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1994年7月至1995年2月，他在东湖宾馆住宿5次，共22天，其费用高达50多万元。周北方在境外期间，更是奢侈无度，招摇过市。他行踪飘忽不定，今天在新加坡，明天飞到马来西亚，后天又飞到秘鲁，被海外传媒惊呼为“小旋风”。
在海外，他热衷于名车美女，周旋于一掷千金的高级娱乐场所，吃住必“星级”，泡妞要“选美”。其挥金如土的“豪气”，令世界许多大富豪都为之咋舌。以致有一次他在南美洲一个国家洽谈生意期间，一位外国企业家幽默地说：“和周先生交往，会令你根本不敢相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才对……”周北方除了在生活上奢靡腐化之外，在工作上更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由此给首钢造成了十几亿元的巨额经济损失。据查实，他在1993年6月至1994年4月之间，先后在经济交往中以生活资助费、中介费等名义收受贿赂达港币9
28。2万元。当然，他也“有进有出”，为了给妻子儿女办理单程赴香港定居的“绿卡”，行贿30万港币给北京乡镇通信开发公司总经理何世平以及前文提及的李敏、陈健等三人。
一掷百万也许周北方当时不无某种出手不凡的得意之态，但正是此举，使他马失前蹄，一个筋头栽进了铁窗之内。
说来不无遗憾。早在1991年春天，周北方的有关领导出于“照顾影响”、为周北方前途着想的善良用心，曾商量设法让周北方离开首钢，并请北京市市委组织部作妥善安排。
而当时公司的主要领导却大为不满。人们建议周北方的父亲关心一下子女的行为，谁知这位当时身居首钢高位的老人听后极不耐烦，认为没什么了不得。至于周北方本人当时则正踌躇满志于经过二十年苦心经营开创的辉煌前景：“我现在先在企业练一下经商，过两年弄个副总理或副委员长当当。”当众大言不惭，无所顾忌，大有天下舍我其谁之慨……铁窗之下的周北方不知道是否曾忆及此段往事，是否有“早知如今，何必当初”的惆怅？当然，无论如何，均已狂澜既倒，逝水依依了。
《红楼梦》第二回讲到贾雨村闲居无聊，偶至郭外，忽信步一山环水绕、茂林深竹之处，隐隐的有庙宇，门窗倾颓，墙桓朽败，门前有额，题着“智通寺”三字，门旁又有一幅破旧的对联，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智通”一额大有深意：智则通，愚则塞；然大智若愚乎？
据知情者说，周北方在案发后不久，确有悔罪之意，且有所实际表现。此说尚可令人相信。因为受贿900多万港元一事，是在办案一方尚不知情时由其主动坦白的。否则以其罪恶，按律已在必杀之列，最终判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当是从轻有据。周北方还交代或揭发了别的什么，迄今未见有关记载。但当时中央联合专案调查组已介入办案。1995年2月，中央组成了“2＆middot；13”专案组，北京市纪委抽调12名干部直接参与中央专案组工作。
而且，中央已有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查到底的明确表态，以此揣摸周的交代似乎难免要涉及更深一层的关系，当是不无根据。
至于与周北方同时被捕的陈希同的秘书、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陈健，则更被人们视为敏感人物，一时猜测纷纷。
“秘书现象”背后实际上，当年尚且未届不惑的陈健只是机关一个机要通讯员，学历不高，粗通文墨。陈健之所以当上了陈希同的秘书，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上乘表现，而是因为他会打乒乓球，在市委办公厅工作时经常陪陈希同打球，办事又能得到陈希同的喜欢。
陈健于1993年6月至9月，伙同李敏、何世平，乘周北方办理其妻子儿女赴港定居事宜之机，收受贿赂20万元港币。他还在利用职务之便协助某公司贷款中，收受贿赂3万元，结果终因受贿折合40。9万元人民币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部分个人财产。据权威方面披露，陈桨受贿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鉴于能坦白部分犯罪事实，揭发检举他人犯罪，提供他人违法犯罪的线索，有立功表现，依法减轻判处“。
陈健当时究竟揭发检举了什么、提供了什么线索，迄今未见披露。但从查办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开始层层抽丝剥茧，此时已逼近核心看，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
不久之后，包括陈健在内的北京市最高政要的几位秘书纷纷东窗事发、身陷囹圄，轰动一时，尽管尚未公开披露，消息却已经不胫而走。
与李敏、周北方、陈健等人同案的何世平，曾任原副市长黄超的秘书（后因受贿24。3万元，被判刑16年）；曾任市政府秘书长、当时仍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铁英的秘书段爱华也因受贿问题被捕（后以受贿5。6万多元定案，被判刑5年）；最令人瞩目的是当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被称为“财神爷”的王宝森的秘书阎振利。
圈内人士对阎振利其人的底细都十分了解。他原是市财政局的干部，曾因偷盗摩托车被公安机关拘留，受了记过处分。据说，当时任财政局局长的王宝森对其并无好感。但阎振利颇善钻营，很会“来事儿”，他积极报名“支援西藏建设”，每次回京总要去看望王宝森，还带上些“土特产”“进贡”。他在京休假也闲不住，帮王宝森安装浴盆、买电视机，揽下了王家的不少“内务”。王宝森逐渐对他产生好感，认准其人是根“好苗子”。阎振利援藏返京后，王宝森辞去原秘书，点名要来了阎振利。
阎振利是个“得志便猖狂”的鼠辈，自恃地位特殊，竟然随便扣压请示报告，代替王宝森发号施令。有一次他擅自从海淀区财政局拿走20万元支票，说：“到时候由市财政局还。”
市财政局真的给他圆了账，并说“我们得罪不起他”。这正是：惹不起指鹿为马的，跟不上溜须拍马的。
阎振利善钻空子，为人处事颇有心计：从调到市政府工作后，行政关系、党的关系却还留在财政局里，两边都管不着他，胡作非为更无所顾忌。
有报道说，曾经当过陈希同“大秘书”的某人，一跃而成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副局级）并兼任市委副秘书长，掌握人事大权，也已被捕。
高启明在80年代陈希同当市长时，当过他的秘书，旋即提为县委书记、市农委副书记。
后任北京发展（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受王宝森等人指令，屡屡往来于京、港之间，内幕难知。中央曾在1995年6月下达文件，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在香港购买公司。但陈希同仍然派人到香港以2。8亿元人民币的价钱买下香港毛纺有限公司，成立了北京发展（香港）有限公司。据说，这个公司实际上成了侵吞公款的一个转移站，安插私人的一个黑窝点。陈、王事发后，高启明已外逃。
办案涉及到的比秘书身份更为敏感的人物是陈小同。
陈小同其人陈小同是陈希同之子，他周围的人喜欢在背后称他为“衙内”，体态略胖，高度近视，木讷而口吃。初次见面，往往给人笑口常开、平易近人的印象；但稍有深交即可发觉其骄横、狂妄不寻常的个性。
未到三十而立之年，陈小同已经先后兼任两家公司、一家四星级饭店的总经理，社交场合前呼后拥，好不气派。他的“哥儿们”也非寻常之辈，前边说过的周北方人称首钢的“周公子”，就跟陈小同“倍儿瓷”。早在80年代中期，两人即一起到夏威夷考察，花天之下，酒地之上，无所不谈，无所不为，引为莫逆。考察回来不久，北京某黄金地段，就展开了一项耗资甚巨的庞大工程，工程一拖几年迄今无结果，效益可想而知。
陈希同主政、铁英任市政府秘书长，两人权倾京华，铁英的儿子也成了陈小同的“铁哥儿们”，一起横行霸道，被人私下冠以“京城恶少”。
早在80年代中期，有人在陈小同卧室里看到桌上、床上堆放着五六台高级摄像、摄影器材，其奢侈程度可见一斑。1986年，陈小同的司机因伙同一些人观看黄色录像，并依样“模仿”，受到公安机关审查。东城区公安分局依法传唤了当时任公司领导的陈小同。回来之后，他牢骚满腹，吩咐别人：“再有公安局的人找我，就说我不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不过，陈小同还是有自己喜欢打交道的圈子。80年代中期，罪大恶极的流氓犯、上海高干子弟胡某、陈某被执行了枪决。被誉为当代“女包公”的中纪委常委刘丽英当时强调指出：“此案决无心慈手软、放任自流的道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还说这种案件“就是由于我们国家法纪不严，以权代法而自食恶果！对这些害群之马，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老百姓闻讯拍手称快，陈“衙内”则持完全否定态度。他不止一次为胡某、陈某鸣冤叫屈，说什么“是那些坏女人勾引干部子弟”、
“她们都是自愿的”。在陈“衙内”眼中，受害者反倒成了害人者。陈“衙内”到上海时，恶少胡某、陈某曾热情款待过他，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陈小同在公司里用人，也是顺之者则上，逆之者则滚蛋。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被炒了“鱿鱼”，还要斟酌陈小同有意放风的“忠告”：只要在北京的地盘上，整你还不容易？看见公司的问题不少，有的工程技术人员不禁提出某些质疑。陈小同的助手竟然扬言：“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再瞎说，就找人把他装进麻袋丢进护城河里！”
陈的喽罗也狐假虎威。一次，陈的手下人竟恶作剧地把一个生鸡蛋放在一位提过意见的女工程师的椅子上，弄得该女士落座后裤子污秽不堪，众喽罗对此哄堂大笑，后又对该女士大打出手。
临下骄者，事上必谄。陈“衙内”对无权无势者不屑一顾，但对“有用”的人则谦和有加，阿谀逢迎。1988年岁末，陈在刚刚落成的北京国际饭店大摆宴席，招待显要巨贾，破费数万元钱请来歌星助兴。席间，陈小同频频举杯与各界名流欢叙畅饮。当他得知偏坐一隅、服饰朴素的某年轻女士是某位中央高层人物的外甥女时，立即甩下其他嘉宾，满脸堆笑，趋步向前，邀之共舞。
据熟悉陈小同的人讲，陈小同自命天之骄子，言谈举止，“老子京城第一”的心态毕露无遗。有一次，法国大使在北京马克西姆餐厅举行招待会，法使馆人员得知与会的陈小同的特殊身份后，遂请大使首先过来与他交谈。陈小同当着资历、地位、年龄均远在其上的国家部委及市政府官员多人的面，毫无此类外交场合应有的公私分明、谦虚礼让的风度，俨然以北京市代表人物的姿态，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令在场的国人纷纷侧目而视。
实际上，别说这些一般官员，就是对中央领导，陈小同也惯于评头论足：“没文化，土老冒”、“没水平，升不上去”之类的议论，人们不止一次洗耳恭听。
据一外商说，通过陈小同的关系谒见市府官员时，需付给报酬。问酬金几何，陈小同的下属说，所见官员级别越高，则酬金数额越大，最高需6位数。
陈氏还有一好：极好酒宴，或请人，或人请，反正是公款消费。若真个碰上三日无人宴请，“衙内”就喜欢引用《水浒》中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感受：“这几天没去啜，口中都要淡出鸟儿来了！”
陈“衙内”刚刚接手办公司时，上级曾给他一辆轿车，陈嫌车不好，张口闭口“破伏尔加”。不久，陈的车就换成“蓝鸟”。再后来，陈到北京新世纪饭店任总经理，很快又将“蓝鸟”换成当时还不多见的德国“宝马”。陈为车花费巨大，上级主管部门曾提出批评，但陈依然我行我素。
陈“衙内”给人的印象是凡事必点头，有求必答应。但办事不办事，陈却会区别对待。
若有利害关系，“衙内”事必躬亲；若无利害关系，陈连电话也懒得接，概由手下人应付。
党中央在80年代末作出明确规定：凡国务院组成人员的子女，应一律离开流通领域。
陈获悉后，大呼“不服”。他在单位内明确宣布：“房地产业不属于流通领域！”不过，中央有关部门严格执行决定，几次将其传到中央机关，明确通知“衙内”不得在房地产公司任职，并安排陈到某建筑公司做领导。“衙内”一听，痛哭流涕。不过“衙内”毕竟不是凡夫俗子，他拒不服从上级安排，摇身一变，又进了一家豪华合资饭店，出任中方总经理。
陈小同被捕时的身份，就是这家中日合资酒店的总裁。当时拘捕的理由是：从事非法经济活动。1997年6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陈小同接受贿赂和滥用公款罪名成立，判处12年徒刑。不久，陈小同即入监服刑。
有人可能要问，陈小同如此放肆，就没人向上反映反映？当然有，据中纪委一位人士透露，前几年中纪委收到揭发陈小同的信件就已经有若干封。群众风言风语的议论和来自中纪委的消息，也曾传到过他的耳朵里。为此，与其一块儿共事、且比其年长许多的一位干部子弟，曾私下劝过陈小同“谨慎言行，适可而止，要把握好度，杭州‘二熊’，上海胡、陈，天津朱某这些人的下场，应是前车之鉴”。
陈小同对此良药苦口，满脸沉郁，沉思良久，最后却吐出这样一句话：“我靠的是实力和地位。”嗟乎！执迷不悟，竟至于斯。
陈小同所思所言，不禁使人想起了《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渐渐无所不至”的“呆霸王”薛蟠。天大的官司，薛蟠不是同样视为儿戏！即使出了人命，“自以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如今若有好事者著作新红楼之类，这“陈蟠”一角的某些心理，揣摸当年薛蟠，倒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王宝森之谜在陈小同被捕后，1995年4月，又发生了一起震动国内外的自杀事件，自杀者是当时的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曾与陈希同共事多年，陈也极为器重的王宝森。自杀地点在京郊怀柔，方式是持枪自戕、饮弹毙命。
王宝森之死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给好事者留下了不少臆测、想像或渲染的余地，其死因之谜或许只有亲自处置此事的当事人，才可能具体破解。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王宝森已经看到了高悬在其头颅之上的法律利剑的逼人寒光，他没有勇气面对这一现实，终于选择了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长期担任领导干部的王宝森，不会不知道党纪国法对腐败分子的无情惩治。远的有1952年2月10日被处决的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80年代以来，又有不少贪官走上断头台，原中共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王仲就是一例。王仲在任海丰县县委书记期间，于1980年7月至1981年8月，在反走私的斗争中，利用职权，以“替人代买”、“送领导”等名义，多次从海丰县汕尾镇、边防检查站、公安分局的缉私物资仓库等处，取走大批缉获的各种走私物品，计人民币5。8万多元。1979年至1981年7月，还利用职权帮助申请出港人员提前获准出境，从中收受价值人民币1。1万多元的物品。多行不义必自毙，结果王仲1983年1月被押上刑场，走上黄泉路。王宝森自己知道，他的问题所涉及的金钱何止数以万计，简直够上了天文数字！
据说，李敏、陈健等人案发后，中纪委曾找王宝森谈过话。王坐立不安，惊恐万分。4月5日下午，王令司机驱车到达北京远郊怀柔县，一直开到一处果园才停车，然后对司机说：“你是怀柔人，抽空回家看看吧，我在这下车随便走走看看。”司机问：“明天要开常委会，我怎么接你？”王说：“县里会派车送的，你不必接我。回家后直接回市里，有人问起，你不要说我在这里。”司机听了，按吩咐回了趟家，并于次日一早，赶回市委。
4月6日上午9时，北京市市委召开常委会，王宝森未到，问其秘书，说是昨天坐车出去了。又问司机，司机因王讲过“不要说我在这里”的话，开始还吞吞吐吐，后来才说出是去了怀柔。市委立即打电话询问怀柔，县里说是没见到王副市长。市委预感到情况异常，便令司机带路，一直开到昨天王下车之处，结果在怀柔县一处果园里，发现了王的尸体，是开枪自杀的。所用的枪，是王早在2月份，以现在北京市治安状况欠佳，用以自卫为名，向市公安局要来的。
当然，王宝森的问题并非可以“一死了之”。他死后，有关部门遵照中央指示，对其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认定王宝森已经“蜕化成一个犯有严重经济罪行的腐败分子”。1995年7月4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撤销王宝森的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同一天，中共中央宣布，由中纪委对陈希同进行审查。
王宝森并非传奇人物，他在北京市声名显赫，是由于他手中权力的性质：他是管钱的常务副市长；而陈希同主张管钱的办法是个人说了算、财政“一枝笔”。当时，王宝森不仅是执掌财权的北京市常务副市长，而且任市委常委、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等要职。只要大笔一挥，还不够你这个小小的什么单位高兴它一年半载？
也许，局外人难以想像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首长与长者，在生活中还有什么别样的面孔。
然而，他生活的穷奢极欲却足以令人瞠目。
据查实，他贪污公款25万多元人民币、2万美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供其弟弟、姘妇和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营利活动，造成的损失达1300多万美元。早在一年前，北京市一位常务副市长就已经披露：“现已查明陈希同、王宝森等人隐瞒财政收入、转移财政资金达183亿元人民币。”
仅王宝森个人就违法批贷巨额资金，造成大量资金流失；更不必说兴之所至滥建的“首长项目”，动辄一掷亿金……有人披露，王宝森贷给外商巨额国有资金，外商再把这笔钱“出口转内销”，投在我国的一个项目上，并占这个项目70％的股份，即将来还要拿走70％的利润。而王在帮助外商用中国的资金赚中国人的钱时，当然自己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如此“汉奸”式的贪官行径，尤其令人切齿！
王宝森自杀身亡后，有关方面通过传媒公布的他的罪行中有挥霍大量公款、“营造豪华别墅”一项。其中一所被他挪用巨款兴建的豪华度假村式别墅，在其死后停工3个月才复工。
从北京市中心驱车约一个半小时，即可到达这幢别墅坐落的位于北京西北郊的稻香湖公园。这个公园地处偏僻，人迹罕至。对外自然不能堂而皇之地名为“王公馆”或“陈公馆”，而是叫北京市财政局培训中心。早在1984年10月，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全面彻底清查楼堂馆所的通知》；1988年3月，国家计委再次下达《关于清理楼堂馆所项目的通知》，由于屡禁不止，中央实行“一刀切”的办法，限定上述项目立即下马，以阻止此风蔓延。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地方奢糜之风依然故我，甚至有增无减，类似上述名为什么休养所什么中心、实为少数特殊人物安乐窝的变相“楼堂馆所”悄然崛起知多少？据透露，此处沿着王宝
森别墅的围栏走一圈，也须约三四十分钟，而且每个出口均有人看守，有些出口更配了德国狼狗，远远看见陌生人便吠个不停。别墅的主楼高三层，主楼大门有金碧辉煌的立柱。除主楼外，还有一系列约10栋两层高的小楼，其中一幢楼顶还配备了接收卫星电视的天线。据看守人透露，里面设施包括游泳池，网球场及小型高尔夫球场，“总之什么都有”。
别墅的前花园有假山参差，亭台怡然。与后园人工湖相邻的是别有风味的荷花池。别墅的外观并不怎么特殊，但所用建材非同一般。
伫立此别墅围栏外，使人不禁想起民间流传的一首讽刺王宝森之类贪官的诗：“处处别墅处处家，名车养女伴天涯。子孙负笈越洋去，小蜜偎依艳似花。”
尉健行上任王宝森畏罪自杀的次日，即1995年4月6日，陈希同向中央书记处呈交了“引咎辞职报告”，但未获准。中央指示，辞职一事暂不议，先向北京市处以上干部传达王宝森自杀事件的情况，上下要坚守岗位。
4月中旬，陈希同向找其谈话的党中央领导人再次坚持提出辞职，而不同意调职。他列举出三条理由：一、我年龄已大，不适合再做第一线工作；二、王宝森虽是他个人问题，但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我的秘书也卷入王宝森的案子，对此我有直接责任。
中央听了这三条理由，仍不同意陈辞职，但宣布陈希同工作变动之前，北京市的工作要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陈希同似乎觉得自己是“陈政局，中央不会动他，他一方面向有关人讲，北京的工作中央是肯定的，王宝森个别人出了事，不等于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不要自惭形秽，不要传播小道消息，要相信北京市委等等，一方面以退为进，于4月25日再次提出辞职要求。当时的情况是，有关方面对李敏和陈希同的秘书陈健等涉嫌受贿官员的处置，十分注意策略。其中，为了保持199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的安定，陈健是在外地被逮捕的。
4月27日，中央书记处领导代表中央到北京市委宣布，同意陈希同引咎辞职，决定由中纪委第一书记尉健行接替陈希同的工作。陈希同没有料到，最后竟是这么个结局，他的政治生涯就这样画上了句号。1995年7月4日，鉴于在调查王宝森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发现有些重大问题涉及陈希同，中共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对陈希同的问题进行审查。根据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陈希同的职务被撤销。
这些重大决定为海内外瞩目，各种传媒纷纷聚焦北京的反腐败风云。
1995年4月，身兼多种要职、主持中央纪检、监察工作的尉健行，上任主持因陈、王事件的突发而亟待整顿、加强的北京市委工作。
尉健行身负中央重托与人民厚望，既大刀阔斧，又有条不紊地推进北京市的反腐败斗争。
陈希同长期担任北京市主要领导，王宝森长期把持北京市的财政大权，陈王的犯罪给北京市的工作造成恶劣的影响，带坏了一些风气，毁掉了一些干部。
中央决定查处陈、王的问题后，群众纷纷起来揭发他们以及其他一些领导干部违法违纪问题。尉健行同志亲自批阅群众来信，听取重大案件的汇报。他在市纪委第九次全会上，针对社会上一些人对反腐败斗争的种种忧虑和担心，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陈希同、王宝森的问题不会草草收兵，不了了之，市委将按照中央的部署，继续坚决认真地查处大案要案。在1996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就陈、王问题的进一步查处，尉健行在北京代表团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介绍。他重申一定要查到底的决心。同时他说，在境外取证很困难，受某种传闻的干扰，国际刑警组织不甚配合。
据知情人讲，原先主管纪检监察工作的就是陈希同。他自身腐败，当然不会下力气真抓。
尉健行同志来北京市市委工作后，使北京反腐败的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市纪委变压力为动力，发誓在查案上打翻身仗。为此，市纪委经常挑灯夜战，经常处于超负荷劳动状态。
当时，由市纪委牵头，市检察院、公安局、审计局、市委组织部参加的12个大案要案检查组正在加紧工作，参加人员117人，有20部办案专车奔跑于京城，一批贪官落入法网：1995年1月27日，首都机常刚从捷克回国的原市计贸委干部毕某惊魂未定，就被执法人员戴上了手铐。此人盗窃、伪造、倒卖进口许可证，牟取暴利几百万元人民币。市纪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组为擒元凶整整干了7个多月。
北京市自来水公司某些领导干部以及开源公司经理严重违反财经纪律，挪用1500万元建设资金，受到市纪委的严肃处理。
某区副区长也因受贿问题被捕。
…………
尉健行多次从繁忙中抽出身来听取区县纪委书记、纪工委书记的汇报，市纪委的领导说，这是北京市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事。他说：要建立党纪国法和思想道德两道防线；自律不等于放任自流。1995年，廉洁自律要重点解决吃喝玩乐问题。
尉健行到任后，就明确表示：市委、市政府要坚持贯彻中央对北京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要坚决、积极地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查清陈希同的问题和王宝森的违法犯罪案件，不管涉及到什么人都要查清，依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这样，才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他几次动情地说：“北京发生这么大的案件，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总结教训，那么我们就无法对党、对人民交代。”
在一次会议上，李其炎市长中肯地说：过去群众常讲，你们上面得病，要我们下面吃药。
现在，我们自己得了病，要自己吃药。王宝森事件出来后，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接到不少亲朋好友关心询问的电话。这说明，领导干部出了问题，不仅对党和人民造成巨大影响，就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带来了压力。市委、市政府领导要先正自己，带头吃药，做好榜样。
尉健行同志讲，陈希同和北京市的一些干部的堕落真是让人触目惊心！他们比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可要坏100倍！这些人吃喝嫖贪样样俱全，从里到外都烂透了。这样高级的党政干部腐化堕落到这个地步，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反腐败到了积重难返的时候再采取行动，就不容易查到底了，看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行动迟了。
尉健行同志在北京市干部大会上，多次谈到陈希同的错误和王宝森的罪行。他强调：第一，王宝森等人的罪行是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是开国以来查处的党员干部案件中最为严重的，此案对北京市财政以及其他方面造成的恶果正在逐步显露出来；第二，王宝森等人的有些罪行尚待进一步揭露和查证，要采取各种措施尽量挽回，减少损失；第三，对那些共同作案、触犯刑律的，不管是什么人，不管职位多高，都要一查到底，依法严惩。
尉健行曾当众责问，王宝森作案长达数年之久，数额多达数亿元人民币，难道都是他一个人所为，而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人“帮办”、“帮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向中央举报？据透露，王宝森曾擅自令市财政部门购买了100套住房，陆续批给亲朋好友。尉健行同志曾就此事讲，某些人也有幸分得了“一杯羹”，这就是他们不举报的原因。这话真是点得再明白不过了。
1995年春天，中央下文规定，凡领导机关无偿占有、借用基层单位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器材的，一律限期交还，以后不得再次占用，但直至王宝森事件以后（1995年7月），这一规定在北京市委、市政府一些部门仍难以施行，这也就难怪尉健行同志再一次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责问：市委12名常委的秘书中，竟有11人有车，这是为什么？这些车又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至今不按中央规定退还基层单位？
尉健行在汽车问题上态度坚决：他讲“宁可得罪少数人，也不能得罪老百姓”。市纪委紧急行动。一位主要领导这样做动员：全国尚有7000万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国家还很穷，而我们有些当官的整天花天酒地、坐“奔驰”“宝马”，实在天理不容。他郑重告诫：谁再坐超标车，就摘他的乌纱帽。
逐辆核对，紧紧张张一个月，市纪委又清查出个别领导的秘书向下属借车12辆，其中有陈希同秘书某某的两辆，处以上党政机关以各种名义向下属借车147辆。这些车后来已经退还，其他换下的超标车也做了妥善处理，两次拍卖更是引起了百姓和新闻界的关注。
1995年8月6日，晨雨未停。北京图书馆前小广场停放着10辆超标车，拍卖在这里举行。首先拍卖的是石景山区委一辆公爵王轿车，在拍卖行的主持人报出32万元的底价后竞拍开始，经过十几轮竞价，被一老者以33。3万元买走。争夺最激烈的是财政局的皇冠3。0轿车，经过竞拍，以43。3万元成交，高出底价9。3万元。8月28日上午，同一地方，第二批超标车拍卖成功，18辆中的14辆顺利成交。
1995年下半年，市纪委又把眼睛盯在了公款吃喝玩乐风上。这项工作沿着尉健行严格标准、严格考核、严格执法的思路波浪式推进。
8月1日，市纪委会同有关部门组成10个联合检查组，出动150多人次，对51家宾馆、饭店、歌舞厅、夜总会进行明察暗访。一家饭店经理说：“以往有十几个内宾陪两个外宾的现象，现在没有了。”有的说：“过去每天能收到十几张支票，现在一天就一两张。”
但中间也有杂音：“风过后还会再撮。”
然而市纪委不给其喘息机会。8月11日，公布了狠刹公款吃喝玩乐举报电话，呼唤公民的支持。11月1日，全面突击，又开始新一轮检查……北京市的民心越来越稳，北京市的党风越来越正。
据说，陈希同在向中纪委交代时说：“我在经济上没有参与犯罪，但我政治上应负有责任，我在生活作风上也失于检点。”但据有关方面已经掌握的情况，陈的说法只有一半是真话，即陈希同经王宝森的引见介绍，和一位年轻女人长期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陈希同的话另一半是假的！他本人不但对王宝森等人的贪污贿赂行为知情，而且也有收受巨额贿赂的重大嫌疑。陈多次授意“财政收入要有点埋伏”，王宝森对此自是心领神会。再说，现已查明，陈希同的家人曾借助陈希同的势力，非法获取了相当丰厚的收入。至于生活方面，据悉，早在1984年，陈就结识了比自己小近30岁的一个女人，从1989年至事发，保持不正当关系长
达6年之久。并利用职权，安排这个女人到某大饭店任中方副总经理。陈健被捕后，这个女人及其女儿立即去了香港，王宝森自杀后，陈希同之子陈小同曾去香港，转告陈希同的口信，让其“千万不要回来”。据悉她后来亦被捉拿归案。
京城“一、二、三、四”
1996年新春时节，北京市政府大院又爆出大新闻。当时任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铁英，因受贿案发，被开除党籍，由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市政协副主席、市长助理黄纪诚也被停止市政协党组成员的职务，被中纪委立案检查。其后，北京市宣武区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罢免了黄纪诚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资格，中纪委讨论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开除了他的党籍，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其立案侦查。从陈、王到铁、黄，市委、市人大和市政协四位首脑级人物的一连串案发，被老百姓称为“京城一、二、三、四”案。
今年66岁的铁英，山东蓬莱人，还是18岁的少女时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北京市工作。曾在市党刊编辑组、市农村办公室任组长、干事、副处长等职。后任市政府办公厅处长、副主任、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兼法制办公室主任。1993年退居“二线”，当选为北京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如前提到，在陈希同主政时，铁英可谓“权倾一时”。
据揭露，铁英家中仅房子装修，就花了70万元，空调装了8台，如仅靠工资收入，几乎是不可能的。
1992年11月至12月，铁英出任北京投资贸易洽谈会市政府代表团副团长赴香港招商。其间，收受港商刘某给予的劳力士牌总统型男、女式手表各一块，价值港币21万余元；索尼牌摄像机一台，金项链3条。招商结束回京后，铁英利用职权，为刘某在北京市市政府所属北京新大都实业总公司洽谈合资项目时提供了帮助，并亲自参与批准了三个合资项目。后因港商资金不到位等原因，项目被取消。此事案发后，铁英曾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以逃避审查。
同一年，铁英还受天平利园酒店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之托，在帮助该公司解决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问题后，收受索尼牌台式音响一件。
1992年至1993年间，同样是利用职务之便，铁英对其主管的新大都饭店，在借款、扩建、引进合资项目上给予了支持和帮助。为此，铁英曾先后3次收受新大都饭店总经理石某给予的港币2万元、人民币1万元、蓝宝石戒指和翠戒各一枚。
1992年至1993年间，铁英利用职务便利，在协调解决台商吴某等人与北京市农工商总公司下属圆山大酒店的纠纷，并帮助吴某向北京市财政性资金管理分局申请低息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后，先后3次收受吴给予的钻戒一枚、欧米伽手表一块以及1万美元。
1993年10月，铁英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山东新牟集团公司为筹集资金与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联系后，北京京华信托公司购买了新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1000万股股票。
为此，铁英收受了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杨某给予的人民币5000元。
铁英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款物共计价值人民币43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铁英的上述行为构成受贿罪，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严重，依法应判处无期徒刑，考虑铁英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期间，认罪态度好，能真诚悔罪；且揭发了他人受贿犯罪的重大线索，有立功表现；以及案发后退出和被追缴了全部赃款、赃物。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铁英从轻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财产。
黄纪诚原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92年9月至1995年5月期间，利用担任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主任、市长助理、市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便利，受贿4起，共计价值人民币22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黄纪诚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依法对其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中央专案组在查处“陈、王”案件中，将一些牵扯北京市的案子转交北京市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市纪委组织有关力量并成立了由11人组成的专门小组，承办中央交办的有关调查任务。自1995年5月份以来，共完成18件调查任务。中央“2。13”专案组转给北京市的与王宝森一案有关人员共22人，主要有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北方、陈希同的秘书陈舰王宝森的秘书阎振利、市财政局副局长李怀伟、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孔秋兰等。
1996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首钢周北方等6起受贿案的判处结果：周北方犯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李敏、陈舰何世平分别受到法律制裁。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后，周北方、陈舰何世平三人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希同带坏了一些人陈希同带坏了北京市的一些风气，也使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走上了邪路。
利用职权，肆意侵吞公款，是这些干部违法违纪的突出特点。北京市原房改办主任刘岐，任职期间，责令下级单位北京市新兴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拆借给北京国际建设集团总公司1000万元。在此期间，他采取截留等手段，侵吞新兴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应收利息款数十万元。此外，他参与新兴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与北京市怡泰公司的业务往来，并索取贿赂10余万元。
肆意挪用和挥霍公款，是贴在这批“落马”高官头上的一个标签。原北京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某某，将一女职工金某调到通县物资局。1994年3月，他让驻沪办汇给通县物资局19万元，在帅府小区买一套住房，送给金某居祝原延庆县委书记（局级）刘金生，利用职权挪用公款41。3万元，接受港商贿赂4。8万元，并私设八达岭特区驻京办事处，挥霍浪费国家资金100多万元。他还在一年多时间内在办事处报销“就餐款”228次，平均两天一次，他还违反规定将出国费用重复报销等等。上述当事人已受到党纪国法的追究。其中，刘金生因为与陈希同及
其儿子陈小希所具有的特殊关系，而分外引人注目。
陈小希的“政治关系户”
谁也没有料到，8年前，身份显赫的陈希同之子陈小希交上了一个文化不高的农村干部朋友。于是，陈希同父子在偏远的京郊山区，就有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关系户”。
刘金生，生于1947年，北京顺义县人。他当过农村党支部书记、镇党委书记。别看他文化水平不高，可他也有“一技之长”善于察言观色，精于投机钻营。身居高位的陈希同及其儿子成了刘金生的首选目标。1989年，他费尽心机结识了陈小希后，便以金钱开道，与陈小希称兄道弟，交上了酒肉朋友。他不惜动用国家巨额资财，向陈小希搞“感情投资”。他先后三次请陈小希出国，一次到泰国、香港，两次到美国。刘金生自以为有了靠山，“升官有望”，便把顺义县委、县政府不放在眼里，在他当镇党委书记时，一次听说县里要提拔他当副县长，他竟口出狂言：“副的不干，要干就干正职！”
1993年8月，顺义县县委决定，调刘金生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刘金生得知消息后，立即驱车直找陈小希，又跑到陈希同那里，诉说顺义县“用人不公”。于是，就在顺义县县委签发任职决定的当日，原北京市市委组织部部长带着陈希同的旨意匆匆赶往顺义县县委宣布，刘金生使用问题市委另有意见，暂不动。果然，不过两个月，刘金生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市延庆县县委书记。他当上延庆县县委书记后，极少下基层，连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也难得见上一面，到延庆两年多，他不仅不认识一些大镇的领导干部，而且与他共事的一些副县长也不认识。
刘金生在延庆县期间，擅自打着设立延庆县八达岭特区驻京办事处机构的幌子，以每月租金7。4万元租下了北京京城大厦Ａ座的大套间，花费20万元购买了高档办公用品和生活设施，并先后从八达岭特区调出174万元，从县财政拨出41万元。刘金生四处聚财苦心经营这个办事处。实际上把它作为自己吃喝玩乐的秘密私人场所。他在办事处共报销经费25万元，其中超过千元的吃喝费就有103笔，他到延庆后，平均每天报销一次，天天都在用公款吃喝。不仅如此，陈小希两次出国的费用，刘金生的儿子刘铁办公司的费用，都由办事处开支，刘金生除了疯狂挥
霍外，还采取重复报销的卑劣手段贪污公款1万多元，收受港商贿赂4。8万元，挪用公款41。3万元。
刘金生粗暴地践踏党的组织路线。当他听说县粮食局缺干部时，就当即打电话给粮食局局长说：“我给你派个副局长，明天就上班。”第二天，他从顺义县带来的无业人员韩某，在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和手续的情况下，竟然坐上了延庆县粮食局副局长的交椅。韩某上任没多久，就因诈骗罪被司法机关处以7年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