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的一个客户，美国摩洛斯进口公司订了两万件全棉男衬衫，从订样到制合同，都讲好用３０×３０、６８×６８的经纬密度的细布料做。经过大量的电传、传真，讨论包装、辅料、交期，终于开了信用证，４５天后交货。我由于一贯小心，担心出错，就发传真让大陆在发货前再寄一条船样来，大陆公司一再拖延，三月份该出的货拖到八月份还不交，到了八月份，终于寄来一件船样。我打开快邮包一看，发愣了：衬衫的面料比原来讲定的要薄一倍。我拿出制合同时的打样一对比，简直是两样货色！船样的衬衫竟如纱布那样又软又薄，客户怎么会接受呢？我忙发传真告诉国内，船样不符合原合同，不要出货，可是国内来电讲，三天前船已出货，并且解释工厂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布料，为了赶交货，就用了另一批现成库存的布料，等等。我真是气炸了：怎么能视合同为儿戏？这笔生意是经我一手成交的，现在货已发出，怎么办？告诉客户，那客户一定会拒货，那么我这五个月的努力，近一万美元的佣金就全部完蛋。而不告诉客户呢，客户当然就不会知道，因为客户并没有要求寄船样，只是催促快交货，要货心切。那么过几天国内文件一到，客户付了款，我的佣金也就入了帐……不，我想，我已经知道货物质量不行，决不能有任何隐瞒和欺骗行为，必须立即告诉客户，我有责任保护美方客户的利益。我把船样交给了客户。那一天，我整日感到心腑痛彻，几个月的心血，就这样白费了……而国内又不断地来电报，称虽然工厂有错，但货已发出，让我公司一定要收下货，想办法在当地市场出售解决……天哪！到哪儿去找要这种超薄型男衬衫的客户？衬衫都是用来佩上领带，正式穿去上班的。这种薄衬衫只有中东人、非洲人才会要，在美国根本不会有市场，而国内电报却一份连一份。是呵！二万件衬衫发出了，工厂总不能一分不收吧，再说如果不提货，让美国海关扣留，每天的滞仓费就是上千，最后还要中国大陆承担！
于是，美国客户在指责国内工厂搞坏了他的供销计划，白白损失了两万件定单（百货商店见你不来货，当然就取消了定单）后，要求索赔——不仅不收货、不付款，还要索赔！而大陆这面又十万火急，让我一定要设法卖掉这批正在大洋中漂来的不合格货。遇到这种情况，你就知道心脏病是怎么发作的了。我拿着船样，一连几天在赤日炎炎下跑遍了百老汇，总算找到一家中东贸易公司，他们以廉价买下这批货，到美国后立即转船运往中东。货总算脱手，但美国客户为索赔还紧盯不休，国内则根本不予理睬，认为你一件货也没收，一分钱也没付，哪来让我们赔钱给你的道理。可是客户的损失是确确实实的，他们损失了一个大的用户——一家专销男衬衫的大连锁百货公司，而这个公司原来每年都给进口商带来十几万美元的利润，现在百货公司以“交货时间信用不好”为理由，把我的美国进口商从供货名单上划掉了。那位叫摩洛斯的美国犹太总裁气得两眼发直，扬言要给北京邓小平写信。为了安抚我的客户，我只好代人割己血，将一张５０００美元的支票交给客户作为索赔。结果这笔生意不仅一分钱没赚，还赔上一大笔精力、心血和美元。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个客户对我公司的诚实精神十分赞佩，我们又发展了其它的业务。几年来，和摩洛斯公司的业务已发展到每年几百万美元的定单。摩洛斯先生在圣诞节鸡尾酒会上，把我介绍给他的亲友们，说我是“最可以信赖的中国女人”
风驰电掣地驰骋在商场风云之中，信誉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信誉不好，你的列车就得停止疾驶，靠边送废品站。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美方客户的电话，客户在电话中气急败坏地告诉我，他刚刚收到一个货柜的圣诞礼品。那是他两个月前向我订的货，圣诞节马上要上市，而打开４０尺货柜一看，里面却装满了草垫！“是谁的草垫，怎么发到我公司来了？我的圣诞礼品在哪里？”当美商按圣诞礼品提单付了十万美元，收到的却是一大堆草垫时，他当然会有被欺骗的感觉。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位香港商人在收到美方买化学原料的信用证后，伪造了一整套文件、提单交给银行，银行立即按信用证（LCC）条款付了一百万美元巨款，而船到后，发现里面是一大堆没有用的废塑料管，港商收到钱后已逃之夭夭。我的供货人全是中国政府主管的各省进出口公司，故意欺骗的事是鲜有的，但装错货、发错货却层出不穷。我立即给国内打电话追查。国内查明后告诉我，这个货柜的草垫应当发到佛罗里达州，却错发到了纽约，而把纽约客户的圣诞礼品发到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纽约与迈阿密的距离，差不多相当于从上海到海南岛。我立即组织“交换货物行动”，先是飞到佛罗里达，找到大陆公司提供给我的公司，而这个草货商也正对着这一个４０尺货柜的圣诞礼品发愣。我向他解释后，办好各种提货手续，让他把货柜运到迈阿密港湾，然后飞回纽约，让两个货柜在同一天交换。一周后，两家公司都收到了自己的订货，一场“灭火”战斗总算结束。
每次向中国大陆进口一批商品，从开证到成交，都像“走钢丝”一样紧张。有时问题出在中国卖方，有时问题出在美国买方，也有时双方都出了问题。有一次，银行通知我，在某项信用证下的一批提单已收到，但美方客户拒绝付款。我问是什么原因，银行讲供货的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包装分公司没有按信用证规定送一份许可证正本、两份许可证副本，只送了一份许可证正本。这家进口包袋的客户，是我的一家西班牙新客户，开了一张七万美元的信用证，现在却因为两份副本不齐，拒绝付款。我立即打电话给客户：
“为什么拒绝付款？你不要货了吗？”
“单据文件和信用证不符合，没收到许可证副本，我们有权拒绝付款。”
“可这并不影响你提货！再说，我立即让卖方快邮两份副本来。”
“那没有用，信用证已到期了，两天内快邮不可能到。”对方懒懒地说。
“那你到底要不要货了？”我发火了。一般客户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抓住文件中一点误差不付款的。
“包袋市场……目前有些疲软……要不要货都没有关系。”
“什么？这是你订的货，你的款式，不要货怎么可以！”“谁让你们那边把文件搞错的？”对方仍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然后突然说，“付我６０００元支票，我就付款……让中国公司付我６０００美元，电汇到我公司帐号。不然，这批货怎么处理我就不管了！”
原来这家西班牙客户想搞讹诈，借着文件上的一点误差，想捞一笔，真是可恶卑鄙！我跑到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找到LCC（信用证）部负责人Staller小姐。“这个客户想搞讹诈，他是我的新客户，第一次做生意，在波士顿展览会上向我公司定购中国包袋２万打。现在却拒付，否则要中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出６０００美元现金抵押文件差错，才付款结汇。我们要一起想想办法对付他，让他非付款不可！”
“信用证上明明规定一份正本，两份原件副本，为什么中国偏偏只寄一个正本？碰到这样的坏客户，他借法律搞你，我们银行又有什么办法？”Staller小姐说。
“我已经让国内快邮两份副本来纽约了。”
“可是从北京到纽约，最快也要四、五天时间，而信用证后天就过期了！”
我也焦急不安，是啊，信用证一过期，连开证银行也无法控制付款了！那么，一切就要操纵在那个西班牙商人手中了！“这样吧！”我立即有了一个主意：“Staller小姐，你一定要帮帮我的忙，不能让那个家伙白白诈去大陆６０００美元啊！你有没有那张出口许可证的Copy（副本）？”
Staller小姐说：“我有啊！”
“那么快给我，我再去复印两张，马上给开证行送去！”“可那是复印件啊，和副本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除了正本外，其余都是一样的！它们的功用是一样的，无非是作参考备档而已！”
Staller想了想，说：“那么好吧，你拿去复印，但是我告诉你，客户仍然会拒付的。”
“客户拒付有什么用，只要他的银行认为已经符合付款条件，就得立即付。Staller，请中行立即为我出一个文件！”“什么文件？”
我迅速在纸上写下了一行英文，递给她，翻译成中文是：
根据我们向美国海关查询，只有许可证正本为美国政府所需，副本为进口商备案用。兹交上许可证复印件副本两张，请迅速付款提单。
我说：“快拿去打印、盖章，我马上给开证行送去。”Staller看后，说：“好吧，试试看吧！”她作为中国银行的雇员，也竭力帮助中国避免损失。
这样，下午我带着盖有中国银行红图章的文件，跑到开证银行——美国汉诺华银行。那个西装革履、身材高大的信用证负责人看了后，立即调出了这份信用证的所有文件，他仔细对照了每项条款，对我说：“好了！现在全部符合付款条件，我们今天下午就付款结汇。”我马上又想到那个西班牙人奸诈的声音，问：“那么如果开证人坚持拒付呢？”“那也没用，在信用证有效期间，银行有权控制付款，不过，到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超过期限，你可真得拿６０００美元来啊！不然谁去收你的货？”我走出汉诺华银行，如释重负，一块石头落地。第二天，Staller告诉我，收到了对方银行的全部货款。我立即给那个西班牙商人打了电话：
“你这个坏家伙，你听着，全中国今后都不屑再与你做生意！”
这时候，我在客户眼里可能已经不再是柔声细语的清纯女子，而是河东狮吼了。不过，遇到这么坏的客户，不要讲是河东狮吼，就是山呼海啸，也不过分。
我挂下电话，把这个客户从我电脑中的客户一栏中划掉了。
又过了三天，一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的快邮到了，里面是两份信用证副本和一个公函，上面写着：
“很抱歉遗漏了副本文件，现寄上，请速给客户付款。”这两个副本被我扔进了垃圾桶。火已经扑灭，还要水龙头有什么用？我自嘲地想：干上进出口贸易这行，我这个消防队员，真不知道还有多少场大火等我去扑灭呢！
现在，我公司手中有二十多家美国客户，近二十家中国大陆进出口公司，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销售网。有不少朋友问我：“你是怎么处理这么庞大、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人际关系这门学问，你在研究生院是学不到的，国内广泛叫作“关系学”，所谓“烟酒开路”、“内线后门”，听说搞外贸的甚至还有在国外开帐号和设金库的。不知怎么，我却与这些毫不沾边。首先是和美国人打交道，我觉得关系学太简单了。你的工作表现，就是最好的“关系学”基础。至于私人交往，和一般客户之间是每年圣诞节互赠卡片一张，如此而已。合作特别密切的客户，会请你去参加私人的宴会、舞会，或者把你介绍给他的其他生意伙伴。
五年来，我在美国客户身上花的钱，可以说加起来不超过１００美元。作为一个女子，我从不轻易请美国客户吃饭，也不轻易送礼，因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仅仅靠我的工作，我相信就能把客户紧紧地吸引在我公司身边，而对合作不利、信用不好的客户，我马上从名单上删除。几年来，渐渐筛选出一个可靠的客户网，其中不少富商巨贾和社会名流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而对国内，就不这么简单了。因为中国太穷，那些外销员为国家经营着上百、上千万美元的生意，终年忙碌操劳，却领着刚够维持生活水平的低廉工资，有的连房子都分配不到。说心里话，我十分佩服他们。我在文章一开始就讲过，我在国内国外没有任何背景，一切从零开始，经常听到一些老朋友讲：“我在外贸有关系！”“我有亲戚在外贸！”而我不仅没有那些内线关系，也不想要什么内线关系，一切光明正大，明来明往。我需要什么货，就往国内发电函，而国内通过一二笔生意，在函、电的来往中了解你的能力，信誉也就从无到有，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友好关系。或者到广交会去，那里的人对前来的外商是充满诚意和热情的，只要你需要他们能供应的商品，都会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于是，新的关系又建立了……我感到中国有一支素质很好的外销员队伍，他们工作努力，生活俭朴，每个人头上都顶着创汇指标的巨大压力。我和他们中的不少人同样在红旗下长大，同样是老三届，同样去过北大荒兵团，如今，我是美国外商老板，他们是同我谈判的外销员，眼看着我一年年地强大，财富不断地扩展增长；而他们却拿着几乎不变的工资，穿着十年一袭的西装，手里拿着贴着橡皮膏的计算器……而他们能如此平静、友好地看待我，没有妒火，没有诡计，没有任何私人要求……这使我产生了极大的恻隐之心。我真想把命运之神赐给我的甘露，让每一个人都分享一下……
大陆的外贸推销小组到美国来，我是不惜花钱的。大陆小组一般总是四五个人，代表几个科室，而和我做生意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两个人，但我总是一律平等对待。我请他们吃饭，带他们去看自由女神，帝国大厦，送他们到大西洋赌场，再给他们每人５０美元去赌个痛快——当然他们大多数只肯赌两、三块钱，其余的钱则收起来。有时我给每人买一个照相机，或者给每个女士买一条金项链……由于这都是不到百元的小礼物，而且是公开给访问小组的每一个人的。所以他们一开始总是推却，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好意思收下，然后由领队的（往往是公司行政领导，与我的业务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说：“收下吧！”于是大家高高兴兴地收下礼物，终于皆大欢喜，也没有任何思想负担，我更没有行贿的思想恐惧。
纽约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如果每天没有发生这么多的犯罪案件，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高耸入云的世界贸易中心，典雅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金碧辉煌的林肯艺术中心，绿草如茵、碧波荡漾的中央公园……每次小组来，我都和他们分享着第一次看见纽约的惊叹和喜悦。我们在大街上大声地说着中国话，爽朗地笑着，闪光灯咔嚓咔嚓地响着，拍下一张张纽约街头的难忘镜头……这就是我的“关系学”——既不是香港式的，也不是美国式的。不少香港商人一到中国就到处塞暗钱、访私线，结果使不少人上当，由于被金钱诱惑而下水，最后东窗事发被开除公职、判刑坐牢。港商的这种手段害人非浅，不仅害个人，也害国家。有些人拿了港商的好处，便抛低价，结果引起市场混乱，竞相削价，肥水外流……香港式的关系学不足学矣！也不能是纯美国式的，美国客商最多是请小组吃一顿午餐，有的连宴请都没有，“来了，欢迎！欢迎！坐下。”于是端上一人一杯清咖啡，又苦又涩。有一个蓝眼睛的犹太商人对我说：“从我祖父和中国做贸易，直到我父亲接班，然后又将公司传到我手里，我们从来、从来没有请过中国人吃饭，都是中国人请我们……”这句话令我恶心。这种视中国为肥肉，却对中国人民没有丝毫感情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从名单上划掉。而对大多数美国商人来说，只是一种习惯，他们要么挥金如土，大摆宴席，以显示他们的阔绰和社会地位；要么小气吝啬，啃一根酸黄瓜当作午餐，与东方民族的古道热肠、待人以礼的胸怀相比，在他们的咖啡桌上，只能冒出一股怪怪的焦糊气味……到了１９８８年，我向我的所有美国客户规定：只要有中国贸易小组来公司访问，一定要由总裁出面宴请，否则免谈生意。在我的压力下，硬是把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关系学”向前推了一步。
请大陆外贸小组的代表团吃饭，我一般都选择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忆湘园”湖南饭店或者在中国城的“喜相逢”海鲜酒家。由于大陆小组常常喜欢去中国城逛街买东西，因此，“喜相逢”也成了我公司时常宴请的地方。这里冬天有各式火锅，五十几种海鲜琳琅满目，任意挑选；夏天有各种时令名菜、鲜果，店堂内红木雕刻的圆台和背椅及宽阔闪光的明镜，给人一种东方的舒适和明静的感觉。而在１９８６年，我的感觉却不是这样的。那年暑假我在这家餐馆（喜相逢）打工，端盘、擦桌扫地，每天干得腰酸腿疼。为了挣足下一学期的学费，我咬紧牙关，白天给一个美国家庭看护孩子，晚上就跑到中国城“喜相逢”干到深夜。每天夜里，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去，路过街心花园的塑像时，我常常停下脚步，把头靠在塑像的大理石座上歇一口气。这时，我就会想起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的那段序言：
“晚上十一点钟后，我和朋友Jie从夜校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钟楼，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我心里燃烧起来。有一次，我走到了卢梭的铜像脚下，不由自然地伸手去抚摸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摸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了书和草帽、站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我站了好一会儿，我完全忘记了我的痛苦……过去的回忆又来折磨我了，我想起上海的生活，想起了那些在斗争中的朋友。我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过去的一切，那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
“这激流永远动荡着，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也不能够停止……”
现在，我也站在这样一个塑像下面，像巴金当年在巴黎留学一样。那么，我的激流呢？我问自己：我到美国来，难道只是充当一个苦劳力吗？我抬眼望着纽约的星空，是这么湛蓝；夜，万籁俱寂，只有不远处世界贸易中心姐妹楼的大厦中，仍然放射出彻夜通明的灯光。我抬眼望去，想起了我那不止一遍的决心和诺言：“总有一天，有一格窗子会是我的！”于是，我在黑夜中伸出手，让那些窗格的灯光映在我的手上，仿佛在指尖中跳动……“好不容易来到美国，我一定要成功！”我对自己不下一千次地说着，一时间，浑身又充满力量，我大踏步地向黑暗中那黑黝黝的地铁入口处走去……
不到两年，我真的成了“喜相逢”的座上客。每次一推门进店，那个胖头大脑的老板就大声相迎：“周小姐！里面请！今天来多少人啊？”或者说：“周小姐，今天刚刚进了巴拿马的海参，是上等货，要不要做一个尝尝鲜？”随我来的小组代表，谁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前，我曾穿着沾满油腻的饭店制服，在厨房、炒间忙碌，为一桌桌嘉宾食客端盘换碟。而我的师傅，现在仍微笑着，为小组的每个人斟酒。扫地的人还在扫地，洗碗的人还在洗碗，连“喜相逢”门口那个坐在街口卖粽子的，也还是那张小竹椅，和一个深色的竹蒸笼，只是他的头发开始变得花白……三年、四年、五年……为什么有的人的一生，永远一成不变呢？如果我不奋斗、不努力，会不会还在这里打工端盘，像门前那个卖粽子的人那样，一做到老呢？
时光倏尔而逝，当我从自己购买的公寓的窗子往外望去，只见中央公园一片绿郁葱葱，如一片美丽的绿涛，映衬着曼哈顿摩登雄壮的大厦群，宛如一幅油画。中央公园！我是因为喜欢它，才买下了门前的这个公寓。我憎恨那一群黑色的少年色狼，在１９８９年夏天轮奸了一位慢跑的白人女子，它震动了全世界，玷污了中央公园美好的名誉。在这神秘的、一百多年的大公园里，耸立着全世界著名音乐家、诗人、文学家的铜塑像。我曾徘徊在贝多芬花坛前，在心中弹奏着他的《月光奏鸣曲》；瞻仰着莫扎特那睿智的鼻子，我在歌德塑像前背诵着他在《浮士德》中的诗篇；我抚摸着托尔斯泰冰凉的前额，从这里面涌出了伴随我度过少女时代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
这时，我多么依恋我在大陆度过的日子！和文学朋友倾谈到深夜，沉浸在《根》、《百年孤独》、《肮脏的手》的辩论中。在普陀山的电视剧创作学习班中，一群群怀抱文学志向、幽默风趣的“小作家”们在月色下的海滩上跳舞、豪饮，编着笑破肚皮的即兴诗；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创作楼中，那些出了几十部电影的大编剧们，居然战战兢兢地跑上楼来，向我们这些“现代派准编剧”们讨教……在大陆时的精神生活，对一个文学青年来讲，是多么丰富！尽管贫穷、官僚、许许多多条条框框包围着我们，但我们仍感到活得像个“精神贵族”。到了美国后才知道，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啊！现在，尽管我们拿到绿卡，或者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但这块美利坚国土，在精神上是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不喜欢摇滚乐，不喜欢看到黑人染了黄发，男的扮成女相，抱着吉他在台上跺脚狂叫，我们不喜欢那千篇一律的肥皂剧、谋杀片，也不欣赏那８０美元一张票的百老汇大腿舞。有了钱，我们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去买游艇，买飞机。穿全身名牌或全身不名牌，对我们来讲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可以买几部昂贵的奔驰车、罗伦斯车，也还是要挑一部实用省油的日本丰田车。我们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１４岁怀孕，或去搞同性恋，去吸毒、去酗酒……而这些都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越是富有的人越要吸毒。几个现代名歌手、名演员都吸毒死了，或者是患艾滋病死了。我刚来美国时，在佛罗里达州一家百万富翁家工作，他的枕头下就放着海洛因毒品！
正如罗素所说，在１８世纪，作为西方世界“绅士”的标志之一，是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鉴赏情趣，而现代西方社会，一个人挣钱的多少成了公认的衡量智力水平和社会等级的尺度。一个发了大财的人一定是个聪明的人，反之，这个人就肯定不聪明。美国的儿童从很小的时候起，便知道这是唯一要紧的事。如果哪一种教育、哪一门课程中没有金钱价值，他们才不愿为此下功夫呢！甚至有些孩子很羡慕那些能够吸大量毒品、为所欲为的富豪。甚至政治家也吸毒，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的黑人市长，号称有一天要竞选总统的莱瑞，就是因吸毒而被逮捕的。
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作为一个以美国商场为生活背景的人，头脑，应当是商人的头脑；但灵魂，不是商人的灵魂；也不能把自己的灵魂和时间都卖给那些灵魂也是商人的商人！
我时常抛下一大堆业务，跑入完全不同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圈子中。有一次，中国美术家协会到纽约来办《现代中国油画展》，由石油家海夫纳先生赞助。纽约海外电视台来找我，让我当这次展览开幕式的主持人。我一直喜欢油画，来参展的一些画家还是我在北大荒的荒友呢。那天，我采访了艾轩、王沂东、王怀庆……也采访了前来参加开幕式的美国电视台著名的女主持人芭芭拉·瓦尔特斯、国际著名乡村歌手约翰·丹佛。后来，我家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看到你了！你在采访一大群中国画家和美国人！”那次节目不仅在全美播放，大陆中央电视台也做了全部转播。中国画家陈逸飞在纽约举办的几次画展，也是由我为纽约海外电视台主持的采访。我到靳羽西家和她尽情尽兴地聊天，她原来也在纽约海外电视台工作过，我们是同一个师傅带的。
我去欧洲旅游度假，眺望阿尔卑斯山脉时，使我想起了牛虻和琼玛；在瑞士又使我想起托尔斯泰的小说《琉森》——当我１７岁看这本书时，多么羡慕琉森的美景！那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来到托尔斯泰曾经住过的大酒店，在阳台上观赏着和他老人家眼里同样的琉森的黄昏美景。我常常几小时沉浸在演奏古典音乐的“林肯艺术中心”，陶醉于天籁般的美妙旋律之中，让音乐洗涤我的心灵。而我最爱干的事就是一头钻进书店或图书馆，浏览各种各样的真实动人的传记，如当今红歌星、白宫的贵客桃莉·巴顿，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有十一个孩子的农民家庭。少年时，她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经过多年奋斗，终于用她热情、乐观的歌声征服了观众。电影电视名星露西·鲍尔被艺术学校开除，说她没有艺术天才。她历经挫折，到４０岁那年才扮演到第一个角色，从此以她特别的幽默和演技，在舞台上红到逝世。声名显赫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溯源，是一个一天不能维持三餐的穷修理工家庭……而林肯总统在年轻时曾是个失业的、前途无望的人。后来他自己着手开办企业，可是不到一年企业便倒闭。在以后的１７年时间里，他不得不为偿还因企业倒闭所欠下的债务而到处奔波，历尽挫折和苦难。从事政治生涯后，九次竞选九次失败，但他仍然不懈地追求，终于当上了总统，领导了伟大的南北战争。最后在剧院中被人暗杀……我常常忘了周围的一切，在第五大道５２街上的B．Dalton书店，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在洛克菲勒中心中华新闻文化图书馆，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沉浸在这些鼓舞人心的书籍中，仿佛又回到了在上海度过的“文学生涯”那种无忧无虑、寻找精神食粮的生活中。我同样迷恋于各种真实事件的传记电影，像《左拉传》、《伟大公民》、《玛格丽特皇后的一生》、《一个女人的故事》、《紫色》、《矿工的女儿》……当我看到这些从无声无息的普通人，经奋斗而成为搅动社会舞台的人物，成为政治家、作家、艺术家、金融企业家，我的内心便燃烧起一股抑制不住的火焰。正如培根所说：没有奋斗就没有人生！人是自己幸福的设计师。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奋斗，继续奋斗！”我打算写小说，反映我的同一代人的痛苦和挫折、希望和欢乐，我也打算写电影，写北大荒的风雪，写纽约第五大道的商场风云，写我和麦克东西融合的生活和爱情，写留学生的迷惘与追求……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把我的业务统统推开，去写小说、写剧本、去旅游非洲、印度、中东沙漠……而我最大的愿望，是回到自己的祖国——不是作为美国华裔商人，而是作为一个游子，一个女儿，一个７０年代的北大荒兵团战士——回到我梦魂萦绕的故乡，报答祖国的同胞和这片可爱而又悲壮的、哺育了我的土地……
生活是美好的，尽情地享受生活，尽情地创造明天吧！我想起一位古希腊哲人的话：“永远用炽热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并且保持这种高昂的境界，这便是人生的成功了！”
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０日
纽约洛克菲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