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既符合秦国及各诸侯国的实际情况，又迎合了秦王的心理，所以赢得了秦王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接着，李斯不仅在大政方针上为秦王出谋划策，还在具体方案上提出意见。他劝秦王拿出财物，重贿六国君臣，使他们离心离德，不能合力抗秦，以便秦国各个击破。这一谋略卓有成效，李斯因而被秦王封为客卿。李斯在秦国开始崛起。
可就在这时，秦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是韩国派间谍帮秦国修渠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当李斯还未离开秦国，在临近边境的时候，他给秦王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谏逐客书》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了历史上外国人才对于秦国的重要性，又兼言辞恳切，情意真诚，使秦王读后大受感动，竟撤销“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并封他为廷尉。
李斯在秦国总算站稳了脚跟，经过一番“谏逐客”的接触，秦王也就更加信任李斯，李斯步步高升，前途不可限量。正在这时，李斯的同学韩非也来到了秦国，这对李斯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韩非是韩国人，韩王的同族。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发展了荀子思想中“法治”的一面，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他著作极丰，先后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文章。他写这些著作，本是因为看到韩国太过软弱，上书献策而不被用，感到失望和怨怒而发愤著述的，韩国君主未加重视，谁知传到秦国后，秦王竟是见而惊呼，大喊：“我若能见到此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韩国对人才的轻侮和秦国对人才的重视，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秦国攻打韩国，形势危急，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让他出使秦国。就这样，韩非来到了秦国。
李斯明白，不论是学术能力还是政治外交能力，自己都远不如韩非。现在秦王把他留下，是否重用，还未决定，不过一旦重用，自己就永无出头之日。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他必须首先除掉韩非。他对秦王说：“韩非是韩王的亲族，大王现攻打韩国，韩非自然不会同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秦王说：“既然不能用，那就放走吧！”李斯的目地是要赶尽杀绝，他又对秦王说：“如果放他回韩国，他定会为韩出谋划策，对秦国十分不利。不如就他羽翼未成之时将他杀掉。”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话，李斯就送给韩非毒药，令他自尽，韩非深知李斯的为人，就饮毒自杀了。李斯知道从此没有了对手，就更加放胆大干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完全兼并六国，使中国在经历了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以后复归于统一。统一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这个刚统一的国家。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应像周代那样，分封诸子，裂土而治。在召集群臣讨论这件事时，博士淳于越向秦始皇上书说：“殷周所以能有千年的天下，其原因就在于把天下分封给了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同于百姓，万一发生了像齐国田常、晋国六卿那样的叛乱，又有谁来相救呢？凡是不以古为师而能长久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唯有李斯坚持置郡设县，遣官治理。他认为，天下所以战乱频仍，全在于周朝分封以来，诸侯各自为政，相互仇视，周天子也无力制止。如今天下一统，如果再立许多国家，等于再次分裂，不利于中央集权。出于对当时情况的考虑，也出于个人生活经历，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置县。李斯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成熟的统治形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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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家·学者·政治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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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行宫/右阙楼复原图
淳于越坚持实行分封制，激怒了秦始皇，秦始皇遂把他交给李斯处理，而李斯审查的结果，却是非常奇怪：认为淳于越食古不化、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等罪状全是由于读书尤其是读古书的缘故，竟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按照李斯的建议，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凡是博士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都要统统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人再敢谈论诗书，就在闹市区处死，并暴尸街头；有敢以古非今的人，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下令三十日仍不烧书者，面上刺字，并征发修筑长城。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浩劫。
在焚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对书生进行了一次更大的迫害。他竟下令将咸阳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活埋，即为“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极大污辱，是对人的尊严的残酷迫害。这个事件，固然与秦始皇的暴政主张分不开，但李斯的借题发挥乃至无中生有也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今天看来，李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心理，把秦始皇所要做的事情推向极端；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从精神到物质上彻底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使天下有才之士“望廷却步”，李斯也就可以独步秦廷了。李斯的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作为学者出身的李斯，竟能这样背叛文化，残害文化，实可谓天良丧尽。对这样的“读书人”，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为了宣扬皇威，镇抚六国百姓，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出游，从咸阳出发，经武关，沿渭水、汉水到云梦，再经长江东下直到会稽，登会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纪念。在北归咸阳之时，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即病死在沙丘。
当时随行的有李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和胡亥的老师赵高。秦始皇临死之前，曾有书信召长子扶苏送葬，按当时的习俗，长子承位是天经地义的，况且扶苏刚毅勇敢，较得人心。但赵高为了掌握大权，极力想把胡亥推向皇位，就让胡亥扣留了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秦始皇猝死，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便令人在秦始皇的车内伪装成始皇，让人照常送水送饭。赵高趁此机会拉拢李斯，采取攻心战术，他们之间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赵高说：“皇帝生前写了一封宣召扶苏来送葬的书信，未及发出，便死了，这您知道。但现在这封信和符玺都在胡亥手里，皇帝驾崩了又没有人知道，决定由谁继位，全看您和我了。您的意下如何呢？”
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这哪里是做臣子的应该说的话？您这样做，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赵高说：“如果按始皇的意思去办，也未尝不可，对我毫无损害。我只想问您，您与蒙恬相比，谁更有才能呢？”
李斯说：“我不如蒙恬。”
赵高说：“那好。扶苏刚毅勇武，又曾坚决反对您和始皇焚书坑儒。他即位之后，必定任用他最为亲近的蒙恬做丞相，到那时，您怎么办呢？”
李斯默然。赵高就这样开门见山，紧紧抓住李斯贪恋权位富贵的心理，争取了李斯。于是，两人合谋，伪造秦始皇的书信，指斥扶苏“不孝”、蒙恬“不忠”，令二人自杀。扶苏接信后自杀，蒙恬不肯自杀，后被囚禁，终于服毒而死。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李斯是一个可以牺牲任何良知来换取和保住功名的人。秦二世胡亥十分昏庸，只顾享乐，不理国政，秦朝已如厝火积薪，十分危险，但李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位，虽然看得十分清楚，也不规劝。一次，胡亥竟向李斯问道：“你的同学韩非在文章里说，古代的帝王都非常辛苦，难道做帝王就是为了受罪吗？如果帝王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能如何治理天下呢？我看是臣子无能，才使君王受累。如今，我既想随心所欲，又想治理好天下，你能替我想个办法吗？”
李斯不仅不直言相劝，反而揣摩胡亥的心理，献上了一套“督责之术”。他说，贤主若能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就不敢不勉力效劳，否则，那就比尧、舜还辛苦。所谓“督责”之术就是君王的独断专行加严刑峻法。胡亥一听，正中下怀，立即采用。结果弄得天下“忠臣”被杀、“明吏”遭戮，怨声载道。
赵高和李斯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日后的勾心斗角、排除异己也就势在必然。胡亥整日在宫中淫乐，根本就不视朝理事，所有大小事务，全让赵高办理。一天，赵高往访李斯，故意谈及关东乱事，两人相对唏嘘。赵高说：“现在关东群盗如毛，警报频传，而主上恣意为乐，又征调役夫，修筑阿房宫，采办犬马等无用之物充斥宫廷，不知自省。我心急如焚，怎奈人微言轻，不如丞相德高望重，还望丞相进谏。”李斯说：“不是不愿进谏，实是皇上并不出朝视事，无由得见。”赵高则说等他探得主上闲暇，便来报告。李斯还以为赵高是个忠臣，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过了几天，正当胡亥玩得高兴的时候，赵高却派一宦官急传李斯入见。李斯穿好朝服，疾趋入宫，没想到正撞在胡亥的兴头上，迎头遭了一顿训斥，只好回去。这样往复三次，胡亥就十分气恼李斯，怪他败坏了他的游乐之兴。赵高趁机谗毁李斯说：“假造诏书让您当皇帝的事，李斯也参加了，他本以为功劳很大，皇上会封赏他，现在未能如愿，就心怀不满。现在接连求见，恐怕不怀好意，要多加提防。再说外边风传他与长子李由合谋反叛，虽未有确实，但关东盗贼猖獗，李由并不奋力扑击，就是绝好的证据，请陛下下令拘捕，不要犹豫了。”胡亥虽然糊涂，但毕竟还知道事情重大，就先派人调查。赵高暗地里嘱托使臣，让他们诬谄李斯。
到了这时，李斯听说有人在调查自己和儿子李由，才知道中了赵高的计。他立刻上书，历数赵高的罪状，希图挽回败局。但胡亥看了奏章以后，十分气愤，说：“赵高为人清廉，下知人情，上适朕意，朕不任赵君，将任何人？丞相心虚，还来诬劾赵君！”当即把李斯的奏章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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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家·学者·政治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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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见胡亥不听，就去联络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胡亥罢修阿房宫，并有隐斥赵高的语意。胡亥这才真正动怒，在他看来，天子富有天下，无论怎样享乐都是应当的事情，而臣子不能平定盗贼，不能为君分忧，实属不该。李斯没想到自己献上的“督责之术”在这里“督责”起自己来了。再加上赵高在一旁怂恿，胡亥当即下令逮捕三人，一并罢官，下狱论罪。冯去疾、冯劫不肯受辱而自杀，李斯却贪恋富贵，不肯就死，被赵高打了一千多杖，竟致昏过去。李斯曾上书申冤，但被赵高截留。李斯受不了严刑拷打，只好招供。长子李由又已战死，正好死无对证。于是赵高就轻而易举地罗织了一件谋反大罪。胡亥见了案件材料以后，十分赞叹地说：“多亏赵卿破了这一大案，否则后果真是不堪想象了。”胡亥令李斯受五刑，诛三族。李族的子弟族党一并逮至市曹。李斯哭着对次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赶捕狡兔，已不可能矣！”
李斯先被在面上刺字，再割去鼻子，截去左右趾，然后杀头，最后从腰中斩断，砍为肉泥。其余族党一并处斩。这就是中国第一位集政治家、权谋家、学者于一身的人物的最后下场！
纵观李斯的一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出谋划策，为建立郡县制力驳群儒，其功劳确有不可埋没之处，但其原发动机却并非为了国家、百姓，甚至也不是为了哪一个朝代、君主，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名位，故其一生也劣迹斑斑。害死韩非，阿谀奉迎等姑且不说，只促成“焚书坑儒”一事，已够他万世也不得翻身了。李斯谋取名利富贵确有其术，只是抽身不及，弄个全族覆没，不免令人叹息！不过，似乎更值得叹息的还不在这里，为什么传统的中国就很少有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呢？为什么学者的忧国忧民，一旦做了官，就变成忧身忧家了呢？更何况到处都是李斯这样的不惜任何代价换取功名利禄的人！封建官场真是一口灵魂的大染缸，把整个民族都染换了颜色！
但说句公道话，李斯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还残留着一丝正直和诚实，否则，他就不会中赵高之计，前去劝谏胡亥了。与赵高相比，既可看出读书人的本色，又可以看出，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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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战而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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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战争才算是最成功的战争？怎样才算是战争的最高境界？两千多年前的大军事家孙子对这一问题已作过明确的论述。他在《孙子兵法·谋攻》一篇中写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子看来，能够拼力打败敌人，实际上算不了什么，仅是战争中的胜利者而已，谈不上有什么境界。能够完整地攻取敌人的一座城市，而没有太多杀伤，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战术策略运用得当而已。至于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动刀枪就能使对方投降，实际上就是没有战争。从这一点看来，孙子虽是大军事家，但他的根本目的是消除战争、否定战争。这的确充满了古代人文主义色彩，听起来是十分动人的，但真正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又有多少人呢？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不用通过战争的手段，只通过外交的方法，或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树立起国家的威望，使别国主动归附，就达到了战争的最高境界。但实际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证明，战争的主动者不肯以缔结和约的方式结束战争，必欲置对方于自己的绝对统治之下才肯罢休；战争的被动者也往往不愿不动一刀一枪就束手就擒，一定要被打得走投无路才肯投降。因此，孙子的这种“善之善者也”的战争境界无非是一种理想，很难在现实中实现。不过，理想虽无法完全实现，却可以用它去指导现实中的战争，较好地解决战争问题，为社会减少一些灾难。因此，现实中的战争，往往可以分为三类：公输般塑像，民间称公输般为鲁班，尊为木匠的祖师爷。
第一是通过外交（其实是军事制衡）消弭战争；第二是从思想、社会、军事等诸方面作好充分准备，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第三是希图宣扬某种道德观念，处事迂腐，但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至于那些不具备正义色彩的战争，无论怎么巧妙，均是不足挂齿的。
在战国时，最著名的以军事制衡吓退敌人的战例莫过于墨子与公输般的桌面交锋了。
公元前447年至前431年间，楚惠王发奋图强，连续吞并了陈国、蔡国、杞国、莒国，使楚国在经历了动乱与衰落之后又重新强大起来。楚国要想同晋、秦等北方强国较量，就必须首先征服楚、晋之间的宋国，于是，楚王决定向宋国进攻。楚王起用了一位在当时最有本领的工匠，即鲁人公输般。公输般制造了云梯、撞车、飞石、连珠箭等新式攻城武器，这些武器在当时看来确实具有极强的威力，用来攻打当时的城墙防守应当是十分有效的。楚国一面制造这些武器，一面大肆宣扬，制造舆论，实行恫吓战术。这种战术果真有效，宋国遭受楚国的侵略最多，这次吓得宋人惊慌失措，求救无门。这个消息传到了墨家的创始人墨子那里，他就赶紧带了三百弟子跑到宋国。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因此听到宋国危难的消息，他立即挺身而出。他先把弟子布置在宋国的城墙上，然后徒步跑向楚国。走了十天十夜，脚磨破了，他用布包上再走，终于来到楚国的都城郢都。
他去楚国的使命就是劝说楚王不要攻打宋国，但楚王认为公输般的器械很好，一定能攻下宋国，就不肯接受墨子的劝说。墨子直率地告诉楚王说：“你能攻，我也能守，你是攻不下来的。”于是，楚王就叫来公输般，要两人比划对阵，看看谁能赢。墨子解下自己身上的皮带，围在桌上当做城墙，再拿一些木块当做攻城的器械，两人演示起来。公输般攻，墨子守。公输般挖地道，墨子用烟熏；公输般用撞车，明正统道藏本《墨子》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节用，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学并称为“显学”。
墨子用滚木擂石；公输般用云梯，墨子就用火箭；公输般一连换了九种攻城方法，均遭到了墨子有效的抵抗，不能取胜。公输般的攻城方法使完了，墨子的守城方法还有几种未使出来。楚王很清楚公输般输了，但公输般却说：
“我知道战胜你的方法，但我不说。”
墨子答：“我知道你能胜我的方法是什么，我也不说。”
楚王感到迷惑不解，就偷偷地去找墨子，问他们墨子学派发明的攻城工具——云梯
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战胜对方。墨子直言不讳地告诉楚王说：
“公输般的意思很清楚，他是想让您杀了我，他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会知道抵御他攻城的方法了，其实不然。我来时就作好了这方面的打算，已经委派我的大弟子禽滑厘率领三百弟子帮助宋人守城。我已把这些方法全部交给了他们，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些方法来抵御公输般的进攻，因此，杀了我也是没有用的。”
墨子见楚王听信了他的话，就又坦诚地对他说：
“楚国方圆五千里，真是地大物博，如果用心治理，一定会富甲天下。而宋国呢，土地不过五百里，物产也远不及楚国丰富，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去攻打宋国。这难道不是扔掉自己的华贵马车去偷别人的破旧车子吗？难道不是扔自己的锦绣长袍去偷别人家的破旧短袄吗？”
楚王听了，羞红了脸，决定不去进攻宋国。
墨子终于为宋国免去了一场灾难，但这绝不是因为楚王忽然良心发现或是因墨子的一番训导而有所悔悟，根本的原因在于军事力量的对比，墨子之所以敢公开教训楚王，也在于有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如果没有这些，要想让楚王止戈息兵，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因此，军事制衡，是发动和平外交的根本条件。但必须看到的是，墨子的和平外交仅是使宋国暂时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并未能“屈”楚国之兵，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宋国亡国的危险。若想在战争中真正占有主动地位，只有富国强兵一条路。
如果能从思想、社会方面作出正确的分析，也就是能够取得“人和”，再加上正确的军事指挥、充分的军事准备，就往往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种方法在战争中是常用的，如果能运用得好，也算得上是中上等的水平了。在这方面，齐鲁“长勺之战”的鲁国方面做得较为成功。
齐桓公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国君，他听说管仲贤能，就设法从鲁国的手里骗走了管仲，任用管仲为国相。鲁君听说后，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和污辱，就厉兵秣马，准备同齐国干一仗，出出这口窝囊气。齐桓公听说后，也积极准备，并欲先发制人。管仲认为齐桓公刚刚即位，国内人心未稳，不宜打仗，但恰好相反，桓公正想出出风头，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压服人心。如果按照管仲的想法，先把国内的政治、军事按部就班地准备好，还不知要到哪年哪月，桓公可没这个耐性。于是，他派鲍叔牙为大将，带兵一直挺进至鲁国的长勺（今山东曲阜县北）。
鲁庄公十分气愤，决心同齐国决一胜负。庄公有一个大臣名叫施伯，为人谨慎细心，先劝庄公不要急躁，然后向他保举了一个文武双全的人。这人叫曹刿，身无官职，庄公就让施伯以隆重的礼节去请他。施伯见到曹刿，说明来意，曹刿说：“打仗是国家大事，自有那些吃肉的达官贵人去操心，不用我们这些微贱之人去掺和。”施伯说：“吃肉的那些达官贵人都是些鼠目寸光的人，不能深谋远虑。”接着又拿许多话去激他，曹刿只好跟他去见鲁庄公。鲁庄公见面就问曹刿怎样才能打退齐国人，曹刿说打仗没有一定之规，要视具体情况行事。曹刿反倒问鲁庄公准备依靠什么打退敌人，鲁庄公说：“我经常把自己吃不完的食物、用不完的东西分一部分给百姓，我相信百姓会感恩戴德，能够跟着我去同齐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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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战而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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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刿说：“那只是些小恩小惠，不是大的政策法令，也不是国家的施政纲领和施政措施，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取得百姓的信任，再说，得到小恩小惠的毕竟是极少数人，百姓怎么愿意替您卖命呢？”庄公又说：“我祭祀神灵祖先的牛羊宝石，从来都是按规定奉献，从不敢有所欺诈，我的诚实一定能取得百姓的信任。”曹刿又说：“这只是对待神灵祖先，是个人品行的一个很小的方面，怎能获得百姓的信任拥护呢？”庄公最后说：“国内大小诉讼案件，我虽不能每件都亲自办理，但我总是根据实际情况来作决断，我想这会有点用处。”曹刿这回点头道：“这才是根本，说明您关心人民疾苦，愿意明辨是非，施政明正廉洁，肯定会得到广大百姓的信赖和支持。我看凭这条可以跟齐国打上一仗。”
齐、鲁两军在长勺会战。齐国依仗数量优势，首先擂鼓呐喊，发动进攻。鲁庄公沉不住气，就让曹刿出击，但曹刿只是让鲁军列阵不动，严守以待。齐军看见鲁军阵势牢固、旗甲鲜明，难以冲击，只好退回去。过了一会儿，齐军再次发动攻击，曹刿仍按前法对待，齐军只好又退了回去。齐军统帅心浮气躁，急于求胜，于是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这时，齐军军士已经懈怠，失去了前两次的锐气，可鲁军正憋足了劲。此时，曹刿命擂鼓出击。鲁军一下子就把齐军冲垮，齐军失去气势，无法抵挡，只有逃走。鲁庄公一看齐军逃走，就要下令追击。但曹刿十分谨慎，他登上高车，扶轼而望，发现敌军旗帜东倒西歪，车辙错乱无序，确认是逃跑而不是佯败诱敌，这才下令追击。自然，长勺之战以鲁国大获全胜而告终，总算报了齐鲁“乾时之战”的一箭之仇。
在战后总结经验时，曹刿指出，军士作战往往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齐军冲了三次，已是强弩之末，鲁军则斗志旺盛，取胜就有了把握。再者，齐是大国，可能会有伏兵，所以只有确认齐军不是诈败诱敌后才能追击。
长勺之战的胜利，主要靠两条，一是曹刿能够正确地掌握和利用战士的心理和情绪，把握住了作战规律，再加上他的谨慎果断，处处不失时机，就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掌握了主动权。其二是他认为人心可用。长勺之战一方面是鲁国的保卫战，带有一定的正义色彩，更重要的是鲁国统治者较为廉明，有一定的威望，人们愿意替国君打仗。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鲁人才获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其实前一方面是具体的战术运用，后一方面才是根本，如果民心不可用，无论怎样巧妙的战术也无济于事。
而与之相反的事例则发生在鲁国和邹国的一次大规模冲突中。在两国的交战中，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而士兵百姓却没死一个。邹穆公十分不理解，向孟子问道：“这些人不为上司去拼死，如果杀他们，实在是人太多，法不责众，杀不胜杀；如果不杀他们，他们看着上司被杀而不去拼死解救，实是罪不容诛。这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每逢凶年饥岁，您的百姓是什么样子呢？年纪大的饿死后孟子像
孟子倡王道，主仁政，认为“不嗜杀者能一之”。但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上焉者王霸杂之，下焉者不堪闻问。
被埋在沟里坑里，年轻的则逃散到别的国家去，这样的有几千人。而您的仓库却十分充实，府库里也堆满了钱财。您的官吏都不向您禀告，这是欺骗国君，残害百姓。这样的官吏还不该死吗？”这就是孟子说过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是说，你怎样对待别人，你就会得到怎样的回报。在这里，邹国与鲁国，可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然，不战而胜无非指的是富国强兵，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尤其是取得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但如果一味强调某个方面，或者想用“仁义”去打倒“武力”，那就是自取败亡了。春秋战国时期还出了这么一位“奇才”，那就是大搞“仁义”之师的宋襄公。
宋襄公本是想当霸主，却没想到在诸侯大会上被楚国捉了去，亏得公子目夷设法营救，才把他迎回宋国重登君位。宋襄公回国后十分气愤，可又不敢去惹楚国，就想去攻打郑国，因为郑国在诸侯大会上曾首先倡议让楚国当盟主。尽管公子目夷等一帮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郑国，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带兵出发。
郑国立刻向楚国求救，楚王就取围魏救赵之法，派成得臣和门勃率兵直接攻打宋国，这样，宋襄公就不得不回师救宋。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认为，楚军兵势强盛，宋军不必去硬碰，况且楚人无非是为了救郑，既然宋军已经撤回，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却独有妙招，他认为楚人是蛮夷之族，兵力有余，仁义不足，蛮兵是敌不过仁义之师的。于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绣出“仁义”两个大字，妄图以“仁义”打倒武力。宋襄公自欺欺人，心里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宝，但蛮夷之人真是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没被吓倒，反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渡过河来。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人白日渡河，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正好趁他们既骄傲又未渡完河的时候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宋襄公已迂腐得到了家，他认为既是“仁义”之师就不该投机取巧，击半渡之师，那会给“仁义”之师丢面子的。就这样，宋军失去了进击的绝佳机会。
等楚军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队的时候，公子目夷又及时向宋襄公提出建议，要求趁楚军列队未完出击，亦可获胜。宋襄公却认为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如能坚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宋襄公骂公子目夷道：“你真是个不懂道义的人，别人尚未列好队，怎么能打他们呢？”
楚军列队完毕，立即发动进攻，宋军无法抵挡，只好败退。公子目夷等人拼死保护宋襄公，可他还是受了几处伤，腿上还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责备他大搞“仁义”之师，他还毫不悔悟地说：“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说，看见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看见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要再去俘虏他。”
爱护百姓，增强国力，加强军备，就可不战而胜，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但如果只图虚名，或是迂腐自误，那不仅不能克敌制胜，还会不战自败。
毫无疑问，在战争中，除了民心向背和战争性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以外，战略战术的应用，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总结了各种战争的经验教训，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讲战略战术的运用，由此可见，古人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
至于墨子与公输般的较量、曹刿的指挥有方，更可作为典型例证。但像宋襄公一样的人也不是没有，直至今日，脱离实际的空头口号主义仍不绝如缕，甚至时有泛滥，是否也跟宋襄公大搞“仁义”之师有类似之处呢？军事与政治密切相关，在中国尤其如此。拿破仑被囚禁海岛时曾看过《孙子兵法》，感叹自己若能早日见到这部奇书，一定不会惨败，不会受牢狱之苦。但实际上，决定战争胜负最根本的、内在的原因还是不在军事本身，主要在于政治。因此，从军事斗争中看出以民为本的思想应当是我们今天分析中国军事史的重要着眼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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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仁者无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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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没有预言家？
1972年4月，在山东省临沂的西汉墓中挖掘出了大量的论兵竹简，其中有几枚题目为《吴问》，这些竹简简略而又清楚地记载了孙武对吴王的答问。吴王问在晋国六卿之中，谁先灭亡，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先灭亡，其次是智氏，再其次是韩、魏，最后只有赵氏来统一晋国。
历史的发展果然与孙武所言相符。难道孙武真是一位上知三千年，下知五百年的神仙？难道真的身怀异术，能预知祸福休咎？
其实，孙武的预言是完全建立在对现实状况的分析基础上的，他对吴王说：“范氏、中行氏把一百六十平方步作为一亩，这样，他们的亩制就相对较小，收入就相对增多，养的家臣、武士也就多。如此一来，他们两家就会变得奢侈傲慢，希望建立武功，养成黩武好战的习惯，人心背离，定会最早灭亡。智氏的情况虽比范氏、中行氏好一点，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会紧接着范氏、中行氏灭亡。再次，韩、魏的情况和智氏基本相同，也会相继灭亡。最后能统一晋国的当属赵国，因为赵国田亩大，又免去了许多租税，办事从俭，养的武士较少，民心归属，虽然历经困难，但最后必定能统一晋国。”
在中国历史上，人心的向背往往能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政权的存亡，尤其在冷兵器时代，除了其他一些人为因素外，孙武像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
战争的胜利主要取决于军队的思想状况，在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如此。当时的各诸侯国的土地一般都比较小，国君和臣民的关系也比较直接，国君制订的政策、法令及国君的个人行为都迅速而又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因此，人民群众对国家和国君的概念也就十分清楚。对于残暴的国君，人们往往编出歌谣来诅咒他们，战争时要么退缩不前，要么干脆逃跑，甚至临阵倒戈；而对于爱惜民众的国君，他们则倾力相助，因为保护国君就等于保护自己较好的生活。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得最响的是“仁政”的口号，谁得到了人心，谁就能稳定国家，谁就能在战争频仍的多事之秋取得发展。
赵国灭掉其他国家而统一晋国，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国每走一步，都是本着“爱民”的方针，往“仁政”的理想上去发展，因此，赵国走向强大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大权逐渐旁落到了一些士大夫手中，出现了士大夫专权的局面，即所谓的“政在家门”，晋国国君根本左右不了臣下。栾书杀掉了晋厉公，晋悼公即位后却不敢对他奈何，仍让他在朝廷中占据重要职位，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在这些极有势力的卿族中，数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最为突出。不久，因为范氏、中行氏行不仁之政，弄得朝野怨谤，就被赶出了国都，于是剩下了后面的四家。在这四家当中，智氏的势力最强，但也最骄横，赵氏的力量较弱，但能够勉力勤政，爱惜人民。这四家同为晋卿，个人的性格特点却大不相同，这就埋下了日后兴败的种子。
首先，在选立继承人方面，他们就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选立继承人是关系到国家兴败成亡的大事，本应持慎重的态度，选贤任能，但智宣子的态度却与此相反。
智宣子打算让自己的儿子瑶作为继承人，他的同族——也是晋国的大夫——智果听说后就赶紧跑去劝说宣子，他疾言厉色，措辞激烈，历数瑶的短处。智果说：“瑶和宵(智宣的庶子)比起来真是差得太远了。瑶比别人强的地方有五清版《孙子兵法》书影
点，不如人的地方有一点。第一，论起身材高大，外观漂亮，美髯长须，比别人强；第二，论起奔跑快捷，射箭驾马，比别人强；第三，论起各方面的技艺才能，比别人强；第四，论起巧于文辞、辩论机智，比别人强；第五，论起刚强坚毅、敢作敢为，比别人强。但是，他的缺点是极不仁厚，自私、刻薄。如果以这五种技艺去统治人民，治理国家，而又残暴不仁，那谁又能制伏他呢？谁又能把他当做君主去侍奉呢？希望您一定不要立瑶作为继承人。如果非立他不可的话，智氏必遭灭族之灾。”智宣子并未认真地考虑智果的意见，反而认为统治人民就需要像瑶这样强有力的人物，于是决定立瑶作为继承人。
智果看到宣子不可救药，为了保住性命，他赶紧到管理户籍的太史那里声明自己脱离智氏，另立了一个氏别，叫做辅氏。果然不出所料，智氏失败后，遭到了族诛，只有智果一支活了下来。
赵氏立后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赵简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做伯鲁，小儿子叫做无恤，赵简子一时很难区分哪一个更贤明一些，就想出来一个办法来考验他们。赵简子在竹简上写满训诫的话，交给两个儿子每人一枚，并告诉他们说：“好好地记住上面的话。”过了三年，问伯鲁能否记得竹简上的话，伯鲁已经忘了，而且伯鲁的竹简已经丢了；问无恤，无恤则能很熟练地背诵竹简上的话，还从袖子里取出了随身带的竹简。于是，赵简子以为无恤勤勉仁厚，比长子伯鲁更贤明，就决定立无恤为继承人，这种立嗣宜贤不宜长的做法，实在是极有眼光。
在治理国家方面，赵简子也独具风格。一次，他派尹铎去治理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内)，临行前，尹铎问赵简子说：“您让我去治理晋阳，您有什么想法呢？您是想让晋阳成为一只蚕茧，您可以从中不断地抽取茧丝呢(意即榨取人民的血汗)，还是希望晋阳成为国家最为可靠的保障？”赵简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要它成为国家的保障。”于是，尹铎到了晋阳，就采取少报晋阳户数的方法减少晋阳上缴的租税，实行宽松的政策鼓励百姓生产，爱护百姓，晋阳在尹铎的治理下不仅逐渐富裕起来，而且民心大服。赵简子知道了这一情况，曾经极其郑重地对无恤说：“将来赵国一旦遇到危难，一定要先到晋阳去躲避，不要以为晋阳地势偏远、城池狭小、户数也少，那里决对是赵国最好的保障。”
与此相反，智氏办事的风格却是傲慢暴虐。智宣子死后，瑶即位，号称智伯，后谥为智襄子。一次，智伯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一同宴饮。智伯无缘无故地戏弄韩康子、侮辱魏桓子之相段规。智国听说了这件事，赶紧跑去对智伯说：“您应该赶快准备应付将要发生的灾难，否则，灾难就会真的降临。”智伯傲慢地说：“灾难只能由我发起，我不发起灾难，谁又能制造灾难呢？”智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吧，《夏书》上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多次过失，人们对你的怨恨并非一定是在你有了明显错误的时候，你小小的过失积累起来也能造成大的怨恨，人主如果不防小过失，一定会出现大过失的。’君子能够勤勉地对待每一件小事，才不会有大过失。现在您在一次宴会上就使人家的国君和国相遭受污辱，又不作任何准备，还说别人不敢兴起灾难。蚋、蚁、蜂、虿等小虫都能伤人害人，况且是一国之君相呢？”智伯虽然明白这些话，但他并未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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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仁者无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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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氏在六卿的混战中出力最大，分得的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也就最多，因此在智、韩、赵、魏四家中不论是土地还是军事力量都是首屈一指，从智伯起，就有了吞并其余三家的野心，但一直没有找到借口。终于有一天智伯想出了一条好计策，他告诉其余三家说：“晋国素来是中原的霸主，没料到让吴国沾了光，在徐州大会上又让越国占了先，这是晋国的耻辱，若能把越国打败，晋国仍能当上霸主。我主张每家拿出一百里的土地交给公家统一管理，这样就能积累财富，多养军队，增强国力。”三家都知道智伯所说的“公家”实际上就是他自己，他无非是想以此为借口多占土地，然后进一步吞并其他各家。但是韩、赵、魏三家并不齐心，不能统一起来对付智氏。
最后，智氏派使者到各家去索地。韩康子不愿割地，韩康子的臣下说：“智伯贪图利益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他土地，他就将讨伐，不如给他土地。智伯得到土地以后，必会很高兴，他就会接着再向别人要土地，别人不给，他就要出兵讨伐，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兵祸，等待事情的变化发展，伺机而动。”韩康子认为有道理，就答应了智伯的要求。智伯得到土地，果然很高兴，就又向魏桓子要土地。
魏桓子开始也不愿给，桓子的臣下任章说：“为什么不给呢？”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所以不给他。”任章说：“智伯无缘无故地索求土地，诸大夫必然惊恐害怕，我们给他土地，智伯又必然骄傲。智伯骄傲了就会轻敌，我们因为害怕就会互相接近。以我们这些团结一致的军队去对付智伯的骄兵，到那时候，智伯就活不长了。《周书》上说过，‘要想打败他，就一定要先给他点好处。要想从他那里得到东西，就必须先给他点好处。’我看您不如先把土地给智伯，促使他骄傲，然后可以交往一些国家再作消灭智氏的打算。为什么偏偏要我们自己做智氏的斧质、箭筒呢？”桓子听从了这一意见，就也给智伯一百里的土地。智伯很高兴，复向赵襄子索要蔡地和皋狼之地，已不止一百里了。
赵襄子就是赵简子的小儿子无恤，别看他待民仁厚，对外却很强硬。他拒绝了智伯的要求，智伯勃然大怒，率领韩、魏的军兵一起前去攻打赵国，并约定战胜之后三家平分赵国的土地。赵国的国都是无法坚守的，赵襄子准备逃到其他城池去，他问从人说：“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呢？”从人说：“长子县城离这里近，城墙厚实完整，土地广大，可以到那里去。”赵襄子说：“当地的老百姓用尽力气来修筑了城墙，现在又要他们拼命去护守城池，谁肯跟我一起干呢？还是不去的好！”从人又说，“邯郸的粮仓充实，可以到那里去。”赵襄子说：“刮尽民脂民膏去充实粮仓，现在又要他们因守城而死难，老百姓会听我的话吗？还是不能去！如果出逃的话，就应当选择晋阳。晋阳是先父简子嘱托给我的地方，又是尹铎施行爱民政策的地方，百姓必定会拥护我！”于是赵襄子率领百官逃到了晋阳。
赵襄子到了晋阳，老百姓果然乐意跟襄子一起守城。晋阳先是由家臣董于安一手经营，城墙造得十分坚固，城里盖了很大的宫殿，宫殿的围墙内全部用苇箔、竹子、木板填实，宫殿的柱子全用铜铸成。继后是家臣尹铎治理，尹铎终日想的就是怎样去安抚百姓，因此，晋阳城可以说固若金汤。
三家兵马把晋阳城围住，可怎么也攻打不下来。每逢进攻时，总是遭到如雨般的箭矢的乱射，就这样，一直围了两年都没有打下来。但同时，晋阳城里的箭也快用完了，做箭杆和箭头的材料也找不到了，赵襄子很着急。这时有人提醒他说，听说当初董于安在宫殿藏了无数的箭枝，不如去找一找。赵襄子就拆开宫墙，找到了用不完的做箭杆的材料，又融化了铜柱，得到了做箭头的材料。赵襄子十分感叹地说：“如果没有董于安，怎么会有这么多兵器，如果没有尹铎，老百姓怎会拼死守城呢？”
到围城的第三年，智伯在察看地形时想到了晋水，他就命士兵在晋水上筑坝，把河道改道晋阳城下。正巧连降大雨，大坝内积水很多，智伯就决开晋水直灌晋阳城。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地方只剩下六尺。由于房屋都淹没在水中，连锅烛都生出蛤蟆来，但老百姓的意志始终很坚决，没有背叛的意思。在这时候，智伯察看水势，魏桓子驾车，韩康子坐在车右，智伯志得意满地说：“我现在才知道用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啊！”这话使魏桓子和韩康子极受刺激，魏桓子用胳膊肘碰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魏桓子，两人互传心意，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的大城安邑，绛水可以灌韩国的大城平阳。至此，韩、魏两国更明确了背叛智氏的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