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也是这样，在逮捕沃龙卓夫伯爵夫妇时，你扑了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我。就在这一刹那，我看到了从墙底的裂口中伸出来的左轮手枪的枪口，枪声响了，子弹射穿了你的大衣，但我们仍牢牢抓住伯爵夫人不放。
我仔细地看了我当时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的大段感想。《黑面包干》这本书，我从上海带到北大荒，后来又带到纽约。这时一位西德小姐走来，向我面前的杯里加了点咖啡，车厢里开始播放一首德国流行歌曲。
我又翻了下一页，那是我抄录的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中的一段：
当廖丽亚唱起一支和先前唱的那些迥然不同的歌曲时，季米特里好像给刺了一下。他非常喜欢这支歌，它是这样地激动着他，使他一听到这首歌就想站起来，在黑夜里迎着风，漫无目的地走着——让风使他的胸怀凉爽，让漫无目的地散步给他带来安慰，使他忘却过去经受的一切。
廖丽亚唱道：
敌人烧毁了故乡的草房，
杀害了我的全家，
战士啊，现在你将走向何方？
去向谁倾诉自己的悲伤？
季米特里站起来，走到窗前，凝视着窗外的一片黑暗。普拉斯柯维亚，请原谅我，
就这样来到你的身旁。
本该为人们的健康而畅饮，
我却为死去的亲人洒下了祭觞。
在那广阔的俄罗斯大地上，它为那个民族哺育了多么富丽堂皇的文学艺术和音乐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名著，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第一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俄国画家列宾、列维坦、希什金……没有俄罗斯就没有我们这一代的精神世界！我仿佛独立来到莫斯科郊外，站在卓娅和她的男友一起散步的暮色笼罩着的涅瓦河畔，在金色的晚霞中听她大声朗诵马雅柯夫斯基的诗：
我赞美，祖国的现在 我
三倍的赞美
祖国的将来……
我仿佛看到一辆三套马车在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上颠簸缓驶（在北大荒兵团时我们无数遍地唱那首《三套车》），还有那给了普希金灵感的彼得堡郊外金色的秋天，落叶纷纷飘落，覆盖着诗人奶娘的墓地……
俄罗斯！苏联！儿时的梦就要出现在眼前！
“柏林到了”
“柏林到了！”有人叫道。我擦了擦泪水，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马上就要看到的苏联会那么激动，在柏林搭上飞机只须瞬间，我就要置身在我儿时的梦——在红场上！在列宁墓前！我一眼看到了柏林古教堂顶端的断瓦残垣，我赶紧收拾行李，下火车后叫上一辆轿车直奔机场。
“护照呢？”一位俄国海关人员叫住我。
我拿出了我的护照。
“不行。”那位高大的俄国人说：“你不可以免签证，除了中国官方人员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官方人员的护照免签外，其他各国护照都要签证。要等三个星期。”我一下子愣在通向莫斯科的机场入口处！
我的一位朋友从香港打电话来纽约，他刚去过苏联，说可以免签证，却没有告诉我他用的是中国官方护照！
三个星期当然不行，我的休假期有限。我沮丧地走出了柏林机场的苏联海关监视站。“真是官僚啊！”我心里咒骂着：“苏联真官僚，盖一个图章要等三个星期！”这真是周游世界中最长的签证！
我没有到黄河，我没有看到莫斯科。
因此我的心还不死。
后来，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我去了莫斯科，并去了圣彼得堡，我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看到了克林姆里宫、红场并且瞻仰了列宁墓，我离开了美国旅游团，独自一人跑到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为的是看一看在我成长的里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俄罗斯人民的英雄儿女——卓娅和舒拉之墓，以及看一看奥斯特洛夫斯基之墓。印象最深的另一件事是，当我站在莫斯科俄罗斯艺术博物馆的油画廊前，看着那些伟大的艺术原作：《伏尔加河的纤夫》、《弥撒游行的队伍》、《庞培城末日》、《意外归来》……我眼前不禁又浮现了北大荒的小屋，炉火劈啪燃烧的小坑洞前，地上堆满了这些伟大的俄罗斯油画的图片。于廉从这儿汲取艺术营养，我从这些画片中汲取的是精神力量和刻骨铭心的对青春足迹的记忆……望着呈现在眼前一幅幅那么熟悉的油画，我又想起于廉，我的眼眶不禁地湿润了。我这时多么希望他也同我在一起，站在这些油画前面啊！我仿佛看到他从北大荒的小屋向我走来，这是一股如同冬夜的篝火一样永远斩割不断的北大荒情思，它已远远超过个人的感情而具有更深刻的含意。在圣彼得堡，我去了冬宫、去了普希金的故园，又在大雪中去寻找托尔斯泰的生活足迹。我深深地被伟大的俄罗斯历史、文化艺术和这个民族的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打动，我相信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她的精神养育了我们这一代人。
东欧
到东德和波兰都不需要签证，所以我一回到慕尼黑的那座城堡里，“老警官”就说是上帝把我给送回来了，谢天谢地。为了安抚我的沮丧，他立即表示驾车带我去波兰和东德。麦克后来因听说我去苏联，吓得从纽约赶回，他认为这是一件最不适时、最不值得的冒险行径，于是麦克父母、燕妮姑妈、伏尔奥汉舅舅、麦克和我一起乘上老警官亲自驾驶的“奔驰”开往东欧。
在东欧，我一看到列宁雕像的头像或全身像就形喜于色，并且立即跑上去和列宁雕像一起合影，或者是把这些屹立在花丛中的大理石像、花岗石像拍了又拍，有时还抱着列宁那著名的宽大光洁的额头吻一下，好像我真的见到了列宁一样。真的，在国内，过去可以看到许多毛泽东像，却从来见不到一座列宁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报纸上，但绝对不在大街上。东欧各国则处处是高大雄伟的列宁像，无论在街心花园、学校、广场、博物馆前或剧院前面……
我的这一切“行径”，使跟随我的一大群欧洲亲戚们——慕尼黑的、维也纳的、日内瓦的，穿着貂皮大衣、打扮得珠光宝气、皮肤娇嫩的、像伯爵夫人一样的亲戚们个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有一次麦克终于忍不住，悄悄对我说了声：“别太浪费你的时间和胶卷，列宁在夺取政权时曾经杀了许多人，特别是农民。”
我立即变得愤慨起来：“请你不要那么说……列宁在我心中坚如磐石，他杀的不是农民，是富农。”我仍清楚地记得小学四年级看到盖达尔小说《少年鼓手的命运》中，那个少年鼓手揭发了他的富农叔父囤积粮食破坏革命，后来被叔父暗杀。我和麦克经常为这类事发生争执，这可能是我们各自出身、成长的背景不同。有一次，他放一盘录像带——麦克收集了５００多部故事影片和文献片。那部录像放的是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饿尸遍野的纪录片（和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一样），我看了不到五分钟，就一挥手说：“这是PoiticalPropagarda！（政治宣传）我不要看！”我跑上去把录像关掉，然后取出一盘《大逃亡》放上，对麦克说：“看看这个吧！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才是历史！”
麦克耸了耸肩膀说：“亲爱的……这儿又没人管你，你何必把自己套在一个框子里？……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不是也平反了吗？”
《大逃亡》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波兰人从希特勒奥斯维辛集中营逃亡求生的真实故事。麦克不动声色地看起来，并且很快沉浸在故事情节中，他已经看了许多遍这部电影。我们到德国后的第一个参观项目，就是他带我去参观纪念二次大战犹太死难者的历史博物馆和集中营旧址。他讲他、还有许多德国青年恨希特勒，同我们恨“四人帮”没有两样。我望着麦克凝视屏幕的眼睛在想：我还能讲他什么呢？他总是那么平静地对待自己祖国的过去，不怕否认任何东西。我突然感到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许生来不同：他的思维是自由的，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为自己的选择恐惧，或烦躁不安，他选择思维就像选择到海滨去游泳，还是去一条河中游泳一样自然而又洒脱；而我的思维中则有某种天生固有的压力：什么是黑暗的、反动的，什么东西一看到一听到就会像看到毛毛虫一样令人恶心、毛骨悚然；在另一方面，有的事物则像阳光一样灿烂、完美无瑕，永远正确，任何人都不准碰一下。我跑上去关上斯大林时代的录像时，看到麦克那双惊讶的眼睛。他也许会奇怪我——一个聪明的女孩子为什么宁愿躲在“铁幕”后面？我早就读过《斯大林时代》，我知道肃反时死了许多人，可是我又不愿意看到西方世界把这件事扩大做宣传。我无法改变自己就像无法改变自己的血液一样，血液是从母胎中带来的。因此，当我在电视中看到东欧某个国家将列宁像套上钢缆推倒时，我就像失去了一个亲人一样难过。我哭泣起来，我甚至想用自己的双手去阻止这股如山洪暴发般的汹涌波涛……
但是，现在在东德，除了街头上随处可见的列宁雕像外，我们看到的是与西德截然不同的情景：破旧的街道、年久失修的博物馆、沾满铁锈和污迹的皇家庭园，白玉雕像上尽是鸟屎和涂鸦，商店里空空荡荡，街头上的人寥寥无几，人们没有表情，垂头丧气。而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如潮水般地涌往西德，把靠近边境的超级市场抢购一空，排着长队等待获得一张工作卡或居留卡，甚至有些东德老人伸出一双颤巍巍的手，在大街上行乞：“行行好吧……看在上帝面上给一个马克……”这时我的那些欧洲亲戚们就伸手到一个精致的钱袋里，拿出一个马克放在老人手中……
在东德一家咖啡馆，我遇到一个苏联老人，他离开苏联到这里已经三年了。他会说英语，这位近八十岁的老头一面喝咖啡一面和我们聊了起来，我越来越对他充满敬意，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已经从苏联“逃”出来五次，可是过不了几年总是又回到那里去。他讲到在肃反时，他写了１３００页的检讨，才避免了被枪毙的命运。那时他是莫斯科大学的一名普通讲师，教俄罗斯文学，他说肃反时他吓坏了，完全像孩子一样不知所措。后来他写了一首诗交给整肃他的那些人，从这位老人的口中听出，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
不管你们讲我有什么罪
我有罪
不管你们什么时候讲我有罪
我有罪
不论罪名多深，负荷多么沉重，也不论多久
我有罪
因为我说我无罪便是对你们的不忠
为了表示我由衷的效忠
我奉献上我的整个灵魂：
——我有罪
别人大概被这首“诗”感动了，没有要他的脑袋（肃反中枪毙了成千上万的人）。我望着这位苏联老人，他留着像托尔斯泰那样的长胡须，并且总是把咖啡搞到胡须上。他用英语说：“I’m guily”时，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以至于总是把“我有罪”讲得含糊不清。他的眼中没有泪花和忧郁，他好像在讲一个童话故事，并且不时发出爽朗的俄罗斯人的哈哈大笑。他讲他的许多同事走出监狱时，不是重病缠身，就是疯了，完全失去了任何与人生搏斗的力量。更糟糕的是还要向释放他们的人说一声“谢谢”。他说整个咖啡馆都知道他的故事，他的三个儿子都跑到了美国或者西欧，有的在大公司，有的做生意，常给他寄钱，他生活得无忧无虑。他说他很感谢他年轻时的明智，没有“拿原则和脑袋开玩笑”，他保住了脑袋。
那天傍晚回到饭店，我心情感到很沉重。那个俄罗斯老人的那首诗总是在我脑子中挥不去，我不知怎么联想起在延安时写了《野百合花》的王实味，他一向清高，桀骜不驯，写文章很尖刻。但是在被逮捕一年之后，他一看到人就卑躬屈膝地连连表白：“我有罪……我有罪……我是热爱党的，我听任处理……我有罪。”
不过他没有那位俄罗斯老人那么幸运，别人还是枪毙了他。我也想到我自己，一看到那些批判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我就心惊肉跳，工宣队逼我写检讨，他们要我写二十页，我心里虽然不服，却写了四十页，后来统统被装进我的档案袋！多么能扭曲人性的政治运动啊！那是一只“肮脏的手”，它能把你扭曲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那是因为你血液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神圣的东西，别人让你认为你已经亵渎了它，当这个别人不是一个人，而是那股能主宰你的命运、你无法抵抗的力量时，你便软弱了。你愿意把自己的心肝肺腑全部掏出来，在精神上跪下，说一声：
“我有罪！”
这是多么可悲啊！
为什么那个苏联老人的命运，就好像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为什么千千万万苏联人的命运，竟和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如此相似？
在东欧大街上的漫步与思考，使我真正感到了“困惑”这两个字的含意，或许应当用“觉醒”——如果我能用麦克那种思维方式来思考的话，我需要“重新思考”。
这些“重新思考”像一些尖锐的玻璃碴在刺扎着我的心，也许童年的梦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可以因为一个思想被杀。我们这一代人总是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者之间徘徊。当听到老人和他的同伴们的悲惨遭遇时，我是在现实主义之中；而看到列宁雕像，我又陷入于理想主义之中，这两者是如此水火不相容：一方面是丑恶、残酷，是血污、谎言和欺骗；另一方面则如诗境一样美丽，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神圣光辉。
列宁仍然坚如磐石。但列宁却被千万个叛徒、虚伪卑鄙的政客或残忍无情的秘密警察所践踏。记得小时候，我们多么盼望“帝国主义灭亡的日子”在一个早晨到来，当我们神气活现地走向街头，挥舞小拳头，只要美国出一个总统，那个总统就立即出现在我们标语牌的漫画上，肯尼迪是“啃泥地”，约翰逊是条龇牙老鬼。那时候，“我们的世界”是多么光辉、多么光明！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发现到处是血流成河，到处是批判会场，每天耳畔响着自杀者悬梁前、跳水前、跳楼前、割手腕前、开煤气前那种凄惨的哀鸣和冤屈的呼喊……
列宁，我为你哭泣。
我又想到我居住了五年的美国，有一件事始终让我深感惊讶：越是反对美国国家政权的电影，越是能获得奥斯卡大奖！
如由德斯汀·赫夫曼主演的《水门事件》，揭露了美国总统竞选的丑闻，迫使尼克松遭弹劾下台；如由凯文·柯斯纳主演的《与狼共舞》，以诗一般的悲壮画面重现了美国军队对印地安人的杀戮和毁灭，因而获１９９０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同样，由凯文·柯斯纳主演，奥烈佛·史东导演的《JEK》（《约翰·肯尼迪》）则以电击般的震撼手法和精细的逻辑剖析、案情跟踪，说明并不是奥斯华单独一人杀了肯尼迪，而是由美国政治联邦调查局（EBI）、军火商和黑社会邪恶势力携手一起杀了“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企图阻止越战”的美国总统肯尼迪。１９９１年电影一出，立即造成轰动，并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影片。
奇怪的是，这些影片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人民的爱国情绪，也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动乱。
离开波兰的那一天，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红场上示威游行的报道，抗议叶利钦的苏联人高举着列宁的头像，高喊着：“叶利钦是犹大！”在镰刀斧头红旗的一片红色海洋中，一幅醒目的标语上写着：
“今日菜单：没有糖的茶，没有肉的汤，没有油的粥。”一辆白色汽车中播放着二次大战时《起来，伟大的祖国》的乐曲，游行队伍中的示威者扛着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列宁万岁！工人阶级万岁！”
而在红场的另一处，则聚集了一两万支持俄罗斯总统的示威群众，他们挥舞着沙皇时代的三色旗，呼吁大家给政府更多的改革时间，他们围绕在俄罗斯国会大厦外面，用喇叭竭力大声喊着：
“宁可吃白面包喝白开水，也不过共产主义生活！”随着电视镜头，又转移到已改为彼得堡的列宁格勒，在冬日的斯莫尔尼宫广场上，也聚集着两派截然不同观点的示威群众，一派喊着：“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另一派喊着：“彼得堡！彼得堡！”镜头渐移到彼得堡的上空，没有红旗，也没有三色旗，只有一片澄蓝明净的天空。彼得堡——俄罗斯帝国的明珠，暮色掩盖不了这座彼得大帝时代故都的泱泱气魄，瞬间将逝的太阳余辉为巍峨的古老建筑宫殿镀上一层薄金。我梦寐已久的列宁格勒！在高喊口号的示威人群中，我突然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拔出一把小手枪，对准了列宁的胸膛！
“列宁！你不要倒下去！”幻觉中的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却被一样东西绊倒：是９０年代被钢索推倒的列宁铜像。我的心被一层白雪覆盖……
美国
我飞回了纽约，首先立即感到与欧洲的不同：这里生气勃勃，各种肤色、各个种族的人在大街上匆匆地走来走去，有擦肩而过的金发女郎，有向你打招呼的非洲裔黑人，推着宝宝车过马路的亚洲人，西装革履的印度人或是披着面纱的沙特阿拉伯妇女……这是一个各个民族融洽共处、平等竞争的世界大熔炉。这里以白人为主，但你皮肤的颜色并不能保证你会比其他种族的人生活得更好。闻名遐迩的王安公司由中国人一手缔造，而另一家同样出名的电脑软件公司的总裁竟是印度人！这在欧洲、在日本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把美国叫做“The First Uni-versal Nation”（“第一环球国家”），那么可以把欧洲和日本叫做“清一色”。
麦克的一位好友收养了两名黑人儿童作为养女养子，肯尼迪家族也收养了一名韩国的穷女孩为养女。
美国人善良得可爱。
周游世界！我终于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用我的心，用我的思索去拥抱世界，这是件多么令人陶醉的事情！
我还要去非洲，去印度，去中东沙漠。我希望能和印地安人共度一段时光，我总觉得，在千百万年前，我和印地安人有共同的血源……我也想住进夏威夷土著居民的茅舍，和他们一起狩猎、一起爬树、一起冲浪……
曼哈顿之夜，猎户星座灿烂地点缀了半个天空，我远眺着那颗白色的月亮，不由想起第一位登上月球的那个美国宇航员的话：
“当我在宇宙太空观望地球时，它是那么小，同无数银色的星星一样，只是一颗蓝蓝的小钻球。在这样一颗小小星球上生活的现代人，为什么不可以互相亲密，更多地享受人类应得的和平与温馨呢？”
三 打入欧洲市场
小时候，“欧洲”这个字眼，或者是英文发音中的“欧罗巴”，在我印象中一直像幅美丽的油画。直到我以后亲自置身在这幅美丽的油画中，我才发现，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物价昂贵。在橱窗中展出的一件皮大衣或一个麂皮包，比在美国要昂贵５０％以上，甚至２００％！而且在款式和式样上也远不如美国那样新颖多姿。比起美国来，欧洲确实太保守、太古典，犹如一支在夕阳中永不凋谢的紫罗兰，闪烁着永不衰退的古老的光芒。可是比起千万朵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野花来，却显得多么单调啊！
美国开阔、慷慨，每天充满创新精神。美国人的自豪是可以理解的。几年来往返穿梭于美国、欧洲、日本，我才发现，原来欧洲人和日本人也那么羡慕美国人。在慕尼黑麦克父母举办的任何一次宴会上，只要老警官一说：“我儿子媳妇从纽约来，从曼哈顿来！”换来的就立即是一片全场肃静，和一个个说不上是羡慕还是什么别的目光。在东京，只要你一用美式英语问路，立即就有许多人围上来热情地为你指路，有的还跟着你送出好远。１９９１年，当美日因为贸易逆差而打起一场各方激发民族情绪、有声有色的“贸易战”时，当东京电视中主播人询问一百多位日本人，如果他们能够选择的话，他们宁愿做日本人呢？还是做美国人？结果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日本人举起手，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宁愿做美国人。
欧洲人把我当美国人也好，日本人把我当美国人也罢，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地地道道中国魂。随便我脑子里产生出一个什么主意，或者一个什么念头，最后总是不知不觉地和中国联系起来。
既然我用我手中的中国产品，打开了美国社会的高档市场——像“Lord ＆ Taylor”、像“Saks Ei eth”、“Bloomingdale’s”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去打开价格比美国昂贵得多的欧洲市场呢？欧洲人可以不相信中国的产品，可是欧洲人相信美国的橱窗啊！为什么不把那些陈列在第五大道上漂亮橱窗中的中国产品，拿到欧洲去推销呢？
打开欧洲市场！——在欧洲我下了这个决心。
我首先做的是抽纱窗帘。
在德国，无论在哪个城市，柏林、慕尼黑、法兰克福、科隆、波恩、纽伦堡，随便你走到哪里，抬头一看，总是见到每家明净如新的玻璃窗前，种植着色彩鲜艳的窗台小花。你无法看到室内，因为所有的玻璃窗上，不论是二十层楼也好，二层楼也好，全部千篇一律地挂上一层白色——绝对是白色的、细质透明抽纱窗帘。甚至你到饭店，到高级酒店或周末酒吧，你也会发现同样的情景——每个窗子都是一样的。全德国的窗子都挂着白色的抽纱窗帘，简直可以编成一首爱国歌曲了。麦克说：那是“德国居民的传统”，阳光可以射进抽纱窗帘，陌生人的眼睛却不会透过。在房间里又有一种明亮舒适洁净的感觉。不用说，这些花案各异、质地相同的抽纱窗帘，每一幅的价格都要比美国高好几倍，更不要讲与中国同类窗帘的价格相比了。问题是：怎么去找一家愿意进口中国抽纱窗帘的德国进口商？
我隐隐中充满了兴奋：千家万户的窗口啊！而且德国人爱干净，每年都要换一幅窗帘。能够用一半的价格买一幅同样精致的窗帘，人们是不会注意窗帘后面小角落里那个“Made in China”的小标签的，如果中国产品能打入这个市场，该有多么巨大的潜力可挖！
我在休假的旅游中去了慕尼黑图书馆，查找抽纱工艺的厂商和进口商。和麦克结婚后，我只学会了一些日常德语口语，做生意是根本不行的。我手中拿着德英字典，一家家地先翻德国厂商，翻出德语介绍后，立即用英语字典对照。遇到一些十分专业化的名词，再翻开英汉字典查中文。这样整整搞了几天，我整理出一份英文的德国抽纱窗帘进口商名单。接下来就是给德国进口商打电话，我首先总是用德语问一声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在纽约曼哈顿的JME公司，然后一转即换上英语，如果对方进口商表示不懂英语，那么我说声对不起，客气地将电话挂掉。不懂英语我是无法打交道的，特别是今后传真函电中都要用英语，我的电脑中没有德语和法语贸易系统。幸亏德国教育程度很高，做生意的商人几乎都懂英语，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那些德国商人一开始都惊讶地说：“什么？中国窗帘？……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你把中国窗帘从美国运来吗？”我要了传真号码，立即就把我拍下的那些第五大道橱窗中的不同产品及漂亮昂贵的名牌标价传真过去。“从第五大道运来！”我在电话中说，“或者从中国运来，都是一样的！……美国市场上已经有无数的中国产品，为什么德国人就不能学一学美国人呢？”
那些德国商看来从未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现在是该他们搞一下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了。
汉堡的窗帘商诺比尔先生给了我一块样品：“让中国打出同样花案，同样质地的样品来，如果合格，我就下定单！”德国商人讲话一板一眼。他讲他早就听说中国什么都能做，而且价格便宜，但是做出的东西老是走样。我刻不容缓地将这片样品放进国际快邮信封，加上我几张大纸的详细解释、图案整体描绘，全部寄给中国抽纱进出口公司。中国的手工抽纱是全世界有名的，第五大道橱窗中一块中国手工抽绣的精致女帕，要卖到２０多块美元！可是西德窗帘全部要求机绣。而窗帘的图案仅是各种不同的细部，自成一体的图案、对角图案、花边、网眼镶饰就有二十多种！
我当然不能在汉堡等回样，我的曼哈顿的客户每天都在找我。我的一个美国客户、第五大道上家族相传的殷商，每次看到我要去欧洲，或者回中国大陆，总是拿出一张１０美元，折叠成小三角状，往我口袋里一塞：“快去快来！回来后把这钱给你看到的第一个街头穷人，上帝会保佑你一路顺风的！”我的那些曼哈顿客户的白发苍苍的总裁们，总是那么慈祥地对待我，像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可有时也会暴跳如雷，特别是质量出了问题，或者是交货晚了的时候。不过到头来那些老头子们总是说：“那不是你的错，朱莉亚，我们要找他们好好算帐！”帐一笔笔地算，生意还是一笔笔照做，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产品的巨大魅力。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１年，短短五年间，中国大陆产品的质量、包装简直可以和台湾、南韩甚至日本的产品不相上下了！我亲眼看着随着贸易的不断增长，产品已经向越来越高的档次迈进。我到了一个美国朋友家，她打开衣橱，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的冬秋服、鸭绒衣，有６０％是MadeinChina而且有的是从Macy’s、Bloomingdale’s高档商店买的。现在那位德国商诺比尔要我打样，我也信心十足。可是当我回到纽约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样品，完全愣住了！这是什么样的样品啊！粗糙的花纹图案，面料像台布，与我手中那剪下一半的客户小样相比，除了窗纱图案是一模一样的之外，整个质量和外观相差万里。国内的信函说：“我们需要进口设备，如果用先进机绣设备代替我们６０年代的国内老化机器，我们一定能拿出让德国人满意的东西。”这家公司的总经理也来了信，说许多美国欧洲的类似品种定单不能接，关键是没有一套好机器。他委托我公司为他们与德国厂商协商，能不能向他们购买一套抽纱机绣设备。
进出口公司，不仅要做出口——把中国的产品献给美国、欧洲，也要做进口——将西方国家的先进设备引进到中国去。于是我立即根据在慕尼黑整理出来的电脑记录找到了一家抽纱机械公司。这家公司有二百多年历史，技术每年更新，但他们的报价把国内总经理吓得一个星期没有回电：一套设备要三千万美元！“这不是卖一台机器！”德国厂商强调说，这等于是卖一家工厂给你！全套设备，从电脑图案设计系统到成品工序、机器上的每一根钉子，每一套不同图案的模具，都是你的！……瑞士是向我们买的，西班牙也是向我们买的，都是这个价格！”
国内对价格望而生畏。
国内虽然买不起，我还是不甘心，不久后我收到了一份法兰克福国际机械博览会的邀请，我毫不犹豫地动身了。果然，在那个博览会上，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在法兰克福的一家中型抽纱厂因竞争激烈，负债累累，要倒闭了！厂方正在拍卖机械设备和生产流水线，并在博览会贴出了广告！我一看，认为时机大好，一向讲究质量的德国人即使工厂倒闭，但机械设备仍然是第一流的。我一面给国内拍去电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问他们是否准备买“二手货”，一面又在当天赶到法兰克福这家名为赛特的工厂，果然不出意料，整个流水线加设备技术才卖５００万美元不到！可是同时我又大吃一惊：原来科威特的抽纱商已经在那里抢先一步，排上了队！
我从法兰克福给国内抽纱总经理（分公司）打了电话，详细汇报了这个“十万火急”的战情，问国内要不要先下手为强，拍板拿下。而国内公司为了今后能每年挣几千万美元到上亿美元，一听说能５００万美元买下一个工厂，立即雀跃，连夜开会。每隔几小时我去一次电话，那一夜在法兰克福希尔顿饭店，花了几百美元的电话费。第二天一大早，国内拍板了，让我——JME公司作为国内代理，立即拍下板，并且由国内立即电汇１０％的押金，抢在科威特的抽纱商前面！
当天我跑到赛特公司，向即将退位的总裁出示了国内传真过来的购买意向书，并告诉他我们可以立即支付１０％—５０万美元的押金，可是他的回答又让我大吃一惊：科威科人已经付了２０％的押金！
看来全部完蛋了。我突然问：“他们和你签合同了没有？”“没有，”赛特老板讲，“他们昨天都飞回国去了，去带他们的人来看设备，检验生产系统。”
“那好啊！”我叫了起来，“我这１０％押金先放下。谁先到，谁先签合同，这个工厂就是谁的，行吗？”
赛特老板指着他的文件说：“我们以签合同为准，签不了合同，押金一分也不要，全部退还。”
我真恨不得当天飞回国内，在第二天把国内的验货小组拉到德国来。但我必须在这里守住阵地，如果我们的人马能在一周内到，验货签字，那么这个工厂就是我们的了！以后抽纱窗帘就可以如大江东去，一泻万里地发展起来！
国内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获得了当地外经贸委的批准。小组五个成员——外经副主任、抽纱经理、技术专家、工厂厂长和翻译拿着我在法兰克福发的商务邀请信，风风火火地赶着办签证、领外汇，匆匆忙忙整理了材料，就登上了飞往东京，再由东京转法兰克福的班机！
这下可把我忙坏了，我将在谈判中担任主角——因为我是代理，可机械的许多名词我还说不上来——我一直搞轻纺工艺进出口，机械还是第一次接手。４８小时中我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困极了就不断地喝浓咖啡。我把工厂拿来的机械图纸铺满了希尔顿饭店我的客房的地板，在笔记本上用英、德文写下各种数据和纺织机经纬度参考指数，再对照美国的、瑞士的类似产品的说明书，分门别类地归纳出哪些是过了时的、一般化的机械设备；哪些是８０至９０年代适应新市场的现代设备。德国人要价５００万美元虽然不高，但是也许我们还可以再杀价。为了使我的谈判对手更重视我们，我还和汉堡抽纱商诺比尔先生通了电话，我向他讲了我们打算买赛特公司的设备，再生产高质抽纱窗帘供应给他的计划。他一听大为起劲，用德国的设备、中国的人工，不是能给他带来加倍的利润吗？而且他对中国的抽纱基础很有信心。当他看到我给他带去的那块打进美国第五大道橱窗的２０美元一块的抽纱女帕时，他曾拍着大腿叫好，并问我要不要带一套设备去中国投资开工厂。现在中国人自己来买设备了！连他投资办厂都不用了，他只要下定单就够了！现在他协助我谈判，他搞抽纱窗帘已三十多年，对机械部分了解得比自己的家当还要清楚，于是他成了我不用一分钱雇来的义务技术顾问。我的谈判阵容是强大的：中方五人小组，我，诺比尔先生。
中方小组刚下了飞机，我们就直奔赛特公司，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一、一定要买下，赛特的名誉在欧洲市场一直不错；二、要杀价，争取杀到４００万！
谈判室像一条密封舱的船。谈判室中全是男人，就我一个女的，男人们香烟一支接着一支把我熏得够呛。整整８个小时，从流水线上最微小的细节——工人机绣时用的高低椅，直到大机器中每一个精确的数据，反复核查，翻阅赛特过去几十年的有关工艺历史档案、赛特购买的机械的厂方证明、出厂证书、耗损指数……从每一个小节上着眼，最后都归纳到原点：压价。我看到坐在面前的赛特老板面色镇静，从容应战，他还有科威特做后盾，他恨不能再涨点价才好。他那暗蓝色的血脉在白皙的手背上跳动着，抖落了烟蒂，捏灭，再吸一根。他没有想到中国人这么难对付，可是有他过去的老顾客——诺比尔先生在场，使他在心理上对面前的谈判对手稍增敬意：毕竟，他想让自己的“女儿”找到一个好点的“娘家”啊。他在谈判中有时几乎要——落下眼泪，他对每一部机器都像对儿女一样有着浓厚的感情，从２５岁到６５岁，它们伴随他——这个老抽纱生产商走过了一生的旅程，现在他面对静穆的晚年，他要和儿女们告别了。我把在希尔顿饭店准备了两天两夜的一套耗损资料放在他面前，说：“４００万！我们只能出４００万美元，这是您应当得到的最高价钱了……您可以把机器卖给科威特人，但您的机器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我们买去，您仍然会在德国的商店中看到它们制造出的产品！……而且，中国方面三个月之内全部付完现金！”诺比尔先生也大力鼓劲：“我马上就下定单！让那些挤垮你的人看看，你的产品还在这里！还在市场上！还在千家万户的窗台上！”
到工厂检验回来后，赛特老板收到了科威特商的加急电报，告诉他班机第二天到法兰克福。他看了一下电报，把它扔在一边：“定了！卖给中国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下来我们立即乘上轿车，和赛特老板一起上法兰克福律师事务所，于当天签下了全部合同。
正在大家举杯欢庆这场鏖战成功时，一个消息把我们震懵了：中国驻西德大使馆商务处转告我们：由于１９８９年政治上的缘故，外汇一律冻结。
在国内经常是这样，一个文件下来说冻结就冻结，买一套设备要打几十个图章，只要一个图章“冻结”，就全部冻结。我的上帝！我们的心血全部完了，那个科威特人已把一大群穿着白色中东沙漠长袍的长老带来！五人小组带队的外经贸委副主任让我们绝对保密，不要对赛特透露半点风声。“我们已签合同，我们有三个月的时间。”他说，“实在不能解冻，到那时再通知他也不晚。”
五人小组飞回国后，在外经贸委副主任的斡旋之下，这４００万美元终于在１００多天后“解了冻”。又过了１００天，全部工厂设备顺利运到中国！
１９９１年我回国参加春交会。随便走进哪一家大工厂，都有从西德、瑞士、日本、美国或奥地利进口的先进设备。这些机械、这些设备就是像这样一台一台，如同把一个个外国女儿改嫁一样引进到中国婆家来的！中国的高档抽纱窗帘如今已遍布美国和欧洲市场，甚至连法兰克福希尔顿大饭店也换上了“Made in China”的白色柔软细质抽纱窗帘！有位欧洲商人说：“中国的手指在梳理世界”。是的，在中国的手指下，将有千万朵绚烂的“Madein China”之花在世界各个角落催生开放！在国际市场上，香港、日本、台湾的今天就是中国大陆的明天！
与美国相比，欧洲无论是伦敦、巴黎还是柏林，总是被满天阴霾、阴雨绵绵所笼罩，一年中阴天雨天大大多于晴天。而美国则一年四季阳光灿烂，下雨或下雪，不出２４小时，阳光就出来扫除阴霾，美好调顺的气候带来一片绿草如茵的美洲大地。据１９９１年美国报刊报道：加拿大野雁每年总会依循一定路线，南北迁徙，可是近来它们突然开窍了，竟然有愈来愈多的雁群在迁徙途中择良而栖，不再做徒劳奔命。据估计，目前至少有十三万只加拿大大雁在美国境内落户不走。而且这批偷渡客眼光倒很高，经常栖息在湖光山色、绿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聒噪的叫声常让打高尔夫球的美国人心神不宁，打不准球。有些加拿大雁群则定居在有水源、河流的公园绿地，附近的居民以鞭炮驱赶。但加拿大野雁太热爱这片新大陆，过不了几天又飞回来了——反正不要“绿卡”，这些野雁的下一代，按照法律就是出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了。大雁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有位老人春天往后院里撒了把种子，说：“其余的事托上帝来关照”。结果到了秋天竟瓜果满园！美国的土壤肥沃得出油。在美国偏僻的乡村，处处可以看到小河环绕、绿草如茵、开阔怡人的高尔夫球场。美国人爱在晴朗的天空下打高尔夫球，并以当今副总统丹·奎尔最著名。现在，正是美国总统大选年间，前几天《国家询问报》在全美五个大城市各选了男女共１００个选民，问他们：“如果布什总统遭意外违和，暂时不能执政，你希望由谁暂代？副总统奎尔，或者是第一夫人芭芭拉？”结果百分之八十一的美国人说宁可让布什夫人芭芭拉接掌国政。４６岁的芝加哥教师哈佛坎说：“只要奎尔继续打他的高尔夫，世界就会更安全。”
在和煦的阳光下打高尔夫球，或是野餐，或是聚会游戏，使生性开朗的美国人感到穿得越简单越好，越舒服越好，越随便越好，越是来自纯质自然的面料越被封王称冠。在这种市场导向下，沙洗丝绸应运而生。所谓“SandWash”（沙洗），即是将真丝通过化学浆洗处理，使丝绸在化学柔和作用下变得如细质棉布一样柔软，而不再是传统的细腻如丝、滑溜溜的触摸感，并且可以随时用手或机器洗涤。当丝绸成了像棉布一样即随和、又高贵舒适的成衣面料时，全美国的消费者们把双手都伸向了中国大陆：“沙洗丝！我要沙洗丝背心！”“我要沙洗丝裙子！”“我要沙洗丝夹克衫！”全世界的丝绸，几乎都来自中国啊！
可是当美国人穿着桔红色的沙洗背心开着跑车在阳光下奔驰时，欧洲人还穿着传统古典的长裙、撑着把伞在细雨中赶路。欧洲人穿得不随便，花得也不随便。一件真丝裙要卖１００美元以上，普通百姓连碰都不碰。而在美国，一件沙洗夏日衫只卖１５美元，中国的出厂价呢？只有八九美元！
我动员我的客户，名牌TAHAYI公司上阵，去打开欧洲人的概念，用TAHAYI的名牌威望，用TAHAYI的时装模特表演，用TAHAYI的推销人员，一句话，用TAHAYI的力量，来打开中国大陆沙洗丝绸服装的欧洲市场！
１９８９年我公司又将另一项产品——Bandanna（大尺寸的印花围巾）推向美国和欧洲市场。
纽约曼哈顿。我喜欢把客厅布置成既具有西方现代艺术色彩，又有东方传统艺术风格的“东西混合式”。玻璃橱中是一尊罗丹《思》的塑像，面对中央公园的窗前放着优雅清新的仿明代古瓷花瓶。麦克和我各有自己的书房和电脑激光打印机，这样不管在办公室或者是在家里，我都可以照样工作。我喜欢室内设计，我也喜欢设计自己的真丝裙衫。但是，当第五大道SHI－MA’S公司的艾伦老板将一块１C４大小的Bandanna图案放在我面前，让我去完成设计并且要向中国订五万打时，在那个时刻，我却完全不知所措。
这些美国客户为了省钱，也为了试试中国的本事，他们常常会扔给你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半截羊毛围巾，一只剪口的织袜，从手套上裁剪下来的一只手指……现在他们交给我这样一个完全不成型的Bandanna，只有１C４手绘的图案，或者说是图案的大致轮廓。他们让我的公司去发展，把它变成一块完整的２２×２２英寸的围巾图案，再交给大陆去印染打样。我接过了“任务”。
做Bandanna，整整耗去我两年时间。现在美国、欧洲、日本，到处是Bandanna！它出现在美国歌坛巨星麦克·杰克逊、鲍尔沙门的脖子上，出现在大广告中，出现在讲究新潮的美国人的千家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