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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少女的初恋 .2

作者:周励 当前章节:15275 字 更新时间:2026-6-23 01:30

我一刻不停地想着保尔·柯察金,想着牛虻,好像只有他们才能给予我一股丹田之气,使我一步一铲地活下去、干下去。我也默默地背诵:“……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我多么盼望裴阳给我来信呵!特别是每天清早,当哨子吹响,我们从迷蒙中惊醒,一骨碌爬起来时,不少女生用上海话讲:“心惊别别跳!”真的,对每一个人来说,生存的压力从来没有这么重,就好像每天你一定要背着十字架去翻三座大山,才能活下来,否则就不能活。“今天他一定会来信!”每当清晨听到哨子,“心惊别别跳”时,我就立即这样想。可是他没有来信,一个多月了,我给他写了三封信,可他一封也没有回。每天晚上放工回来,是一个小时的反帝反修军事训练,再加上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和革命大批判,上炕时已是11点了。集体熄灯后,我在炕头箱子上架起一支小蜡烛,读他让我看的两本书:海涅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我无法形容读书时心灵所受到的强烈震动。15、16世纪德国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是了不起的受难者,翻译了《圣经》的马丁·路德的父亲是曼斯菲尔德的一个矿工,儿童时代的路德经常跟随父亲来到地下矿场,那里积聚着巨大的金属矿石,清冽的矿泉潺潺地流着,这幼小的心灵也许在不知不觉间早已摄取了最为神秘的自然之力,或许还受到山中精灵们的魔法保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身上才凝聚了那么多的大地灵气,那么多的热情渣滓。

路德虽不再相信天主教的奇迹,但他却相信妖魔的存在。他的席间演说集充满着妖魔鬼怪的离奇故事,他本人在困难中就常常以为自己在和具有形体的魔鬼作斗争。他在瓦尔特堡翻译《新约》时,曾受到魔鬼的一再打扰,因此他就拿起墨水瓶猛力掷向魔鬼的头颅,从此以后,魔鬼对于墨水,尤其是对印刷用的油墨便产生了巨大的恐怖。

荣誉归于路德!海涅写道:永恒的荣誉归于这位敬爱的人物,多亏他拯救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今天还靠他的善行恩德生活!我们绝不应当抱怨他的观点的局限性,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当然能够比这位巨人看得更远,特别是他戴上一副眼镜的时候。然而那被架高了的直观却缺乏崇高的感情,那种巨人的心灵,这是我们无法取得的,我们尤其不应对他的缺点轻下尖酸刻薄的断语。

20年之后,当我再看已经完全不同了的裴阳时,所想到的也正是这句话。

读斯宾诺沙的著作时,我们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看到一个在静态中生气勃勃的大自然。参天的思想树林,枝头开满了鲜花,不断地摇摆着,但那无法摇动的树干却深深地扎根在永恒的土壤里。在斯宾诺沙的著作中有一种难以说明的气息,人们仿佛感到一阵阵属于未来的微风。他心中有一种真诚,一种自觉的骄傲,一种思想的威严,这好像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份遗产:因为斯宾诺沙出身于一个殉道者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当时是被笃信天主教的君主从西班牙驱逐出境的。他的情人的父亲由于政治上的罪名,在尼德兰被处绞刑。你简直难以想象行刑之前要进行多少准备和举行多少仪式,长时间的等待使罪犯厌倦得要命,而旁观者却有了足够的余暇来进行思考,所以别涅狄克·斯宾诺沙对老人范·恩德的被处决是想得很多的,有如他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他又因为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的薇拉,就是他自己的夫人——一位伯爵夫人的写照。她相伴他遭沙皇驱逐,在西伯利亚整整流放了21年。他从来不允许别人怜悯自己,他怀着民主自由的乌托邦理想,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我每天阅读到深夜一、两点,并且写下大量的笔记。承受苦难、承受生存压力和笨重劳作的心理支撑越来越强大起来,每天深夜当我吹熄“威虎厅”的最后一支烛光,钻进冰冷的被窝时,我的心灵又充沛起来,我想起他,默默地念着他的名字入睡,我相信他一定会来信的,一定会来信的……

他终于来信了!那天下工回来,我正要端水洗脸,通讯员跑进“威虎厅”嚷嚷:“复旦大学!好神气的信封!周励!你的信,挂号的!”那时我姐姐已经被分配去了西安,裴阳留校。我一把夺过信,只见“复旦大学”四个红字跃入眼帘,我又紧张又兴奋地撕开信封,一口气读完。他写了整整13页!在信里他告诉我他曾经给我寄过信,但不知是兵团信箱号码写错还是怎么回事,信被退回了复旦,所以这次他用挂号信寄出。他的字写得很大,是一种遒劲而又很怪的字体,他说我给他写的三封信,他都仔细地看了,“在那样艰苦的劳作中,你给我写了这么多信,我很感谢。”接着,他告诉我复旦大学正在开展批判H小集团的运动:“他们曾经是同你一样有激情有热情的大学生,怎么会走上一条反革命的道路呢?就因为他们的脑子里怀疑一切,他们不相信我们的党有能力克服困难,他们心怀不着边际的野心,他们想取而代之。这种悲剧发生在一群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身上,是值得深思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了一大包他邮来的材料,里面是批判H小集团论文选1—5集,其中有一半是他亲自撰写和编辑的,他的信中没有什么甜言蜜语,只是鼓励我好好地干下去:

“你不要被日复一日的单调劳作和枯燥生活所吓倒……你提起那个惊人心魄的晨间哨声,说明你仍然存在着胆怯、怕吃苦。不过,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过了不久,他又给我寄来了批判论文选6—7集,他的文笔极好,不仅在复旦,就是在全国各重要报刊上也早已闻名遐迩,只不过被他所批判的那些思想,和我的思想倒十分相近,有的甚至就是我《一封信》中观点的翻版。“他为什么对我给予那么令人感动的同情,同时又要去批判别人呢?”我不禁感到困惑,但我深信他是天使,天使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他在第二封信中向我推荐了一批书,其中包括《拿破仑传》、《我的奋斗》、《阿登纳回忆录》和《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你到底要什么》等。“你没有的书,我可以马上设法寄来。”他看来对这些书推崇备至。而我,在以后和他接近的18年里,只要他一讲起哪一本书,我就立即像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一样地扑过去,抱住那本书!

复旦的来信成了我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漫长的夏季铲地期终于过去了。八月初,全连开展总结评比,我们女一排评出了三名干得最好、最肯吃苦的战士,我是其中一名,我马上被选为班长。排长是连里指派来的,是一位来自鸡西市的女青年,父母都是煤矿工,叫邵燕琴,至今写下的她的名字,我仍充满了怀念。她比我还小,只有16岁,红扑扑的脸上一双细长的眼睛,她是我所见到的最能吃苦的女孩子,干起活来又快又利索,和男人没有什么两样。她是那样朴实,又嫉恶如仇。有一次,几个上海女孩把馒头丢掉,吃家里寄来的糖炒米粉,她把馒头拣起来大骂了她们一顿,然后竟剥了皮吃了下去!这个既能干又聪明的女排长,本来已经要提升为副连长,连任命书也下来了,但突然发现她的一个远房叔叔有什么历史问题,就永远也没有再提拔。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当看到她那痛苦的神情,我的心真像刀绞般地发痛。和裴阳通信的事,只有邵燕琴一个人知道,她就睡在我旁边。有一天半夜,“威虎厅”里大家都睡了,只有我还在写,她突然爬起来悄悄地对我侧过身子说:“你的眼睛在发亮!你一定是在写情书!”

我从来没有写过情书,我决定给裴阳写我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告诉他,我爱他!我再也无法抑止胸中溢满的感情,就像无法抵挡春天乌苏里江的潮汛。我用一张雪白的“复旦大学”的信笺,蘸着我内心涌出的激情写下白朗宁夫人的一首诗《我的棕榈树》,向他正式表白:

“我想你,我的相思围抱住你,

绕着你而抽芽,

像蔓藤卷缠着树木

遍生硕大的叶瓣……

可是我的棕榈树呀,

你该明白

我怎愿怀着我的思念而失去了更亲

更宝贵的你!

我宁可你显现你自己的存在,

像一株坚强的棕榈

沙沙地摇撼枝干

在你的阴影里呼吸着

清新的空气

洋溢着深深的喜悦

我再不想你

我是那么地贴近你

——我的棕榈树。”

等待回信的日子长得绵绵无尽,发出信之后的每一天,我那颗被爱情充满的心像一只披着粉红色羽毛的小鸟,在诗一般的辉煌晴空中翱翔。一个星期之后的每一天,只要没有我的信我就揪心地失望,有时我会感到万分羞愧:我凭什么去爱他?我只是趴在地里的无数小虫子中的一个小虫子。他凭什么爱我?他身处高等学府,日理万机,他能给我写回信,寄学习材料,就已经不错了。他会不会认为我对他发出的爱情呼喊,是失去常态的自作多情?在上海,什么样的女孩子没有?在复旦校园,他不是令无数女大学生们痴迷和崇拜的偶像吗?然而,你一旦爱上一个人,你就有幻想。你无法摆脱这种幻想,你无法摆脱罩在你头上的那个光环。两个星期后,正是麦收的季节,我和排长邵燕琴正领着十几个人在麦地里喂康拜因,为了赶在大雨来临之前把麦子全部割下脱粒入仓,我们已经突击了三天三夜,身上的汗水和谷粒扬场机喷出的麦壳灰尘粘腻在一起,我们都成了泥人。饿了咬一口馒头,渴了喝一口水,几十个小时不息地守在轰轰作响的康拜因前,把一捆捆的麦子往里丢。第三天黄昏时分才终于“喂饱”了康拜因,已经累得半死的我们爬上高高的谷堆麦垛,横七竖八地躺下。连里那时怕知青谈恋爱败坏连风,规定男女排分开作业,我们这个作业组全是女的,连康拜因手也是个四十多岁的山东女职工,因此,我们十几个女孩子就肆无忌惮地索性解开衣扣,扒开粘满麦粒灰尘的上衣,露出一只只雪白的、粉红色的、浅绿色的乳罩,让我们的肌肤沐浴在北大荒黄昏的微风里。我们就这样人人裸露了上半身躺在麦垛上,像睡死了过去一样。突然,迷朦中远处传来一个声音:“信!……周励!你的挂号信!……复旦大学来的!”我们十几个女孩子惊吓得一骨碌爬起来,匆匆地扣上上衣钮扣,通讯员的自行车已经骑近了。那是我印象中最美好的一个黄昏,绯红的晚霞照着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飘忽的云霓在远处地平线上呈现出一片海市蜃楼的奇观。当我们叽叽喳喳在慌忙中扣上钮扣时,我发现每一个女孩子的胸脯都是那么雪白,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娇嫩的姑娘啊,命运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得承受什么。

我跳下麦垛,心脏颤抖地接过那封挂号信,匆匆地拆开,邮包内是一本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书中夹着三页信纸。他在信中写道:

“对你所表明的善意,我十分感激。我对爱情有很高的要求:第一,忠诚;第二,精神世界的美;第三,才华。正像我对人生的态度一样,爱情是两个相似的天性,在无限感觉中的和谐的交融。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那是没有什么错的。问题在于,你还太年轻,正像我刚和你见面时说的那样,你对于你所追求的东西,还不甚了解……”

收到这封信,我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他没有说爱我,也没有说不爱我。但是他明明写到了“爱情”,写到了“熊熊烈火”、“两个相似的天性”这些激动人心的字样!多么高贵的循循善诱。我发誓,尽管我的翅膀还很嫩很弱,但我要竭尽全力地拍打着翅膀向上飞,竭尽全力地接近他天性中那种“无限感觉中的和谐”。

面对着北大荒秋季辽阔壮丽的大地,生活赋予了我新的意义:为了我心目中的阿波罗神,我要加倍勤勉奋发,我要无愧于他!无愧于我决心为之献身的崇高感情!

麦收之后,进入了冬季农田水利大会战。五十四团团党委发出了命令,各营各连组织人马从克山县步行拉练到位于甘南县的查哈阳五十五团,开展一场战天斗地的查哈阳农田水利大会战。出发前按团党委要求,每个人都交了决心书。我们冒着大风雪,背着行囊,开始了数百里路的拉练,一路上不是唱语录歌就是高声背诵语录。邵燕琴拿着喊话筒,只要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就清脆响亮地应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要她一拉开嗓子:“世界是……一——二!”我们就引吭高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来到查哈阳,我们用炸药和大镐在冻土块上挖干渠,我学会了装炸药、点火、一气几十锤砸在钢钎上,用娇嫩的肩膀挑起一百斤重的盛满冻土的柳条筐,光是扁担就压断了三根。晚上,回到冷如冰窖的临时搭架的地铺,扒开衬衫,只见肩膀上血迹、汗水和磨破的皮肤上渗出的分泌物已粘糊成一片。我匆匆地擦一擦,又跑来跑去组织连里晚上的宣传队演出。那真是精神亢奋的时期:人山人海,遍地都是十七八九、二十挂零的青年兵团战士,挥锤、点爆、挑着土筐疾步如飞……此起彼伏的歌声、语录声、豪言壮语的口号和幽默机智、不甘示弱的挑战声,和这大雪、冻土、汗水、黄棉袄混成一个至今难忘的查哈阳交响诗。两个月的水利会战下来,共有三个知青被炸药燃爆时炸死,二十几人被炸起的冻土块砸伤。第二年春天,当人人怀念查哈阳,想知道查哈阳在春天是什么样子,水是否在干渠和支渠中流淌时,我们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兵团总部在选择农田水利大会战的地块上出了问题,由于地势偏高,连一滴水也没有蓄进。用冻土垒成的干渠和支渠在春天里开始溶化,成了一堆堆软塌无力的烂泥,在阳光底下渗淌着泥浆。方圆几十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软土沟渠,既没有水,也看不到一个人。我们的血白流了……

那年冬天,从查哈阳大会战回到连队后,立即开展了全团性评比活动。我被连里评上兵团五好战士,并准备申报兵团总部参加全兵团五好战士代表大会。有一天,邵燕琴高兴地告诉我:营部宣传股看上了我,讲我不仅肯吃苦,而且能说能写,能唱能跳,要调我到宣传股当宣传干事。听了这消息,我真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只是很舍不得离开并肩战斗了这么久的班里的战士,舍不得离开女一排,更舍不得离开女排长邵燕琴。可是不久,一个令人心寒的消息传来了:申报我参加兵团代表大会的报告被退了下来,原因是我的档案中装满了一袋子中学里的批判《一封信》的材料!我成了有历史问题的人!消息在连里传开,我感到蒙受了极大的侮辱,学校为什么要将我置于死地?为什么言而无信?我去兵团前,一个姓张、主管分配的造反派,拖着他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跛腿拍拍肩膀对我说:“什么都没有!你的档案是很干净的,我们根据上面的指示,对中学生一律不设什么档案,不寒任何材料。”他还露出那口黄牙,对我“嘿嘿”一笑。

……我只觉得面临着一个黑暗的洞穴,在愤慨和羞辱之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一切全都完了。我深夜独自一人跑出“威虎厅”,站在一片茫茫白雪的旷野中伤心恸哭。“回学校去!找学校算帐!让他们来公函抽调回那批材料!”邵燕琴一边为我难过,一边替我出主意,“周励!你只有18岁!不像我表叔都50岁了,他的历史问题还碍着我。你要为自己的前途想想,既然上面政策有规定,学校也没有给你戴任何政治帽子,凭什么塞档案?历史问题?你的历史还没写出一撇呢!”她伸出臂膀,抱住我的肩头,给痛苦中的我带来无限安慰。

是的,我不能束手待毙!我要回上海去!我决定立即动身!我向连长请假,当时连里还没有一个人回城探亲休假,我们来到兵团一年都没有满。连长不给假,我只好编造理由说我母亲得了急病,又让上海家中拍来电报,连长看了电报说,好吧!给你21天假,早去早回,准时归队!

我没有什么钱,每月32元除了吃、零用,还给家里寄去。几十元一张从黑龙江到上海的火车票,在我眼里看来像天文数字一样贵。我决定不买车票,像“大串联”时期那样扒车回上海。我到食堂买了三天吃的馒头,装了满满一书包,也没有带什么行李,把裴阳给我的信全部小心地包扎起来放进书包,又带了一本路上看的书,就步行几十里来到克山县火车站,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挤上了南行的列车。

从克山开出的火车十分拥挤,混和着东北大烟呛味、尿酸味和其它稀奇古怪的味道。我挤在动弹不得的乘客中想,比起一年前刚迈上开向北大荒的列车时,我已经成熟多了。我不再是一个娇滴滴、温文尔雅的上海姑娘,我的手掌上长满了老茧,手臂和胳膊上有镰刀划破的刀痕,我挑过一百多斤重的担子,现在我也可以像一个野蛮女人一样地逃票、躲开查票员……

我父母亲那时已经到黑龙江呼玛县河南屯插队落户,上海家中只有奶奶和两个十三四岁的小妹妹。我身上的钱根本不够我买从黑龙江到上海的来回车票,我心里想:回上海找那些狗养的算帐,也没有理由叫我因为买车票破产。我四处警惕着,一看到穿列车制服的人过来,就拼命挤着往另一节车厢跑。

总算太太平平地到了沈阳,半夜里列车飞驰过黑山大虎山站时,突然听见有人叫开始查票了,不知为什么列车上专门爱深更半夜搞查票。不过这倒正好符合我的心意,我可以躲到车厢厕所里去,那里半夜的利用率远远不如白天,也不引人注意。我立即警觉地猫着腰,钻到车厢尽头,一扭身溜进了厕所,反扣上门,心里紧张得扑咚扑咚跳着。这个不到一平方米的小天地臭气熏天,到处湿腻粘滑。我用力打开长满铁锈的窗子,才算透过一口气来。列车轰隆隆地奔驰着,猛烈碰撞着的金属声撞击着我的心灵。我想起在复旦校园和裴阳并肩散步时背诵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人生三境时的情景,不由得自嘲地苦笑:躲在车厢厕所里逃票,也算是人生一境吧!

我把头伸出厕所的窗外,望着远处剪影式的黑黝黝的连绵大山,列车在黑夜中穿过几个大山洞,不一会儿开到了锦州。锦州是个大站,绝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我放下窗子,忍着满肚翻滚的阵阵恶心,侧着身子缩在厕所的角落里,紧紧地贴着厕所墙壁,心里不住地念叨:快开吧!快开车吧!过了几分钟,车身又轻轻一摇,缓缓开动了,我急忙打开厕所车窗,把头使劲伸向窗外大口大口贪婪地吞吐着新鲜空气。到锦西时,天已经蒙蒙发亮,重叠的大山峰峦中现出一丝鱼肚白。我睡眼矇眬地算计着,再过两个小时就到天津了,到了天津,离上海就不远了,可以在天津溜下车,再换上一列快车……正在这时,“砰!砰!砰!”一阵厕所的敲门声把我吓得心惊胆颤,“开门!开门!”听上去是哪个乘客急着上厕所,大概他已经在门外等了很久,终于不耐烦了。我吓得大气不敢喘,竭力屏住呼吸,惊慌地听着自己的心跳声。挺身出去?换一个厕所?天已大亮,再遇到查票的怎么办?这样屏了足足有三分钟,我决定出去。正要打开门,突然听到一个尖锐的女人嗓门:“开门!谁在里面哪?”接着是一串摸钥匙的叮当声响,我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好,那位憋不住的乘客把列车员找来了!我昨晚一夜都不在车厢里,她一开门就会看到我的脸上写着“逃票的”三个字!前面就是绥中车站,我的小姑夫就在绥中当营长,我可以去投奔他!不容再有片刻迟疑,就在列车缓缓减速,钥匙已经在锁眼里转动的那一刹那,我一脚踏上马桶沿,蹬上厕所窗口,然后使出全力向外纵身一跳……

事后我常常想那一跳就像在中学体育课上的跳远一样,我的跳远总是得五分,我没有摔伤,只是前额和手掌让铁路的基石擦破了一层皮,衣服被窗钩划破,一书包的馒头摔得满地都是。远远地望着前方已经停靠进站的火车,我距车尾还有几十米远,谁也不会到这里来捉我,我终于舒了一口气,爬起来去拣起最后一只馒头,迷迷糊糊刚咬了一口,突然间被一阵风驰电掣的巨响震懵,原来是又一部列车从我身边擦过呼啸而去!由速度带来的内向力差点儿把我整个儿卷进车轮底下去!我用十指拼命抠住路基的铁轨,头发在列车飓风中飘散,我紧紧地屏着呼吸想:如果我被火车轧死了,我最后的几个字是:“爸爸、妈妈、裴阳……”

我从路轨上爬了起来,这是一个晴朗天空的早晨,小鸟在枝头鸣叫,我没有一张火车票却已经到了绥中。我掏出一本小笔记本,找到两年前我记下的小姑夫的地址,由于不敢从车站出去,沿着铁轨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我小姑夫的军营,他把我教训了一顿,掏出一百块钱硬塞进我手里,然后用吉普车把我送进绥中车站,堂堂正正地买了票把我送上火车……

我一走出上海火车站,没有乘坐开往常熟路瑞华公寓的15路电车,却乘上55路公共汽车直接来到复旦。一切仍然依旧,连初春的柳枝也和一年前同他散步时一模一样。我跑进国际关系系的红砖楼,一口气登上四楼,推开他的办公室门,就这样带着额头上还在渗血的伤疤和刮得褴褛的衣衫,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他大吃一惊,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子,呆呆地望着我,并没有兴奋的表情。这就是我日夜思念的裴阳!我回来了!你怎么啦?!

“我回来了,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于是我站在那里告诉他学校把材料塞进了我档案的事,还有兵团五好战士也被拉下来了。我还告诉他我要去找学校算帐,我要用全力去澄清我自己和我的档案袋。

他像以前听我讲话时一样,一边沉思,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沉默了许久,他用缓缓的、但是极其沉重的口气说:“你以母亲生病的名义擅自回来,并且是不买车票扒车跳车回来,这是流氓无产者的行为。”接着,他解释说流氓无产者是一种未开化的、处于半野蛮状态的为所欲为的人。我心里想流氓无产者又没有档案袋,学校暗地整我,我当然要回来算帐。“你为什么不能先写封信给学校呢?”他慎重地说,“也许写一封信比你回来更有用……大家都在兵团,你一人回来了,别人会怎么看你?”

“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我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我在那里干得好好的,营里还要提我当宣传干事,一夜之间我成了全连唯一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我哽咽了,话堵在嗓子里说不下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回去了!”“怎么?!你不回去留在上海干什么?……到里弄加工组踏缝纫机?拆纱头?……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你让我很失望。”

他在办公桌后面那张可以旋转的皮椅里坐下,脸色苍白,有点发青。这种冷峻的神情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的视线落到他办公桌上几大摞的材料上,很多文件上勾了红圈。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他可能也是每天把一大摞一大摞的材料,塞进H小集团那十几个大学生的档案中去的吧?

“我走了。”我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阵阵发疼,犹如几十只尖锥在那里猛扎。我思念了一年,渴望了一年,我差一点被火车轧死。幻想中的他应当是惊喜地扑向我,听我娓娓讲述,和我一起气愤,一起为一年来我在兵团所经历的一切或喜或泣。我仍然需仰着头望着他,我所见到的应当是充满着感情的、圣洁般的脸庞,就如最初他给予我的令人无限感动的同情一样。可现在他像一座冰冷的雕像,还说什么我像流氓无产者!

第二天,我急忙找到学校去,连老奶奶为我准备好的早餐都没有吃。裴阳的话很快得到了验证:我回来比我写一封信更没有用。老三届的学生已全部去农村工矿,工宣队和军宣队在一年内也全换了人,整个校园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我好不容易打听到那个姓张的跛足矮人——负责分配的造反派老师的地址,他脸色很窘迫,一面结结巴巴地大声说话,一面向空中喷射唾沫星子:“我不知道!……档案里塞了材料?不是我干的。你可以去找区委问问,……学生的全部档案都送到区里审查过。”但是从他那张涨红的脸和面部肌肉歪扭的表情,我一看就知道是他干的!

“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干的!我的档案一直在你手里!”我愤愤地说,“你听着!你带着这条跛腿见上帝的时候,会为你曾经残害了一个人并且毁坏了自己的灵魂而发抖!”

把这样一句话给他,我觉得就够了。

我又找到中学负责人,他摊开两手说:“你让我怎么办?那只牛皮纸袋在黑龙江,又不在我手里,我从来没见过。我到学校只有五个月,你怎么可以要求我去讨回你档案袋里的东西呢?”

没有一个人对那只牛皮纸袋感兴趣,区里的人也是一样,所有管人事的干部脸上都挂着一具同样的面罩。你一跟他申诉,他就重复着同样的话:“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我恨不得把他们碾为齑粉!只有一个叫张兴东的,他管过我们北桥干部子弟学习班,对我说了一句认真的话:“你又糊涂了!档案里的东西,不经上级党委批准,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往外拿呢?”我绝望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泪流满面,我才18岁,我的一切都已经葬送。随便我走到哪里,别人一看到我的档案,我就立即变成一只魔鬼。我就是魔鬼,因为档案袋里躺着一只魔鬼。而我的全部关于未来的想法,都是由天使般的幻想和憧憬构成的。我不想活了。怎么死法?去买安眠药?一瓶药量够不够?用不用写一张遗书?泪水迷蒙中我想象当别人看到我已经成了一具尸体时的情景。最难过的是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妹妹,还有黑龙江的邵燕琴和排里的战士。但那只档案袋还在连长手上,魔鬼仍然在里面发笑,我的死并不能够驱逐那只魔鬼,只能证明我的软弱和无能。

唯有一个办法:当兵去!

我们瑞华公寓大楼已经有不少干部子女穿上了军装。住在八楼的修晓南在父母的老家山东烟台插队落户,她父亲写信把她招了回来,告诉她武汉军区正在招兵,她父亲的老战友是军区副司令员。

“和我一起去当兵吧!”修晓南是我小学和中学里的同班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她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军队里不管你什么档案,只要他们一吸收你,立即就会设立一份新的档案!”看来这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俩匆匆地准备了一些路上吃的食品,又跑到外滩买了两张开往武汉的长汉轮船票,船票比火车票便宜多了,只要6元钱一张。第二天就可以动身了,说不定,等下次我们再回到上海,已经是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的女战士了。

我拿着船票,心情顿时好了许多。世界上没有比参军更吸引我的事情了!不仅是为了换一只档案袋,更重要的是我从小就一直梦想着穿上一身军装。《红肩章》已经被我翻烂,苏联军校生的生活让我向往不已。初中时,我就希冀着等高中毕业后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帽徽领章在闪闪发光,强烈地诱惑着我,我和修晓南拥抱在一起,我多么感激我儿时的伙伴,在我已处绝境时给我带来了一片希望!我的好友修晓南现在美国夏威夷大学。

那天下午,裴阳突然来了电话,让我到复旦去。我这才意识到我仍然是如此疯狂地爱着他,我爱他就像爱我的生命一样。我立即跑到复旦,啊,枝叶扶疏的复旦校园!我心中多么渴望他再和我并肩散步!我要和他告别了,等下次再见到我时,我已经是一名军人,说不定,我还能进入军事学院学习。我兴奋地推开他办公室的门,他看上去好像瘦了些,白皙的脸显得更白了,那双漆黑的眼睛凝视着我。

“你应当回兵团去,档案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可怕……政治运动是朝夕变幻,不可预测的……也许你的档案会成为对你明天的更有力的证明。”

他总是精确地预测到未来,他的语气中含有一种悲剧性的力量。1971年林彪事件的爆发,摧毁了千千万万人的政治幻想和宗教般的狂热。你是多么正确啊!我的裴阳!你一直有一颗隐隐不安的心,伴随着你头脑中千百幅历史的画卷和思索带来的严密逻辑。不过我不能回去,回到兵团就等于回到黑暗,一切劳作都将失去乐趣而变为一种奴役,何况我马上要去当兵,新里程的序幕就要拉开。

我正要告诉他我要去当兵,只见他挥了挥手烦恼地说了一声: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你赶快回兵团去,21天的假期,你只剩下3天了。”

我想辩解,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告诉他。但是,我一路奔向复旦时满怀着的爱,被他那冷漠的眼光堵塞住了,我听到他说了声:

“你回去吧,今后不要再到复旦来了。”

一阵寒噤透过我的全身。在55路公共汽车上,我紧握着车顶扶手,身子随着颠荡的车身摇晃。泪水顺着我的脸流到胳膊上,又顺着胳膊滴落在地上。最近一个时期来我的眼泪已经太多,我向来不是爱流眼泪的女孩。我不敢相信就这样和他分了手,不敢相信那道照亮了我苦难青春的光芒就这么迅速地黯淡下去。

回到家里,我重新读着他写给我的每一封信,一边读一边流泪,然后把信包扎好,放进后房间那个放着我在市委机关幼儿园时穿的制服的小壁橱里。

难道人的长大,就意味着要遭受苦难和折磨?

第二天,我拭干眼泪,和修晓南登上开往武汉的长江轮。修晓南是个长得端庄可爱的女孩子,戴着一副眼镜,比我小一岁。她父母亲都是作家,小时候我常去她家借书看。她和我一样是中队委员,但她比我幸运多了。有一年,苏联海军军舰抵达上海黄浦江停留访问,一位苏联海军把她高举在头上让记者拍照,这幅照片在全国许多报纸上都刊登出来了。以后每次有外宾到上海,学校总是让她捧着鲜花去机场迎接外宾。她还见过赫鲁晓夫、班达拉奈克夫人以及许多世界各国元首。不过现在她像从山东烟台农村回来的傻大姐,她的上海口音都带上了山东腔,比如山东,她不叫“山东”,叫“陕—董—”;烟台她也不叫“烟台”,叫“眼—台—”。她甚至会说什么“俺那个村……”,她讲她一年来一共挣了65块钱,还有不少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要拉她和自己的儿子配亲。

“现在可好了,”她说,“我再也不回山东了。”我们俩倚着轮船栏杆,望着滚滚长江,满怀着美好的希冀和憧憬。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船终于到了武汉,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们立即上岸直奔武汉军区。

军区大院高墙矗立,警戒森严。站岗的哨兵硬是不让我们进去,说周副司令员在开会,还没有回来。我们俩饥肠辘辘地在墙外徘徊,一直等到12点,哨兵还是讲没有回来。我马上警觉地意识到哨兵可能是在撒谎,武汉大军区招兵,一定有许许多多不愿让子女下乡的父母把孩子招回城市,让他们一人手里拿一张白条奔向这所大院,找父母亲的老战友、老上级、老部下。到那些首长们实在难以招架时,当然可以使出一个最简单的花招:让站岗的谎称不在。我和修晓南商量后,俩人立即决定,跳墙进院,一定要见到周副司令员!

我们跑到远离哨兵的大院北面,那里树丛茂密墙底杂草丛生,修晓南踩上一块石头,紧紧地扒住砖头裂缝,弯下腰身,我脱下鞋子爬到她的背上,用手指去抠墙头,墙上插满了一排排尖锐的玻璃,手立即被划破,流着鲜血,我顾不上这些,连连催促修晓南挺起腰身,现在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院内的情景了:不少小楼的灯还亮着,门前停着黑色轿车和吉普车,我下意识地感到周副司令员一定在家。我爬上墙头,避开玻璃碴,咬了咬牙,像武侠小说中的侠客那样,屏住呼吸,用力往下一跳,打了个趔趄,就站到了军区大院内。修晓南怕眼镜被摔碎,不敢跳墙,她让我拿着纸条去找周副司令员,如果在家,就让他到岗哨警卫处来领她进去。

我找到了4号楼,周副司令员果然在家里。他身材魁梧白发苍苍相貌威严,一副将军气派,他立即叫警卫员把修晓南带进来。

我们俩坐下,接过他剥开的橘子,听到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们发懵了:

“招兵工作已经结束,你们来晚了,一个指标也没有了。”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又完蛋了!整个晚上我像傻了似的一言不发,修晓南又和周副司令员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了。在武汉呆了三天后,修晓南对我说,周副司令员的爱人把她介绍到武昌一家锁头厂工作。“你是兵团的,阿姨讲没有办法调档案,我爸爸已经去电报让县里马上把我的档案寄来。”她睁着那双秀气善良的眼睛望着我。

“我不回去了,你一个人乘轮船回上海吧。明年还会招兵,以后我只要一有办法,就写信告诉你。”

我像一只丧家犬似的回到上海,泪水已经罄尽,我不知道哭,也不知道笑,我想起茨威格的话:“我的神经像钢缆,但钢缆有时也会崩断。”我独自去了淮海路襄阳公园后面的那座教堂。那两个天蓝色的圆顶和耸立着的十字架,从儿时起就每每让我感到头昏目眩。我悄悄打开教堂的边门,平生第一次走进了教堂。殿堂里空空荡荡,那些按圣经故事制成的彩色玻璃窗,已经被砸碎了,风呼呼地刮进来,像一支歌似的在祭台上回旋。我脑子里响起了《牛虻》中蒙太尼里主教的声音:“亚瑟!……那水是深的……”我抬起头,默默地望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爱情、死亡,走错了路之后可以从头再开始生活的神秘途径使我眼花缭乱;天堂诸神迎接被恶人赶出教堂的灵魂的风歌,震动了我的心弦。我神魂颠倒地走出了教堂,默默无言地踯躅在淮海路上。好像一位明白了一切的老哲人一样。我并不是说那一天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是,裴阳也许是对的,我别无他路,只能再回到兵团去。

我在上海和奶奶及两个小妹妹一起过了几天懵懵懂懂的日子,之后,买了张火车票,回北大荒去了,就好像一个人把自己的皮运到市场去,没有什么期待,只等着被剥似的。

回到连里,邵燕琴已经被调到团部武装连,我因为目无组织纪律,超假两个星期,被解除了班长职务,而且带有惩罚性质地被分配到离连队十几里的畜牧棚去放猪。那确实是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心里在淌着血,没有一个人可以诉说,裴阳仿佛成了上一个世纪的人。伴随着我的只有黑色灰色白色噜噜叫唤,用嘴拱野草吃的几十只猪。我每天独自一人放猪、喂猪、起圈,成了一个满脸忧愁的地地道道的猪倌,后来索性连铺盖也搬到了猪棚。有一天下班,我拣起畜牧棚中一张包裹糠饼的报纸,摊开一看,那是一张《人民日报》国际版,内页有一个小角落里登载着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就职演说誓词,有一句话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灵:

“自由的精髓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参加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小心地剪下那块报纸,藏在身边。从那以后,这辽阔的荒原和一栏猪群,竟然不再使我沮丧,我心中又有了一股激情,一股期待着什么的愿望。冥冥之中有另一个美好的存在,就像地平线处的海市蜃楼,在我孤独封闭的灵魂中透过一股清风;像北大荒壮丽无比、金鳞满天的霞光,万木复苏,生灵雀跃。我为什么要让自己消沉下去?我不是可以照样读书吗?我不是可以尽情欣赏这美好的大自然吗?放猪难道不是最无拘无束、无人管制、最自由的工作?我能照看好我的猪群,同时我也能获得一种乐趣,一种不虚度光阴的乐趣!

我开始一手拿着赶猪鞭,一手拿着书本,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辽阔荒原上或吟诵背诗,或放声歌唱。在上海市少年宫合唱队,我训练出一副脆亮的高音嗓子,我唱着《山楂树》、《红河谷》、《三套车》和小时候所有会唱的歌。有时候摘几朵原野上的鸢尾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更多的时候,我是大段大段地背诵唐诗宋词。我借助中国古代智慧的瑰宝和气贯长虹的诗句,来一扫我心中积郁的黯然神伤及失恋痛楚。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一个淅淅沥沥地洒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优哉游哉噘嘴吃野菜的猪群中间,大声地、一字不漏地背诵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列缺霹雳,丘峦崩摧。

洞天石扉,訇然中开。

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忽魂悸以魄动,怳惊起而长嗟。

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

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我太喜爱李白的这首诗了!妈妈说我三岁起就会背诵唐诗,但我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理解中国古代诗词的灵魂。我不由得想起临来北大荒之前,我和裴阳在迷人的春风中散步,走在由复旦通向江湾镇五角场的小径上,我问他:“何谓‘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信学六朝人小札’?”裴阳说这是茅盾先生一踏进商务印书馆时说的这句话,气度不凡,使那些瞧不起他的董事们大吃一惊。秦汉以上即《大学》、《中庸》、《春秋》、《左传》、《离骚》……以下即《西厢记》、《水浒》等。他说茅盾先生对秦汉以上之文的造诣是很深的。后来我们在五角场一边吃一毛五一碗的菜肉小馄饨,我一边听他讲述史可法。他说史可法的老师在风雪破庙中发现他及他“石破天惊”的文章,推荐这个贫寒弟子入朝。后来老师蒙冤入狱,史可法探望唏嘘而泣,老师破口大骂:“国破如此,匹夫何以涕泪?!”史可法冰冻脊骨,牢记师之铭。

从江湾镇回复旦时,已是繁星满天,在我们俩“沙沙沙”的脚步声中,他给我背诵起韩愈的《进学解》、《祭十二郎文》。裴阳把韩愈之文比作“一字千钧,掷地有声,力透纸背”,并且讲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维,崛起为鼻祖……”,我屏声静息地听着,望着他那张平静、侃侃而述的脸,心想有这样一个谈话对手,即使我不去吻他,这一生也无所遗憾了。第二天,他来电话让我去复旦,给了我一本刘勰的《文心雕龙》,一本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带到北大荒去吧!”他说,“中国的盛唐时期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但更可悲的是许多青年将宝贵的中国古代文化弃如敝屣。你一定要读!要背!在师大附中读书时,当我把屈原《离骚》全诗二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九十字全部背出时,我的胸中充满一种无法形容的豪情与悲怀,那种感染力直到现在还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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