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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武力开国与暴力固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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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把那些遭到朱元璋惩治而心怀不满的官吏争取过来，结成党羽，然后又托亲家李存义到他哥哥李善长那里探听口风，李善长知道这是祸灭九族的事，起初不肯应允，经李存义再三说明利害，最后默许了。从李善长的态度里他得到了鼓舞，加紧了谋反的准备活动。胡惟庸把一些亡命之徒结纳为心腹，又暗地里招募了一些勇士组成卫队，并把天下兵力部署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再派人去同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连结，引为外援，还结交了一些掌握兵权的人，准备一旦事发，就起兵响应。同时又秘密结交日本国派来的贡使，作为事败之后的退路。
胡惟庸在觉得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就于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奏告朱元璋说京宅井中出了一眼甜泉，乃是大吉大利之兆，请朱元璋前去观看。朱元璋竟信了他的话，驾车从西华门出发，准备前往。就在这时，内使云奇突然闯入跸道，勒住了朱元璋的马缰绳，极力劝阻朱元璋，说是不可前往。由于情势太急，云奇声调急促，以至不能说明白。朱元璋见此情景大怒，以为云奇放诞不敬，就喝令左右用金锤挝击。云奇断了胳膊，扑倒在地，气息奄奄，但却用手指着胡惟庸的宅第方向。这时，朱元璋忽然有悟，忙登上高处向胡惟庸的宅第方向看去，但见胡宅中隐隐透出兵气，朱元璋大惊，立即发兵前往捉拿。
不一会儿，羽林军就将胡惟庸及埋伏的甲士捉拿归案，经过对质，胡惟庸无法抵赖，只得承认。胡惟庸被牵至市曹，凌迟处死。
朱元璋当然不肯罢休，他派出官吏，四处拷掠，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账旧账一同清算，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长等人谋反，由此牵连到的胡惟庸的亲族、同乡、故旧、僚属以及其他关系的人皆被连坐诛族，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
又过了十二年，蓝党之狱又成。凉国公蓝玉，是著名的武将，也是开国功臣，但为人桀骜不驯。蓝玉与太子朱标是间接的亲戚，往来很亲密。蓝玉在北征时看到燕王朱棣的行止，深感不安，回来后对太子说：“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地里实在是太威风了，其行止不亚于皇帝。我还听说燕地有天子气，愿殿下细心防备，免生不测。”太子为人生性忠厚，不愿生事，就对蓝玉说：“燕王对我十分恭顺，决不会有这样的事。”蓝玉见太子不信，只好自找台阶说：“我蒙受殿下的恩惠，所以才秘密地告诉你涉及利害的大事。但愿未被我言中。”
不久，太子病死，朱元璋觉得燕王朱棣为人阴鸷沉稳，很像自己，就想立他为太子，但一些大臣反对，觉得于古礼不合，也对其他皇子无法交代，朱元璋只好立了朱标的儿子做皇太孙。燕王朱棣见太子已死，无人替蓝玉说话，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就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朱棣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率性而为，一点也不检约自己。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自以为功劳更大了，愈发得意洋洋，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有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他这一番闹腾弄得朱元璋更不高兴。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此语一出，大祸即来。其实，蓝玉并未像胡惟庸那样谋逆，只是“祸从口出”罢了。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报告蓝玉谋反，并说他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设计起事，欲劫皇上车驾。朱元璋听了，正想杀人而找不到借口，便不问青红皂白，一齐拿到朝廷，并亲自审问，再由刑部锻炼成狱，以假作真，全部处死。
仅此还嫌不足，凡与蓝玉偶通讯问之人，也不使漏网，四面构陷，八方株连，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与胡惟庸案并算，杀者共计近五万。
至此还不罢休，蓝党之狱过后年余，颖国公傅有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予赐死。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打稻谷，以作打谷场，声响远震数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赐以酒食，说是决不相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尽，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曾叹息说：“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这一句话，果然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这样一来，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保首领，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大狱之前，沐英镇守云南，总算偏远无事，只有汤和绝顶聪明，他洁身远引、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享年七十多岁，得以寿终正寝。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明代。
朱元璋从改变官制、改善吏治、严格法令、压制舆论、杀戮功臣和特务统治六个方面集中权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收到了相当的成效。自洪武年间及其以后，明代的君权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旁落过，至于燕王朱棣起兵争位，那是皇帝家里自己的事了。
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杀了近五万人来巩固皇权，试图为子孙后代削出一把可以挥压万民而又光滑可手的权力之杖，其结果怎样呢?还不照样是叔侄争位、宗室相残?还不照样是奸佞迭出、祸乱相行?像朱元璋那样彻底地杀掉功臣，很难维持长久，像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与功臣结为姻亲，也招致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巨大弊端，那么舍其两极，取其中间，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结合的办法是否可行呢?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做过不少这样的尝试，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样才能避免杀戮和混乱呢?难道历史就是用鲜血和“棘杖”组成的吗?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万古不变的信念，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今天还是否适合，也许是个很值得探寻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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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少年天子的卓越智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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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大概是中国大多数封建皇帝共同的生活经历。
乍一听，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但他们并不怎么快活，为什么呢?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失去了身心自由。我们也许只看到了皇帝骄奢淫逸的一面，只看到了皇帝为所欲为的一面，往往忽视了皇帝生活的另一面，那就是他们的行为方式是被严格规定了的，这对于大多数守成时期的封建皇帝，尤其是在做皇帝预备期的太子来说，是确切而真实的。
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生活经历是个很好的例证。万历做太子时，老师曾经为他讲经，年轻人的心性免不了好动，在不知不觉间把一条腿放在了另一条腿上，老师就阴阳怪气地责备起来：“为人君者，可不敬乎?”老师讲经之间忽然背起先贤的劝责之语，万历皇帝一时间莫名其妙，老师见他不明白，就又死板地重复那句话，直到万历皇帝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腿放得不是地方，赶快摆正了姿势，老师才继续讲下去。这种生活，实际上与囚徒无异。
一般说来，封建皇帝即位之前要有一个预备见习期，就是做太子。做太子一项重要生活内容就是听老师讲经，苦学“圣经贤传”，这还罢了，就好像搞选美比赛一样，太子要把自己暴露在宫廷的“大庭广臣”之中，让大臣们去品头论足，如果有哪一项不太符合大臣们的要求，太子的资格就多少有些危险了。因此，太子的生活与其说是耀武扬威，还不如说是兢兢业业甚至战战兢兢。
当了皇帝也不自由。每天重复一套各色仪式，乍看起来十分威风，像刘邦当年初定朝仪之时所说的，“吾如今知皇帝之贵矣”，但时间一长，就会不胜其烦，觉得生活枯燥无味，而且还要继续读在职学位。当太子时有东宫出阁讲学，做了皇帝也还要在工作中继续听老师的课，即所谓的经筵。古人也真有意思，把讲课听课研讨学习叫做“筵”，颇有些以精神食粮代替物质食粮的意味，倒是很有点像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只能搞精神会餐，而无实惠的口福可饱。
在这种明神宗
学问道德的“内忧外患”之中，从太子到皇帝的整个历程都很不舒服，那是自然的了。至于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和长处，就更别提了。万历皇帝想在八小时之外搞点业余爱好，进一步研究一下书法，想弄个书法学会理事之类的学术职务干干，以显示一下自己并非光靠祖宗的恩德，也有一定的能力。但不行，大臣张居正装出一副为民请命为国献身的样子，伏地泣谏，要万历皇帝万万不可，说什么书法乃是奇技淫巧，不可因此误了治国大计。万历皇帝听了，虽然十分扫兴，但也无可奈何。
万历皇帝想废掉长子，立自己心爱的幼子为太子，但大臣们坚决反对，而且言辞铿锵，莫可置辩，弄得万历皇帝不仅没有办成事，还灰溜溜的。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历皇帝终于看清了自己是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傀儡。一经悟透，他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反抗方式：怠工。于是，万历也就成了明代的坏皇帝。
其实早在万历皇帝以前还有一个正德皇帝，更有意思，他追求的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实现感。
当太子时，正德皇帝也受够了窝囊气，小时候不能玩，长大了一定要补一补。在当了皇帝以后，他就开始“恶作剧”。登基不到两年，他就在宫外建了一所充满野趣的俱乐部，叫做“豹房”，其中包括精舍、猎房和康乐设施，在里面与宦官、娼优、喇嘛、异域术士嬉游。
他不拘小节，在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看到地上泥水横流，便下令群臣免予跪拜，这当然激起了所谓忠臣的反抗，但孰不知，这也是正德皇帝对他所受教育和束缚的反抗。
豹房勇士铜牌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7年)，鞑靼小王子伯颜猛率五万骑兵入侵，正德帝听了，大为高兴，觉得可以过一过将军瘾了，立即御驾亲征，虽有群臣反对，他还是“一意孤行”，结果胜利班师，但他觉得只打了胜仗算不得有意思，便自封为“威武大将军”。
过了一年，他还想过过当将军的瘾，要大学士草拟圣旨，命“威武大将军”北行巡边。大学士当然不干，他们伏地请求，泣血而谏，说即遭赐死也不干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正德帝不管这一套，还是以此身份巡边，途中再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又自封为太师。这次出巡并不那么顺利，于次年春天无功而返。
忠臣们不干了，廷臣抗议者先是十数人，后达百数人，跪在午门外，要求弄明白“威武大将军”到底是何人，若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应当处死。而正德帝还真有股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年又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出巡各省，甚感风光威武。
最后群臣集体抗议，正德帝觉得他们太多事，便劝他们回去。但仍有一百四十六名大臣跪着不走。正德帝发怒了，不走吗，就打走，于是，每人赏棍三十，有十一人被打死了。
当然，明武宗正德皇帝不是一个好皇帝，他宠信太监刘瑾，结果特务横行，良臣遭戮，朝政和国事都乌烟瘴气。但我们不是在评论正德帝的得失，我们要看的是不自由的生活对人的重大不良影响。
中国康熙少年读书像
历史上有一位少见的英明皇帝，这就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康熙大帝。康熙即位之时才七岁多一点，可谓是少年天子。我们不能否认康熙身上有天生的政治家成分，但他青少年时期所过的较为自由、健康的生活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清世宗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二月五日，顺治帝福临病逝，其第三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
康熙即位之时，刚刚七岁零九个月，年龄很小，顺治便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接来，让他们做顾命大臣，这四个人也在顺治帝前宣誓，表示“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计私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但是不久，这四位大臣就忘记了他们的誓言。
摆在康熙面前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就朝廷以外的情况来说，满清入关不到二十年，人心并未归附，前明之思还在人们心中隐藏着，尤其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三藩，势力十分强大，多年来一直准备造反。台湾岛上郑成功的后代也虎视眈眈，窥视清朝的东南沿海一带，寻找时机，准备反攻。
东北方有俄国军队不断骚扰边境，侵吞土地，掠夺人口财富。西边的西藏也很不安定，西北部的准噶尔部更是气焰熏天，不断向东进扰，北方还有诸蒙古部落，也伺机南下。
朝廷内部的局势就更令人康熙帝巡视江南图局部
忧虑了，在四个顾命大臣当中，索尼年纪大了因病而死，遏必隆勾结鳌拜，唯鳌拜之命是从，而苏克萨哈则是鳌拜的对头。不久，苏克萨哈就被鳌拜陷害致死。这样，朝廷之上就只有鳌拜一党了。鳌拜是“巴图鲁”(满族语勇士)出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性格强暴，为人武勇，极难制服。在他把持了朝廷大权以后，大肆捕杀异己，曾矫诏杀死了山东、河南的巡抚和总督。他在朝廷之上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根本无一点人臣之礼。他把康熙视若无物，经常当众与康熙大声争论乃至吴三桂像
清代诗人吴伟业在《圆圆曲》中说：“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无论怎样，吴三桂的汉奸罪名恐怕是洗刷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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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少年天子的卓越智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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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斥康熙，直到康熙让步为止。在处置苏克萨哈时，鳌拜要将他凌迟处死，康熙认为他无罪，鳌拜就大声争执，康熙仍是不许，鳌拜竟捋起衣袖，上前要打康熙，康熙害怕，只得同意鳌拜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朝廷内的形势，竟至于此。
面对这种内忧外困的局面，康熙如果想开创一个太平兴盛的朝代，必然要有非凡的谋略和气魄。
少年的康熙就表现出他不同于一般人的胆识。首先，他决定除掉鳌拜，掌握实权，然后再作他图。
康熙除掉鳌拜的方式极具少年的心性特点。
当时，鳌拜掌握军权，如果直接下令捉拿，必定会引起叛乱，那时不仅鳌拜捉拿不到，连康熙自己也将面临危险，朝中的正直大臣，甚至太后都对此一筹莫展。
一次，鳌拜称病不朝，康熙亲自去看望他，鳌拜躺在床上，卫士见他的神色有异，急忙向前揭开被子，发现鳌拜的身下藏着一把极其锋利的匕首，鳌拜当时极为紧张，卫士也不知如何处置，康熙却突然插话道：“随身携刀是满人风俗，不必大惊小怪。”康熙在不动声色之中稳住了鳌拜。
中年康熙像
公元1667年，康熙十四岁，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可以亲政(即亲自处理政事)了，但有鳌拜专权，他无论如何是亲不了政的，铲除鳌拜，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么，明捉不行，用什么办法才好呢?康熙终于想出一计，不动声色地干了起来。
满族人喜欢摔跤，康熙就挑选了一些身体强壮的贵族少年子弟，到宫中练习摔跤，练了一年有余，技艺大为长进，康熙也不时到摔跤房去练习，居然也窥得了门径。宫廷中的王公大臣以及后妃太监尽知此事，但都觉得是少年心性，十分自然，没有任何人怀疑康熙有什么其他的动机。在不知不觉之中，康熙的这支“娃娃兵”就练好了。
在这期间，康熙还依照中国传统的“将欲夺之，必先与之”的做法，连连给鳌拜升官，鳌拜父子先后被升为“一等公”和“二等公”，再先后加上“太师”和“少师”的封号。不仅稳住了鳌拜，还使他放松了戒备。
在康熙十六岁的那一年，一切终于准备就绪。他先把“娃娃兵”布置在书房内，等鳌拜单独进见奏事时，康熙一声令下，“娃娃兵”一齐涌上，登时把鳌拜掀翻在地，死命按住，康熙又让“娃娃兵”把鳌拜捆绑牢靠，投入了监狱。这群“娃娃兵”做完了一件大事，尚蒙在鼓中，还以为是小皇帝爱胡闹，让他们捉鳌拜考较功夫呢。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守得住秘密，否则，鳌拜的耳目极其众多，只怕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在捉住鳌拜之后，康熙立即宣布了他的十三大罪状，并组织人审判鳌拜，将鳌拜集团的首恶分子也一网打尽。不久，鳌拜死于狱中。此后，康熙又为受鳌拜迫害和打击的人平反昭雪，放还了被鳌拜霸占的民田，又限制了奴仆制度，改革了政府机构。康熙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这些雷厉风行的重大举措，使得一些反应慢的大臣简直有目瞪口呆之感，但他们很快就缓过神来，觉得康熙实在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康熙也从此集中了权力，建立了威信。
康熙在从七岁到十六岁这段时间中虽然因鳌拜专权而备受牵制和压抑，但他的少年生活基本上还是自由和正常的。也许是满族人刚刚入关的缘故，他们还没有汉人皇族那样严格的礼教观念，也不按汉人那样严格地照规矩生活，所以，康熙在少年时代还可以像一般人家的子弟那样在身心两方面得到较为正常的发展，而不像以前的许多皇帝，在童年、少年时代就造成了有一定畸形倾向的性格。据说，努尔哈赤及其许多儿子都目不识丁，只有第八子皇太极粗通文墨。可见，满族人重武轻文，到康熙这一代，仍无多少礼教观念。然而，康熙毕竟生活在汉人地区，汉族的文化开始浸透到满族的贵族之中，再加上满族人从皇太极开始就十分重视汉族的文化，因此，康熙自幼年起就开始大量接触中国的文化典籍了。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康熙本人是一个爱读书、爱思考的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他是发自内心，是主动的，而不是像前代的许多皇帝那样成天被人“谆谆教诲”而被动地接受。因此，康熙的努力学习，并未对他健全的性格产生不良的影响，相反，增长了他的见识，开阔了他的视野，他是一个真正善于读书而又能用书的人。甚至可以这样说，康熙之所以成为一位英明的君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能活学活用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铲除鳌拜之后，康熙又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历法之争。
在顺治时期，西方的传教士就进入了中国，汤若望等一批人还受到了特殊的优待。在这一时期，汤若望用西方较为先进的算法推算出了一部天文历法，顺治把他任命为“通玄法师”，并任钦天监监正(国家天文台台长)。这套历法在当时是较为准确的，但有一个叫杨光先的人投靠鳌拜，上书清廷，说汤若望在《时清人作/乾隆狩猎/一箭双鹿图
据统计，康熙一生猎虎六十一只，乾隆猎虎多少，则无记录。不过，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在位六十年，“康乾”是不是盛世且不论，两人先后在位时间之长，倒的确是一件“盛事”。
宪历》的封面上印上了“依西洋新法”字样，是要清朝屈服西方，是“阴行邪教”，如果废了黄帝以来的中国天文历法，那就要把尧舜以来的礼仪制度都要废掉。杨光先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可笑，不会有人理他，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很历害的理论。在鳌拜的支持下，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正，朝廷的许多大臣也都主张废除洋法，用中国的旧历法。礼部、刑部还作出了决定，杀了一批主张用洋历法的大臣。亏得太后的保护，汤若望才免于一死。但从此朝廷形成了两个历法派。
康熙本人对历法了无研究，不能作出决断，但他知道不能用祖宗的规矩来压制西洋的先进东西。在铲除鳌拜以后，康熙想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他一边派传教士南怀仁去推算比较两种历法，一边自己刻苦学习，了解历法的大概。经过研究和使用，杨光先的历法屡屡出错，因此，康熙废了旧历法，推行新历法，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同大臣们讲明道理，较好地解决了新旧历法之争，也显示出了康熙认真求实的态度，为他进一步赢得了威信，群臣都不敢把他当小孩子看待了。
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平定“三藩”，尤其是吴三桂，勾结朝臣，收买心腹，对朝廷的钱粮大加挥霍挪用，在云南招兵买马，积极备战，那是早晚必反的。康熙的态度极为明确，那就是坚决撤藩，不能姑息养奸。不过，康熙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叛乱晚发生一天，就对自己有利一分，因为从年龄来讲，自己会一天天地长大，而吴三桂会一天天地老下去，自己会准备得越来越充分，而吴三桂则只会越来越不得人心。
康熙亲征准噶尔部的叛乱
清圣祖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尚可喜年老多病，把藩事交于其子尚之信代理，尚之信掌权以后，残忍好杀而又多行不义，尚可喜受不了其子的挟持，便上书请求撤藩，要求告老还乡，并让其子袭爵。这一年，康熙十九岁，许多大臣都认为不宜撤藩，但康熙认为这是撤藩的大好时机，当即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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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少年天子的卓越智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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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在北京，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报告了云南的吴三桂，吴三桂又告知了福建的耿精忠，两人均感惊慌，因为他们害怕撤藩。在幕僚的劝说之下，吴三桂与耿精忠均于这年的十月上书，请求撤藩，说了一些“仰垦皇仁、撤回安藩”之类的话，其实际用意是试探朝廷的态度，这一点，清廷大臣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围绕着是否撤藩这一问题，清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绝大多数大臣找出种种理由来推搪，认为不可撤藩，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害怕吴三桂等人造反。只有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几个大臣主张撤藩。几次讨论，都未取得共识。这时，康熙十分决断地指出：“三藩久握重兵，蓄谋已久，今撤也反，不撤也反，与其晚撤，不如早撤。只是一边撤藩，一边准备应战罢了。”于是，康熙派出使者，催促三藩快撤。接到允许撤藩的诏书以后，吴三桂等人知道弄巧成拙，只好阳为恭顺，敷衍清廷使者，暗地里加紧反叛的准备工作。清廷的使者见吴三桂一味迁延时日，不愿离开云南，就要回去报告。吴三桂见已无法可想，就杀掉了使者和云南的行政长官巡抚朱国治，于公元1673年十一月悍然发动叛乱。
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尚之信、耿精忠也随之造反。叛乱的形势正如康熙当初估计的一样，一开始气势很凶，很快就打入了湖南，四川、广西一带的文武官员也附和响应，半个中国都燃起了叛乱的战火。这吓坏了清廷的一些官员，他们主张向吴三桂等叛军屈服，甚至割长江以南给叛军，还有的人要求杀了当初主张撤藩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果断地作出了决定，下令处死了吴三桂留在北京作人质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这样，朝廷官员知道，朝廷再也没有了退路，只有同吴三桂等叛军决一死战，清廷因此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念。而吴三桂等叛军也知道对清廷的要挟已失去了作用，只能死拼到底。但大部分将领也因此开始离心了。
康熙面对“三藩”之乱并不惊慌，而是首先确定正确策略，认为“三藩”之乱以吴三桂为首，其余多是胁从，若能击败吴三桂，其余叛军不难攻破或是收服。这样，康熙就调兵遣将，重点向吴三桂进攻，对川、陕一带的胁从叛军，反复进行说服争取工作。康熙的这一招十分奏效，在不长的时间里，吴三桂就被分化瓦解，阻困在了湖南。
公元1678年，康熙收复了浏阳等湘地的许多城池，吴三桂知形势不好，赶快过一过皇帝瘾，撕下了“复明”的假面目，于三月二十三日在衡山祭天，自称皇帝，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同年八月，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璠即位，退据云南，后昆阳城破，吴世璠服毒自杀。吴世璠被断头送京，吴三桂被掘坟折骨。耿精忠、尚之信等人也早已被杀，川、陕等地也已平定。至公元1681年，乱了八年之久，折腾了十多个省份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
在平乱之中，康熙的英雄睿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决平叛，临乱不惊；二是方针正确，先攻吴三桂，分化收服其余；三是调兵遣将，指挥得当。平叛过后，这位少年天子已经二十八岁了，到这时，他已成为一位较为成熟的政治家。
康熙于六十八岁去世，在他后来的四十年里，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统一中国，使台湾回归方面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郑成功从荷兰人的手里夺回了台湾，本想把它作为抗清的海外基地，但壮志未酬，于三十九岁(清圣祖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去世。其后，郑氏子孙和部将互相争斗，一直未能振作。公元1683年，康熙派施琅攻入台湾，并及时制定政策，让施琅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康熙的正确指导下，郑成功部将投降。康熙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并将郑成功归葬南京。
对于西北部的准噶尔部的叛乱侵扰，康熙数次亲往征讨。经过艰苦的奋战，终于平定了中国的大西北。
在抗击沙俄侵略的卫国战争中，康熙的决策堪称英明，他指挥大军赶走了沙俄侵略军，并订立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一条约划清了中俄的国界，为中国争取了大片的领土。
另外，康熙本人在科学方面还有一定的贡献。他少年时期就学习天文历法，后来还倡议学习数学，设立“算学馆”，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在医学方面，他以权力推广中国古老的种痘免疫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并尊重由西方传来的用金鸡纳霜治疟疾的方法；在地理学上，他还花费心血测绘中国地图；在农学方面，他也能亲自培育出一个新的品种。
康熙大帝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中国历史上十分优秀的皇帝，不仅在成年以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少年时期所做的除鳌拜，解决新旧历法之争，平定“三藩”之乱三件事，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了。
平心而论，除掉近代史上的几十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很坏的朝代，起码要比明朝好得多。清朝的前几位皇帝，的确还都是很有作为的，尤其是康熙大帝，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出几个这样的皇帝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别的原因先不说，也许与满清入主中原以后，总是担心自己的统治能力有关，在这种担忧之下，比起以前的朝代来，多少增加了一些兢兢业业的精神。或许是一个新崛起的民族更有活力?就像康熙因为有自由的童年生活反倒比那些受到严格教育的许多前代皇帝更容易作出成绩一样，这都很难说。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是蒙古族建立了元朝，一是满族人建立了清朝，但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或浅或深地认同了汉族的文化。他们占领了中原，浸淫了这种文化，却又在这种文化中衰败下去，这又该怎样解释呢?这里好像既有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又像一个令人无法突围的圈，我们就一代一代地在这无始无终的圈中环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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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为巩固权力而下嫁大臣的皇太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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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存在着“和亲”的传统。
提起“和亲”，话可就长了。中国有一句古老的祝福人结为夫妻的话，叫做“永结秦晋之好”，这“秦晋之好”，就是“和亲”的产物。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你争我夺，似乎永无宁日，不论是歃血盟誓，还是别的什么办法，都不能保证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在黔驴技穷之际，聪明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把您的国君的女儿姊妹嫁给我的国君，把我的国君的姊妹女儿嫁给您的国君，大家连络有亲，相互扯紧裙带，大概就不会打架了。尤其到了下一代，那就更妙了，您的国君把我的国君叫姥爷，我的国君把您的国君叫外公，那就更打不起来了。于是，春秋混战之际，秦国和晋国这两个紧挨着的国家就和起亲来，互嫁姊妹女儿，不让对方扩张的野心害自己，要永结“秦晋之好”。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晋两个国家是春秋时期打得最为激烈的冤家之一。这下子可就热闹了，国君的妻子成天跟在国君的后头抹眼流泪地哭闹，或是要求放了她的弟弟，或是要求救救她的哥哥，这裙带真是拧得七弯八拐，哪里还有一点亲情的味道。如果要从“秦晋之好”这一成语的事实来想问题，那么，以此来祝福男女好合，简直无异于诅咒。
诸侯国之间和亲靠不住，皇帝和大臣“和亲”能否靠得住呢?那就更未必了。在一统天下的时候，皇帝有许多女儿，但皇帝却只有一个，因此，皇帝的女儿们只有嫁到大臣的家里，皇帝也把女儿当作笼络大臣的一种手段，但是皇帝照样不相信大臣，大臣也照样造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功臣被戮，也不会有权臣造反了。看来，裙带毕竟是裙带，以裙带的柔弱去缚那充满欲望的权力之手，是无论如何也缚不牢的。
当然，我们并宋人绘昭君出塞图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唐/杜甫/咏怀古迹
非一味地否定和亲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都为维护民族间的安定团结、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和亲”这种方式的文化涵义，并不仅仅从政治角度去作简单的评价。
“和亲”之策，既可通过姻亲关系来建立血缘关系，又可增加感情的联络和纽结，其实，还有一种物质上的抵押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和亲”是制造“人质”的一种最为奇妙的方法，有了这种通过血缘遗传关系而制造出的特殊“人质”，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君臣关系多少会有些改善。
因此，“和亲”之策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封建帝王尤其如此，甚至重视到了实在无法“和亲”时，皇太后委身下嫁，亲自去“和亲”的地步，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是一次奇异之举了。
清太宗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清朝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皇太极病重。他自建立清朝以来，可谓发扬光大了努尔哈赤的事业，对内改革政治，对外开疆拓土，使满清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他年仅五十二岁，便一病不起。他深深地知道，满清的基业还不稳固。
明朝依然十分强大，而在满清内部，皇太子努尔哈赤克沈阳图
虽然早已册立，但诸王之间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因此，对安排后事，皇太极十分重视。
太子的母亲吉特氏(吉特氏全称博尔济吉特氏，属蒙古科尔沁部，父名寨桑，其姑是皇太极的正宫皇后，即孝端皇后。吉特氏在其子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亦即皇太极的皇后。死后谥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一般称为庄妃或孝庄皇后)是皇太极的宠妃，史称庄妃。庄妃长得十分美丽，而且精明强干，很有见识，皇太极在许多方面都得助于她，因而在安排后事上对她甚为倚重。皇太极在自己病重不起之时，叫来庄妃，握着她的手气喘吁吁地说：“我今年五十二岁，即使死了，也不为夭亡，只恨未得统一中原，不能与爱妃共享天下，不免遗恨。我死之后，福临可以即位，但他年幼无知，不能亲理政事，只好由诸亲王摄政了。”于是，皇太极把几个亲王叫到病床之前。
皇太极把济尔哈朗和多尔衮找来，对他二人说：“我已病入膏肓，就要与二王诀别了，所担心的是皇太子福临刚刚六岁，不能理政，一旦即位，还望二王能顾念本族血亲，好好辅佐他。”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听了，连忙跪在地下，对天发誓道：“如背圣谕，皇天不容。”皇太极又指着庄妃和福临说：“他们母子二人，全仗二王，二王不得食言。”就这样，皇太极“托孤”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二位亲王。
老年时的孝庄文皇后像
吕后、武则天、孝庄皇后、慈禧太后，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女强人，然而，这些人上台当权，无一不是靠男人。看来，在一定意义上讲，传统社会中的女人并不完全是男人的奴隶，男人倒有点像是女人的垫脚石。
公元1643年九月二十日，皇太极病死于沈阳清宁宫。虽然皇太极临终前已有了安排，但围绕皇位继承还是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少数少壮派贝勒想立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因为豪格年龄较大，在青年贝勒中有一定的影响；代善之孙阿达礼(多尔衮之侄)和其叔硕托亲王想立多尔衮。按当时的情况来看，多尔衮一派力量较为强大，尤其是多尔衮本人，既军权在握，又骁勇善战，在军队中颇有威望，性格也刚毅果断，所以有一些人想拥立他。
但多尔衮考虑到自己若登皇位怕会引起内乱，尤其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派的力量更是难以制服，所以，他还是决定立福临为帝。
其实多尔衮立福临为帝的用心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福临年仅六岁，即位后必然由多尔衮摄政。多尔衮就会一步步地剪除异己，控制局面，在适当的时机再登皇位，因此，一些亲王不愿意同多尔衮合作，阿济格就称病不出，撒手不管。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稳住人心。于是，他以谋逆罪将拥立自己的阿达礼下狱，以证明自己并不想篡位。他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收拢人心的作用，阿济格也出来视事，表面上的局势又稳定了下来。
福临即位，是为顺治皇帝。嫡母和生母吉特多尔衮像
氏俱被尊为皇太后。多尔衮摄政，被尊为皇父。
庄妃心里也十分明白，孤儿寡母秉政，若无人尽心辅佐，必然权位不保，所以对多尔衮就加意笼络。在顺治即位后不久，多尔衮亲自告发并主持审理了阿达礼、硕托叔侄的谋逆案件，杀了阿达礼，并罪及其妻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这使得庄妃极为感激，从此对多尔衮更加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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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为巩固权力而下嫁大臣的皇太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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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也可谓“兢兢业业”，凡事无论大小都一概禀告庄妃，庄妃也让多尔衮随便出入宫廷，便宜行事，不必事事奏告，也不必多避嫌疑。于是，多尔衮随意出入宫禁，有时甚至留宿宫中。
多尔衮其人据说长得一表人才，十分精干秀拔，但却是一位好色之徒，庄妃也正值盛年，时间一久，便有了苟且之事，宫廷内外便有了一些闲言碎语，连顾命大臣济尔哈朗也说三道四。多尔衮知道以后，告诉了庄妃，让她拟了一道圣旨，派济尔哈朗前去攻打山海关，把他远远地支派了出去。
顺治皇帝像
庄妃是个十分精明的人，关于她和多尔衮的苟且之事，到底是出于多尔衮的逼迫，还是庄妃自愿趋献，或是二者皆有，已无法用史实来证明。其实，这种事就是放在今天，也难以说清。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多尔衮嗜色如命，庄妃既年轻美丽，又聪慧能干，多尔衮想渔猎其色，恐怕是可想而知的事。多尔衮的好色无耻，还可以用另一件事来证明。
一次，多尔衮在庄妃那里见到了一位十分美丽的妇人，与庄妃之美不相上下，十分眼馋。回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皇太极的长子、肃王豪格的福晋。从此，多尔衮又迷上了这位福晋。后来肃王豪格死于狱中，多尔衮把豪格的福晋纳为自己的妃子，但不久又生厌弃，迷上了朝鲜的两位公主，把豪格的福晋冷落在一边，任她撒泼使性，只是避居不理。从这件事看来，多尔衮对庄妃主动发起进攻，应当是可以想见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庄妃的态度如何呢?以庄妃之精明，她不会不考虑到苟且之事对她的身份地位尤其是声誉所带来的影响，但如果拒绝了多尔衮，恐怕带来的问题就更大了。庄妃十分清楚，多尔衮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其好色如命更是他性格上的极大缺陷，如果施以温柔之计，也许会很容易地笼住其心，利用他去控制住权力，顺治的皇位和自己的太后之位就会较为稳固，而且会一天天地稳固起来。也许庄妃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同多尔衮有了“和亲”之举。
当然，以庄妃之盛年，以多尔衮之仪表和热情，也并非没有因此而苟且的可能，但总的看来，这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或根本就不是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女皇武则天和其女太平公主以及其他许多的皇后公主曾经多养面首，但基本上没有与权臣发生什么情感纠葛，根本原因就在于她们的权力已很稳固，不需要再施“美人计”来稳住统治地位了。她们甚至要远远地躲开权臣，以免自己的私生活以及其他什么秘密为权臣所窃、被他们拿到把柄来攻击自己。由此可见，庄妃与多尔衮的关系，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维护权力的需要。
多尔衮在后来的日子里建立了赫赫军功，尤其在招降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击败李自成的军队上更显突出。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了北京城后，没收了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家产，也抢走了他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知道后，十分愤怒，拒不投降李自成，大诗人吴梅村在《圆圆曲》中写道：“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跑到多尔衮的军中，剪发宣誓，正式做了满清军队的马前卒。这时，李自成的军队也来到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列阵于山海之间，准备与吴三桂决战，多尔衮让吴三桂打头阵，自己立马观看。吴三桂亲自上阵，与李自成的军队打了十多个回合，被裹在了军中。正在这时，一阵狂风忽起，多尔衮眼见吴三桂要失败，便催动数万铁骑从两侧冲来。李自成大惊，他根本没有想到满清军队会参战，慌了手脚，走下指挥台，先行撤退。李自成的军队大败，在吴三桂的引领下，满清军队正式入关，定都北京。顺治是满族人入关以后的第一位皇帝。
入关以后，多尔衮的权力更大了。在攻打农民起义军和消灭明朝余留势力的反复征战中，多尔衮也显示了很强的指挥能力，他调兵遣将，攻下明朝的一个个城池，队伍逐渐向南推进。这时，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已死在狱中，多尔衮就成天与豪格的福晋朝欢暮聚，鬼混在一起。豪格的福晋虽是他的侄媳，多尔衮却思想解放得很，一点也不顾忌，一时间舆论大哗。
