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党婴觉察到调查组不会轻易罢手，采劝软化“的办法也无济于事时，为了摆脱坐以待毙、束手就擒的颓势，他决定赤膊上阵，孤注一掷。5月21日，他召开邳州市四套班子领导干部会议，在会上公开声称：”现在省里调查组来调查人民来信揭发我的经济问题，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我已上缴了9万多元。我想，最后他们定会查出个廉洁奉公的干部来。“与此同时，他的形象和活动频频在邳州的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显然，这一切的目的，是向调查组施加压力，把水搅浑，为查清他的问题设置障碍，同时，也是为了”镇
“住干部群众不敢向调查组反映他的问题。
可是，心明眼亮的干部群众纷纷向调查组反映，邢党婴上缴的9万多元，只是一种欺骗手段，是他受贿巨额钱财的微小部分。甚至有的群众怀疑他是在调查组来邳州后，才炮制出来的。5月23日，调查组从邳州市市委办公室取走了邢上缴9万多元的清单，什么话也没有说，此时的邢党婴自以为已处于“有利地位”。他要试探一下调查组的态度如何。5月24日下午，他主动上门找调查组的同志谈了5个小时，从贫苦的身世、对党的“深厚感情”。
谈到年轻有为事业有成，谈到今后如何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等等。可是，调查组除了耐心听他表白之外，最后还是那句话：“希望你积极配合我们把问题搞清楚。”
尽管邢党婴百般标榜自己的清白，调查组在认真分析来邳州后调查的大量证据以及群众举报中大量的重要线索之后，确认邢党婴问题严重，案情重大，必须下大决心把他的问题查清。
调查组仔细研究了邢党婴上缴9万多元的清单后，找他作了一次十分严肃的谈话，要他说清每笔上缴钱款的来源、时间和地点，再次追问他是否还有应该向组织上说清而没有说的问题。邢党婴瞪大眼睛，环视谈话人的脸色，想从中读出答案：是要结束调查，还是掌握了重大证据？结果，他还是侥幸心理占了上风，便咬紧牙关回答：“没有，我是一不贪钱，二不贪色，三不恋权，四不介绍项目，五不结交大款朋友的廉洁干部。”看来要邢党婴主动交代问题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多数贪赃枉法者的劣性。
调查组根据群众举报，在初步核实的基础上，认真选择突破口，把重点放在邢上缴款项来源之外的线索上，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数额较大的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邢党婴利用职权，促成徐州市国际广告贸易公司个体承包人闫中苏，将一台旧造纸设备“推销”给邳州运河造纸厂，闫中苏从中获利70余万元，邢接受了闫的“酬金”。为了进一步证实其可靠性，调查组在短短的几天中，就查证了运河造纸厂所在镇的两位责任人。在事成后，邢分别收受闫中苏酬金两万元和1万元：镇里的另一负责人和造纸厂厂长各收5000元；上述四人每人收受英纳格手表各一块的事实，其他重点初查的线索，也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6月17日，徐州市检察机关根据调查事实，按照规定程序采取措施，对造纸厂设备案件的主要当事人进行侦查。6月20日夜，闫交代，为了答谢邢党婴帮他推销二手造纸设备，他于1996年2月3日晚，在徐州某饭店宴请了邢夫妇二人及女儿。席间闫说：“这次生意做得很漂亮，赚了不少钱，感谢党婴哥帮了大忙。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小孩（邢的女儿），希望她好好学习。”边说边掏出一个装有5万元的塑料包，放在邢的女儿面前，“这是送给小孩的见面礼，希望不要拒绝，出了事我出来作证，与你们没有关系。”邢党婴与妻子刘苏推了一下，就收下了。
邢党婴促成的造纸设备“生意”，给运河造纸厂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至今未能印出一张纸。为此，淮海经济区《经济新闻报》曾以“205万买个‘错’”为题，报道了这件事。
这起报道，着实使邢党婴紧张了一阵子，鉴于邢党婴的贪官面目已昭然若揭，立案审查邢党婴的时机已经成熟。调查组决定回省城汇报。可是，密切注视调查组动向的邢党婴，见此情况，却认为是省委调查组将要结束工作撤回南京的迹象，心中好生喜悦。7月2日，他大宴徐州、邳州两地的“铁哥们”，宣称：省委调查组查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查出他什么问题，现在调查组要撤了，只留下两个人“应付应付而已”。
7月11日，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报经省委批准，对邢党婴立案查处，并立即协调省检察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同时，从徐州、宿迁、盐城、扬州等地抽调人员赴邳州“会战”。
7月14日，有人报告邢党婴，大事不好，昨晚，调查组人员又返回了而且还多了许多新面孔。顿时，他大惊失色，呆若木鸡。正在他惊魂未定、忐忑不安之时，办公室的电话铃声骤响，是徐州市委主要领导召他去谈话。
他预感到这一去凶吉可见分晓，随即拿上公文包乘车去了徐州，在一个小会议室里，省纪委领导向他宣布：经省委批准，省纪委决定，对他进行立案查处。并要求他到指定地点交代问题。随即省纪委一位办案人员将他带上车，直驶邳州市办案地点。
邢党婴被省纪委立案查处的消息不胫而走，鼓舞了当地的干部群众。第二天晚上，在调查组办案的市委招待所门口，响起了一阵鞭炮声。同时专案组不断接到群众打来的电话，为立案审查邢党婴叫好，赞扬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坚定态度和决心。
抓住受贿实质仔细调查取证邢党婴的受贿丑行，大量地表现在利用他的人事大权，肆无忌惮地收受当事人的钱财。
但他在受审期间，极力以所谓“人情往来”、“节日送礼”、“社会风气”、“集体决定”、“正常提拔任命”等托词来掩盖其受贿实质。为此，无论在纪检机关审查期间，还是在检察机关侦查阶段。办案人员都十分重视抓住他受贿罪行的构成要件，多方取证，使邢党婴大量的受贿丑行一件件、一桩桩地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1995年春季，邳州县、乡两级党政班子将要大调整，已经熟知邢党婴喜欢“联络感情”的某些乡镇和市局干部，为寻求升迁，或调动回城，纷纷利用春节这个大好契机，向邢“送年礼”。邢除将少数“礼金”上缴以便遮人耳目外，绝大部分都是坦然收下，并在此后的人事安排上量“财”使用。
原四户镇石膏矿矿长杜孝，为使自己得到提拔重用，早在1993年和1994年春节前，就两次送给邢1。5万元，因而在1994年被任命为江苏一宝石膏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属股级）。杜并不满足，在得知干部即将大调整消息后，又在1995年春节前，送给邢5000元，他的职级又被原地明确为副科级，此后在1996年、1997年春节，杜又两次共送给邢1。5万元，以示报答。
原四户镇党委书记范某，为调回市内工作，先后四次，共送给邢4。7万元才办成。早在1994年春节前，范就开始“投入”，出手就是1万元，同年年底，范以汇报工作为名又追加5000元，1995年春节前，范见自己的事动静不大，马上又面临干部大调整之机，不进行最后“冲刺”，丧失了良机，就前功尽弃了。于是，他采用金钱加人情双管齐下的办法，请其妻兄李某（邢的老友）出面，一起去邢家送了3万元。
如此“联络感情”，终于感动了邢党婴。范某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在邢主持的书记碰头会上决定安排范去外经委任职。可是范嫌外经委太“穷”不愿去，又连夜找邢要求去经济效益好的棉麻公司。次日，邢就改变主意要组织部重新调整方案，提交书记会议讨论，最后，终让范去棉麻公司任经理。事后，在1996年春节，范某送给邢2000元，以示谢意。
提拔、进城、调动要给邢党婴送钱，而要想保住职务，送钱也能办到。1996年11月，原多管局局长吕保英（因涉嫌受贿已另案处理），在机构改革中，为保住现有职位，在市委东院邢的住处，送给邢5000元，因此，吕保英如愿以偿。邳州某委主任，因年龄原因，已临近退居二线，为保住位子，在干部大调整前夕，送给邢1000元和两条“中华”烟。
于是，这位主任得以继续留任。事后，他又于1996年、1997年春节两次送给邢共6000元（邢上缴了3000元）。这位主任直至邢被审查后，仍在一线“超期服役”。
据统计，仅在1995年干部调整中，邢党婴就收受贿赂达14。3万元（已扣除上缴部分）。
平时的正常调动邢也要先收“酬金”。原某乡党委书记庄某，因父母年迈多病，多次向邢提出要求给予照顾，邢都不表态。后有人向庄“献策”说：“你别太憨，不跑不送没用。”
庄如法炮制，于1995年春节送给邢5000元，果真灵验。
即使是普通教师、工人、干部子女的工作调动有求于他，邢党婴也要雁过拔毛。中学教师林某托人找邢帮助从乡下调市区学校任教。在1995年春节前，林夫妇二人到邢的住处送去5000元，邢收下后，在去南京出差时花掉3000元，另2000元案发后才上缴。
原邳州某厂工人沈某，想改行当教师，托人帮忙找到邢党婴，起初送100元被退回，沈某估计是嫌少，又凑足5000元，于1997年春节前，送到邢妻刘苏手中，邢方为沈某的事专门打电话给市教育局局长，请予办理。这5000元直到1997年6月2日案发后，邢才上缴市委办公室。1994年年初，某局长钱某为女儿调动，请邢在商调表上签发，邢拒绝，后钱某送去2000元，邢略做推让收下后，这才为此事给人事局长打了电话。
由于邢党婴大量的受贿行为已给邳州市广大干部群众留下了恶劣影响，所以，他为掩盖其受贿丑行上缴收受的贿赂款尽管有9万多元，也丝毫没有蒙住人们的眼睛。就连接受他上缴钱款的两位经办人，也不相信他的“上缴”是真心诚意的“廉洁行为”。因此，在他们向邢提出调动提升的要求或如愿以偿后，也得按“惯例”向邢“送年礼”，邢也是照收不误。
5月13日，调查组到邳州后，邢党婴实际上是很紧张的，他已预感到可能因犯罪行为败露被搜查，于是，抓紧行动，将存款、贵重物品和酒转移到内弟刘某家，后被检察机关搜缴了26。33万元人民币、2500美元、3560元港币，据调查证实，邢党婴共受贿35起，受贿金额达31。2万元，其中涉及人事方面的34起，共26。2万元。
弄清思想演变探究犯罪根源邢党婴原来可谓是“根正苗红”、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领导干部。他走向犯罪的深渊，是值得人们从中找出教训的，办案人员也在这方面做了努力。
邢党婴确实出身贫苦，他的名字就表明他不寻常的来历，1956年夏季几场如注的暴雨在淮河流域酿成洪涝灾害。铁路工人共产党员老邢，在护路作业时，发现洪水上游漂来一只木桶，临近一看里面还有一个奄奄一息的幼儿，对人间苦难极富同情心的老邢，立即将他抱回家喂养，并起名叫“党婴”。
由于良好的家庭教育，邢党婴长大成人，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牢记父训，积极上进，成为一株好苗子，32岁当上了副县长，1992年39岁时到邳州先后任县、市长，1994年5月，又被推上了邳州市市委书记的岗位。可是，在职务上升的同时，邢党婴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淡忘了党的宗旨和父亲的教诲，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中，丧失了反腐防变的警惕，是非观念模糊，善恶标准混淆，最后几乎达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
他在一份交代材料中写道：“每逢过年过节，往领导家中送钱送物，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我认为收下来也没啥问题。”然而，他忘掉了自己是人民的市长、共产党的市委书记，不仅放弃了自我改造，也丢掉了改造客观世界，引导群众、教育群众的领导责任，把自己降格为一个随波逐流者，一味去迎合、屈就不良社会风气，从而也就容忍了自己的腐败行为，这就是他堕落的思想基矗邢党婴的可悲之处还在于“自我感觉良好”，他标榜自己是“廉洁干部”，一半是欺骗、是自欺欺人；一半是他病态心理的真实反映。在他看来，别的领导要比他加倍的腐败。19
97年12月31日，他在法庭审理的最后陈述中，竟然大言不惭地叫嚷：“请问整个徐州地区，有几个干部能像我这样上缴9万多元的？”如此麻木，足见邢党婴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的蜕变，他正是以自己阴暗的心理为别人“定位”，抬高自己。
在担任邳州市领导职务的开始阶段，邢党婴有时也想拒腐，但在行贿人三言两语的“劝说”和“开导”下，便坦然接纳，他在法庭调查的陈述中，诸如过年受“礼”不能算受贿之类的辩解，多来自行贿人给他“灌输”的宽心话。而党纪国法的有关条款在他心目中的约束力却微乎其微。
由于放松学习，邢党婴在闲暇时间中，全部为吃喝玩乐充斥，有时打牌通宵达旦。在省纪委对他立案调查时，办案人员检查了他的公文包，发现其中什么书也没有，倒有一本“围棋入门”。
和走上犯罪道路的其他县处级以上党政一把手一样，邢党婴缺少各方面有效的监督也是他失足的重要原因。缺少自律意识的邢党婴，耳目还算灵敏，干部群众对他的腐败行为早有街谈巷议，他是知道的，诸如“从县委大门往里看，里面坐着邢百万”这类讽刺他的顺口溜，他都一清二楚。他也如实地向上级领导汇报了群众对他的反映。可是，他对群众的意见充耳不闻。不仅不反省过去，吸取教训，反而更加肆无忌惮。1997年年初，他不顾广大群众和老干部的反对，拍板建造超标准的市级现职领导干部住房13套（其中有邢一套），每套建筑面积161平方米。他的这一倒行逆施，成了导火线，引发了38名老干部奋起投书举报，从而把他推
上了审判台。
1998年3月27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长当庭宣判：被告人邢党婴，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担任邳州市市长、市委书记的职务之便，借提拔调整干部和为他人安排工作等机会，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取他人贿赂达31。2万元人民币，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以受贿罪判处邢党婴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邢党婴个人财产10万元人民币，追缴人民币27。14万元，美金2500元，港币3560元。
陈希同、王宝森经济犯罪案件
共和国心脏的廉政风暴1997年9月的北京。几场雨后，半个多世纪罕有的高温炎夏终于熬过去了。烈日下一度显得空旷的人行道上，过往人群重新熙熙攘攘起来。随处可见刚刚挂起的迎接十五大的红色横幅和正在布置的临时花坛。不久前经历了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两件大事的北京人，平静之中似乎又期待着什么。几件大事接踵而来，1997年真是一个“政治年”。也许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环境使然，北京人政治兴趣的浓厚颇有知名度，而且大体上也名副其实。
买报轶事崇文门地铁车站。列车刚刚停稳，人们就蜂拥而入。车厢里挤满了人，温度大概比地面还要高。混浊迷茫的空气，难免使人昏昏欲睡。倒是一阵突然的叫卖声使人一激灵：“最新消息：陈希同贪污案判决！陈希同！刚刚发布的最新消息！”
一位姓冯的老先生不觉心里一动，掏两元人民币买了一份报纸。卖报的小贩刚刚跳下，列车就开动了。冯先生赶快翻开叠着的报纸，左右两位邻坐也一反往日北京人在此类场合矜持、漠然的做派，不约而同地侧过头来盯着报纸。冯老先生一版接一版翻过去，先后看到的大标题是：“悠悠往事，不尽潮起潮落”（配有美女头像，“美目盼兮”）：“购车：分期付款火爆京城”；……一直看到第六版的“性病知识与问答”。
“骗人的。”左邻的一位说。
“卖报的早走了！”右邻的一位说。
冯老先生无奈地合上了报纸。那个小贩当然早已一溜烟不知跑到哪儿，继续叫他的“陈希同”去了。
就在冯先生此次买报的一周之后1997年9月9日，中央宣布了对陈希同问题的进一步处理：中纪委8月29日作出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的党籍。检察机关已对其依法立案侦查。此前，早在1996年9月至1997年3月，北京市法院就陆续受理了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提起公诉的北京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主任、市长助理的黄纪诚等17人与陈希同、王宝森经济犯罪案件有关的案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述案件进行了审理，至1997年8月6日，已全部审结，所有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至此，被有的老百姓所称的京城的“一、二、三、四”案，除“其一”原市委书记陈希同仍在侦查外，已全部审结。
“老北京”陈希同北京人特别关注陈希同等人的案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用一句老话说，陈希同是北京人的“第一父母官”；用一句新话说，陈希同则是北京人的“第一公仆”。不仅如此，陈希同是建国以来北京市担任市级领导时间最长的两人之一。
从1979年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直到1995年7月辞职，将近17年。众所周知的彭真老市长，从他担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算起，到1966年5月被“打倒”，也只有17年。
不仅如此，1930年6月出生在四川安岳的陈希同，还算得上是真正的“老北京”。
六十七载岁月，其中有五十年是在北京度过的。陈希同几乎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北京沧桑巨变的所有重大事件。
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1948年至1949年，十八九岁的陈希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同时也是中共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中活跃的一员。不妨想像一下，如果不是“出事”，作为地位特殊的北大校友，他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北大百年校庆上呢？
大约是1952年左右，20岁出头的陈希同调进了北京市委大院，任市委办公室干事，成了市领导机关的干部。时值建国初期正在用人之际，高小毕业当时即被看成知识分子，很受欢迎。像陈希同这样能说会写、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党员干部，更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难得人才。1953年，23岁的陈希同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秘书，尽管职务不高，但却已介入市委领导核心工作。当时机关干部下基层挂职，是培养年轻干部的一种普遍方法。陈希同也曾在北京第一机床厂七车间任党支部书记，而且一干就是十年。
1963年，33岁的陈希同任中共北京市昌平县农工部副部长，不久又升县委副书记。
“文革”期间，他因为曾任刘仁的秘书，被看成是“旧市委”的人，下放劳动5年，但据说未受什么太大的冲击。1971年，41岁的陈希同，重新担任了领导干部，先是担任昌平县十三陵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后升任昌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再后任昌平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等，当上了“第一把手”。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文革”时期受到打击压制的原北京市委干部，纷纷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陈希同也于1979年12月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1981年9月，陈希同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务书记，次年又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83年4月，陈希同就任北京市市长。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88年4月，任国务院国务委员。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于是，他手下的人称他为“陈政局”。陈希同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巅峰。
然而，就陈希同的政治生涯而言，从巅峰到深渊也不过几步之遥。陈希同终于跌进了深渊。他将作为中共70多年历史上，因腐败行为被清除的层次最高的领导人之一走上被告席，也将是1981年判处“四人帮”以后受到审判的党内外职务最高的领导人。
相信学者们从各自的专业层面剖析陈希同的人生轨迹，会得出不同的真知灼见。但即使是一般人，只要从制度与人、权力与人性的关系角度认真思考“陈希同现象”，也不难从中悟出些什么。人们对陈希同的堕落，也许憎恶，也许蔑视，也许不无惋惜……但感情的宣泄，代替不了理性的思考。毕竟是后者更具建设意义。对社会和人性的睿智省察决不是“革命大批判”之类的慷慨激昂所能代替的。
“霸气”与“和气”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而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总和”的涵义何其深广！人性的丰富和微妙多变，很难用某些符号化了的简单概念准确地概括或界定。
比如陈希同是否“平易近人”就不好说。
颇能体现陈希同的个性和官风的是他在某某广场事件中的一些言行。
某某广场的项目是1994年年底国务院决定停工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上书中央，状告某某广场超高过大，严重违反北京市城市规划；二是这个项目投资高达15亿美元，早已超过了北京市审批项目权限。
郑天翔见到陈干后一如既往倾心交谈，相互聊个没完。陈干更是又讲又画，滔滔不绝，早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陈干说，听到一些情况，心里很憋气，早就想说一说心里的话。
使陈干感到憋气的是，这些年北京街头出现了一些怪物，如某某广场，就是一怪。这个庞大建筑，四周并无广场，而恬然命之曰“广潮。还有，北京城里城外，出现了这么多”城“，几间房子就可以叫一座”城“，不知道这是从什么地方移植过来的”文化“。使陈干憋气的主要还不是那”广潮二字。这个“广潮又称之为”集商业、办公、文化、娱乐等设施为一体“。陈干找来图纸，边说边解释。
郑天翔问他：“你听到大家有什么意见？”陈干说：“先前我不知道，出院后听到种种议论。北京规划设计部门，建设部和清华大学建设学院等各方面的专家，绝大多数都反对。”
“那为什么就干起来了呢？”
陈干一脸愤慨地说：“陈希同搞专制，一言堂，不让人说话！”陈干再次讲了那个“火柴盒”有害的状况：就是这一个又蠢又不协调的设计，陈希同也不许说一个“不”字！我听几位同志说，陈希同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去看这个方案，当着外商的面，他竟说，谁也不许提反对性意见，谁要提了，谁就是没本事，谁就辞职。他甚至当众对外商说：“我同意了，就算定了。”陈干怒不可遏地说：“多么专横！多么无耻！”
接着，陈干又带着激动的神情说：“很多同志早就对陈希同等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上的霸道和瞎指挥有意见，但敢怒不敢言。这次的‘某某广朝事件，冲突就更突出。报纸上披露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即将拆除的事后，引起全国的关注。但他们还是加紧开工了。”陈干愤愤地指着陈希同不准人提不同意见的那个方案说，新华书店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这个图上作为附属建筑，面积又很小，怎么能这样对待国家的新华书店！怎么能这样对待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这一谈就是近两个小时，陈干毫无倦容。临行时，说要写意见书。郑天翔说：“可以告诉其他同志，把情况详细整理一下，我也看看。”
过了两天，陈干打来电话说，已告诉一位同志整理材料。没想到，不久就传来陈干逝世的噩耗。不久前，郑天翔写了一篇追忆与怀念陈干的文章，发表在1997年第9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文中披露了上述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尽管1996年5月，就“某某广潮项目的修改设计，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及反复论证，有关领导机关反复讨论审慎研究，后批准重新启动（批准后的项目”某某广潮四字已全换）；但陈希同在这场风波中的“霸气”仍然常常为人们所议论。
当然，对陈希同在北京市城市建设上所起的作用，也有另外一些似乎不同的说法。实际上，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看待一个人，也不会因人废事，不会简单地认为陈希同没有做过一件有益的事情。在历史地看待林彪的问题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前些年不就发表过一些很中肯的意见吗！有人认为，陈希同讲北京绿化的一些话，似乎还动了脑子，也有些道理。他对北京绿化的重视，据说也是事实。
据前些年有关报刊报道：一次，陈希同和记者同车途经和平里，园林工人正给路边的草坪浇水，陈希同说：“园林工人很辛苦，你们记者要宣传栽花、浇草坪工人的平凡劳动！要引导群众爱惜花草、树木，尊重园林工人的劳动。”当他发现花坛里的花枝被折断，气得拍打着扶手说：“要制定《绿化法》，依法维护绿化。对这种破坏绿化的行为，新闻单位要批评。”
陈希同把北京市几十座大大小小的立交桥看成是他本人的“政绩”，十分重视立交桥的绿化。
据报载，1993年春天，陈希同等人到四元桥工地检查工作。在桥下的机场路南侧，陈希同发现被保护的五棵松树，立即跑了过去。现场指挥的领导刘勇解释说，因为五棵松树在工地里面，为防止挖土和运送材料的汽车碰坏这些松树，一开工就采取措施保护起来了：四周搭上保护的架木，还盖个小屋，派人既指挥交通，又守卫这几棵树。陈希同走近细看，见五棵松树的树皮和枝叶都没有丝毫损坏，高兴地说：“好！好！好！保护树木是造福后代的千秋大业！”
西北三环路改造工程设计方案刚出台，陈希同忽然又想起公主坟环岛内外的近千株树木。到实地调查后，为保护树木拍板改变了设计方案。原方案的公主坟立交桥为三层互通，西三环路机动车走三层，复兴路的直行机动车通过二层，最下层的南北向道路穿行五月岛。伐树、移树规模大得惊人，而且环岛上的街心花园要分割成4块。为不损坏绿化，最后把立交桥的方案改为两层，东西向的复兴路和南北向的三环路的直行机动车分别走桥的上、下层，最下层则基本保持原来的道路。
陈希同对公园绿化也有一些主张，他说过，龙潭公园就要突出龙，“要栽种龙爪槐、龙爪松，那堵黄绿墙也要修剪成长龙。”他说，“龙潭就是要有数不清的龙。”后来，龙潭公园建了攀龙亭、腾龙阁，阁上加了双龙飞舞，还建了汇古今“龙”字的石林，使龙潭公园成了“龙”的园林。
陈希同还讲：紫竹院公园要到处竹影摇曳，成为华夏名竹荟萃的“竹”的世界。天坛公园在保护古老松柏上下工夫，应成为进行“森林员的古老松柏陈列馆。陶然亭公园突出了”亭“，应把神州名亭集于一园。
再如，陈希同讲，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几处乃至几十处片林，这些片林，可以起到一个城市的“人工肺”的作用，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人工肺”，就会呼吸不畅，空气混浊。
上述种种，无非是说陈希同也说过一些有益的话，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即使如此，陈希同的腐败仍然是腐败，仍然应受到相应的党纪国法制裁。
生活中的陈希同，不仅有“霸气”的一面，而且也有“和气”的一面。
1993年7月1日，人民大会堂会议厅西北角的花园，夏日骄阳下的苍松翠柏光影分明。
刚刚开完共产党员“十杰”表彰会的北京市的党员英模们说笑着走过来了。许多人都知道陈希同是个“有影必摄”的连行家也折服的业余摄影师，于是开玩会就纷纷要求陈书记为大家“留念留念”。
陈希同眯起眼睛，按动快门，于是胶片就留住了这稍纵即逝的一瞬间。
“希同同志给我们照了像，可千万别忘了给寄照片。”有人不放心地“声明”。
其实大可不必。陈希同尽管是个大忙人，但只要答应拍完给人家照片的，一定会送或寄去，照片后面还会附上“祝您健康”、“祝你们幸福”之类的话。更何况这次是“政治摄影”，好“戏”总是要做够的。陈希同没有忘记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你们当旬十杰‘，一定要保持廉政，共产党员不能腐败！”陈希同嘱咐道。
言犹在耳，一年后的1994年盛暑，一则在知情人圈子里不胫而走的消息，却使这位首长刹那间顿失往日的从容与潇洒；而1995年4月4日凌晨，京郊怀柔山野的一声清脆枪响，尽管身在睡梦之中的陈希同当时不可能听到，但不久之后，却难免使他感到空前的冲击与震撼，以至于久久在耳边鸣响、心头回荡……一石激起千层浪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北京政坛高层激起层层波澜，乃至终于导致北京市“一、二、三、四”核心人物一朝倾覆之洪波巨浪的最初“一石”，是一封匿名发出的群众来信。
1994年6月23日，尚处梅雨季节的南京已经十分闷热。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打开了省委信访室主办的内刊《信访情况》，一封来信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封信反映：“北京市兴隆实业总公司在无锡成立的新兴实业总公司经理邓斌，在江阴、无锡等地招摇撞骗，仅江阴市就有26家单位巨额集资资金到期不还，金额高达10多亿元。而邓斌等人却大肆挥霍，过着灯红酒绿的糜烂生活……”10亿元！曹克明拍案而起，即刻派人调查。
7月3日，江苏省委常委听取省纪委汇报后，立即决定将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列为全省第一案查处。
7月15日，由省经委副书记李奎顺为组长的调查队伍挥兵无锡。当天，就有人向邓斌密报了有关信息。邓斌急忙报告其北京上司。北京兴隆实业总公司董事长李敏、总经理李明令邓斌一同火速南下深圳，商量对策。
7月18日晚，无锡市南洋大酒店住进了四名行色匆匆的北京来客。有人报告，第二天一大早，这些人就把新兴公司的所有账册秘密运到下榻处，准备当天中午携赴上海，而后乘飞机运抵北京。
上午8时30分，调查组组长李奎顺决定立即查封账册。
9时许，三辆警车到达南洋大酒店。民警们直奔三楼。不容置疑的连续叩门声，使四名北京来客手足无措。
门开了。出示搜查证件。四箱账册赫然入目即使已经被鸵鸟式地塞进床下。
连续九天九夜的查账，飞速闪过的一行行数据……计算机荧光屏上的最后一行显示出26。5亿元的字样；加上后从北京追回的一些账册显示，非法集资高达32。17亿元！
白纸黑字。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账册的及时查获，决定了陈希同、王宝森等人的命运。“向使当初身先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人们不禁再次想起1971年“9＆middot；13”事件后传诵一时的这两句唐诗。向使当初账成灰，“一生真伪有谁知”？
7月28日，邓斌在无锡被拘禁。9月5日，北京兴隆实业公司总经理李明、副总经理韩万隆在北京落网。11月23日，原北京某权威机关的副厅级干部、兴隆实业公司董事长李敏在北京被捕，而后押至南京审讯。
12月8日，由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纪委等部门组成的中央联合专案调查组赴江苏指导办案。北京市纪委副书记金德珍、常委陈继如带六名干部南下配合办案，具体负责此案涉及的北京市20余名有关人员问题的查处。而坐镇中央联合专案调查组的组长是中纪委常委刘丽英。
刘丽英可是一个颇具知名度的传奇人物。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位前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上调中央，当选为中纪委委员，后连任四届，其中后三届担任中纪委常委。人们对她当年主审江青、查处江西省原省长倪献策的“女包公”风采记忆犹新。
1994年11月上旬到1995年7月，中纪委联合专案调查组曾先后16次向中央纪委、中央政法委、国务院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通报情况。江苏省纪委也再次增派办案力量，从省纪委抽调50多人，省检察院抽调30多人，组成一个个专案组，深入查案。先后有1500余人参与了此案的调查工作。
如此强大的办案阵容，令有些人振奋不已，也令另外一些人惊恐不安。自恃有北京市市长秘书、副厅级干部特殊身份的李敏终于低下了傲慢的头。
关键的突破在审讯中，李敏交代，有一次在轿车里，首钢总经理周冠五之子周北方，一边说笑着一边拿出50万元港币，分给李敏、陈健及市政府顾问、原副市长黄超的秘书小何三人。周北方这笔钱从何而来？为何如此大方？欲达什么目的？没有根据，不敢猜测。
陈健交待，市农办外贸处一个处级干部吴晓凡，辞职下海后，和某外国女老板合伙办了个公司，托他帮忙，陈即把吴引见给王宝森。王宝森一次即批给吴1000万美元，为此吴报答陈健数万美元，又投其所好，向王宝森献上妓女数人……李敏的交代似乎成了揭开陈希同、王宝森等人问题的关键一环。当办案中带出了周北方等人受贿及其他一些重大问题时，中央领导同志态度非常坚决，明确指出：不管涉及到哪里，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严肃惩处。然而，破案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即使是对在中纪委工作了15年的刘丽英来说也还是罕见的，案中有案，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过去在查处有的重大腐败案件时，就曾有人通过各种途径告黑状，说刘丽英带领的办案组是“惹人专业队”、“活着选票少，死了花圈少”。刘丽英听了坦然一笑，她说：“这话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惹人嘛，是惹了。但要看惹的是什么人。违法乱纪贪赃枉法，不惹行吗？过去惹了，现在惹了，将来还要惹！要说‘专业队’，纪检工作也确实是一个专业，干是谁都能干的。至于选票和花圈那是无所谓的，你要是在乎它，就趁早别干纪律检查工作。“
周北方何许人也？读过作家梁晓声《九五随想》一书的人或许不难记起梁晓声对他这位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战友的种种感叹。
高大英竣风度翩翩的周北方1972年调入首钢设计院时，还是个不到20岁的小青年。尽管由于他父亲在首钢的特殊地位，人们对他不无距离，但周北方出人意料的朴实与自律，一时还使周围的人们不无好感。1984年3月，周北方入了党。
然而，人毕竟是可以变的。环境、群体、个体，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交互作用，使人性的演变有着几乎无限多的可能性。许多学者都研究过权力对人的影响。权力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甚至可能让有的人变得面目全非。
本来，以实行承包制著称于世的首钢，也曾针对经济交往中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专门制定了“国内经济交往法”和“国际经济交往法”，对全厂职工提出了在交往中“不许抽对方一枝烟，不许喝对方一杯茶”的严格要求。但这要求对少数特殊部门或特殊人物事实上又是网开一面的。首钢近几年连续发生的5起震惊全国、波及海外的特大经济犯罪案件，在7名主要案犯中，竟有6名是首钢位高权重的党政领导干部。
1990年3月的一天，首钢负责纪检的一位领导意外地收到一封举报“家住北京古城路50号”别墅主人的神秘来信。这位负责同志隐约地感到，只要跟踪追击，很有可能查出钢城中一只凶恶的大老虎。事不宜迟，他立即批示纪委与公安处协同迅速查清此案。
事有凑巧，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在查处一起经济犯罪案中，也发现了古城路50号别墅一些重大线索。双方很快联手查清了“古城路50号”别墅是首钢总经理助理、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城花4。2万元巨为其姘妇租下的一处私房。
1990年4月29日，管志诚被依法逮捕。5月6日，管志诚的同案犯、年仅29岁的姘妇于惠荣也被依法逮捕。后经检察院、法院长达一年半时间的调查审讯，查清管犯从1986年开始，利用其职务之便，索贿受贿高达141。8万余元，贪污公款8。2万余元。
同时，管志诚生活极其腐化。59岁的他长期供养姘妇10多个。1991年秋，管志诚被枪决。
更令人吃惊的是，就在管志诚毙命刑场的一个月时间里，刚刚被提拔到管生前所在领导岗位的总经理助理杨立宇、赵东祥，又以闪电般的速度索贿150多万元。杨、赵二犯都是在管志诚被处决后才被提拔到管生前所在的领导岗位上来的，其胆大妄为程度，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4年2月7日刑事判决书中可略见端倪：杨、赵二犯在管志诚处决不到一个月、而自己刚刚上任没几天就联合作案，并且在一笔业务中就索贿150多万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主犯杨立宇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从犯赵东祥被判有期徒刑15年。
1992年3月24日，首钢又一位厂党委委员、船务公司总经理邵军带领3名业务骨干突然不知去向。事隔3个月，邵军一行4人又堂而皇之地回到北京。而此时的邵军已是衣冠楚楚，今非昔比了。他怀揣外国护照，出入豪华饭店，乘坐高级轿车，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然而，邵军高兴得太早了。
1992年7月9日晚，邵军在某豪华饭店宴散人离、兴冲冲踏进家门之时，被依法拘留审查，9月3日被正式逮捕。经过长达两年多的侦查审讯，终于认定了邵军贪污受贿100多万元的事实。由于邵军检举揭发了其他一些重大犯罪线索，1995年4月18日，被从轻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北京钢铁公司下属的第二线材厂还出了一个应海明，被人称为“管志诚第二”。他在1971年初至1994年7月担任生产科调度员期间，利用工作之便，侵吞贪污公款高达150多万元。并用赃款为自己的情妇们大量购买金银首饰和高档生活消费品，走上了一条贪财好色直至毁灭的黑色人生之路。
与以上几起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相比，周北方一案更是震惊海内外，令人目瞪口呆。众所周知，周北方的父亲曾经在首钢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力和影响。以周北方的阅历、才干和魄力，年富力强之时，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人们一时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使周北方私欲的急剧膨胀与其地位的扶摇直上几乎成正比。用一句北京土话讲，周北方是越来越“狂”了。首钢职工曾愤怒地发出过“谁来监督一把手？”等震撼人心的呼喊。
周北方当上了首钢总经理助理和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副总董事长、总经理，成了权倾一时的正处级“老总”。当30万首钢人兢兢业业、挥汗如雨地辛勤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时，周北方却因“工作需要”怡然自得地在香港的高级公寓里抱红拥翠，“享受人生”。他一家人在香港和内地占有6套豪宅，在香港的3处豪宅分布在3个不同地区，其中他在半山富人区所购置的一套豪华公寓，其费用竟高达2800多万港币，相当于首钢一个效益好的分厂的全年利润。其他3套豪宅分别在珠海和北京。他一人还同时占用了奔驰、宝马、奥斯莫比尔共5辆豪华型名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