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政府在青海省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为救灾耗资142万元，动用了大批车辆、人员及其他物资抢险救灾。青海省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州委、州政府和格尔木市市委、市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前后历经一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受困金农脱险。
但是，仍有42名金农丧身于自然之神的暴虐之掌！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则是从这一灾难中抖搂出来的一起起行贿案和受贿案！
金农，从死亡峡谷中生还后清醒了……
大难之后，逃出了死神魔掌的金农们身披着党和政府送来的大衣，那被严寒和死亡阴影冻僵了的思维渐渐复苏了，清醒了。在一嘲黄金梦“的蛊惑下，他们背井离乡，本想就此走上一条铺满阳光的致富之路。然而没想到：钱那是卖农具、典房屋、东拉西借凑来的钱啊，却白白地流进了大大小小的金把头的腰包。一种被愚弄和欺骗后的大彻大悟，迅速凝聚成了一股难以遏制的怒火。此时此刻，他们想到了把他们从死神的魔掌中拯救出来的党和政府，想到了要控诉那些肆意盘剥、敲诈勒索他们的金把头……三五成群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金农们走进了政府机关大门、走进了”经济犯罪举报中心“……一封封带着血泪的控诉信寄到了国务院、党中央和青海省有关部门……在这场百年不遇的灾难性事件的幕后，究竟隐藏着多少肮脏的”权“、”钱“交易？
1987年7月30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收到一封举报信说：“冶尕果（四大金把头之一）、荆智谋（原格尔木市黄金开发公司副经理兼市公安局黄金派出所副所长）、杨文山（原格尔木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吸食金农血三千。”
“金霸”冶尕果用重金贿赂荆、杨两人，并以此为靠山，有恃无恐，对金农任意欺凌，掠夺他们的劳动所得，并将行贿到手的采金证高价倒卖，从中牟取暴利。冶尕果还私藏枪支进行犯罪活动。
“聚宝盆”久旱逢甘霖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决定立即介入可可西里采金事件的调查。1989年8月，在省监察厅、省纪检委的密切配合下，由省检察院检察长张济民为组长、副检察长云保华、陈国富为副组长的黄金经济案办案组进驻格尔木。
同年9月，以李庄祥为首的国务院格尔木市黄金经济联合调查组也抵达格尔木……两个工作组经过近半年艰苦、细致的工作，排除了各种干扰，从大量线索中去伪存真，终于使轰动一时的格尔木黄金案的内幕昭然于天下……拜倒在金砖下……1989年2月，青海省政府经有关会议研究，批准格尔木市在可可西里40平方公里范围内开办金场，并决定让1万人试采。
消息传开，大大小小的金把头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拿出了那件最简单而又最复杂、最古老而又最新颖的“武器”金钱，向手握实权的格尔木市黄金管理部门的有关人员猛攻了。
采金工作一开始，原格尔木市黄金公司副经理兼黄金派出所副所长荆智谋就成了金把头们必须打通的重要关节。
1989年春，荆智谋在西宁开会并坐镇西宁和格尔木办理采金手续。金把头们都清楚，想进金场发财，首先要过手握“生杀大权”的荆智谋这一关，而“过关斩将”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兵器”则莫过于金钱。
1989年3月的一天，四大金把头之一的冶尕果为了报答荆智谋已许诺给他600张采金证的恩德，并为了进一步“巩固关系”，开始对荆智谋投桃报李了。他和另一金把头马某某把荆智谋请到了他的一位亲戚家。美味佳肴款待一番后，冶尕果暗使眼色，屋里的其他人都退了出去。冶迅速从包里掏出一块重312。5克的金砖，塞到了荆智谋手中。荆智谋拿在手上掂量着，嘴上却推辞道：“这样不好吧！”冶尕果忙说：“朋友之间就这样。”
好一个“朋友之间”！
案发后据冶尕果供述：这块金砖是他和马某某以2。8万元的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后，凡冶尕果所嘱之事，荆智谋无不一一照办。
在此之前，即1988年年底，四大金把头之一的冶廷玉专程到西宁大厦“拜望”正在西宁汇报工作的荆智谋。
荆智谋把他让进房间后，冶廷玉趁着荆的妻子去卫生间洗澡的机会，掏出一个用卫生纸裹着的小包递给荆说：“这是给你媳妇的。”荆智谋打开一看，竟是只黄澄澄的金手镯，重29。92克，荆收了起来。冶廷玉又掏出两块手表说：“我刚买了两块手表，咱俩一人一块吧。”说着便递给了荆一块男式“梅花”全自动手表。“有来无往非礼也！”荆智谋当即答应给冶廷玉150个采金指标。事成之后，冶起身告辞，随口说要去民和县加工烤箱，荆当即开口要了一个。
时隔不久，四大金把头之一的哈岩，又送给荆智谋一对金手镯，共重91。09克。礼物收下，荆也满足了哈岩的要求。
1989年4月，马生福的采金人马打点妥当准备开赴金场时，马对荆智谋说：“山上风雪大，刺眼睛。给你买副变色镜吧！”荆当即答应。于是，马生福、哈岩、冶尕果三大金把头和荆智谋一同驱车直奔格尔木自由市常由马生福出钱，以每副1350元的价格买了3副托力克花色石头镜，分别送给了原格尔木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杨文山、荆智谋和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事过几天，市公安局另一位副局长得知此事后，又要马生福买了一副。
眼镜戴上以后，荆智谋为了“答谢”马生福，指使市黄金公司生产科科长刘长安给马生福200张马兰山金场的重号采金证。而这些采金证到了金把头的手上后，其中一部分立即以每张1000元的高价倒卖出手……1989年5月，在荆智谋的安排下，已由一个民间的金把头“荣升”为马兰山金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冶尕果，再次到荆智谋家“烧香拜佛”了。看到荆家人多眼杂，他就把荆叫进卧室，亮出一块重187。4克、精致小巧的金砖说：“这是一块香港利昌金行精制的金条，你喜欢吗？”荆接过后在手里玩弄了一会儿，便欣然收下了。
受贿者、行贿者……
在关于韩德祥的青海省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刑事判决书”上，有以下这么几段文字：韩德祥，男，59岁，回族……原中共格尔木市市委副书记、市长。现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
本院认为：……韩德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领导干部，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达6。2万元人民币，并从中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1。8万元，数额巨大，性质恶劣。
…………
假如按照人生正常的轨道，50年代入党，曾任过中共格尔木市市委副书记、市长，为开发和建设格尔木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韩德祥，今日应该光荣退休、安享晚年了。但可悲的是这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干部，竟然也在“黄金梦”的诱惑下，为金钱所役。“一失足成千古恨”，在人生的最后一步，他误入了歧途。
1988年11月初的一天晚上，韩家突然来了一位手提冰糖、桂圆等礼品的不速之客。
此人即冶尕果。
原来，冶尕果与韩德祥之子相识。此番冒昧登门的目的，是想利用韩曾任格尔木市市长的影响和便利条件，通过他要回被格尔木市公安局扣留的枪支、帐篷和拖拉机等物。冶尕果说明来意后，韩推托说：“我调回西宁已经几年了，现在的人都不太熟，不好办。”冶听后说：“你和杨市长（杨文山）熟悉，他能办到。”
经过冶尕果再三相求，韩德祥勉强答应等见了杨文山时帮助说情。事隔半月，冶尕果再登韩宅打听情况，并向韩透露了一个信息：“格尔木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活动采金指标了，你能不能上趟格尔木帮助活动活动。”至于“好处”，冶尕果已有暗示。
11月20日，韩德祥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距西宁800公里的格尔木，住进市政府招待所后便和杨文山通了电话。
21日清晨，杨文山专程到招待所拜望老首长。稍坐片刻，杨文山推托工作忙便起身告辞。韩德祥送杨文山出来，在走廊里向杨说明了来意，并提出请杨帮助购买一箱中档香烟。
杨文山沉思片刻后说：“没收的东西等荆智谋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研究研究，估计问题不大。
至于采金指标嘛，明年省里让不让采还没定。这很难说。“
送走杨文山，韩德祥立即找到早他两天住进招待所的冶尕果，转达了杨文山的答复。冶尕果听后进一步说：“别人确实都在办指标呢。你给杨市长好好说说，花多少钱无所谓，只要能把事办好。”
22日下午，冶尕果拿出两万元人民币递给韩德祥说：“这两万元你先给杨市长送去。”
23日中午，韩德祥见了李柏春，向他探听1989年采金事宜的虚实，李柏春也答复：未定。冶尕果得知后，立即说：“李柏春是黄金公司经理，有指标分配权，这1万元你拿去打通这个关节。”说着又递给韩德祥1万元。正巧，当天傍晚，韩就在招待所门前碰到了李柏春，将李让进了自己的房间。闲谈中，韩德祥将早已准备好的5000元塞进了李柏春的口袋，李再三推辞说：“你老市长怎么也干这种事？你不就要几个指标吗？只要省上给，分你几个问题不大。”韩德祥接着说：“现在社会上办什么事不要抽支烟、喝盅酒、吃顿饭？”说着，韩德祥便从5000元中拿出3000元再一次塞进了李柏春的口袋。
当晚9时许，韩德祥又来到市公安局杨文山的办公室。他趁杨文山忙着沏茶的工夫，将1万元现金放在了杨的枕头上。临分手时，韩对杨小声说：“我在你枕头上放了点东西，你看看就明白了。”
小人喻于利……
四大金把头和一些想发“黄金财”的人，人前人后，无孔不入；而手握大权的荆智谋等人则利欲熏天，欲壑难填。彼此间，你有春风，我有桃李，一步步将行贿、受贿的丑剧推向了高潮……荆智谋等人发了财，自然也就“饮水不忘掘井人”。1988年岁末，市黄金公司在马兰山金场清场时收回砂金800多克。荆智谋立即提出给市里领导分金子，借口是“样品”，请领导“鉴赏”。李柏春和荆智谋称出40克金子分为4包，1包送给杨文山，1包经荆智谋建议给了李柏春……此时的荆智谋，已在格尔木和省府西宁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了。论职务，他虽然只是市黄金开发公司的副经理，但论权术和实力，市委、市政府领导除杨文山外，其余全不在他眼里。1989年2月，青海省黄金领导小组决定：同意格尔木市在可可西里马兰山40平方公里内进行试采黄金，人员限定为1万人。
同时决定，以采金县各乡为单位，乡领导为组织黄金生产的代表，开办集体采金企业。
这次会议的决定从组织措施的角度讲基本是好的。但荆智谋公然违背这次会议精神，不与具备采金能力和技术条件的各采金县县政府联系，反而在西宁湟中饭店召集20多个金把头开会，透露了省政府同意在马兰山试采黄金的决定和收费标准，并许诺届时到格尔木或西宁办理详细事宜。
因为马生福曾向荆建议过“金农管理金农”，并为支持荆的妻子在格尔木开饭馆“借”给了荆4万元现金。所以，采金工作一开始，荆就竭力主张把金场交给金把头们管理，并私下里与李柏春商定了人眩1989年3月4日，格尔木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专门听取黄金生产的汇报并研究有关问题，荆智谋建议：“我们直接与金老板打交道，金农要归金老板管理。”得到市政府个别领导默许后，荆智谋立即召开会议，并通知四大金把头马生福、冶尕果、冶廷玉、哈岩到会。
在会上，荆智谋提出成立金场管理委员会，立即得到了金把头们的拥护。于是，会议任命马生福为金场管理委员会主任，冶尕果为副主任，冶廷玉、哈岩为委员，并分配给他们4个人9000多个采金指标，组成了4个采金队，队长的“肥差”也就非此4人莫属了。会后，荆智谋又将马兰山金场采金地盘分4份划到了他们的名下。
至此，荆智谋一伙就把金场的发证、开采、管理和回收黄金的权柄，拱手让给了四大金把头。
一时间，荆智谋与金把头们沆瀣一气，成了金把头们的“替身”，或者说是少数趁机想捞一把的国家公职人员通向金把头们的一条渠道。有人便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循着这条渠道纷纷向荆智谋“借”钱来了1989年4月，原格尔木市政府一位主要领导找到荆智谋，委婉地提出要荆智谋帮他借1万元钱。荆智谋当即答应了下来。
不久，原格尔木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刘福祥也向荆智谋提出借1万元。荆答应给想办法。
当荆智谋把这两位市领导的意思向四大金把头谈了以后，金把头们立即答应：“今年市里给了我们每人300张优惠采金证，够意思。”几天后，马生福就给荆智谋拿来了两万元现金。荆分别交给了刘福祥和那位原市政府领导的妻子各1万元。
那位原市政府领导的1万元直至黄金案东窗事发、风声甚紧时，其妻才从某地借出公差到格尔木的机会还给了荆智谋。而刘福祥的1万元，直至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刘福祥贪污、受贿一案时，刘福祥还口口声声说是借的……1989年8月30日，也就是青海省委、省政法委决定派出的以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济民为首的办案组抵达格尔木的第四天，荆智谋因受贿案被检察机关收容审查。接着，随着案情的发展，1989年10月23日，青海省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格尔木市人大常委会，依法通过了州人民检察院对杨文山、刘福祥的逮捕决定。刘福祥在“两院”通告感召下，主动到省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案中其他人员也都先后到国务院“黄金经济案调查组”和青海拾黄金经济案办案组“，交代问题并检举揭发了他人犯罪事实……1990年3月9日这在格尔木市的历史上，将永远是个不容后人忽视的日子。
这一天，国家监察部有关负责人，就轰动全国的1989年青海省格尔木可可西里地区大批金农遇难事件，在北京召开了引人注目的新闻发布会。国家监察部有关负责人在会上宣布：1989年5月下旬青海格尔木可可西里地区因雪灾造成大批金农遇难的事件已经查清，在这一事件中有关人员的严重违法违纪问题已受到严肃处理。
这一消息，成为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联播》中最为撼人心魄的消息。
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给予造成可可西里地区采金失控的青海省有关领导人行政记大过处分和行政警告处分。
对这次事件所涉及到的格尔木市及青海省有关单位的一些干部，青海省政府将作出政纪处理；对玩忽职守、贪污贿赂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其他人员，也将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这是国务院、国家监察部通过新闻媒体首次向国内外公开披露此事。
1990年4月22日，青海省监察厅决定：给予杨文山先行撤销格尔木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的处分；给予韩德祥先行撤销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职务的处分……他们的经济犯罪等问题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法律是神圣的，它惩治的是一切敢于蔑视它的人1990年初冬，格尔木市市政府礼堂。庄严的国徽高悬在淡蓝色的天幕上方。舞台中间为审判席，舞台右边是公诉席，左边是辩护席，而被告席只好设在了舞台下面、观众席前面。
最后，杨文山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韩德祥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荆智谋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刘福祥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黄金案中除上述几人外，其余30余人也分别受到了法律和党纪、政纪的惩处。
随着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庄重的“闭庭”的宣告，轰动全国的格尔木黄金案，终于在一片沸沸扬扬的议论声中，落下了帷幕。
天堂逆子
原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唐韧受贿案唐韧，原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1991年11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1991年11月28日这天，坐落在苏州市一条巷子里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从来没有这么沸腾过，也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历时近两年，轰动苏州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唐韧受贿案，在此公开审理。
唐韧身穿一套深褐色的新潮大开领茄克衫，表情冷峻地接受审判。
上海市著名律师李国基为唐韧作辩护。
漫漫人生路上的戏剧1989年的9月20日，对于唐韧来讲，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
这天清早，唐韧从南京驱车返回苏州时，是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情，他那个黑色大公文包里装着他的任命书他将成为苏州市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每当想到这一点，他心里总禁不住泛起一丝甜蜜的眩晕感觉……1942年9月，他出生在苏州东桥村的一个农民家里，苏州虽被称为“天堂”，但东桥远离市区，生产落后，交通闭塞，人们生活很难。解放前，他家靠租种地主六亩地维持生计，由于贫穷，他的哥哥姐姐相继夭折，只留下他这么一个宝贝疙瘩。
他的母亲是一位贤惠、善良、能干的农家妇女，具有东方女性典型的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性格。那时，为了生计，她讨过饭，坐过牢，受尽凌辱。解放后，她的丈夫去世，一家重担全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为了供儿子读上书，将来出人头地，她背井离乡去给人家当佣人。
他很聪明，也很勤奋，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与苦心，上小学、念中学、读大学，直到完成研究生学业，成为新中国为数不多的药科专业研究生。
苦难的经历，不幸的遭遇，曾激发着他奋发向上，出人头地，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他为此作出了一些努力，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17岁入团，20岁入党，1984年被评为苏州市劳动模范，多次到瑞士、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进修、考察。
他是新时代的幸运儿。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党和人民为他铺就一条红地毯，寄予厚望，委以重任。1968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苏州溶剂厂当技术员。此后连升技术科副科长、厂研究所所长、副厂长、苏州市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外经委副主任等职。1986年，他登上了苏州市副市长的高位。
他还要向更高的顶峰攀登。他相信，他能办到。他已经看到了正在向他频频招手的灿烂前景。
1989年9月20日，太阳偏西，车子进了苏州城。唐韧稳步下车。举目远眺，他第一次以这个著名城市市长的身份和目光，向她投下了深深的一瞥。
就在唐韧迈进家门，摊开那个文件，让家人共享幸福的喜悦时，一个坏消息如闷雷从他头顶滚过。他知道，他将面临着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这一天，检察机关根据群众举报，依法传讯了苏州春花吸尘器总厂吴县四分厂厂长徐兆明，责令他交代贪污、行贿等问题。
徐兆明供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名字：唐韧。
这个极其重要的情况，立即被报告到市里、省里。
市里经请示决定：唐韧的任命暂不传达；市人大临时改变议程，取消了唐韧为苏州市代市长的议案。
不久，唐韧被停职检查；不久，被刑事拘留；不久，又被逮捕。
一个时代宠儿和天之骄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囚徒！
贪欲，罪恶的深渊几年前的东桥小乡村，犹如被母亲遗弃的弱小孤儿，不被人们注目。改革的大潮给这里注入了勃勃生机，乡办企业、村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钻出地面，隆隆的机器声，给这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它已成了苏州城外的一颗明珠。
唐韧对这里特别关注，不仅仅因为这里是他的故土，有他的亲人。除此之外，几十年的奋力拼搏，地位、名誉是有了，可是收入微薄，囊中羞涩。现在人们都在捞钱，我为什么不捞？他有这个条件，他分管全市的计委经委、外经委和科委系统的工作，其权力炙手可热。乡镇企业要发展，要赚大钱，就要争原料，争计划，而这些都牢牢掌握在他手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乡镇企业，谁不愿巴结上他？谁又敢不巴结他？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伸手了。
1988年的春季，春花吸尘器由于价廉物美而远销国内外，产品供不应求，急需再建一个分厂。唐韧把这个项目给了家乡东桥。6月，他亲自带领春花吸尘器厂的领导到东桥实地考察，同他的老同事，也是他的心腹徐某谈论办厂事宜。徐某自然感激不已。
联营协议签署后，徐某和乡农机厂厂长徐兆明马不停蹄地买设备，跑贷款。唐韧则在繁忙的公务中，不遗余力地给有关部门和领导打招呼、去电话、写条子，有时亲自去疏通关节，为徐兆明解决了一些头痛之事。仅为资金问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徐兆明就先后从银行贷到了270万元！这是徐兆明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由于得到了唐韧的全力支持，该厂自投产后经济效益扶摇直上。徐兆明第一年承包任务4万元，完成28万元，第二年承包任务40万元，8个月就完成了147万余元。
徐兆明“发”了，唐韧也就按捺不住了。他毫不掩饰地对徐说：“你一个小小的厂长，一年就有几万元的收入，我这个市长，一年才收入2000多元，这不公平嘛，以后有困难我可要找你哟！”
徐兆明“发”了，唐韧也鸣不平了。“你这小子，吃水别忘了挖井人。”
“发”了的徐兆明当然不会也不敢忘记唐韧这个“大救星”、“大靠山”的。他早就想表示“谢意”了，只是在寻找最佳时机而已。在得到唐韧的信号后，他便以各种理由给唐韧3000元人民币、300美元、1000港币、两只价值600元的食品橱。而唐韧“还”给他的竟是1400多元的照片冲洗费、公园门票、自行车存车费、卫生清洁费等各种各样的陈旧发票！
至此，徐兆明成了唐韧家中的座上宾，唐韧则成了坐收丰利的大老板！
唐韧并不满足于这些“小意思”。1989年4月的一天，徐兆明到唐韧家做客，唐韧面带难色，叹着气说：“我娘这次生病住院，估计医药费要1万多元，难办呀！”
一肚子花花肠子的徐兆明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一拍胸脯说：“我们来办好了，医药费全由我们付，阿婆也是东桥人，应该的。”
唐韧暗自高兴，嘴上却敷衍道：“市里也要解决一点的。”便没再推辞。
不久，徐兆明便从厂里出纳会计手上领出1万元现金，并叮嘱会计说：“这笔钱在厂里账外小金库支出，是解决唐市长家人的医药费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韧收受这笔巨额贿赂，是在苏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分别在廉政建设倡议书上签名的第三天！
“吴平安”背后的隐情1990年2月18日，唐韧被捕后拒不承认1万元是受贿，只说是有借有还，早已清楚。对于1万元以外的，闭口不谈。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2月12日上午，唐韧的妻子到看守所给唐韧送用具。看守人员看到脸盆外沿上贴着半寸长的胶布，上写“面盆”二字，当将其胶布撕下时，发现后面写着“吴平安”三字。两天之后，唐妻与女儿在给唐韧送衣服的同时，还带来了儿女写给唐韧的信，落款分别写“冠天”、“佳佳”，被看守人员截获。
审讯唐韧，他一口咬定：他的儿女中，从没有叫这两个名字的。
“冠天”、“佳佳”是什么意思？侦查人员经过分析，终于破译：“冠天”即“吴”，“佳佳”暗喻“平安”，连起来即“吴平安”。唐妻的这两次举动，显然是在给唐韧传递信息，同时也说明，唐韧还有重要隐情未被揭露，而这个隐情又一定与这个“吴”字有关！
检察官们的脑海里闪现出一道亮光：“吴平安”可能就是中联厂的厂长吴某某！
“出击，直奔中联厂！”检察长果断地下达了命令。3辆警车载着20多名侦查人员，像离弦的箭，直驶中联厂！
果然，经过一天的紧张而富有刺激性的搏斗，终于打开了吴某某那扇关闭的大门，露出了“吴平安”的庐山真面目，当然也露出了唐韧狡兔三窟的尾巴。唐韧对该厂所下的赌注，丝毫不比春花吸尘器总厂吴县四分厂逊色。
1986年，唐韧走马上任副市长之时，恰逢吴县胥口乡的村办企业吴县化工五厂与苏州溶剂厂联营成立中联厂。厂长吴某某是60年代苏州溶剂厂的下放职工，与唐韧是老同事、老熟人，对唐韧的为人有所了解。在筹办中联厂的过程中，吴某某找到唐韧，希望得到他的保荐。唐韧先后向县、乡有关领导打招呼，使吴某某当上了厂长。尔后，为了巩固和扩大中联厂与东北某大公司的业务关系，唐韧多次应吴某某的请求，以副市长的身份，出面会见这一公司的领导，甚至在出访法国的前夕，专程去东北，要求增加业务量。特别是在中联厂的生存两次受到威胁时，都是由于唐韧的游说得救。对此，吴某某是感激不尽的。
1988年3月的一天，唐韧一个电话打到了吴某某那里：“你到我这儿来一下。”
吴某某很快到了唐家。
“我娘的医药费在你厂报销，行不行？”唐韧开门见山地问吴某某。
“医药费单子上有名字，在厂里报销不妥，要么解决点钞票？”吴某某小心地答道。
“也可以，那你能解决多少呢？”唐韧毫不掩饰。
“你打算要多少？”吴某某在摸底。
“两三千元吧。”
第三天，吴某某即把3000元现金送到了唐家。唐韧点了点数，塞到抽屉里，然后有些心虚地问：“这笔钱不会有问题吧？”
“这是我的钱，没有问题，你尽管用就是了。”吴某某作了肯定的回答。
其实，吴某某并不是蠢才一个，他不会掏自己的腰包来孝敬唐韧的。没多久，他就把这笔钱用多付承包奖金的办法，在厂里报销了。
时隔4个多月的一天晚上，唐韧又用电话把吴某某叫到了他家里。还是同上次一样开门见山地说：“我母亲住院，医院里催着要结账，你再给弄点钱吧。”
“这一次，你要多少呢？”
“4000元到5000元吧。”
吴某某为上次的3000元报销至今还有些担心，此次的5000元更令他头痛了。但为了报答和抱住唐韧这个粗腿，他答应了。为了筹集这笔钱，他联系了一笔业务，以从中拿回扣的方式解决了。唐韧也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笔钱。
当然，他并没有忘记讲几句客气话：“这些钱主要是为我母亲结算医药费，用不完还要还你的。”并一再叮咛，“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讲，包括我妻子。”
既然提到了唐妻，有必要多费点笔墨。
这位市长夫人同市长本人一样，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是经过一番寒窗苦读之后才成为一名新中国的女大学生的。
她是在偶然的事件中发现了权力、地位的威力和自身价值的。
1988年的一天，唐母的中风病突然复发，她同孩子一起把唐母送医院抢救。可院方见此老人已无法抢救，即使抢救成功也要成为植物人，怎么也不肯收。唐妻一个劲儿地哀求，得到的却是更为严厉的斥责。后来，唐韧来了。院方这才知道病人就是唐市长的母亲，顿时乱作一团，手足无措，满脸堆笑，不仅立即将唐母抬进病房，安排在上等房间，而且把唐妻奉为上宾。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唐妻！同时，也使她猛然发觉了权力的至高无上。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便利用唐韧的身份，到处捞钱。
这位市长夫人对于金钱的贪欲，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了。下面试举几例：1988年8月，她去吴某某处报销2分钱一张的自行车存车费7张，计0。14元；1990年2月，她在吴某某处报销卫生清洁费发票计1。20元；1988年，她到外地出差，回到单位时，说车票等发票丢了，随即写了一张出差到何处，差旅费多少的条子在本单位报销了。可她屁股一转，拿着此次出差的原始车票等发票，又在吴某某处报销了。两处报销，她捞了200余元。
就在唐韧被拘留后，她还将儿子到外地旅游的500多元费用，到吴某某处报销！
1989年10月间，唐韧随“中国市长代表团”出国访问。中国民航国际航班机票票价是11226元外汇人民币，中国民航按有关文件规定，每张机票优惠1100元，同时在连号机票的第一张上盖上了“优惠1100元，实际收款10126元”的印章。唐韧回国后，采取欺骗手法，虚报冒领机票款1100元外汇人民币。
孝子，成了堕落者的画皮唐韧被捕后，舆论哗然，传说、猜测犹如长了翅膀的小鸟，飞遍了姑苏城内外。
奇怪的是：唐韧因之而戴上了一顶桂冠唐韧是孝子！
即使在唐韧被捕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仍在为他叹息：“他这完全是为了母亲，不然，他怎么会栽这样的跟头。”
唐韧更是这样认为，他在逮捕证上愤然写道：“为母亲治病借钱，无罪！”真可谓“孝子”之心，跃然纸上！不错，唐母是农村户口，不享受公费医疗，前两次患中风病，他也花了一些钱。这次中风病复发住院，他仍很关心，白天忙工作，一早一晚到医院探望，只要不出差，几乎天天如此。其母生命垂危时，他除了吃饭、休息外，几乎都在病榻前照料母亲。这些，不可谓不孝。
但是，这些毕竟不是他的真实面目。在他的心灵深处，还膨胀着另一种欲望对金钱的占有欲！正是这种欲望，从而使得他对母亲仅存的一点孝心变得肮脏与不可告人！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看看他这个一贯标榜自己是孝子的，是如何景孝道“、”当孝子“。
一是索要。
他对徐兆明说：我娘住的病房太热，她受不了。你们买台空调，我先借用一下。徐兆明即从厂里拿了1300元给唐，让他自己买。唐韧买好后，连发票带空调留了下来，把空调安在了其母亲房间里。
唐韧说：我娘不能吃饭，要是有高级滋补品就好了。徐兆明立即跑到上海，花1000元买了一枝野山参，送给唐韧。
唐韧说：我娘的病要用“脑血康”、“人体白蛋白”，你给买一些吧？徐兆明四处托人，先后买了1000多元的这两种药送给唐韧。
唐韧说：我娘住院和出院后要人护理，你给物色一个人吧。徐兆明立即从厂里派了一个女工，费用从厂里支出，从1988年8月一直开支到1989年9月。
在短短的一年里，吴县四分厂就以各种名义为唐韧开支了两万多元。难怪有人说，像他这种有权，又这样滥用职权，这样的“孝子”谁不能当？谁又不会当？这是母亲的孝子，人民的逆子。
二是装糊涂。
对于唐母1万多元的医药费，市里早在1989年4月以前，专门作过研究，明确决定请医院解决“大头”，唐韧付“小头”。唐母是1989年8月26日出院的，后来医院又在同年8月中旬通过组织告诉唐韧：1。43万元医药费已被减免。对此，唐韧佯装不知，仍以支付其母医药费为由，接受徐兆明的1万元贿赂。
早在1988年11月6日，唐韧办公室被盗，失窃人民币4000多元、美元380多元，还有金戒指、项链等物品。1989年1月破案后，有关部门发还给他4000多元。市领导以为他这下“小头”问题解决了，该到医院结一些账了。谁知他又装糊涂，分文未结。
三是哭穷。
徐兆明案发后，唐韧向市里有关领导写信，声称为母亲治病曾向同学、同事借过钱。为此他还煞有介事地具体为3700元。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唐母住院期间，唐家共有各类银行存款39笔，存款额竟达数万元；仅1990年1月至9月，就月月有存款，动辄几千元、上万元！也就在此期间，他家新添了彩电、冰柜、录像机和价值4000多元的金首饰等物，花去1万多元！
唐韧手里有足够的钱支付母亲的医药费，却以支付母亲医药费为由，接受、索要贿赂。由此可见他这个“孝子”的真面目。
满纸荒唐言，一副可憎脸唐韧的案发，使许多老同志深为震惊和惋惜，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办案人员，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从法律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出发，以教育挽救为目的，曾是那么真诚地规劝他认识犯罪，主动坦白交代，争取走从宽之路。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唤醒他的觉悟与良知。在整个审讯期间，他的表现可以概括为：装疯卖傻，负隅顽抗，一副政治无赖的嘴脸！
他被关押后，不是认真地反省自己所犯的罪行，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给盛市领导写信，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辩解，要求保外就医。唐韧到底在干什么？
他在祈祷！祈求神灵保佑，祈求有谁暗中保护！祈祷词洋洋洒洒、密密麻麻写了十几张纸头！他称这是他内心真实感情的流露。
就让我们摘录其中几句看看他在祈祷中流露出了什么样的感情吧：“爹爹、寄爷：保佑徐兆明不要再讲新东西；祈祷爹爹、寄爷再饶我一次，宽恕我一次，我恢复工作后，一定回家给你扫墓，向老父赔罪认罪保佑我在党内从轻发落，早日恢复工作；祈求参加人代会，保住人大代表资格……”“爹爹、寄爷：衷心感谢爹爹、寄爷保佑我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请你们二位老人家一定显灵，保佑我，金银首饰上不要出问题，女人身上不要出问题……大恩大德永世不忘。寄爷万万岁，爹爹永垂不朽！”…………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吗？这是一个地方政府高级干部的内心世界吗？这是一个囚徒的忏悔吗？
他解释说：“我父亲临终前对我讲，在困难的时候，想着他和寄爷两人，让他们保佑我。三十年来，我碰到困难时就默默地念着他们，祈祷，祈求他们保佑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堂堂的副市长，竟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不相信法律，而如此虔诚地信奉鬼神，三十多年来一直祈祷鬼神保佑，岂不令人震惊！岂不令人愤慨！思想上的堕落，导致灵魂上的空虚和品质上的卑鄙。在他身上，哪里还有一点人民公仆的气味。
装病卖傻，负隅顽抗救不了他，神灵祖宗保佑不了他。检察官们经过艰苦的侦破工作，终于获得了唐韧收受贿赂的大量确凿的证据。1991年11月28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唐韧有期徒刑5年。唐韧不服，上诉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1992年3月6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唐韧的上诉，维持原判。
历史，已对他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财政要员泪洒黄昏
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曾繁衍受贿案曾繁衍，原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1994年因受贿罪被查处。
4月江城。
湖北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兼湖北省会计开发公司董事长曾繁衍万万没有想到，检察官这次真的将一副冰冷的铁铐戴上了他的双手！昔日副厅长的威风顿时落地，昔日财神爷的身价骤然降码，昔日董事长的傲气荡然无存。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根据群众的举报和省纪委移送的材料，历经10个月的周密侦查，终于查清了曾繁衍受贿38。87万元、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于1994年4月30日决定逮捕，8月20日侦查终结，并于8月22日交由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曾繁衍流着泪，感叹中流露出深深悔恨：“我是黄昏不自重啊！”
一根据群众举报，湖北省检察院检察员参与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对曾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联合调查组不仅查明了曾繁衍的违法违纪行为，而且还发现曾有严重的经济犯罪问题，省纪委依据案件的管辖权限于1993年11月18日将此案移送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受理。
省检察院领导高度重视，指示反贪局迅速调查。很快，省院反贪局就将查实的有关情况报告了院领导：1993年2月初，省财政厅分管“三查办”工作的副厅长曾繁衍（1993年2月22日退休）到襄樊市检查工作期间，擅自指使襄樊市“三查办”将拾三查办“鄂检办字（91）58号文件决定的对襄樊市”三电力“违纪罚款70万元中的50万元汇到湖北省会计开发公司。同年3月17日，曾繁衍从省建行东湖办事处将该款汇到建行十堰市分行营业部。
3月19日，曾繁衍将其中10万元汇到丹江口市财政局武当山财政所，并亲自授意该所所长李保才将其兑换成外币。4月9日和11日，李保才等人两次专程到达武汉，将兑换的美元3000元，台币11。285万元以及现金37412元交给了曾繁衍。
省检察院领导决定由分管刑侦工作的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靳军同志亲自指挥，组成一个由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任组长的8人办案组。1993年11月22日，正式决定对曾繁衍立案侦查。
二11月22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一上班，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靳军率办案组的侦查员一行4人来到省财政厅，找到曾繁衍，要他谈谈自己的有关经济问题。他却大讲特讲自己是有功之臣，在退休之后要发挥余热，为湖北的财政工作呕心沥血……言语中流露出对检察官的调查不满的情绪。
侦察员们在此情况下向曾繁衍出示了传唤通知书。
曾繁衍随即被带到了湖北省检察院。
检察官们也开始了紧张的战斗，侦查分两路行动，一路前往曾繁衍的住宅及办公地点，对曾繁衍的住宅及办公室进行依法搜查；另一路人马讯问曾繁衍。
第一次讯问，曾繁衍矢口否认自己有经济犯罪行为，并且矢口否认换外币的钱自己私吞了，还声称买房子是为湖北省会计开发公司在深圳开一个窗口，振兴湖北的会计业务。
第一次讯问毫无进展。
正在这时，另一路人马带回搜查后的消息：在曾繁衍办公室和装饰得富丽堂皇的住宅里，搜出了3部大哥大、2部高频电台、人民币1。027万元、台币10万元、金额为16万元人民币的转账支票1张、工商行空白转账支票1张、建行空白现金支票50张、外币1400元、金戒指6枚、金项链2条，同时还搜查出部分金融债券、股票以及大量有关文字材料。
在曾的住宅中搜查发现：只有一张存款额为22。79万元人民币的存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