完成，恰好来电了。两人也没有多说，就和小姐们到餐厅共进晚餐，而后一同到舞厅
莺歌燕舞。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远远超出了廖在乡下工作时所结交的农民兄弟。康老板也确实比那些地地道道的农民更够“朋友”。7月初，廖升阳对来访的康老板强调要抓好工程质量，同时顺便提到机关新盖的宿舍质量不行。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的大款马上提出要给市长装修住房。没过多久，市长“官郾焕然一新：多彩喷涂、墙裙、吊顶，花费6000元，康还特意到长沙买了一台价值6800元的分体式空调送到市长的新居。市长提出”要付款“，大款岂能收钱！照康后来的话讲，是”巴结他都来不及，哪有可能找他要钱？“
大款的优势不只表现在金钱上，也同样体现在美女身上。9月的一天，康的一位情妇、年方20岁的曾某来到娄底，呼了廖升阳的ＢＰ机，廖立马回话，曾小姐娇声啼转：“市长呀，你要多关心康经理，大力支持他的工作碍…”市长正在公干，没工夫多费唇舌，就叫曾中午到宾馆某某房间等他。曾某如约而至，发现市长正在房内等得猴急。熟谙男女之事的曾某当然明白这个老男人的心思，一番拥吻之后，就闭眼躺着，任廖升阳脱去衣裤……陶醉在无限春色中的廖升阳，早已把党性、道德和在换届选举时所立下的旦旦誓言抛到了九霄云外。
权力，金钱，美色，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什么肮脏丑陋的东西，但如果彼此结合在一起，互相交易，就必然会生下丑陋肮脏的畸胎。这畸胎名叫“腐败堕落”。
纪检干部和检察官联手破大案纸终究包不住火。1994年11月初，中共娄底地委接到了群众重要举报线索。
虑及廖是市政府的头面人物，地委格外慎重，指派纪检部门展开外围调查，并由反贪局派出数名检察官协同作战。11月8日，廖案中的关键人物康老板被检察机关传讯，案情得到实质性突破。
风吹草动，廖闻讯后坐卧不安。这个月的中旬，廖家几乎是在紧急商量善后处理办法的惶恐中度过的。家庭会议的一致意见是尽快转移赃款，不留把柄，并确立分头行动计划。廖升阳找到康老板手下的一名职员，请求他证明自己退过两万元的乌有之事，并给远在长沙的曾某打电话，要她对他们的关系守口如瓶，绝不能向任何人揭开盖子……11月20日，淫雨霏霏，正值星期天，一大早，廖就给贫困山区双江乡挂去电话，声称要去检查冬播生产，然后叫小女儿从银行取出两万元现金，叫上指挥部的张某等人，一辆小车直奔双江山区。下车后，张某等人去钓鱼，廖在乡党委书记陪同下，撑一把雨伞，踩着泥泞，来到该乡最贫困的企石村，走马观花看了一下冬播情况，就直奔村支书家听取汇报。
村支书只是叫苦，说村民如何困难，经济如何落后，请求领导关心照顾云云。廖从公文包里掏出齐崭崭一厚沓现金，说是捐助村里。文书开出收据，注明“廖市长支援贫困山乡公路建设款贰万元”。并按廖的要求，将日期写成“1994年8月14日”。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
此后，在与纪检部门的几次较量中，廖升阳以此为据，一口咬定他“在8月份就将钱捐给了贫困山区”。
与此同时，廖的小女婿按照妻子的吩咐，将数万元的存折连夜送到了邻县老家。小女将2。3万元的存单及6个金戒指、1条金项链转移到了乡下，并将另外5个金戒指、1条金项链送到其姐家，要其姐分别退还送礼人。儿子也将5000元的现款送还了包工头王某……这次财产大转移，几乎使廖家变成了一空如洗的“清廉之家”。
兵贵神速。11月24日，娄底地委经请示湖南省委同意，宣布廖停职反省，立案查处。
几名出色的纪检干部披挂上阵。数次交锋，防守坚固的堡垒终于打开缺口。12月1日，地委正式将廖移送检察机关查处。12月12日，廖被逮捕。慑于法律的威严，廖表现出了积极的认罪态度，不仅供认了全部受贿事实，还捎信要妻子儿女配合司法机关的工作，而且主动检举揭发他人违纪违法事实，自觉走上了宽大自新之路。至此，“湘中受贿第一案”全线告破！
“5；16”非法移民案
原河北省清河县县委书记段连庄参与非法移民案段连庄，原河北省清河县县委书记、邢台地区人大联络处主任。1996年因参与非法移民案被判刑。
1995年4月17日下午3时，一个由87人组成的“中国农民企业家考察团”飞抵加拿大多伦多市。
多伦多市对“考察团”非常重视，接待规格很高市长亲自到机场迎接，还计划安排一场规模盛大的欢迎会。然而，欢迎会还没举行，“考察团”成员却几乎全部失踪！
5月12日，加拿大华文报纸开始对这一事件作连续跟踪报道。一时间，国际新闻媒体竞相转载。
5月13日，新华社从渥太华发来专电，报告“考察团”大部分成员在加失踪的情况。
5月16日，同样内容的《动态清样》送到中央领导手中。江泽民、钱其琚任建新、罗干等同志都作了重要批示。
这就是中外闻名的“5＆ｍｉｄｄｏｔ；16”非法移民案。
根据中央领导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机关立即行动，时隔不久，与此案有关的13名犯罪嫌疑人相继归案。
但是，此案并未结束。原因不仅是“考察团”团长薛增珍在逃，更重要的是，几乎侥幸逃脱制裁的参与此案策划和组织的段连庄，被河北省纪委立案调查。
段连庄，原河北省邢台地区人大联络处主任，这位厅级干部参与非法移民，在案件所产生的震动之上更掀波澜。
一时间追溯到1992年年初，“5＆ｍｉｄｄｏｔ；16”非法移民案中的“考察团”团长薛增珍，在当时还是河北省清河县王官庄镇大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他看到许多人通过多种方式一天天富起来，自己也琢磨着找一个致富门路。
经多方奔走，薛增珍终于在北京找到一个关系，拉来一些资金，创办了“河北省北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对这个名不副实的公司，工商部门虽然提出过异议，但最终还是被批准了，而且，在家赋闲的段连庄也被请来做了顾问。
段连庄曾任清河县县委书记，1989年4月任邢台地区人大联络处主任。经县委协调，他作为“河北省北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这个私营企业的顾问。
段连庄上任伊始，没顾上考察企业的发展规模和偿还能力，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忙着张罗借款。不到半年时间，段连庄拉来了540万元的贷款。因而，“河北省北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一跃成为清河县实力最强的企业之一，薛增珍成了十分风光的经理，段连庄也因其劳苦功高而处在了十分特殊的地位。
不过，这都是表面现象，薛增珍根本不懂经营管理，既不管财务，也不管业务，只是一门心思跑官买官，沽名钓誉。
当了半辈子“官”的段连庄则把精力放在权和钱上，大到厂区工程结算、数万元的购货预支款，小到一两元的发票报销，都要段连庄签字同意。
一年过去了，薛增珍捞到了政治资本县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
段连庄呢，也再次尝到了人上人的滋味。大事小事一句话，大钱小钱一枝笔，当县委书记、地区人大联络处主任都没有如此痛快。
然而好景不长。1994年，几笔贷款先后到期。540万元的贷款无法偿还，工人发不了工资，企业濒临破产。
二薛增珍这个原本就不懂经营的“企业家”意识到公司再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便决定放弃企业，铤而走险。
经人介绍，薛增珍结识了广州大观园公关部经理王克伦。王告诉他，现在沿海一些人想出国，但由于管得严，办不了护照，搞偷渡危险性又大，如果内地有关系开些身份证明，再到沿海办理护照，每办出去一个，就能得近万元的“好处费”。
办理护照第一步要有身份证，于是一个造假身份证的秘密活动开始了。
段连庄、薛增珍找来清河县乡镇企业局局长闫恒贵和王官镇党委副书记刘某，随便列了7个熟人的名单，谎称这7个人的身份证丢了，轻而易举地从乡派出所开了假证明。
在利益、关系和权力的相互作用下，公安局不仅开具了7个人补办身份证的手续，还派户政科副科长带他们一起到省公安厅制证中心办理假身份证。
7个假身份证到手，薛增珍又让人把这些身份证进行复印，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将通过福建“蛇头”弄来的7个福建人的照片附在假身份证上再次制作后，交给王克伦，由他在广西办理了7本护照。
就这样，7个早就想偷渡国境的人在段连庄、薛增珍的精心策划下，混到广州的一个经贸考察团中，大摇大摆地出国了。
时间不长，这7人全部出逃。薛增珍也从中获取了数万元的不义之财。
三贪欲是没有止境的。
组织7人偷渡成功，使薛增珍胃口大开。他要再干一次大的，打算组织上百人偷渡出境，再狠狠地赚上一笔。
一个规模更大的秘密策划组织非法移民的方案在这里酝酿产生了。
这不是组织运送他人偷渡吗？《全国人大常务会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已经颁布，段连庄意识到这样做后果的严重性，但上次偷渡的成功和金钱的驱使，使他们失去了理智。
薛增珍还在滔滔不绝地说：“上次组织的人少，赚头校这次我们如果组织100人，就可以赚100多万元。”
最后，他们商定，出国目标：加拿大；组织团名称：河北省农民企业家考察团；团长：薛增珍。
这么多人如何组织成行？策划的结果是：继续采取搞假身份证偷梁换柱的手法，由王克伦办理出国护照，香港人区英贤与加拿大律师事务所联系，办理到加拿大的签证。
关于“考察团”副团长的人选，他们也颇费了点心思。段连庄不能任薛增珍下面的职务，只能继续做“顾问”。闫恒贵作为副团长，当属天经地义。而另一名副团长由谁担任呢？他们想到了石名。
石名何许人也？他原来是河北省国际经济投资公司总经理，因倒卖护照问题受到党政纪处分，并被调至河北省正大公司，成了一般工作人员。薛增珍他们知道，这人虽然犯过错误，但懂外语，会弄虚作假，是一路人，做副团长正合适。
于是，一连串的弄虚作假活动开始了。
为了蒙骗公安机关，搞到假身份证，他们先拟定了一个85人的“河北省农民企业家考察团名单”。名单全部用的是清河及附近几个县的乡镇企业干部职工的真实姓名，单位和职务栏内则随意填写。段连庄名下填的是“清河县人民政府顾问”，而薛增珍填的是“清河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经理”。
办身份证用的照片和户口本，这85人中除了“考察团”的头头和亲戚外，其他的从何而来？段连庄一伙有的是办法。他们把名单中开列的那些乡镇企业干部职工挨个找来，问他们是否愿意代表企业出国考察。这些连省城都很少去的人听说让出国，真是喜不自胜。他们高高兴兴地拿来照片和户口本，恭恭敬敬地交给厂领导。然而，他们哪里想到，半年后出国的竟是一个个和他们叫着“同样名字”的外地人！
假身份证虽然有了，但办理签证还需要两个重要材料：一个是组团单位证明，一个是银行资信证明。
为此，在广州办手续的薛增珍给闫恒贵打来电话。闫恒贵又请示段连庄：“段书记，企业写个证明好办，银行的资信证明手续挺麻烦的。”
“别嫌麻烦，抓紧办，该托人就托人。”段连庄这是要暗示闫恒贵办这种事要给人“意思意思”。
此后，闫恒贵将薛增珍从广州传来的“考察团”人员名单重新复印，换上企业局的文头，加盖了公章。又通过关系找来“中国工商银行清河县支行”的稿纸，写上“我县乡镇企业局闫恒贵等85名同志赴加拿大旅游、考察，在我行特存专项款共计人民币叁佰肆拾万元”。
没过多久，这个假资信证明就盖上了“中国工商银行清河县支行”的公章。
已拿到各种证件的薛增珍在广州几经周折，仍未能办妥出国护照。他又到云南活动，终于在云南骗取了全部的出国护照。
一本出国护照摆在段连庄面前，护照首页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证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公章也端端正正地盖在上面。在段连庄的照片和名字下面写着：出生地点：云南，住址：昆明市民航路48号。
面对这本假护照，段连庄开始清醒了些，他意识到这真是在开“国际玩笑”。他看了看薛增珍，然后说：“这次出国，我不去了。”
薛增珍显然对段连庄出尔反尔的做法很不满意，但又碍于“老领导”的情面和地位，不便说什么，只是很不乐意地要求：“你不去也可以，但先别跟闫恒贵和石名讲，以免影响他们出去。”
为了稳住两位副团长，1995年4月11日，段连庄同闫恒贵、石名一起乘车来到济南机场，又一同乘飞机飞往深圳。
在深圳，“蛇头”已将准备偷渡的70多人集合完毕，交给“考察团领导”。
一切组织安排停当，薛增珍突然宣布：“段书记不去了。”
闫恒贵和石名大有上当的感觉，质问段连庄：“您多次鼓动我们去，您怎么反而不去了？”
段连庄只好以“年纪大了，血压高，去了也是累赘”这样的话搪塞过去。
第二天，“考察团”出发，为表诚意，段连庄亲自送行。到罗湖海关，他假惺惺地说：“前面不能再送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回去了。”
四4月17日，段连庄从深圳坐出租车回到广州，在这里，他遇到了邢台市外侨办旅行社的柏某，段连庄得知，此前，薛增珍还同这个旅行社组织过20多人的偷渡团组，柏某这次来广州就是催办偷渡团组签证的。当段听柏说“搞出国手续要通过山东、广州转云南办，又费事又难办”时，段连庄为之打气说：“难办也得办呀，要抓紧，时间就是金钱。”
正当段连庄鼓动这个团组继续搞偷渡手续时，赴加拿大的“考察团”出事了。
4月下旬，“考察团”的领导们狼狈回国，并与介绍人、律师发生了钱财纠葛。
为了解决纠葛，段连庄东奔西走，帮助他们瓜分组织偷渡骗来的不义之财。
执迷不悟的段连庄还参与了转赃销赃活动。
薛增珍回国后，即在清河县中行存入30万美元。段连庄明知这是偷渡所得的赃款，但仍然亲自出面与清河县的领导协商，将款转到了县城建开发总公司的账号上还了债。
薛增珍深知自己罪行深重，回国不久便潜逃了。潜逃期间，仍然与他的“高级顾问”保持联系。6月10日，薛增珍从北京打来电话，让段连庄速到北京梅苑宾馆。
次日，段连庄驱车赴约，薛增珍将装有120万元人民币的提包交给段连庄，放入了汽车后备箱，明知这是赃款，而段连庄却当天携款返回清河，存入县工商银行。几天后，又把钱转到中行的账上还了贷款。
7月，闫恒贵、石名在云南落网。
作为参与者和知情人，段连庄清楚，组织偷渡的真相一旦被揭穿，他也难脱干系。所以，他不遗余力地为闫恒贵、石名等人活动，企图用金钱买通公安机关，放出闫、石等人，从而保全自己。
他先是到县委、县人大、县政府活动，提供假情况，请领导共同出面保释被羁押者，然而，他又亲自找到薛增珍的家属，指使其筹集12万元准备赎人。
在他的策划和组织下，清河县委、县政府、县乡镇企业各派出一名领导携款赴云南赎人，结果遭到严词拒绝。
正在段连庄为其同伙奔波开脱之时，他这个几乎漏网的案件主角之一也被省纪委立案审查了……1996年10月，省纪委作出决定：将段连庄开除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悔恨已晚，对于段连庄来说，这是终身遗憾。
也许，后人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贪县长栽在“国道”上
原广东省佛冈县县长廖添财受贿案廖添财，原广东省佛冈县县长，1996年3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距广州北约80公里处，在佛冈县境内的一片丘陵山区，一条窄窄的石板路从山岗间的一个小村子里蜿蜒伸向远方，当年一个农家少年从这条小路出发，背着行囊投身于外面的世界。许多年后，这个昔日的农家少年回到了家乡，并在几年后当上了佛冈县县长。再后来，他在家门口一条宽阔的名为106的国道上，偏离了人生坐标，走上了一条歧途，他就是原佛冈县县长廖添财。现已查明，廖添财在106国道佛冈路段改造工程等多项工程发包中，利用职权之便大肆收受贿赂，受贿37万多元，非法收入达70多万元。1996年2月10日，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3月18日，经合议庭及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议论
决定，依法以受贿罪一审判决廖添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其所收赃款赃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从战士到县长1963年，刚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佛冈仍旧十分贫困，廖添财家和许多人家一样，只有到吃晚饭时才能见到一点大米的影子，芋头、木薯成了主食。那一年，正好部队到佛冈征兵，刚满18岁的廖添财就参了军。
来到部队后，这个淳朴而又勤快的小伙子很快得到部队领导的赏识，被调去学驾驶技术。
廖添财刻苦认真，学到一身过硬的技术，被提拔担任小车班班长。
从此他的人生之路虽然艰辛，但却一步一个脚印，留下许多闪光点，多次受到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表扬，最后被提拔为正团级干部。
1986年，廖添财调回佛冈，任佛冈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任职不久，上级指示他带领400多人到偏僻的高岗镇完成3000亩植树造林任务。廖添财和大家一道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提前3天完成任务，受到盛市、县各级的表彰。第二年，县武装部第一次被评为全省先进单位。
出色的工作得到各方面的赞许。1989年，廖添财从部队转业，担任佛冈县副县长。
不到一年又担任了县委副书记，这样在短短几年内，廖添财连续在佛冈县党、政、军机关担任重要职务，可谓春风得意马蹄轻，廖添财自己感到眼前一马平川，前途光明。
然而驶入快速道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意加速，可以不顾红灯的警示，甚至可以不看路标，不问方向。其实就在廖添财感到自己官运亨通人生得意之时，红灯已向他亮过一次，只不过被他自己忽略了而已。
还在他任佛冈县人武部部长之时，一些小事已显露出他为人处事中的某些不良趋向。人武部下面办了一个经营电器的门市部，经济大权由廖添财一手掌握。一次，他的孩子买了几盘录音带，拿着发票到门市部报销。会计看到廖已在上面签了字，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给他报了。从此廖添财的老婆孩子经常拿着廖添财签过字的发票，来门市部报销。单位有时给大家搞福利，分点东西，廖添财的老婆提出领导要多分一份，门市部也就照此办理了。有人曾戏称他的名字用粤语讲正好同“要贪财”同音，他听后丝毫不以为然。他的一位老领导曾提醒他：“你的那些毛病（贪财）要
是不改，到地方上没有好处。”
1993年，廖添财当选县长后，立即宣布财政支出由他一枝笔统管，至于财政收入则交给别人。人事权他也紧抓不放，他兼任县编办主任后，刚宣布说县委县政府已超编，一概不许进人，转过身就把刚中学毕业的女儿安排进了县财政局，还为女儿专门配备了一部手机。
几年来县编办从未开过一次会，连兼任副主任的组织部长也搞不清哪个单位进人、哪个单位减人。廖添财想：财政、用人的大权已牢牢地捏在手心，前进的路上再也没有需要绕开的障碍物了，从此可以海阔天空，信马由僵。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对立统一的，就在他云里雾里得意忘形之时，罪恶的种子已开始发芽成长。先是老家有人托他搞点水泥建房用，廖正好遇上一位姓邱的包工头，便向他开口借10吨。“县长大人”这点小小要求哪有不照办之理？包工头当即表示：“得，我叫人将水泥送过去。”
几吨水泥就攀上这位说一不二的县长，邱某心里乐开了花，之后，他便开始算计着这投入产出的巨大回报率。邱某打听到“县太爷”有打麻将的爱好，虽然自己不会，但给县长提供点“赞助”还是可以的。于是三天两头陪着廖添财去砌“方城”，时而给他1000元、2000元做赌资。还有一次干脆将廖拉到澳门让他一显身手，并一次给廖1万元筹码，让他尽情“搏杀”。
有投入就会有产出。1993年春节，邱某了解到县邮电局要建宿舍楼，就拿了8000元来到廖家。廖添财正在客厅里搓麻将，邱某将他拉到饭厅讲明来意后说：“这是一点小意思，将就花吧。”廖添财也不多言，一声“得”后，将钱往裤袋里一揣，又返回麻将桌边。
权钱之间的交易已简单到不需要任何掩饰和过渡的程度。几天后，邱某顺利地接到了工程。
回报的闸门一旦打开，包工头也就迎来了“丰收的季节”。县政府有一块约250平方米的空地被邱某看中，廖亲自指示行政科转让给他。廖添财得到“用来饮茶”的“好处费”5000元。
有了姓邱的包工头与我们这位“县长大人”的权钱合伙范例，其他的“老板”们就如猫嗅到了腥味，纷纷赶来。某外地“老板”在佛冈办厂，建厂之初便向廖“进贡”了一台33英寸的大彩电和一部影碟机。后来该企业因报建手续不全被勒令停产，廖打了个招呼便办妥。
老板立即奉上1万元人民币以表心意。
就这样，廖添财喜滋滋地点着“老板”们“打赏”的小费，走到了他人生之旅的悬崖边缘，可是此时的廖添财已是“欲”高人胆大，奋不顾身地向贪欲的深渊扑去……1994年，廖添财任106国道佛冈路段改造工程指挥部总指挥。他踌躇满志地在这条国道上来回踱步，觉得伸展在他面前的这条大道仿佛成了一条可以不断“添财”的捷径。
他首先废弃了原来在建设一期工程时，由县委常委会定下的实行工程“公开招标”的办法，而是一切取决于各支施工队伍对“本总指挥”的孝敬程度。
从此，廖添财身边便常常围着一群包工头。楼上还在开常委会，楼下包工头已开着车子来等他。晚上他经常与包工头们通宵达旦地打牌。当然，县长从来是只赢不输的，在“白板”、“发财”的吆喝声中发了一笔又一笔横财。
不过，廖添财在堕落深渊之时也有过刹那间的“警醒”。一天晚上，一位姓王的包工头用鞋盒装了8万元钱送到廖家，廖添财一看，又惊又喜，心里嘀咕：以后要出事就在这一笔上了。
他转过身来说道：“你不要害我。”包工头立即一番诅天咒地的保证：“要死我去死，我决不会说出来，我不说谁会知道。”贪婪者总会为自己的贪婪找到心安理得的理由。廖当时想的是：钱是他私人的，又不是公款，他不说谁会知道？于是收了下来，包工头得到的则是工程款超过1000万元的一段公路。有了这一次，其他人送来的钱财就更不在话下了。于是“廖添财，发财打横来”的顺口溜在群众中越传越广，想要工程，不给“县长大人”送钱的免谈。在这种状况下，连原来一期工程竞投中标的工程队为了在二期工程中得到活儿干，也不得不将钱“恭敬”地
奉上。
在廖添财与包工头们一次次“轻松愉快”的权钱交易中，权力一方虽然兑换到一点“打赏”的钱，却扮演了一个可悲又可怜的角色。
在包工头们看来，廖添财无非是一位能替自己挣来大钱的大伙计。一次廖将坐车以较低的价格转让给一位包工头，这位包工头一高兴当众“赏”给他3000元钱，廖添财居然像捡到骨头的巴儿狗，乐颠颠地笑纳了！堂堂一县之长的人格被包工头用这数千元就踩在了脚下！1995年8月9日廖添财被清远市检察院依法逮捕时，当地群众丝毫不感到意外：早就知道他有这一天，只不过迟早而已。
机关算尽陷囹圄
原陕西省长安县政法委书记张文厚诬告案张文厚，原陕西省长安县政法委书记、县人大副主任。1996年12月因诬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1996年12月10日，曾任陕西省长安县政法委书记、县人大副主任的张文厚和曾担任法院告申庭副庭长的杨恩智终于站在被告席上，受到了法律的审判。
蛊惑人心的小字报1996年3月的长安，乍暖还寒。可是善良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由两名执法者从暗中煽动的阵阵阴风，一时间在县城里愈刮愈烈，闹得人心惶惶。似乎一夜间，全县的干部都成了令人民群众讨厌的腐败分子。
3月12日深夜，两个阴影出现在长安县城大街上，只见他们一人手中拿着事先写好的小字报，一人手中拿着糨糊，一会儿在县委门口出现，一会儿在政府门口张望，一会儿在县公安局门前走动，一会儿又在县法院门前晃荡………一个多小时以后，两个阴影消失在夜幕中。
第二天清晨，上班的人们在县城多处看到写着长安县委、县政府领导及县级有关局负责人姓名的小字报，内容大多数都采用编造事实的手法，“某某人与某女人有性关系”、“某某人又与某女人关系暧昧”等等，并有名有姓地点出了20多个人的姓名，真是煞有介事。更有甚者，小字报中公开挑动群众向县委、县政府讨还所谓“欠下长安人民的一本血泪账”，叫嚷什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们，不要无动于衷”，“不要怕什么，要挥起笔，做刀枪……”字里行间充满着“文革”时期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
顿时，小字报中所涉及的人和事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各种小道消息漫天飞，一时间沸沸扬扬，致使县里主要领导和不少部门负责人的威信在群众中下降，对各项工作直接带来了不利影响。县法院一位院长带着几位法官去执行一项任务，还没有等到院长开口，被执行人手里就拿着一份印好的材料对他说：“你们先把自己的案子办好，再来办我们的案子吧。”
谣言越传越离奇，为长安人心头笼罩了一层阴影。人们开始考虑，难道这些都是真的吗？
更多的人清楚地意识到，在小字报的背后，有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纷纷向有关部门提供线索，其中有一件距小字报出现前一个多月发生在县人代会上的怪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96年2月，全县人代会正在召开期间，各区主席团同时接到从邮电局寄来的题为《紧急的呼吁强烈的要求》的材料，这封署名为“长安法检两院干警”的反映材料要求人代会罢免法院、检察院的负责人。就在县人代会召开的第三天，同样的材料又出现在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总工会、信访办公室等部门，从小字报以及《紧急的呼吁强烈的要求》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语气格式看，书写者应是有一定文字功底的人，其内容涉及长安县委、县政府、公安、法院、检察院、工商局等部门，牵涉的人和事相当广泛，远远超出了一般群众和干部所能了解的范围。专案组的人员分析后认为，作案者一定是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所为。
根据群众的举报线索和专案组掌握的情况分析，3月28日，诽谤案有了突破性进展。
阴风源在何方长安县刮起的这股阴风源在何方？为什么总是在县里召开重要会议前夕就会出现不少令人不解的告状信？这一件事也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并对此明确提出要求，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再不能让歪风邪气在长安大地上横行肆虐。
与此同时，诽谤案的线索也越来越清晰：46岁的县法院告申庭副庭长杨恩智有重大作案嫌疑。专案组果断地将其传讯到案。面对正义的审讯者，杨恩智不得不如实地交代出作案同伙。然而，同伙的姓名一出口，倒让审讯者面面相觑，顿生几分疑虑。张文厚？就是那个曾经担任县政法委书记，并且至今在人大中仍然分管政法工作的人大副主任？他们两个是如何沆瀣一气的呢？
60岁的张文厚与杨恩智虽非亲戚，但父辈是至亲，因而，两人是无话不说。在某种程度上，张文厚可以说是杨恩智难得的“大哥”、“领导”，心中有什么不平事都要向“大哥”诉一诉，以求指点迷津。1995年10月，杨恩智从基层法庭庭长调到县法院任告申庭副庭长，因帮助县法院整理档案，一时未到任，“分了个有缝儿的桌子，不如一个书记员”，有人在他面前说了几句风凉话，心胸狭窄的杨恩智深感自己脸上无光，觉得法院领导给他出难题，一股怒火不禁从心头升起。
他找到了张文厚倾诉一番心中的烦恼，并说打算写个材料把法院领导“糟踏”一下，作为县人大副主任的张文厚本应引导或批评制止，但他却对杨恩智说：“不能只写院长，其他几个副院长也写上，再写上和女干部生活作风的事”、“要糟踏就要糟踏得美！”在张文厚的指点下，杨恩智便起草了题为《法院要闻》的材料，文中直接点出了法院负责人及两名女法官的真实姓名，并从情节到细节，详尽地编出某人与某女法官调情之事，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并将此文打印，分别邮寄给长安县几个乡政府、县委宣传部及县委书记等处。到了年底，张文厚因对公安局个别负责人有意见，便自己起草了一篇题为《警惕穿警服的人犯罪》，捏造某公安局局
长及交警队负责人“生活腐化”、“无能”，罗列出许多人的绰号，并说“可能有男女生活作风问题”等，张文厚将此文在西安打印后，邮寄给长安县纪委、政法委、公安局等处。一时间整个县城舆论哗然。
去年2月，长安县人代会召开前夕，县法院负责人召集干部会，告诫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捣乱，听了会议内容的杨恩智急忙找到张文厚说，他不让咱反映，张文厚又建议说：“不要只写法院，把检察院也捎带上，这样就可以转移视线，不被别人怀疑。”随即向杨恩智提供一些道听途说得来的关于检察院的情况。杨恩智据此起草了《紧急的呼吁强烈的要求》，文中称县法院院长在单位实行“法西斯制度”，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县检察院检察长与法院院长是“一丘之貉”等，按照张文厚提供的各区主席团名单，将材料从西安市小寨邮局分发，寄往人大代表手中。
张、杨二人并没有感到“出气”，接着演出了更为“精彩”的一幕：因儿媳调动工作之事未解决，张文厚便对县工商局局长有意见，授意杨恩智起草文章，题为《赫然巨万贪污贿赂犯何不绳之以法》，张文厚又起草了一篇题为《书记、县长时刻要检点自己言行、为干部群众树立好榜样》的文章，并在北京、西安两地打印，随即将底稿销毁。3月12日晚，张文厚提着装有糨糊、小字报的包来到杨恩智家中，约杨一起外出张贴。杨恩智毕竟是执法者，心中本有些害怕，但想到“张文厚是县人大副主任、政法委书记，咱怕什么？”便拎起刷子，与张文厚一起在县计经委、工商所、百货大楼、长安饭店等处留下了犯罪的足迹。
悔恨难洗罪人面去年11月27日，笔者在高墙内采访了张、杨二人，面对提问，杨恩智声泪俱下，悔恨不已。杨恩智一边抹着泪水，一边回答着：“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做出了没有良心的事。过去，我经常让别人在判决书上签字，如今却成了被告，我心胸狭窄，愧对天地，你们砍掉我的手都是应该的。”
面对高墙，张文厚也有了悔意：“我不懂法，才导致了犯罪。”真是莫大的讽刺，身为一个县的政法委书记，竟然是法盲。“我出去后，再也不干这事了。”然而，法律是无情的。
翻开张文厚、杨恩智的历史，他们也曾有过作为：张文厚有着40多年的党龄，1951年参加过抗美援朝，在甘肃省独立师任过团副政委，转业后历任县工商局副局长、县计委领导等职；杨恩智也担任过各级领导职务。但从1993年，张文厚担任了县人大副主任后，心理严重失衡，感到自己没有权了，遇到了冷落。“下乡连个车都没有，还得向法院、检察院开口。”“我的子女问题也没有解决，儿媳调动没成功，房子也没有，说话不顶用了，就想胡折腾一下，这么大岁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了。”杨恩智在狱中忏悔道：“近几年来，我在学习上只搞花架子，我认为社会变了，还改造什么思想？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最后堕落成千古罪人。”
张、杨二人虽然被分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然而，由于他们的非法活动导致多名被诽谤者身心遭受了严重损害，有的家庭失和，有的亲友指责；县里各部门之间、各领导之间由此互相猜疑、心存戒备。由于他们的诽谤给长安县社会秩序带来的危害，又岂是两年所能补偿、扭转和恢复的？
降伏邳州第一贪
原江苏省邳州市市委书记邢党婴受贿案邢党婴，原江苏省邳州市市委书记。1998年3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1997年3月，江苏省邳州市38名老干部以“谁来铲除邢党婴这个腐败分子”为题，联名举报时任该市市委书记的邢党婴涉嫌严重受贿。中共江苏省委主要领导立即批示，要求“组织精干人员抓紧认真核查”。根据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省纪委会同省委组织部迅速组织人员，于5月13日赴邳州对邢党婴的问题进行初查。
剥去廉洁伪装现出贪官原形调查人员到达邳州的第二天，就找邢党婴谈了话，要他正确对待，积极配合，向调查组说清自己的问题，此时的邢党婴满以为大权在握，上下左右的人不会讲他的坏话，有关当事人也会默契配合，调查组不会查出他什么大的问题。因此，他向调查组表示：“群众揭发什么问题，我都知道，有的已经闹到徐州市人大会上去了。我已向市领导解释过了。”他故做轻松地说：“我绝对没有收过人家送来的礼，送点烟酒是有的，把这些东西当人家面扔出去，我做不到。”
5月16日，邢妻刘苏利用机会缠住调查组人员喋喋不休地诉说老邢如何丢下女儿，抛家别舍，来邳州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事；如何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人称“布鞋书记”；如何好心没好报，不断受人诬告，蒙受不白之冤，说到动情处，涕泪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