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宣布破产就意味着一切欠款可以由此一笔勾销，破产只是公司，不必拿私人财产作抵押。
经过多方调查，这个犹太人经营南韩进口女装已亏本多年，并欠南韩厂商一百万美元，这次拿了二十万件中国大陆女丝服，以二等品廉价卖出去，还了南韩的债，然后宣布破产，老头子到乡下领政府养老金去了。
这笔生意，犹如诈骗案，美中连本带利赔了２１５万美元。马口铁和女丝服成了两个惨败的“滑铁卢”。失败的要害是轻信，因而陷入泥坑。１９９０年，美中由于负债过多，终于关上了它在第五大道３２街上那炫目多时的铝合金大门。因为它是中资公司，它欠下的几百万、上千万美元的债务，都无法用美国法律破产法八条来包容。那么，中国损失的钱，该由谁付呢？
１９９０年，美国经济衰退，失业率迅速上升，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国际市场充满着坑洼和陷阱，虚弱和危机，祸害和混乱。而新的公司，仍然在不断地成立。人们雄心勃勃，每天在这块美利坚国土上施展着“雄才大略”，上演着一幕幕商界浮沉的悲喜剧。
１９９０年春天，在百老汇３７街一幢著名的时装大厦的第１８楼，一家新的公司开张了，公司总裁黄先生邀请我去参观他取名为“HBT”的公司。这家公司是H省服装进出口公司和美籍港商龙先生合资开办的。公司看上去就气派非凡，水晶玻璃的大门厅，门口是金发碧眼的秘书小姐，每一间办公室都摆设着崭新的桃木办公家具和西方气派豪华的皮沙发，墙上悬挂着烫金雕刻的古典西方油画。进进出出的除了两、三个中国人外，都是蓝眼睛高鼻子、西装革履的美国人。我问黄先生：“怎么公司里这么多美国人？”H省服装公司派来的黄先生爽朗一笑：“这都是我们公司以高薪雇来的雇员，现在美国失业率这么高，我们一登广告就找到了一批高水平的推销员！”“你付多少钱给推销经理？”我禁不住进一步问，对一家国内公司能给美国人工资颇感兴趣。“六万。”黄先生说。我真佩服他，当这位HBT国际公司总裁讲出“六万美元”这句话时，脸上竟没有嫉妒，而他的工资也是中国给的，正如中国付给美国推销员、推销经理一样——他的工资是二百美元一个月，而周围竟站满了年薪五六万美元的美国人，在听候他的吩咐！
HBT国际公司（英文翻译为H省纺织），由H省、港商龙先生合资并且雇了美国人彼得先生，在古巴南面的牙买加岛上开设了一个大规模的服装加工厂。因为中国出口棉布和服装到美国，受到配额限制，而对牙买加则不受任何限制。这样，由H省将布匹运往牙买加，在牙买加工厂染色、裁缝，制成服装，再贴上Made in Jamaica的商标，便可源源不断地运进对牙买加不设任何限制的美国了（牙买加的服装实际上是中国服装）。到了美国后，再雇高手推销员去卖。HBT公司预计在第一年就可收益五百万美元。就能不受任何配额限制地推销全棉男装。美国有一亿男子，HBT计划让每人穿上一件HBT上衣！雄心勃勃的黄先生向国内下了指示：“运三百万码棉布到牙买加。”同时，龙先生和彼得先生又飞到牙买加岛视察工厂，新招收到的当地工人正排着长队在领取上班工卡呢。推销经理找到了五家连锁商店，订了一百万件度假男衣、五十万件童装。三个月交货，服装款式简单，但颜色却很鲜艳复杂。美国的男人和儿童，在假日中穿得和女人一样大花大绿，衬着白皮肤金头发，令人分不出是男是女。颜色要求有二十种，色卡全部寄到了牙买加工厂，由彼得先生向美国印染公司订购染料，工厂就地印染加工。
四月份，复活节一过，五家连锁商店就来催货了。四月交货，五月上橱窗，六七月休假——这是假日男衫的销售规律。在西方，时装行业被称为“疯狂的行业”，时装市场被称为“疯狂的市场”。竞争剧烈，大浪淘沙，关键是一个“时”字。时候到了，就得交货，一天也不能差！过了时节，时装就成了“跳楼价”、“自杀价”，成了一堆废物！HBT公司由牙买加岛空运，交了第一批货。打开货柜，大家都惊呆了：每件服装上的颜色都像在雨水中浸泡了一个月，全部染成大雨花、大云团了！工艺更是粗糙不堪，针脚长，脱线的满眼都是。
黄先生在电话中骂彼得：“你怎么搞的！这种染色怎么能交货？”彼得也在电话中吵嚷：“我尽到了最大努力了。这里的水与美国的水不同，配上染料起化学作用，染好的布，一晒干就变色了。”“换水！从美国运水去。那么人工呢？……工艺怎么这么粗糙？”黄先生叫道。“这些工人听不懂英语！我每天一个一个盯着干，在这岛上，都是生手啊！”彼得是拿工资的，他什么也不怕，你和他吵，他也和你吵，大不了辞职，从牙买加飞回美国另谋差事。
黄先生在电话中像求他似的：“不行啊！第一批货不能卖！卖了就要砸光牌子了！你快点想办法，第二批货一定要正品！正品！听到吗？”
第二批货是次品，第三批、第四批……都是次品。五家连锁商店全部取消了订单，彼得也辞职不干了。
“彼得是你找来的，你立即到牙买加去看看！扭转一下生产情况！”黄先生对龙先生讲。龙先生多次保证彼得是一位有办厂及生产经验的专家。
龙先生飞去了牙买加，一周后回来说：“工人不行，素质太差，一边踏缝纫机一边唱歌，一天里缝纫机就踏坏了几十台！这个工厂完蛋了，快关门吧！”于是HBT公司立即决定关闭工厂，可是已经运到纽约的近百万件男装、童装怎么办？HBT公司用了三个月时间推销，始终没有卖出一件！第四个月，辞退了所有的推销员；第五个月，辞掉了美国秘书小姐；第六个月，香港龙先生竟不辞而别，变得无影无踪。原讲定每月办公室房租一万元，由H省、港商各出五千，现在全部摊到H省纺织，H省当然不干，于是干脆不付房租；第七个月，百老汇时装大厦叫来了警察，查封了HBT公司，没收一切办公用品、办公用具，以抵押租债。仓库中的服装已开始变皱，牙买加的水质与染料的作用，使染色的雨点变成一片片霉点，五百万美元的服装成了一大堆废布料。
黄先生在启程上机时，痛心疾首地对我说：“选错了工厂！选错了地方！”短短不到一年时间，他头发白了许多，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有六十多岁，身心交瘁地背着沉重的包袱回国去了。现在美国政府明确规定，不准经过第三国转口倾销。
F 经商的艺术
有不少人问我：“你一个女子，在美国和中国都没有任何背景，怎么会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打开庞大的销售网？”也有人问：“不少和中国做生意的人都吃了亏，血本无归，你是怎么成功的？”
１９８５年我来美国自费留学，身边只有４０美元，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短短四年，我的公司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所转出的信用证和由我公司客户直接开出的信用证，已达到几千万美元。我已经有了纺织、工艺、轻工等二十多家大规模美国进口商的固定销售网。有一次，我带国内一个外贸访美小组参观了曼哈顿的近十家著名商店：“Macy’s”、“Lord＆TayAlor”、“Saks Ei eth”、“Bloomingdale’s”、“Paly Month”等等。
每家百货公司中都有经我开拓、推销的商品。当看到这些中国出产的商品标上昂贵的价格，摆设在装潢考究的名牌橱窗中，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安慰和自豪！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事业家，曾经作为洛克菲勒导师的卡耐基在他的著作《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弱点》中说，他很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他的专业技术所决定，另外的百分之八十五要靠人际关系、处世技巧。经商是一门艺术，而这种艺术技巧，如同自信心一样，常常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天赋。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说：“给我一块大理石，把多余的去掉。”专业知识——包括在美国研究生院学习的商业管理、销售学——即是一块大理石，而人际关系、处世技巧则是艺术家的手，能否雕出精湛的艺术品全决定于此。
小学二年级，我戴上了红领巾，当上了少先队中队文体委员。那时，十岁左右的我，经常组织班级的和年级的各种文艺演出，组织校外街道的学雷锋活动，当主持大会的小主席，在营火晚会上当报幕员，任少先队合唱团演出的小指挥……这都是经常的事。尔后稍大些，我又沉浸在各种中外文学名著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以后是《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卫·科波菲尔》、《悲惨世界》、《九三年》……大量的阅读扩大了我的眼界和思维，正如大量的学生活动赋予我与日俱增的组织才能一样。如今，我仍然认为，如果一个人从孩童时代，就能组织他的伙伴，就能如饥似渴地阅读人类的精神财富，那么命运将注定他是个具有领袖素质的人。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领袖，也并不是人人都想当领袖，然而，领袖素质的具备，对于一个人前途和命运，快乐和幸福，都是极为重要的。我至今仍然感谢我的祖国，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童年，而这样的童年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以金钱物质为上帝的社会，许多美国孩子的童年是以丰富的物质生活与孤独的精神生活相伴随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生于斯长于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在大公司里只能充当秘书、跑腿角色，拿着低廉的年薪；而我只来美国数年，就能与总裁对话，独树一帜的原因之一。
做生意要能跑、能说、能写、能组织，再加上你手中可以驾驭的权力。那么就能在一片空白地上开出一个新天地来。１９８５年——我来美国那一年的年初，我平静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我是上海外贸局的一个医生，从北大荒兵团回来后，我在静静的医务室里坐了五年，犹如困在池子中的蛟龙，常有一种窒息感。我开始了写作，从刚进医务室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这个安静的、湖绿色的小小医务室，可以用来作一个日间书房。我们许多心爱的书搬进了医务室，又铺开了稿纸，只要没有人来找我看病，我就读、写，直至下班。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５年，我陆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散文、诗、报告文学，那是我精神生活极为丰富的日子。但我仍然渴望跳出医务室，冲向社会。１９８５年，外贸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周医生，你的文笔和观察力都不错，市里成立了《经济新闻报》，到外贸局来要人，你愿意去工作吗？”我一听当记者，十分高兴，立即表示愿意前往。到了《经济新闻报》，看到一切业务尚未正规，一片混乱，而下周就要出第一份报。负责人朱总编每天急得团团转，从这间办公室冲到另一间办公室，一会儿抓住一张纸，一会儿翻出一张照片，跑来跑去，而打字机还没有运来一部！朱总编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负责第一版呢？还是负责文艺版？”同时不等我回答，就说，“根据外贸局对你的介绍，我们决定让你当第一版首席记者，你年轻，脑子活，能拿出漂亮的第一版新闻！不过，文艺版现在还没人搞，你愿意当文艺版负责编辑也可以！”这一连串的“请君就位”，把我这个医务室的医生搞糊涂了。我这时想，十月革命时列宁在斯摩尔尼宫任命那些工人当他的财政部长、农业部长、交通部长，情景恐怕也是如此吧？而那些部长们还真干得不错，把苏维埃政权维持了下来。人的潜力，比你自己所能够想象的大得多得多！
我选择了文艺版——因为我喜欢采访人物和写人物传记。第二天，我就着手人物的采访。当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女友的婚礼，那位女友也是个记者。我正打算采访一个和《经济新闻报》有点关系的人物，她马上推荐：《经济日报》派了一个年轻人到上海来组织国际经济信息中心，那人叫韦梁，很有开拓精神，不妨去采访他。并告诉了我他在上海宾馆的房间和电话。
马克·吐温在他的小说《神秘的陌生人》中说：“一个人的一生，如同一环环套起来的锁链，如果其中一个锁链改变了位置，那么整个人生都由此改变……”以后我常常想：如果我没有因医务室的沉闷而写作，那么我现在还是在那里当医生，直到退休——外贸局医生的位置是许多安于现状的人所求之不得的；如果我没有写作，就不会到《经济新闻报》，就不会遇到韦梁，就不会去他那儿工作，就不会在上海宾馆自己找到我的自费留学担保人——那么，我现在恐怕还在上海。
命运是一出人间喜剧，命运把我带到韦梁面前。第三天我去采访他，他和我侃侃而谈，从来上海建立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的规划，到整个经济特区改革的宏伟前景。他的谈吐展现了一个改革当前，任鲲鹏展翅的新天地，而采访也很快变成了双方的交流。我在外贸几年，看的和听的都不少，使这位刚踏进上海滩的外省青年，在高谈阔论之后也静静地洗耳恭听。临别时，他突然提出：“你既然刚从外贸局调到《经济新闻报》社，关系还没有过去，能不能马上调到我们《经济日报》上海国际信息中心来？”“调来？”我怔了一下，没有思想准备。“对啊！调过来，我让市委组织部立即发调令！”韦梁说：“我需要像你这样的助手！能跑能写，思想敏捷，你来后给我当副总经理，让我们一起在上海开拓一番事业！”在我来采访他之前，已经查阅了有关他的资料，上海各主要报刊都以大篇幅介绍了这位青年改革家，不久后将在锦江饭店召开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成立大会，由上海市副市长到会致词，各界要人都将出席祝贺。眼看他对我这么信任，又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我何不跟他闯一番呢？对将来写作也是一个难得的经历啊！于是我答应了：“好！我去找报社和外贸局商量一下。”就这样，我在编出了第一期《经济新闻报》文艺版后，被正式调到《经济日报》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担任副总经理。办公处暂时设在上海宾馆，我马不停蹄地奔忙于中心初建的各项工作中，同时一面小心地寻找机会，为我将来赴美留学作准备。不久，我在上海宾馆找到了一对来华旅游的慈善的美国夫妇，他们成了我的担保人和好朋友。
四月份，正值春暖花开时节，韦梁给了我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只有一句话：“到深圳去看看，有什么事情好做？”我登上了去广州的班机，到白天鹅宾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赶到深圳。正像同年八月我到了美国，举目无亲、孤独一人一样，我到了深圳也是目无熟人。只见高楼林立，公路上穿梭而行着各种进口车辆，到处是高音喇叭播放的流行歌曲。我想起韦梁讲的一句话：“中心的现时主要任务，一是吸引外国投资，盖一座上海国际经济信息大厦——带酒店和国际会议厅，一定要是上海最高建筑。第二件事，是与深圳建立横向联系。不能小看深圳，要想办法把深圳变成我们生存的经济命脉。”这两件事，盖大厦由韦梁去办，开拓深圳由我去办。而我不久前还穿着白大褂，在医务室给人抹红药水呢！
我在深圳市中心跳下了车，摸了一下口袋中用来开拓深圳的“武器”：一叠自己的名片，一张中心的现金支票和一叠空白介绍信。凭这名片和介绍信，我可以求见高层次的人物；有了钱，我可以挥手叫计程车，用最短的时间去办最多的事。我马上决定：去深圳市政府，要求见深圳市长。我自己填写了介绍信，很快见到了市长秘书，他告诉我：“很抱歉，市长出国了。”然后他又说，“我可以把您介绍给副市长。”可是一打听，副市长因生病，没有来上班。“那么，到副市长家去吧。”我说。市长秘书问：“事情很急么？”“很急！”而这时我在脑子中飞快地编织一件属十万火急的事由，以便进一步说服这位市长秘书。可是他已经笑容满面地拨上了副市长住处的电话，并且很快告诉了我：“副市长同意见你，我们派车送你去。”
坐上深圳市政府黑色的“奔驰”轿车，我心中阵阵焦急，和副市长谈什么？怎么谈？既然我是《经济日报》信息中心派来的副总经理，那么就得谈经济，谈信息。那么搞一个大规模的活动呢？比方讲，搞一个深圳、上海的经济信息交流会呢？对！就是这个方案：把深圳所有的大公司、大企业代表请到上海去，与上海的大公司、大企业面对面地交流信息、来料加工、做生意……“奔驰”车疾驶着，我已在脑子中拟好了几个提纲，不几分钟，轿车停在一片绿草如茵、鲜花盛开的面积广阔的花园前。远远望去，一幢幢别致的白色小洋房和桔红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闪烁。司机告诉我：市领导人都住在这里。到副市长家门前下了车，我抬眼一望：奶白色洋房外面是一圈雕花铁栏杆，大理石的拱门旁有两个小喷泉，水从驾着喷泉的小天使雕像嘴中汩汩奔出。洋房外面停着一部紫红色的轿车，从洋房落地玻璃窗的帷幔后，传来一阵阵钢琴声。我想，这哪是深圳？这哪是中国？这明明是西欧，一派西洋生活方式！我按了门铃，钢琴声停住了，一个女孩跑到阳台上问：“你找谁？”“找副市长。”女孩向屋内叫着：“爸爸，有人来找你。”
在客厅中，副市长看了我的名片，让我坐下，我立即把刚才在轿车中拟好的几条设想讲给他听。“我在深圳时间不多，我打算召集各大公司的总经理开一个会，请副市长支持。”“你刚才谈的方案很好，上海是有几百年工业传统的城市，与深圳应当有纵横向的密切联系。不过，你打算搞的那项交流活动，要有个章程和具体规划，那么我们市里就比较好向下面说话了。”我立即说：“我明天就交给您章程和规划。”“好吧！我和工业贸易部部长讲一下，明天你去找他，他会协助你的。”
从副市长家回到我下榻的饭店，我立即打电话向韦梁汇报，他认为这个主意很好，问用不用给我派助手？我说不用。放下电话，我立即拟起经济信息交流活动的章程和规划稿。稿子写完后，又立即翻电话本打电话给印刷、打字公司，付高价要求当天出稿。当天晚上，一份清晰漂亮的《上海——深圳经济信息交流会简章》出来了。第二天，我拿着简章去见工贸部长，工贸部长一副老干部派头。他看了简章后说：“副市长让我们全力支持你，这儿是一份各大公司企业和负责人的名单，你去召集会议吧，我会出席的。”我回到饭店，照着名单一家家打电话，打不到电话就叫上计程车上门去找。用了两天时间，把三十多位各大公司总经理召集到深圳大酒店，有部长在上边坐镇，我又大胆地把简章作了更具体的发挥。先谈了信息有如电脑的软件，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等这些眼下时髦的理论，然后鼓动各大公司、企业带着他们的产品、设想、信息去上海，与上海的各个层面交流，一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成果。我还当即规定了参加这次交流会的费用：每个单位三千元人民币，包括机票、住宿、广告。结果当场有二十多家公司参加。几天之后，中心收到了六万多元从深圳汇来的支票。以后半个月，我只身往返于上海与深圳之间，并且亲自带队，精疲力尽地把二十多个深圳代表团带到了上海。五月份，上海——深圳经济信息交流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历时一周，果然造成了轰动。成交合同、合作项目达三千五百万人民币。《经济日报》、《解放日报》均在头条以醒目位置，每天详细报道大会盛况。这次信息交流活动被复旦大学一位经济学权威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效应”。而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从这次活动的经费和成交佣金中也收到了几万元的纯利润。
五月底交流会一结束，我就在一片赞赏声中急流勇退。因为那时我已经收到了我的担保人寄来的经济担保，并且收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英语了。我曾经抽空去过人民公园的英语角，在那里我发现，我在医学院学了五年的英语，几乎已是一片空白。英语角的青年们谈的政治、国际时势、电影艺术等，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连中国人讲英语都听不懂，到美国后怎么办？我决定向中心请假，在家里闭门读书，全力攻读英语，为赴美留学作准备。
韦梁听说我要请假学英语，一口表示没问题。由于深圳这一战役立了汗马功劳，他慷慨地表示我学习期间的工资可以照发，并且让我到美国后作为《经济日报》的特约记者，继续给《经济日报》写文章。从五月到八月，我日以继夜地钻在一大堆英语书本中，大段大段地背诵《美国现代口语》、《托福词汇》、《新概念英语》。七月份，拿到美领馆签证，韦梁向我表示热烈祝贺：“短短几个月，没想到你打了这些个胜仗！”他召集了中心全体人员会议，让我向大家发表“告别演说”。赴美前一天，韦梁在上海宾馆为我举办了告别宴会，到会的除了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的骨干外，还有复旦经济学院院长，《文汇报》副主编等社会名流。韦梁高举白兰地酒杯，说：“我由衷地希望，并且相信你的才能在美利坚国土上能够开出鲜艳的花朵。我们等待一个老友，一颗明星，在太平洋彼岸发出光芒。”席间，大家向我频频祝酒、祝福（谁也不会想到几天之后，我在纽约唐人街为寻找一个保姆的位置而四处奔波，被生存危机威胁得惶惶不安）。告别宴会持续到深夜，人们仍然不愿散去。第二天一早，中心派出面包车、小轿车送我去虹桥机场。当我手捧着韦梁代表中心全体人员献给我的鲜花，热泪盈眶地登上飞机时，我更对即将告别的国土产生深深的依恋之情。
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自从第一天认识我就邀请我为他工作，直至分手登上赴美班机前，从来没有红过脸、争吵过的韦梁先生，甚至在欢送酒会之前，就已经在干一件令人吃惊、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中声明，我已被《经济日报》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除名，我将来一切活动与中心无关等等。这份文件在我登上飞机后的当天，就向各个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机构发出。而我还蒙在鼓中。到纽约后，给中心韦梁等人写了不少信都一概不见回信，正觉得奇怪纳闷时，家里来了一封信，告诉我除名的事。像晴天霹雳一样，把我震懵了：“这不和最后通牒一样吗？”我顿时从吃惊中感到一种莫大的污辱，立即写信给上海市委和北京《经济日报》总社，追问究竟。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找韦梁，问他为什么搞这份东西？用意是什么？是否周励犯了什么错误才这样做的。而韦梁的回答是令人不解的：“她的能力太强了，我想限制她一下而已。”上级有关部门告诉他，这种擅自发文除名的事情是不合乎纪律的，让他检查并撤销收回所有文件，这事才算了结。后来听一位非常接近韦梁的人说，他是个表面上豁达大度、颇有气概，而内心却十分狭隘、忌妒的人。当我的深圳战役打得漂亮时，他主持的大厦计划却由于无法落实贷款而落空，而接下来我却激流而退，并继而赴美留学。“他倒并不是想害你，”那位熟人说，“他只是想浇一下心中满腔的妒火，才这么干的，以求得心理平衡。”这真是种东方式的嫉妒心态！在外国，你比我强，我向你学，同你竞争，努力赶上你。在中国，你比我强，我就搞你，把你搞完蛋，趴下为止。这位敬我美酒、赠我鲜花的总经理，在背后这么狠地捅了我一刀，使我猛醒：我再也不能回到这个中心去了！
从脚下开始，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我将另辟起点。我独自来到自由女神公园，踯躅在火炬的光环之下，我又想起那句话，那句我在北大荒草甸中放猪时，曾反复对自己说的话——那是一位美国总统的就职誓言——
“自由的精髓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能参加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在美国了！——我望着自由女神那凝重、雍容的面容——那么，决定我的命运的，就是我自己了！
每当我向一个新的客户敲门，我仿佛就听见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开头的那段震撼心灵的命运的敲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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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你敲开一家客户的门，从门里走出来的人将你从头到尾打量一番，然后让你走开，再粗暴地把门关上，这种难堪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那么，我决定做一个有魅力的女人，让所有向我开门的美国老板都喜欢我，即使不做生意，也能令人愉快地说一声“再见”。
魅力，英语中是“Attractive”，我先生麦克认识我的时候，就认为我很“Attractive”，他并且在这后面加了一句“Extraordinary”（不平凡）。用中文来讲，就是“一个有魅力的、不平凡的女人”——而那时我只是纽约州立大学商学院的自费学生，穷得要命。听了他的话，我暗自叹了一口气，想起了在童年、少女时期，那长时间笼罩在我内心中的悲哀。
小时候，虽然我很聪明、活泼，但是在镜子中，和从照相馆冲出来的照片中，我发现自己长得太平凡，甚至是太难看了，简直是一只丑小鸭：胖胖的圆乎乎的脸，脸色黄黄的，一双小小的眼睛几乎没有睫毛，单眼皮，翘鼻子，嘴巴也挺厚，总之，没有人第一眼见到我时会喜欢我的。那时，当我看到我的小伙伴们在阳光下跳舞，她们的脸蛋又红又白，像瓷器般闪闪发亮；还有那又黑又大的眼睛，真令我羡慕。我儿时的小朋友都很漂亮，我有时候看着她们，会看得发呆。尤其到了少女时期，当春情在心中萌动，却没有一个男孩子对你看一眼时，心里真感到：“长得不好看是少女最大的悲哀。”后来到了北大荒，随着青春成熟的发育，自己的外貌也在渐渐地发生变化，特别是两个单眼皮居然在一夜之间成了双眼皮，我对着镜子把眼睛揉了又揉，因为当惯了“单眼皮”，眼部皮肤感觉很不舒服，可是眼皮仍然揉不回去。双眼皮双双的，把细细的一排睫毛也衬托出来，眼睛变得又黑又亮！真是“女大十八变”啊，连黄如菜色的皮肤，居然也在北大荒的冰雪中变得红润和白皙起来。我到北大荒那年，刚过１８岁，短短的二三年，我发现自己从一只丑小鸭，变成了一个身穿军装，手握大镐，英姿焕发的少女！１９７２年进了大连医学专科学院，有一次，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春苗》，到我们学校来挑选扮演春苗的演员，叫了几个学生去面试，居然把我也挑上了。在电影导演面前走步、回答问题，心中好不紧张。后来我们几个都落选了，李秀明扮了春苗。在银幕上看着春苗，我想，她多么美，我怎么好和她比呢？然而，我的自我感觉好多了。那种少女时期的悲哀，渐渐地一去不复返了。
可毕竟，面部给人的感觉不是最主要的。１８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说过：“一个女人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是美丽的，但她可以通过十万种方式使自己变得可爱。”一个女人是否可爱，主要在她的气质。而我，就是要在美国商人面前表现出一个东方女性的气质。我去见客户时，总是淡淡地施以脂粉，从来不浓妆（那样给人的形象只是秘书或女售货员）。除了结婚戒指外，尽量不戴其它首饰，衣着得体。我总是穿着能体现出东方女子线条美的丝质连衣裙，有些是我自己设计的，但只是一条裙子而已，不带金光闪闪、令人烁目的项链、手环、耳环，不珠光宝气，也不穿戴任何名牌——在美国商人面前，你是无法同他们所拥有的钱财和各种名牌货相比的，那么就做一个“清纯女子”好了，如日本电影中的那“纯情少女”——她们往往纯朴自然得如同清澈见底的一汪清泉，在当今这充满财富与权力竞争的社会中，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令人神怡，令人心动。
如果一个东方清纯女子，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微笑着向客户推销自己国家的产品，专注地倾听客户的各种要求，然后以“欧美式的工作效率”迅速反馈各种信息，那么那些美国百万富豪、亿万富翁们怎么可能把她拒之于门外呢？只要他们在生意上有一点点需要，或者是有一点点可能的需要，他们都会倾心与她合作！
有一次，国内一个省公司给我的公司来电报，让我帮助推销他们库存的丝绸领带。这不是普通的印花丝绸领带，而是手绘图案领带，每一条领带上都有一幅不同的中国山水画。这原来是一个欧洲商人定的货，后来又突然取消定单，国内找我告急，让我在美国设法推销一下。
我找了一家在麦迪臣大道上专门经营男服和领带的公司，带着大陆寄来的样品上门推销。按照事先查找的资料，我找到了这家叫伯玛的公司。一进公司，只见大厅内灯火辉煌，却不见一人，大理石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幅照片，那是《NewsWeek》新闻周刊的封面，封面上是一个美国商人的正面像，一行红字写着The Man of Year（年度人物）。我正在想着这个人物和伯玛公司有什么关系，里面出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照片上的那个人，戴着贵族派头的领结——不是领带，白发稀疏，一副金丝眼镜。他在电梯门口和另外两个可能是前来洽谈生意的美国人告别，正要转身回去，他注意到了我。
“小姐，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他问，同时很客气地打量着我。
“我是JME公司的，我到贵公司来，是想推销中国领带，但很抱歉，我没有事先打电话预约。”有的品种，你打电话预约根本没用，只有上门，以你本人和商品的魅力加在一起，才有打入的可能。
“哦，什么样的领带？”
我马上取出几条手绘山水画领带，并立即向他报了CIE的价格。他看了突然大笑起来：“Picture！Picture！Chinese picture！”（“画！画！中国画！”）我一看他有兴趣，立即对他讲：“这是仿唐代的敦煌壁画，手工绘制的。”“唐代？我喜欢那个年代！”“你知道中国历史？”我有些惊喜地问。他反问我：“你知道我是谁？”我指了一下大厅墙上的壁画：“你是年代风云人物——照片上的。”他仿佛不在意，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朱莉亚。”“我是阿道尔·舒格曼。”经他一讲，我想起了前天《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消息，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展示会上，一位叫阿道尔的美商以一千万美元购进了一幅中国宋代名画。消息在并不显眼的第六版上，但我不知怎么却仔细看了这条新闻。我立即叫起来：“您在前天向苏富比公司买了宋朝名画，《纽约时报》上说，您还收集了许多中国古董。”这位老人爽朗地大笑起来，他看了看表，说：“现在是１２点，午餐时间，你来得太晚了，也许太早了些……这样吧，我太太在家等我进午餐，我就住在公园大道，离这很近，你如果愿意，可以到我家去看看我的宝贝——几乎全是中国和日本的宝贝家伙。”
遇到这么热情，第一次见面就邀请作私人访问的客户真不多，我当然要去，我还要和他谈我手中的任务——丝绸领带。于是我乘上了由他司机驾驶的劳伦斯轿车，一会儿就到了Park Ave的公寓。这条街的南部住着许多美国极具声望和权势的百万富翁。走进这位风云人物的公寓住宅，犹如进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室内装潢的法国１９世纪路易十六年代的厚厚的紫红色的帷幔从天花板垂至地毯。虽是白天，水晶吊灯也开着，照着客厅墙上一幅雷诺阿的油画。他对一位打扮得雍容典雅的妇人说：“亲爱的，我今天带来了一位中国小姐，她向我推销中国画领带，还问我懂不懂中国的历史。”他指着陈列在红木玻璃框中的一件件古董说：“我请她来，让她看看这里中国的，还有日本的历史。”他夫人十分友好地招呼我，拿出了三明治、色拉和葡萄酒，我这才发现百万富翁的午餐是这么简单，和在马路上花两美元买一个汉堡包、一瓶汽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匆匆地进完午餐，阿道尔先生把我带进他宽大的书房，墙上陈列着一幅幅唐、宋、元、明、清的古画，四周的雕花桃木壁橱中，摆着一排排古瓷花瓶、青铜器、古代石雕……在淡淡柔和的壁灯照射下，显得格外高贵、典雅。他顺手拿起一件青铜酒鼎说：“这是我父亲１９２０年从巴黎收藏家那里购买来的。这件青铜酒鼎是英军火烧圆明园时，搞到了伦敦，以后被巴黎收藏家买下，过了几十年又到了我父亲手中。那时我才一岁，随父亲去巴黎休假，然后又去了中国、日本。我父亲做了几十年的东亚外交官，他还见过你们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呢！”
１９２０年、圆明园、慈禧、李鸿章、东亚外交官……从ParkAve阿道尔公寓的落地窗户往外看，只见一幢幢如几何图形的现代大楼鳞次栉比，顶端在正午的阳光下变得金碧辉煌，街心是花团锦簇、鲜花盛开。多么奇妙啊！中国的古董，在这里成了价值连城的珍藏物！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留学生、访问学者、医生、教授……却骑着自行车，拎着一袋袋的饭菜，穿过车流，送着外卖，打着苦工。我陷于沉思之中。
阿道尔先生又指着一排古瓷花瓶，取出一根细细的特制的金属棒，指着说：“光凭瓶子发出的声音，我就能鉴别出是哪个朝代的瓷瓶，唐朝的瓷薄声脆，明代的釉厚声锵……”他一边讲，一边用金属棒轻轻地敲着每一只古瓷花瓶，脸上自豪而又兴奋。我也懂一些古瓷的绘画烧窑。在北大荒时，我自己就出过几十窑红砖和带刻花的大碗。于是我就和他讲起烧窑制作过程，与声、色的关系，他大感兴趣。我不禁问：“这些古玩，都是你去中国买的吗？”“不，”阿道尔先生说，“我后来再没去过中国，所有的中国古董都是从美国、巴黎、伦敦的收藏家手中，或者像前天那样，从苏富比拍卖会上买来的。”看来，这些美国富翁对中国不感兴趣，而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古董却颇有研究和嗜爱！阿道尔先生突然问我：“你怎么会注意到那条消息的？而且看得这么仔细——居然能记住我的名字！我问了我的两位秘书，有没有看《纽约时报》上关于苏富比拍卖会的消息，她们都摇摇头……唉！纽约是个令人发疯的城市。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一年只看一次《纽约时报》，没有时间！”
就这样，近７０岁的阿道尔先生和我聊起来，而我还时刻惦记着皮包里的那些领带样品。阿道尔先生递给我一杯咖啡，在沙发上坐下，问我：“你看了昨天的副总统竞选人辩论吗？”那时是１９８８年，布什副总统和麻州州长马克·杜卡柯斯竞争，由他们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也在激烈地竞争，力图多拉选民选票。我说：“看了。”“你怎么认为？”他瞪着眼睛问我。“丹·奎尔（布什总统提名的候选人，现美国副总统）不配作副总统。”“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肯尼迪……他什么也不是。”阿道尔先生呵呵大笑起来。那天的辩论会上，丹·奎尔——一位年仅四十，年轻时以花花公子、不学无术出名的富裕家庭子弟，在回答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劳·班森的资格责问时，漫不经心地说：“我有资格当副总统，肯尼迪也是在四十多岁当了美国总统。”劳·班森立即反驳说：“肯尼迪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和同事，你——丹·奎尔，可不是肯尼迪。”台下顿时一片轰笑，丹·奎尔面红耳赤无以对答。我简直搞不明白，像这样腹内空空的人怎么能当美国副总统。难怪海湾战争刚一结束，布什心脏病发作，华尔街和道琼斯股票大跌，没有人可以设想，万一让这位丹·奎尔先生接替总统位置，美国，甚至全世界，将会出现怎样的混乱和谬误！
阿道尔先生说：“我是共和党……不过，我不反对你的见解。”他站起身说：“我也不明白，布什先生怎么选择了丹·奎尔作副总统，我和他见过面，他绝不是那种IQ（指智商）高的人物。”他突然问：“朱莉亚小姐，你来美国多少年了？你是在美国长大的吗？”我说：“不，我来美国三年。”“哦！”他叹了口气说：“那么说来，你是在毛时代长大的人了……我了解中国。但是，你是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个中国女子（Chinese woman）……你很聪明。”
就这样，整个午餐拜访，他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我那几条山水画领带，因为他下午要先去股票市场。他让司机把我送回我公司。第二天，给我发了一份传真，说他将买下那一批全部库存的山水画领带。“我从来没见过，我公司也没有经营过这类领带，但是，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推销出去。”他在传真中说。他开了信用证，过了不久，货就运到纽约。两年之后，我参加了他举办的一次生日宴会，他胸前佩带的，正是手绘山水画的中国丝绸领带！那时，伊拉克已经侵占科威特几个月，伊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扬言要让美军在血海中洗澡、抬着棺材回去，人人心中都很紧张和担忧，到处是一片沉郁的气氛。宴会上大家也是一样心事重重，认为美国反击会赢，但要一年以上时间，会死去许多人。阿道尔先生不同意布什总统下令打。我则认为应当打，因为留下这个现代战争狂人的祸根，将祸及久远，甚至可能引发核战争。应当速战速决，以换取永久和平。我们这一战一和派，争论不休达两个多小时。宴会后一周，战争爆发了。又过了一个月，战争结束。萨达姆宣布无条件撤出科威特。而这位富有、清高的美国商人成了我的朋友和生意合作人。同时又引起我三思：既然中国的古玩古董能在纽约上流社会获得宝座，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和纽约上流社会平起平坐？总有一天，中国人也能竞选议员、竞选州长，中国人也能像像样样地当个美国一等公民！
中国人啊！海外的中国人！炎黄子孙的骄傲，什么时候能带进ParkAve？
美国是个不设档案的国家，一切重在表现，以你的实际能力来确立你的社会地位。除了第一面的印象、谈吐、举止和气质至关重要外，更重要的是你在生意场上能否表现出高度的敏捷、快速的反馈效应和诚实精神。有人说，和美国人做生意要有“钢缆般的神经”。在这个世界上效益最高的市场，任何一个微小的瑕疵，都会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我的一个台湾朋友的父亲，和美国做了近２０年的塑料原料生意，终日操劳，连星期天也不敢放松，结果因一批货的付款出了问题，他在高度紧张下突然心脏病发作，逝世时还不到５０岁，留下六个女儿一个老伴。“我父亲连一天的人生快乐都没有享受过！他攒了一大笔财产，可是对惯于粗茶淡饭的他，和一个普通员工又有什么两样？普通员工也许还可以活到七八十岁呢！”我听了深有感触，是呵，商场犹如战场，一旦投入生意，犹如被拴在一列呼啸飞奔的战车上。又好像一个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员，到处扑火，一处刚扑灭，另一处又起火，常常被搞得精疲力竭、紧张不堪。
一笔国际贸易，从打样到成交，签合同，只是第一步，然后是开信用证。所谓信用证，就是买方把有价信用开到你的银行作现款抵押，一旦收到发货提单，如果每项文件均符合信用证条款即原始买卖合同条款，那么信用证就自动变成现款，由银行向买方托收结汇，付款给卖方，同时将卖方的提货文件交给买方，向港口提货、报关……进货之后，如果买方发现货物的质量或数量有问题，会在３０天之内提出索赔，或者有的客户不开即期付款信用证，而是开６０天信用证，或６０天见提单付款，那么，他一发现有点问题，或者是故意挑剔出问题，他干脆来个不付款，那时卖方损失就惨重了。因此，国内各大进出口公司都要求买方开即期信用证，这样国内可以控制收款主动权。可是由于国内不少工厂仍在吃“大锅饭”，差错频频不断，因此不少美国人说，和中国人做生意，不仅要有钢缆般的神经，还要有破产的准备。我的客户只要一下定单，就变得格外紧张，每一天都生怕发生什么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