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隋武阳郡的郡丞元宝藏起兵反隋，就去寻找旧日的好友魏征。这时，魏征因天下纷乱，一时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并借此来观望天下大势。元宝藏起兵后，请他出山，让他掌管军中文书，所有与李密及其他人往来的信函，均是由魏征起草。李密见到他写的书信以后，对他非常赏识，就立即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这时的魏征，已经三十八岁了。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对重大的军事决策，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攻占了全国最大的粮仓，也就是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也就在这时，隋朝的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由于起义军发展迅速，又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军中存在着速战速决的思想。
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但又苦于无处进言，就找到李密的长史郑颋，对他说：
“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现在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于同隋军硬拼硬打。唯今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
郑颋十分藐视魏征，说他的话是“老生常谈”，没有见解。结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
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李密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兵败被杀。当时，魏征看到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李渊很高兴，任命他为管理国家图书档案资料的尚书丞，前去太行山以东地区活动。
那时，李密的部下徐世势力很强，他就先写了一封信，对徐世说：“当初李密起兵反隋之时，振臂一呼，四方就有数十万人响应，几乎得了隋朝的半个天下，后被王世充打败，继而被杀，瓦岗军是无法东山再起了，而李渊得天下却已成定局。现在你所守的黎阳是兵家必争之地，你应该早作打算，如果不能认清形势，将来恐怕悔之晚矣。”徐世览信后，觉得也无其他善策可想，况且李密已被杀，便听从了魏征的劝告，投降李渊。李密的其他旧部见徐世降唐，也多纷纷投降。
徐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厚葬李密。魏征则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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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巧忠良臣魏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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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招抚李密旧部有功，但被胁入农民军中一年半，再度归唐后就很难被重用。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不久，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不管是否触怒李世民，是否会被李世民杀头，他说：
“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建议，就不会沦落到今天的下场了，我忠于李建成，是没有什么错的。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更不能显得连齐桓公小白重用仇人管仲的气度都没有，就赦免了他，并封他做掌管太子文书的管事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转来跳去更换主人的生涯，步入了他一生中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时代。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之所以“明”，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于纳谏，由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他个人的品德才能，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
李世民即位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不知是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才成就了魏征的名声，还是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才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抑或是二者互相作用，反正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有名。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在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个很奇特的官，说它重要，它又无足轻重，说它无足轻重，它又重要无比；说它有权，它又无尺寸之柄，说它无权，它又权力很大。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
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唐太宗的确是一位愿意提倡君臣之间“民主”的君主，他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左右，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的偏激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治理国家方面，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充满了信心，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唐太宗虽有心治理好国家，但到底该怎么办，却是心中无数。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多年的工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一天不如一天，日趋奸诈，秦朝用严刑，汉朝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在对待政治对手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招抚，反对镇压。在“玄武门之变”过后，忠于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他们不知道李世民杀了李建成之后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
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祸根永远无法消除。”李世民同意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他到了河北的磁州，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李治安和李思行。魏征找到押解他们的负责人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我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大家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
魏征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唐太宗很赞赏魏征的做法，也就越加器重他。
在具体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致民不聊生，国家的败亡就从这里开始，因此，“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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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巧忠良臣魏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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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峻法，把人民当做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继而反悔，托病辞命，唐太宗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去。
唐太宗觉得折了自己的面子，又觉得卢祖尚不识抬举，一怒之下，当时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法律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是很残暴，但他和别人讨论问题时，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借机表示后悔，他说：“卢祖尚不服从命令固然不对，但构不成死罪，我一时冲动而杀他，连高洋都不如了。”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了。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例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他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同意原来的处理方案。在魏征等人及唐太宗的共同努力之下，派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改《武德律》，制订了《贞观律》，减轻了刑罚。在贞观年间，由于采取了宽柔待民的政策，虽然减轻了刑罚，犯罪的人数还是大大地减少了。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
唐朝原定政策是十八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守卫边境，唐太宗要求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苛刻，便屡次拒签。唐太宗十分生气，当面责问他为什么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把池塘弄干去捉鱼，并不是捉不到鱼，而是第二年就捉不到鱼了；烧光了树林去打猎，并不是打不到猎物，而是明年就捉不到野兽了。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以前的法令是十八岁才可入伍，如今改成十六岁，让老百姓怎么能相信朝廷呢？”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串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并对他说：“我原先以为你很顽固，不通情理。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是很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怎么能治理好呢？”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把战争时期和和平建设时期的用人标准区别开来，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的时候，用人的标准是看他有无才能，不去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如何；天下平定以后，在选择人才上，非德才兼备不可。”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了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如果用了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游玩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外出回来，听说了这件事，就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后来一想，怕你责备，也就不敢出去了。”
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了一些。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
不久，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还应该拆掉大的宫殿，住到小的宫殿里去。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有一次，唐太宗到九成宫去，随行的宫女住在围川县的官舍之中，宰相李靖和王珪也来了，县令就把宫女迁到别处，把官舍让给宰相住。唐太宗知道了很生气地问道：“为什么轻视我的宫人？难道这些人是在此作威作福吗？”准备下令惩罚这个县令。魏征说：“李靖、王珪是朝廷大臣，宫人不过是后宫服役的奴仆。大臣到地方上巡视，县令要向他们请示公事，大臣回到朝廷，皇上也要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官舍本当作为接待朝廷大臣的地方，这是合情合理之事，而宫人只不过管理杂物，根本不接待来访客人。如果因此处分县令，将会引起天下人的批评。”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意识到自己太情感用事，就没有处分县令。
到了贞观中期，大臣们觉得唐太宗功绩很大，都怂恿他去泰山封禅，独有魏征上书说：“皇上功劳虽然很大，但百姓受益还不多；现在虽已天下太平，可百姓还不富裕。隋末战争刚过去十年，国家元气还未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去封告泰山，说自己功成业就，恐怕还为时尚早，而且耗费很大，赏赐很多，纵使免于贡奉，也减少不了人民的疾苦。图虚名而受实害，为了什么呢？”唐太宗觉得确是如此，就没有去封禅。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宫，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而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将重演。”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有一次，魏征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垂诫太子，让他永世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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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巧忠良臣魏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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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自己非常喜欢，就把它架在手臂上玩耍，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早已闷死了。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当然，唐太宗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应当杀了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上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唐太宗毕竟是一位明君，他虽然也像常人一样，喜欢听顺耳谀辞，不喜欢听逆耳忠言，但他还是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所以，他对魏征既尊重，又保持着良好的感情。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把臣子事君比做女子嫁夫的话，魏征是三嫁犹不是，直到第四嫁才找到了正主，应该算不得“忠臣”和“好女”了，可偏偏魏征名垂千古，不要说在浩若烟海的芸芸官僚中，就是在历代名臣中，他也是名臣之尤，能赶得上他的，恐怕还不是很多，原因何在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巧忠良臣！说他巧忠，是因为他历事诸主，并不一味地愚忠，为一家一姓乃至一人去无谓地献出生命，但他又不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更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有了这个基本准则，他就可以明确自己“择主”的标准，而不是随便摸过一个就奉为神明。从历史事实看，他先事元宝藏，后事李密，再降李渊，又投入窦建德军中，继而被皇太子李建成召为洗马，最后被唐太宗李世民重用，任何一次都不是他主动积极地寻找或是投奔，而是形势所迫。但一旦进入，他又总是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主动地寻找机会，希望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当建议不被采纳或是机会不好时，只能说明他所遇非人，应当别就高明。所以，如果用“忠”字来概括他的前朝经历，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这一点，在他对待其旧主人的态度上也极其明确地表现出来，他在为李密写的墓志铭中，决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决不抱怨李密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而是充分肯定了李密的英雄本色，对他表示尊重，寄予了同情。
说他是良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既使自己赢得了名声，又使君主获得了声誉，还使国家人民得到了好处。他在进谏之时，不仅不为自己的实际利益乃至性命考虑，也不为自己的名誉考虑，实实在在，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苟且偷安、沽名钓誉与他无涉。所进之言，皆于国于民有利，动机与效果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因而成全了君、臣的名声，造福了国家人民，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尊敬和赞扬，故称之为良臣。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恐怕是最善于纳谏的封建帝王之一，魏征也是最善于进谏和敢于进谏的名臣之一，两者相互促成，相互依存，无唐太宗便无魏征，无魏征也难得唐太宗。君臣二人，可谓明君与贤相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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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通权术的千古名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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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伟人苏轼对他弟弟苏辙说过的一句话，用这句话来描述苏轼的一生，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充满了阴谋和鲜血，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如果历史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
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四川眉州，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6年），城内苏家诞生了一个婴儿，其父苏洵抱过婴儿，忽见婴儿背上赫然生着一颗黑痣，惊喜地对夫人说：“夫人，你看孩子背上的这颗黑痣，生在正中，犹如太空中的星斗，兆应才华横溢，如江水浩荡，不纳浊流，日后必可成材，充当国家的栋梁。”待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面部，又不禁心头一沉，但见天庭饱满，鼻如悬胆，尤其是一双眼睛，犹如两泓山泉一般，神采飞扬而又清澈见底。苏洵好久才对夫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诬，一生恐怕多有磨难。”
这也许是后人附会吧，但无论如何，苏洵的话准确地预见了这孩子的一生。这个孩子，就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苏轼。
苏轼自幼极其聪敏，不仅博学多才，对于人情世故，也能触类旁通。十一岁时，他应父命作了一篇《黠鼠赋》，极富说明力，兹摘录如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囊中空，嘐嘐聱聱，声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何为声，岂为鬼耶？”覆反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
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无失色于破釜；能缚猛虎，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
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从这篇幼年的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对于世态人情，乃至于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苏轼是深有心得的。因此，当苏轼踏上官场以后，他不是不懂“为官之道”，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苏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就是苏轼决不同流合污，只是为国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去屈就阿附。
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并言辞铿锵，文气充沛，尤其是能不拘古法，活用典故，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见卷独占鳌头，便想评为第一，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就判为第二，等开三苏石刻像
了封，才知是苏轼的试卷。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获第一名。
后来，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十分感慨地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呀快活！此人是当世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当时，欧阳修文名满天下，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历任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苏轼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又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重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曾布人被提拔上来。王安石的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既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的祸根，又使他个人遭受到了这帮小人的谄害。王安石像
王安石是文学家、政治家、改革家，但后世对其争议极大，“三言”中就有《拗相公饮恨半山腰》一篇，专门诋毁王安石及其改革。是王安石出了毛病，还是后人出了毛病，值得深思！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好，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举荐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太容易听别人的话，提拔官员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
神宗听了，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当不久王安石大张旗鼓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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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通权术的千古名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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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您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殃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司马光像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之不朽。”这“三不朽”已成为中国人的人生信条。从司马光一生来看，虽官至宰相，道德高尚，但真正使他不朽的，还是他主编的《资治通鉴》。
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食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除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知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吕惠卿本是靠阿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但为了当宰相，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神宗。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去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以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苏轼墨竹画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在表中不由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了，立即串通舒亶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亶、章惇等人怕他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说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果然脸色不悦，再加李定煽风点火，果然有些怒气了。舒亶见火候已到，便趁机举出“确凿证据”，说苏轼心存险恶。
舒亶说：“苏轼反对新法，证据确凿，对每一种法令，他几乎都作诗讪谤。他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确属事实。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严禁私盐，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这一招的确歹毒，苏轼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讪谤之意，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的一些现象。但在舒亶都成了恶毒的攻击，在此情此景之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果然，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神宗还是下令将苏轼拿问。
苏堤因苏轼而名满天下
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出湖州时，百姓夹道相送，失声痛哭，足见苏轼之得民心。押到开封以后，投于乌台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待了很长时间，苏轼的儿子求告无门，便去南京找苏轼的弟弟苏辙想办法。临行之时，他嘱咐别人，送饭时送鱼，不要送肉，但送饭的人搞混了，竟把肉送了进去，苏轼一见，误以为大限将至，不由悲愤中生。原因，苏轼与儿子约好，如果没有什么情况，送饭时带鱼，如果情况紧急，送饭时带肉，这样可以内外通气，早作准备。苏轼自觉李定、舒亶等人必欲将他处死，在悲愤之中，索笔写下了两首诗，其一云：
圣上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的这首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本想托一狱卒交给弟弟，没想到被李定安排的耳目看到，一把抢去，交给李定。李定以为苏轼又在写诗怨谤，正愁拿不到证据，便把诗稿往袖中一塞，匆匆上朝去了。
苏东坡醉书
这时，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在弥留之际，跟神宗谈过一次话，指出苏轼是个忠臣、才子、廉吏、好人，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神宗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未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谄害，企图置之于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把苏轼的诗交给神宗，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神宗看完诗，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李定一惊，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诗稿。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都见风使舵，替苏轼说情。就这样，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对于“乌台诗案”，还有另一种解释。宋代谏议大夫刘安世(另号元城先生)在《元城先生语录》中有一段记载：
《前赤壁赋》局部
苏东坡被御史谢景温诬告乃至下狱。当时张安道在南京做官，就向皇帝上疏营救他。本想附在南京府的公文中递交皇上，府官不敢接受。于是张安道就命令他的儿子张恕到登闻鼓院将信投进去，张恕左思右想，觉得有些不妥，徘徊再三，终于未敢投书。不久，东坡出了狱，后来看见那封上疏的副本，不由得伸出舌头，脸色都变了。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东坡未回答。后来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看了那副本，说：“我哥哥当然要吐舌头了！这件事全靠张恕之力。”别人问:“为什么呢？”子由说:“难道不知道汉代郑昌救盍宽饶的事吗？郑昌上书说，‘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这话正激起汉宣帝的愤怒。宽饶有什么罪过呢？正是因为触犯了许、史之辈而遭祸。再来发人隐私，就更添加了几分怒气。如今东坡也没有罪，不过是名气太高，与朝廷争胜负。张安道的上疏说东坡实在是天下之奇才，难道不只有激起人主的愤怒吗？”仆人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说:“那么当时要救东坡，应该怎么说呢？”子由说:“应说本朝还未曾杀过士大夫，如今就从陛下开始，后世子孙必然要援引陛下为例。神宗好名而畏此，也许可以制止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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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通权术的千古名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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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才大压主，会引起君主的嫉妒，其实苏轼忠心耿耿，并无得罪之处，真所谓匹夫无罪，怀玉其罪了。
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了许多佳话。
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十八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在高太后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那些靠结党营私而爬上高位的官员，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职位，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对那帮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这样，苏轼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后又召还朝廷。李定、舒亶等人见苏轼果然东山再起，又恨又怕，便时时寻找机会陷害苏轼。
恰在其时，辽国派使臣来朝，带来一副对子的上联，要大宋朝在三日之内对上下联，若能对上，即为上邦，若对不上，便为下邦。这对子的上联是：
三光日月星。
高太后传旨，让百官联对，可此联实在太难，百官无一能对。李定和舒亶推荐苏轼入对，说苏轼文名满天下，定能对上，若不苏轼书《寒食贴》局部
能对出，便是欺世盗名之辈。高太后听了，明知他俩陷害苏轼，但她还是相信苏轼可以对出，便召苏轼前来。
苏轼见了辽使，尚不明白他何以耀武扬威，待说明来意，苏轼便请辽使亮对，辽使大声朗诵道：“三光日月星。”苏轼一听，哑然失笑道：“敝国三岁蒙童也能对出，满朝文武，无非不屑联对，逗你玩罢了！”辽使发怒，以为他对不出，故意大言欺人，便催他快对。苏轼说：“敝国蒙童即读《诗经》，我对‘四诗风雅颂’可以吗？”此对一出，辽使愕然，满堂大哗，叹为绝对。这“风”、“雅”、“颂”中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种，故可称四诗，一下子解决了数字“四”和后面三个字代表三种事物的矛盾，可谓巧妙至极，况且还寓有把“四诗”比作“三光”之意。
苏轼趁势戏弄辽使说：“贵国这副对子，我信手拈来即可，‘一宫清慎廉’，‘一阵风雷雨’，‘半桶泥涂浆’……”弄得辽使晕头转向，羞惭万分，只得自认下邦，狼狈而去。
李定、舒亶弄巧成拙，反帮了苏轼的一个大忙。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在一年之内连升三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其职权在副宰相之上。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品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除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全盘否定。北宋以后，“冗官、冗军、冗费”十分严重，王安石主要针对“三冗”，精简机构，收拢权力，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再加上守旧派反对，推行不力，新法实行了十几年确实未有大的成效，原来的问题反显得更严重。因此，司马光当然要废除新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