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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冷成金 当前章节:15218 字 更新时间:2026-5-11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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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两个开国宰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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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很多地方是十分相似的。

三四千年的中国古代史,数十个异姓王朝,帝王将相、文臣武将、圣贤奸恶、才子佳人充斥其中,乍一看,令人眼花缭乱,觉得是一个理不清的万花筒,只能由它变幻,后人不知所以。其实,如果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还是不难窥见其中的门径:在这纷纭复杂的历史中,虽然你争我夺,变来更去,但有许多地方,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只是在各个时期略有不同而已。

改朝换代可谓古代史上的大事了,就以此为例吧,每次改朝换代,差不多都要大动一番干戈,像赵匡胤以兵变的方式取代后周建立大宋的情况是很少的,也就是说,流血的方式占绝大多数,“和平过渡”的情况则极少。而且,在流血的方式中,往往是首倡者失败,后继者成功。如陈胜、吴广首举义旗,而其后继者刘邦、项羽灭秦成功;绿林、赤眉起义军未能灭亡西汉,后起的豪强地主刘秀却消灭了义军而自称继续汉统,建立了东汉;东汉的灭亡与西汉类似,黄巾起义未能成功,倒是镇压黄巾的曹操、刘备、孙权等人三分了天下,并由曹魏政权灭了东汉;在反隋起义中,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等人的义军未能成功,而关陇贵族集团中的李唐政权一面镇压义军,一面取隋而代之,建立了唐朝;成吉思汗固然英武,到其孙忽必烈才真正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反元的韩山童、刘福通、郭子兴起事最早,但均未成功,倒是郭子兴的部将朱元璋灭元朝、扫义军,建立了大明;清朝的建立同元朝更相似,努尔哈赤白手起家,但只是清朝的奠基者,其子皇太极才是清朝的真正开创者。

大的王朝是如此,小的王朝也差不多,看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竟也是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何以如此?盖因先行者殉难,为后继者奠定了基础。这基础包括三方面:一是对旧王朝进行了打击,使之摇摇欲坠;二是为后继者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三是把后继者从普通人中选拔出来,并把他们逐渐地培养成了成熟的政治家。而先行者,往往只是逞血气之勇,只具有勇士、烈士的拚闯之力,而无政治家的素质。如此说来,先行者虽是功不可没,也只能做后人的“铺路石子”了。

除了开国方式相似之外,特别有意思的是,开国皇帝的文臣武将也多有相似之处。就拿西汉、唐、明三代的文臣来说,西汉的刘邦有萧何、张良;唐朝的李世民有房玄龄、杜如晦;明朝的朱元璋则有李善长和刘基。这三个朝代都是用大规模的战争方式取得了政权,又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巨大的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朝代,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如果把这些文臣稍加比较,就会看出历代开国皇帝所需要的人才大致是相同的。

萧何既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汉初名相,他同刘邦既是患难之交,又是贫贱之交。在刘邦当泗水亭长时,萧何是沛县的主吏椽,由于萧何比刘邦的官位高,就时常给刘邦以各种各样的照顾。后来刘邦押送修长城的夫役去北方,夫役沿路逃走,刘邦不能交差,就索性放了夫役,和愿意留下的人一起逃到芒砀山中当了草寇。不久,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威胁到了沛县,沛县县令怕城破被杀,萧何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可招回刘邦,让他聚众来保卫县城。县令先是同意,但等刘邦到来时,他又后悔了,并要加害萧何。萧何急忙逃出城外,和刘邦一起,攻占了县城,杀了县令,公推刘邦为沛公。萧何是刘邦起兵的主要促成者、策划者,从此,他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刘邦。他的主要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取得天下的策略,二是保障后勤供应。萧何每到一处,十分注重收集传统戏剧中的项羽造型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唐/杜牧/题乌江亭

法令制度等图书文献,而不像其他将官一样急于抢掠财物。在刘邦攻陷咸阳之后,萧何帮助刘邦制订了法令制度,完善了刘邦的“约法三章”,安定了汉中一带。到项羽把刘邦分封为汉中王,萧何更是劝刘邦要暂忍屈辱,韬光养晦,积聚势力,待时机成熟以后再同项羽决战,而不能激于一时的义愤去自寻死路。在萧何的劝阻下,刘邦终于安心汉中,整顿军备,为消灭项羽作好了准备。

在四年的楚汉相争之中,萧何有两大贡献:一是推荐了大将韩信,二是保障了汉军的后勤供应。

刘邦在汉中时,将士思归,东逃者很多,萧何不去追别的将领,却偏偏“月下追韩信”,并劝说刘邦筑拜将台,拜他为大将,终于为刘邦取天下立下了大功。刘邦在东方与项羽激战,萧何在汉中安抚百姓,颁布法令,把军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把军需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可以说,没有萧何的后勤保障,刘邦是无法打败项羽的。

刘邦建国后,萧何为相,他在诛戮频繁的西汉初年,不仅得保首级,还有所建树。萧何采取了三条策略:一是不要封赏。二是协助刘邦、吕后处置军国大事,不违上意。注意取得刘邦的信赖,乃至送子侄作抵押。三是设法自污,让刘邦觉得自己无所作为,威望也不高。这样,萧何得以寿终正寝,善始善终。

刘邦把萧何称为“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于道”的“人杰”。另一位重要的文臣,则当数张良了,刘邦对他的评价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张良本是韩国贵族,他与力士一起在博浪沙行刺过秦始皇,可以说自小就立下了反秦的志向。自己曾拉了一支几百人的小队伍,后归附刘邦,又随刘邦一起归附过项梁,最后,他选择了刘邦。张良貌雅神秀,有似妇人,但他却胸有韬略,胆识具备,为刘邦军事上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在鸿门宴上,张良果断地掩护刘邦脱身,面对项羽对刘邦可能进行的军事攻击,张良屡施计策,使项、刘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保全了刘邦。在楚汉相争的前期,刘邦指挥不当,在彭城战役中惨败,张良在这关键时刻为刘邦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充分调动韩信、彭越、英布三股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刘邦听取了张良的建议,使楚汉相争的局势得到了转变,刘邦渐趋主动。

公元前204年,刘邦固守荥阳以待援,形势危急,郦食其提出分封六国后代以解荥阳之急,张良竭力阻止,指出分封六国必然军心瓦解,免去了汉军的一场灾难。公元前203年,韩信破齐,想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刘邦大怒,但张良劝说刘邦封韩信为真齐王,稳住了韩信,也稳住了汉军的优势地位。最后,项羽见打不过刘邦,就提出以彭城的鸿沟为界,以东归楚,以西归汉,刘邦犹豫不定,还是张良坚决反对妥协,主张乘胜追击,把项羽一鼓消灭。在建国以后,张良又建议刘邦扩大分封,以免诸将不满,相聚谋反,并从地理、经济、政治基础等方面分析,主张定都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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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两个开国宰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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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张良功成身退,托病在家,致力于古代军事著作的研究,于公元前186年病逝于长安。张良一生坎坷,而终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帝王师,所划谋策,皆关系到战事成败或是国事治乱,可谓千古难得之良臣。尤其能激流勇退,不执著于功名利禄,更属不易。

人们往往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却忘记了另一面,那就是历史也往往有惊人的相反之处。

十八学士图

何以隋朝没有人才而唐朝人才荟萃?原来,用则满目俊才,弃则遍地糟糠!

唐朝的开国宰相房玄龄和明朝的开国宰相李善长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而这些相同与不同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性格的差异,至于为什么,确实令人感到有些意味深长。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直至七十岁病逝。他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房玄龄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八年(公元579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齐为官,其父房彦谦是当时著名学者,与朝野之间的才俊多有交往。他长期在隋朝做官,在任上积极地为民众谋福利,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但他觉察到隋必定长久不了,就想辞官不做。

房玄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到了这种气氛的长期熏陶,逐渐确定了治国安民、造福民众的志向,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是在隋文帝杜如晦

时期,大多数人都称颂隋朝的功德,房玄龄却看出了其中潜藏的危机。他说:“隋朝本是篡夺了人家的权位,对百姓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德,只不过一味欺骗百姓而已。现在兄弟之间又互相争夺皇位,贵族们竞相享乐,互相勾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这样的王朝,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房玄龄的看法是极有预见性的。

房玄龄的个人品德也极为人们所称赞。他是一位孝子,就是对继母也是至孝。继母病了,他请医抓药,每当医生过门,他都哭泣着垂手侍立;继母死了,他居然因伤心而不能进食,以至骨瘦如柴。对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卧病一百多天,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房玄龄却始终如一服侍父亲,从来都是和衣而卧,其尽心尽意,是可以想见的。房玄龄的这种个人品德,对他日后有大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隋朝的吏部侍郎(专管选拔调整官吏的人事工作)高孝基就评论说:“我见过的年轻人多了,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房玄龄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作重要谋士看待。从此,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两人密切合作,使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房玄龄也成为一代名相。

房玄龄跟李世民一起参加了许多次战斗,在平定隋朝大将王世充的战斗中,房玄龄积极出谋划策,为取得这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功勋。在战斗的间隙,房玄龄陪同李世民去拜见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据说此人道行高深,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他们化装成普通人,“微服”私访,那王知远却一看即知,告诉李世民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从这以后,房玄龄更加尽心尽力地辅佐李世民,坚定了他追随李世民、辅其为天下英主的意愿。

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李世民还极其善于招揽人才。在秦王府中,就有所谓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余人也是当时的人杰才俊。在这“十八学士”当中,房玄龄居其首。在秦王府的十多年中,为秦王李世民招致人才,是房玄龄的重要任务之一。

《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起初,杜如晦做李世民的兵曹参军,其职责是帮助训练士兵,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后来,秦王府中的人派往各地的越来越多,杜如晦也要被调到外地去。房玄龄听说了,赶忙跑去对李世民说:“王府中的英俊才杰被调出的越来越多了,别的人我都不觉得可惜,只有杜如晦不能调走,他是个其智能识大局、其才可安天下的大才,您如果还想经营四方,取得天下的话,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了以后,十分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您提醒我,我差点失去了这个人才。”李世民立即撤销了调令,重用杜如晦。以后以多年的实践证明,房玄龄的认识是正确的,杜如晦在评断大事上,极有见地,以致有了“房谋杜断”这一说法。二人密切配合,为唐代的安定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随李世民的东征西战中,房玄龄每到一处,十分注意搜集当地的民情习俗及前代的文献资料,为他以后制订决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平定各地的起义军以后,房玄龄被李世民封为临淄侯,升任为秦王府记室,掌管一切军政文书,有许多文件需要他亲自起草,他才思敏捷,文辞优美,气度恢宏,史书上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事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

后来,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麋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远,差点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兄弟相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龄极力主张当断则断,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龄等人的极力催促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玄武门埋伏兵马,趁李建成上朝之机杀死他。

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不久又当了皇帝。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九月二十四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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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两个开国宰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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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他一直连任相职,直至七十岁病逝。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在选拔人才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选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用一君子,则许多君子就会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而来。”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合适的人才,委以重任。

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勿滥,决不做滥竽充数之举。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说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的声誉。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琐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像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

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练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一项,就损失了十之七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太宗上书,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定,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难得啊!”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房玄龄自幼就爱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因而在任相职期间,他主持编撰了各类图书,以及《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房玄龄能善始善终的原因有三:一是极早投奔李世民,历史清楚,无查不清的问题;二是他至忠至勤,李世民确实离不开他;三是他虽有大权,但绝对构不成对李世民的威胁,多是办理事务,为李世民提供咨询,并无独当一面的真正权力。有这三条,只要不是生于桀、纣之世,就能保全首级;若生逢明君,则可成就一番事业。

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概因伴君如伴虎也。但房玄龄稳稳地当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这也算是中国仕宦史上很少见的了。

七八百年以后,明朝的开国宰相李善长虽然开国前立功甚多,开国后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因他见事不明,终落得个被皇帝赐死的下场,与萧何、张良、房玄龄、杜如晦和刘基相比,他是一位只能善始却不能善终的开国宰相。

李善长,字百室,公元1314年生,凤阳人。李善长出身于衣食无忧的小地主家庭,早年读过一些书,虽不能说深通文墨,但却懂得治乱之道。他为人很有心计,也很能干,在地方上颇有威望。据记载,他从小就有雄心大志,想干一番事业。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后,因作战有勇有谋,被郭子兴提升为身边侍卫九夫长,后又把义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朱元璋声威日振。

朱元璋很重视文人的作用,尤其对于同乡故人,他更为注意。公元1354年,朱元璋率领自己建立起来的部队进军滁州,正路过李善长的家乡,李善长慕名往投,朱元璋很热情地收留了他。

李善长给朱元璋上的第一课是把朱元璋的一位同乡抬出来作榜样,要朱元璋成就一番大业。

李善长说,汉高祖刘邦家乡与朱元璋的家乡相去不远,那位古代的同乡起自布衣,与朱元璋的出身也极其相似,只因他能看清天下大势,又豁达大度,能招纳天下豪杰贤士,且能忍辱负重,所以最后推翻了暴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并鼓励朱元璋以刘邦为榜样,代元朝而立。朱元璋此时尚无明确志向,经李善长一讲,他的眼前豁然开朗,从此,朱元璋树立了当皇帝的信念,李善长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信任。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幕府里做记室长,可谓百事烦扰,但他总是事必躬亲,尽心尽力,忠谨之至。郭子兴虽把义女嫁给了朱元璋,但他生性苛刻,易于猜疑,又加上他的两个儿子从中挑拨,多次险些把朱元璋置于死地。在滁州时,朱元璋因打仗纪律严谨,不掠财物,没有东西献给郭子兴,郭子兴就怀疑朱元璋私吞财物,不敬长上,对他倍加冷落,把他身边的人抽调一空。一次,郭子兴又要调走李善长,李善长闻讯,忙跑到郭子兴面前,表示坚决不离开,除朱元璋外,他谁也不从,并且声泪俱下,十分情切。朱元璋深受感动,他俩虽结识不久,朱元璋已对他倍加信赖。

李善长像德位相配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何以如此?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但如果用杀鸡之刀来宰牛,恐怕不仅杀不了牛,还会刀损人伤,甚至刀毁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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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两个开国宰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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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长知道,要想成大事,就必须赢得威信,否则,就只能成为流寇,所以,他十分重视军队的纪律,屡次催劝朱元璋整治军纪。在公元1356年前后,朱元璋的军队既攻占了许多地方,又连续苦战,所以易于抢掠。在进入太平府时,朱元璋下令凡抢掠者斩首,并派出巡查队进行监督,杀了一些违犯军纪的将士,但并未能完全禁止抢掠。在取镇江时,李善长估计军队又要抢掠,就帮朱元璋和徐达演出了一出双簧戏。朱元璋故意说徐达的部下有抢掠之事,把徐达捆绑起来,号令三军,准备处斩,经李善长再三说情,朱元璋才放了徐达,命他戴罪立功,攻取镇江后必须严守军纪,否则两罪俱罚。这一出双簧果然有效,赫赫大名的徐达都不肯放过,朱元璋还肯饶恕无名小兵?于是,大家惕怵自戒,无人敢犯。

李善长不仅在文治方面确实“善长”,在武功方面也能偶出奇迹。一次,朱元璋领兵外出,要李善长留守和州城,并嘱咐他如果元兵来袭,就坚守勿战。李善长料知元兵会出骑兵突袭,就于城外要隘之处设下了几路伏兵,元军一到,同时杀出,把元兵杀得大败而归。朱元璋回来后也赞叹不已,连连称赞他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比那些披甲执戈的武将也不遑多让。

在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以及元军大战的时候,李善长一直被留在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替朱元璋经营好这块根据地。应天府形势极其险要,依石而建,易守难攻,有虎踞龙盘之称,让李善长留守此地,足见朱元璋对他的忠诚和才能的极度信任。李善长真也不负所望,把应天府的政治、经济管理得井井有条,就像当年楚汉相争之时萧何留守汉中一样,为朱元璋去掉了后顾之忧。值得一提的是,李善长既接受了其他军队的教训,又接受了朱元璋的忠告,极其注意调和文官、武将及百官们的关系。一般说来,文官在内,武将在外,文官谋士虽对战事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往往爱犯一个毛病,就是爱说左右将士的坏话,爱猜忌怀疑,弄得将帅离心,前后掣肘,很容易造成前线的失利。对这一点,李善长极为重视,他十分注意发挥将领的主动性,维护他们的团结,即使在治理地方时,他也采取了这种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正式宣布登基,国号大明。李善长主持了整个仪式。至此,李善长由刀笔小吏而成为开国功臣,封为开国辅运韩国公,同时赐以铁券,可免死罪两次。在封赏的诰命上,朱元璋对李善长的功劳作了如下的评价:“东征西讨,目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杖,未尝缺乏;专繁治剧,和辑军民,各靡怨谣。昔汉有萧何,比之于尔,未必过也。”

综观李善长之从朱元璋,有三件大功:一是他一进军门即讲刘邦的故事,为朱元璋树立了理想的榜样;二是他能竭心尽力,治理后方,保障供给;三是他能调和众人,维系人心。有此三功,虽少有智计创见,也足可称道了。

但李善长毕竟和萧何、张良不同,甚至连刘基也远远不如,这倒不是说他对明朝开国的贡献不大,而是说他见识不高,且不能免俗,终招致杀身之祸。

也许是李善长被赐死的缘故罢,《明史·李善长传》对他多有贬辞,对其性格上的缺点说得较为苛刻,说他外表宽和,内实狭隘,性格执拗,爱记恨人等。这些话虽不能全信,但从李善长开国以后做的一些事也确实可以看出他的许多缺点。开国以后,李善长曾任丞相,势力很大,其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有贪污罪,当时任御史中丞的刘基调查这件事,李善长多次从中说情、阻挠,最后,刘基还是奏准了朱元璋,将李彬杀死。李善长怀恨在心,就阴设计谋,令人诬告刘基,自己还亲自奏劾刘基擅权,结果刘基只有回家避祸。参议李饮冰、杨希圣对他有冒犯之处,李善长就罗织罪名割了杨的鼻子和李的胸乳,结果是一残一死。这倒还罢了,他培植淮人集团的势力,将一个知县出身的胡惟庸一手提拔为丞相,后来胡惟庸擅权不法,贪污受贿,弄得朝野皆怨,引起了一些正直朝臣的反对。由于朱元璋用法残酷,胡惟庸恐怕被杀,就秘密组织了一场谋反活动,企图把朱元璋骗出宫来杀掉。谋反败露后,胡惟庸一党被株连杀死的有三万多人。李善长既是胡惟庸的故旧,又是他的推荐者,还与他有亲戚关系(李善长之弟跟胡惟庸是儿女亲家),本当连坐,朱元璋念他是开国勋旧,便免死贬谪。后来还是以星相之变须杀大臣为借口赐死了李善长。李善长死年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也尽行赐死。

李善长以功始而以罪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有代表性的,别说朱元璋对开国功臣大加杀戮,就是换一位“仁慈”的开国皇帝,像李善长那样居功自傲、擅权自专,也必定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自古以来,善始者多,善终者少,或是由于自己的原因,或是由于其他原因。总之,善始善终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古人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就是这个意思。历史的确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有人不理解历史,就请看看现实吧,上推一下,就可豁然开朗,下延一下,也可茅塞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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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被千刀万剐的民族英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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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借一位盲艺人之口对历史作了谶言般的感慨:

无官方是一身轻,伴君伴虎自古云。

归家便是三生幸,鸟尽弓藏走狗烹。

子胥功高吴王忌,文种灭吴身首分。

可惜了淮阴命,空留下武穆名。

大功谁及徐将军?

神机妙算刘伯温,

算不到:

大明天子坐龙廷,文武功臣命归阴。

因此上,急回头死里逃生。

君王下旨拿功臣,

剑拥兵围,绳缠索绑,肉颤心惊。

恨不能,得便处投河跳井;

悔不及,起初时诈死埋名。

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

好一个“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这既是对历史的愤懑,也是无奈的叹息。

明思宗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一天,北京菜市口刑场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他们要争相看看这个被他们骂做“大汉奸”的人是什么模样,又是怎样被处死的,有人还怀着一个希望,那就是若能买到这个大汉奸身上的一条肉吃,施行凌迟时的情景

就能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炎黄子孙,是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还能治疗自己的胆小病,产生降妖伏魔的力量。这个“大汉奸”终于从囚车里被推了出来。他被判的是凌迟处死的刑罚。所谓“凌迟”,就是要割一千刀,在最后的一刀才将犯人杀死,如果多一刀或少一刀,行刑的刽子手就要以自身来抵罪。

刽子手先从剥皮开始,而不能伤及血管,否则受刑者一下子就死了。从他身上剥下来的皮肉,民众争相哄抬价格,一钱银子才能买到一片,他们吃一口骂一声“汉奸”,到了第三天上,“大汉奸”才被最后杀死,其内脏也被众百姓哄然抢光。

这位被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就是明末著名的抗清将领、民族英雄袁崇焕。

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清军才能长驱直入山海关前;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中国北方才失去了真正的长城,满族人才能迅速推进到南方,才能建立近二百多年的满清王朝。这些都是“也许”,但袁崇焕被杀给明朝东北边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却是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

那么,袁崇焕何以被当作“大汉奸”,而遭了千刀万剐之刑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明万历初年,满清在东北崛起。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经过二十几年的征战,征服了整个女真族,建立了后金政权。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把明朝对满族人的欺侮总结成“七大恨”,以“七大恨”告天,向明朝发起进攻,次年攻占了辽东重镇抚顺,连败明军。终日纵情声色、万事不理的明神宗着了慌,急忙让辽东经略杨镐带领十多万大军分四路迎击,结果又全军覆没。明朝又派熊廷弼去辽东办理军务。

正在这时候,神宗死去,他的儿子光宗也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一命呜呼,皇位由光宗的儿子朱由校继承,历史上称他为熹宗,年号天启。

熹宗做皇帝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性格十分软弱,不愿多事,只好嬉游,他有两大嗜好,一是与小太监捉迷藏,一是干木匠活。尤其对于木工制作,极为沉迷,他自己动手盖的房子和制作的机巧器物,还真有点水平,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天生的木匠。这样一来,他就把政事交给了在他做太子时就服侍他的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专权以后,无恶不作,大肆杀害正直朝臣,广结私党,祸乱国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阉党”。在这样一个朝廷的统治下,边境防务是可想而知的,熊廷弼在辽东也就难施手脚。

熊廷弼到辽东后,苦心经营,勉强稳定了局势,但朝中某些官员对他横加指责,朝廷又将他革职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袁应泰是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轻率出战,结果遭到惨败。朝廷只好重新起用熊廷弼。但这时兵部尚书张鹤鸣与熊廷弼意见不合,他叫熊廷弼的属下王化贞不要听熊的调遣,结果由于好大喜功的王化贞失误,明军又遭大败,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并将张鹤鸣免职。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袁崇焕登上了抗击满清进犯的历史舞台。

袁崇焕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谈军事,年轻时就有志于处理边疆事务。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袁崇焕中了进士,被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

明熹宗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袁崇焕到北京来述职,在和朋友们谈论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很中肯的意见,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侯恂向朝廷荐举他,朝廷于是升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处理防务事宜。

明代就像宋代一样,信任文官而不信武官,皇帝害怕武官权力大了要造反,因此派文官指挥战役,再加上多方的牵制,所以往往失败。

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正碰上王化贞大败而归。一时间,朝廷惊慌失措,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袁崇焕悄悄地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山海关考察军情。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了山海关外的形势,并说:“只要有兵马粮饷,一人足以守住山海关。”这虽然有些书生意气,但朝廷还是升任袁崇焕为兵备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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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被千刀万剐的民族英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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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到山海关后,起初做辽东经略王在晋的下属,在关内办事。当时王在晋意在防守山海关。袁崇焕认为,为了保住山海关,应当将防战北移,在宁远筑城驻守。朝廷中的大臣大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难以防守,但他们不知道,若以山海关为国界,就好像以北京的城墙为国界一样,外围失去了屏障,山海关一旦被重兵攻破,后果不堪设想。如在宁远筑城,则可建立一片战场,取得一片巩固的根据地。在这片广阔的战场上阻击乃至消灭满清军队,比依长城而守,实在牢靠得多。

大学士孙承宗没有轻易发表意见,他亲往关外视察,支持袁崇焕的意见。不久,朝廷派孙承宗代替王在晋,做了辽东主帅,他令袁崇焕和副将满桂驻守宁远。

公元1622年,袁崇焕到达宁远,立即着手筑城。宁远离山海关二百多里远,筑好此城,就等于砸下了一颗钉子。他定下城墙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袁崇焕和将士同甘共苦,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第二年宁远城墙就筑成了。宁远城高墙厚,成为关外抗击满清的最主要的防御工事之一。袁崇焕由筑此城开始,经营辽东防务几达二十年,在袁崇焕未被杀死以前,满清军队虽然多次绕道进袭包括北京城在内的一些城镇,但始终未能真正跨过宁远城一步。

经过袁崇焕和孙承宗几年的苦心经营,明朝的边防力量大大增强,明军开始主动出击,陆续收复了一些失地,并把防线向北推进了几百里。面对已经取得的战果和宏伟计划的逐渐实现,袁崇焕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袁崇焕也因功连连升官,先升为兵备副使,再升为右参政,主帅孙承宗也对他青睐有加。

前线虽逐渐稳固下来,但朝廷却日渐腐败下去,魏忠贤的专横跋扈引起了正直朝臣尤其是东林党人的义愤,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就采取极端的手段,杀害了杨涟等六人,史称“前六君子”,并把抗清立有大功的熊廷弼也一并处死。在镇压了这些反对派以后,魏忠贤的气焰更为嚣张,自称“九千岁”,肆意勒索贿赂。孙承宗对魏忠贤不买账,魏忠贤就派了一个叫高第的亲信去代替孙承宗做辽东主帅。

高第只会吹牛拍马,绝无所长,他到任后,胆小如鼠,不敢驻守宁远城,胡说宁远战不可战,守又不可守,命令立即撤退。作为广东人,袁崇焕有一股“蛮劲”,他坚决不服从,认为军事上有进无退,宁远一撤,全线即刻崩溃。高第虽是袁崇焕的上级,但因他胆小,况且也是文官出身,对袁崇焕无可奈何,只好下令把锦州及其他几个防守据点的兵马撤到了山海关。这样一来,宁远城就好像旷野里的一株枯树,完全暴露在寒风之中了。

努尔哈赤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明熹宗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进山海关

攻宁远城。那位魏忠贤派来的高经略坐在长城跺口上,以隔岸观火的悠闲心态,幸灾乐祸地等着宁远城的覆灭和袁崇焕的败亡。

然而,只有孤城一座和守兵一万的袁崇焕,并无丝毫的怯惧之意,而是坚定地率兵抵抗,于是,著名的宁远大战开始了。

二月,努尔哈赤的八旗精兵长驱直入,一路拿下了锦州、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诸堡,兵势浩不见边,刀枪剑戟如林,十九日到达宁远城下,努尔哈赤派人劝降道:“我以三十万人来攻,此城破之必矣!”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且称来兵三十万,予亦岂少之哉?”努尔哈赤先派兵绕过宁远城,切断了宁远城和山海关的联络,以防明军增援。其实努尔哈赤多此一举,他不派兵,高第也决不会来援。但袁崇焕并不畏惧,他派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分兵把守四门,把城外居民迁入城内,坚壁清野,组织民夫、居民、商人送水送饭,并刺血作书、激励将士,还把远在山西的妻子儿女接入城中,以示与宁远城共存亡。在宁远城内军民总动员、严阵以待的情况下,满清军队开始发动进攻了。

满清军队极其骁勇善战,后来同李自成在一片石大战时,喊一声“辫子兵来了”,久经沙场的农民军竟然就哗地溃退了,而且一退不可收拾。在攻打宁远城时,也十分凶猛。满清军队用铁甲兵攻城,这些人身穿两层铁甲,不畏矢石,竖起梯子,奋勇上攀。再用铁皮车作掩护,挖掘城墙,城墙竟被挖出了许多缺口。

袁崇焕的军队也十分勇敢善战,他们在城上安装了十一门西洋进口的红夷大炮,每一炮都给敌人以深重的打击,对近处的爬城军士,则从跺口上伸出许多长长的木柜子,柜子里装着士兵,士兵居高临下,用石头和箭矢打击敌人,再扔出浸有油脂和硫磺的被絮等物燃烧敌人的战具,就这样,满清军队的猛烈进攻,一次又一次地被打退了。

袁崇焕是文人出身,在一般情况下他扮成一员儒将,如诸葛亮一般,乘轿指挥战斗。他最大的特点是镇静,即使敌兵攻破了城墙,他也一点不慌,而是披上盔甲,和战士们一起运石补墙。在这次战役中,他负伤数处。

敌人退却时,他又组织敢死队,缒下城墙,追杀敌人,并捡回箭枝十余万支。这次战役,杀死满清统率三百名士兵的牛录等十多人。

二十一日,满清军队再次趁夜出击,仍未成功,只好于二十六日撤围而去。

敌人撤围后,袁崇焕还表现出一副儒者的风度,派使者送信对努尔哈赤说:“老将纵横数十年,无有不胜,今败于小事之手,恐怕是天意啊!”努尔哈赤也很客气地致书袁崇焕,并赠以马匹,“约期再战”。

努尔哈赤在攻城时受了炮伤,只得躺在车中郁郁而回。他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历时四十三年,独不克宁远一座孤城。”抑郁中背上又生了毒疮,伤病交加。数月后死于沈阳以西四十里的瑷鸡堡。

自此以后,满清军队对袁崇焕又敬又畏。

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上下喜出望外,一片欢呼。高第因没有援救宁远而被免职,由兵部尚书王之臣取代。袁崇焕升为四品右佥都御史。随即袁崇焕主动出击,又陆续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建立了清朝。皇太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采取正确的战略,暂时放弃宁远,转而攻打朝鲜。就当时明清而言,双方都需要一段休战时间,以便实行各自的休养计划。明方需要筑城、练兵,清方则要进攻朝鲜,掠夺财富,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袁崇焕提出与皇太极和谈,皇太极表示赞同,但明熹宗皇帝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满清从来都是附庸国,皇太极不够谈判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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