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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剑 当前章节:15126 字 更新时间:2026-6-23 01:29

最近,经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从1991年年底至1996年年初,王新民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受贿赂人民币27。25万元,美元1。05万元,日元20万元及空调、微波炉等价值1。83万元的物品;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流氓罪、赌博罪依法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除依法没收上述钱物外,另外没收个人财产32。8万元。此前,泰州市委决定并报省纪委批准,开除了他的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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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枕边风”吹倒的市委书记原山东省日照市市委书记王树文受贿案王树文,原山东省日照市市委书记。1996年12月因受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

1996年11月23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树文徇私舞弊案、受贿案进行一审宣判,依法判处王树文有期徒刑9年。

1996年12月21日,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并依法没收王树文和其妻徐峰丽受贿财物和非法所得折合人民币23万余元。

王树文在任日照市市委书记期间,先后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4。9876万元;其妻徐峰丽参与的1994年“1。26”走私案败露后,王树文又利用职权蓄意包庇,为她开脱罪责,构成受贿罪和徇私舞弊罪。

家无贤妻必有祸王树文走上犯罪道路,主要原因在自身;但知道底细的人都说其妻徐峰丽在背后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徐峰丽是王树文的再婚妻子,1952年出生,比王树文小14岁。

王、徐结婚不久,两人身上那些格格不入的东西渐渐“浮出水面”。徐峰丽热衷于唱歌跳舞出风头,身边聚集着一帮不三不四的人。这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嫁了王树文以后,便夫贵妻荣,时不时地干预市里的政务。开始时王树文批评她,但她根本听不进去,与王激烈争吵。徐峰丽还动辄以离婚相要挟,王树文怕离婚,更不敢再一次承受道义上的压力,只好忍气吞声。

现任日照市市委书记尹忠显分析说,对徐峰丽,王树文开始是有抵制、有约束的,但徐峰丽压根儿就不接受批评;渐渐地王树文就控制不了她了,最后则由批评转为容忍,继而帮助她干一些违法的事,以至于发展到包庇她走私,共同收受贿赂,案发后又帮助她订立攻守同盟,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1992年下半年,日照市的干部发现,他们心目中的“好书记”开始变味了。

纪委的干部调查案件,王树文再也不像过去那么支持了,有些案子的查处甚至遭到他的阻挠和指责;对徐峰丽的一些以权谋私行为,他不但不管,反而出面公开袒护,极力为徐峰丽打圆场,成了徐峰丽为所欲为的保护桑把自己折腾进了监狱1994年“1。26”事件是在全省打击走私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基本遏制住了沿海走私势头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起境内外不法分子顶风而上、相互勾结的有计划、有预谋的重大走私案件。

这座挤占了体育尝在市领导层中掀起轩然大波的美食城,后来由于资金不济,半途而废,留下了一座满目凄凉的房架子。

在日照开起了夫妻店对徐峰丽胡作非为的种种劣行,人们既听不到王树文的批评,也看不到他的管束。相反,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徐峰丽办不成的事,他帮助办;徐峰丽捅下的娄子,他帮助修补。

徐峰丽还在体委挂职的时候,日照市人大建了一处培训中心,准备招标装修,有一家装修公司投标240万元。徐峰丽却提出300万元交体委下属的现代装饰公司承揽。无缘无故地多花60万元,理所当然地遭到负责培训中心装修的市人大秘书长庄子诚、人大农工委主任牟善玉的拒绝。

徐峰丽为了达到目的,抬出了当时兼任市人大主任的王树文。王树文也甘为役使,他把牟善玉从工地上调回来,又当着徐峰丽的面对庄子诚说:“你不懂,这个公司(指现代装饰公司)实力雄厚。”徐峰丽也在一旁敲打庄子诚:“你这个秘书长,市委书记、人大主任讲话你不听,你听谁的?”就这样现代装饰公司如愿以偿地接下了装修工程。

书记成了“挡箭牌”

对徐峰丽的无法无天、专权霸道,王树文一方面纡尊降贵,俯首听命;另一方面又以市委书记的牌子,为徐峰丽筑起了一道“挡风墙”。

1993年8月,当时的纪委书记董书堂、副书记丁原胜、范伟芬就徐峰丽建歌舞厅、美食城、卖挂历以及为现代装饰公司揽活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向王树文郑重提出忠告。然而,王树文非但不听,反而一件一件地驳了回来:“卖挂历的事我问了,企业不承认是摊派,”“建美食城是分管副市长和建委主任同意的,”

“让现代装饰公司承揽装修,不是徐峰丽提的,是我的主意。”

为了给她谋一个好差使,1993年秋,王树文亲自提出让徐峰丽到高科技院任筹委会副主任。这一提议在市委常委会、书记办公会上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当时的市长尹忠显曾向王树文提出忠告:“上策是让徐峰丽留在邮电局,这对你、对市委、对她本人都好;中策是继续‘倒挂’,留在体委;下策是去科技院,不过后果将不堪设想。”而王树文呢,偏要行此下策。他见常委们纷纷反对,竟迫不及待地擅自带着徐峰丽到高科技院宣布了任命决定。

王树文把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当成了一张可以随便支取的“支票”,既支付给徐峰丽可以恣意妄为的特权,又支付给徐峰丽能够随意而用的资金。徐峰丽去科技院以后,办了一个倒买倒卖的桑托尔公司。当时由于没有资金,徐峰丽就到各个企业拉集资,许多厂长、经理如临大敌,惟恐避之不及。王树文为了帮助徐峰丽敛钱,竟派徐峰丽参加一些本该由他参加的厂庆,并在发言稿上批示:“由徐峰丽同志代表我讲话。”徐便借机向企业要钱。据查,徐峰丽先后向140个单位要过集资款。这些集资款加上银行贷款共计1670多万元,在一两年之内便被她折腾殆尽,造成的损失至今无法追回。

在王树文的庇护和纵容下,徐峰丽的干政欲和表现欲无限膨胀,这种膨胀,不仅像催化剂般地加速了王树文的蜕化,也使得徐峰丽自己堕入了犯罪的深渊。

近日,日照市人民检察院对她的罪行提起公诉,日照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徐峰丽因犯走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

权力背后的罪恶

原江苏省涟水县县委书记陈广礼受贿案陈广礼,原江苏省涟水县县委书记、淮阴市教委主任。1997年7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1997年7月15日,淮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庄严宣判:原涟水县县委书记、淮阴市教委主任陈广礼在任职期间,利用权力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送钱送物、违法金额55。39万元,其中受贿20。76万元、非法所得及非法利息7。94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6。69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赃款赃物及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55。39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陈广礼,这个昔日权倾一方炙手可热的“县太爷”,利用人事调整和学生转学、毕业生分配、基建工程等机会大肆受贿,上演了一幕幕丑剧,走向了高墙铁窗。

1991年10月,陈广礼调任涟水县任县长。1993年5月,他又任县委书记,成了涟水县大权在握的显赫人物。

1994年年底,高沟酒厂厂长曾以才找到家住淮安城里的陈广礼,请求县委、县政府为企业集资。1995年春,陈广礼主持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发动全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为高沟酒厂集资,帮企业渡过难关。很快,600万元资金筹备齐了。曾以才为感谢陈,于1995年春送5000元人民币,同年夏天,又送一台格力空调(价值6154元)。对此厚礼,陈广礼坦然受之。(曾以才违法违纪金额33。1万元,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市中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高沟酒厂分管财务的副厂长汪某想进城谋个正职,1994年夏,汪来到陈广礼的家送上一台格力牌分体式空调器(价值7100元),提出想当某局局长的意向。不久,陈便授意有关部门派人前去考察。考察的同志汇报说,汪在酒厂财务搞得一团糟,建议其他同志任某局局长,可提出的人选被陈否决。最后,在常委会上,陈广礼力排众议一锤定音,汪如愿以偿当上了某局局长。同年10月,汪为感谢陈书记的提携,又送上现金2000元。

1995年10月的一天,保滩乡党委副书记李某从涟水来到淮安陈广礼的家,送给陈一张1万元人民币的活期存折。同年12月,李某被提升为黄营乡乡长(此人已受到撤职、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陈广礼玩弄权术,大搞权钱交易,凡向他进贡送钱送礼的人往往得到提拔重用,而不送钱送礼的即使能力强也难以被提拔重用。某乡党委书记因对拐卖妇女一案打击不力而受到上级追究被免去职务,由该乡乡长主持全面工作。这名乡长主持工作以来,口碑甚好,他企盼着能当上乡党委书记。然而,在夏天的一大批人事调整中却没有他的名字,那些平时不怎么样的人反而被提升了,他感到苦恼和彷徨,从自身找原因,严格要求自己。一天,一位热心的朋友给他开了窍,“只干不送,原地不动,不被提拔,不被重用”,他恍然大悟。1995年中秋节,他坐着小车来到陈广礼家,送上自己家里的积蓄3000元人民币作为过节礼。

两个月后,他才去掉“主持”二字,苦涩地当上了乡党委书记。

陈广礼大搞权钱交易的高峰期是在1994年和1995年。经查,陈广礼利用人事调整机会收受贿赂33笔,金额15。55万元。

陈广礼对金钱的占有欲到了贪得无厌的程度,谁要求他办事,他都要收钱收物,雁过拔毛,否则就是一事无成。

涟水某乡乡长的儿子在乡下读书,乡长想把小孩转到县中读书,乡长和乡党委书记商量,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陈广礼出面帮忙,而请陈出面,那就必须送钱。1995年9月的一天,这名书记和乡长两人坐小车到陈广礼家,说明来意后,经乡党委书记之手送上装有4000元人民币的一个信封。陈广礼收下信封后,提笔给县中校长写了一个条子。校长一看是“县太爷”的“御笔”,只得吩咐办理了转学手续。

从目前调查和陈广礼的交代来看,陈广礼受的第一笔贿赂颇耐人寻味。1993年春,当时任涟水县县长、省八届人大代表的陈广礼在南京参加省人代会。涟水县某建筑公司经理找到正在省城开会的陈广礼,要求承建某厂的宿舍楼,而该厂的厂长是省人大代表,也在省城开会。陈广礼当即约定在南京开会的几名涟水的代表到某宾馆吃饭。席间,这名建筑公司经理提出想承建某厂宿舍楼的要求。厂长左右为难,论实力,这个公司是挂靠的个体企业,经济实力一般,况且该厂正在搞招投标,几家公司参与竞争。厂长皱了皱眉头没吭声。陈广礼见此举起酒杯敬酒,并冠冕堂皇地说:“给别人做也是做,给他们做也是做,据讲他们公司建的楼质量不错嘛,你就让他们做吧!”厂长是明白人,哪能“抗旨不遵”?不久,该公司轻而易举拿到了工程的承建权,并送上2000元给陈广礼(而此时的陈广礼已成了县委书记)。

送钱才办事,办事必送钱,这是陈广礼用权的一个准则。事情办成后,钱理所当然收归自己名下。到后来,事情未办成之前他调走了,那收下的钱怎么办?干脆不退。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这不是陈广礼的脾气。

涟水县某镇医院财务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单位不被重用,妻子在镇里的企业工作,企业效益不好,夫妻俩想要摆脱困境,两人怀揣多年来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全部积蓄共1。5万元进城找在某局任副局长的舅舅想办法。他们一商量,认为只有请陈广礼这个“活菩萨”才能解决问题。1995年中秋节,副局长将外甥女的1。5万元和自己积攒的5000元加在一起凑足2万元在淮安以活期存入银行,将那凝聚着血汗和希望的2万元存折送给了陈广礼。不久,陈利用权力指示有关部门负

责人办他们的事。因时间仓促事情还未办成他就到淮阴工作了,托付之事无法办理,而收受的2万元血汗钱也成了陈广礼的囊中之物。 1996年1月,陈广礼调任淮阴市教育局长。不久,因机构改革又荣任教委

主任。

1996年秋,淮安某公司退休工人赵某为感谢陈广礼对其女儿毕业分配留在市区某学校,以陈广礼儿子结婚的名义送给陈2000元;涟水某乡党委书记的侄女从淮阴师专毕业在市区某中学实习想留在该校,请陈广礼帮忙,送给陈1000元,陈不在家,其妻朱翠兰收后告知陈广礼。不久,这名乡党委书记的侄女分到了市区某中学工作。原淮阴县某乡中学合同代课女教师W考上了淮阴教育学院,属于委培性质大专,按理应分回原单位工作,且只能去中学。1996年春的一天,女教师W在同学聚会中提到毕业分配一事,一姓顾的同学愿为其帮忙。顾某找到淮安某厂厂长徐某(私营企业),徐某和陈广礼的大儿子是哥儿们。徐送给陈广礼的儿子5000元人民币,请陈公子找其父帮忙,陈公子在一天晚饭后找到他爸,并把收下5000元好处费一事如实相告,陈广礼“哼”了一声:“钱你先收着。”便点头同意帮忙,收下记有女教师W简历的小纸条。就这样,一个成绩平平、委培性质的大专生连她自己也未敢想却分到了淮阴师范学校教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目前为止,陈广礼不认识女教师W,陈的大儿子也不认识女教师W,“牵线做媒”的竟是那魔力极大的5000元人民币。

陈广礼对金钱的贪婪到了疯狂程度。1996年1月,陈广礼就任市教育局局长。此时该局的一幢宿舍楼已完成大半,大楼即将完工,可工程款还没有付清,陈广礼用手中的权力来干预此事了。某建筑公司三番五次催要工程款,财务科长无奈之下如实相告。公司经理找到陈广礼,陈说:“等一等,急什么?”一次、两次……建筑公司经理明白了。一天晚上,他到陈广礼家拜访了,并送上两盒茶叶。客人走后,陈急忙打开茶叶盒里面的红包子,一沓崭新的人民币映入眼帘,一清点,整整6000元。几天后,该公司经理就收到了市教育局的20多万元工程款。1996年12月初的一天,该公司经理为感谢陈广礼将市教委又一处工程楼给他们承建,到淮安陈家又送给陈广礼1万元。

陈广礼是极其贪婪的,但又是善于伪装和极其狡猾的。陈广礼深知露富会带来诸多的麻烦,因而小心谨慎深藏不露。他在淮安的住房还是10年前在淮安任组织部长时盖的两层小楼,时至今日,他也不搞装修,房间

已油漆斑驳,别人多次要替他装修,他都婉言谢绝;节假日、双休日他在淮安城里走亲访友骑的是一辆破旧自行车。这一招果然奏效,一些人认为,陈广礼身为县委书记这么“寒碜”也真够廉洁的。

俗话说,再巧妙的伪装总有露馅的时候,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1996年11月,市纪委、市监察局组织力量,对高沟酒厂“厂长特别活动经费”中的85万元白条问题进行梳理排查,发现了陈广礼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经查,陈广礼在任涟水县县委书记、淮阴市教委主任期间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钱物等,合计违法违纪金额57。36万元。

1997年1月24日,市三届人大第29次常委会通过决议,罢免陈广礼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中共淮阴市委决定开除陈广礼的党籍。市政府决定开除其公职。

特区高官进大牢

深圳市委常委郝敏贪污受贿案郝敏,原深圳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1983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原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主任郝敏,到深圳特区工作不到三年,便利用职权,执法犯法,纠集同伙,贪污受贿,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利欲熏心贪赃枉法郝敏(原名迟樟),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曾任广州部队某师副参谋长,同年4月转业后任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主任。当年他身居要职,地位显赫,政治待遇与生活条件都是蛮不错的。然而,郝敏并不满足,他利欲熏心,钱迷心窍,趁着创办特区、对外开放之机,纠集一伙人,采用种种手段,贪污受贿,干尽了种种罪恶勾当。

郝敏一家原住的郝氏官邸:两层楼宇,独门独院,阔绰雅静,院墙高筑,铁门窗里外双层,坚固森严。但是,郝敏觉得这套楼宇已经太陈旧了,不如另盖洋楼,以享天福。于是,他就从“关系户”中想办法,找门路。他找到了张奎炳,张奎炳当时在驻军某部任后勤部长(后来转业任深圳市政府行政处副处长),有职有权,神通广大,善于拉关系,搞歪门邪道。

郝、张两人很快就达成交易,条件是:郝敏找地皮与砖瓦,张奎炳找“三大材料”,两人合伙建私房。

他们叫人搞设计,画图纸,280平方米的三层洋楼,样式新颖,别具一格。为了搞到“三大材料”,郝敏亲自出马,登门拜访某部队领导,他拉关系,大宴宾客,酒席之间佯称“深圳市公安支队建公房缺少材料”,请求“支援特区建设”等等。张奎炳也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于是,一批建筑材料很快就搞到了,价值1。96万元,张奎炳又七折八扣,只付给某部队7940元。

真是物美价廉,易如反掌,郝、张好不开心。

在他们得意忘形之际,市委作出决定,不许干部建私房,这“决定”犹如晴天霹雳猛击了郝、张两人,但是,善于搞歪门邪道的郝、张,经过密谋,很快就找到了新门路将这批材料转卖给市公安局,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只凭原来开的7940元的发票,无法攫取1。96万元的全部材料款。

怎么办?

郝、张又经密谋,由张奎炳出面找他的“关系户”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伪造了某部出售材料的5张单据。郝敏拿了这5张单据加上原来的两张,从市公安局领取了现款1。96万元人民币。除了交付某部7940元外,余下的全部落入郝、张的私囊。

明火执仗索贿受贿郝敏不仅弄虚作假,贪赃枉法,而且利用职权,伙同其妻儿、亲家(林城),给人办了许多证件与户口,索贿受贿,几年内索贿受贿的东西,除了港币、人民币外,还有汽车、电冰箱、摩托车、电视机等,真是应有尽有,共折合人民币100多万元。

在郝敏看来,权力就是商品,就是金钱,权力只不过是用来交易的筹码,我用权力替你办证、入户,你就得给我送“礼物”,这是天经地义的。

郝敏是个迷信权力、横行霸道的“土皇帝”,郝敏曾对其子迟焕洲说:“拳头(权力)这个东西,白的可以说成黑的,黑的可以说成白的。”迟焕洲说:“怕什么?公安局前门抓进去,后门放出来。”郝敏的亲家林城说得更露骨:“我在深圳横行五尺,谁敢动我一根毫毛!”这些话不仅道破了他们之所以敢于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奥秘,而且道破了他们狼狈为奸、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法关系。

这些年,郝敏正是依仗窃取的权势,安插亲信,包庇坏人,打击好人,为非作歹的。

据了解,从1979年至1982年6月,郝敏先后拉帮结伙,安插的亲信有25人之多。这些人多在市公安局、边检站等要害部门工作。

郝敏家的保姆,原来是个农村妇女,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她却摇身一变,成了公安干警,掌管着办理“户籍”的实权。她依仗郝敏这个靠山,不仅把全家户口迁入深圳,而且干了种种索贿受贿的勾当。郝敏的外甥,山东农民,也很快就成了深圳市工人。真是一荣俱荣,鸡犬升天。

郝敏还利用他手中的权力,袒护与包庇罪犯。一次,有个叫刘小洪的青年强奸妇女,当场被抓住,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因这个流氓恶棍是郝敏老相识的儿子,郝敏出面为他解脱,并给检察院、法院施加压力,结果刘小洪只判刑一年,且在羁押期间可以回家过节,不参加劳动改造,最后干脆假释回家。

郝敏的外甥孙盛良,盗窃黄金、银元。市公安局向郝敏汇报,郝不仅不严加批评惩处,反而大骂公安局领导,结果孙盛良被拘留几天就放了出来。

更有甚者,郝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市公安局的同志将郝敏搞不正之风、乱批户口的问题汇报到省公安厅,省公安厅发出简报批评郝敏。郝勃然大怒,立即召开全市所长以上公安干部会,说什么“治安科有人向省里搞小汇报,搞假情况”,事后又“大整顿”治安科,把一大半的人调出。真是穷凶极恶,蛮横跋扈到了极点。

然而,不管郝敏怎样横行,怎样称王称霸,不可一世,也不管他怎样狡猾抵赖,伪造与销毁证据,订立攻守同盟,负隅顽抗,到头来只落得个可悲的下常他是怎样堕落成为死刑犯的?

上台就“捞”的新市长

原湖南省津市副市长刘松柏贪污受贿案刘松柏,原湖南省津市副市长。1985年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1985年5月28日上午,湖南津市市体育场聚集着上万名群众,听取对一批犯人的公开宣判。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一个身材瘦弱、一脸络腮胡子的罪犯身上。他就是津市人民刚刚熟识不久的副市长,名叫刘松柏。

“刘松柏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法官严肃地宣读了公判词。

宣判后,记者来到津市公安局看守所,与刘松柏作了一次长谈。他噙着眼泪说:“我有罪,我服法。”他讲了全部犯罪思想动机和事实,这里面虽然没有十分曲折的故事和使人震惊的举动,但也不乏启示性的东西。

“恭喜,恭喜。恭喜松柏同志荣升。”1984年1月,津市宣布刘松柏为副市长,分管工交生产。在人们的恭喜声中,刘松柏仍不免感到有些遗憾。其一,人事关系到市里了,原在单位丝绸工业公司每月一二十元奖金没有了;其二,刚上任,组织上便叫他在连年亏损的绢麻纺厂蹲点,而比较赚钱的丝绸行业,却被别人抢走了。不过,他仍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治一治绢麻纺厂这个烂摊子。

在绢麻纺厂,刘松柏试行厂长责任制,对车间实行承包,对工人制定各种形式的奖惩责任制,对供销人员以重奖鼓励,厂里形势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有人称赞他改革搞得不错,他曾暗地里对人说:“其实改革也没有诀窍,工人要多得奖金,企业也要赚钱,改革就是想办法多弄点钱。”

对金钱的欲望,始终在刘松柏脑海里萦绕着。

某单位一个开除留用的人,出去跑生意,赚了上万元钱;绢麻厂一个供销员,一年得“奖金”、“回扣”等1000多元;塑料厂一个推销员,推销塑料桶,多得2000多元……“我一年工资不到1000元。”他感到寒酸,“市长不如采购员!”这句话铭刻在他心上了。

7月的一天,邻居钟某到刘松柏的住处说:“我们金星内衣厂是街道办的。现在没有原料,无法开工,工资也发不出。刘市长最了解我们的难处,又能帮忙,是不是帮我们搞一点原料,解燃眉之急。”

刘松柏回答说:“你们有困难我知道,我也认识一些人,可以搞得到东西,但这不能去搞。”

钟某听刘松柏的口气,并不是“封门”,在以后的时间里见到刘松柏就讲这件事。一天,钟某又将刘松柏请到家里讲这件事,刘松柏仍然说:“由我出面,可能不好。”钟某忙接着说:“如今社会上的事,我也明白,怎么会要您出面?你只要打个电话,写个条子,一切由我去办。”接着凑近他的身边说:“事情办成,一定不会忘记您的好处。”说着,她从床铺下拿出200元钱,塞给刘松柏。刘松柏推辞了一下,钟某说:“采购员都有活动费,您在外面也要用钱的,拿着用吧。”

刘松柏拿了钱,当起了高级采购员。他利用到长沙开会的机会,以生产急需为名,向长沙纺织品材料公司搞到涤纶加工丝5000多公斤,货由绢麻厂提回。刘松柏回津市后,就通知钟某去取货。但钟某手中无钱,又由刘松柏出面说情,要绢麻厂允许先提货后付款。这样,钟某才提回2500多公斤涤纶加工丝,转手倒卖给了澧县丝绸厂,获利3000多元,分给刘松柏1000多元。

刘松柏捞钱的迹象,被他周围的人感觉到了,从那以后,一些想利用他的人,就像苍蝇一样,叮上来了。

8月下旬的一天,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人,找到刘松柏。老头名叫向云,原是津市金属制品厂党支部书记,现已退居二线,想做生意,捞点钱。他们找到刘松柏,拿出一封信给他看。信是广东省来的,信中说,广东南海县的一个丝厂要购买丝绵,价钱从优。这两个人对刘说:“卖丝绵片和其他下脚丝,一吨可赚一两千元,是笔大生意,比做其他生意都强。”

为了赚这笔大钱,刘松柏赤膊上阵。9月13日,刘松柏把缫丝厂厂长等人找到一起,进行策划。

这样,他们搞出了价值两万多元的东西,而厂里开出收据、发票只收款一万多元,少收6000多元。刘松柏最后分得赃款近2000元。刘松柏对记者说:“我当时犹豫了一下,但赚钱的欲望占了上风。当时,我听说市委和市政府的班子又要调整。我没有大学文凭,肯定要下台,而我下台时,正好工资改革,职务工资又没有了。我想我太吃亏了,工作几十年,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得到的太少了。就拿我在缫丝厂当了五年领导来说,每天上两个班,没有加班费,也没有奖金,这次捞一把再下台也甘心。”

刘松柏原行政级别二十级。1982年调任市经委副主任时,由于工资关系还在丝绸厂,机关调工资时,没有调成。1984年,他听说有文件:没有达到十九级的县级干部可能调到十九级,但他也没有调成。任副市长以后,想把家搬到政府院内,因暂时没有房子,所以他只得仍住房产局的房子,房租、水电没有补贴,比住机关房子每月多付五六元钱。他把这一切看成是组织上不关心他,逐步与组织疏远。1984年3月以来,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没有交纳过一次党费,也很少向党组织汇报思想。

另一方面,他周围的“兄弟伙”,给他送礼物,请吃饭,甚至送现金。这使他认为“组织靠不住,不如靠关系”。刘松柏认为2000元的好处,就是“关系网”带来的。自己没费多大劲,钱就往口袋掉。后来,刘松柏从“兄弟伙”那里了解到,丝绸公司正在追查缫丝厂擅自出售原料的问题,于是他与“兄弟伙”定下了攻守同盟。

刘松柏还是担心,万一事情揭露出来,身败名裂的是自己。他决心想办法缝补一些破绽。

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当刘松柏以为漏洞补得差不多的时候,“兄弟伙”把他供出来了。

就这样,一位副市长,在金钱的诱惑下,成了人民的罪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劳模;金钱;镣铐

原广西北流县副县长吕健行贪污受贿案1990年5月3日上午,一个电话从广西玉林打到北流县县长办公室:“请吕健行副县长到行署来,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找他谈话。”顿时,一辆墨绿色的小轿车在公路上飞驰,直驶到玉林地区行署大院办公楼前。

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以及纪委领导已等候在办公室里。吕健行一下车便被告知:“谈话地点改在检察分院招待所。”他忐忑不安,猜测着这次谈话的实质,考虑着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地委书记开门见山道出了谈话内容:关于他贪污受贿的问题。

吕健行扫视了领导一眼说:“我当厂长时得过奖金,当副县长后有关部门送来过红包。其他都没有。”领导耐心地启发,并以政策、法律教育,吕健行矢口否认,还拿出党籍来保证。专员见谈话不顺利,让他留在招待所想想再说。

5月3日至5日,吕健行的老婆刘中荣见吕几天未归,惊慌失措,一边向县长、县委书记打听吕健行的行踪,一边匆匆忙忙把他们夫妇俩贪污受贿和非法所得的钱存进各个银行。

5月5日早上,地委、行署宣布吕健行停职检查。6日凌晨1点半钟左右,玉林检察分院和地区公安处出其不意到吕家宣布搜查,共搜出存款单和现金33万多元及一大批物品。

此后,又到县经委打开吕健行任经委副主任时的办公桌,发现存在南宁、广州、深圳等地的存款单共10张……1990年5月14日,检察分院和公安处收审了吕健行,并于6月16日宣布逮捕。

在事实和证据面前,吕健行终于低下了头。

闪光的年华1959年腊月,小名“阿乖”的吕健行,来到了地区水泥厂化验室工作,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往往因分析复杂的数据不准确、不及时而遭到一些人的冷眼。压力变动力,吕健行努力学知识、学技术,把自己的欠缺补上来。斗转星移,吕健行由于刻苦钻研,科学知识和工作才能有了提高。到1984年年底,他取得了5项科研成果,一顶顶“桂冠”接踵而来,从1976年起,他先后任县水泥厂化验室主任、厂长、县经委副主任,1987年11月任北流县副县长。在成功的路上,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很多荣誉,1985年5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里,他获得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技术革新能手称号,还把闪闪发亮的“五一”劳动奖章挂在胸前。

他的脚踏进了“方孔”

望着熠熠生辉的奖章和色彩缤纷的证书、奖状,想着当领导后叱咤风云的权势,吕健行既感到了获得全国最高奖励的满足和用权心理的平衡,可又觉得似乎缺少了什么东西,这就是钱。正是钱,搅得他心神不定,并产生了强烈的欲望。正如他在口供中说:“在工作中感受到办什么事都要钱,没有钱就行不通,‘金钱万能’,所以自己也想多捞些钱。”为了钱,他开始无所顾忌地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由于建设事业的发展,党和人民把主宰着全县经济大权的重要部门计委、经委交给他管理,并由他掌握全县的水泥生产及销售大权。

他觉得,过去为北流挣了不少钱,现在应是索还的时候了。

1988年年初,作为基建“三材”之一的水泥,需求量激增,价格也扶摇直上,由原来每吨的150元、160元上升到200多元、300元。作为国家计划物资的价格与议价价格相差甚远,这就给一些水泥贩子和投机倒把者带来了“发财”的机会,他们似苍蝇逐臭一样,团团围住水泥厂,寻找一条通往冒富、暴发的“康庄大道”。县陶瓷公司是县机关办实业的网点,吕健行批了3000吨水泥给这个公司经营。但是,由于渠道打不通,多次提不到货,而水泥贩子却一车车把水泥从厂里源源不断地运出来。陶瓷公司的陈某立即找到副经理黄某商量,他们议定:“烧香烧到天,送神送到庙,”除给厂长“好处费”外,最要紧的是给阿乖一些表示。他们用公文包装好3500元,来到吕家:“整几千给你,你帮我们公司做点好事吧。”吕健行假惺惺地说:“不要,有点多吧。”陈说:“不多,不多。”

吕健行接过包丢在组合柜里。自此以后,陶瓷公司提水泥一路绿灯。

烟茶酒肉的升格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社会上流行着“烟茶开路,酒肉搭桥”的办事信条,一些人借此达到目的,获得私利。到了80年代后期,这个信条失效了,随之出现的交易筹码是钞票、金子。自然,吕健行随着地位的不同,口味也升格了。烟、酒、糖果早已不屑一顾,只有金钱才有可能驱动他手中的笔,撬开他的嘴。这里从他变着法儿的要金索钱中摘取几个片断,曝光于众:县水泥厂机修车间工人甘某,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给吕健行送果送烟就能从他手中批些水泥加速“脱贫致富”步伐,谁知吕健行按兵不动。甘某看看“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最后只得“金钱开路”,两次向吕健行甩去1。5万元,才要到3500吨水泥指标。

县水泥厂供销科副科长曹某在家乡民乐镇办了一个铸造厂,生产的钢球、钢锻大部分销向水泥厂。在1988年和1989年,吕健行在县水泥厂干部会议上多次不指名道姓地指出私人卖给水泥厂的钢球质量差,不能进货。曹某一听,大吃一惊,觉得此路一断,工厂就倒塌半边了。此事不容多想,他回到家里拿出2000元于中午时分送到吕家。吕接了此钱,讲话的语气缓和,但没有完全松口。曹感到此“灾”不除,殃及“性命”,就于春节时到吕健行家拜年。吕健行说:“夏天四楼太热,要加高一层。”并对曹讲:“你开铸造厂捞够了。”

曹听后暗想:小财不出,大财不入。一咬牙,拿出1万元,在晚上溜进吕家。

1万元抛出,封住了吕健行的嘴巴。曹某抓住时机,“过关斩将”,与县水泥厂又订了一份钢球、钢锻供应合同。

导演投标戏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县水泥厂筹建一个分厂,建立一条年生产能力15万吨的水泥生产线,并成立以吕健行副县长为指挥长的筹建指挥部。这消息一传出,各种建筑公司、基建队,各路包工头纷纷四处活动,八方钻营,争揽基建项目。找吕健行的人络绎不绝。吕健行别出心裁:主持了一个招标会。县水泥厂会议室里,十多家投标者围着主席台。各家把投标书交上后,前后不到30分钟,吕健行就当众宣布:县建总和陵城镇建司中标,由这两个单位负责施工。参标者个个惊愕:哪有这么快就选择中标者的?就是用现代化的计算设备,把各参标单位的人员素质、技术力量、设备能力、资金数量及保险系数等情况算准计出,从中淘劣选

优,物色最佳者,完成这些程序,至少也要两三天。现在十来分钟就作出了结论,里面必有文章,肯定又是金钱作怪。揭开投标的内幕,确是一场权钱交易闹剧。投标前,六麻乡包工头邱某多次到吕家活动,喊穷叫苦。吕健行对邱说:“你总讲你有钱,我不信,你整(给)两方水(两万元)来使使怎么样?”邱一听这话,心领神会,第二天就从银行领出两万元送给吕健行。吕收下钱对邱说:“工程已定由县建总和陵城镇建司做,你做这个工程要挂陵城镇牌子才行。”邱某频频点头应诺。

陵城镇建司中标后,立即交给了邱工头施工……吕健行的贪污、受贿行为终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他于1991年1月31日被玉林地区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5年,决定执行19年。年方47岁的吕健行,将在狱中迎接下一世纪的到来。给了邱工头施工……吕健行的贪污、受贿行为终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他于1991年1月31日被玉林地区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5年,决定执行19年。年方47岁的吕健行,将在狱中迎接下一世纪的到来。

红土地上的“污泥”

原河北省阜平县县委书记王振荣等受贿案王振荣,原河北省阜平县县委书记,1991年因受贿罪被捕。

宋锡九,原河北省阜平县县委副书记,县法院院长,1992年4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931年,一支千余人的红军队伍开进了阜平县城,开仓济贫,解放监禁的百姓。第三天,在县衙正堂前大院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宣告中华苏维埃阜平工农民主政权成立。到抗日战争,聂荣臻将军率晋察冀军区由山西五台山迁至阜平,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至此,阜平成了共产党在华北大地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1948年春天,毛泽东在前往西柏坡的途中路经阜平。他在位于阜平县城南庄的晋察冀边区政府驻地住下,有惊无险的敌机轰炸城南庄事件就发生在此。毛泽东在阜平住了37天后,怀着与蒋军进行最后决战的决心和对一个新生政权的构思、向往,又上路了……阜平是革命老区,有北方红色瑞金之称。整个战争年代,阜平是惟一没有遭敌寇长期占据的“完整县”,被誉为“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都是战士”,是个“绝非轻易撼动的地方”。但是,就是这片洒满英雄鲜血的红色土地上,当改革开放的大潮滚滚涌动之际,却发生了一起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连续两届县委、县政府班子烂掉了,其5名主要领导王振荣、宋锡九、刘炳臣、杨法成、刘邦锦等蜕化变质,贪污受贿,把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搞得混乱不堪,给阜平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创痛。

“绝非轻易撼动的地方”被撼动了!

下面是王振荣1986年的述职报告“1986年,我先后十多次到全县最穷的王快村,帮助他们搞了十几个致富项目,一年里起了很大变化。这一年,人均收入160元,比1985年增加了50多元。我把王快村取得的经验,及时运用到面上,指导全县工作……”“1986年一开始,我就大张旗鼓地抓了县直机关整顿,突出解决以反对个人主义为重点的党风问题。年终进行了党风检查评比。为了搞好党风建设,建立了党风责任制,抓案子和党性党纪教育相结合,实现了党风的明显好转……”王振荣一点也不是在炫耀。

王振荣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是老八路。他1953年参加工作,1958年入党,1966年就开始任一个县的县委副书记。1984年,他受命到贫困县、革命老区阜平任县委书记。王振荣的履历红灿灿的,但他那时已经不在意那些可以炫耀的“红灿灿”了,要不,怎么解释在此期间他会有如此迅疾的人生转弯呢?珍视辉煌的人不会陷足污泥。

蜕变从不经意开始。一次,一个乡里的书记为了孩子户口办农转非,找王。一次,两次,三次……最后,王签了字。同时,他收下了500元钱。其实,当时不给钱,王也会签字。

他那时并没有索取之意,但既然给了,就要。这是第一次。以后,王振荣就开始收录音机,收电冰箱……当王振荣调离阜平时,一个令他感到羞辱的镜头出现了受过王书记恩赐的包工头开小车为其送行,而老百姓沿路撒纸钱!

宋锡九1958年入党,先后担任过公社书记、县人民法院院长、县委副书记。他1987年到阜平,王振荣当书记时,他是县长,王走后他当了书记。

我们看看宋锡九的笔录我调离阜平前,一次与吴明一起吃饭。饭后去吴的办公室,我讲,谁在阜平也干不好,得活动活动,调走。吴说,这年头没钱办不了事,我给你点钱活动活动,再说你家里也有困难,给你点钱接个短。下午吴明用车送我回住处,他就把钱放进我抽屉里,我马上追出屋,说,你别弄这个。吴明甩胳膊就走了。第二天我一数,是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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