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裴阳，我的心就沉甸下来，隐隐作痛。我是不配他的，他只是把我当作一只依人小鸟，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只火凤凰。让他在上海找火凤凰去吧，我只能在这里放猪。我不知不觉地把猪放到离连队几十里的一片大草甸子里，雨后一片清新，天边正是“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大自然的奇观每每都让我感动无比，既然活着，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唱一支歌？
于是我放声歌唱起来：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我赶着猪群，边走边唱，迎面吹来了一阵令人振奋的风。
“要是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仿佛有千百个人在天边，在大地，在这荒原呼应着我，一起和声高唱：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的家乡……”
一切劳累、悲伤、困惑，似乎都有了归宿。我并不孤独，我的心又被涌溢着的爱情充满了，围绕着我的苍穹四野，都显示出一种命定承受苦难的气概。
“裴阳！”我心中默默地呼唤着他的名字，“和你在一起，我没有徒手空待，你已经交给了我超越命运的力量。”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我的歌声越来越远，远得他能够听到……
就这样，几个月下来，我将一本《宋词选》中差不多每一篇词都背熟了，从上海带来的三大箱书差不多也已看完。猪圈旁边的饲养棚成了我的“书房”，我在剁糠饼饲料用的一块长木板上，已经写下了满满两本笔记。
有一天，风雪弥漫，鹅毛般的大雪给远近山峦罩上一层银色。地上的雪有一二尺厚。我喂好猪后就开始起猪圈，这活可不像放猪那么轻松自在，你得先把十几只猪赶到旁边另一个猪圈里，然后拿大铁锨铲起有半尺来厚的猪粪和污泥。除了铲起那又厚又腻又滑的猪圈十分吃力外，最糟糕的是每铲起一铁锨你都得亲自领受那一股股扑面而来的、暖烘烘的熏天臭气。把猪粪和污泥全部铲进一个粪车后，铺上一层干净的草，再撒上一层干泥，然后把十几头哄哄乱叫的猪再放进来，看着它们在干净的猪圈里翻身打滚，再去铲另一圈……
“这些猪崽啊！”我怜爱地看着猪群想，“养猪也像养孩子一样……”
突然，透过草棚外弥漫的风雪，隐约中看到一个人从远处走来。等那人走近一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邵燕琴！她怎么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来了？我的女排长，你还想着我啊！
“周励……”邵燕琴高喊着我的名字，在风雪中向我扑来，她还和以前一样，脸色红扑扑的，扎着两根很精神的小辫，汗气和呼吸蒸气在她的狗皮帽上结了一层毛茸茸的、厚厚的冰凌，她跑进猪棚，脱下帽子，一把抱住我的肩膀：
“周励！多少时间没有见到你了！……”
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听冻猪肉罐头，和几只冻梨，放在我面前：“好想你啊！”这时候，我注视到她眼里闪出一道黯然神伤的目光。
“怎么样？你好么？”看到老朋友我高兴极了，恨不得一下子知道她的一切，这几个月来她在干什么？“你在团部武装连好吗？比在连队有劲吧？”我一边忙着倒开水、烤土豆，一边急急地问着。
她没有吱声。我知道她一定又是在为远房表叔的事情难过。她曾经告诉我她这表叔是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戴上了反革命帽子，兵团在外调中掌握了这些材料后，就再也没有提拔她。
“快喝水，我这儿还有几颗上海带来的朱古力。”我洗干净沾满猪粪的手，把她拉到我平时当作“书房”的饲料棚里坐下。我愿意把一切都倒给她。我给她看我的笔记，我打开书包，把小镜子、小梳子、书，一件件在她面前摊开。
“裴阳呢？哪里是裴阳的信？”她问。以前睡在一个大炕上时，有时候我连裴阳的信也给她看，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和对他的崇仰，我还给她读过我日记上写的一首小诗：
“我愿意从高山上
呼喊着你的名字
飞奔
下来
直到跪在
你的脚前……”
望着她询问的目光，我摇摇头：“他不来信了。从上海回来后，我们不通信了。”
她叹了口气，又翻出一张照片，“这是谁？你姐姐吗？”那是一张我姐姐从西安附近的兴平县给我寄来的照片，是她在县农机修配厂门口拍摄的。我姐姐是复旦化学系的高材生，年级考试时总是名列第一，她的理想是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然后成为一名化学工程师。可现在她被分配到陕西省兴平县一个只有二十几人的小工厂当修理工。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我的姐姐！那个臂上带着大队长标志长大、在梦中摇醒我说见到毛主席的姐姐到哪里去了？那个在复旦校园意气风发的姐姐到哪里去了？她穿着一身沾着斑驳油腻的深蓝色工作制服站在工厂门口，头发没有光泽，眼角和嘴角已经开始流泻出一丝疲倦的鱼尾纹，眼里的目光是黯淡的，想来她一定和我一样有种排遣不尽的内心孤独吧。她一点笑容也没有，脸上充满忧郁，写着“困惑”两个大字，手上还土里土气地握着一本红语录。收到这张照片那天，我曾经大哭一场，为我心中所崇拜的姐姐的遭遇，也为我以往偶像的破灭……
看了我姐姐的照片，又看我父母亲的照片，那是他们在呼玛县河南屯居住的茅草泥屋前拍的。妈妈和爸爸在一起，妈妈穿着厚重的大棉袄，一脚跷在一大堆木柴上，一只手好像捂着棉裤，生怕棉裤要掉下来的样子，咧着嘴笑；爸爸戴着一顶毛茸茸的大狗皮帽，完全同当地老乡一样，他站在风里，也在笑。照片后面写着：“接受再教育。呼玛河南屯家前留影，１９７０年１１月。”邵燕琴看着，嘴角上露出淡淡一笑。
看完照片后，我给她看我的日记。有一页日记中写道：“半夜里我在黑暗中醒来，听着一阵阵狂风呼啸，整个猪舍和我睡的那个小铺都在晃动。这时我多么想念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姐姐……我在黑暗中哭了，一直哭到天亮……”
她看了这篇日记后，哭了，后来竟推开日记本，一阵阵伤恸地抽泣起来。
“邵燕琴！发生了什么事？”我急忙抱住她的肩膀问，从她一见到我时的那种眼神，我就隐约不安地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不要哭！快告诉我！”我叫喊着，“发生了什么事？”她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叙述：她的团武装连和团部在同一幢黄砖砌的平房里，团里规定晚上一律由武装连女排站岗值班。有一天半夜，当她正在门口站岗值班时，团长走到她身后，拍了拍她的肩膀，让她到团长的小屋里去坐坐。团长是个军人，他是全团的最高首长，近５０岁年纪，长得高大魁梧，宽阔的肩膀朝上端着，有一张长长的、长了两颗黑痣的大马脸，他光秃的头顶油光闪亮，只有几根一律朝右梳的、油亮的稀疏毛发。我在查哈阳水利大会战的誓师会上听过他的发言，他讲话铿锵有力，不时挥舞手臂带领全团高呼口号。他有一双名副其实的三角眼，目光锐利，眉毛又浓又粗，有一股不可征服的力量。他肚皮微腆，精力充沛。当时我们打着各连队旗子从五十四团克山县步行拉练到查哈阳时，他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
邵燕琴啜泣着讲：团长先是给她倒了一杯开水，问了问她家的情况，并且表扬她把武装连女排带得很好。后来又搬了张凳子在她身边坐下，然后他一边谈话，一边把凳子越挪越近，突然他一把将她抱住，脸上露出淫威的狞笑，在她全身上下乱摸乱抓起来……
“我吓得要命，他的嘴里都是大烟味，要和我亲嘴……后来，又有几次，我一值班他就拉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进办公室他关上门就扒着我的衣服往下脱，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把锃亮的手枪，我害怕死了！一听到轮到我值班，我心里就一直发抖……我谁也不敢讲，眼睛都哭肿了，白天别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说是想家想的……有时候在走廊上碰到团长，他还像往常一样给我敬个礼。这个畜生！……他是一头畜生！”邵燕琴耸动着肩膀，哭声越来越响，带着撕心裂肺的喊声。“……我害怕！……我害怕呀！”
我全身怒火在燃烧，这头没有人性的畜生！我紧紧地抱着邵燕琴的双肩，我的排长！我的哪里有苦活累活，她总是第一个冲上去的女排长！我的拿着喊话筒，在行军拉练中高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女排长啊，现在像一个惊恐惶遽的孩子一样，大声哭嚎：
“我害怕呀！……我害怕呀！”
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滚落下来。２０岁的我紧紧地抱住这个才１８岁的鸡西女孩，我们俩人索性一起放声大哭起来，哭声划破了大雪纷飞的荒野，连猪圈里的猪也安静了下来……现在当我坐在面对着中央公园曼哈顿公寓的书桌前，写到这一段时，泪水仍然止不住地滚滚滴落在稿纸上。孤立无助的我们遭受的是什么样的罪呀！当我们俩女孩在猪圈的草棚里抱头痛哭，任凭草棚外的鹅毛雪片随着狂风阵阵刮来，落在我们的双肩、头发和已经穿破了的黄棉袄上的时候，又有谁能听见我们的哭喊声呢？不要说在克山，就是在小小的连队，又有谁会注意到十几里之外的养猪棚里所发出的怆天恸地的哭声呢？又有谁会把目光转向在大雪纷飞的荒原上，那饲养棚里发出的一丝微弱黯淡的灯光？
抱头痛哭之后，我和邵燕琴俩人对着饲养棚里那盏黯淡的灯光，目光凝滞，噙满泪水地唱起当时在兵团知青中流行的一支歌曲《小白菜》：
小白菜啊，
黄又黄啊；
三岁两岁，
没了娘啊。
跟着爹爹，
好好地过啊；
就怕爹爹，
要娶后娘。
娶了后娘，
三年整啊；
生了弟弟，
比我强啊。
弟弟吃面，
我喝汤啊；
捧起汤碗，
泪汪汪啊。
我想亲娘，
我想亲娘……
猪棚外的大雪渐渐小了，狂风也停止了呼啸，只有我俩凄惨的歌声，伴着从心里往外流淌的泪水，在深夜的荒原中回荡：
桃花开了，
杏花落了；
我想娘啊，
谁知道啊。
亲娘想我，
一阵阵的风啊；
我想亲娘，
在梦中啊……
邵燕琴已经泣不成声，泪水像断了线似的从她那失去了光泽的、哭得红红的眼睛中滚落在地上：
我想亲娘，
我想亲娘……
我们就这样哭够了，也唱累了，就俩人抱在一起，在圈棚里的土垒小炕上，蜷着身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邵燕琴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来过。两年后，五十四团团长以奸污了七名女知青的罪名被枪毙，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兵团。
时光流逝，又过了几个月，我到连里去参加三天一次例行的政治学习和革命大批判。有文件下来，说二师、三师、四师这些靠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已经有几起知识青年叛逃苏联的事件。四师一位来自北京的知青，父母曾经是５０年代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而且还双双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做过一段时间外交官，后来被打成为叛徒。我想这个北京青年的童年一定和我一样，充满着对苏联的种种憧憬和幻想，脑子里也全是苏联电影苏联小说吧！他在一个深夜踩着冻结的冰河偷偷地越过乌苏里江逃到了苏联边境界线那边，却被苏联边境哨兵当作盲目流窜越境的山民一枪打死了！几天之后苏联那边提一具冰冻的僵尸像一条死狗一样地扔到了中国边境线这边。兵团的红头文件强调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叛逃……
“威虎厅”里，当地老乡们蹲在地上叼着大烟袋，男的女的都抽大旱烟。南边大炕上的男知青抽着香烟吞云吐雾，北边大炕上的女知青双腿盘着打毛线。长得像一只鸟一样的连长每念一段就停一停，强调一下这段的重要意义。有人开始在下面咒骂老毛子真狠心，这位由当地人提拔的连长念起文件来有一种特别全神贯注的神情，而且喜欢停顿下来加上几句一连之主所拥有的权威性解释。两年来他一直是这样，不过有一次连他自己也懵住了。那是１９７０年秋天，全连集合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先教训了一番哄哄嚷嚷的人群，然后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演讲：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大问号，大家睁大眼睛听着。
他一手拿着那本小册子，眼睛顺溜瞄了一眼，出语惊人地大声道：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大家屏息不动地看着他，只见他伸出手指在舌头上舔了一舔，把手中的本子翻了一页，接着发出了一声：“吗？——”他说了这一个“吗——”字，嘴角立即就愣愣地张着僵在那里。他马上蹙起眉头，充满疑惑，把手中那一页翻来翻去的看：原来前面第三页最后一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接着背面第四页上的一个“吗”宇（见１９７０年版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显然是不知道，以为那句最高指示已经在第三页结束，于是在翻页之前加上了他常常爱用的感叹号。这样一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就成了一句振振有词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加妙不可言的是，当他念出这句话时，还斜着脑袋伸出左手食指指了指天，作了一个加强动作，而当他发出一声拉长了的“吗——”时，这只挺直的指头同他那两片作“吗”状顿时僵凝住的嘴唇一样，在空间也僵凝地停留了几秒钟。大家跟他一起愣了半晌，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知青们笑得眼泪水也挤了出来，有的还前俯后仰地哇哇直叫肚子痛。知青们的笑声立即感染了蹲在地上的当地老乡们，他们也跟着知青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有个东北老娘儿丢下手里的活儿，用双手捂住脸，笑得乐不可支，浑身抖动，简直喘不过气来，无法表达她的高兴。除了那倒霉的连长之外，人人都越来越感到一种欢天喜地的痛快。后来有一个人干脆开始模仿着连长庄严的声音喊：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南边大炕上的男知青们就用粗粗的、低沉的嗓声随声跟上：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全场立即又迸出一阵哄笑，北面大炕上的女知青们一齐用尖脆的嗓子，恰到好处地凑上了一声拖长了三拍的：“吗——？”
会场上烟雾腾腾，弥漫着烟叶和呼吸碳酸的味道，大伙兴致异常高涨，后来南边大炕的男知青干脆也像连长一样地切割文字，用嘲讽的声音，把这一句当作歌词唱起来：
“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呃—呃—呃”（省去“人的正确”）。
女孩子们则立即扯着尖嗓门，涨红着脸，伸长脖子，像对歌一样地加上“吗—”的尾声。
连长知道全是自己的错，搔着脑门站在那里傻笑。只要他一想开口解释，还不等发出声音，大家的哄笑立即又爆发了……
后来当我读到马克·吐温《败坏了赫德莱堡名誉的人》时，我惊奇地发现那个众人同声齐唱“呃——快去悔过自新吧——你会因此入地狱或是赫德莱堡——希望你努力争取，还是入地狱为妙”的场面，和１９７０年秋天北大荒的那个夜晚竟如此相似。
我记忆中的那一夜，这样畅快的笑，如此淋漓尽致的笑，在二十三连是从来没有过的，打那以后起，不管知青还是当地老乡，大伙背后都管他叫“吗连长”。
那天学习完严防叛逃内容的兵团１１号文件后，我在“威虎厅”里同原来女一排的女知青们聊了一会天，正要赶回猪棚去，突然看见通讯员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大声叫道：“周励！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快去接！”他走近我身边，神情紧张地小声说了声：“师里来的！”
师里？师里有谁会打电话给我呢？除了查哈阳水利大会战之外，我连二十三连的边界都没有出过啊！
我走到连部去接电话，“吗连长”瞅我的神情也变了，我拿起电话，只听见里面一个浑厚洪亮、带着苏北口音的声音：“你是周励吗？我是高思师长。”
师长？师长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为了我的档案袋？又要搞大批判？我一时愣在那里，但是很快接下来的一句话，使我更加懵了：“兵团臧副司令员让我打电话问你好！”虽然我仍然感到莫名奇妙，但是那颗悬着的、有挨整惯性的心总算落了下来。高师长在电话里告诉我，再过几天，师里会派来一辆小车，把我接到嫩江县双山五师师部，他要和我谈谈，“了解了解”我的思想。
这件事很快地惊动了全连，连长也马上允许我把铺盖搬回“威虎厅”，并且开始点头哈腰地问我要不要回到女一排——即结束隔离流放、荒野放猪的日子。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的在黑龙江呼玛县河南屯插队的父母，知道我扒车跳车回上海，又翻武汉军区院墙要当兵，生怕我再捅出什么漏子，甚或赔上性命，他们焦灼万分地写了封长信给他们的老战友方伯伯，爸爸和方伯伯是从一个家乡同时出来参加革命的。方伯伯就住在五原路，离我们家的常熟路瑞华公寓只隔一条街，方伯伯一直把我们家的孩子当作他自己的孩子，他是个和蔼、善良的人，他的一条腿是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大炮炸断的。他到我家时总是不乘电梯，喜欢拖着一条假肢一格一格爬楼梯到四楼，他讲这是一种锻炼。方伯伯因为是荣誉军人，又是老干部，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霉。不过有一次造反派也编了条理由要整他，让他写检讨，方伯伯气得一屁股坐下，把褪了色的黄军裤裤脚管往上一卷，将那条假肢“咔嚓”一声卸了下来，“嘣”地一声扔在造反派面前，怒斥道：“检讨？这就是我的检讨！……我为共和国流血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在哪里呢！”方伯伯接到我父母那封对我表示万般焦急和担心的信之后，立即给他的老战友——兵团臧副司令员写了封信。在淮海战役中他俩一个是团长，一个是政委，有一次国民党轰炸团指挥部掩蔽哨所，多亏方伯伯一下子将正在打电话的臧伯伯扑倒在地，救了他一命。等他俩在一片硝烟弥漫中爬起来时，指挥部和电话机已成了冒着青烟的一堆废墟……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对我简直像一个奇迹！我一直以为我父母像报纸上讲的那样：“走资派已经成了一条落水狗”，想不到他们还能从河南屯的小泥屋里把手曲线伸到兵团司令部！让师长直接给我这个眼看没有指望的放猪倌通电话！我到了嫩江双山的师部后，五师师长高思热情地招待了我，还特意让炊事员做了几个好菜，这对每天喝清水豆腐汤、吃烤土豆的我无疑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我马上将桌上的菜、汤吃得一干二净，并且怀疑这世上怎么还有优哉游哉吃鱼吃肉的人存在？师长个子不高，身材臃肿，有一颗微红的酒糟鼻，头发全白了。他告诉我他的顶头上司——兵团臧副司令员已经来过几次电话，他好不容易才查到我在五十四团一营二十三连，所以给我打电话打晚了。他讲话时带着十分慈祥的神情，使你恨不得在他面前大哭一场。不过想到我的档案袋，我仍然十分谨慎，认真地听他讲，很少说话。突然他问我：“你在连队的时间已经不短了，要不要调一下工作？……比方说，去《兵团战士报》？或者是去师部医院？臧副司令员的意思是让你去佳木斯《兵团战士报》，他讲你会写会说，能成为一名好记者，不过，如果你愿意留在五师，去师部医院也可以，那里正在扩建招人……”
我听了高思师长这番话，心里怦怦直跳，想起小时候看的童话书中灰姑娘在一夜之间变成公主，也不会有我那一时刻表现出这么多的惊异！我在脑子里飞快地思忖了十几秒钟：去《兵团战士报》，当一名记者，这不正是我从小就梦寐以求的愿望吗？而且我可以去六个师的各个连队采访，把兵团知青的迷惘、困惑、痛苦和希望统统用笔写出来，变成铅字在报上发表！但是，这时恰如有一只魔鬼用一只墨水瓶来投掷我的脑袋一样，我的心立即冷了下来：我的档案袋仍然表明我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谁也无法驱除躺在档案袋里的那只时刻可以吞噬我一生的魔鬼，我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求生的愿望。不！笔、言论，永远是和政治连在一起的，我已经吃够了苦头。我庆幸在我神经尚健全，人也还没有被彻底摧毁之前能作出别的选择，还是走“白专道路”吧，到师部医院去——“我想到师部医院去。”我在十几秒钟之间，坚定地讲了这句话。
对我的一生来说，那十几秒钟的思索和选择竟发生了戏剧性的主导作用：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兵团战士报》，那后来我会成为一名医生吗？我会碰到于廉吗？当然也有可能我会被选送去复旦大学新闻系，那样的话，我和裴阳就不会弄到几乎决裂的程度，说不定我们还会结婚——因为我追求这个我一生中碰到的第一个男人——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他，已经曾经一度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那么如果真的结婚了，以后又会是怎么样呢？另外，如果那时去了《兵团战士报》，我会碰到张佩娣吗？
总之，在我表明我愿意去师部医院，即潜意识中走白专道路之后，高思师长立即刷刷地在一张白纸条上写了几行字，叫我第二天拿着纸条去找师部医院院长。“好好干吧！”他临离开师部招待所时，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然后好像完成了一项大任务似的迈开大步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来找过我。回到连队后，匆匆办了转调手续，连长派了一头骡子拉的木板车送我上克山车站，我是二十三连第三个离开连队的。在这之前，一个北京知青拿着他父亲拍来的电报参军去了，后来又有个天津青年以什么名义返了城。我虽然还是在兵团，但对于整天在大田里辛苦劳作的连队战士，能上师部医院已经令人羡慕不已。女一排在“威虎厅”欢送我，大家动手包了酸菜豆干饺子，有几个女孩子提议唱《小白菜》，那时兵团知青都把自己比称是没娘的孤儿，而那些有办法离开兵团的是歌中的弟弟，因此常常是唱到了“弟弟吃面，我喝汤啊，捧起汤碗，泪汪汪啊”时，有的女知青干脆放声大哭起来。那支歌的末尾“亲娘想我，一阵阵的风啊，我想亲娘，在梦中啊”，大伙也是反复地唱，以表达思念父母的无限痛苦的心情。我和邵燕琴在猪棚抱头痛哭之后唱这首歌时，我体会到的也正是这种无依无靠，厄运重重的心境。吃完饺子，原来我班上的一个女知青对我说：“现在你不是小白菜了，你成弟弟了。到了师部医院，可不要忘记我们啊！”
小骡车的蹄声划破了黄昏的寂静，颠颠晃晃地走在那条总是散发着马屎和马尿味儿的土路上，车轱轳发出轧吱轧吱的单调的声响。我紧紧地抱着我的三只书箱和行李铺盖，远望着旷野、钻天杨，幽蓝的雾霭和远近那些黑黝黝的呈现浑圆曲线的树林。赶车人唱起了一支歌，听不清是什么歌词，大多是“嘿呀……”、“啊呀……”和牛啊羊啊之类的，大概是一支牧歌。赶车人是个劳改就业人员，当地人称其为“二劳改”（二十三连过去是劳改农场）。他的一只眼睛瞎了，他那粗犷、苍凉的歌声在深秋时节的北大荒原野飘荡着。
小骡车走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天边已是云色如烟，落日如球，其色赤紫。我们经过千百年前已枯干了的河床，河床一直通向五大连池，河床两边是层层黑色波涛般的沟壑深峁，这里据说是由劳改农场的犯人们开拓出来种植大烟叶的，已经废弃多年了。
终于，我看到在地平线上冒出了那个陪伴着我度过无数日日夜夜的养猪棚，我仿佛听到那几十头猪在噜噜叫唤，连里派了“二劳改”去接我的班，我真担心他能不能把猪喂好？他会几天起一次猪圈？……
再见了，二十三连，再见了，令人怜爱的小猪崽子！再见了！我的春融洽、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的一望无际的荒原！
到了师部医院，我才知道我干的活儿和放猪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两样。医院里几乎都是走后门进来的青年，光是师、团长的子女就有十多个，他们当然是分配到化验室，X光室这类部门去工作，也有的当上了护士。我被分配到外科当卫生员，那里有个当地老女人刚退了休，我接替她的工作。我每天要换洗三十多个病人的被单被套，一清早起来到病房倒大小便、刷痰盂、扫地，最可怕的是如果有人死了，我还要负责收尸，把尸体运到医院西北角一个当作停尸房的小木棚里去，这是我从小就最最害怕的事情。我的手指头在水中都泡肿了，由于不停地洗，十个指头都渗着被洗衣板磨破的鲜血，不过我仍然像在连队放猪时那样，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我干活时的歌声很快吸引了病员，科里的医生和护士们也对我这个刚从连队上来的“土冒”越来越友好，年终总评时，我被评为全医院的卫生员标兵。
不久，“九·一三”事件发生了，三叉戟的爆炸像惊雷一样震撼着我们，任何辩解和托词都掩盖不住那使人灵魂颤栗的闪光！当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降临在每个人头上时，我推开了医院组织科的玻璃门。
组织科干事张佩娣在办公桌后站了起来，望着我严肃的脸。她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组织科，在人们印象中，我只是个喜欢唱歌、洗被单很勤快的女孩。
“请你把我的档案拿出来。”我对张佩娣说。
她睁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她是老高三，比我大四岁，也是从上海来的知青，由于出生三代工人家庭，在高中就入了党，所以她是被上级分配到组织科管档案的。她后来成了我的知心朋友，我才知道即使在组织科人事干部那张呆板的面孔后面，也有一颗寂寞的、渴望爱情的心灵。
“你要档案干什么？”看她的神情，显然是没有看过我档案里的材料。
“林彪完蛋了，我要求组织科重新审理我的档案。”“什么？……怎么回事？”她一边嗫嚅地说道，一边打开文件柜，找出了那个要了命的、泛着蜡黄颜色的牛皮纸袋。她窸窸窣窣地从我的档案袋里抖出一大堆材料，默默地浏览着，那都是些批判稿，还有工宣队强迫我写的检讨，其中一大罪名是对英明、卓越的副统帅的不恭怀疑之词。
“这好办。”张佩娣把材料摞在一起，面色镇定地打开抽屉，取出一只火柴盒，在那一刹那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她“嚓”地一声点燃了火柴，一手攥着一大把材料，一手在纸上点燃了火，不到一分钟，那些在我档案袋中躺了整整三年的一大堆材料，那只占据在我忧郁的心中的魔鬼——顷刻间化为一团青烟，成了烧得焦糊发黑的纸末。我情不自禁地扑上去，抱住张佩娣的肩头，泪水扑扑地掉落下来……张佩娣！直到今天，我仍然怀着深情和感激呼唤着你的名字，你看上去是那么拘谨，在医院里没有什么人和你说话，可你办起事来竟这样果断得出奇！在你心中，也一定藏着一把火吧！就这样，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档案袋里已经成了一只扁扁的、和别人一样的档案袋了。
有时候，和别人一样就是一种幸福！瞬时间，北大荒的天空变得澄蓝，鸟儿在快活地啼鸣，高高的钻天杨哗啦啦地发出声响，内心的萎顿和忧郁，那排遣不了的黑暗，那梦魇中的呼喊统统成为过去！解放了！我解放了！在人的尊严被恢复的第一个瞬间，我想到的就是，给他写信！给裴阳写信！
我仍然爱着他，发疯似的爱着他。我比张佩娣幸运多了，至少我还有一个幻想中的爱人，而在她近三十年的生涯中，异性始终是一片空白，无论在头脑还是在心灵中。有时候我看见她痴痴地发呆，有时候她又东摸西忙，魂不守舍的样子，我心里对她充满了同情。由于生理的成熟和那早已骚动不宁的青春情愫，她也和我一样需要爱，可是她只能在长期痛苦的自我禁锢中，带着无望的情欲和心灵的孤寂打发青春，回到上海时她已是３３岁了，后来她和一个工人匆匆结了婚。
我给裴阳写了封长长的信，并且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对“九·一三”事件和我档案材料的烧毁灭迹表现出来的那种洒脱态度使我暗暗吃惊，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站在高岸上遥看颠簸于大海的行船是愉快的，站在堡垒中遥看激战中的战场也是愉快的。但是没有能比攀援于真理的高峰之上，然后俯视来路上的层层迷嶂、烟雾和曲折更愉快了……”
他说“九·一三”事件并没有使他像一般人那样感到震惊，并且讲他对政治已经不甚感兴趣，他已经退出了学校大批判组，虽然他还是校革委会委员，但他已经把兴趣和注意力转移到文学上。他大量地阅读，即使是在那些“长得令人厌倦的会议上”，他也阅读自己的笔记和摘要。“世界上再没有比文学更高尚、更令人振奋的了！”他说他打算用英文翻译《论语》和《离骚》，末了他写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他说人切不可有狂妄得意之心，即使现在看来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未来的一切仍将是不可预测的……
我拿着这封信，心里快活得发抖，裴阳终于又站到了我的面前！从此之后，不管他回信不回信，我每三天给他写一封信，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捧着信跑到邮局，把信扔进邮筒里的那一刻。
１９７２年，当冰河刚刚开始在春汛中融化时，一个消息传到医院：大连医学专科学院向五师医院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医院各科一个名额，我认为自己简直是没有希望的，不要说上大学，就是向上爬到护士都很困难，虽然我多次得到嘉奖，但我不是师长、团长的女儿，顺着溜滑的前程之梯往上爬的时候，在每一个阶梯上都有那些兵团和部队首长的儿女们挤我。然而，那一年却是通过严格的选举形式推荐青年上大学的，每一个高举的手都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当外科主任念到我的名字：“周励”时，我惊异地看到举起了一片手！连伸长脖子躲在门口看热闹的病员也举起了手——我的心从来没有这么剧烈地、因为荣誉过分地给了我而怦怦跳动，外科领导很快根据举手多少决定了把那一个名额给我。
我要上大学了！像做梦一样，我要走向那梦寐以求的明亮的课堂了！我才２２岁，我还年轻，在中学成绩单上，我的功课一直名列前茅！那几天我兴奋得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惊讶的是竟有这么多人选举我，而我不久前还在荒野放猪，提心吊胆地想着那只档案袋，到医院后一年来我也一直是在倒马桶洗被褥。高思师长早已消失，我什么背景也没有，父母还在呼玛河南屯种地，而我竟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名大学生！我感到一种人情的温暖，从此以后我相信梦想是能成真的，奇迹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政审顺利地通过了，我兴奋地开始打点行李，整理书籍。大连这个城市在我脑子里成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多少年没有看到大海了！我给裴阳写了封长信，告诉他我被选送到大连学医，我将成为一名医生。我曾经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作家，或是一名记者，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我告诉他我多么希望早点儿看到那美丽的大海……
在我给他发出那封信后的一个夜晚，我正在酣睡中，被话务室的一个话务员推醒，那个女孩披着大衣，睡眼惺忪地连连催促我：“电话！你，电话！……上海来的长途！”
我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跑到话务室，我想一定是奶奶病了，或是上海的两个妹妹出了什么问题。拿起话筒，只听里面一个遥远的、熟悉的声音在竭力嘶喊着：“你听得到吗？……我是裴阳呵！”
裴阳来的电话！天哪！他给我打长途！一股温情涌上我的心头，我瞬时间确认了他是爱着我的，正如我疯狂地、痴迷地爱着他！心灵的颤栗使我难以听清这遥远的、压在一片杂音下面的他的声音，隐约中听他说了这么一句：
“我在五角场给你拨了四个小时！……”
他显然是在使尽全力地希望我听清楚每一个字：
“等上海高校的招生！……复旦和上海一医，再过几个月就要去东北招生了……你再等一等，不要去大连！……”五角场！他站在寒风中给我足足拨了四个小时的电话，我一下子明白了。但是，提出不去大连不符合我的性格，可我又不愿意失去他（我已经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他向我示意的一次机会，而我正在失去它！）。我苦思瞑想，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终于向科主任提出我想放弃去大连的名额，理由是我的男朋友（我已经这么称呼裴阳了）在上海，他希望我今后有机会回上海去读书。
外科主任瞪大着眼睛说：“这怎么可以呢？你的材料已经送去大连，再说，你怎么知道上海的那些高校就一定会到我们医院来招生？”我感到万分羞愧，我觉得我辜负了那些高举着的手。我没有再多说一句，于１９７２年秋天来到了大连。无论如何，那个从上海打到北大荒的长途电话，是我初恋的高潮，我就像被他吻过，被他拉着手走过森林那样，内心充满了甜蜜的感觉。一到大连，我就奔向大海，我看到那羞涩的夕阳泛起红晕，她马上就要吻那蓝得像宝石一般、剽悍而有力的大海了。那浪花不安地躁动，仿佛是大海还不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我面对着大海，一直想象着、揣测着他如何在五角场的深夜给我拨电话——他根本不知道双山五师医院的电话号码，甚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儿的电话除了通向各个连队或团营外，是不对外的，他居然挂到了我的床头。裴阳！我的裴阳！如醉如狂的自豪和欢欣的心理在大海壮丽的波涛前已经清醒过来，变为一种柔和的、甜蜜的、沉默的快感——我甚至想到我应当争取毕业以后回上海，那样我们就永远谁也不离开谁了！
他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他并没有因为我没有放弃去大连而不悦，正好相反，他的信像一首散文诗：
“你非常爱海，从你的信中可以看得出。我也有时独自到江湾海边散步，是的，海的确有一种魔力，当你看到那碧蓝发亮、一望无际的汹涌波涛时，一切世俗的烦恼、卑微与委琐，就会荡涤一尽，你的整个心胸就会敞开来与大海紧紧拥抱，你会感到雄浑、辽阔、庄严和心灵净化。你一定还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那段话，莫扎特像水一般的温柔，他的作品是海畔的一片草原，在江上飘浮的一层透明的薄雾；贝多芬像火一般热情，如烈焰飞腾，四面八方射出惊心动魄的霹雳。顺便讲一句，我很爱听古典音乐，包括钢琴协奏曲和交响乐，复旦有一种圆盘式的录音机，里面录满了我喜爱的音乐，你在医学院学习，能不能听到贝多芬，或者巴赫？……”
我写信告诉他我既听不到贝多芬，也听不到巴赫，我被困顿在尸体堆中。一开学解剖课教授就告诉我们尸体不够，要２０个学生合用一具，很快就发生了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那天报上登出有１２个罪犯被判死刑，教授连忙设法给刑场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叫嚷说，不能让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手中没有解剖学教具。第二天下午，一辆灰色的狱车开进校门，车中是刚刚被枪毙的那１２个犯人的尸体。有一个人是女的，看上去三十多岁，很年轻，弹洞在她的左脑门上，已被凝结的血液堵塞，那是一个很深的弹洞——我第一次看到这样令人恐惧的弹洞。她穿着整齐的鞋和袜，不知道她那天早上穿上时是如何想的，她当然知道这是她的最后一个早晨，可她还是穿上了一双带条纹的尼龙袜和一双带绊纽的蓝布鞋。她胸前的牌子上写着“流氓犯”三个字，这令我想起霍桑的小说《红字》，同时涌起一个念头：她会不会是因为去和情人相见而被枪毙的？那另外１１具尸体全是男人，有五十几岁，也有三十几岁，胸前挂着各种各样在当时所时兴的、不同的牌子。有的人脑门上留了两个弹洞，大概是死得不太痛快吧；有的人在胸口或背部还补了一枪。最可怕和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目睹这些身上还冒着热气的死刑犯的面部和如死鱼般惊恐地大睁着的眼睛。教授穿着白大褂，带着乳胶手套，兴奋地跑来跑去来回张罗。我是班长，不管我表现得多么害怕和恶心，我必须带领全班同学把尸体上的衣服脱掉，洗去血迹，然后把尸体搬进盛满福尔马林防腐液的浸泡缸中，以备解剖课用。等这一切干完，我突然失去知觉，昏倒在地，后来整整三天躺在学生宿舍的单人床上不能动弹，内科教授说我是“低血压性休克”。
从此以后，我特别害怕上解剖课。
几个月之后的生理课也堪称得上惊心动魄。教授在课上讲男女生殖系统功能，我们虽然都二十出头，但是在这方面的知识除了幻想便是一片空白，老师指着触目的男女生殖器官大挂图，那些令人之心怦然大作的话就从他平静的口中吐出：勃起、高潮、粘液、充血……老师把人类繁殖手段最初过程的步骤详尽地、一步步地解释，还不断地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画更为详尽的图示，全班４０个男女同学脸涨得通红，课堂上可以听到４０颗心跳的声音，大家屏声息气，几乎要昏了过去。不过那堂课并没有亵渎我们神圣的心灵。学校不允许恋爱，没有人敢公开恋爱，直到毕业时都是这样。当时有一条规定：如发现学生行为不轨，立即送回原地，开除校籍。
在课堂上，当我的心像揣着小兔子一样怦怦跳动，我的脸在发烧发烫时，我很惊讶我根本没有想到裴阳，没有一根神经把那张大挂图和他本人联系起来。我初恋中最高的愿望，也只不过是他能拉起我的手，并且给我一个真诚的、深情的吻。后来才证实连这一个吻也是永远不存在的。
整个求学大连期间，裴阳始终是我的青春偶像，是我疯狂、热烈地追求和爱恋的唯一。那时我在学校像一颗明星，优秀的学习成绩和繁忙的社会活动使我成了男孩子们心中注意的目标。我当然接到过偷偷写来的情书，或是晚自修后有人在图书馆外面久久地等我，我遇见过真挚动情的目光，有时候我可以闻到男孩子球衫下面散发出来的汗味和男人味道……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我心动，我仍然每三天给他写封信，他的回信也愈来愈勤了。
他仍然是什么都谈。他在信中和我谈尼采的意志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他说他对这些哲人一直抱着敬畏之心，他们的智能因博览群书与深思冥想变得细密而精练，尤其是因为与美好世界作精神上的交流而染上灵气。这些神圣的人物，他在信里写道：“他们虽然依然附着朝生暮死的皮囊，但他们的灵魂则早已步入到一个美好的永恒的世界中去了。”他说他虽然怕死，但不畏死，“如果祖国需要，我可以随时去死。”
在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居然开诚布公地写道H小集团的某些大学生曾经引起他的某种钦佩，因为他们都是数学系、物理系的理工学生，却对社会学有着精细的研究，以致于１９７０年他主持大批判时，竟不知不觉写上了几句赞同的批语，幸而马上撕掉，不然真不知要惹出什么杀身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