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的公司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业务范围也不断扩大到新泽西州、康州、马里兰州……我的公司成为在中国贸易中心大楼内小有名气的一家“留学生贸易公司”。
一天，中国贸易中心的年主任介绍我去见J省部刚来纽约才几天的一位徐先生。他身材不高，不到４０岁，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诚实，精干。他一见到我，立即伸出双手，热情地说：“朱莉亚，你好！我听中心的不少人谈到你，我很佩服你的才干！我刚从国内来，带来了一项任务：开拓皮鞋市场。”他从包里取出一双双锃亮的女皮鞋、男皮鞋，看得我眼花缭乱，一面又继续自我介绍，连坐都不坐下：“我是J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的，以前做过皮鞋科科长。我刚到纽约，情况不熟悉，请你协助我，开拓皮鞋市场！”他镜片下的眼睛流露出焦急的光芒。在大陆，一个公司派一个人“常驻美国”，是多么引人注目啊！如果干不出成绩，或打不开市场，也是很窘迫的。我仔细地看了一下皮鞋，确实做得很精致，款式也是美国式的，头很尖，跟又细又长。我问：“多少钱一双？”徐先生讲：“CIE纽约到岸价B７．００一双。”“啊！”我叫了起来，“在Macy’s，一双这样的皮鞋，可是要卖B３５．００一双啊！”我和徐先生讲：“B７．００一双加海关税、进仓费，等于B９．００一双。到进口商手中，由进口商到批发商变成B１８．００一双，由批发商到零售店又加了一倍B３６．００一双，这个价格可以打入市场。但是，客户呢？”徐先生叫起来：“你去找啊！你到纽约时间长（二年！）对如何开拓市场比较了解，我保证提供你充足的货源，你作我的代理！我们签佣金协议，凡是做成一项，由我公司付你５％佣金！如果做成一百万美元的皮鞋，我们支付你５万美元佣金！”
５％佣金是一个最普通的数字，因为这里还包括着所有的人工费、办公费、办公室房租，还要向美国政府交税。如果是５％佣金的话，纯利润有２．５％就不错了。我对徐先生手中一双双精美的皮鞋很有好感，我说：“给我一个月时间，我来打一下市场看看！”
在这以前，我连皮鞋店也没进出过几次。我的皮鞋都是从上海带来的，又美观、又结实、又便宜。现在却要推销成千上万双的皮鞋，想一想，第五大道这些漂亮的皮鞋橱窗中意大利进口的、巴西进口的、台湾进口的女皮鞋将被“请出去”，一律换上MadeinChina（中国制造）的女皮鞋！这可能吗？似乎不可能。因为这两个国家和台湾的皮鞋已对皮鞋市场垄断了２０年以上！可是，国内的皮鞋价格便宜，做工精良，即使不能进MaAcy’s的高档橱窗，进连锁店的中、低档橱窗总可以吧！我又埋头在第五大道４１街图书馆中，在浩瀚的商业资料库中，寻找皮鞋的制造商、进口商、代理商，并且很快理出了头绪：纽约的皮鞋进口商，都集中在帝国大厦（有一半鞋商）和３４街第５、第６大道之间的几幢“皮鞋大楼”之中！
当你手中有了商品，又知道客户在哪里时，就如一个淘金的老汉，手持一把铁镐，站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面前，山上并不一定处处都是金子，山太大，山挡住了你的视线，你要不停地挖，因为金子就在这座山上！可是你挖的地方，可能挖三尺也见不到一点金！客户这么多，有几百家，怎么才能找一家愿意进口中国大陆皮鞋的客户呢！谁敢冒这样的风险呢？——当时市场上中国出口的女鞋几乎没有！就像让中国人用印度制造的手帕一样，几乎是不可思议！不过，毕竟国内的商品越来越有竞争性，而且，徐先生交给我去推销的这几十双女鞋，又是多么漂亮、精美！只有一个办法了，像淘金一样：一尺一尺地挖。背着女皮鞋样品，一家一家去敲门，连电话都不打，直上！
在美国，无论公事或私事，见人都要电话预约。可是，只要你在电话中一讲“我打算向贵公司推销中国女皮鞋”，电话立即就会被对方不耐烦地挂掉。只有上门，向门口的秘书小姐递上名片，等皮鞋公司的哪位大人物（总裁或副总裁）出来后，让他们亲自看一眼你手中这些漂亮的皮鞋，才有一点推销的可能。我凭着一种直觉，坚信中国大陆皮鞋一定能打入美国市场，一定能取代台湾货和巴西货。这不像做尿素，这是看得见的商品，看得见的客户。“这会是一次成功的交易。”每天上午，我背着一大包皮鞋走出５１９号办公大楼，冲向３４街“皮鞋大楼”和第五大道帝国大厦，都充满信心地这样对自己说。在１９８７年盛夏的酷暑中，我跑了２３０家皮鞋公司，每到一层楼，就一家一家地按铃，递名片，说明来意，等人接见。大多数公司都是看了几眼皮鞋，问了价钱，然后讲：“目前不需要，今后需要再联系。”于是我客气地收起皮鞋，告别，再按隔壁一家的门铃……有一天，我在帝国大厦密不透风的电梯中，由于过度疲劳再加闷热，突然昏倒了。幸亏有人扶我到通风的地方，才喘过气来。帝国大厦的电梯是３０年代最老式的，从１楼升到８７楼，慢慢地要几分钟，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而我还大汗淋漓地背着几十只皮鞋！我不由得想起德斯汀·赫夫曼主演的《推销员之死》。幸亏我没有完蛋，而且终于找到了三家愿意购买我手中皮鞋的公司：美国Vida公司、日本Jamaca公司和一家台湾人的Wine公司。Vida公司的犹太老板在我访问的四次中，他问了无穷无尽的技术性问题，诸如：后跟、榫头的尺度啦，皮料的裁剪啦，鞣皮革的化学原料啦，这一系列问题在一个月之前对我来讲如天方夜谭，而现在我可以对答如流。客户问完之后，表示基本满意，愿意试订一万二千双；日本Jamaca公司则提出要六种不同颜色、不同型号的样品，然后访问中国工厂，再考虑下定单；台湾Wine公司的董老板经营皮鞋２０年，和我洽谈三次后，表示要订购机票，亲自去工厂参观。董老板要的样品，我立即告徐先生，徐先生再告国内打样寄来纽约，我一收到样品便健步如飞、刻不容缓地交到客户手中……徐先生对我开拓的进展非常满意，有好几次他跟着我一起跑，又累又渴，满头大汗。他笑着说：“我是军人出身，你曾是北大荒兵团战士，不然，这个洋罪可真是受不了啊！”
在这三家公司的样品全部打好，并经客户确认后，是订合同的时候了。徐先生在中国贸易中心打了一份整整齐齐的“开拓皮鞋市场协议书”：
经由中国贸易中心J省部和JME美中国际贸易公司协商议定，由JME公司负责推销J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皮鞋，凡是经由JME公司亲自开拓并成交的客户，由J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在收到货款之后，付与JME公司５％的佣金。J省轻工保证尊重JME公司的权益，在同JME开拓的客户成交后将成交金额、交货日期等一切文件公开，信用证由JME公司的客户直接开给J省轻工。买卖双方情况均保证向JME公司公开，JME公司有权协助每次贸易的沟通与进展。
特立此约
生效日：１９８７年６月３０日
下面的签名是：
中国贸易中心J省部
J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驻美代表
徐泉华
JME美中国际贸易公司
总裁
MichaelEochler
佣金协议定好后，徐先生告诉我，J省轻工皮鞋科长江先生、王先生来纽约访问了，让我去见见他们。那天夜晚，我离开自己的公司已经是九点了，再搭上地铁去布鲁伦J省轻工小组住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偏僻、不安全的区域，我一人在黑黝黝的地铁中坐着，吓得毛骨悚然，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已经是近十一点了。江科长和王科长及其他小组人员正围坐着吃西瓜。１９８７年的夏天是罕见的酷热，而我每天在酷暑下做的事只是一件：背着几十只皮鞋到处跑，到处推销！江科长见了我，热情地说：“你尽力推销，我们保证提供你的货源！”王科长看到我半夜赶来心惊胆战的样子，说：“想不到你们在国外创业还真比国内辛苦！”我向他们汇报了两个月来开拓的情况，又带着他们的许诺和鼓励，在深夜１２点半一人搭上回曼哈顿的地铁。在纽约，每２５分钟发生一次抢劫，９０％在黑夜。我坐在空无一人的地铁车厢中，内心充满恐惧。万万没想到，一年之后，江科长和王科长——我冒险去拜访的人——居然硬要赖掉合同上明确规定的应当付给我公司的佣金！在访问江科长和王科长之后，负责做女皮鞋的一位叫刘展的小姐也来了。她来到之前，徐先生特意告诉我，她是个关键人物，所有女鞋的具体业务都由她经手。我因为已经和刘展通过许多次电传，一见到她，我就把这两个月开拓出的一份共有九家有订货倾向的客户名单和三家立即要订货的客户详情告诉了她。第二天，我带她到日本Jamaca公司和总裁、副总裁会晤，洽谈皮鞋打样和价格、交货期；第四天，我请她和徐泉华先生在帝国大厦中餐馆吃饭。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这酷暑中的两个月血汗，能结出成果。据美国商业部统计：全美每年有５０万家公司成立开张，每年亦有４０万家公司宣布倒闭。在这激烈的竞争世界中，不进则退，不进则亡。我双手空空，靠的是智慧，靠的是吃苦精神。无论如何，也要把公司撑起来！不让它列入倒闭之流！在和刘展的接触中，我发现一个异常的现象，她对我的客户特别热情，而对我则特别冷淡。当徐先生交给她那份由他代表J省轻工和我公司订的开拓协议书时，她一点表情都没有，冷冷地扫了一眼，就把合同还给了徐先生。我百思不解：这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同胞，为什么一见面就对我冷淡如冰？我得罪她了？没有。我在帮她开拓客户！瞧，当她和Vida总裁在定单上签字时，当她在Vida公司设的酒宴上敬酒时，她是多么眉飞色舞、志得意满啊！小小的、短胖的身子不停地扭动，给每个人送去她那张咧着嘴的笑脸。可是为什么这张笑脸一看到我就凝住了呢？我后来问徐先生：“刘展小姐是怎么了？她和我前世有怨吗？”徐先生仍然是那个平和的微笑：“疑心什么？女同志在一起，就是事多！”我已经几年没听到“同志”这个称呼，也笑了起来：“我希望这位刘展同志看到女同胞同志的时候，也给点微笑，不然怪吓人的。”
刘展离开纽约后，Vida的合同在三个月后交了货。Vida老板是一位和善的犹太人，由于长期和台湾订货，他甚至学会了几句国语。有一天，他用中国话对我说：“你是一名很能干的、不平凡的女人，你愿不愿意为我的公司工作？我出四万年薪一年。”这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Oeeer（开价），以后我又遇到过不少客户的总裁请我为他们工作。能有一份固定的工资是吸引人的，可是我深知你拿四万，必须干出一百万！这份巨大的压力还是用来经营我自己的公司好。我相信我不久后就会挣上不止四万，远远不止四万美元！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是自由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老板！这份在金钱之外自由自在的感觉，是我所珍视的！Vida老板拿到货之后，非常满意。而他原来在台湾的皮鞋厂一直供应了他２０年的皮鞋，现在一看到他转向大陆买鞋，急坏了，立即取得香港护照，在珠海开了一家合资皮鞋厂，向Vida公司提供最好的价钱。这样，Vida又从J省转到珠海。在第一批也是Vida仅有的一批交货中，我拿到了五千美元佣金——因为Vida的合同是在纽约，当着我的面注明C５，并根据开拓协议书，我手中有一份合同副本。但怪事很快发生了。正像我遇到刘展那副冷面孔时有所预感那样：由我安排去J省访问刘展并参观鞋厂的日本JaAmaca公司、台湾Wine公司，均去后再无音讯。有没有订货，订多少双皮鞋？什么价格？我一概不知。打了无数份传真、电传给刘展，一律不予答复。我脑子里立即想到：“我被跳过了！真可怕，她果真这么干了！”我先去找了Wine公司，黄先生正在那里给刘展发传真。我对黄先生说：“你这次去石城成交的数目、合同细则是应当告诉我的。不要忘记我是代理。你去石城访问都是我们JME公司为你事先安排的。”黄先生一改以前热情的态度，冷冰冰地说：“你去问刘展好了！”我咬住嘴唇一言不发，他们俩看来已串通好了！没料到，在一旁为黄先生打字的黄太太叫了起来：“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周小姐跑了一个夏天，连咱们门槛都快磨光了，现在订了６０００双鞋，又不要我们付她一分钱佣金，为什么不告诉她？她的佣金该谁付谁就得付！在美国，谁不得靠生意吃饭？！”这一番话，说得黄先生既尴尬，又脸红。他嗫嚅地对我讲：“我去石城后，刘展连你的名字、你的公司，一个字都没有提起，并且让我今后一切业务直接和她联系。”他拿出那份正在发的传真说：“可是，这份传真我连发了三天，她一个回音都没有，干脆，还是你去帮我催货吧！”他又取出一大堆文件，说：“这是合同，这是打样书，你全拿去看看吧！我太太讲得对。干事要在理，要不是你来了这么多次，我也不会想到要去大陆买皮鞋。”
就这样，这位台湾人的“良心发现”，使我拿到了所有的定单和详细资料。我立即给刘展小姐写了信，向她声明：这批合同已由客户交给我，客户并催促发货。而刘展仍然沉默着，仿佛她根本不存在似的。无论发什么传真，均一概不回音。我又打电话给日本Jamaca，一位美国副总裁露了信息：用我递给他们的样品，他们向J省轻工订了８万双女皮鞋！看来，刘展真要把我一脚踢开了！
我找到中国贸易中心徐先生。“这怎么可能？”他说，“我们有开拓协议书，你花了这么多工夫，佣金一分也不会少的！”我已经很多日子没见到徐先生了，我问：“你这些日子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你！”徐先生的脸色变得苍白，他嚼着茶，一言不发，看来有什么心事使他不安、忧愁。我又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啦？当初你找我帮你开拓皮鞋，不是雄心勃勃吗？这份合同难道不是代表你的公司和我签的吗？”徐先生叹了口气，终于慢慢地说：“有人向J省轻工领导汇报了，说我在纽约和你——一个女留学生过于密切……请原谅，我不能常常见你，不然，我在纽约呆不下去了……而且，我回到石城也呆不下去了！”
“你这是在说什么？”我的脑子里轰地一声炸了起来，“那么，这份开拓合同也变成了一份情书，因而无效了，是吗？”“请不要这样说，”徐先生语调沉重，“你、我都知道，那是无稽之谈，可是中国的情况你也知道，你怎么能说得清呢？下个月我就要回国内出差，现在我很忙，请你直接和刘展联系吧，她不回音，就找江科长、王科长，你是见过他们的……不要来找我了。我只告诉你一句话：这份开拓协议书是有效的。”我望着徐先生那张消瘦的、痛苦的、苍白的脸，他来纽约一年都不到，已经瘦得那么厉害。有多少次，他跟着我跑，用他那不太流利的英语和我的客户谈判，常常忘了午餐，忍饥挨饿，每天吃的是从宿舍带来的一小碗白饭，一小盆酱菜，鸡蛋，连一罐汽水也不舍得喝；常常是为了节省地铁的一个硬币，他迈开那军人的大腿，在曼哈顿横跨几十条街，在酷日下走着，几乎是奔着，从一家客户，到另一家客户。凡是经我开拓的客户，只要有希望、有诚意的，他都要亲自访问，而客户的打样一到，他就跑到离开中国贸易中心只有一街之隔的８大道５１９号我的公司，和我一起带着鞋样，冲向客户。半年多来，女鞋客户从无到有，定单已接了近１０万双。而他从没有接受过我一分钱的礼物，却突然隐匿，突然避开我……
“徐先生，你放心！谁都不会相信这种胡说的！我先生麦克博士和中国贸易中心的人们都很熟悉，也常常来，你们也是朋友，怎么可能有人相信那种随意编造的谎话呢？”
徐先生的头低得更低了。他看来真的已经被伤害了。他讲：“朱莉亚，如果你信任我，理解我，请你马上离开我的办公室，我没有办法讲清，我知道你和麦克先生会很生气，但是，这不是我的错。只有一个办法，我们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了。”
一个月后，徐先生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１９８８年我和麦克到石城去访问时，听说他已经被调离外销岗位，负责搞货源，尔后又调离了外贸公司。对这么一个老实、忠诚的复员军人的遭遇（他以前从军事外语学校毕业），我至今不能理解：究竟是一种什么魔力，把他一下子打入冷宫？
徐先生离开纽约后，我立即盯着日本Jamaca公司不放，那位告诉我在J省石城订购了８万双女鞋的副总裁大卫先生，是个蓝眼睛、金头发、生性快活开朗的美国人，我第一次“敲开”这家公司的门时，就是他。当时我看那大理石的门厅，典雅的鞋廊布置，以为是一家有名望的美国名鞋公司。后来大卫告诉我：这是一家日本皮鞋公司，而这公司的总部则和“三井”、“三菱”并驾齐驱，在全世界设有二十多个办公机构。以后，大卫把我介绍给这家公司的总裁和负责进口业务的副总裁。这些矮个子的日本人，讲着带浓重日本口音的英语，小眼睛转来转去，摸不透的样子。我来来回回发传真，递鞋样，设计包装……直到带刘展来访问，已来了不下几十次，直到两个月前安排好Jamaca访问石城和访问春江皮鞋厂的时间，告诉刘展接机时间，人员安排，行程……两个月后，一切竟化为泡影，无论是刘展，还是那两位日本人，都不再搭理我！
我找到了Jamaca副总裁、蓝眼睛的大卫，因为我知道有着良好教养的美国人，是不太会干出那种卑鄙勾当的！
大卫果然不设城防，一五一十地告诉我Jamaca公司在J省下定单的情况，还把订货的各种款式、照片、价格全部指给我看——我来访问前，通过前台女秘书知道了那两个日本人不在。不然他们不会让我见大卫，而大卫也果真把他的两位东亚上司和刘展串通在一起企图跳越我一事和盘托出。在他眼中，我是第一个开拓人，我仍是代理。他认为我有必要知道一切订货详情，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保证货物质量和准时出运。于是，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在大卫那里搞到了一份全套详细的订货资料。
１９８８年，当Wine刚开始订第二批货，Jamaca已经在订第三批货时，我和麦克来到石城。当我们从下榻的饭店驱车来到J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时，人们刚刚上班，我马上拨通了电话，通报了我们的姓名，然后坐在办公室中等候。过了半个钟头，竟然不见一个人下来见我们。我又给刘展打了电话，对方讲刘展太忙，不能接待，于是我们又等了半个钟头。过了整整一个小时，在那个１９８７年夏天的深夜，我独自去拜访的江科长、王科长终于来到办公室，他们脸色深沉、冰冷，仿佛我们从来没见过面似的，坐下后第一句话就是：“徐泉华和你们签的那份合同书无效，因为我们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到过。”“不对！”我立即纠正，“这份合同书签好的当天，就传真给了贵公司，而且刘展小姐来纽约时，我亲眼见到徐泉华又交给了她，她看后还给徐泉华，没有表示任何反对。”
“不表示反对，并不等于表示赞成。”王科长站了起来，“我们不能给佣金，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向我们总经理反映好了。”
江科长和王科长就这么走了。见面连五分钟都不到，而刘展呢，直到傍晚下班时，她始终没有露面！再也没有露面！我和麦克找了总经理林先生，拿出了徐泉华当时和我签的开拓协议书，我问：“为什么到现在才是无效的呢？Vida公司做成了一万多双，佣金也付了，就是根据这份协议书付的，而不同的是Vida的合同是在纽约签的，而我的另外两个客户是通过我公司安排来到石城签的。难道在纽约签合同，佣金就可以付，在石城签合同，佣金就可以跳掉？”
林经理连连说：“要研究要研究。”他的建议是，让我们先回纽约，等他们了解情况、研究好了后再告诉我们结果。我们回到纽约后，又通过海关查出了经J省轻工皮鞋部出口美国的数量、交货期。又不断地派遣我的亲友代表我公司去和J省轻工打这场不上法院的官司。我写了厚厚几十页的材料，附有我公司客户的旁证及一切合同文件，同时写信给J省外经贸委、J省委和石城日报报社，反映了这个公开违背合同的事件。终于，在１９８９年夏天，J省轻工承认错误，总经理林先生的调查结果是：
“由于刘展个人的作用，在这件事上引起了混乱，我公司予以道歉，立即支付JME公司佣金，并请谅解、合作。”刘展个人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作用？是哪一根杠杆起作用？感情的？嫉妒的？女人与女人间的？而在她后面的又是什么？这是一团不可解的迷雾，正如徐先生突然隐匿，又突然离去一样，令人费解！令人感叹！令人深思！
复杂的中国人啊！复杂的人际关系！
在麦迪臣大道中国银行的窗前，当我把这张８５００美元的佣金支票交给柜台小姐时，我突然告诉她：
“这张支票里，有一个人的故事，和另一个人的命运。”我指的是我，还有他，那个至今不知去向的徐泉华先生。
D 在第五大道上骑自行车的女人
来美国四年，我仍然对纽约怀有深厚的感情。我从小在大城市上海长大，熟悉了南京路的繁华，淮海路的幽静。少女时期，当我心中不平静时，常常独自在附近的淮海路上散步。走过小时候曾朗诵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盖斯康大楼幼儿园，如今已成了美国总领事馆的外宾公寓；走过音乐学院高大的红墙，聆听着从那幢哥特式尖顶的古老建筑中传出的一阵阵悦耳的肖邦的钢琴曲……当我在１９８５年决定要出国留学，骑着自行车到人民公园附近的上海图书馆查找美国大学资料时，我抱定一个信念——纽约，只去纽约，只上纽约的学校！于是我把二十几所纽约市和纽约州的大学地址抄下，全部发了申请书，最后被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研究院录取。我隐隐之中感到纽约和上海有着同一个灵魂。只有到了纽约，我才不寂寞，只有到了纽约，才有我施展才能开拓道路的天地！“到纽约去！到纽约去！”１９８５年，这个呼唤在我心中，正如同１９６９年冬天，我和我的朋友们领到新发下的黄棉袄，跳着，喊着：“到北大荒去！到兵团去！”到纽约那年，我已经是３４足岁，而不少见到我的美国人，包括我的美国担保人柯比夫妇，说我看上去最多像二十八九岁，这大大地增加了我的自信心。到了１９８７年秋天，当金黄的落叶飘落在纽约第五大道宽阔的路面时，我决定买一辆“詹尼”牌女自行车，用我在中国娴熟的车技，为我的JME公司创业开路。
１９８７年下半年，在为J省轻工推销女皮鞋的同时，我已经在开拓更广泛的家用商品市场。客户越来越多，来样定单、电话、会议……那些美国商人，都把我当成一个大公司。他们都太忙，从来都不到我５１９号街的办公室来。何况，他们是买主，通常只有卖主访问买主，而那些买主们只要一个电话，我这个卖主或者是卖主的代理就必须立即赶到。可是从第八大道到客户集中的第五大道，要穿过第七大道、第六大道、百老汇，连走带跑也要半个钟头，而每天这样临时召集的会议不止三四个！我突然想起了自行车——在上海时我每天必不可少的好伙伴。
在纽约曼哈顿中城大街上，轿车如流不断，而夹在轿车的一点空隙中骑自行车的，通常只有两种人：送饭菜的饭店外卖工和给公司传递文件的信使。纽约的自行车可以闯红灯，可以随处停放，但骑车的人却少得几乎没有。因为要驾驶一辆自行车在每分钟４０码的疯狂的车流中穿行，不亚于在惊涛骇浪中驾一条无帆小舟行驶一样冒险。但我深信我在上海淮海路、四川路、常熟路、静安寺——比纽约第五大道狭二三倍的马路上训练出来的车技，能使我骑于不败之地。１９８７年秋天，当金色的落叶飘落在第五大道的柏油马路上时，我穿着那身从上海华亭路时装街买来的红色衣裙，将文件皮箱往“詹尼”牌——一辆宝蓝色女式自行车的车座后一放，便冲进了第五大道的“车海”——从此，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９年，每天上午，我都骑着我的宝蓝色的“詹尼”，让纽约的清风吹着我的长发，在第五大道上奔驰。我发现，我始终是这里骑自行车的唯一的女人！“有自行车太方便了！一半的纽约在我手中了！”我感叹着，而这一切都归属于纽约的可爱。纽约，对一个商人来讲，真是太可爱了！纽约是一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商业金融城市。全美国五十多个州的商品贸易，只有纽约是源头，是中枢，是纽带！而纽约这个商业中心，又由资本主义的上帝所规划得如此整齐——就看这一条街，世界闻名的第五大道吧：第２０街是礼品大厦，全美国，全世界的礼品商人都在这里打转；第２３街是玩具大厦；第２９街是家用纺织品大厦——我讲的做毛巾的Jay Eranro和许多著名的海滩浴巾、窗帘、台布商，都集中在此；第３２街是集中皮鞋商和服装商的大楼的帝国大厦；第３０街是专做皮包生意的皮包、皮箱大厦。每走进一个大厦，就有几十家、上百家公司展现在你面前，其中有经营百年的名牌公司，也有国际性连锁进口公司，而经营这些公司的，几乎都是身缠万贯的美国犹太人！１９８８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布什由一开始的劣势转为优势，其原因之一是有一大批美国犹太人商业财团的鼎力支持。这些犹太人大多是在美国出生，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家庭式或家族式的经商方法，在几十年中占据了美国商品社会的一块块重地。而我，则拿着Made in China的产品，来敲这一块块重地的大门了！那时每当我敲开一扇大门，打出一项商品，我就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上海——冒险家的乐园》。我想，纽约，才是冒险家的乐园，这里蕴藏着无数宝藏！需要的只是一项：开拓！我想，如果中国政府向第五大道派遣一万业务人员，像我这样一家家地敲门，递样，打样，成交，运货，然后橱窗中、商店中的商品，都由Made in Taiwan，Made in Japan……而变为Made in China；那么，中国大陆不是可以和台湾一样，由外贸刺激而富裕起来了吗？随着国内产品地位的建立，中国人的威严和自尊、自信不也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了吗？我曾遇到一个美国人，他告诉我：他尊重日本人，因为他所有的家庭电器，包括他的TOYOTA小轿车，都是日本制造的。他是在纽约４９街洛克菲勒街心花园对我讲这句话的，当时他把我误认为是一位日本姑娘。
１９８８年初，我发现了一种新的商品，那是我在一家百货商店，由一瞬间的回忆和思维所得到的启示。“思维即是财富”，讲这句话的林语堂老人，当他叼着那根著名的烟斗，在他那所简陋的书房写下《生活的艺术》这本书时，我还没有出世，我的父辈还只是孩提时代。七十多年后，当他已安眠九泉之下，那本常在我枕下的书，仍给我一种熨帖人心的温暖和人生启迪。我曾梦想成为文学家，而我脑子中那点文学的思维却成不了财富，思维出的产品——那一叠叠厚厚的稿子，都在我出国前送进了我们家门口的废品回收站。从此以后，我认为自己在文学的大门口永远是一个怀着崇敬的心情，抬起头来仰望的人。那些文学大师也不时地来到我这个大门口，对我洒下几滴智慧的泉水，或者伸出手抚慰一下我的心灵，使我灵魂中剩下的那几颗脆弱的文学细胞，不致于淹没在格格不入的商患之中。
我的灵魂，不是商人的灵魂，我早知道这点，因为我太眷恋我出国来美之前的一切生活痕迹。可是，在商场上，美国——这个黄金帝国，对“思维”所予以的慷慨馈赠，又使我不时惊叹！那天，我在百货商店中，发现了两条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的、用木珠穿起来的门帘。我望着这两条人工编串的、制作精美的门帘，不由回想起在中学下乡时，我在虹桥公社曾看到一个老奶奶，在黄昏中用一只只磨得很光滑的木珠和中间打通孔的桃核，在穿编一个自家用的门帘。她穿得飞快，嘴巴还哼着一种农村小调。我问她：“这是用来干啥的？”“挂在门口上，好看啊。”不一会儿，她果然把一个散发着木竹清香的门帘挂在了我们住的那间屋的门口。“晚上不用关门啦。”老奶奶慈祥地对我说。那天夜晚，我躺在干草铺的地铺上，望着老奶奶编的门帘，望着门帘上的月亮在缓缓穿行，不由想起我那关在隔离室的妈妈和在干校受审查的爸爸。我睡不着，就这样躺着，望了大半夜的门帘——老奶奶亲手编串的门帘，和门帘外的一钩冷月……
“你想买这门帘吗？”一个售货员走到我面前，打断了我的沉思。“不，我不买。”我急忙答道。那售货员微笑了一下走开了，我立即想到：这个商品，中国完全可以做！我迅速看了一下商标，果然，Made in Korea，又是南韩制造的。再一看价格，好贵！B３０．００一条！我立即想到了老奶奶那双飞快编帘的手，她一定是从做姑娘起，就熟悉了编这种乡间工艺品。木珠、竹珠、桃核，中国到处都有。对一个农业国来讲，这些原料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而美国人又偏爱手工编制的东西。在瞬间，我决定了：“做木珠门帘！”
我拿出笔，迅速描画下木珠门帘的尺寸、款式。每次到百货商店，我都带着纸和笔，以便看到什么中国能够出口的商品，立即把款式和标价记录下来。在美国，有一些公司还专门招了一些“间谍顾客”，他们每天到各大百货商店去，东看看，西走走，随时把新的产品，新的款式和标价、产地记下。这样来掌握市场动向，为设计和推出更新的产品作参考。而商店老板最反感的就是这种“间谍顾客”，因为一旦间谍顾客的公司设计出一种更有吸引力的类似款式，在大街对面另一家商店挂出，那么这家被侦察商店的成千上万件商品，转眼间便会变成为推销不出的库存货。美国商场的竞争，到了一家家商店，就变成了一个个前沿阵地，谁有顾客谁称王！我拿着本子，精心描绘着木珠门帘的款式，又不时地向四周张望，提防着店堂经理发现我这名间谍顾客，把我撵出去，那心情真是紧张得不亚于一个真正的间谍在作案。画完后，我对尺寸的掌握还觉得不满意，又拿出皮包中的皮尺，丈量着木帘下摆的尺寸。“你在干什么？”突然响起一声怒吼，把我吓了一大跳。只见一个长得五大三粗，没有系领带，白衬衣领敞开的西班牙裔男子汉，站在我身后。“你在画什么？”他指着我的本子问。“素描。”我说，从容地收起本子。“听着，你在这里转了半个钟头了，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买这条门帘，可是今天不能买，我的钱不够。”那人听了，放心地舒了口气，“那你画这个干吗？”他放低了声调问我。“因为……因为我太喜欢了！我怕被人买去。”“不用担心。”那个大汉的脸上绽露出笑容：“我在南韩有工厂，每个月运来好几万条，有的是呢！什么款式都有！”“好！”我急忙说，“明天，请你多拿出一些款式，我一定多买几条。”“对啦对啦，一幢房子，前门后门、走廊、厨房都挂上这上等的手工艺品，才棒呢！”我一看他已经在向我推销，态度和气，一颗怦怦跳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当天晚上，我给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发了传真，向他们发去我在商店中描绘的木珠门帘尺寸、款样和要求（每个２０尺货柜可以装二千条）、报价。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回音，每条果真不出所料，只有６美元。如果按进口价、批发价到零售价倍增，也只有２０美元。太棒了！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到了那家百货店一下子买了五条不同款式的门帘，架在自行车后，带回５１９号办公室。我跪在地下，把每种款式都重新设计了一下，因为决不能复制别人的款式。我把每个经调整后的新款式，用颜色彩笔画在五张白纸上，再用胶布将每份新款画样贴在原始样品上，然后跑到邮局，花了上百美元，把这些样品用国际快邮统统寄回国内，要求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款式全新、质量优美的门帘。
为了使这项产品打入市场，我既不能把价格提得太高，又不能卖得太低，而失去市场平衡。于是，我决定在每条上加２．５美元的差价，卖８．５美元一条。这样，到商店也只有２５美元以下，比南韩货显然有竞争性。商品到手了，价格也敲定了，卖给谁呢？我不由想起那个魁梧的西班牙老板。“不，不能卖给他，他在南韩有工厂，当然只能出自己的货。”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给美国东岸所有的窗帘公司、门帘公司打电话，可经营这品种的公司实在太少了，有的公司只要几百条、几千条，而我的目标，是要找到一家每月固定进上万条的公司，才能和南韩匹敌！
终于，我在第五大道找到了一家综合进口商，也是美国东口岸最大的门帘进口商。他原来每年都从南韩进口木珠门帘，由于价格高，又遇到那家在南韩自备工厂的西班牙商的竞争，正苦于没有出路。我开着汽车，把从中国大陆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快邮来的几十条木珠样品往D．C进口商面前一放，又报了价，那个花白头发的美国犹太人眼睛里放射出光芒：“太好了！真想不到中国能做出这么好的门帘！”他把每一条门帘拿起，细细地摸着每一颗珠子，无论磨工、漆丝还是款式，都不比南韩的差；而且在那五条门帘的基础上，我又和工艺品公司设计出了十几种全新的、更别致的款式，难怪这位做了几十年手工艺品的进口商要爱不释手。但是，当他的视线停留在我刚才撒下的一大堆纸盒子上时，他的眉头皱紧了。他问我：“包装呢？包装在哪里？”说着拿起一个粗糙的黄硬板纸盒，“这就是包装吧？不！不！我们不能买这样的东西！”他走到另一个办公室，拿出一个有印花商标的彩盒，说：“要这样的包装！知道吗？包装像一个人的衣服，像这样的黄糙纸盒，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没有一个顾客会要！绝没有人会要。也许在中国有人要，在美国，决不会。”他神情坚定，一连说了许多个“不”，眼睛里刚才放射的那片光芒，又被一片愁雾挡住了。１９８１年，南朝鲜工商部对日本、中国大陆、香港等在欧洲市场的竞争能力，就价格便宜、品质优良、出口销售手段、交易信用、商品包装等十二个项目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只有“价格便宜”这条，中国得了第一，其余十项都名列末位。而商品包装一项更是标上了注脚：“因包装不符合欧美市场需要而未能成交的合同占２０％以上。”好吧，我接过D．C进口商手中漂亮的包装盒，咬了咬牙，讲：“我会拿这样的盒子来见你的。”
中国幅员辽阔，太大了，几十个省，几百个城市，有的地方能出产漂亮的商品，却印不了包装；有的地方引用进口机器，能印出包装，却没有原料来源，出不了商品。我带着门帘，带着印花纸盒飞回国内四处寻找，终于在出产门帘的地区找到一家工厂。三周内印出了漂亮的、和进口商要求一致的纸盒。当我赶回纽约，又驱车赶到华盛顿时，已经是一个月的最后两天了。如果这个进口商在南韩又找到了新货源，那么这些日子的心血就全部白费了！在D．C进口公司的展品厅中，我搬出几盒明亮夺目、印着漂亮图案的彩盒，又打开彩盒取出门帘，D．C老板哈哈地朗声大笑起来，他拍着我的肩膀，指着办公桌上一大叠电报电传说：“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瞧，南韩的厂商都快急疯了！你要再不来，明天，我就要给他们下定单了。”说完，把那一大堆文件往旁边一推，“好吧！让他们爱卖给谁就卖给谁吧！我倒要看看，从今以后，中国大陆的门帘和南韩的门帘哪个走俏！”
我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和D．C进口商讨论定单，回到５１９号办公室又将定单整理归类，然后骑车到３３街邮局——两个月前我曾寄出五件木珠门帘样品的同一邮局，将定单装入快邮信封寄给国内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走出邮局，我如释重负，跳上我的宝蓝色的自行车，唱起一首我在北大荒原野上爱唱的歌：
小鸟在前面带路，
风儿吹向我们，
我们像春天一样，
来到花园里，
来到草地上……
自此，到１９８９年底，我向D．C进口公司出了５０个货柜的木珠门帘，挣了一笔可观的佣金。今天，当你走进各个商店，只要你看到木珠门帘，我敢打赌，那上面的商标一定是“Made in China”！因为，自从D．C公司向国内购买木珠门帘后，国内各个口岸都竞相向美国出口门帘。由于价格、质量都占优势，短短几年时间，南韩的木珠门帘几乎不见踪影了！
思维即是财富。瞧，由思维产生的花朵盛开得多么鲜艳！有时我想，如果在中学里我没有去虹桥公社劳动，如果我没有看到那个用手编串木珠门帘的老奶奶呢，如果我进了美国百货公司，就像千千万万的人一样，只是走马观花，漫不经心，或许根本不会注意到那两条悬挂在百货大厅中的门帘，那么，当然木珠门帘也绝不会给我带来这么丰硕的财富。
生活啊生活，不论什么样的生活，实际上都是由两种生活合成的——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而我们的行为也显示出一种双重的忠诚。
我想起１９８５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宇航中心，一进门看到那个用航空铝合金钢制作的巨大门扇上，刻着这样的一行字：
“只要我们能梦想的，我们就能实现。”
那时我到佛罗里达，是因为纽约中国城的一家职业介绍所介绍我到佛州棕榈海滩的一个百万富翁家当佣人带孩子，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被老板娘解雇了。我的担保人知道后，立即买了机票让我飞到离棕榈海滩二小时航程的泰德市，然后，好心的担保人带我去参观、游览佛州各地。我那时几乎身无分文，打工的钱都寄回上海去还那张赴美机票的债了，心事重重地跟着担保人全家来到肯尼迪宇航中心，这句话一下震动了我，我立即铭刻在脑子里：
If we can dream it，we can do it．
我的一位老朋友在虹桥机场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在美国干不好，怪不得别人，怪你自己啊！”
E 商场风云：陷阱与泥坑
在１９８４年第４期《报告文学》杂志上，刊登着我采访上海市外贸局几位外销员的报告文学：《打开国际市场的人们》。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谈判，是外销员们每天要碰到的事。
——你看他举起了米兰红葡萄酒，席间闪烁其词，充溢着东道主的古道热肠。谈判桌上，却突然拍案而起，拂袖而去；
——让随行递上他的名片，他懒怠地同你握手，脸上浮现出豪门贵族那种矜持的微笑。可你注意那双眼睛！瞳仁里闪烁着狡黠，目光像黑夜的电光，在瞥视你的瞬间，他已经洞察了你的才智、能力、追求以及成败的机会率；——他不和你谈生意，却和你谈毕加索，谈格什温，谈总统竞选和石油危机。突然间他沉下了脸，吐出了几个冷冰冰的字：退关、赔偿、诉讼！
美国人的幽默，法国人的豪爽，德国人的圆滑和日本人的机警，你都要应付自如。你既要有商人精于计算、巧于酬酢、入木三分的刻薄，又要有政治家那种熟谙人情世故、周旋于显赫人物中间谈笑风生的潇洒风度；你的思路应该是清晰的、集中的，你必须把抵御虚假的威胁和粉碎暗藏的诡计的本领训练得炉火纯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