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在纯真少年的时候，情感总是最美好的。冬尼娅是保尔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一个插曲。但那是一道美丽的闪光，是永远经久不衰的。”
于廉停下来，他凝视着我；我也停下脚步，凝视着他。在雪地和月光辉映下的于廉，美得像阿波罗塑像。他那白皙文静、轮廓分明的面庞，柔情地面对着我。他的嘴唇翕动着，仿佛有千言万语呼之欲出，却欲言又止。我心中青春的潮水在涌动，一股不可知的力量在推着我，我向他迈出了一步，我要拉起他的手！拉起他的手！
突然，“啊”地一声，我一跤摔倒在两条平行线之间被雪掩盖着的一个坑洞中。于廉向我冲来，一把将我抱起，可没等他站稳，他也“扑通”一下跌在这个不小的坑洞里了。霎时间，我们竟挤跌在一个坑洞里！他距离我这么近，我能闻到他头发的气息、脖颈的气息、嘴唇的气息和他睫毛上凝冻着细细的冰凌的气息。这时，我做了个大胆的、近于疯狂的动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盯住了他那双在雪夜中燃烧的眼睛：“于廉！……”我轻声叫道。我想说：“不走了，永远不走了！让我们一块占有这些树林、山峦、积雪和雾霭，让我们自成天地。萦绕着我们的孤独和寂寞一去不回头了！……”而且，我感觉到他那双手——那双清瘦白皙的手已紧紧地、有力地握住了我。我多么想一头扑进他的怀抱，多么想仰起头，闭上眼睛吻他，深深地吻他；也让他吻我……久久地吻我……可不知为什么，我的手松弛了。我站了起来，说：“于廉，快爬出去，不然要被活埋了！”我说着爬出雪坑，他也跟着跳出雪坑，我们扑打着满身、满头的雪沫，在雪地上一起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爱一个人，真难！
回到俱乐部小屋，已是半夜两点半时分了。小屋冷得有零下十度，于廉从走廊上拖来一个大铁盆，把做画框剩下的杂木统统倒进去，点燃了火。火苗忽忽地蹿起来，小屋顿时变得又温暖又明亮。他冲了一杯上海麦乳精递给我：“喝一点，暖暖身子再回医院吧。我还要继续画画呢。”
我想起医院那同样零下十度、冰冷的女单身宿舍，真依恋这儿的火，这儿的温暖，还有他。我说：“我不走了，你画你的画，我给家里写信，很快就天亮了，我再回医院。”
他坐在画框前的木椅上，准备临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他说：“第一次遇见你，我们谈到死。对我来说，如果现在突然结束生命，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一幅绘画大师的原作。我多么想去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看看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和油画，多么想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去亲眼看看那里的无数收藏……这些对我来讲，可能一辈子只是梦想罢了。”
他不无感憾地叹了口气，便又沉浸在全力以赴的临摹中了。他在谈到“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梦想时，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令人神驰的光芒。
不知什么时候，我写完信，抬头一看，他已在火炉前的木椅上睡着了。天色熹微，我凝视着靠在桦木椅上那张沉睡的脸，柔和的火光洒在浓密的黑发上。我现在说不上来是否该用“温柔”，或是“生动”、“魅力”这些字眼，不过那天晚上，在燃烧着木柴劈叭声的炉火旁，我确实认为，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丽的脸。
我那时多么狂热地依恋着他，多么甘愿随他浪迹漂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或者就在脚下共享北大荒的山峦、流萤、春融、冬雪。我那一股久久压抑的青春激情被他的辉煌无比、天使一般的面容和高贵的气质引导着不断高涨、升腾……我站起身子，轻轻地走近他，在他的面前跪下。举手之间，我便能摘到爱情的甘果，只要我轻轻地吻一下他的前额，或者是捧起他的手，把它放在自己胸前，对他说“我爱你”，他就是我的了！
像以前多次发生的那样，我的情绪突然坠跌下来。我羞愧，我害怕。当一个人仍然被痛苦和渺茫压抑着的时候，他是不能去摘取那轻易而得的幸福之果的，安多纳德是对的。“她不会依附一个没有来由和没有前途的爱。”在这黑暗的山峦，痛苦和幸福的意义，究竟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眼里涌满了泪水。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终于悄悄地站起身，捡起他滑落在地上的旧大衣，轻轻地为他盖上，然后，我小心地打开木门，离开了那个晨曦中的小屋……
第二天，我休息。我没有去找他。
第三天，我在内科病房值白班。下午，我去X光室取一张病人的摄片单，在走廊上遇到内科徐主任，他正在同院长谈话。我向他们点头打了下招呼，便走进了X光室。
当我翻第二张X光片时，徐主任出现在我身后。
“小周，看什么片子？”
“３０２病床的。二尖瓣狭窄，肺水肿加心肌炎。”“是突发性克山病的那位女病人吗？”
“是的。我给她用了大量维生素C静脉注射，昨天已经神智清楚了。”
“这一年来你研究克山病心肌坏死很有成效，刚才院长还专门谈到你。说你是很有前途的内科心脏病医生。内科要扩大，打算专门开设一个心脏病房。你好好干，说不定那时能当上心脏科主任呢！”
“徐主任过奖了。”我一边看X光片，一边说。谁都知道我已经申请了几次请求调离回南方的报告，院长和科主任一概置之不理，当作没这回事儿。
徐主任拿过我手中的X光片，一边漫不经心地对着日光灯察看，一边对我说：“这鬼地方没假没节的，难怪人人都想往城里跑……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好吗？”
徐主任是１９６２年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生，四十多岁，爱人孩子都在哈尔滨。他业务还行，很受院长推崇，只是处世圆滑，为人过于精明，还有一股滑腻腻的、令人不舒服的味儿。出于礼貌，我没有拒绝他。
这儿没有酒馆，也没有饭店。徐主任不知从哪搞来了几听罐头，两瓶酒，放在他宿舍的方桌上。同来的还有院长，他带来了一饭盒香味扑鼻的狗肉。
院长是位６０岁的老人。早年曾经留学东京医学院，后来不知怎么落魄来到了北大荒。也许是岁月的蚀融和精神创伤，他总是醉醺醺的，大家背后叫他“二锅头院长”，或者干脆叫他“二锅头”。
“小周，喝吧。”徐主任递给我一杯烫温了的酒，“你毕业以后来医院一年多了，肯钻研，肯吃苦，干得不错。来，干一杯！”我不会喝酒，只佯做样子，抿了抿酒杯边缘。
“这鬼地方，冬天全靠酒暖身、壮筋骨。小周啊，你得学会喝酒啊！”徐主任说，一边不断地给院长斟酒。院长只对我说了一句：“留下来，好好干。”不一会儿就酩酊大醉了。徐主任也满脸通红得像猪肝，薄薄的眼皮耷拉着，里面不知是泪花，还是酒熏的蒸气，湿腻腻的半睁半闭。
我站起身说：“主任，我实在不会喝酒，我想回去了。”“别走，别走。”徐主任把酒杯塞给我，说：“小周，你可能近来也听到了不少议论。首先，全师都知道你这里最容易开病退证明，有人讲你是……引渡出关……哈哈！引渡！你懂吗？只有偷渡国境的才需要引渡……小心啊！别帮了别人，却毁了自己的前途！”徐主任说着，突然凑近我，从他那两个鼻孔中冒出来的酒精味直冲我来，令人不堪忍受。
“……我说，都走得差不多了，可那个画画的，你怎么不帮他也引渡一下，开个病退证明呢？”
他用这样的语气提起他，我嗔怒地放下杯子。
“俱乐部那个画画的，才貌出众一点不假。不过，他父亲是个畏罪自杀的右派，我看他咋干也没什么奔头。听说你常常往他那儿跑……”我转身要走，徐主任一把拉住我，说：“呵，别这样，我这人见多识广，把门关上画画裸体，或者琢磨一下什么线条，这都是艺术……只是别把人从画室带到床上，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妙龄姑娘……”
一个人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有人亵渎了你心中认为神圣的东西。所以，在那瞬间，在徐主任和喝得酩酊大醉的院长面前，我觉得我所做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从桌面上探过身子去，打了徐主任一个耳光，站起来，把台子掀翻在地，就回自己宿舍去了。
夜幕降临了，天边飘起纷纷扬扬的大雪。女宿舍里冻得要命，土暖气片早已结了冰，修理工一周前就讲要来修，却不见踪影。我双手抱着胳膊伫立在玻璃窗前，望着漫天的大雪，一种遭受侮辱的愤怒使我全身颤栗。眼泪不知不觉滴落下来。“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我对自己讲，“难道还有什么需要顾盼流连？还有什么需要犹豫的呢？你有什么理由，要和你所珍爱的东西失之交臂？……去对他说，对每一个人宣布：我爱他，是的，我是属于他的，我要永远和他在一起……”
两行泪水流淌在冰冷的面颊上，我向窗外望去，从医院的窗口是看不到俱乐部小屋的灯光的。这时我想，哪怕让我看到一点点小屋的灯光，即使是微弱的一闪现，也会给我受了伤的心灵带来多么大的慰藉！
我披上大衣，沿着两天前和于廉散步的小径，冒着风雪向俱乐部小屋走去。我几乎发疯似的奔跑起来。我这才意识到，我，是我，在追求他。几个月来，我最害怕的，就是被他拒绝。今晚，我要大胆地对他说，我爱他。即使我父母亲反对，即使要在北大荒一辈子，我也要跟他在一起。这是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我不能想象，没有他，我怎么生活下去？
我奔跑着，向着北大荒小屋的灯光——那令我魂牵梦萦的灯光奔去。灯光，还是这么炽明透亮。他一定在那里，一定在画架前画画！
我的心剧烈地跳着，气喘吁吁地推开小屋的木门，屋里竟空无一人！大铁盆的炭火快要熄灭了，几颗已烧焦的豆子在冒烟。我大声喊着：“于廉！……于廉！你在哪里？”
没有回音。
突然，我看到画架上那幅已经临摹完的油画《蒙娜丽莎》。右下角写着：
临摹于北大荒五师俱乐部
For Memorial of Z．L
Z．L是我的名字缩写！我的心怦然大动！注视着几乎逼真的《蒙娜丽莎》，她那入神的微笑和垂放着的十指，无论是艺术的完美，还是右下角题词所带来的激情，都使我激动不已。我在小桌前坐下，又遇到那本熟悉的、摊开着的日记本。我先翻了最后几天中的一篇，我想看看他是否也像我想他这么想我。有一篇全部是关于蒙娜丽莎：
“尚未有情的眼光是最苛求的，如果真是爱了，那爱的顾盼有宽容、溺爱。它将容忍我们的缺陷，慰藉我们的尚未坚强，扎裹我们的创伤，而尚未有爱的顾盼则毫无纵容的余地，它瞄准我们，对我们的要求绝对严、无限大。它在无穷远的距离，向我们盯视，召唤。我们只能是一个无穷极的追求，无休止的奔驰。
达·芬奇是置身于这眼光中的第一个。
把我们有限的存在拉长，变成无穷极的恋者、追求者、奔驰者，像落在太空里的人造卫星，在星际、星云之际，永远下行，死在尚未触到她的时分、在她的裙裾之前三步的距离里。”
我立即有了一种不幸的预感。
日记的最后一页有几行字：
“她是个很好、很聪明的女孩子。几个月来，从她的眼睛里，我已经明白了一切，我知道她将向我说什么……
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
我犹如被霹雳震撼了一下，呆呆地望着那“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清晰的字迹。只觉得头脑昏昏沉沉，脚下的薄冰在崩裂，整个身子在下沉、下沉……没有泪，没有期望，周围的一切变成了一个大空洞，我就这样呆呆地坐了１０分钟、２０分钟、３０分钟，他一直没有回来。
我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医院。
我病倒了，诊断是大叶性肺炎，躺了两个星期。于廉什么音讯都没有。两周后我痊愈上班时，院长宣布，把我调离到离师部医院五百华里以外、一个叫建边农场的小山庄卫生院去工作。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调回南方的希望是完全破灭了，而在那个无人知晓的偏僻的小山庄，又不知道要度过多少漫长的岁月。而这一切，都是由我那一记耳光直接造成的。离开五师医院去建边农场前，我决定向于廉告别。最后一次看到俱乐部小屋的灯光，我有一种锥心刺骨的疼痛。我终于体验到了“心如刀绞”一类词汇的分量。
小屋的木门是敞开着的，他还是不在。我问一个每天为俱乐部拉水的老人，才知道，就在那个夜晚，他被在哈尔滨省美协的林斌叫去了，省里让他俩合作一幅油画去参加全国美术展览。
而他给我留下的，就是最后那一篇日记。
骄傲的自尊和被拒绝的爱，都化作一股不可名状的羞惭和悲伤。当一个女人，不能获得她所心爱的男人的爱时，那种感觉不仅令人心碎，而且是撕裂神经的。那些天，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那是我一生中最寒冷的日子。白天下雪，傍晚下雪，深夜也下雪，终日大雪弥漫，昏昏沉沉。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不可自拔的无底深渊。离开师部医院那天，俱乐部的拉水老人，赶着一辆老破牛车送我上双山火车站。一路上牛车颠簸着，牛车轱辘辗轧着雪道，发出轧吱轧吱的、单调重复的声音。老人用鞭子轻轻地抽打着黑色的、瘦骨嶙峋的牛背，他叹了一口气说：“画画的那小子，也不打声招呼，就腾地一下去了哈尔滨。唉，你俩整天在一起，这么一走，能让人好受吗？”我抬眼望着老人那张布满皱纹的、善良的面庞，又低下头去，呆呆地望着牛车轧出的雪辙轨迹，那轧吱轧吱的轱辘轮仿佛慢慢地、沉重地从我的心头碾过，碾了一圈又一圈……我强忍住泪水，这时如果身边没有人，我多么想放声地在这雪地里大哭一场啊！坐在双山火车站候车室等车，处处弥漫着东北旱烟呛人的辛辣味和尿酸味、马粪牛粪味儿。眼看着其他知青（已经剩不多了）高高兴兴地登上南飞的列车，而我却孤独一人扛着行李包，去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既偏僻又遥远的建边农场。这未知的命运、渺茫的前途和绝望的爱折磨着我，我再也忍不住了，索性趴在行李包上，呜呜地痛哭起来。
于廉，为了你，我流了多少泪。而你一滴也没看见。我不会让你看见，因为这毕竟与你无关。我已经承认，是我在追求你。
等哭了一场醒来之后，不知怎么，反而感觉到轻松了不少。
到了建边农场，才知道这真的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被称为场部卫生院的土坯屋里，只有几间黑黝黝的房间，分别是门诊室、女宿舍、小药库和仓库。仓库同时也是手术室。卫生院的门框外悬挂着一条破毡毯，风卷着雪花一个劲地往里灌，地面上都是被踩得湿腻腻的雪水。走廊的水缸早已冻结上一层薄冰。这儿的设备无法和师部医院相比。也没有什么知青，病人全都是当地老乡。听人讲，有一次，一位老乡患了急性阑尾炎，当地的李大夫想发挥一下手艺，没往县医院送。卫生院的麻醉药不够用，李大夫硬是扎了几下针灸就下了刀。哪知开到一半，阑尾还没取出，病人就疼得哇哇大叫、不住地翻滚，急得李大夫一时没了主意，索性一跃身跳到手术台上，叉开双腿，骑坐在病人的上半身，紧压着病人的身子和四处乱抓的双手，令助手取出阑尾，匆匆地缝合。幸亏那个老乡命大，发了几天烧就恢复了。从那时起，李大夫的“武术”（不是手术）也出了名。
建边农场虽然荒凉，但却有一股荒凉之美，一种返璞归真的田园风光。每天傍晚，田间里响起农妇的唤鸡唤猪声，装运水的牛车的铃铛声，山间泥坯屋顶升起一缕缕白色炊烟。而这一切都笼罩在绯红的晚霞中，衬在到处是密密的白桦树、钻天杨的黛色青山下。这里没有师部医院的迂腐和沉闷气息，人们对我——一个单身的上海姑娘都充满了友好和好奇心。为了心境的安宁，也为了回避任何感情色彩的冲击，我告诉老乡我在上海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在他们的眼光中，我看到一种由衷的祝福。我常常在下班后独自漫步在森林中，回忆着童年时的幻想：森林中的小房子、小红帽。有时蹲在地上，看着两只松鼠打逗，有时步上高山，望着不远处的中苏边界。我觉得这儿——眼前的一切，就像一幅幅俄罗斯油画，像克里米亚黑海之畔的山峦，像高加索壮丽的早春……深夜，皎洁的月光照在平静的建边河面上，粼粼的水波闪耀着银光，一望便使人想起范仲淹的“长烟一空，皓月千里”的名句。大自然给我带来了无比慰藉，我也渐渐地爱上了这儿的老乡。他们常常在深夜策马来到卫生院，拼命地敲打着窗棂。我常常披衣而起，提着“李玉和”式煤油灯，跌跌撞撞地跟在老乡后面跑。这里一概不分什么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也不分医生护士，我什么病人都得看，也时常挽起袖子打静脉穿刺、挂吊瓶、扎小儿头皮针，给孕妇接产……
一年不觉过去了。生活在紧张的工作中，心胸逐渐充实起来。我仍然常常想到他，想到俱乐部的小屋和那些温馨的夜晚。我常问自己：我的未来呢？能永远呆在这里吗？难道像现在这样永远孤独下去吗？
１９７７年，大学恢复了高考制度、正式招生的消息终于吹到了这个北疆的小山庄。所有适龄青年，都有资格报考。而且这对我说来无疑是另一个重要的途径：如果能考取大学，回到大城市，那么也许我还来得及抓住已经在逐渐消逝的青春。我在一连熬了几个通宵、啃读了三角几何一大堆理科书籍后，便急不可待地去场部“报名”。当我踏着厚厚的积雪，好不容易走到离卫生院十里远的场部，一位穿黑棉袄的当地干部拱着手，打着典型的东北大官腔说：“你这工能（农）兵学员，毕业后回到北大荒，就该在这儿扎根一辈子，你懂吗？大学都上过了，还整个啥呀？”他拿起一支钢笔，以坚定不移的神情把我的名字从申请表格中划掉。天哪！我又一次尝到了那种孤独无助，一切道路都被堵塞了的滋味。当天黄昏，我就赶回到医院。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往回走。越想越委屈，眼泪不由得又夺眶而出。遇到这种事情，对一个女孩子来说，除了哭，还有什么办法呢？泪一颗颗地跌落在雪地上，化着一朵朵小雪花。我突然想起龚自珍的那句诗：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既然走不了，那么就让泪水——孤独的泪、伤心的泪，全化做北大荒的春泥吧！我干脆在雪地里放声大哭，边哭边走，任飞雪落进我张开的嘴里。反正这里是荒山，方圆几里地也没有人看见。哭着哭着，漫天的大雪突然停住了，远远近近的雪山雪原，又出现了那永远令人惊叹的黄昏景色：广漠的原野，如血的夕阳，绯红色的晚霞映照着无边无际的白雪，从云层中钻出的金光把云朵镶嵌成一片片金红的鳞絮。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呆呆地望着大自然的壮丽奇观，真想融身于天地之间，哪怕变成一片云。我想哭，也哭不出了。后来我想，干脆唱一支歌吧。于是不知怎么，我面对着美丽的黄昏景色唱起了小时候心爱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绿树红墙的北京，高楼耸立的上海，多么远呀！远得就像天边一片云，远得就像一个梦。而我身边，是实实在在的广漠原野和荒凉的山庄，是实实在在的建边老乡和病人。在病房里，还有一位心脏病患者在等我呢！
这位心脏病妇女是一天前从屯子里被家人背来的。她丈夫讲着口音浓重的山东话，用这里的话来说，他们叫山东盲流，盲目流动到东北来谋生的。两人破衣烂衫，穷得要命。那妇女不住地吐黄水，心律紊乱，心音微弱。我一看就知道又是“克山病”。这种叫“克山病”的心肌急性损坏症，在７０年代蔓延很广，夺去了许多中年妇女的生命。我在师部医院时，通过对病情的一系列摸索，决定大胆采用维生素C静脉注射，以缓解急性心肌坏死，果然很有效。在这建边农场，没有心电图，这里离县医院有好几百里，要翻几座山脉，就是连夜赶到，病人的生命也难保住。因此，只能靠我不断地将听诊器放在病人胸前，一边观察心律波动，一边决定用药。尽管那个妇女很脏，甚至有好几只虱子在她的破旧棉袄中爬进爬出，但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抢救回她的生命。从场部大哭一场后回到医院，我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抢救，一连几夜没睡觉，守在那兼作仓库和手术室、现在又临时改为急救病房的小屋里，日日夜夜地监护着病人，间歇注射维生素C和其它抗心力衰竭的药物。经过两周的抢救，病人终于出现了正常的心律，水肿消退。当她丈夫拉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来接母亲回家时，病人流着泪，紧紧地拉住我的手久久地不放……望着这一家五口逐渐远去的身影，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有一次，县放映队到山庄来放电影，放的是苏联电影故事片《山村女教师》，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好的电影之一。影片中俄罗斯大地那和煦的风，哗啦啦的白杨树，孩子们在金色的阳光下高声背诵着普希金的诗，走向考场，那山村女教师的美丽、善良，对孩子们真挚的爱和谆谆的教导……我深深地被这部电影迷住了。没想到第二天，许多到卫生院来“串门”的老乡们说：“你就像乡村女教师呀！”有一次，我巡诊回来，一个孩子在田地里竟模仿着电影中的口气，大声叫我：“瓦里瓦拉·瓦西里耶夫娜！”
人的热力，是能够点燃世界上任何一个冰冷的角落的。冬去春来，我宿舍的窗台上常常出现一把大葱，一包新鲜猪肉，或者是一小篮鸡蛋。都不知道是谁送的。
整整两年之后，我终于收到了上海市政府发来的根据知青新政策调回上海的通知。当我临登上开往嫩江的大卡车时，一位老乡跌跌撞撞地跑到我面前，递上他家刚刚烙出的、滚烫的葱油饼……我又一次热泪盈眶了。
再见了，荒凉而美丽的建边！再见了，贫穷而淳朴的建边老乡！
回上海路过哈尔滨，我决定去看一看于廉。在建边的许多日日夜夜，我常想起他。有时夜半梦醒，他仿佛又站在我的面前画画，他最后一页日记中所写的“那是不可能的事，绝对不可能的”这句话，曾反复多次地折磨着我。这时痛苦已经减小了——时间是能使世界上一切痛苦减轻的——剩下的只是思维中的困惑。凭良心讲，如果当时他从我眼睛中清楚地看出了那种含意，那么我从他的眼睛——那双深邃而又明亮的眼睛中——所看到的，难道不是同样的东西吗？在小屋中的炉火前，他拉起我的瞬间，还有在雪夜散步时突然陷落到大雪坑中那近得闻得到双方呼吸的时刻，他那双眼睛里，不是明显地充满着爱慕和那种荡人心魄的万种柔情吗？他究竟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早就隐约听说于廉已从五师调到了黑龙江省美术协会，和林斌在一起。我就先写了一封信给林斌，让他转交给于廉，告诉他我回上海的途中想停留哈尔滨看看他。不久后收到了一封简短的回信。一看到那熟悉、秀气而遒劲的笔迹，我的心禁不住怦跳起来。他在信中祝贺我终于返回上海父母身边，并且告诉我他在南岗区的一个地址。说他很忙，我下了火车可以直接按这个地址找他。他说他很想见到我，好好聊聊。
到哈尔滨下了火车后，我很快地按信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地方。像哈尔滨南岗区的许多白俄时期的建筑一样，这是一所陈旧的、石灰剥落的俄罗斯式小洋房。墙上也像每条街所见到的一样，刷着许多大标语，只是那些标语已被雨水和冬日的雪水洗刷得只剩下斑斑痕迹。我按了电铃，紧张地期待着，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孩子出来开了门，她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就是周励吧？请进来吧！”我跟着女孩走进门厅，悄悄地四下环视：这里不像房外所见的那样陈旧和零乱，从走廊到内室都布置得很优雅，房间宽敞而明亮，阳光从落地玻璃窗射进，照着墙上的一幅字画：“宁静致远”。而走廊的另一头，居然有个摆着一架大三角钢琴的客厅！我去过兵团不少哈尔滨知青的家庭，都是低矮小屋一铺大炕，没想到哈尔滨还有如此儒雅相宜的所在！我又端详了一下那位老是盯住我看的、微笑的姑娘，她看上去比我要小三四岁，细细的、秀气的眼睛，剪短的头发，面色有些苍白，是那种一眼望去十分文雅的女孩。她把我引入内室，我一眼看到那里有一幅画架。她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说：“于廉上午去省美协画室了，他给你留了张条子。”我接过条子一看，上面写着“先休息一下，下午３点到湖滨２号码头找我，于廉。”“美协离湖滨很近，你知道怎么走吗？”她很热情地问我，一边取出一份哈尔滨市区地图摊在我面前。“你叫什么名字？”
“邵莉，我也是从兵团返城的。”
邵莉，周励，我们的名字发音倒很相近。于是，我很快地，今后也便永久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你也画油画？”
“刚刚开始学……”邵莉眼睛里突然露出一道羞涩的光芒，“于廉在教我呢！”
然后，她又马上问我：“你和于廉很熟？是不是？他常常提到你，你回上海打算干什么？还当医生吗？”没等我回答，她又是一个问题，“听说你很喜欢于廉的油画，我也很喜欢他的油画，你们上海人真聪明……你说，上海美术家协会会不会来调他回去呢？”邵莉眼里又流露出一股焦虑不安的神情。
我只好告诉她，我已经有两年没见到他了。对他的情况远不如她知道得多。我隐隐感觉到，不，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她，这个叫邵莉的女孩，在追求于廉。和我当初一样，她也深深地被他的气质和神采所迷住，那一声声“于廉”、“于廉”，都在告诉我，她已不能从青春女性的爱慕之情中自拔了。何况，她比我小。
下午３点，我在湖滨码头看到了于廉，他站在那儿等我，好像已经来了很久，当他看到我，大叫了一声“周励！”，向我快步走来。他穿着一件咖啡奶油色茄克衫，雪白的衬领翻在外面，上面仍有几片颜料的痕迹。他的头发还是那么乌黑浓密，随风扬起，面庞依然那么白皙细腻，那双被长长的睫毛掩盖着的深邃的眼睛，依然是那么明亮，显示出一种人品非凡的高贵气质。每次见到他，我都觉得任何形容词都显得软弱无力。我默默地望着他，他也默默地望着我，我们就这样呆呆地伫立相视了几分钟。然后他说：“我们到太阳岛去划船好吗？哈尔滨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
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正像以后一首歌中唱的：
“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
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
带着垂钓的鱼竿，
带着露营的篷帐。
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来到美国后，我去过许多世界著名的海滩度假：长岛的约翰斯海滩，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海滩，夏威夷的瓦克柯海滩以及西欧瑞士的日内瓦湖畔、琉森湖畔……海滩上是豪华的白色私人游艇和五颜六色的帆船，沙滩上处处躺着抹着海滩油、把皮肤晒成橄榄色的白人大腿，几乎透明的比基尼，披散着的金长发，胸罩、大墨镜、太阳伞。天上，直升飞机隆隆地来回巡逻，地上，穿着雪白制服、托着香槟、鳕鱼、杜松子酒的侍应生匆匆地往返侍候。但是，这一切都比不上太阳岛。
我并不是指海滩的美丽而言。美国和西欧的海滩是十分美丽而又昂贵的，每小时的花费都是上百美元以上。我是指感觉上，没有什么地方，比我在太阳岛所见的更亲切、更令人舒畅的了。正如一个闯关东的山东大汉，觉得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沂蒙山下清河中的水更甜，更熨帖人心的了。
那天的太阳岛上，花团锦簇，游人如织。有带着洗澡的小木盆来给孙子嬉水的老爷爷，也有背着一个个大橡皮囊，囊内盛满啤酒，一面划船，一面豪饮的小伙子，不时看到穿着红色泳衣的姑娘跃入水中的健美身影。岛上岸边，处处是笑声——那种朴实无华的、无忧无虑的、普通善良的哈尔滨人的笑声。而我和于廉，就在这周围一片欢乐的喧笑中，慢慢地划着小舟，任小船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漂移……
“在师部时听说，你在建边农场干得不错，是吗？”于廉问。“那里的老乡很好，地方也很美……比在师部医院有意思。”我说。
“我一直觉得，你会有这一天，你会回上海的。”于廉说，“祝福你。”
我沉默了许久，低着头。我突然问他：
“于廉，我想问你一下，这两年来，我一直无法找到答案。”他的脸一下子红了，眼睛敏感地低垂下去。
“你去哈尔滨那天夜里，放在小屋桌上的日记本，我看了，请原谅。你是翻开来让我看的，因为你知道我会随时随地冲到你面前，对你讲那句话。你说你从我眼睛里，早已明白了我要说的那句话。但，‘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几乎低声地叫起来，锥心刺骨的剧痛又包围了我。我想起了孤零零地蜷缩在双山火车站的那一夜，想起多多少少个不眠之夜的爱的折磨，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周励！你不要哭！”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颤抖地摇着。“你会觉得我冷漠无情！你会怨我走时连告别一下都没有！可是，我也在斗争着，我也在被折磨着，你懂吗？……在火炉前，我把你拉起来的那一刻，在雪坑里，我们几乎是双双要拥抱在一起的瞬间，我看出你在犹豫！你在感情和理智之间挣扎着，你以为我就看不出来吗？有一次，你和我讨论《约翰·克利斯朵夫》，你说：‘安多纳德是对的，她不会依附一个没有来由的爱，不会接受一个没有前途的吻。’我把这句话想了上百遍！每次见到你，我都担心自己是否会把握不住，于是我拼命地画画，思维想着你，眼睛在画布上，你以为我不痛苦吗？我也是一个需要爱、渴望温柔的男人啊！……”
“那你为什么？”我触着他的指头，心头引起一阵阵颤栗。他抽出自己的手，夕阳的余辉在他的眼里洒上一层肃穆和庄重的色彩，他的语气仿佛是在宣判一项不可避免的死刑：“我们出身太悬殊，而且，和一个没有着落的艺术家一起生活，是一件很苦的事。也许命运一开始就注定，我们只能做好朋友的。”
我盯着他那黯然的眼睛：“于廉，你好为别人着想！我不怕吃苦！建边农场那么苦，我不是也过来了吗？”
“那是不一样的。在建边，你或许是靠着热情和幻想来过日子的。而结婚成家，则会面临实实在在的琐事。你走后，我曾经多次打听你的下落，打听关于你的消息，也有几次提起了笔，想给你写信，但我怕伤你的心。我们之间，除了出身太悬殊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可能属于那种根本不应该把一个女人的命运和自身连在一起的男人。”
我疑惑地看着他。
“你看过好莱坞明星琼·考佛蒂主演的《碧海情怨》这部电影吗？女主角有一句话：‘自杀的办法有三百种，和艺术家结婚是其中一种。’不少大画家，像毕加索、梵高，像罗丹，他们的爱情或婚姻的结局都是很悲惨的。更确切地讲，是画家害了那些曾经痴迷地爱着他们的女人。”
“可是，那个叫邵莉的女孩子，看起来对你很有好感，她是谁？是你的女朋友吗？”
“目前只能说是朋友，”于廉将木桨划动得更快些，穿过了一座绿色雕花的木桥，一边思索着，一边说，“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子，有理想，喜欢幻想。和你一样，她也很真挚。不过，有一点她倒很像我，她也常常有忧郁的时候。”
“为什么？”我问，“她的家庭，看上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呢，和普通的哈尔滨市民根本不一样。”
“邵莉的父亲是黑龙江省歌剧院院长，母亲是歌剧院的编剧。但在１９５７年都被打成了右派。她姐姐也在歌剧院，是唱女高音的。姐夫和我一起在美协工作，不过姐夫也是个摘帽右派。这是个右派之家，和我的背景倒相似。”于廉自嘲地说，“邵莉的舅公，是编写了《雷雨》的曹禺先生，她还有不少亲戚在香港电影界，很活跃。她姐夫把我介绍给她，让我教她画画。他们全家人对我都很好。现在，姐姐和姐夫又极力促成我和她的事。我很矛盾，很困惑。在她的家里，我是感到很温暖的。他们直言不讳地同情我父亲，他们憎恨人整人的、荒谬又残酷的政治运动。但，对邵莉这个女孩子的热情，我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对女孩子的感情，就像那时对你一样，这种沉重的责任感，使我不敢超越雷池半步。我多次问自己：我能给她带来欢乐吗？她能在我身上，得到她所期望的吗？”于廉抬起头，凝视着我说，“两年前，在北大荒那个小屋里，我也多次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可是现在，我还不能马上找到答案。”
“于廉！难道你要做一个殉道者吗？你都快３０岁了！……”他那种深沉的含蓄，这时不仅没有使我叹服，反而引起我的愤慨，“你不能爱我，那么就爱她吧！不要再去碾碎另一个女孩子的心！难道为你吃苦的女孩子还不够吗？”我讲的吃苦，当然是指感情上的苦：苦思，苦等，苦恋。我是希望邵莉再也不要经历我所经历过的可怕的一切。
夕阳的余辉染红了地平线，云朵镶上金色和紫色的饰边，幕霭柔和而宁静，乡愁如水，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太阳岛的黄昏是迷人的，一切相逢的喜悦和离别的怅惘，都和着烟霞轻抹的黄昏，洒在这处处浮光耀金、烟波氤氲的太阳岛上了。小船轻轻地随风漂荡。我们并肩坐着，白鸥飞绕在头顶，远处传来在岛上露营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的歌声。我们距离得这么近，但仿佛又隔着千山万水。我知道，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我们是只能做好朋友的。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回到上海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市外贸局当医生。整天与奔忙于世界各国各地的外销员打交道，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对“对外贸易”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北京的信，打开一看，竟是于廉写来的。他告诉我，他已考取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他还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他的画《枫》在全国美术展览会上，评上了一等奖！他还在信中附上了《枫》的照片。我将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紧紧地捧在胸前，我为他骄傲，我也为自己骄傲：我为之付出了青春代价的于廉，终于发出了耀眼的光芒！而这一道光芒，是我早在北大荒的小木屋，在炉火燃烧的画架前，就看到了！我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并且给他寄去了我根据北大荒兵团生活的回忆，在业余时间写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又过了很长时间，大约有一年，他给我回了信。他讲了他仔细地阅读了我的电影文学剧本手稿，觉得像闻到了一股北大荒土地的气息。但他对我的人物塑造提出了许多看法，说我把人物写得太理想化了，“由各种不同的个性和品质糅合在一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末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他和邵莉结婚了。像上封信一样，他附来一张照片，穿着时髦新潮的邵莉在一个装饰华丽的门厅内的摄像。她还是和过去一样，只是那张原来略显苍白的脸上，抹了脂粉，使她看上去生动了一些。“邵莉去香港了，这是她在香港叔父家的留影。”他在照片背后写着。信中他告诉我，他是在度完蜜月的最后一天，送邵莉去香港的。至于他，现在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等拿到硕士学位后，他会去香港和邵莉团聚。“但是还很难说清楚批得下来还是批不下来，政府对去香港的签证一直控制很严。况且邵莉自己又没有身份，只是短暂的探亲而已。”
这是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
１９８５年８月，我离开上海去美国。在申请念美国大学研究生时，我变换了自己的专业——我要求学习商业管理和国际贸易。
在上海淮海中路美国驻沪总领馆签证处的小窗口，那个身材高大、金黄色的头发梳得光光滑滑的美国领事，瞪着一双疑惑的蓝眼睛问我：“你读过医学院，写过论文，你是医生，为什么要改行？”第一次我回答不出来，于是签证被拒绝了。一个月后，美国总领事馆又来信让我去面试签证。我坦然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于是签证被立即批准了。
谈到弃医改行，实际上理由很简单：就像一个人在屋里坐久了，想出门到外面去呼一下新鲜空气一样。而我在医学这个屋子里已经坐了整整十年。医学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尤其崇高和不易的是，它要求牺牲人的一切快乐。十年来，当我和我的心脏病人、癌症病人、晚期肺心病人、克山病人和一切内科疾病病人打交道时，我是绝对快乐不起来的。在我心头上压着的，是那些病人的生命，是他们一阵阵的呻吟，即使在治疗之后把他们从死神翅膀之下抢救回人间，也还担心着下一次病变，提心吊胆地害怕死神翅膀的黑影再次压来……最难以忍受的是送治疗无效的临终病人去上帝那儿的时刻，他们的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我要活，我要活！去上帝那里还太早！”可我却做不到。每一个病人的死亡，都会使我几天无法进食和入眠，常常在梦中被呼天抢地的家属哭声惊醒。这时，我心中充满了内疚感、罪恶感，和对死者那种无法分割的痛惜。
我的心肠太软。
不少美国医生从病人那里赚取的是钱。我从病人那里赚取的是焦虑、内疚和罪恶感。当然，也有欣慰。
更实际地说，即使我愿意在医学领域继续深造，美国医学院惊人昂贵的学费也会让我望而却步，更何况美国医学院只收绿卡居住者和美国公民，对外国人则只收交流访问学者。我这个两手空空来美国的自费留学生，根本不可能走进医学院的大门。我开辟了一个对我来说完全新的领域：商业国际贸易。我相信，和在医学上一样，我绝对得不了诺贝尔奖，但我也不会干得差劲。
在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我一边打工一边读商业管理课程。在学校里，我认识了刚从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取得数学博士学位的麦克·伏赫勒。他是个身材高大，很有幽默感、蓝眼睛的欧洲小伙子。我是专门着眼于男子的智力和气质来爱的，当然，形象和谈吐可以让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否具备才华。我们结了婚。
现在，我已经经营着自己的JME国际贸易公司。１９８７年注册成立公司时，麦克建议以我们两人英文名字Julia Michael Eochler的字首为公司名称。于是，我们在报上登了JME公司成立的大幅广告。麦克挂着总裁的职称，实际上他完全专注于他的新领域——电脑软件设计之中。他在一个华尔街公司领导一个部门。JME公司的业务全部由我承揽。我奔走于美国各公司、各州进口商、中国广交会和欧洲各国之间。我们的JME公司在几年中已经小有名气。我也常常出入美国各种高级社交场合，周旋于社会名流、巨商富贾之中。有一次，在纽约著名的公园大道参加完一个宴会回来，我走在４６街和百老汇交口处，想叫一辆计程车。突然，有一个人从身后叫住了我，用带着北京口音的中国话说：“小姐，请停步！小姐，画一张画吧，画得不好不要钱。”我回头一看，是一个面色清瘦憔悴的青年，手中拿着一支用做写生的炭笔，带着请求的眼神望着我。我再往四周一看，在他身后竟有六七个画家，带着折叠的小凳子和画架，在街头招揽行人卖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