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厚的信印着他遒劲的笔迹，一封封地从上海飞到大连我的手中，这些信成了我生命的安慰，每次收到他的信，那种幸福的感觉，就像夏天大连老虎滩初升的太阳一样，发出朦胧而热烈的光芒。
那时的政治气氛仍然窒息，一到周末，我就带着他一封封厚厚的信札，走出城去，留连于山巅水畔，一人独自登高舒啸，背屈原的“登大坟而远望兮，聊以舒吾之忧心……”；背诵白朗宁夫人的诗篇。
那一时期我确实认为和他的交往是由最精致的情操和最隽永的幽默组成的，他的每一封信无不带上天才的烙印。有一次他在信中写道，复旦新年晚会上别人硬要他唱一支歌，他推不过，于是唱了一支：
“王老三
我问你
你的灵魂在哪里？”
“我的灵魂
在山西
过了黄河还有二百里……”
他用“灵魂”代替了这首民歌中的“家乡”两字，四座顿时均目瞪口呆，而他则哈哈大笑……他接着在信中说：“灵魂在哪里，这本来就是当代的一个问题。”
他说他真羡慕我，能够随意去登山观海，“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他说爱情和大自然，是他人生中的两座宝殿。而现在他又有了文学这一道照亮生命的光芒。他常常在信中用他奇特的工楷写到爱情两字，我则除了给他写过白朗宁夫人的那首诗《我的棕榈树》外，再没有斗胆公开地写到爱情——尽管我给他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我对他热烈痴迷的爱。
有一次我这样写给他：
“今天终于搞到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波涛丰满的喧响把我带入柏拉图的幻境——啊！但愿你雄劲和坚定的桨能助我越过这汹涌浩瀚的生活之海——在与旋涡与礁岩搏击之后，终能抵达必然的彼岸……为理想殉难的人，不管是英勇地死于刀刃之下，还是悲苦地死于螺旋形历史思维的渊源之中；不论他沉溺于最初奔赴时骤起的飓风中，还是窒息在最后一步途中突来的旋涡里，他们都是不朽的。因为他们带着崇高的理想信念而死去。”
裴阳！你教我吧！教我怎样生？教我如何死？
《命运》一曲奏完，我已是泪水涌流，裴阳，只有你，才能使我理解什么是命运，什么是生与死。你的力量比这首交响乐的力量更大，你明白么？
………………
在我毕业之前的半年，他在信中写到贝多芬的遗嘱，他写道：
“贝多芬的遗嘱中只字未提琪夏尔蒂和她给自己带来的隐痛，但这毕竟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这是贝多芬精神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一个昏暗的收缩点。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通过这个收缩点，人，才能确信一个更高贵的存在。”他说贝多芬在情意缠绵、簌簌泪珠的失恋中居然也写出了《英雄交响曲》，但毕竟“爱情带来的痛苦超过世界上任何痛苦。”和所有的书信一样，他并未把我们两人的事在笔下置于爱情之说，他从来没有写过“我爱你”、“我想你”之类的话。有一次，我在提到争取毕业后回上海时，他回信写了句：
“在人的感受上，美好事物的向往比美好事物的获得更美一些”，他信中总是有种微妙的情愫，使人捉摸不定。但是我无法证实他不爱我。正如人有权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对上帝的信仰一样，也有权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爱情。
时光在书信来往中荡涤，转眼间３年过去了，再过５个月，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学校通知要我留校。正在忐忑不安中接到了裴阳的信，信中他告诉我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尽管他时常沉湎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研究中，对复旦的政治圈已不再感兴趣，只是鉴于挂着校革委会委员第四把手的头衔，不得不常常去出席“冗长的令人厌倦的无数会议”，但是根据审核他历来的材料和旧党委在６０年代“培养几个中央级接班人”的初衷，上级竟打算任命让他担任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校长！而且进一步要往中央推荐，“既然中央里有工人，有农民，为什么不能有一位复旦的大学生呢？”这是上海市级领导的批示原文。他的喜悦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想到了李登辉校长，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在登辉堂前散过步吗？我对这位复旦的创始人一直抱有崇仰之心，虽然我不堪这桂冠的重压，就像我一直对名利看得很淡薄一样，但我心中已经跃起一股雄心：能够继承李登辉校长的事业，献身于复旦，没有比这更光荣的了！”
裴阳就要成为复旦的校长，我的裴阳！我把信紧紧地捧在胸口，全身的血液在沸腾，就像他全身的血液在沸腾一样。那天我独自走了很久，来到大连老虎滩，这里静谧无人，奇松异柏围绕着巨大的礁岩，翻过礁岩后，在你面前展现的是一片金色的沙滩和蔚蓝色的大海。我一口气越过礁岩，对着海平线上美丽的太阳和大海中千万片闪烁着的白银般的鳞波，在沙滩上用手指写下“裴阳”两个大字。
站起身来，我再也抑制不住，向着大海的另一端：上海——复旦园，向着登辉堂高声呼喊：
“裴阳——”
“裴阳——”
我多么希望我呼唤裴阳的声音，能像《简爱》中罗切斯特呼唤简的声音一样，能传到他的耳畔！
“裴阳——”
我尽情地喊着，我的心已经被爱和崇仰所溢满。“不崇拜那个人，我的爱连一天也维持不了”，这是后来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说的。亦崇拜亦爱，这便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我不知道有多晚，才离开老虎滩。站在夜幕中的礁岩上，望着皓洁的月色下，那银色沙滩上“裴阳”两个大字，我只有一个愿望：
我是你的，裴阳！我一定要回来，回到你身边！
我开始轮番找党委书记、副书记、学校校长、副校长，恳请分配回上海，唯一的理由是我已经２５岁，我的男友３０岁了，我们已经相识８年，正当他们一致对我表示同情，并进行研究时，有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传达室的工友匆匆地往校长室递上一份急件，是兵团来的，那是一份盖着红图章、密密麻麻的两页正式文件。当天下午校长把我叫到校长室，将文件放在我面前。说：
“兵团来了文件，坚决要求将你分配回原地……看来他们很需要你……”我一所，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愣住了，只听校长说：“兵团对你的学习情况很关心，每学期都来信询问，这次学校决定让你留校，我们还专门去了函和兵团协商，现在来了一份急件，这恐怕就是答覆了。”校长站起身，叹了口气，“这确实很遗憾，前天我们还专门给上海第二医学院去了函，我们打算只要兵团放，我们学校也不留你。不过事情既然如此，兵团又给你发了第一年的工资，当然有优先权……我看两地生活也可以，中国不是有成千上万对‘牛郎织女’两地生活吗？我的老伴，也是分开十年才调在一起的呢！”
校长说完哈哈一笑，末了还捅了我一下说：“和你男朋友说说，看他能不能调到哈尔滨工作？你也不用回五师医院了，我给你写个条，到兵团医院去报到，你们俩不就在一起了么？哈尔滨是个好地方（兵团医院所在地），我从小就在那儿长大，哈尔滨的太阳岛，可比你们上海的黄浦江要美上一百倍！……”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直响，再也听不清什么了。当天我跑到邮局给裴阳发了份电报：
“兵团坚决要人，如何办速回！励”
我原以为他会像上次那样立即给我打长途电话，他没打来，直到两个星期后才收到了他的一封简短的信。信中说，“人不能在同一条河流中蹚过两次，你当然应该争取不回兵团。回上海是上策，否则留校亦可考虑……”在信的末尾，他彬彬有礼地写上“祝好”两字。
他的整封简短的信，丝毫没有表露出那种把他和我的未来生活放在一起的可能性。在以后漫长的三个月时间里，竟没有他的一封信！我试图打了几次长途电话，但复旦均找不到他的人影。两个月后兵团来人，硬把我的档案材料带走，我已是属于“在押归境”，无论回上海或留在大连都没有一丝希望了。我昏昏沉沉地通过一系列毕业考试，唯一的愿望是希望收到他的信，得到他的鼓动……
他出差了？上北京了？交通事故？他……他为什么不来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终于，他来信了，那封信顿时使我感到天崩地裂、脚跟发软。他在信中告诉我，他要结婚了。
（后来他告诉我在收到我那封电报时，正好看到中央发的一个关于“社来社去”的文件，复旦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也有不少分配回到原单位。他想既然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追求他的女孩子，那么他决定和任何一个女孩子结婚都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后来因为请多少人和怎么请的繁文缛节，他掀翻了结婚酒席，扬长而去，使得婚礼不得不推迟了一个月。等我举行完毕业典礼，匆匆地回到上海，他已经成了别人的丈夫。）那个女人是谁？是什么魅力使她夺走了我苦苦追求了８年的他？“爱情带来的痛苦超过世界上任何痛苦。”这句话是他说的，可撷取这苦果的却是我自己！我不认为因为我没有回上海而与他失之交臂，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一定深深地爱着那个女人才和她结婚。天哪，当他给我写着一封封催人落泪的书信时，他可能早已开始和另一个女人交往，他们在上海，天天都能见面，无论是复旦园，还是在外滩黄浦江畔的浓荫下……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跑到虹口区四川北路他的家，从大连回上海度暑假时，他带我来过。我不经任何事先预告，就按响了他家门上的电铃，我要看一看那个女人！
他开的门，脸上既没有惊讶，也没有兴奋。他把我引进屋里，对坐在桌边的一个女人说：“小钱，这就是我对你说的周励。”
这是一个装饰典雅别致的新房，几只仿红木玻璃书橱中，一排排整齐地摆满了他常常在信中和我谈起的书籍。放着一套完整的《资治通鉴》的那个书橱里都是中国书籍；另一个摆着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大全》的书橱，全是世界名著，有《柏拉图对话录》、《歌德谈话录》、《罗丹论艺术》、《法的精神》、《论德国古典哲学和哲学的历史》和托尔斯泰、狄更斯、巴尔扎克全集……一对大红的喜字放在五斗橱的玻璃镜前，边上是一张他俩的合影，我一下子就看出是在复旦登辉堂前李登辉的塑像前拍摄的。他睁着那双明亮深邃的眼睛英武地笑着，风吹拂着他浓密的黑发，她依偎在他身边，她没有看镜头，侧着脸，睁大眼睛深情地望着他。这张照片和这个从桌边站起身招呼我的青年女子是一模一样的，她的确长得很美（不过她没有我高），她和裴阳同样有一双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的传神的眼睛，头发很黑很长。我从来都没有搞清楚她的身份，有人说她是干部，有人说她也是写文章的，不过这对我都已经不重要了。她招待我在红木方桌边坐下后，就去沏茶。当她把盛在考究的景德镇重雕杯的热茶捧到他面前时，像真正的贤妻良母那样对他微微一笑，我的心就像被锥刺着一般疼痛，我的头发快要竖起来了，但我只能像一个傻瓜似的坐着。我能说什么呢？裴阳稍稍问了我一下回兵团的准备情况（我没让校长写条去兵团医院，我宁愿回到原来的五师医院去），接着他马上表示出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又扯到了他手指间的一小块鳞状皮肤病的问题，接着又是上海和大连的天气，风季的区别……总之，这是我一生中和他最糟糕的一次谈话。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谈话，而是双方心理的交战：一个是应付，一个是挣扎。有几次我的眼泪眼看就要涌出，气氛突然变得沉重起来，这时他不看着我，只看她，而她则颦眉蹙额，一副这种谈话何时完了的神情。
窗外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他打着伞送我去２１路车站。我眼望着远处虹口公园黝黑的树丛，想起我们过去的散步和无数次书信交往，我多么希望独自和他在一起，大哭一场，向他倾诉埋藏在心中的无尽的悲伤啊！
刚走出十几步远，一个尖亮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裴阳——你的雨衣！”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雨衣跑来，手里拿着一件蓝色的雨衣，气喘吁吁地跑到裴阳面前：
“这么大的雨，一把伞怎么够两个人用？快把雨衣穿上。”她不容分说地就把两个雨衣袖子套进裴阳的胳膊，看上去十分麻利，然后她一把挽起裴阳的胳膊，带着甜蜜的笑容说：“我们一起送她吧！”
我们三人默默地走着，听着雨声淅沥沥的愈下愈大，到了２１路车站，面面相视、默默无语地等了五分钟，还不见电车来，我坚持让他俩回去，直到看到他俩的身影消失在四川北路拐角后，我马上离开了车站，在大雨中步行回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我冒着大雨走过四川路桥，穿过西藏路，来到南京路，又穿过淮海路，走向常熟路……泪水掺和着雨水从如洗的面庞流淌下来。我不时闭上眼睛，忍声抽泣。她太精明了，连一分钟时间都没有给我！而当他看她时，那双眼睛分明在炯炯发亮，看我时却是心猿意马，黯淡无神，仿佛是面对一个过去了很久的古老故事。他冷淡的目光比她咯咯咯幸福的笑声更刺痛着我，我突然明白他们两人仿佛都是在下意识中同时提防着我。其实我根本是没有什么需要提防的，８年来我从来没有拉起过他的手，我只是在梦里吻他。那些往来的信件对他来讲已经无所谓，而对我来说则成了备受折磨的痛苦回忆……
我边走边哭泣，从四川北路到常熟路瑞华公寓，电车要开一个小时，我走了整整４个小时。在那４个小时中雨没有停过，风越刮越猛，夹着雨丝抽打着我的脸，除了泪，我还有什么呢？理想、失败、追求、幻灭、热情、劳顿、感动、鄙夷、爱情、快乐、孤独、痛苦、彷徨、惆怅，肉体的创痛和心灵的磨砺，绝望的情欲和复仇的心理，一切均化为软弱无力的泪水在一步一步中流淌、流淌……连绵不断的苦难穿透了我青春的生命，我几乎要相信，我是为苦难而生的了。
正像他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到屠格涅夫《罗亭》时说：“在檞树上——檞树是一种坚强的树木——只是在新叶开始萌发的时候，旧叶才会脱落的。”
裴阳已经像一片旧叶子那样脱落。过了整整一年后，我在北大荒的小屋中遇见了于廉，我一个字也没有和他提起过裴阳，我们的恋爱也同样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见《北大荒的小屋》）。１９７８年当我根据知青返城政策回到上海时，已经迈入了老姑娘的行列，眼看就要有嫁不出去的危险，在亲友的撮合下，我于１９７９年和第一个被介绍给我的人结了婚。
裴阳没有当上复旦校长，不但如此，而且倒霉的事像山间石崩那样一发不可收，接二连三地落到裴阳头上。１９７６年“四人帮”被抓起来，原上海市领导班子也如大厦倾倒般地在一夜之间瓦解。已经被市里正式批准并待申报中央的任命书还放在市第一把手的办公桌上，而那位第一把手却被逮捕，关进上海市第一监狱。裴阳没有被逮捕，虽然已经纷纷扬扬了大半年，但毕竟任命还没有正式下到复旦，他连复旦大学校长那把交椅的边都没有沾上过。可是他受到严格而冗长的审查，每天上午８点他必须到国际关系图书馆报到，然后在一个密不透风、没有窗子的小屋里写交待和检讨。不仅如此，他还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甚至丧失了一名普通教员或者普通学生的权利，除了写检讨和交待外，他每天的任务是打扫图书馆的走廊和地板。
这一切我本来并不知道，直到１９７９年秋天突然接到他打给我的一个电话时，瑞华公寓一间宽大的房间已布置成了我的新房。我丈夫在一家颇有名气的机关工作，他的名字时常出现在报纸的专栏中。裴阳第一次来我家时，居然卑微地躬下身子向我丈夫鞠了一个躬，我惊讶地发现他那气宇轩昂、睥睨一切的自信已全然不见，代之的是温和的微笑和时而凝滞的神情。他那浓密的黑发已变得蓬松稀软，声音变粗，只是他那双眼睛仍然没变，还是那么深邃、具有魅力，白衬衫的领子也依然很硬很挺。
在我家作了短时间的拜访后，过了一个月，他给我打了几次电话，并且约我到德大西餐馆共进晚餐。他先是到我工作的外贸大楼来找我，然后建议是否能沿着黄浦江畔走走，我默默地遵从了。不论我对他有过多少怨恨，都已经成为过去，何况他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具有非凡才华的人；不论什么时候，我不能抹杀他在我心中占有的特殊地位。
他的情绪已经完全平静，和他走在一起，不禁又使我想起十年前和他在复旦湖畔小径、登辉堂前散步的情景。那时我必须仰着头看他，现在我仍然仰着头看他，一看到他那双深不可测的惯于沉思着的眼睛，我心中便涌起一股对他的才华的敬意。
在外滩黄浦江畔，远望着日本“SONY”的霓虹灯广告洒在江面上的绚烂的倒影，望着一只只小驳轮鸣着响笛缓缓驶过江面，他用低沉的声音给我念起一首诗：
假如命运向你发动袭击，
你是倒下长久地哭泣，
还是咬住流血的嘴唇挺立？
有一天，你被一群战斗队员揪斗，
被赶出生活多年的故居。
马车上摇晃着被砸碎的箱笼，
荒凉的山林里卸下了行李。
你拿起你从未拿过的钝斧，
你拉起你从未拉过的龙锯。
伐木，也在砍伐着你的心；
伐木，也在砍伐着你的笔。
岁月伴随着落叶渐渐枯黄，
生命还能不能再伴枝条发绿？
你等待吧，你要等待，
总有一天会有繁花般的书籍。
…………
他凝望着江面，江波在他的眼眸里滚动，他感情激动地继续背诵着这首顾工的诗：
“你的书籍突然被判为毒草，
你的名字从此从报刊上消失。
一怒之下你和所有的文字绝交，
痛心疾首中把稿纸付诸一炬！
新一代的读者早已把你遗忘，
忠诚的朋友暗暗为你惋惜。
你想荡一叶扁舟随波逐流，
任它冲向礁石、峡谷、草地……
但风暴仍在吹乱你的蓬发，
严霜仍在冻凝你的胡须……
你等待吧，你要等待，
总有一天蜜蜂又会来你心中采蜜。
他把身躯悄悄挪近我，但是没有碰到我，从他雪白的衬衫里散发出一种多年以前我曾经熟悉的味道，他的喉音虽然已经有点粗哑，但却带有一种感人的韵味：
有一天你失散了妻子儿女，
不知他们在哪一个屋檐下淋风沐雨，
有多少又苦又涩的泪滴，
有多少锥心刺骨的回忆，
后来彼此又踏着泥泞走近，
却不幸在深谷中又跌滑下去，
星光是一盏盏点不旺的油灯，
云雾是一团团交不深的客旅，
哪个村哪家店为你开扇新门，
床榻上却仍铺满才折的荆棘……
你等待吧，你要等待，
异乡的窗口会传来亲人们的笑语。
他的眼睛湿润了，一层透明的泪笼罩了他的眼眶，他把头转向一边，我听到了一声发自肺腑的、轻声的叹息……过了许久，他说：“学校对我这样，是不公平的，我从未觊觎权力，我的野心只是能够写出一本像样的书。”他对着江边，又沉默了许久。
“裴阳，你妻子好吗？”我问道，三年来，我脑子里时常涌现那次见到她的情景。我曾经嫉妒她的幸运和幸福，她对他甜蜜的、诱人的微笑，一直像一把刀锯在轻轻锯痛着我的心。“她天天和我吵，不给我片刻的安宁。”裴阳嘴角上露出一丝苦笑，“三年了，为了复旦的事，她也吃了不少苦，我们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女儿一看见我们吵，就吓得躲到厕所里发抖……我不怪她，我没有给她带来她应当得到的幸福，不过，就婚姻而言，已经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维持会了！”
我们来到离外滩不远的德大西餐馆，靠着垂挂着天鹅绒帷幔的落地玻璃窗旁坐下后，服务员端来了一尊蜡烛，烛光跳跃着，在茶色玻璃台面上映出倒影。我们点了甜酒、浓汤、葡国鸡和法式明虾。他的眼光一直紧追不舍地盯着我，对于我的外貌，他从来没有恭维过，从没有用过“美丽”、“漂亮”这一类字眼，但是从他那像黑夜里的星星一样发亮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我对于他，仍然有着深深的吸引力。
三年以来，我没有对他敞开过心扉，我们几乎已经形同路人，可是我的头脑是清醒的，正像我的智商常常是很高的一样。我举起酒杯，说：“为我们的重逢干杯。”他昂起头，一口气喝下了那一杯葡萄酒，又招手向服务员要了一杯白兰地。对于借酒浇愁的人，我在医院见得是很多的，我连忙伸出一个手指放在他的酒杯上，示意他放慢速度。我的心如被一堆乱草堵塞，如果三年前他要了我，我会和他一起喝得烂醉如泥。可是，现在我只有一颗带着深深创痛的心。
“裴阳，我很荣幸你还会来找我，而且这么热情地邀请我。”我说，“一个月以来我一直是在听你说，你愿意也听我说一点吗？”
他含蓄地点点头，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目光。
“我记得在初中时，我姐姐教我背诵普希金的一首诗，有些段落我已经忘记了，不过我还可以记起一些片段。”
他诧异地望着我，敏感的眼睛里露出不安的神色，他总是那么聪明。于是，我断断续续地背诵起来。
…………
够了，请你站起来，
我应当坦率地向你表明，奥涅金，
你是不是还记得那一天，
那时，在花园里，在林荫道边，
命运让我们相遇。
对你的教训
我当时多么顺从地恭听。
那么今天，
该轮到了我。
奥涅金，
那时候我更年轻，
好像那时候我还漂亮得多，
我那时候爱上了你。
可怎么样呢？
我在你心里找到什么呢？
你怎样回答我？
只是一本正经。
那时，一个温顺姑娘的爱情
难道不是吗？
对你并不新鲜？
如今，一想起你那冰冷的两眼，
还有你那套谆谆的教诲，
真让人血液发冷……
我并不怪你：
在那可怕的时辰，
你的所作所为非常高贵，
你在我面前
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
可是如今为什么你对我这般热恋？
为什么你苦苦地将我紧追？
是不是因为，在这上流社会，
如今我不得不去抛头露面，
因为我如今有名而且有钱，
因为我有个作战受伤的丈夫，
我们为此得到宫廷的宠信？
是不是因为，
如今我的不贞，
可能引起所有人的注目，
因此，可能为你在社会中
赢得一种声名狼藉的光荣？
我在哭……
如果你直到今天
还没有忘记你可怜的达吉雅娜，
那你应该知道：
和这些眼泪、书信，
这种令人羞辱的激情相比，
我更喜欢你那种
尖刻的责骂
和你那次
冷酷的谈话，
…………
这是《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最后一段达吉雅娜对奥涅金的表白，在我一字一句背诵给他听时，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最后他再也忍不住了，不等我背诵完，霍地站了起来，推开杯盘，大步走了出去……
我望着德大西餐馆窗外上海街头稀疏的灯光，心中觉得很凄凉，我们都着迷失过路，可是要回过头来再走一次，已经是不可能了。突然，我惊讶地发现他从门口折了回来，怀里抱着两瓶白兰地。他的眼睛里布着明显的暗红色的血丝，眼眶里闪动着泪花，他走到我面前叹了一口气，又在原位坐下。“你可以轻蔑我，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教训我。”他说，“不过，我绝不会像奥涅金那样跪在你这个自认的达吉雅娜面前，我来找你只是因为我还信赖你！三年来我时常想起你，从第一次在大桥上见面到现在，我们已经整整相识了十年，有一件事我是确认无疑的——那就是你的心地。我没有什么人可以谈话，在复旦我以态度顽固、死不认错出名（裴阳！你总是出名，不管以什么方式），连找一个人下围棋都找不到。回到家里则是无休止的吵闹，我多次经过瑞华公寓，望着你家窗口明亮的灯光，我想你是不会拒绝我的，你不会拒绝和我作一次散步，或是作一次谈话……”
泪水从我眼睛里涌了出来，为了他的信赖，为了我的过去。
我们又恢复了过去那样的交往和长谈。
裴阳告诉我，被审查的这三年，使他懂得了人世沧桑，“既然连拿破仑那样伟大的人物都能够失败，我的失败算得了什么。”他一直很崇拜拿破仑。塔维尔的《拿破仑传》和约翰·霍兰罗斯的《拿破仑一世传》，他都读得滚瓜烂熟。“不要以为我没有像别人那样多愁善感的心，”裴阳喜欢重复拿破仑对他的情人所说的那句话，“我是相当善良的人，但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尽力使这颗心弦平静下来，以至现在它不发出一点声响。”他用了很长时间和我讨论拿破仑，使这个平常只出现在“拿破仑酒”酒瓶上的金印饰像，成了一位活生生的、至今还影响着像裴阳这样命运的人的精神偶像——一如裴阳曾是我的精神偶像一样。
拿破仑的战略天才使得元帅们成了他的意志的最准确的执行者，但同时又不妨碍他们在战场上发挥独创性，善良的目不识丁的勇士勒费佛尔，冷酷的铁石心肠的贵族达玛，威风凛凛的骑兵将军缪拉，制图专家贝尔蒂埃，所有这些人都是出色的有独创精神的战术家，他们养成了一种完全独特的军人的大无畏精神。有一次，当人们对拉纳元帅多次率领骠骑兵团冲锋陷阵的英勇行为表示赞赏的时候，在场的拉纳却带着遗憾的神情喊道：“一个骠骑兵，到了３０岁还没有被打死，这不是骠骑兵，而是废物！”他说这话时才３４岁，两年以后，他在战场上被炮弹击中阵亡了。裴阳讲到这段时，把他的帽子脱下抛向春天的天空，“拿破仑亲自选拔的最高将领，就是这样一些人！”然后他兴奋地形容有一次格勒诸布尔保皇党人在逃出城前试图把大门锁上，“我只用我的烟盒就敲开了这些门。”拿破仑这样说起这件事，后来他想了想后说，他用不着拿烟盒去敲，“只要他一走近，大门就开了。”
谈起拿破仑一生的功绩，裴阳这样叙述道：
“人们有什么可感谢我的呢？我上台的时候他们是贫困的，离开时他们也是贫困的！”——这句话是滑铁卢战役之后有一次拿破仑脱口而出，当时很多建筑工人包围了宫廷，要求拿破仑留在皇位上。权力与荣誉——这就是拿破仑个人的激情，同时权力甚至超过荣誉，尽管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他在治理国家，焕发人民才智和运用战争艺术方面，完全是超群绝伦，伟大之极的。他的伟大，不但在于他那些最出色的业绩具有永恒的重要性，而且更在于他在创始以至完成所有这些业绩中投入了雄伟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遍布他后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纪念碑，虽然饱受狂风暴雨的摧残，却还是雄奇壮丽。屈于奴役之下的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人类毕竟不以最高桂冠授予那些谨小慎微，知难而退，毫无建树于后世的庸碌之辈，而是把它授予胸怀大志，敢作敢为，功勋卓著，甚至在自己和千百万人同遭大祸之际还主宰着千百万人之心的人，拿破仑就是这样一个奇迹的创造者。这个驾驭法国革命，改造了法国生活的人，这个给意大利、瑞士和德意志的新生活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基础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行动，这个最终把千百万人的思念引向南大西洋那块孤独岩石小岛上去的人，必将永远立于人类历史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当裴阳谈到他可能会因为政治上的祸患而离开他生活学习了近２０年的复旦大学时，他又和我提起拿破仑，并且情不自禁地背诵起拿破仑与近卫队告别时的最后演说：
“士兵们，你们是我的老战友，我始终陪伴你们走着光荣的道路，现在我必须同你们分别了，我可能还会留在你们当中，但是那样残酷的斗争就要继续进行，法国还会自相残杀，我不能够再去撕裂法国的胸脯了。不要为我惋惜，我负有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我同意活下去，这个使命就是向后代述说我和你们共同为法兰西完成的伟大事业，我想拥抱你们所有的人，但是，还是让我吻这个代表你们全体的军旗吧……”
拿破仑不能自已，他的声音中断了，他拥抱和吻了旗手和军旗，然后与近卫队告别，迅速走出去，坐上马车。马车在近卫队高呼“皇帝万岁”的口号中疾驶而去，很多近卫兵像孩子一样哭了。
裴阳赞叹道：“拿破仑就是以这样一种现实态度，刚毅地接受了他命运中这个致命的挫折，他忘却了自己陨坠的痛苦，力求消除别人渺小得多的忧伤；他一生中表现得最伟大的也许就是这一次：当他登上船舷，踏上这艘即将把他载去圣赫勒拿岛过流放生活的‘诺森伯兰’号军舰时，舰上全体水兵屏息肃静。这位伟大人物脱下帽子，接受敬礼，然后以坚定的语调说：‘将军，我来了，听您的吩咐。’”
裴阳说他不会像一条丧家犬那样离开复旦，“我踏进复旦时，还不满１８岁，是全上海市仅有两名免考保送入复旦的高中毕业生之一，那时我是师大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复旦使我从青年走向成年，复旦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裴阳在淮海路的无数次散步中和我说：“有一次，我在夜色中走出家门，来到复旦登辉堂，我用冰凉的前额去紧贴李登辉校长同样冰凉的大理石雕像石座，我想，只要可能，我绝不离开复旦；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必须离去，我会像拿破仑一样洒脱地向这哺育了我的校园告别。复旦可能恨我，因为那份红头文件玷污了它的荣誉，可是我爱复旦，我真的很爱复旦……”
回上海后的几年，我一直倾心于文学创作中，我想把我过去１０年的泪和恨，爱与痛统统诉诸文字，我试图去描绘我们这一代所遭遇的历史性的一页，然而文学的创作是那样艰辛，屡次的失败，多次和别人的文学作品的撞车使我几乎绝望，对自己的才能感到惶惑和猜疑。每次读了我的短篇小说初稿，裴阳总是摇摇头，叹一口气，然后说：“你是有才华的，可你笔下的人物太理想化了，像瓷娃娃一样，你记得黑格尔怎么说的吗？‘一个有个性的艺术典型，可以有许多相异的性格特征，可以是许多相互矛盾的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比如拿破仑就是这样，他是一个伟大的征服者，又是一个野心勃勃、充满权欲，走向失败的政客。”
又是拿破仑，裴阳！你就是拿破仑！
我拼命地写作，常常写着写着流下泪水；我撕碎一张又一张的稿纸，把那些不满意的文稿付之一炬；我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写，在一个月里体重下降了十磅；我取消了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像一个真正的作家那样甘于寂寞地沉浸在如烟的往事中。过去的人和影子，北大荒的一把黑土，一只用旧的小碗，一个眼神都一一在眼前闪现。
３个月后，我终于完成了我从北大荒回上海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缩影》。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拿去给裴阳看。那是在江湾海滨的沙滩边，一个周末的下午，天气非常寒冷，大海泛着银灰的波纹，连一个浪头也没有。他在礁石边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我将头缩在脖子里，手插在口袋中在沙滩上来回走动，等待着他看完我写的《缩影》。我心里十分紧张。在写作上，我常常为自己的才能而惶惑，我时常想为什么带着火一般的热情写出来的东西会味同嚼蜡？我怀疑自己能否写出一部好小说？
就这样，我在沙滩上徘徊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他终于站了起来。
“怎么样？”我问。
“……”他低着头，久久没有回答。怎么了？我思忖，又失败了？
他抬起头望着我，那深邃的、耐人寻味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他喃喃地说道：“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中篇小说！……你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
“真的？！”我第一次听到他这样的评价，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我看小说从来不流泪，我知道你曾经是这样深深地爱我，我听到了那些在风雨交加中的绝望呼号。不止是这些，这部小说，是一部史诗！一代人的史诗！……”
他的语气变得热情而激烈，好像有一团烈火要从千年积聚的岩浆中迸发，他急促地说：
“你还记得我和你讲过的《圣西门传》吗？当圣西门看到斯塔尔夫人《论文学与社会制度》（１８００年）这部新著时，他兴奋不已，他感到斯塔尔夫人的心就是自己的心，觉得她的才华与自己并驾齐驱，他甚至从巴黎跑到日内瓦湖畔她的住处，要求独居的斯塔尔夫人和自己结婚……”
我惊讶地望着他那无法控制的激动，只见他突然将左腿屈膝蹲在沙滩上，脸上带着恳求和期待的神情说：
“如果我离婚，你能响应吗？”
说着，他伸出右手来拉我的手。
“不要碰我！”我大叫起来，缩回自己的手，像是受到一次真正的惊恐。
“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听着，我不会做别人的情妇，也永远不会和你在一起生活！那４个小时的倾盆大雨，早已把我的头脑浇醒了，你明白吗？”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反应会如此激烈，我一直以为有着桀骜不驯的个性的他，不会再和我提爱情两字，而且我已是别人的妻子（尽管我不幸福，但我从未向他透露只字），他起码应当尊重这个现实（尽管我对婚姻觉得很怅惘，可我对谁也没提起过）。
我夺过稿子，拼命向沙滩的一头奔去，等我回过头来时，只见远处沙滩上，伫立着一具木雕般的灰色身影，一动不动地站在刚才我们说话的地方。
我靠着墙头，闭上了眼睛：“是的，他肯定了我的小说……他异常激动，可我为什么要去责怪他呢？现在他像我从前一样，是个可怜的男人，他渴望爱情——那种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正如以前他不可能给我的一样。可我为什么不能去舔舔他的伤口呢？就像搀扶一个病人似的，我应当去搀扶他。”我回转身，向远处那个一动不动的身影走去。
他完全像一座石雕像，没有任何表情，苍凉的眼睛凝视着天空，一座火山瞬息变成了凝结成一团的岩浆。
“对不起，裴阳。”我说，然后伸出手去挽他的胳膊。“不要碰我。”
…………
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头也不回地走了。
直到半年之后，我才又和他见面。他给我送来一叠文稿，那是他写的题名为《中断的四重奏》的电影剧本。我感到一阵惊喜，没有想到他居然也写起电影剧本。他在我的办公桌上丢下剧本，没说几句话就骤然离去。我觉得他比以前憔悴多了，头发更稀疏了。一下班我就打开电影剧本，贪婪地读了起来。这是一份已经打印好的稿件，日期是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１９８３年４月３０日。我突然记起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５日正是他在江湾海滨看我的小说，然后我们争吵后分手的那个日子（我的那部中篇小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发表，这件事曾经让我肝肠寸断）。这么说来他早已酝酿了很久，而在那天——正是那天动的笔！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我一口气读完这个电影剧本的心情，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是一个关于我国著名翻译家和学者傅雷一生的故事，在极强的视觉效果下，有着和莉连·海尔曼的《朱莉亚》一样深邃隽永的风格。裴阳用细腻的手法和火一般奔涌的感情描写了傅雷一生的击鼓之日，闪电之年，使我在“渐隐”、“渐显”、“淡入”、“淡出”这些电影文学剧本术语的后面，看到了在中国百年的困惑之下，一个不愿沉沦的灵魂的挣扎，和这位成就了非凡的学问和人格的大师在孤独中闪现的哲思的宁静。傅雷的一生，经历了１９４９年以前和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那些年头，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使人痛定思痛，忧国忧民的情怀又使人感到天地有正气。裴阳的文字酣醇沁人肺腑，又有着蒙太奇那大幅度的跳跃，思维和现实的分割与无比壮丽的奇特的意象，在描绘傅雷先生３０年代末在巴黎的小阁楼中拼命翻译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时，常常被笔下的那些活生生的人物打扰得不得安宁，于是走到凡尔赛大街上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这时，银幕外响起了傅雷内心中坚定的声音：
巴黎埋葬着罗伯斯庇尔、巴尔扎克、肖邦，然而法国最大的荣誉，是属于那些精神自由和自豪、有纯粹人道特点的人。对于人类说来，这些特点的价值远远超过艺术和文学才能。
当读到这段时，我不禁捧起那本剧本，深深地吻了一下它的扉页。
写到傅雷夫妇和傅聪、傅敏四口之家共享天伦之乐，奏起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和四重奏时，我听到了琴弦声在我耳畔回荡；节日中仿佛见到了傅雷对双子幽默的谈笑和慈父的情怀；泪光中看到了傅雷给出走波兰的傅聪那一叠一叠心血凝结的家书；看到了“文革”开始时，傅雷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与夫人双双自杀，告别人世。我的泪水已随着静息无声的画面禁不住地涌出眼眶。
裴阳用这样的画外音结束了《中断的四重奏》：
四重奏中断了，但我们的哀思依然连绵不断……傅雷先生就是这样，将他的一生献给了一切“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