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中山松醪赋》
座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豢饱我而不我觉布帛燠我而不我娱唯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
宋／苏轼／浊醪有妙理赋
而就在这次会上，苏轼竟放了“头炮”，他说：“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您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一同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亦如抱石而救溺，也不妥当！”司马光听了苏轼的话，怒气更盛，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即走出政事堂。
苏轼也很生气，回家后直骂“司马牛！司马牛！”吃完午饭后，他捧着肚子，问左右的人：“你们可知此中装了何物？”一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苏轼摇头。又一女仆说：“满腹都是机关。”苏轼更摇头。唯有爱妾王朝云笑笑说：“学士老朝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后，长叹一声说：“知我者，朝云也！”
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旧党的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另外，还有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的洛党的攻击，苏轼处境很艰难，他曾叹息说：“如随众人，内愧本心，上负明主；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便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杭州。
在苏轼出知杭州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曾两次被召还朝，又两次改换任所，实在是疲于奔命。后来，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改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其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宰相。
自哲宗十岁起，苏轼就是他的老师。哲宗此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攻击之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就尽废高太后在元祐年间所做的事，任命章惇为宰相，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引进。这样，苏轼的厄运到来了。
章惇等一批新党全部还朝，他们对元祐年间的执政大臣采取了杀戮、鞭尸、惩罚、流放的“报复”措施，苏轼当然在劫难逃。苏轼被以“讥斥先朝”的老罪名剥夺了职务，贬广东荧州，在途中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带着全家，颠沛于暑热坎坷之中，在同年的春天到达了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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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通权术的千古名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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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生活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苏轼以其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自己动手，全家人开荒种地，日子居然也过得有滋有味。在当地，他仍和在杭州、徐州等地一样，尽其所能地为百姓做事，在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美谈。
一天，苏轼全家团聚，偶逢其兴，便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传到了京城，章惇见了，嫉妒异常，他恨恨地说道：“你不是‘春睡美’吗？我偏偏要让你睡不着觉！”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四月十七日，朝廷下令贬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琼州即现在的海南岛，在当时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六十二岁的苏轼来说，这一次贬谪是一次迫害性的流放，苏轼闻讯，准备抛骨琼州，不拟生还。他的这种心态，在他的许多诗文里可以看到。
唐伯虎绘并题诗的《东坡先生笠屐图》石刻像
但苏轼到琼州后，却以坚韧超脱的态度活了下来，并为海南岛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使当地人有了大批的举子，就是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对海南岛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苏轼遭贬不幸，却是海南岛的大幸。
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二十四岁的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即位，他想调和新旧两党的关系。在苏轼被贬琼州三年多以后，被诏还朝。在还朝的途中，苏轼每到一处，都有大批的文人学士和无数的百姓夹道欢迎，想结识或是一睹这位文化巨人和数朝名臣的风采。公元1101年，苏轼病死于北归的途中，死时，京口驿馆四周一片哭泣之声。
苏轼一生纯白，绝无机心，更不玩权术，由此而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但正是因为他不通权术，他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可比拟的千古名人。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苏轼的诗、词、文、赋以及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他以超越的情感来关照艰难生活的生命态度，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至于不屈己阿人、不媚俗附贵的正大人格，在中国文化史上更是一直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人们并不因为苏轼一生多遭贬斥就对他怀有偏见，也不因为他一生多不得势就对他置若罔闻，而是能实事求是评价他一生的功绩，给予了无限的尊重和赞扬。至于迫害他的那些人，都像小爬虫一样灰飞烟灭了，如果历史还能记起这些人的话，那是因为苏轼，仅只是因为他们迫害过苏轼而已。借此传名，也可谓怪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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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政坛上的奇人逸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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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人庸人、英雄烈士、志士仁人、圣贤俊良以至奇人逸士，前者多多而后者少少，至于奇人逸士，可谓世不一出，如凤毛麟角，只能自待其来而无处寻觅。
奇人之奇，就在于无世俗之累，入世可经天纬地，出世可“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不为穷困所忧，不为闻达而喜，不论穷困还是闻达，均无所累，常得率性而为。借用今天时髦的话说，那才真叫“潇洒走一回”！
只是当今之世，媚俗入骨者却偏偏要装出一副清气泠然的模样，浑身铜臭气却偏偏要做出一副绅士的派头，孰不知，如果划分“阶级成分”的话，他们只能归入俗人庸人的阵营中去，且是其中的下焉者，如想和奇人逸士攀缘，恐怕还要“十世修行”！只是奇人逸士太过遥远，时下之论，“贵族”一词时髦得很，阿猫阿狗披上冠带，据说也成了贵族。其实，奇人逸士才是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代表，在他们身上积聚着真正浓郁的贵族气息。至于今天自封为“贵族”的新贵族们，实在是身外无处不贵族，唯有精神不贵族！
元末明初的刘基，是一位奇人，在改朝换代之际大有作为，为明朝铺设了一条开国之路。刘基是一位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说丰富多彩，什么能掐会算，什么呼风唤雨，简直有些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军师公孙胜，至于冒他名而出的风水勘舆之作以及预测祸福的《推背图》之类，更是比比皆是。如果剥去这些虚幻迷离的色彩，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可以看出，刘基是一位学者、军事家、政治家和独立特行的智达之士。
刘基像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其家庭为耕读传家的正统地主家庭，浙江自宋以后就成为文化教育十分发达、才杰俊秀迭出的地方，素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称。刘基的祖先原是丰沛人氏，在宋为官，后随南宋南迁，落脚浙江青田，到刘基的祖父这一代，还做南宋的太学上舍，并且博学多智，通晓天文地理，为人正直仗义，曾经组织过反元起义。刘基出身于这样一个较有名望的家族。自小耳濡目染，树立了建功立业的大志，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据载，刘基才华出众，自幼就显露出来，尤其他的博闻强识，实在令人吃惊。
刘基的住处附近有一家书店，刘基上下学经常路过。一天，他看到一本天文方面的书，随手翻阅了一遍，第二天再来读书时，竟能将前一天读过的那本天文书背诵下来。书店主人十分钦佩，就想把那本书送给他，刘基说：“书已在我胸中矣，书本已对我无用了！”他的老师对他也十分器重，因为他不仅过目成诵，还能根据所学经文，阐发自己的见解，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他的老师断言他将来必成大材。在十七岁时，刘基离了府学，到括苍山的石门洞去师从当时的名士郑复初学习“二程”的理学。在这一时期，他更进一步地博览群书，尤其注意正统经史子集之外的杂家著作，医农术数、天文地理均深有心得。这样，刘基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打下了极为宽厚扎实的知识功底，为他以后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里驰聘纵横作好了知识上的准备。
张士诚像
但刘基的青年时期是十分坎何曲折的。他于公元1333年考中了进士，其后被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当时，元朝的政局动荡不定，一方面是统治者横征暴敛，醉生梦死，一方面是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地燃起。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或是心怀观望，寻找时机以图起事，或是干脆投入起义军中，极少有人为元朝的统治者卖命。刘基也是这样，他虽在做一个辅佐县令的小官，但他并不是死心塌地地为元朝着想，而是十分注意收搜风土民情，了解社会时事。当然，身在元朝吏籍之中，他也不能不例行公事，做一些应付门面的事，但他决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去伸张正义。在当高安县丞时，他曾受命复审过一桩人命案，初审裁定者是一个极有权势的蒙古贵族，但原告一直不服，连连上诉，经过勘查，刘基认为初审有误，应定为蓄意谋杀。经过刘基的努力争取，终于使冤情大白。这件事为普通百姓所赞扬，但却为当权者所不容，不久，刘基就因别人的诬陷而另调他任。刘基实在看不惯官场的贪赃枉法、阿谀奉承，一气之下，弃官回家，于公元1340年回到青田老家，做起隐士来。
陈友谅墓
刘基的学问品才已广为人知，浙江行省又让他担任儒学副提举的官职，刘基觉得也许这一官职比较适合自己，便即到任，谁知到任一看，天下官场一片黑暗，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对一些不法现象仍是愤加指责，其结果当然是得罪了许多人，很多人弹劾他超越职责范围，多管闲事。于是，刘基又一次愤而辞官。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前后，方国珍兄弟时降时反，占据着温州、台州、庆元等路，在海上出没无常，很难剿灭，也加深了沿海一带百姓的灾难。元朝官吏自己无能，就又想起刘基是一人才，便把他任命为浙东元帅府都事，让他想法剿灭方国珍。刘基两次辞官，本不愿再去与贪官污吏为伍，但又想只是剿灭匪寇，姜太公像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其实不过是空想，在现实政治中，姜太公恐怕也是处处让不愿者上钩。
也就勉强应允。一到任上，刘基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方国珍兄弟反复无常，目的无非是为了向朝廷要挟，索取高官厚禄。刘基反对招安政策，坚决主张消灭。他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主张实行分化瓦解之策，即只拿方国珍兄弟，余者不问，此布告一出，方国珍的军心立刻不稳。原来，方国珍多行不义，其部下多是被他胁迫，本不愿为他卖命，见了布告，就想离之而去。方国珍十分惊慌，便托人给刘基送去了许多财物，请求他改变策略，刘基坚决不从。方国珍无法，只好转而贿赂别的高级官员，一举成功，方国珍再次接受了招安。这也罢了，气人的是刘基挨了一顿训斥，说他擅作威福，伤了朝廷爱民好仁之心。刘基这次真的心灰意冷，他对元朝彻底失去了信心，再也不愿在官场混下去，哪怕是借此为民做些好事他也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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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政坛上的奇人逸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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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58年，他第三次辞官，又回到了青田老家。这次归隐，他为中国文学史添了一部寓言集。他借寓言的形式嬉笑怒骂，表示自己对污浊现实的愤慨和对人生的精辟见解，他给这部寓言集取名为《郁离子》，大概寓有郁愤不平而又离经叛世之意。此时，刘基已四十多岁了，他于二十多岁中了进士，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宦海浮沉，并数度隐居，难道他一生的历程就此结束了吗？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元末，要想施展宏图大志，唯一的出路就是反元。
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刘基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建议，避开了蒙古人的锋芒，迅速壮大起来。朱元璋十分注意军队的纪律，建立了良好的威望，而且每到一处，十分重视访求当地的贤达，罗致帐下，以为己用。占据处州以后，朱元璋访得刘基正在青田老家隐居，便专使往请。
刘基虽也早已听说朱元璋的名声，但毕竟缺乏了解，再加上他二十年做官的坎坷经历，不愿再出山了，所以，他拒绝了朱元璋的第一次邀请。朱元璋并未气馁，再派总制孙炎前往邀请，并备以聘礼书信，极言求贤若渴之情，再加上孙炎对朱元璋雄才大略、鸿鹄之志的一番描述，刘基终于被感动。于是，刘基说：
“我过去曾经辞官在西湖闲住，见西北方向有异样云气，我曾说那是天子之气，十年之后应当在金陵。现在朱氏创业兴旺，又礼贤下士，应天顺人，恐怕将有大成。”
就这样，刘基经过朱元璋的部将胡大海和朱元璋的三次邀请，终于应聘。
刘基在见朱元璋之前，就已经对天下大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针对朱元璋的情况，拟出了十八条建议，在见到朱元璋之后，他立刻提出了他的所谓“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听了，兴奋不已，认为刘基未到军中，就已把天下大势看透，实在是不世之才，立即下令修建礼贤馆，把他待为上宾，引为心腹知己。
当时，朱元璋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两支军队的势力都比朱元璋强大，而且想合力消灭朱元璋，因此，朱元璋的军队虽生气勃勃，但仍处在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中，怎样对付张士诚和陈友谅，就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如果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朱元璋就可能继续发展，弄不好，就会被张、陈两支军队吃掉。就这个问题，朱元璋虚心请教了刘基，朱元璋说：“我为天下麻烦先生，把您请了出来，真是委屈您了，希望先生不要抛弃我！如果您有什么指教，请直言不讳，我一定虚心接受。”
刘基说：“明公占据了金陵，甚得地势之便，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多次骚扰侵凌明公。如此看来，要想取得天下，当务之急，先除此二人！”朱元璋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却十分犯难，不知如何是好，就皱着眉头对刘基说：“这两人势力强大，怎样才能剿灭呢？”
刘基说：“抵御敌人，要权衡缓急，用兵要有先后次序，如今应当先对付陈友谅，后收拾张士诚。”朱元璋说：“张士诚弱小而陈友谅强大，诸将多认为应当先除弱者，剪除陈友谅的羽翼，而且先弱后强，是用兵的常法，先生何故舍弱而图强呢？”
刘基说：“如今之势，不可拘泥于兵法。张士诚只是一自守汉罢了，他胸无大志，只求自安，不愿多事，如果你集中力量攻打陈友谅，他也不会乘虚攻金陵，不敢轻举妄动。而陈友谅劫主称帝，没有一时一刻忘记金陵，且占据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他野心勃勃，企图扫荡群雄，因此他才是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如果你集中兵力对付张士诚，陈友谅趁虚而入，明公还有退路吗？如果先灭陈友谅，则张士诚的存亡全操于我手，还有何惧呢？先灭陈，后扫张，继而西攻陕西，北上大都，天下岂不可定了吗？”
这一番话，实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把朱元璋说出了一身汗。此后，朱元璋就按照刘基定下的这一策略，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明朝。
在具体的战役中，刘基也屡立大功。
刘基到朱元璋军中不到两月，陈友谅就挟持徐寿辉率大兵来攻，并联合张士诚东西夹击。当时，敌兵浩大，朱元璋势小，因此诸将主张不一，有主战的，但更多的是主逃，甚至主降。在众人议论纷纷时，刘基旁立不语，朱元璋最后问及刘基的意见，刘基斩钉截铁地说：
“先斩言降者和言逃者，才能取胜。陈友谅挟徐寿辉而来，乃是向我示威，逃无处逃降则死无葬身之地，唯今之计，只有决一死战。陈友谅虽说势大，但属不义之兵，士气不振，且又远行深入，疲惫不堪。而我们则是守卫疆土，将士齐心协力，以逸待劳，再多设埋伏，定会成功。况且陈友谅骄悍有余，智计不足，正应了骄兵必败、悍兵必败的古训。以此看来，战之必胜。”
刘基的这番话，坚定了朱元璋和诸将士的必胜信念，也确实符合当时的形势，道出了胜败的根源。
陈友谅进军初期，因其势太大，打了一些胜仗，在占领了太平以后，就使人椎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为汉。后来深入朱元璋的防地，被刘基困住，弄得缚手缚脚，施展不开，屡吃败仗，最后退至江州。
江州临水而建，城墙多建在水中，易守难攻，朱元璋攻了数日，城完如故，陈友谅以为固若金汤，便放心回去睡觉了。谁知刘基暗中测量了城墙高度，造了许多坚梯，载于船尾，趁黑暗缓缓移至水中的城墙边，军士顺利登上城头，一举攻克。陈友谅还以为天降神兵，忙携带妻子，乘船逃往南昌。
在后来的鄱阳湖大战中，刘基又多出奇计，帮助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并将其杀死于湖中，彻底消灭了陈友谅的大汉政权。在奉韩林儿为小明王问题上，刘基与朱元璋等人的看法完全不同。朱元璋接受韩林儿的封爵，其目的是为了不招人眼，把元兵的矛头都指向韩林儿、陈友谅等人，他这样做，确实为自己赢得了发展的时间，但随着形势的推移，再尊奉韩林儿，就有害无利了。
公元1361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中书省设座，遥拜小明王，刘基独傲立不拜。朱元璋问其故，刘基说：“韩林儿虽是韩山童(红巾军重要首领)之子，但自身并无建树，只是一个牧童罢了，且他姓韩不姓赵，却诡称宋裔。宋亡已久，人心不归，何必要假借前代年号？大丈夫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摆脱别人的牵制。如果继续尊他的名号，将无以自立。”朱元璋当时未作什么表示，但他已深受刘基的影响。后来因救韩林儿而差点被陈友谅趁虚打败，才越加相信刘基的话。最后，朱元璋干脆杀了韩林儿，自树一帜。这在当时看来，也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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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政坛上的奇人逸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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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在明朝的开国中立有三件大功：
一是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摆脱韩林儿而自树一帜，以收揽人心，威服天下；
二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
三是在各个战役中屡出奇计。
难能可贵的是，开国以后，他能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要求“以仁治天下”。朱元璋在登基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感到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就向刘基请教，刘基说：“生民之道，在于宽仁。”对于吏治的腐败，他深恶痛绝，建议朱元璋严加治理。他还仍然保持着刚正不阿的性格，对于文臣之首的李善长，他也毫不通融，不顾李善长的求情和威胁，毅然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杀死了李善长的亲信、贪污犯李彬，引起了朝野震动。后来，他敌不住李善长的百般陷害，干脆回家闲居。
刘基极有知人之明，他深知朱元璋生性多疑，外宽内急，所以不去跻身仕途，而是尽量洁身远引。
一次，朱元璋想把李善长换掉，让他当丞相，刘基说：“李善长是功臣勋旧，能够调和众臣。”
朱元璋奇怪地问：“李善长多次说您的短处，您为什么总说他的长处呢？我想让您当丞相，不知意下如何？”
刘基说：“国之大事，莫大于置相，易相犹如殿之换柱，如用小柱，非折即扑，我就是这样的小柱，怎么可以换上去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刘基说：“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却无当丞相的器量。丞相必须持心如水，不偏不倚，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器量更浅，胸怀更小。”朱元璋最后说：“胡惟庸怎么样？”刘基答道：“万万不可。当丞相好比驾车，胡惟庸不仅驾不好车，还会弄得辕断轮摧。”
朱元璋还是让这几个人当了丞相，结局如何呢？杨宪因犯律被杀，汪广洋被赐死，胡惟庸谋反，其案株连之多，被杀三万人，连李善长也被连累灭族。刘基可算有知人之明了！
胡惟庸因刘基曾在朱元璋面前贬评过自己，就怀恨在心，当了丞相之后，就诬陷刘基的儿子，也诬陷刘基占了有王气的坟地。刘基本来在家过着隐居的生活，下棋品茗，逍遥自乐，却忽然被传到京城，令其对证。虽然最后朱元璋还是把他护送回家，但他还是忧愤成疾，于公元1375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张良、韩信、萧何同为汉初三杰，但韩信遭戮，萧何也曾被囚，唯有张良，刺秦王而得脱，事刘邦而无咎，可谓三杰之首。
中国历史上的奇人逸士很多。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奇人当数武王伐纣时的姜子牙了。姜子牙自知有很大的本领，但时运不济，他也无可奈何，于是就耐心等待。他可谓事事不顺心，即使做点小买卖，老天也与他作对。
一次，他借钱买了点面到街上去卖，没想到一阵风把面全吹跑了，弄得他血本无归。但他没有灰心，等待时来运转，他在渭水边上钓鱼，用的是直钩，所以一条鱼也钓不到，他老婆来送饭，见他用直钩钓鱼，不禁大怒，就把鱼钩弯过来，趁他吃饭的功夫就钓了许多。姜太公见了，反把那些鱼都放到水里，并对老婆说：“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岂可勉强？”后来，连老婆都跟他离婚了，他还是在等待。一直到了八十岁，周文王才来到渭水边，请他出山。周文王亲带车马，在他的身边一站就是半天，姜子牙终于被周文王的态度所打动，出山相助。
据说姜子牙不仅智谋超人，还道术精深，既能出谋划策，又能掐会算，甚至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后被封于齐。在当时，齐地是膏腴之地，鱼米之乡，又是最为经济发达的“开发区”，其享禄之厚，为百官之首。姜子牙也被尊称为太公，可谓福寿双全。
《高逸图》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唐/白居易/中隐
秦末汉初的张良也算是一位奇人，他奇有四处：一是散尽家财，誓为韩国报仇，寻访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虽未成功，但其勇烈刚毅，不能不叫人啧啧称奇。其二是他得遇奇缘，习得兵法。据说张良遇到一位老人，那老人让张良把掉在地上的鞋子给他穿上，张良照办了，老人就约他黎明在某地相会，授以兵法。张良连去两次，老人都先他而到，老人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于是，张良干脆从晚上等到黎明，根本就不回去，总算使老人满意了。老人觉得他品德甚佳，才质不凡，就授他兵法，张良从此就成为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这个“张良纳履”的故事，直到现在还常常被拿来教育儿童尊敬老人。其三是他屡出奇计，助刘邦脱困危、胜项羽，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其四是能功成身退，不贪名利，既躲过了刘邦、吕雉对功臣的诛戮之祸，又免去了像萧何那样的屈身之辱，只是洁身远引，钻研兵法，恰像清溪湍湍，避世而流。
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当然也算得是一位奇人。他躬耕隆中，不辍诗书，用他的话说，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等到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见他仁德至厚、诚信可嘉，便决定辅他共图大业。诸葛亮未出隆中就三分天下，既出隆中，更东联孙吴，北抗曹魏，火烧赤壁，再取成都，终于证实了他三国鼎立的预言。但诸葛亮之奇，还不全在此处，与其他人相比，他是洞察世事偏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明知天下大势，三足而立，魏、吴皆不可图，但他却要实现刘备匡扶汉室、继承汉统的遗愿，不辞辛劳，六出祁山，终于鞠躬尽瘁，积劳成疾，呕血而亡。
隐居山林不足为奇，奇的是在经时济世中偏能显出其奇人逸士的本色。政坛上的奇人逸士，“兼济”与“独善”兼得，现在想来，犹令人向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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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谦让制胜的政治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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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谦受益，满招损。”这意思是说谦逊退让往往会得到好处，而骄傲自满却往往招致灾祸。不管现在的人怎样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管人们怎样为现代人的道德沦丧而忧心忡忡，古人一些谦逊的美德，还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矫正眼下世风的信心。我们当然不是提倡回到古代去，身穿长袍马褂或是头戴高帽，脚登草履，也无意厚古薄今，感叹一代不如一代，去做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只是想“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明得失”罢了。
谦让往往和虚伪相纠结，有时很难分清哪是谦让，哪是虚伪，或是真诚的谦让被人有意无意地看做虚伪，虚伪的推辞也会被看做是真诚的谦让。尽管这样，历史上那些为了大局或是出于个人的品德而真诚谦让或是真诚让贤的事例还是为人们所认知、所称道，一直流传至今。
在春秋战国时期，鲍叔牙让贤是著名的一例。
鲍叔牙和管仲原是好友，二人相互之间十分了解和推重。后来两人分别辅佐齐襄公的儿子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齐襄公死后，兄弟俩争位，进行了火并，管仲曾偷偷地射了公子小白一箭，幸亏衣带钩挡住，小白才未丧命。公子小白即位后，鲍叔牙为了齐国能够得到管仲这样的人才，劝说齐桓公(即公子小白)攻打鲁国，设计从鲁人手里要回管仲。后来，因为鲍叔牙在齐桓公即位及其他方面立有大功，齐桓公要拜他做相国，鲍叔牙真诚地推辞说：
“我在五个方面不如管仲。第一，对待百姓宽容柔和，替他们着想打算，我不如管仲；第二，治理国家而又能使大权统一在君王手里，我不如管仲；第三，讲究信义，能够受到百姓的真诚拥戴，我不如管仲；第四，制定礼仪制度，让四方百姓都来效法遵守，我不如管仲；第五，亲临战场擂鼓进军，使战士勇气倍增，我不如管仲。我和管仲有这么多的差距，您为什么要拜我做相国呢？您如果想成就霸业，非重用管仲不可。”
桓公听了鲍叔牙的话，重用管仲，终于得以“霸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五霸之首。鲍叔牙让贤也成了千古佳话。
汉文帝初年，陈平做丞相。陈平和周勃都是跟随汉高祖刘邦一起出生入死的将军，只是陈平的功劳比周勃的大，所以才由陈平当丞相，可后来周勃率兵诛杀吕后等诸吕，恢复了刘姓的汉室江山，功劳又比陈平大了。陈平想把相位让给周勃，就称病不去上朝，汉文帝觉得很奇怪，就前去问讯。陈平说：“随高帝征战时，周勃功不如我。现周勃诛杀诸吕，保住汉室，我功不如周勃，所以愿意把相位让给周勃。”
众所周知，三国时期的周瑜是一位很年轻的将领，因曹操率军来犯，东吴孙权才破格提拔，让他做水陆都督，率军抵抗曹操。周瑜年纪小、资历又浅，所以有些老将就不大服气。特别是程普，屡次给周瑜难堪，但周瑜以国家大局为重，“折节事之”，团结了众将，与刘备联合，终于击败了曹操。
在这些事例中，最著名的当数廉颇与蔺相如的“将相和”了。
赵国末期，楚国被秦将白起攻下了郢都，被迫迁都，齐国自被燕将乐毅攻败之后，一直元气难复。秦国越战越强，与其余六国的势力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除赵国外，其余五国均不是秦国的对手了。只有赵国，一方面是由于赵武灵王对传统的做法进行了改革，实行了胡服骑射的政策，极大地增强了国力，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一方面也是由于大将廉颇和国相蔺相如的拼力苦战。若无廉蔺合作，恐怕赵国早就不复存在。因此，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专门为他们立《廉颇蔺相如列传》，其评价之高，足见一斑。
廉颇成为大将，是积攻城野战之功所致，而蔺相如成为国相，则是由于完成了两次重大的外交使命所致。
秦国曾接连不断地攻打赵国，可总未得逞，特别是大将廉颇，更难击败。于是，秦王就想采取其他办法来挟制赵国。秦国采取的办法是假意跟赵国交好，再用外交手段把赵国置于被动地位。公元前283年，秦国听说赵国得到了楚国的稀世珍宝“和氏璧”，就派使者去对赵王说，秦国愿意以十五座城池的代价换取赵国的“和氏璧”。这使赵国十分为难。
赵国倒不是爱惜这块玉，而是因为秦国历来不讲信义，赵国怕白白地挨了骗还要被人耻笑，损害了赵国的形象。如果不给秦国这块玉，又怕给秦国一个把柄，他们会发兵来打，真是进退两难。正在这时，宦官头目缪贤推荐说：“我家有个叫蔺相如的门客，智勇双全，可以让他想想办法。”赵王无计，也只好叫他来问问。赵王问道：“秦王要用十五座城来换赵国的和氏璧，给还是不给？”蔺相如说：“秦强赵弱，我们不能回绝。”赵王又问：“若秦收了和氏璧，又不给我们城池，那时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提出要求，若是不答应，是赵国理亏；若是秦国收了赵国的玉璧，不予城池，那就是秦国理亏了。比较起来，我看还是后一种办法好。如果大王实在没有人可以派遣，我可以勉强充数。如果秦王把城划给我们，我就把璧留在秦国，如果他们不愿交出城池，我就‘完璧归赵’。”赵王觉得蔺相如口才便捷，虑事周密，就派他去了秦国。秦昭襄王在宫里接见了蔺相如。
秦王将璧看了又看，爱之欲狂，然后随手传给宫女、妃子观看，大家都赞不绝口，齐声向秦王道贺，高声欢呼。
蔺相如站在堂下，无人理睬，过了许久，也不见秦王提起交割十五座城池的事。蔺相如知道秦王存心欺诈，就按预先想好的计策说：“璧上有点小瑕疵，不经指示，很难看出，请让我指点给大家看。”秦王没有防备，就把璧递给了蔺相如。
蔺相如接过玉璧，立刻靠近大殿中的柱子，怒发冲冠，大声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这块玉璧，差人去向赵王索要，赵国的大臣们都认为秦国贪得无厌，又不讲信义，只是仗着强大，就想靠几句空话骗取赵国的玉璧，所以大家都反对给您送和氏璧来。但我以为普通百姓交往尚且讲究信义，何况大王是一国之君呢？而且仅仅为了一块无用的玉璧，伤了秦、赵两国的和气，也是不值得的。赵王听信了我的话，才沐浴斋戒了五天，亲自在朝堂上把国书和玉璧交给我，让我奉送到秦国，这是多么恭敬的礼节啊！可我来到秦国，把玉璧奉献给大王，大王却傲慢无礼，态度随便，而且把美玉交给宫女传观，这是污辱赵国；您绝口不提交割城池的事，这是无意偿还城池。所以，我把玉璧要了回来。现在，玉璧在我的手里，您如果一定要强迫我，那我就让我的头颅和玉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说完，怒气不休，眼睛斜看柱子，准备砸璧。
秦王生怕他砸毁了玉璧，连忙向他赔礼道歉，并让人拿来地图，指点着说从某某地到某某地的十五座城归赵国。蔺相如知道秦王并非出于真心，也就来个缓兵之计。他对秦王说：“秦王既然喜爱和氏璧，赵国不敢不献。只是赵王送璧前曾沐浴斋戒五日，表示恭敬，大王也该沐浴斋戒五日，才能接受和氏璧。”秦王没有办法，只好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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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谦让制胜的政治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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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相如回到官舍，连忙作了周密布置，派人穿着麻衣布衫，化妆成老百姓，偷偷地揣着和氏璧从小道逃回了赵国。
过了五天，秦王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准备接收和氏璧。蔺相如走上秦廷，张开双手对秦王说：“秦国自秦穆以来，已历二十几位国君，从没听说过哪位国君讲过信义。我怕也受了您的骗，连忙派人把宝玉送回赵国了。赵国是弱国，秦国是强国，若秦王真心诚意地用十五座城池来换赵国的和氏璧，赵国是不敢不答应的，只要派一个使臣去，赵国马上就会送和氏璧来。过去孟明视欺骗了晋国，商鞅欺骗了魏国，张仪欺骗了楚国，如今，我不愿大王再背上欺骗赵国的坏名声，所以先把玉璧送回赵国。算我欺骗了大王，就请大王治我的罪吧！”秦王和大臣们听罢，十分愤怒，但蔺相如所说句句属实，无可辩驳。看看蔺相如毫无惧色的样子，也无可奈何，即使杀了他，也属无用，反落下个恶名，不如放了蔺相如，倒显得秦国宽怀大度，用意并非诈取赵国的玉璧。就这样，蔺相如“完璧归赵”，既保全了赵国的玉璧，又未给秦国落下把柄，还给赵国赢得了一个好名声。蔺相如也因之声誉鹊起。
但秦国并不能因为赵国出了个蔺相如就不再并吞六国。过了两年，秦国又夺取了赵国的两座城池，再过一年，又去进攻赵国，但都无多大成效。秦王一想，这么慢慢地消耗，没有多大的用处，不如索性跟赵交好，等除灭了别国，再设法灭赵。
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派使者约会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相会，赵王怕像当初的楚怀王做了秦国的“肉票”而不敢去，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如果不去，既会变得被动，又会被秦王看不起。因此，赵惠文王就让蔺相如跟从，廉颇在国内辅佐太子。平原君赵胜说：“应当带上五千精兵作为随从，再把大队人马驻扎在三十里外，作为接应。”赵王就叫大将李牧带上五千精兵跟随，叫平原君带上几十万大军随后。
廉颇觉得还不放心，就向赵王请求说：“这次赴会，吉凶难卜。去渑池来回不过二十多天，加上两三天的会议，也不过三十天。若是逾三十天未归，我能否像当年楚国一样，立太子做国君，以免秦国挟制大王呢？”赵王同意了。跟着，廉颇又在边界上作了严密的布置。
赵王与秦王在渑池相会。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天下大事，似乎谈得很投机。酒酣耳热之后，秦王借酒盖脸，似乎开玩笑地对赵王说：“听说赵王精通音乐，请为我弹一弹瑟。”赵王无法推辞，只得忍气吞声地弹了一下瑟。秦王立刻让史官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王气得脸都紫了。赵国还未灭亡，秦国就把赵国当属国看待，甚至还不如，居然把弹瑟的事载入史册，实在是奇耻大辱。但赵王只是气恼，却想不出报复的办法。
这时，只见蔺相如端着一只瓦盆，走到秦王面前说：“听说大王善于击缶，请为赵王击一次缶。”秦王立刻震怒，不去理他。秦王的卫士想去杀了他，都被蔺相如大声喝退。他对秦王说：“大王的军队虽多，在这里却用不上，在这五步之内，我就可以血溅大王。”秦王看看没有办法，如不击缶，蔺相如就要扑过来厮杀，只好击了一下缶。蔺相如立命赵国史官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国的大臣看见伤了秦王的面子，就想法挑衅说：“请赵王割十五座城池为秦王祝寿。”蔺相如针锋相对地说：“请秦王割咸阳城为赵王祝寿。”在整个宴会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虽然秦国时时发起进攻，但蔺相如以牙还牙，机智巧妙，毫不退让，秦国始终没有占到丝毫的便宜。同时，秦国得到密报，赵国已在边境上集结了大军，各方面都作好了准备，秦国也就未敢轻举妄动。
在秦、赵两次重大的外交斗争中，蔺相如甘冒生命危险保全了赵国的尊严，未使赵国陷入被动的局面，功劳很大，为了答谢他的功劳，赵王拜他为上卿，位置比廉颇还高。廉颇很不服气，到处跟人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还说如果碰见了他，必定要当面污辱他。在廉颇看来，只有武将的刀枪拼战才算功劳，文臣的智谋勇敢算不了什么，况且污辱了蔺相如微贱的出身，到处扬言要当面加以羞辱，这对蔺相如来说，确实是很难忍让的。
但蔺相如好像没有听说一样，几次驾车出门，远远地看见廉颇，为了避免碰见，就早早躲开。这样时间一久，连蔺相如的门客从人都觉得太窝囊，忍受不了。一天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背乡离井，不远千里投到您的门下，是因为仰慕您的为人。如今，您的官位比廉颇要高，反倒这样惧怕他，真不知是什么原因。您这样胆小懦弱，连我们都感到羞耻，还是让我们回家算了。”蔺相如不慌不忙地问众人说：“各位看廉将军与秦王比起来，哪个更可怕？”众人都奇怪地说：“廉将军当然没有秦王可怕！”蔺相如又说：“这就对了。试想秦王那么强大，各国诸侯都畏之如虎，我却敢在朝廷上当众责骂他。我蔺相如虽没有什么大本领，还不至于如此惧怕廉将军。只是我考虑到，强横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来侵犯赵国，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两人能够同心协力地对付秦国。如果我们两人争斗起来，那就必定给秦国造成可乘之机。我之所以这样对待廉将军，是以国家的安危为重，不计较个人私仇啊！”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听后恍然大悟，既感动又惭愧。廉颇是个正直坦诚的人，一旦悔悟，就真诚地改过。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就按照古人最隆重的仪式，光着脊梁，背着荆杖，表示任由责打，来到蔺相如的门上“负荆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门前说：“我是个没有见识而又气量狭小的粗人，没想到您能宽恕我，请您责打我吧！”蔺相如也很感动，亲自把他扶起来。从此“将相和”，两人更加相互理解尊重，结成生死之交。就因为有这样的两个人，秦国在其后的十年内，未敢发兵攻打赵国。
蔺相如对外以强硬机智取胜，对内以柔和谦让制胜，不愧是战国时期的名相，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在这里，谦让制胜恐怕不仅仅是一种权术，主要还是由个人的思想水平和道德修养所决定的，因此，蔺相如可称为谦让制胜的典范。
需要看到的是，谦让制胜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谦让本身必须有厚实的才智、品德、能力、权位和实力做后盾，否则就成了被迫退让。其次还要看谦让的对象，如果对方是一时糊涂的明理之人，固然不妨谦让；如果对方是得寸进尺或是愚顽不化的小人，谦让就等于逃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