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生为了得到升迁，在两年时间里，他给有权有势的领导请客送礼金额高达85万元。
到延庆县后，他经常到陈希同、王宝森等领导家中送礼，逢年过节更是必去，每次至少送两三千元的礼物，他先后送出的8辆车，除1辆奔驰送给陈希同使用外，其余7辆都是送给领导干部子女私人使用的，其中先后给陈小希3辆，王宝森儿子1辆。
读完陈希同、陈小希与刘金生上述“政治关系户”黑幕种种，笔者忽然想到前一阵子被环球传媒炒得不亦热乎的英国戴安娜王妃之死。其中，关于“狗仔队”对戴安娜的死负有责任的批评文字，我们已见过不少。据北京一位名叫宋纯一的先生的见解，追逐“公众人物”的政绩事业、言谈举止、饮食结构乃至“隐私”，可以说是人的天性！这种“小报记者”思想用到“极端”，自然“弊”就产生了。戴安娜之死即是一例。那么有没有“利”呢？宋先生以为，“小报记者”虽“主观地为自己”，但“客观地起了‘广义’的监督作用”。谁让你是“名人”呢？陈希同、王宝森之流生活十分腐化。可如果他们生活在“狗仔队”猎奇的环境里，就必然有
所“收敛”。“狗仔队”嗅觉灵敏，“无孔不入”，擅于跟踪，那么，一旦你成了什么“星”（特别是那些“政坛”的星），腐化之前就要好好想想“后果”。
在西方，“丑闻”毁掉名人的事并不少见，难怪名人慨叹自己是生活在“玻璃缸”里。
而陈、王等腐化多年，没见哪些“小报记者”报道过一个字。在我们的报道中，确实不存在西方小报的“弊”，可是，无“弊”的同时，是不是“利”也不具备呢？
与宋纯一的见解相似，法学博士张新宝认为：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与普通人不同，应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是因为他们的许多隐私已经成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成为公民的民主权利所指向和要求披露的对象，公共利益的价值已高于作为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的价值。如一个普通公民与他人的私交包括男女间的关系，可以作为隐私而不被披露；而披露一位高级官员的桃色新闻，则不能认为其隐私权受到侵害。因为这有助于公民了解其真实的道德品质；而高官的品质如何，当然是一个关系公众利益的大问题。
无论官员还是明星，当他们选择了成为“公众人物”这条生活之路，就默认了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隐私保护的部分放弃，而自愿接受公众和舆论的监督、披露和评论。当然，这种放弃是可以得到充分回报的。这种回报通常包括社会的普遍尊重，理想和抱负的实现，成就感以及远远高于普通人的物质生活待遇。
但限制并不是剥夺，公众人物作为公民也应当有受法律保护、而且有不容以任何理由加以粗暴侵犯的隐私。如私生活不受监听监视；通信秘密与自由；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与社会政治、公共利益和公众合理兴趣完全无关的纯粹个人私事之秘密或安宁受到保护。另外，即使是受到限制的那部分隐私，也应通过正当的渠道来获取和披露。
尉健行同志多次指出，说了的不一定接受，规定了的不一定执行，规定的形成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抓落实。北京市委在抓落实时要下大力气在领导干部中构筑一道廉洁自律的防线。
无形阵地：战斗正未有穷期尉健行曾指出，陈希同、王宝森所以会出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放松了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加强思想教育显得极为重要。
在认真查处王宝森以权谋私、私管私分住房问题的基础上，北京市30多名现职市级领导干部进行了住房登记，申报率达到100％。这次不仅登记领导干部个人住房情况，子女、配偶的住房情况也同时登记，以查清是否有为子女多分住房的情况。现已摸清了33名现职副部级以上、2013名局级领导干部的住房情况，建立了领导干部的住房申报档案。
北京市财政局制定了《关于北京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中接待标准的通知》。绝大多数单位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公务、业务执行申报审批登记制度。东城区规定，各单位每季度上报一次接待宴请情况，并强调财政部门要根据宴请审批核销。西城区不仅区级机关制定了执行费审批制度，全区118个处级单位中已有4个建立了这项制度。市公安局、延庆县等单位还实施了“禁酒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有禁不止顶风吃喝的领导干部，坚决查处。
市环卫局党委书记等人，今年1月以来，连续3次在检查下属单位工作时接受超标准用餐、喝茅台酒，受到党纪处分。西城公安分局的两名副局长接受吃请，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分别受到撤职、调离公安机关的处分。
在清理领导干部违反规定乘坐小汽车工作时，他们对正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乘车情况进行重新登记，目前，已对党政机关正局级领导干部建立了乘车档案。在完善接待标准、清理“小金库”、加强对社会购买力控制等方面制定下发了一些文件。怀柔县为了有效管理公款吃喝，全县104个行政事业单位主管财务的领导与同级纪检监察机关签订了“财务责任书”。为从源头遏制公款“吃喝玩乐”，市饮食服务公司从抓票据管理入手，规范企业财务管理，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发票管理的通知》，这一措施进一步堵住了财务工作中的漏洞。
陈、王案件发生后，北京市委痛定思痛，认真总结教训，尉健行同志多次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与常委们一起分析陈、王一案，论危害、堵漏洞。并召开了市级领导干部会，严肃认真地反思和检查。经过一年多的反思，市委写出了《北京市委关于汲取陈希同严重问题教训的报告》。一年多来，北京市委在强化监督制约机制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加强制度建设，增强监督制约的可操作性。去年10月市委七届七次会上，市委作出决定，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六条自律的要求，不仅要求“在政治上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在北京市通畅，做到令行禁止”。还要求“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还明确规定“凡要求下属干部做到的，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今后一律不准用公款在宾馆、饭店包房，也不准在自己分管部门的培训中心和休养所包房；接受礼品必须按规定登记和处理；不得超标准用车和拥有编外汽车；不得用公款超标准装修住房；不得参加高消费俱乐部和高消费活动”。
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具体化，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针对陈希同办事无规矩，个人说了算造成的恶果，市委、市政府带头制定了“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三重一大），要经集体讨论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的重要决定。一年来，市委、市政府的重要事项都是按此规定办理的，一改过去个人说了算，财政“一枝笔”的局面。目前全市已有105个局级单位制定了这项制度。减少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的失误，使民主集中制得到了具体落实。
对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认真监督、检查，严格管理。一是监督、检查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情况，做到会前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的意见，会上领导班子成员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和有关问题要作出说明和解答，并将有关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二是加强领导班子的届中考察，及时掌握领导干部的情况。三是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落实中纪委关于“各级纪委发现同级党委或它的成员有违反党的纪律的情况，有权进行初步核实并直接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等五项制度。四是认真执行去年颁布的个人收入申报、礼品登记和国有企业业务执行费向职代会报告等三项制度。针对有的困难国有企业存在的“穷庙富方丈”问题，市纪委、监察局专门制定《关于国有困难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对亏损企业厂长经理的行为做了规范。
北京市的反腐败斗争并没有结束，正在按照中央的部署深入进行。
一家小有名气的零点调查分析分局曾经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公众最关心的社会焦点中，居第二位的就是反贪廉政（第一位是通货膨胀）。普通群众对反腐败的实效，仍然担忧。统计表明，县处级以上官员贪污贿赂案一直在上升。为了遏制腐败，1989年，广东省率先成立反贪局。1995年10月，中国反贪总局挂牌。“监督并直接立案侦查中央国家机关厅局级以上干部、省部级干部和全国性重大贪污受贿等经济案件”，是反贪总局的主要职能。
中国反贪总局的成立，向世界昭示了中国政府反贪的决心，当然也与我们反贪面临的严峻现实不无关系。
人们不会淡忘，就在反贪总局成立的这一年，反贪序幕从贵州拉开。1月16日，原贵州省计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因贪污、挪用公款、受贿罪被判处死刑。同一天，贵州省前公安厅厅长郭政民也因受贿等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媒体称：一个省一天之内判处两名厅局级干部极刑，历史上只有50年代初的刘青山、张子善一案与之相似。
阎健宏案之后，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案不断爆出新闻：辽宁省鞍山市委书记张文效、四川简阳市党政班子中8个市委常委3个正副市长被“一锅端”、天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平被查处、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一案，牵出包括市委五常委即5个厅局级干部、10个县处级干部。最爆炸的1995年大案，当然要算本文特写的陈、王案件了。
1997年9月18日，备受瞩目的中共十五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圆满闭幕，这次大会，是邓小平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一个6米高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前宣读了十五大报告。长达3万多字的报告被称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政治宣言。
在两个半小时的报告中，人民大会堂爆发出20多次掌声。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要警钟长鸣。”
他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一个一个地打好阶段性战役。
江泽民提出，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要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坚决遏制腐败现象；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随后，他提出“从严治党”的要求，要求共产党员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与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行为作斗争，坚决改变党内存在的纪律松弛和软弱涣散的现象。
大会批准了江泽民代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选出了党的跨世纪的新班子有344人组成的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大会结束后，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于次日在北京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刘丽英在十五大前就准备退休了，文件已清理完毕，只差交钥匙了。今年她已65岁了。
正当她准备告别融入她18年心血，并为之尝尽人间苦辣酸甜的纪律检查工作时，却“意外”地荣升了。
当了四届中纪委委员、三届中纪委常委的刘丽英，十五大前按规定到了退休年龄。中央考察组来到中纪委考察新一届中纪委领导候选人：老领导推荐她，机关干部挽留她。中央考察组宣布，中纪委领导班子年龄限制可放宽。
在9月19日召开的新一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刘丽英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
伴着热烈的掌声，刘丽英热泪盈眶。为了共和国风清政廉的明天，她要再拼几年。
党的十五大代表全党有力地重申了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正如江泽民总书记言之凿凿：腐败是可能毁灭党的病毒。如果我们不尽快清除这一病毒，对违法者严加惩处，就难平民心。
在十张伪证的背后
原山西和顺县委书记李应明强奸案原山西省和顺县委书记李应明，依仗权势，强奸县招待所某女服务员，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被开除党籍，九月二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一个县委书记堕落成强奸犯，可谓触目惊心。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根据省委批示，晋中地委于一九八三年十月派人对此案进行调查时，和顺县的某些共产党员以至几位领导干部，居然出具伪证，有意包庇，遂使罪犯一度逍遥法外，受害者反而成了诬告。但是，正义终于得到伸张，邪恶终于受到惩处，李应明罪有应得落入法网。
1982年4月27日，正在北京带职学习的李应明回太谷探家，途经其任职的和顺住了两宿。28日晚，他趁在县招待所住宿之机，将一个19岁的女服务员骗进房间，强行奸污。以后，他从北京学习结业回到和顺，又几次企图强奸这位女服务员。女方忍无可忍，曾吞服安眠药自杀未遂，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李应明原以为，小小服务员岂敢告县委书记，就是告了也无人相信。1983年9月，他得知女方已提出控告，地委调查组即赴和顺之时，大吃一惊，惶惶然如热锅上的蚂蚁，常常独自待在办公室里借酒浇愁，拼命吸烟，思谋着如何化险为夷。
经过一番精心谋算，他终于想出一个“高明”的对策：女方控告是1982年4月28日晚在县委招待所被强奸的，那么，只要有人证明28日我已离开和顺，控告信等于是废纸一张，而女方就是诬告。李应明算尽机关，坚信凭着自己手中的权力，事情会办得天衣无缝。
下面是他与一位县委副书记的谈话。
李：你来和顺几年，我对你怎么样？
答：不错，挺好。
李：人家告我强奸女服务员，你看像不像？
答：不像。
李：你还记得去年从北京回来，咱俩在榆次见面的事吧？
答：记得，记得。
李：好像是28号吧！
答：28号？还是29号？
李：28号！28号！晚上咱俩不是住在地委小招待所的一个高级房间嘛！
答：住了？还是没住？
李：住了！住了！地委调查组要来，到时候你就按我说的写证明！
其实，这位县委副书记和李应明根本没有在28日见面，更没有当晚同住一室。但后来他却按李的意图，向找上门来的地委调查组作了伪证。
这位副书记是如此，还有几位领导干部也是如此。
按照李应明的安排，团县委书记（曾是李的秘书）便把1982年4月29日的记事台历，换成同年的空白台历，而把李离开和顺的时间写到4月28日的台历上，交给了地委调查组。
李应明一次面授机宜，县卫生局长便不惜入门撬柜，窃取了当年的派车台历，送给李当面撕毁。
李应明一次密谈，横岭乡乡长便拍胸保证：“老李请放心，横岭肯定不出事！”于是，本来李29日离开和顺路经该乡就餐一顿，那天的饭表上也记有“李书记”，但地委调查组问了许多人，回答都是“不知道”。
李应明一番指教，小公务员便心领神会。于是，本来李28日三餐均在机关食堂吃的，饭表上也画了杠杠，但这位公务员却作证：这是我预先画的，其实李书记并没有吃。
不仅如此，还有人挺身而出，证明李28日离和顺是他们目睹的事实副县长常令千说“是我送他上的车”；司机郑忠义说“是我开车送的”；县委办副主任郜树真说“李临上车前我还问他，为何今天就走，李说中途还有点事……”就这样，一个多月后，地委调查组面前摆着十张口径一致的证明：1982年4月28日下午李应明离和顺去太谷，当晚根本不在县委招待所住宿。于是，地委调查组便得出结论：“李应明强奸一事难以认定。”
李应明的瞒天过海术一时得逞了。然而，正当他暗自庆幸的时候，省委领导同志过问了此案，并于1984年2月派出省地两级联合调查组再进和顺，重新调查。仅仅十几天时间，就查清了李犯罪的确凿证据，将其免职，调离和顺。一个多月后，李应明的瞒天过海术便被彻底戳穿，案情真相随之大白。
为什么和顺县的一些党员以至一些领导干部，在李应明唆使他们作伪证时，不仅未加抵制，反而一个个都遵命而行呢？
首先，他们对这起案子的最终结局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李应明是县委书记，职大，权大，势大，区区服务员岂能告倒！至于上面调查，那不过是摆摆样子，到头来还不是不了了之。假如李应明日后仍是县委书记，自己又在人家手心里捏着，与其现在说真话，将来挨整，毋宁眼下说假话，今后平安。
其次，他们还有个人的目的：从李应明那里捞取好处。地委调查组在和顺前后，正值各县调整班子之时，这无论对李应明还是作伪证者都是天赐良机。因为提拔、重用，其间县委书记的作用举足轻重。事情正是这样：常令千成了前县委班子中惟一保留下来的一个，并当上了常务副县长；郜树真的县委办副主任的“副”字，这次也给抹掉了；改填台历的那位秘书原是干事，晋升为团县委书记；拍胸起誓的公社副主任，这次也被“驯为乡长；司机郑忠义和那个信口胡诌的小公务员不便提拔，也让两人作伪证五天后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很明显，这是一笔交易，交易的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然而，如果仅仅只是说明这一点，从而把事情完全归咎于个人主义思想在作祟，未免有点太肤浅了。
那么，它究竟还能说明什么呢？
请牢记，这些作伪证者大都是共产党员，多数还是或大或小的领导干部。但是在如此分明的大是大非面前，一方面是党的组织，一方面是强奸罪犯，他们竟不惜站在罪犯一边，欺骗组织，而且原因只有一条：罪犯是县委书记。直到县委书记被免职调离，他们才渐渐反水，端出真情。所以，从这笔交易的深处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那里，忠于党的组织已经变成效忠于领导者个人，同志式的上下级关系已经变成君臣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关系面前，党的原则可以不顾，共产党人的品质可以抛弃，常人须有的良心也可以扔掉。总之，一切高尚的东西都可以拿去交易，剩下的只有对权力的倾心崇拜和对领导者个人的绝对忠诚。在这些同志的身上，哪里还有共产党员的气味！
副市长“五子登科”
四川省宜宾市原副市长刘文贪污案刘文，四川省宜宾市原副市长。1990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历史真会开玩笑，六十大寿之时，他却被押上了审判台。他这个刚由副市长转为市政府顾问的大人物以及他的丑事轶闻，一时间轰动了四川宜宾城。
他叫刘文，曾几何时，他头上有一串迷人的桂冠：市政府领导干部、进过3年名牌大学、留苏5年、得过斯大林金质奖章、工程师……这样一个文质彬彬、满腹经纶的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呢？只因为副市长有着他的人生哲学，他所追求的是“五子登科”，即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
他终于当上了副市长，分管科委、计委、城建等工作。这对于“文革”中沉没了多年的刘文来说，无疑春风得意，人人敬慕。许多人把将宜宾建成名副其实的“长江第一城”的希望寄托到这位副市长身上。这时的刘文也决心不负众望，大干一场，然而，当他与昔日那弥漫着灰浆味和铁锈味的建设工地告别，举家从离城40里外的电机厂搬进城内中心路的高级住宅，从此出没于市政府办公大楼时，实际情况并不像想像的那样。他开始忙于在一个又一个各种名目的会议上作“指示”，在一个又一个各类颜色的文件夹上画圈圈，在和一批又一批往日比他官大的人的交往和请示汇报中过官瘾。对他分管的部门来说，不管是指标、经费、提拔晋升，还是分房、定职称等等的决定权，都得由他一人掌管，任何人不得参与。于是，冲着他来的是点头哈腰、毕恭毕敬，他看到的也是笑脸来笑脸去……他渐渐习惯了这一切。
“官好当”，这是一朝得势的刘文先前尚没预料到的。所以，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使他在权势的宝座上，飘飘然起来。
“权力这鬼东西，真有魔力？它能治人，也能抬举人；能给人以悲，也能给人以喜；能给人以荣，也能给人以耻。”刘文常常这样想，并感到说不出的惬意。“可是你为什么姗姗来迟？”这是刘文深感遗憾的。“我今年已经56岁了，剩下的时间实在不多了。”这个意念又使他颓然感叹。是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看来还得抓紧利用手中的权。
刘文日复一日，既忙又闲地过着副市长的生活，与其他市长们不同的是，他还往自己脸上搽抹“珍珠霜”，刻意地修饰头发、服装，面对城市建设的问题，却漠不关心。不是他无能，而是他完全沉醉在个人享乐之中，这官当了3年，他就厌了还不是那么一套机械的程序和简单的重复！他觉得自己的精神是空虚的，心灵中似乎缺少点什么，终日恍恍惚惚，得过且过。
没过多久，那些腰缠万贯的公司经理、商行老板、高级豪华型奔驰轿车、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郎，便占据了他的整个心思。“我堂堂副市长，缺少的是票子、车子和女人。”刘文心中暗暗想。正在这时，历史又偏偏与他作对，轰轰烈烈的机构改革开始了。在刘文看来，58岁的自己，交出权力为时不远了。
他曾因此感到悲哀，可是他的命运倒没有像他想像的那么坏，在调整各市、县领导班子时，刘文虽被免了副市长职务，却安排他做了市政府顾问。在刘文看来，这顾问只不过是个徒有虚名、没有实权的“弼马温”，所以他并不为此而高兴，回想往事，似乎还有好多好多失去的东西没有找回来。“不行！一定得夺回来。”刘文抱着这样的算计度过了一个沉默的春天。
城市改革的洪流冲击着这座“长江第一城”宜宾市，他见不少有识之士锐意改革，大显奇才，做出了一番事业。他惊醒了，决心在宜宾市的城市规划建设上“有所作为”。一时间，他奔波于北京、上海、西安、重庆等地，考察城市建设情况。归来后，刘文便写出了要求建立“宜宾市城市建设委员会”的报告，反复强调改革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之势。他赢得了领导的赞许，得到了市委的批准。但市委决定，不搞成经济实体，只成为一个行政单位。由此刘文做了城建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由于刘文内心权势欲作怪，他打着改革的幌子，首先将房产公司和城建局的权拿了过来。
城市公房的管理分配，所有单位建房征地的批准权都握在了他的手中。接着他把原来的小区建设指挥部改名为“统建指挥部”，自任指挥长。他未经市委、市政府许可相继成立了“宜宾市城市综合开发公司”、“宜宾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6个相当于局级的单位，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民”和“集体”合一、政企不分、管理混乱的庞杂机构。刘文在这里成了指挥官。他首先下令购买一辆“蓝鸟”高级豪华型轿车，供自己使用。
然而，刘文并不满足于大把地花钱，他花腻了，他需要另一种刺激。一天，春风得意的刘文在办公室的阳台上，慢慢地呷着香茶。阳台右侧是宛若翡翠堆成的翠屏山，阳台下是幽静的公园，林阴道环绕着的人工湖。湖水碧蓝，阳光投上去，波光粼粼，煞是好看。“人生易老天难老，只恨我不能与大自然常在，要抓紧呀！”刘文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他张开双臂，扩了扩胸，又猛地一挥手，走到自动录音电话机旁，叫起了“她”一个女人的芳名。
一位风度翩翩的女工作人员来到刘文的面前，她眼若秋水，含情脉脉：“市长……”刘文望着她情意甚浓的眼神，春心萌动，眼里射出了欲火。他将那女人一把搂进了怀里……宜宾市纪委的接待室从来就没有冷清过。纪委副书记罗新民经常在这里接待来反映问题的人，对反映的每一个问题，她都记录在案及时查处。
罗新民即刻想到她听到的各种各样的议论：“刘文搞的那几个单位，手续不健全，人员乱七八糟，有很多违法乱纪的问题和经济问题。”
“他揽权太宽，把房产公司和城建局的权都抓光了。只要是提着东西到他家去过的人，住房就会从一间变成两间，旧房也会变成新房。”
“他掌握了全市工程师职称评定晋升权，凡给他提过意见和顶撞过他的人，他都千方百计陷害打击……”罗新民陷入了深思，她恨那些给共产党抹黑的人，容不得打着改革的幌子贪赃枉法的人。
经市委同意，罗新民带着“纠风检查组”进了刘文所在的那幢小楼。
没想到，她迎来的却是一部分人的横眉竖眼，讽刺挖苦。
“规建办”支部副书记李荣昌把一沓钞票往桌上一摔，吼道：“这是刘顾问应得的科技成果奖和月奖金，共1010元，他不要，退出来充公。你们有这种精神吗？”罗新民等检查组的成员当头挨了一闷棍。
“刘顾问为宜宾人民操劳，还拿出私人1000元为‘规建办’报销那些报不了的应酬费哩！”财务科负责人尹某在一旁摇唇鼓舌。
然而，凡是明了内情的人都明白这两笔钱的真相。正是这个尹某，手中还有3000多元钱无法冲账。他与刘文密商后，采用奖励现金1000多元给某科技人员的手段，由那位支部副书记李荣昌领出来做账。刘文也确实从私人腰包中拿出1000多元来填补，但仍有2000元未补齐，他就让另一亲信以出差名义借去，留下一纸借条，这才全部做平了3000多元的吃喝账。
与此同时，刘文还有慷慨之举，他对下面的人说：“纪委检查组就要来查账了，我拿出钱来为你们垫上。等应付过检查组之后再说。总之，千万不要影响我们‘规建办’的声誉呀！”
财会室里，一伙人与检查组胡搅蛮缠。会计、出纳拒绝交出账簿发票。刘文呢，来了个稳坐钓鱼台，干脆不与检查组见面。
罗新民回到市委办公室，开始思考新的方案。一会儿，她要通了市委书记和市长的电话……在市委和市政府领导的支持下，检查组终于冲破各种阻力，驻进了“规建办”，迫使财会人员交出了账簿和有关票据。
然而刘文又有新招了，他使出浑身解数，一方面暗中指使会计、出纳等人员冲进检查组办公室乱叫乱嚷，不准检查组的同志离开办公室，让“规建办”的大小领导趁机全部溜走；另一方面，以市政府顾问的身份，提出了3条强硬意见：一是“纠风检查组”的行为，超出了中纪委规定的范围，影响了“规建办”的正常业务工作；二是检查“规建办”是把矛头指向科研单位，是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三是市委派检查组来，对“规建办”是接收，还是撤销、改组，市委要下个文件。刘文以此要挟市委下令停止对“规建办”的检查。除此之外，他又指使一些人大造舆论，说有人想报复刘顾问，整刘不是目的，而是想搞垮某某等等。一时间，各种谣言四起。
面对这种复杂情况，罗新民毅然决定：向省纪委反映这一情况。省纪委信访处的同志接待了罗新民，认真看了她带来的材料，深感问题严重，省纪委办公室的同志叫她立刻赶回宜宾给正在宜宾出差的省纪委副书记汇报。罗新民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宜宾。省纪委副书记听完市委、市政府、市纪委的汇报后说：“刘文这是以权谋私……一定要把全部问题查清楚。”
有了上级领导的支持，罗新民等人的腰杆硬了，他们及时抽调了两名副局级干部和几名懂财会业务的干部，驻进了“规建办”。
这时的刘文已黔驴技穷，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惶惶不安。
经过四个月的奋战，“规建办”的问题终于有了眉目，检查结果使不少领导干部吃了一惊。
首先，刘文违背市委、市政府关于“规划建设委员会”和下设的办公室不能搞经济实体而只是行政管理单位的规定，用各种办法增收集资来的1200多万元资金没有统一的管理，没有按财务规定记账和建立财务制度，并采取抬高划拨、虚增收益的手段挖走建设资金，使一些企事业单位遭受损失。还用公款购置大批国家专供商品，巧列名目报销，违纪金额达34。7874万元。建筑图纸设计草率，施工管理混乱致使某工地中途返工。
某公司大楼刚投入使用，屋顶就漏雨了，而且水沟不通；有的房屋刚完工外墙就脱皮了；有的楼房布局不当，造成新房屋黑。
其次，滥发奖金和技术津贴，侵吞集体资金，材料管理一片混乱，仓库无专人管理，进出材料无登记，钢材、木材、水泥四处散失和外借，不到半年时间就亏损100万元……这是多么惨重的损失。
有的糊涂人还在醉意中喊：“刘顾问，你真好！我们在你手下挣钱，是从糠篼子跳到米篼头。”然而也有人在骂：“姓刘的，吃宜宾市几十万人民的血汗钱，总有一天要屙血、要翻船的！”
翻船？怎么能翻船，就在市纪委进行调查时，刘文仍同几个漂亮的年轻女郎鬼混在一起，他仍然整天坐着小轿车乱串，仍然派头十足，满不在乎。
一天，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拄着拐杖走进了刘文办公室的大楼。
“你是干什么的？”门卫怒冲冲地吼叫。
“我找刘顾问，刘指挥长，刘文。”
“他不在！”小伙子很不满地嘟噜了一句：“就是在，你也不配见他。”
“我的倒迁房早满期了，合同上说的是7个月，现在已过两年了，有人说刘顾问在楼上，我找他问问……”老太太边说边往前走，却被小伙子拦住了。
“这不是你来的地方。老婆子，滚回去吧！”
老太太气愤了：“你们把我的房基卖了几万元钱，修了商品房，商店在那儿又赚了十几万啦，把我安在二坎子的棚子里……我这老婆子总该住在新房后再去阴间啊！”说着她伤心地抽泣起来。
“管你是死还是活，这与刘市长有啥相干，滚吧！”小伙子动怒了，把老太太几推几搡，轰了出去。
这就是刘文所谓为宜宾百姓谋利益的真相。
在刘文洋洋得意地继续经营着他的“私人王国”的时候，罗新民查出了他手下两个人犯罪的线索，并立即反映到市检察院。
经查证，侯元森私自划了5万余元巨款到一个叫程志高的私人账户上。
谁是程志高呢？刘文心里清楚。这时，他终于感到形势不妙了，自己要走“麦城”了，他决定亲自出马，来个“舍车保帅”。
秋日的一天夜里，宜宾城在飒飒秋风中进入了梦乡。一个黑影沿着城外的山路向一个小镇窜去，在这小镇上的一间房屋里，这个黑影找到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侯元森。
“市检察院查得很紧，也牵涉到你。你要赶快把二坎子倒迁房工程的全部账目合同销毁。
如果检察院传讯你，你什么都不准说，特别是不要牵涉到我，有我在，就好给你说话。“来人说。
侯元森一听，吓得腿都软了。只见他一边点头应着，一边用毛巾擦着前额上的冷汗。
“程志高的存折上还有多少钱？”来人问。
“7000。”侯元森答。
“拿来给我，你现在处境不安全，随时都有可能被抓去。”
侯用战抖的手从内衣兜里掏出一张存折，来人那只苍白的手一把把存折抓了过去。
“我会尽力活动为你消灾免难。万一不行，只要你在检察院什么也不承认，他们就无法定罪。即便你有什么，我也一定会照顾好你和你家里的……”说完，黑影在茫茫夜幕中消失了。
侯元森回到屋里，失魂落魄。他拿出一包账页，在桌上摆开来，把它们胡乱地理了理。
就摔在屋角，划着了火柴。
这时，妻子跑了过来，她从火堆里抓出一个小本本：“你真傻！他从你手中拿了那么多钱，这个备忘录一烧掉，到头来你一人背黑锅，你能把牢房坐穿呀！”
侯元森痴呆地瞧着妻子说：“人家是大老板，那些钱还不是从他手中来的，这些年他给了我们不少好处，就判我劳改，以后出来也用得着他的。我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女人哼了一声，骂一句：“好个刘文，太滑了！”说着她把那本记有合同的备忘录藏了起来。
几天后，侯元森果然被市检察院传讯了。随后，一副锃亮的手铐锁住了他那双罪恶的手。
同一天，检察院对侯的住宅进行了搜查，查出程志高在储蓄所存的款项就是侯元森本人的，并且得到了侯元森在看守所中写给刘文的信件。更重要的是在侯家搜出了那本备忘录和侯承包二坎子倒迁房的合同。在大量证据面前，侯元森的精神防线崩溃了，他交代了与刘文共同贪污二坎子工程款的全部犯罪事实。
刘文与侯元森勾结，由侯元森本名充当甲方，又以化名程志高充当乙方，将二坎子倒迁房自建工程变成承包工程。合同上应建的1600多平方米房屋实际只建了700多平方米，而且用的材料是公物，甲方付款时却按建筑队自带材料标准计算。最后刘文分得赃款2。3万元，侯得2万元。由于刘、侯二人的贪污行为，二坎子倒迁房不但面积小了一半，而且建房质量极差，地基不平整，没有通水沟，房子上盖的是断瓦，墙壁用的是残砖，砖与砖之间无灰浆粘连，露出缝隙。板车一撞，墙就摇晃。屋内阴暗，不时有泥沙和臭水流进屋里。然而，就在这样的房子里曾住过3批搬迁人员共70多户、300多人，他们在这里熬过了漫长的春夏秋冬。
案情严重，宜宾地委、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经地委、市委会议决定，刘文停职交代问题，罢免其市人大代表资格，同意检察机关依法对刘文实行监视居住和对其住宅进行搜查。
至此，市检察院和联合办案组开始与刘文正面交锋。
秋末的一天，“蓝鸟”牌轿车像往常一样，把刘文送进了“规建办公室”。他刚坐到桌前，自动录音电话里就响起了市检察院检察长卢德明的声音，要他马上来检察院。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涌上了刘文的心头。他终于惶恐不安了。
市委唐映天书记早就在检察院会议室“恭候”他了。刘文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先发制人地说：“我们‘规建办’出了些问题，一是吃喝开支较大；二是出了像侯元森这样的贪污分子。当然，我本人有难以推卸的责任，我会很快向市委写检讨，另外研究如何对‘规建办’整顿的措施……”唐映天沉思了一下，说：“今天咱俩就开门见山，不拐弯抹角了。谈谈你本人的问题吧！
检察机关已查获你有相当数量的贪污。希望你迷途知返，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这是血口喷人！”刘文一下子跳了起来，“唐书记，这是检察院无中生有，我好歹还当过几年市长，我是中国共产党员、市政府顾问，我会干这种事吗？”刘文叫嚷着，仿佛受到了极大的委屈。
“这很难说，利用职权不是可以更巧妙地干嘛！”唐书记说话不紧不慢，但很威严。
“唐书记，这得有证据呀！”刘文冷笑着摊开了双手。
“当然有！看，这本备忘录是侯元森的，上面记载着哪年哪月在哪个地方交给你多少钱，这封信是侯元森在看守所写给你的，要你把那些赃款交给他爱人用来退赃，这份合同是由你主谋的，叫侯元森既充当甲方又充当乙方。另外，这是侯元森的交代和有关揭发材料……刘文，难道这不是证据吗？！”刘文顿时慌了神，一股冷气从他的后脑通过脊椎直透到全身，他只觉得四肢无力，双耳轰鸣，两眼昏眩。可是，侥幸的心理又支配着他诡辩和反驳。于是，他声嘶力竭地吼了起来：“这是诬蔑！这是迫害！‘文化大革命’中我受迫害，今天我刘文还在受迫害，知识分子还在受迫害……”“这怎么能和‘文革’连在一起？更说不上是什么迫害知识分子，这是法制，你贪污，你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我没有，没有贪污！”刘文仍嘴硬。
唐书记看着刘文绝望沮丧的神情说道：“好吧！现在我宣布地委对你作出的停职交代问题的决定。”这时，正、副检察长卢德明、王家声和市人大常委会的同志进来了，宣布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刘文市人大代表的决定和检察机关对他实行监视居住的决定，两名法警当即对他进行了人身搜查，并把他押往监视居住的地点。
市检察院检察长卢德明下达了搜查刘文住宅和刘文几处办公室的命令。
然而，翻遍了刘文的家和几处“行宫”，却收获不大。运回的只是几箱“五粮液”、“郎酒”、对虾、名贵药品和宜宾土特产品，仅在他家保姆房间的书柜上，搜到了藏在夹层里的7000元存折。
无疑，刘文这样的人决不会仅藏这点赃款赃物。办案人员经过分析和在群众中调查了解，注意到了刘文的另一个秘密住所“规建办”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是由刘文的情妇财务科负责人兼管的。这位财务科负责人迫于法律的震慑力，指出了4楼左侧的一个套间是刘文的秘密住所，并交出了她提包内的钥匙。
办案人员来到这里，打开了这间神秘的密室，拉开紧闭的窗帘，高级的吊灯和壁灯，地毯、空调、录像机、沙发、茶几、高低柜、盆景……房内有浴室、厕所、炊具等。平日，刘文把门一关，就会与大千世界隔绝。
就在这套密室的写字台抽屉夹缝内，检察官撕去用钉子钉盖的牛皮纸，取出了七八个厚厚的信封，里面全是人民币……终于，宜宾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了刘文。宜宾地区检察分院对刘文、侯元森贪污一案向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宜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判处侯元森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刘文有期徒刑14年。站在法庭被告席上的刘文，这时实在不敢正视数百双喷着怒火的眼睛，不敢正视那威严的国徽。
青海格尔木黄金风波
原青海省格尔木市副市长杨文山等受贿案杨文山，原青海省格尔木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1990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5月飞雪，福兮？祸兮……
1989年5月25日。这在除富产黄金的青海西部以外的世界，都早已是花红柳绿，满目春光了。可在青海西部高原可可西里，一场百年不遇的鹅毛大雪竟铺天盖地而来。顷刻间，可可西里地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8000多名怀揣温馨的黄金梦，正蜂拥般向各个金场艰难跋涉的金农路途受阻，400多部各种机动车辆受困。近万名金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任饥饿和严寒残酷地蹂躏着……消息传出，国务院领导曾先后两次批示，要求全力做好救灾工作，并要求对这次事件中的违法违纪问题作出严肃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