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很冷，纽约的秋末，风像刀子般地刮。那个拉我画画的青年——看上去和我年龄相似，穿着一件大陆制的薄衫，头发在寒风中抖动着，内衣领上也有几道颜料蹭上的明显痕迹。我想起于廉。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我为自己的貂皮大衣和珠光宝气的宴会礼服深感不安。我立即答应说：“好吧，就在这儿画吗？”
“就在这儿画！”他突然变得像孩子般的高兴，指着街头一排生锈的铁制折叠椅，叫我坐下。他又摊开自己的小折叠凳坐下，把画架往双腿上一架，叫我往右侧看，头不要动，于是便忽而看我，忽而看纸地刷刷画起来。看起来他并不愿意多说话，只是专心地画着。由于我的头必须固定在右侧，正好是那一排空铁椅的方向，在我面前展现了一幅图画：那五六个还没有拉到客人的画家们，各自夹着画夹，四处走动顾盼，只要一个人路过，就纷纷涌上去，有时是三四个围着一个人讨价还价；有时是一人跟一个。有一个穿着牛仔茄克衫的青年追着一位美国妇人出了两个街口，那位美国妇人一开始微笑着摆着手，但后来听到那个中国青年飞快地把２５美元降到２０美元，又降到１５美元。明白这似乎非拉不可时，那妇人便露出睥睨不屑的神情说了声“Sorry”（对不起），挥手叫了辆计程车钻进去逃走了。街头的风刮得很猛，好不容易又有两人拉到了客，我边上多了两个人，脸也向右看。使我刚才那种独自在街头展览的尴尬不安稍稍平定了些。我禁不住问为我画画的青年：
“听你口音是北京人，你来美国几年了？”
“来四年了。”
来四年了！比我来美国时间还要长！
“你天天到这儿来画画吗？”
“天天来，白天读书，晚上到街上卖画。唉！四年了！不这么干拿什么交学费？喝西北风？”
“那像你这样干一天，又能挣多少钱呢？”我心里充满同情，毕竟我也是靠给餐馆洗碗，给美国人带孩子过来的。“遇到天气好，行人多，特别是旅游旺季，一夜可以挣六七十元以上，但碰到今天这种倒霉的刮刀子风，三四十元也挣不到……不管怎么说，总比去餐馆洗碗好，自己的专业总是在手里……”
“你在国内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问。
“中央美术学院。”他仍匆匆地画着，不经意地说。“中央美术学院？”我一听又惊又喜，顿时对他产生一片敬意，“那你认识一个叫于廉的吗？”
“认识，我们是一个系的，同届毕业。”
“他在哪儿？”我急促地问着。真没有想到在纽约街头会碰上于廉的同学！
“毕业之后，他又分回黑龙江了。”
“黑龙江？他不是要到香港去和他太太团聚吗？”
“听说他申请了几次都没被批准，后来他主动要求回哈尔滨，他太太的家在哈尔滨。”
“那么他现在还在黑龙江省美协？”
“不知道，都分开这么多年了，怎么？你认识他吗？你可以写信到黑龙江省去问问，他是挺有才气的，几次画展都得到奖，你不难找到他。”
说着，他把一幅人物素描从双膝的画板上抽出来，递到我面前，果然像我！还来不及听我的赞叹，他又匆匆地不带任何表情，像背书似的说：“如果要裱，加１５元；纸制画框加２０元；木制画框加３０元。”说着从小木凳下抽出三副东西，要我挑一副，我选了副白色纸制画框，刚给他付了钱，突然见他惊慌夫色，拎起画框和小木凳，叫了声：“警察来了！”便和其他几个画画的一起如惊弓之鸟四下逃散，一会儿便无影无踪了。
闪着刺眼的白红两色灯的蓝色警车在街口上停了下来，警车中跳出一个身材肥胖高大的黑人女警察。她走到我面前，斜睨了一下我手中的肖像，指着那排空铁皮椅说：
“It’s illegal！”（这是不合法的！）我立即问：“Why？They are justpainter！”（为什么？他们只是画家而已！）
那女警察用恶狠狠的口气说：“No！他们是小贩！小贩！你懂吗？小贩要向政府注册，要交销售税！他们在违反美国法律！警察局已经惩罚他们好几次了，可是这些中国人，不知羞耻！”对一个黑人的谩骂——不论是警察，或不是警察——我的脸“刷”地一下子红起来，一种民族尊严的受辱使我愤慨万分，我大声地反驳：“你们那些贩毒的、抢劫的、杀人的、强暴的黑人不都犯法吗？你怎么不管他们？不惩罚他们呢？……这些画家，只是为了交学费，为了生活，他们靠手上一支笔挣钱，总没有伤害任何人吧！”
“他们逃税！……逃税！”那女警察的眼睛瞪出来，粗声地吼着。
“什么逃税？”我大声叫道，“他们是签证的留学生，不是本地居民，他们连一张交税的工卡也没有，你让他们怎么注册？怎么交税！”
那个女警察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得狠狠地把那六七个铁皮折叠椅收起，扔进警车后座，然后呼拉着刺耳的鸣笛走了。那天夜里，我一夜没入眠，对美国法律专治好人不治坏人，我早有怒气，但更重要的是，在那个脸色苍白而又毫无表情的画画青年身上，我似乎隐约地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于廉的影子。他们曾经是同窗，而今那个北京画家的命运，竟是这样。于廉呢？他在哪里？毕业这么多年，他有没有在“出国潮”中出国了？他会在美国吗？他的命运又如何呢？我决定寻找于廉。
我先给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写了封信，信不久被退回来了。邮件盖了一个图章：“查无此人。”我又给中央美术学院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打听于廉的去向，竟然三个月也没回信，是不是因为寄往美国的邮资太贵，没有必要为我这个不相干的人回信？我纳闷不解。
１９８８年，美国石油企业家海夫纳先生在纽约举办了首届《中国现代油画展》，消息发布轰动一时。在纽约的海外电视台罗总裁打电话来，让我去做开幕式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因我和罗先生曾合作过一年，罗先生也是靳羽西的导师，为人诚恳热心，我便一口答应了。那天，我放下一办公桌的商业贸易业务，去曼哈顿７２街一幢由海夫纳先生为办画展租下来的洋楼，刚进展览大厅，就碰上了二十几年前红卫兵大串联时认识的艾轩。
“艾轩！”我惊喜地叫着，二十多年，真是弹指一挥间！“哎！是你呀！周励！你怎么也在纽约？”艾轩也一眼认出了我，高兴地大叫着。那天的开幕式，美国名流都来了。电视主播芭芭拉·瓦尔特斯，还有歌星约翰·丹佛。觥筹交错，一片珠光宝气。海夫纳希望美国的名流和百万富翁，能够慷慨解囊，高价购买他从中国一手“办”来的油画，而对我来讲，在按程序主持了电视访问后，就是和艾轩大聊，我们分别的时间太长了！
艾轩那幅《西藏女孩》，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上以醒目位置刊登出来。我主持的“中国油画展”电视节目开幕式，也被中国中央电视台立即全部转播了。我真希望于廉——如果他还在中国的话——能看到这个长达几十分钟的节目！可他为什么没有来？陈逸飞、刘红年、王沂东、王怀庆、李丹心……他们的画都挂在大厅里，镶在名贵装潢的框架中，我一幅幅地留意着，却没有于廉的作品。
画展闭幕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去了艾轩在纽约的“家”——位于昆市的一个贫民区。这时，艾轩已不是像在展览会上那么西装革履，全身发亮了。他邋遢地披着一件沾满颜料斑迹的黑外衣，把我请到屋内。我大吃一惊，房屋又小又暗，像一个多年无人问津的小仓库，室内零乱不堪，玻璃窗破了一大半，用纸糊着不见亮光。这样的房子，不要说在美国，就是在上海也不太会找到！在这个四平方米的地上，堆满着轰动了纽约画界的青年油画家艾轩那些正在创作之中的油画精品！
“海夫纳是条狼，”艾轩对我说，“他用我们的画大把赚钱，只付给我们一点点可怜的数目。在北京时不知道，只想来美国总是好事，就什么都答应了。哪想到像杨白劳画押一样，现在得不停地为他画，为他挣，你说混帐不混帐？”
和艾轩挤在一个小屋的王沂东也讲：“开幕式上我得意忘形了一阵，想这么多美国名流都看上了我们的画，在美国可以风光风光了！没想到第二天就住到这个鬼地方来，真像个流浪汉，要什么没什么！”王沂东是出身山东的一个杰出的画家，《纽约时报》以显著位置介绍了他。他说着，打开冰箱，“听说你和艾轩是老朋友，我烧条豆腐鱼，献献手艺吧！”
艾轩叫着：“这几天，天天吃沂东烧的豆腐鱼，只可惜是冻豆腐冻鱼，没在国内那么好吃！”
我说：“艾轩，你还记得红卫兵大串联那会儿，你逼我们表演节目，才肯送给我们一点儿画？后来我朗诵了一首艾青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你听完后说，那是我父亲写的诗，他正隔离审查呢，然后我们几个小女孩万分感动地烧了一碗糖醋黄鱼请你吃？”
艾轩说：“记得记得！杨鲁华呢？周锋呢？熊晓群呢？那些上海的小红卫兵们都在哪里？”
我忙回答：“她们都还在上海，都成家了。”然后我说，“艾轩，你认识于廉吗？”
“当然认识！他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才子呢！”
“他在哪里？……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只听说他曾经在深圳和太太邵莉一起住了一阵，后来邵莉回了香港，不久后又去了法国留学，而于廉始终没法拿到签证，还留在国内，可能又回黑龙江去了吧！”又是黑龙江！我叹了口气，为什么线索一到黑龙江就断了呢？
我又到了刘红年在纽约的“家”，同样是昆市住宅低廉的贫民区，同样是窄小、零乱，除了放张床外，只够放下几个画架。刘红年的油画《当我们年轻时》，描绘了北大荒的一铺大炕上知识青年的各种姿态。其中一个青年还自得其乐地往烧开的水中打了一只鸡蛋。这幅画曾震撼过一代知青的心灵。在全国美术展览上得了大奖。他也是“文革”串连中自称的“大哥哥”和我认识的。现在我们又串连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纽约来了。他的生活看上去很清苦，虽然由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得到的深刻造诣和才能，使他的画已被曼哈顿５７街的一家画廊所接纳，但出售率很低，远远不能和极少数运气好的中国画家相比。他节衣缩食，还要资助接济在北京病卧在医院的妻子和五岁的女儿，常常陷入“断炊”之忧虑中。我把他的情况和我的担保人讲了，我的担保人维廉·柯比先生很有钱，也很爱好艺术，他希望自己哪一天也能在佛罗里达州办一个中国油画画廊，于是他让我转告刘红年，以每一个月一千三百美元的固定工资，收购刘红年所画的任何油画。有了这笔固定收入，搬去刘红年心上的一大块石头。纽约画廊需要时，他为画廊画；而画廊没有“任务”时，他为佛州柯比先生画。由于柯比先生生性善良，又很惜才，对画的大小尺寸、题材内容从不挑剔，在没有人买的前提下一律先收进他的画。并且还用飞机把刘红年接到佛罗里达州兜风游览，他们俩渐渐成了忘年之交。
刘红年为我四处打听于廉的去向和下落。有一次他打电话告诉我：“周励，有消息了！有消息了！”
“快，有什么消息！快讲！”
“于廉到日本去了。”
于是，在我的脑海中，邵莉在法国，于廉去日本。他俩为什么不去一个国家呢？于廉在日本，在东京呢？还是大阪？地址在哪里？
我继续寻找于廉。在寻找过程中，既有对一个老友的关怀和思念，也有对青春时期一段感情经历的深深怀念。看到电视上纽约市政府在中学里普遍发放避孕套的决定，在纽约地铁里，看到那些号召青少年用避孕套寻乐发泄的官方广告，这里是性的泛滥伴随着精神空虚、智力低下、物质欲、占有欲无穷无止的海洋。比起北大荒小屋里的缱绻的柔情和理性的抉择，那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探求精神和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是那些滥用避孕套，在滚石乐中扭摆狂叫，用熏灰的手指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着、贪婪无厌地抽吸着毒品，喷吐出一圈圈烟雾，和以能用针头往静脉里注射昂贵的上等可卡因为自豪的美国青年所根本无法理解，也根本无法比拟的。想想在６０年代，还有好莱坞明星简·方达头戴北越钢盔在河内公开阻止美军狂轰滥炸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剩下的只有毒品、酗酒、醉生梦死和对物质无止境的追求了。１９８９年，当一部名为《性·谎言·录影带》的电影风靡美国的时候，有位年迈的评论家说：这部电影的名称，就足够概括美国当今失落的一代人。
什么是毒品？什么是同性恋？我不知道。在这些方面，我属美国的无知无识者。
于廉，你在哪里？
我又找李丹心询问于廉的消息。我是在刘红年的画展上遇到李丹心的。我的担保人也特地从佛罗里达州赶到纽约参加刘红年的画展。可惜，几十幅油画只卖出四五幅。画廊取去５０％利润后，到刘红年手中的只有几千元。这样的画展每年只办一次，根本不够维持在纽约一年的生活开销及购买昂贵的画布、颜料等绘画材料。幸亏有柯比先生的“固定工资”，所以刘红年的心情好多了，否则也只有一个方法——架着小木凳到街上卖写生画了。
李丹心正处于情绪的极度低落和内心的苦闷之中。这个以《西藏组画》而享誉中国美术界的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现在竟连一张画也卖不出去！生活已经到了极度穷困的地步，他的妻子和女儿均在北京，对家人的思念和那种摆脱不了的孤独感、失落感，使他感到已经走到了生活的尽头。他对我说，他的神经快要崩溃了。
在油画展大厅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立即把他也介绍给我那正坐着轮椅、一张张欣赏刘红年油画的担保人柯比。柯比这个善良的美国老人，深表同情，请李丹心一起到咖啡厅好好聊聊。
“我觉得自己完蛋了，”在咖啡厅里，这位曾经由于国内报告文学《妙笔丹青》而一时风靡全国的青年油画家用手使劲地抓着脑袋，痛苦地说，“什么也画不出了！既卖不出！也画不出！……我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到餐馆端盘子也可以，总比死不死活不活地什么也干不成好！……我再也不想画了！有时候，我简直想一死了之！活着太困难了！”
我听了既吃惊，又难过，一句句地翻译给柯比先生听。李丹心在国内是较早出国的一批画家，很多人羡慕他的才能和运气。可谁又会想到，他在咖啡厅中这一番撕裂肺腑的痛苦呻吟？
柯比先生说，“我到你家去看看吧！”
当天夜里，我推着担保人的轮椅（他的双腿已瘫痪），到了李丹心家。同样在昆市区一所价格低廉的小屋内，比刘红年和艾轩的地方稍稍大一些，一房一厅，但同样是很狭小，光线黑暗，床上、地上、墙角、桌下到处都堆着他画的那些卖不出去的油画。
“把这些全收拾起来吧！……你开个价钱，我全部买了。”担保人柯比先生说。
“我……”李丹心却惊讶地瞪大着眼睛，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不要放弃！小伙子！”柯比先生说，“我是为了让你不放弃油画，才买下这些画的。美国不像中国，在中国，也许油画是你的爱好，或你有天才可以任意发挥。在美国，任何一种爱好或者特长，都只是你的谋生手段而已。不要放弃，不要去餐馆打工，听我的话，也许这段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之后，你就会成功的。”
就这样，李丹心意外地得到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他没有放弃，至今还在作画。（艾轩、王沂东、王怀庆都已回国，并在国内外画坛继续获得成功。）
有一天，李丹心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于廉和邵莉离婚了！”“为什么？他们为什么离婚？”我又惊讶又悲伤。难道世界上竟没有持久的、永恒的爱情吗？
“据说是邵莉在法国提出离婚的，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两地生活，对她来讲，可能太吃力、也太寂寞了……听说于廉马上接受离婚，他还在日本。”
“他在日本怎么样？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不太清楚，”李丹心说，“有一个日本来的朋友告诉我，于廉曾举办过一次画展，但是没有成功。”
我继续寻找于廉。１９８９年我回国时路经日本东京，听说新宿有一家中国画馆，常举办中国大陆画家的画展。我匆匆地登上电气火车来到新宿。近年来，新宿以声色犬马闻名于世，其知名度已经超过东京的银座和纽约的百老汇。这里灯火辉煌，钟鼓齐鸣，喧哗纷乱的夜总会沉浸在一片醉生梦死的享乐之中。一幢幢摩天大楼中红灯摇曳，烈酒喷溢，来自世界各地的绅士贵人们，都在这里纵欲无度地挥霍着自己的金钱和生命，他们嬉戏着、豪饮着、狂叫着，做着人生长乐的幻梦。……我走过一家一家酒店、舞厅、卡拉OK，打听着哪儿是中国画馆。直到九点多，终于在一幢大厦底层的地库中，找到了那个挂着一块小木牌的中国画馆。我敲了半天门，才缓缓地从里面出来了一个日本老人。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见我身穿奶油色的风衣，脚蹬高跟皮鞋，手里提着一只紫色的鳄鱼皮名贵公文箱，头发长长地披在肩上，一副打扮入时的样子。他把我当成了日本女人，或是日本公关小姐，嘴里咕噜噜地讲了一大堆日文，我一句都听不懂。于是我试着用英文和他对话，这下一来他又把我当成了美国人，眼睛里一副既恭敬又慌张的神色，可他一句英文也听不懂。正在这时路过一个穿着西装的日本中年人，我立即用英文叫住了他，幸亏他会英语。我让他翻译着问老人：“你知道有个叫于廉的中国画家，到这儿来过吗？”我并且拿出笔记本，在一张纸上大大地写下于廉两个字。他看了后，想了半天，说：
“大概三个月前吧，有两个中国来的画家，一个就是于廉，另一个大概是姓林吧，在这儿办过一次画展，但没有卖出去几张画。他们手头很拮据，画展还没到结束日期，就提前关门了，因为付不出展览厅租金。”
“那么，现在他们在哪里呢？”我急促地问。
“不知道。听说是去了横滨，说是去读书，还要教人画画什么的……我是这儿看门的，很抱歉。”
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日本老人匆匆跑进去关起了门。我鞠躬谢了那位有绅士风度的日本中年人，他对我说可以到警视厅或者移民局去查地址，我微笑着谢绝了。
回到纽约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简直不能相信，那是林斌——北大荒小屋中和于廉在一起的林斌打来的电话。
“我刚从日本来纽约一个多月。”林斌在电话中说：“于廉离婚后，情绪很不好，我和他一起办的画展也失败了。我的日本签证眼看到期，就借着美国一个美术团体的开会邀请，来纽约了。于廉的日本签证也到期了，日本那地方是呆不了人的，移民局警察整天成批成批地在街上抓黑户口。于廉也在设法来美国，原来讲比我晚一个星期就可以出来，现在又没有音讯了。不知是已经到纽约了呢？还是仍然在日本？”
如此说来，于廉很可能就在纽约？
“林斌，那你现在干什么呢？上学？还是工作？”
“还干什么？街头卖画呗，还有啥办法？在别人国家，你不成功，就只能在精神上跪着。”
每一个戴过红卫兵袖章的人，不管你以什么心情去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你总会记得这个日子——８月１８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２５年前，我们狂热、幼稚，被每一个政治口号搞得热血沸腾，脑子里充满了为解放全人类献身的理想。２５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在美国，冷静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兄弟，仅仅为了谋生而在黑人歹徒的枪口下中弹死去，我们能说什么？
欲哭无泪。即使有泪，中国人的泪又值几个钱？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８日凌晨两点，六个中国画家又像往常一样，为了躲避警察的突然袭击和“违法”惩罚，悄悄地在深夜来到纽约时代广场中心的４５街，为行人写生卖画。当上海画家林林被黑人歹徒枪杀之后，有个美国电视观众打电话给电视台说：“怎么能在半夜里去时代广场呢？那里是个地狱啊！”是啊，在美国，谁不知道那里是红灯区，充满贩毒、卖淫、犯罪，歹徒如走兽横行霸道？但那些中国画家为什么偏偏要去呢？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中国画家有自己的苦衷：白天相对安全，可白天有警察，白天要上学，白天不属于他们。傍晚也不行，警车在傍晚最多，只要那白红两色的灯照到你，轻则没收画椅画架，挨一顿骂；重则罚款。你要顶撞的话，警棍和皮鞭、拳头就会立即上来“助罚”。美国黑人歹徒不怕警察，只有中国人怕警察。歹徒即使杀了人，也不会被判死刑，有法律保护生命安全。多少抢劫、强暴、谋杀的歹徒在进了监狱之后，当天即按“美国法律”发一套整洁的被套被单和一个席梦思软床，午餐和晚餐中的肉类和营养按美国食品法严格执行。据《纽约时报》１９９１年７月报道：纽约监狱人满为患、财政危机，原因是每个犯人光吃不干，平均要花去纳税人每年六万美金，相当于一个博士生的年薪。监狱里有健身房、康乐球，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哈罗！查利！你又回来啦？欢迎！”或者是“再见，山姆！明年再见，照料好你自己，多吃早睡。”《纽约时报》还统计：平均每一百个黑人成年人中，有二十五人是坐过监狱的。也就是说，一百万人中有二十五万人曾是罪犯！（我也见过不少很有教养、卓有成就的美国黑人，以及贫穷善良的黑人群众。）加之还有不少的白人犯罪分子，这足以让生活在纽约的人毛骨悚立！难怪有人说，半夜在纽约街头走路，就像半夜在野生动物园一样，时刻提心吊胆会不会被野兽一口吃掉。美国犯罪分子既然有这么“人道”的法律保护，多抢几个，多杀几个又算得了什么？当上海画家林林刚刚把小木凳放下，和同来的几个画家准备招揽行人画画时，就有几个不三不四的黑人上来挑衅，粗声粗气地说：“嘿！画贩子！我们去叫警察啦！”林林他们并不搭理，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也知道，只有这时，深更半夜一两点，警车才很少光顾。而这点对他们来讲，似乎就是“最安全”的了。
你无法同时抵挡黑人歹徒和警察，于是在选择躲避对象时，林林他们选择了警察。否则，他们便无选择。
于是黑人歹徒们便更加狂妄无忌了。
半夜两点，当林林正为一对年轻行人画素描，黑人史基纳（James Skinner）和三个同伙不断地在林林的身后用吃剩的鸡骨头拽林林，甚至从地上拣起肮脏的鸡骨头放在林林的头上，引起周围一群黑人的哄笑。这伙人知道，中国画家怕警察，他们当然不敢去叫警察，于是便放肆寻乐子，欺侮这些一脸书生相的中国人。在上海长大的林林，１９８２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１９８５年来美国自费留学，并且取得纽约市视觉艺术学院美术硕士学位。他在纽约曾办过多次画展，《纽约时报》还专门载文评论过他那些风格独特、富有创见的现代绘画。但是，在美国，一个艺术家的才能并不等于财富。来美六年，他仍无法摆脱穷困，仍然住在纽约哈莱姆黑人区一所破旧的公寓里。所有的钱都用来做艺术创作了。而日甚一日的生活来源匮乏，只好驱使他走向街头，在这半夜三更孤注一掷。黑人史基纳的挑衅使他怒火万丈，可他只得在野兽面前，忍气吞声地强低着自己的头继续作画。但是，一个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的忍耐毕竟是极有限度的。当黑人小子史基纳第三次把脏秽的鸡骨头置放在他脖颈里的时候，他爆发了，愤怒地跳起来，指责这伙黑人，并将一杯冷水向史基纳泼去。于是，史基纳拔出一把金黄色的三八口径左轮小手枪，毫不犹豫地按下板机，轻轻一扣，便将他——一个带着他的美国梦，来美六年的中国画家射杀死了。
林林死了。他死在纽约街头的血泊中时，只有３４岁。画架、画椅、画布上，都是他如火般喷射出的鲜血！
林林遇害后，杀人者史基纳被押送到法庭。史基纳不但毫无愧疚，相反却在法庭上大叫“无罪”，并且开口大骂林林用水泼湿了他的衣服。史基纳的辩护律师宣称被告的心智及精神状态有问题，需要进行心理检查。于是，在受害者家属无权发表一句评论和疑义的情况下，法庭宣布休庭，史基纳送心理医师作“人道的、全面的心理检查”（美国法律规定，有心理、精神状态不正常，杀人在疯狂状态下进行，便可判无罪），于是，在电视台沸沸扬扬了几天的中国画家惨死街头的人命案也就不了了之、无人问津了。
史基纳当然是在清醒状态下杀人的，发了疯的只是这个“杀人不偿命”的法律！
林林死后，我度过许多梦魇频扰之夜。我更加紧寻找于廉，我要用我的一切能力来帮助他，来保护他！我问遍了纽约的画家，也走遍了中国画家们常去的百老汇、时代广场、苏荷区、格林威治村。我的心情是如此矛盾，我真希望立即看到于廉，同时，也深深地担心，哪一天会在街头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小姐，画一张画吧！……画得不好不要钱。”而那人，竟是我青春时期完美无瑕的精神偶像——于廉！
于廉，你在哪里？
我们总是在举手之间便轻易地割舍了历史，我们总是在永远失去之后，才想起珍惜往日曾挥霍和厌倦的一切，包括故乡，也包括自己的过去，时光之船载着我们向前漂流，却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点。我离开于廉整整十年了，晨钟暮鼓中，我脑海里又隐隐浮现了在北大荒小屋里第一次见到他时所看到的那篇日记：
“人品不高，用墨无法。
泯没天真者，不可以作画。
外慕纷华者，不可以作画。
与世迎合者，不可以作画。
志气堕下者，不可以作画。”
还有日记中歌德的一句注脚：
“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
于廉，你仍然怀念北大荒的小屋吗？你还记得太阳岛上的歌声？
祖国呵，我的祖国，
为什么要让你优秀的儿女，在异国流浪？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于纽约曼哈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